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摘要：20世纪40年代文学在战时中国充满转折与流动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丰富驳杂的文学史面貌。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篇1：

论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摘要】“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有失偏颇，然而，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本文在分析中华大地地理特征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地理环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

【作 者】许 彬，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730020；谢 忠，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湘潭，411201

On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XuBin，XieZhong

Key words: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ineseNation ； diversity in unity; pattern; influence.

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过：“在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时，首先遇到的是制约每个民族发展的力量——它的自然条件，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特征，对民族的历史生活过程有着强烈的影响。”^[1]因此，考察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必须从分析中华先民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入手。

所谓地理环境是一个与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与某一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它是每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发祥地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四周由天然屏障构成一个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幅员辽阔，地形、土壤与气候等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中央平原地势开阔、生态条件得天独厚，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内部结构完整并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我们可称之为“中华大地”。中华大地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这是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大熔炉”

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关系，首先必须界定我国的历史疆域。然而，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都经历了多次演变，其疆域面积、民族成分也发生过多次变化。^[2]因此，如何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历来是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在这个具有重大政治历史影响的方法论问题上，由于研究者各自的视角不同，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方法：一是“上溯法”，主张由今及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出发去研究中国历史；^①二是“下叙法”，主张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自古而今地叙述中国历史；^②三是“截取法”，主张按照1840年以前的清朝疆域来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学术界之所以在中国历史疆域这个问题上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是因为上述三种观点都各有利弊。“上溯法”虽然照顾了当代政治的现实，但是以今套古，难免有削足适履的弊端，而且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来说，这也是不足取的；“下叙法”，从“中国”的历史演变出发，把“中国”等同于中原王朝，不仅难免有大汉族主义的嫌疑(因为汉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最多、统治的时间最长)，而且必然导致“未纳入中原王朝势力范围的民族就是外国和异族”的历史悖论；“截取法”实质上也是一种“上溯法”，只不过上溯的起始时间稍微提前了一些，而且在疆域面积上对我国最为有利。

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还是从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来看，中华先民的生存空间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稳定并且大体一致的地理范围，而且，这个地理范围并不存在一条人为疆界，而是由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条“自然疆域”。中华大地的东面及东南濒临浩淼无边的大海大洋，北方和东北绵延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荒原草地和原始森林，西边和西北是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相间隔，西南则有气势绝伦的喜马拉雅山脉，呈新月形环绕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侧，成为中华大地与南亚次大陆的天然分界。可见，虽然中华大地与东南亚诸国和朝鲜等国相接之处较为畅通，但就其整个地理环境而言，基本上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自然疆域”。这条自然疆域同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1820年清朝《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所确认、并得到沙俄与西欧列强承认的疆域基本吻合。

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华民族栖息之地的大致描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种早期华夏族的“四至”观，已相当明确地概括出我国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特征。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时指出：“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3]中华大地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特征为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共同的心理认同和地域基础。

一方面，基于对中华大地半封闭性特征的朴素认识，中华各族先民形成和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大一统思想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萌发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随着秦汉的初步统一得到正式确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演变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4]中华大一统思想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表现为强调“中华一体”、“华夷一统”，它作为中华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华大一统思想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延续至今而且历久弥坚，成为中华各族不断走向统一、融为一体的心理文化基础。历代封建帝王，无论是汉族帝王君临天下，还是其他民族首领入主中原，无不将“一统天下”视为己任；官僚士大夫阶层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各族人民无不在分裂中盼望统一、在乱世煎熬中祈求天下太平。近现代以来，中华各族儿女更是同仇敌忾，为捍卫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作出了巨大牺牲。

另一方面，在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整个古代时期，中华各族先民都很难同“自然疆域”之外的民族开展大规模的交流，他们的联系和交往基本上是在中华大地内部展开，从而使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走向了一条独立发展、自我调节的道路。两千多年来，在中华大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中华各族人民以己所有易己所无，相互依存，彼此促进。虽然关系或亲或疏，时战时和，有分有统，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分庭抗礼、兵戎相向，还是“和亲”通好、会盟互市，都是发生在中华大地这个共同地域里。在这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中，经过数千年的“搅拌运动”^[5]，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在这个共同的生存空间里，“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P3-4)

二、辽阔的疆域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

民族理论研究一般说来，疆域面积的大小同其容纳民族成分的能力成正比，狭小疆域容纳民族成分的能力相对较小，因而其中的民族成分也就比较单一。这是因为，居住在狭小疆域的民族一旦遇上严重天灾或强敌入侵，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远走异国他邦；否则，就要么坐以待毙，要么甘当奴隶，甚至被强迫同化。然而，中华大地幅员广大，回旋余地极为宽阔。就当代中国疆域而言，东西跨经度约62。，长约5 200公里，时差在4小时以上；南北跨纬度约49。，长约5500公里，地跨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三大气候带；总面积达96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6.5%,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位居第三，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差无几。^[6]况且，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比当代中国疆域的面积还要大得多。相对而言，广阔的疆域不仅包含着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而且能为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宽绰的回旋余地。而这两个条件对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都极为有利。

在这种恢弘的地理环境中，中华民族格局中的多元成分很早就得以形成，并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发展。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的曙光时期，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3](P7)中华大地的广大面积使分居各地的民族能够相安无事地向前发展，即使有所冲突和斗争，也因为有极为宽绰的回旋余地而使弱势民族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存和发展。根据史籍所显示的材料，我国曾先后出现过160多个民族，而实际存在的民族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得多。^[7]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许多次民族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除部分大月氏人、匈奴人、突厥人等迁出了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外，绝大部分民族是在中华大地内部进行迁徙和流动。所以，虽然经过漫长的民族融合与同化，但直到今天，我国还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

三、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对中华民族格局产生了“既发展多元又促进一体”的双重影响

费孝通先生说过：“民族结构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并不例外。”^[3](P4)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中华大地的生态结构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中华大地的生态结构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来源于她的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其一，大陆地势西高东低，并呈三个梯级逐级下降。最高一级为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第二级由大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和大盆地(达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四川盆地等)组成，平均海拔下降到2000～1000米；第三级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其二，地形非常复杂。既有高原和平原，又有山地和盆地；既有丘陵、沙漠和岛屿，又有海域、湖泊和河流。其三，气候类型比较齐全。南北跨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三大气候带，同时，复杂的地势、地形条件也增加了气候类型的多样性。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3](P5)

一方面，复杂的地理条件孕育了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④的多样性。在古代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复杂的地理条件(尤其是地形、气候条件)使得散居各地的中华先民长期处于分隔状态，他们只能适应本民族的生态环境，相对独立地发展各自的经济和文化，从而形成各民族千姿百态的经济文化类型。这种由地理条件造成的自然分隔状态，虽然阻碍了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学习，从而导致了有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长期滞后的不利后果，但是，它在客观上又成为这些民族屏蔽外界影响、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天然盾牌。根据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框架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组，即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每一大类型组又分为若干类型、亚型，如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又分为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牧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和平原集约农耕型(含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8]这些同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对我国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特点的理论概括，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成分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中华大地这种复杂的地理条件同其广阔的疆域一样，对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复杂的地理条件又造就了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互补性。如上所述，就整个中华大地而言，它生态结构是千姿百态的，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就各个具体的民族地域而言，它们的生态结构又是相对单一的，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是相对单一的。我国经济文化类型的这种多元性与单一性的对立统一，既给各民族提出了打破自然封锁、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又为它们在经济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因为，各民族自身相对单一的经济文化类型使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很大局限，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尽可能地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分隔状态，开展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最终融合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有的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地使中国的民族与经济区域划分为互相依赖和补充的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南北三个发展带就是：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耕民族和水田农业发展带；此线以北到长城以内(包括辽东、辽西)的旱地农耕民族和旱地农业发展带；长城以外为游牧、渔猎民族和游牧、渔猎经济发展带。从东西方向看，则以天水为中心，北至大兴安岭北端以西，南至云南腾冲把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东部湿润而适合于农耕，西部为干旱高寒的游牧和小块农业区。中国的大统一实际上就是这南北三带和东西两部民族关系发展的伟大结果。^[9]可见，中华大地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在孕育和发展中华民族格局多元成分的同时，也蕴涵着各民族走向一体的历史趋势。

四、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民族特点，进而对民族融合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复杂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各族特色鲜明的民族差异，而这种民族差异又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如前所述，主要聚居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他们坚韧勤劳，性格内敛，安居乐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多为广阔的草原、沙漠，交通便利，气候寒冷干燥，宜于发展牧业。在这种生态条件成长起来的北方游牧民族性格豪放，勇敢尚武，精于骑射，一直对中原政权构成巨大威胁，甚至取而代之。当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北方民族一轮又一轮地侵扰汉族虽然存在深层次的经济动因，如它们需要汉族生产的粮食、茶叶、铁器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但是，中原地区平坦开阔、易攻难守、便于骑兵纵横驰骋的地形特点也往往成为引发北方民族屡次侵袭的诱因。

相反，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往往局促于山地，气候温暖湿润，交通不便，造就了南方民族数量众多、力量分散、性格温和、发展迟缓的特点。因此，在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的关系中，它不仅极少受到来自南方民族的严重威胁，而且多次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如秦始皇征百越、汉武帝用兵西南等。

这种源自地理环境的民族差异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格局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大多数中原王朝在军事部署上都采用“向北防守，向南退却”的战略态势。如何防御北方民族的侵袭，历来是中原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而面对北方民族的长驱直入，中原王朝如不能遏止其攻势，大都采取向南迁徙的策略，如东晋、南宋、南明等。即使少数有作为的君王曾主动出击北方民族，也基本上是以攻为守，汉武帝和明成祖北伐成功后随即修复长城便是这一动机最好的诠释。

总之，南北方民族正是基于这种源自地理环境的民族差异，走向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融合之路：北方诸民族的融合总是少数民族采取主动“打进来”的方式,呈现出金戈铁马、纵横驰骋、大开大合的恢弘气势。而南方各民族的融合总是伴随着汉族向南方的迁徙、开发，方式比较和平，进程相对缓慢。在南北方民族融合进程的巨大差别的背后，隐藏着地理条件的难以察觉的，但又几乎是全方位的影响。^[10]

五、以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主的中央平原，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华夏—汉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中华大地山地众多，但是平原面积也很广，而且相对集中于中央。就当代而言，我国平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2%，其主体部分在中华大地的腹心之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央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它主要由滦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总面积近达百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国中，很少有我国这么集中而广大的中央平原。^[11]

黑格尔说过：“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除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在极寒和极热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做自由的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建筑一个世界。……所以历史的真正舞台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里形成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12]我国广大的中央平原正处于北温带，位于地球母亲的“胸膛”之上，特别是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自然条件更是极为优越。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华夏—汉族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使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汉族凭着这种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凝聚核心。然而，这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不是因为汉族比别的民族更聪明；不是‘天赋独厚’，而是得天独厚。”^[13]

考古发掘证明，大约在7000年以前，新石器文化的曙光几乎同时照亮了中原两河流域中下游这两个生态条件基本一致的地区。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势平坦，大部分为肥沃疏松、便于耕耘的黄土覆盖。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非常优越。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指出：“自仰韶文化时期至西周初年，中原一带气候温暖，降雨充沛，动植物繁盛，森林草丛随处可见。此时期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3。C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4。C ～6。C。”^[14]正是这种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黄河中下游平原最早迈进了农耕文明的先进行列，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即狭义的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平原同黄河中下游平原一样，也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很早就成为我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之一。在古代，虽然生产力非常落后，但农业生产同渔猎、游牧相比，它的收获物更稳定，因而更容易解决温饱问题，并给人以安定有序的生活，所以农业文化具有相对的先进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文化不断地互相渗透和彼此交融，逐渐融合成一种广义的中原文化。中原农业文化的先进性使得它成为一种强势文化，而地理上的居中性又为它同各族人民广泛开展交流创造了天然的有利条件。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受各种自然条件和交通落后的限制，散居各地的民族大都长期处于分隔状态，因此，民族交往的主体和范围是有限的，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直接接触更是十分有限，有的甚至是天各一方，素无往来。华夏—汉族以其高度的文明和有利的地理位置，先后同各民族发展了不同程度的关系。正是凭着这种广泛的民族交往，华夏—汉族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渗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3](P3、32)

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双向互渗互动中，强势的中原农业文化呈放射状向四周渗透、扩展，不断地吸收、同化别的文化，但不会被别的文化同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在古代始终是呈现多元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反复汇聚于中原，形成一个又一个发展高峰；同时，又以高度发达的中原经济、文化，向边疆地区辐射与扩散，促进边疆既同步又不平衡的发展。众多民族各有发展历史，又互相影响、越来越紧密地结成统一的国家，在世界上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奇观。”^[3](P89)

广大而集中的中央平原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自秦汉以来，我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其间虽然经风沐雨、屡遭变乱和分裂，但总是“形散而神不散”，每一次分裂都带来了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更高程度的统一。透过中华民族这种无比深厚的凝聚力，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央平原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一，在四周都有天然屏障阻隔的条件下，周边民族向中央平原发展比向边疆或外界发展要容易得多，从而对中央平原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第二，基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华夏—汉族为主的中央平原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明显不同而又互为补充、彼此依存的经济文化类型，由此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经济文化纽带。第三，中央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比较容易统一，而且也便于修筑诸如驰道和大运河之类的大规模的水陆交通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华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维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有力的物质载体。由此可见，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央平原确是功不可没。有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之所以大于离心力，而不是像欧洲有些民族那样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使罗马帝国一旦分裂则无法再统一，主要是受了中央平原的恩赐。如果中国的中央平原也被很多高山峻岭所分割，那么中华民族可能也会像欧洲有些民族那样离心力大于向心力。”^[15]这种看法虽然因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而有失偏颇，但是，它所指出的中央平原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则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过：“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16]正是在中华大地这个具有独特地理环境的大舞台之上，中华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演绎了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大剧。

注 释：

①这种观点以翦伯赞、白寿彝、翁独健为代表。参见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15日；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到4期。

②这种观点以马长寿、王玉哲、范文澜、孙祚民为代表。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玉此及彼哲：《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孙祚民：《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③这种观点以陈连开、陈玉屏为代表。参见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与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④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参见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86页。

参考文献

[1]郭圣铭、王晴佳：西方著名史学家评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20。

[2]杨建新：中国少数民族通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26-134。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4]卢勋、杨保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551-630。

[5]田晓岫：中华民族·绪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8。

[6]刘洪：中国国情[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9。

[7]肖君和：华魂·中华民族大一统[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62。

[8]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86-96。

[9]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42－43。

[10]郑金标、孙靖国：地理条件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9,(12)。

[11]肖君和：华魂·中华民族大一统[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52。

[12]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130。

[13]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6)。

[14]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15]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260。

[16]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63。

[责任编辑：李 妍]

作者：许　彬　谢　忠

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篇2：

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

摘  要：20世纪40年代文学在战时中国充满转折与流动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丰富驳杂的文学史面貌。在“大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下，钱理群的研究以“历史交接期”与“多元化格局”的整体判断确立了40年代文学的总体构造;以“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为问题意识的核心，考察知识分子在转折时代的选择问题;并对一批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的文体实验做出了奠基性的开掘。

关键词：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大文学史;战时中国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一篇杂文中写道：“有什么办法呢，我实在有这样的感觉，天玄而地黄。要玩点训诂学的老套的话，‘玄黄，病也’，天地的病情还没有彻底澄清。”{1}1998年，钱理群借用了郭沫若的这篇杂文（及其同名杂文集）的名字“天地玄黄”为1948年命名，也为一个时代命名。文学史上的20世纪40年代，以一种充满动荡、转折的时代性，不断变动、重组的空间感，及其丰富、驳杂的文学性，在钱理群的一系列研究中第一次呈现出一种具有整体性的文学史图景。经过钱理群及其学生辈的一批青年学人从1990年代到新世纪初具有奠基意味的文学史开掘，“40年代文学”研究在近10年间又逐渐进入了一个深耕细作且众声喧哗的新的研究热潮。值得注意的是，钱理群最初借由40年代文学研究提出的一种“大文学史”的研究视野，直到今天仍构成这一研究领域借鉴与对话的文学史框架与方法意识。在今天逐渐形成的某些新的问题结构中，重新回顾钱理群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或将收获更多的经验与启示。

一、“历史交接期”与“多元化格局”：40年代文学的总体结构

自1980年代末完成《周作人传》后，钱理群便将20世纪40年代文学作为了此后专注近10年的学术研究方向。谈及钱理群的40年代文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一份札记、一门课、一个年头、一个构想。

“一份札记”，是指钱理群发表于1996年的《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这份研究札记及其背后一系列关于40年代小说家的具体研究，与一部资料（《四十年代小说理论资料》）和一套丛书（“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编选{2}，共同构成了其40年代文学研究在文本、理论与史料上的准备，以及初步的文学史筛选工作。“一门课”，指的是钱理群1995年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课程讨论集结成书《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于1999年出版，以扎實的文本细读工作为40年代文学打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形式世界。“一个年头”，即钱理群1998年为“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写作的专著《1948：天地玄黄》。通过聚焦这个转折的年代，钱理群对于40年代文学与历史的整体理解都在这一页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实现了深沉的投射。“一个构想”，是钱理群1990年代初拟定的一个长篇研究计划，后以《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为题于2005年重新整理发表。这一构想计划以五大卷容纳年表资料、文化政治思潮、作家生活与精神史、文学本体发展与代表性作家作品研究等五方面的工作。事实上，这个庞大的构想最终并未以多卷本“四十年代文学史”的面貌实现，但其中有关“文化、思想、学术史背景下的文学史”研究视野，即一个“大文学史”的构想，却引发了现代文学研究界持续的关注、讨论与实践，并在2013年由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中得到了更为广阔的辐射与更有创见的实施。

这一系列研究构想与实践都基于钱理群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总体判断：“40年代文学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格局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它是一个中间环节，上承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学’，同时又下启后半个世纪的‘共和国文学’。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从40年代文学切入，就可以起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的作用。”{1}与赵园认为文学史上的“四十年代”存在所指不够明确的“分期难题”{2}不同，钱理群从一开始就很明确40年代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意义及其所涵盖的历史情境与文学状况。换言之，钱理群一直是在一种具有转承性质的时间意识下去认识40年代，这也决定了他观察40年代文学的出发点与参照系。这当然与钱理群80年代与陈平原、黄子平所共同倡导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带来的某种长时段、整体性的文学史视野有关，但具体到40年代文学，这样的定位则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中间年代”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在于：在以侵略战争、政权更替等诸多以分裂、离散为表征的历史事件带来的某种鲜明的断裂感之外，40年代实际上保留了大量具有延续性的文化脉络与文学实践;而空间性在不断被暴力打散的过程中也在发生新的流动与聚合，各种政治方案与文学力量也在彼此之间相互争辩、角力甚至相互渗透。因此，在这种“上承”与“下启”的位置感中，钱理群一方面关注的是40年代文学对于“五四”文学传统的拓展与新变，另一方面也关注40年代文学作为5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或“共和国文学”的“历史起源”③的意义。如果说由于学科差异和专业背景的不同，钱理群不会像洪子诚一样直接讨论“当代文学的发生”，但他至少是将40年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成熟、变异与转化这一问题来思考的。由此生发而出的所谓“拎起”与“带动”，则是钱理群关于40年代文学研究所具有的某种结构性与动力性的预期。

这种“历史交接期”{4}的时间定位，也决定了钱理群在一个横向的空间层次上对于40年代文学总体结构的把握，即考察这一历史时段内部如“五四”启蒙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民间文化等多种文化脉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层面，钱理群关注的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在各种文化脉络的遭遇与冲突之中或主动或被动的姿态与反应，及其理性与情感上的判断与抉择。具体到文学研究的层面，钱理群则特别注重发掘40年代小说在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文学主流之外形成的“多元化格局”。{5}通过对端木蕻良、废名、路翎等作家的许多不被以往的文学史家所重视的作品的重新评价与解读，钱理群的研究率先揭示了这一时期丰富的文学试验中未及展开的多种可能性。

在“历史交接期”与“多元化格局”的总体判断之下，钱理群对于40年代文学的观察还交织在其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结构性认识当中。因此，40年代文学是被放置在“战争与文学与人”“共产主义运动与文学与人”和“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学与人”这“三大问题的交叉”之中来看待的，{1}这三大事件也构成了钱理群讨论40年代文学时的主体问题结构。在“大文学史”研究最初的设计中，那些对于大量的所谓文学“外部”问题的关注，如“战争初期全民族的大流亡”“战争中期发生的战争投机主义（市侩主义、物质机遇）”“大后方的生活方式”“沦陷区的生活环境”“延安与敌后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的新生活”“国、共两党的文化政策”“作品的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学校及社会图书馆，书商与出版团体的关系”“战争引起的印刷、出版状况的变化”“读者群体”与“接受效果”“解放区的农村教育、农村文化活动”{2}等诸多问题，其实都是在上述三大主体结构中被纳入讨论的。“大文学史”的构想看似零散、驳杂，但实际上自有其内在的问题结构，正因其同构于整个40年代的历史结构，因此，也就不止是一种能够被泛化到广义的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去的文学史观念和实践方式。对于40年代文学而言，“大文学史”的观念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在视野和方法上高度贴合于它的对象。相比于现代文学史中的其他“十年”，它更像是从40年代的历史情境与文化状况中生长出来的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历史与文学的方式注重社会、政治、文化的流动性、变动性与互动性，对各种各样的政治设计与文学方案抱有高度的开放性，试图还原的是一个复杂多元、纵横交错的历史结构与文学生态。

二、“面对转折”：战时知识人的精神史与敞开的历史时刻

从钱理群关于“20世纪三大事件”独特的描述方式（“×××与文学与人”）中已可看出，与他一贯的文学研究与思想研究的精神底色一样，这一“大文学史”构想最终的落脚点仍在于“人”：“本书的写作目的，总的来说，是要探索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尤其是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说，是知识分子中最敏锐、最感性的作家）的精神历程与由此形成的精神特征，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也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人。以特定历史时期、战争情境中的‘人’为中心：文学中的人，创作、接受文学的人。”③应当说，对于战争时代的人史与心史，尤其是战时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探究，构成了钱理群40年代文学研究核心的问题意识与切入历史的具体方式。

在“战争中的人”这一大的问题结构之中，钱理群首先关注的是战争中的迁徙、流亡、物资匮乏等现实语境下，人的日常生活、生命体验与精神困境，尤其关注作家“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危机”，{4}并力图辨认其言说处境、人际关系、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在战争中的变化。在对于沦陷区文学的观察中，钱理群在沦陷区作家普遍面对的“言”与“不言”的两难处境之中，发现了一种“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与沦陷区文学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之间的逻辑关联：由于经历了“死里逃生”而重新发现个人琐细的日常生活才是“最基本，最稳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而个人的生存又构成了“整个人类（国家、民族）生存的基础”。因而张爱玲等人对于表现“永恒人性”的热衷，也就并非是脱离战争与政治的纯形而上学思考，而恰恰是对于“‘战争’下的‘人’（个人与人类）的生存困境的一种紧张探寻”，{5}是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现实性的。这一对沦陷区文学的体贴观照与重新评价，大概是源自对于作家战争体验的细腻捕捉与深切理解。与此同时，也是从作家最直观、具体的生存处境与言说处境出发，钱理群对于不同的文学潮流在40年代的交互与汇通做出了相当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日军占领的政治高压与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顿之下，沦陷区作家既要通过职业写作解决生存问题，又需要将文学创作作为自我拯救的精神避难所，因而势必会在“文学市场需求”与“内在精神追求”之间谋求一种艰难的平衡，这也就导致了文学品格在“雅”与“俗”之间的相斥与相容，严肅文学与通俗文学两大文学思潮在此形成了一种对立之中的趋近倾向。在这些地方，钱理群不仅是将沦陷区文学视为一种“战争废墟上的精神存在”，{1}更是从战争中的人的生存处境出发，去探寻战时文学的内部构造与动力机制。

在战争造成的所有精神处境之中，钱理群格外关注的是新旧政权的争夺与交替过程中，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转折”做出自身心灵的抉择。如果说，研究40年代文学是希望“从一个时代看一个世纪”，那么选择1948年这个历史关头则是希望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选择1948年作为历史叙述的切入口，是因为这一年正是20世纪的中国历史、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时代，一个将亡未亡，一个将生未生，进行最后的生死搏斗的一年。抓住这一年，不仅可以展示中国文学从4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向，而且决定1949年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的一些基本因素，已经孕育在这一年文学的发展中。在这个意义上，‘1948年文学’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学现象，人们确实可以从这一个年代看到整个时代的文学。”{2}而“转折”正是钱理群对这个典型时代做出的整体判断。《1948：天地玄黄》一书的各个章节讨论的对象与问题看似只是国共内战从相持到激变过程中，不同政治区域或文人群体的各种文化活动的松散拼合，但其背后贯穿着一种整体性的问题意识，即如该书第一章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面对转折”，知识分子如何做出选择，如何安放自身与想象未来，如何面对每一种选择可能造成的困境，甚至包括如何承担这一选择带来的后果。

“北方自由主义教授”是钱理群特别关注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在玄黄未定、危机四起的政治局势当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需要面对自身在政治立场与文化站位上的抉择，也是两党政权皆殊为重视、试图说服与争取的知识群体。因此，他们的道路选择也就变得格外重要与艰难。钱理群关心的是在诸种事件与运动的席卷之下他们的内部分化，不同倾向的自由主义知识者或决绝、或被动、或尴尬、或孤立、或挣扎的复杂处境;坚持独立思想，却无力重整乾坤，又怕被时代抛弃，既想改变自己，又怕失去自己的精神困惑;或是看似“转变”背后的“调整”与“保持”，以及大变革到来前后甚至是生前身后的曲折“命运”。在关于1948年爱国学生运动的考察中，钱理群着重讨论了校园学潮与“反美扶日”运动如何促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并特别谈到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成立与《新路》周刊的创办，如何“自觉地提倡一种理性的、宽容多元的自由主义的话语方式，以与时尚的二元对立模式相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新路》开辟的《辩论》专栏中，“苏联是否民主”“用和平的方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计划”等诸多议题的设立与那些“无结论”的辩论，不仅如钱理群所说，“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到来之前的种种矛盾与犹豫”，③也展现出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大变革到来之前，对于历史进程迫切而主动的参与感，以及有关未来国家社会的多元设计。

在其他章节的讨论中，类似的发现还有很多。譬如朱自清晚年如何以一种“跳出了知识分子本位的更为宽容的文化态度”，重新理解文学史与现实创作中的“雅俗”问题与通俗化实践，重新认识如朗诵诗这样具有强烈政治性、群众性、战斗性的艺术形式及其美学接受，重新检视“五四”以来确立的文学“尺度”的历史效用问题。钱理群将其理解为朱自清的一种自觉努力，即将“五四”个性主义话语与集体主义的革命话语相沟通，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相沟通，提倡一种“雅俗共赏”“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文学现代化思路。{4}又譬如继1947年下半年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论争之后，《观察》周刊又自发地展开了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论争。在朱光潜对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的坚持、张东荪向文化自由主义的退守之外，还可以看到李孝友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于自由主义自身问题的反省，试图沟通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以及援引法共的经验，希望在苏共模式之外构想出一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再譬如1948年冬天在北大召开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朱光潜、沈从文、冯至、废名等著名的自由主义教授也纷纷从自身对一个新的国家的态度和期许出发，讨论文艺、文学家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于这些鲜活的、充满声音性的历史现场的发掘，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多声部的、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历史时刻正向我们敞开。

在这里，敞开的不仅是钱理群所关心的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也是一个富于参与意识和思想活力的、具有开放性的知识现场与文学现场。在这个历史时刻，不仅只有国共两方在提供自身想象中国的方法，也不是只有“旧中国”与“新中国”这两个“中国”在发生碰撞与交接，而是可能蕴含了多个不同的国家方案与远景想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由史料打开的历史情境的开放性，与历史叙述中对于一个巨大“转折”必将到来的预设性视角（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后视镜”视角）之间，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如已有评述者指出的那样：“预设转折已经发生并将其作为论述起点，剩下的只是如何面对转折、被动选择的问题。”{1}但一个敞开的历史时刻则意味着“转折”发生的内在逻辑以及“各势力的关系变动及其背后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2}是值得进一步深入与展开的。仍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40年代的文化实践为例。对于钱理群而言，他其实对于自己采取的历史叙述视角非常自觉，甚至是有意在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史述中引入一个“将来完成时”的眼光与声音，“既进入当年的情境，又不断联想以后发生的一切”，正是为了既能“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去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怎样、何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也即某种历史命题是怎样产生的;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后果）”。③但实际上，今天的很多研究在论及这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在历史关口上的抉择与命运时，都很容易滑入一种悲剧化的叙述模式，即尽管他们有很好的文学主张或政治构想，但终将会被一个即将到来的历史远景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但这样的叙述或许过快地滑入到了这一“不合时宜”的悲剧性结论中去，而在“构想”与“时宜”之间具体的摩擦、商榷与重组的过程，包括其“构想”本身的逻辑、内涵、历史效能以及在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实践中的移步换形或起死回生，都尚未得到足够深入的讨论。实际上，即使是在1949年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存在“多种文化成分、力量互相渗透、摩擦、调整、转换、冲突的情况”。{4}而在一个更大的聚散离合的时空视野中，这些失去了下文的设想很可能也获得过其他一些生长、实践或转换的可能。因此，如何进一步撑开这个历史时刻所蕴含的政治想象力与文学创造力，而不是任其被回收到一种既有的历史认知框架或悲情论述中去，也将成为40年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三、“照亮一个时代”：文体实验与现代主义

关于战争年代的生存情境与生命体验的捕捉与文学史呈现，最为评述者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1948：天地玄黄》的开头：

……正是午夜时分，历史刚刚进入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冯至突然從梦中醒来，在万籁俱寂中，听到临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声音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直到天色朦胧发亮了，才渐渐平息下去。冯至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想：这声音在冬夜里也许到处都是吧。只是人们都在睡眠，注意不到罢了。但是，人们不正是可以从这声音里“感到一个生存者是怎样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吗？——诗人想了很多，很久。

通过这一细节，钱理群的文学史叙述获得了一种与40年代的历史氛围紧紧贴合的叙述调子与情境感：在那个生存的需求高于一切的战争年代，人人都在挣扎着以求得生存的微息。在钱理群的40年代文学研究中，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美国医生在重庆大轰炸中看到的“执犁的农人”、1948年在关于萧军的文坛大论战中《生活报》报头画上出现的一只“铁拳”，都是这样富于历史象征性与文学形式感的瞬间、意象或情境。对于钱理群而言，这是具有“典型”{1}力量的、足以“照亮一个时代”{2}的历史细节，是一个时代的灵魂式的意象。

出于对人的生命史与心灵史的强烈关注，钱理群对于“文学性”的理解也与“人”直接相连：“我们理解的文学性，是指文学观察、把握、书写世界的独特方式，它关注的始终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而且是个体的存在，具体的存在，感性的存在，心灵、精神的存在，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的存在。因此，我们对文学史的观照，也是集中在文学运动与创造中的‘个体史’。”③因此，当钱理群处理40年代的“战争与人与文学”等问题时，“人”处在一个中心位置，文学外部的历史现实与文学内部的形式世界正是通过“人”的处境、经验、情感勾连起来的。因此，钱理群对于历史细节、文学瞬间和形式缝隙的关注，并非执滞于新批评式的细读，而是要从上述这些象征物与形式感背后读出“人”，读出历史对于人的塑造或挤压、泯灭或召唤。人，始终是历史与形式之间的能动主体，也是根本性的意义来源。

反过来讲，在历史与人的关系结构中，文学又充当了重要的中介。在钱理群笔下，那些富于文学性的细节与瞬间、对于这些细节的记录以及由此生发开去的文学想象，正是作家感受与把握历史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从纷繁浩渺的历史烟尘中重新打捞、撷取这些感性瞬间，也是钱理群作为研究者从文学切入历史的方式。钱理群特别善于从40年代小说家笔下提炼出一些象征意味浓厚的意象、人物形象甚至神情姿态。如在师陀的《果园城记》中，钱理群即辨认出一种“凝神远望”的神态与“跋涉者”或“流浪汉”的形象，又从路翎、萧红40年代的小说中提炼出“旷野”“远方”“流亡”等核心意象，以及大地生命的“漂泊者”与“固守者”的形象。在钱理群看来，这正是一个时代的“中心意象”与“中心人物”。{4}同时，生命、时间、信仰、追寻、皈依等范畴都构成了钱理群40年代小说研究中反复关注的重要母题或主题模式。在这些主题之下，再进一步考察各种意象的叠合，如“土地”“农民”“母亲”“家庭”“国家”“人民”的意象如何逐渐在“寻找归宿”这一大的主题下叠合为一种浪漫化的、至善至美的终极价值。由此可见，钱理群其实是通过这些意象和主题去直觉化与象征化地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氛围与历史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心意象的提出也不仅仅是作为“历史象征物”被发现的。一方面，这些意象其实初步揭示了战时中国的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动。例如“流亡”主题与“流亡者”形象的反复出现，触及到的是战争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之相伴随的是政治、教育、工业、文化等多重资源向内地的流动;关于“土地”“回乡”的书写，以及农民“新人”形象的出现背后，涉及到的是乡土中国的地方经验、基层治理、社会改造与新的政治主体的生成问题。在一个“大文学史”的视野之下，这些问题结构还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政治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综合考察之中得以凸显与深化，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实践也不只是作为一种精神表征或符号世界，而是全方位地卷入到上述这些结构性变动之中，生成具体的话语、行动甚至政治参与。

但另一方面，钱理群又是将作家作为战争中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将这些主题、意象或姿态落实为一种文学化的现代生存状态。在端木蕻良、萧红等人40年代的小说中，钱理群发现了“童年回忆”之于作家在战争体验与心理机制上的意义;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战争中的“日常生活”与“软弱的凡人”则彰显出一种极端的现代生存情境如何催生出现代都市人的自我意识与一种“苍凉”的美学境界。借此，“回忆”主题之下的“回溯性叙事”“儿童”意象背后的“儿童视角”等等也进一步上升为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学范畴;萧红小说对于写实与象征的结合、在儿童视角与成人叙述之间的自觉转换，路翎对于强烈复杂的精神现象的追求，張爱玲小说中“参差的对照”，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非小说化”倾向，沈从文《看虹录》中“抽象的抒情”，冯至《伍子胥》的语言实验，汪曾祺以“不像小说”为追求的小说观念，都在一种“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理论建构视野中，被视为一种自觉的文体实验。在钱理群、吴晓东等一批学者同时期倡导的“诗化小说”研究中，40年代的这些小说家也构成了“诗化小说”或“中国现代抒情小说”谱系中的重要成员。此外，在讨论1948年“诗人的分化”时，钱理群也关注“中国新诗”派在新诗现代化、戏剧化等方面的实验性努力。从总体上讲，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上述这些文体实验主要都是在一个现代主义的文学脉络中展开的。

由此可见，钱理群关于40年代文学“多元化格局”的整体判断与具体开拓，主要是以现代主义的生存体验与美学方式为前提的。我们或可从中看到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某种余绪。对于钱理群而言，他也确实是有意在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文学“主流”之外，发掘那些不为以往的文学史家所重视的作家作品，那些看上去“与抗战无关”的、“非主流”的、“边缘性”的、采取“个人本位”与“人类本位”的、具有“超前性”的文学存在{1}。在今天看来，当“现代主义”也已经沉落为某种既定的知识框架，我们对于4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这一历史描述的期许也开始转向多种文学潮流以及具体的文学实践之间的碰撞、交互与渗透。仍是在某些饶有意味的细节中，我们或许可以继续寻求历史的敞开。钱理群在讨论朱自清晚年心境时，有一个扭秧歌的细节未及展开。据王瑶的回忆，朱自清“复员以后，他随时参加青年人的集会，朗诵诗，扭秧歌”，{2}李广田在写于1950年的《朱自清先生传略》中记有：1947年“10月，中国文学系举行迎新大会，朱先生与同学们一起学扭秧歌”。③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记者陈柏生在朱自清逝世两周年写作的纪念文章中回忆道：“记得1947年的除夕，清华中文系举行了一个同乐晚会。当时从解放区带过来的秧歌，已在清华园里流行。那天的晚会主要节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烈地扭起来。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4}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一种来自民间大众以及中共文化实践的新文艺形式之间，发生的一些近距离的、主动参与的、富于愉悦感的亲密时刻。朱自清晚年关于一种多元文化图景与新的文学尺度的构想，也许正萌发于这些与学生们一同朗诵诗、扭秧歌的共同娱乐与新鲜体验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如何在这种充满声音性与互动感的文艺活动中获得一种审美愉悦与政治活力;也可以看到这种原本根源于边区农村基层治理与政治动员的文艺形式，如何跨越了不同的政治区域，在都市大学的校园空间中获得新的形式与功能。所谓4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可能正是在这些地方呈现出变动与交互中的契机。透过这样一些历史细节与文学瞬间，许多尚未被既有的历史认知框架所涵盖的具体情境与具体问题正有待于被“照亮”。

结语

钱理群谈及自己最初选定“40年代文学”作为新的学术方向时，曾多次将其比作一块“生荒地”。{1}但距离《1948：天地玄黄》初版20年后的今天，“40年代文学”研究已被证明的确是一座“富矿”。在近30年的时间里，围绕战时中国的三大政治板块的文学研究热潮此消彼长，战时文人群体与文学活动的研究已细化到多个城市中心或地方区域，战时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等诸多环节机制，及其与战争、政治、市场、教育以及学术等各方面的关联视野亦逐步建立。伴随着“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正面战场文学”“战时文学”等概念的提出，抗战与建国、地方经验与国家想象、基层治理与战争动员、迁徙与流动、记忆与创伤等各种问题领域也相继浮现。各种各样的命名与议题的发明与开掘背后，都是对于新的问题结构与研究方法的持续探寻。

“40年代文学”研究或许的确在近10年间迎来了一个新的热潮，但反观这一研究的起点位置也会发现，现有的很多讨论其实也未完全脱出钱理群在那份没有完成的“大文学史”计划中所构想的范围。但我们的期许在于，能否从这一“大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与钱理群已经实现的研究形态之间存在的那些差异性的选择之中，找到某种方法上的以及历史认知结构上的新启示。除此之外，当越来越多的年轻研究者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当中，或许还需要面对与这一研究对象在情感经验上的距离。对于钱理群而言，他的研究动力之一在于一种“生于斯时”的40年代文学“情结”。{2}那个时代的天地玄黄或聚散离合，都是真切地发生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的经验与记忆，③其文学史叙述中流露的警醒与悲情，也部分源自于此。新一代的文学研究者或许已惯于与历史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学院距离，但必须承认的是，40年代中国的战争经验与“战争的框架”{4}已长久地遗留在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形塑了我们在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对于历史、现实、国家、民族、世界乃至日常生活的认知与想象。与钱理群这一代学人从个体经验以及自我的精神构成出发去感知历史的方式相比，今天的我们或是丧失了在个人与历史之间建立关联的能力，或是更善于发现个人经验的局限性与相对性对于历史的遮蔽作用，以致陷入解构的虚无感或庸俗的微观政治学。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的“40年代文学”研究也提醒我们：如何重新面对亲历者的个体经验与历史认知，才能既不囿于历史的悲情，又能激活其中的历史容量。毕竟，“40年代文学”研究朝向历史的同时，也朝向当下与现实，并终将朝向我们自身。

作者：路杨

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篇3：

影史浩瀚“黔”中回眸：贵州电影的发展历程探究

摘要：纵观贵州电影，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表达到多元化的风格敘事、从外省导演的视野到本土导演的自我书写漫长过程。二十一以来，贵州电影迎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但总体来说被瞩目是立足于本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上，长远来看，贵州的电影事业的发展需要做好贵州区域空间的民族生态景观、民族人物情感、民族艺术演绎的三者融合。

关键词：贵州电影   电影发展   贵州导演

1905年《定军山》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影史的序幕。而后，中国电影发展重心移至上海，并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潮，开创了早期的中国电影的繁荣景象。30年代初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中国共产党首次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在上海轰轰烈烈开展，对电影的艺术教育功能给予了极大的推动与肯定，并由此拉开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在经历了抗战时期“孤岛”与“沦陷区”的电影短暂消沉之后，新中国电影进入了全面的复苏与重建的艰难历程。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在体制改革、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获得了新的突破，实现了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的美学突破与艺术认可，如第五代导演80年代在国际电影节上的频频获奖。跨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影片数量激增，影片内容趋于多元化。在时至今日的世界电影市场中，中国电影制造成了尤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顾中国百年来的电影历程中，贵州电影的发展是有着自身独特性的。在早期的电影史中，由于贵州偏远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贵州电影在中国影史的版图上曾经被缺席、被漠视。但随着贵州在经济、民族文化等领域的不断前行，贵州电影呈现出了不同时期令人瞩目的贵州影像，本文从影史的考察维度介入，结合贵州在不同影史发展史段的代表性影片，梳理贵州影史的发展脉络，以期呈现出贵州电影历史影像的清晰面孔。

一、贵州电影的萌芽

19世纪末，电影在上海已作为一种主要的娱乐形式被大众所接受。电影数量、电影明星、电影公司成为了彼此上海经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但“贵州地处西南腹地，多山地，交通不便，与外部联系相对较少，加之历史原因，经济十分落后，和其他省份相比，在信息传递与交流方面，相对落后和闭塞。电影在贵州的发展因上述等原因，相比全国其他省份，发展缓慢。”[1]“贵州电影的出现，始于民国12年（1923年），区境私立南明中学校庆活动放映的无声影片（默片），内容为英国人拍摄的印度大象动物纪录片。”[2]但这次的放映行为，是贵州本地人所为还是外来传教人士或商人所为，并未寻得切实的资料记载。在1923年以后，贵州陆续出现过电影的放映，但由于早期贵州影院的尚未出现，因而大部分的电影放映行为都是在露天场所进行。

贵州有史料记载的电影放映人是贵州人刘玉清与明华轩。1925年，“贵州商人刘玉清在贵阳市内的中华南路自办的“刘源春澡堂”内，卖票放映了一部无声电影——《鹰眼神探》，引起轰动。[3]“1927年，赤水人明华轩“奔赴上海，购得厢式电影放映机一台，幻灯机一台和部分幻灯片，回路经过重庆，在一家医院租得《绿珠》《花好月圆》《荒江女侠》《火烧红莲寺》等无声片，运回赤水。”[4]根据史料记载，明华轩在上海购买电影器材时，还自编自导了一部《游园记》影片，虽然影片内容极其简单，只是几个镜头的组合，但在当时中国电影仍属稚嫩的现实状况下，编导合二为一的意识是电影艺术的一种进步体现。随着电影放映的兴起，贵州影院在贵阳、遵义等较为发达的地区相继建立。“1930年前后，省城贵阳建立起“明星”“民众”“神光”“中华”等六家影院。”[3]其中“明星”影院1930年“放映的《一颗红蛋》，为贵阳放映的第一部有声片。”[2]遵义地区在30年代也陆续出现了商业性的影院。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贵州电影的放映主要以滑稽影片、家庭伦理影片为主，电影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逐渐被贵州人所接受。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左翼电影运动的后续影响，加之抗战时期文化西迁的政策，贵州电影本土创作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贵州制造开始显现。在贵州电影史上，张道藩在电影上作了早期的宝贵尝试。张道藩是贵州盘县人（1897-1968），美学造诣颇高，著有《近代欧洲绘画》《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等作品。1937年，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张道藩创作了《密电码》的电影剧本，并由黄天佐导演，在贵阳黔灵西路进行拍摄。该片取材于真实事件，剧情惊险刺激，开创了中国谍战电影的先河，是贵州影史上剧情片的开山之作，并被当时不少影评人认为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影片。在1945年，张道藩从伦理思想的角度，创作了《再相逢》，亦是反响不俗。

除张道藩在贵州电影创作上的凸显外，贵州的爱国人士纷纷投入到电影的创作中，贵州优秀演员罗军等人积极参演了在爱国主义影片《日本间谍》（1939）《保家乡》（1939）《胜利进行曲》（1940）等影片，这些影片播放以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贵州电影人在战争期间的创作与演绎，可以看作是贵州电影号角在历史时空中的首次吹响。

二、贵州电影“十七年”

1949年建国后，中国历史进入新的纪元。电影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征程，国家电影制片厂进行了有计划的建立。“开国后1950年，1月15日西北影片经理公司在西安成立，高歌任经理，王辉、罗光任副经理。2月1日西南影片经理公司成立，拓新任经理，下设四川、云南两省办事处和贵州发行站。”建国初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国营制片的第一步。由于当时许多内陆省份当时并未来得及设立电影制片厂，因此贵州影片的拍摄基本上都依托于这几家电影制片厂进行。

这一时期的影片延续了左翼电影运动中的纪录美学特征。例如水华导演的《白毛女》（1950）《土地》（1954）《林家铺子》（1959）、成荫导演的《钢铁战士（1950）《南征北战》（1952）、汤晓丹导演的《渡江侦察记》（1954）等影片都是以解放斗争、革命历史等为纪实内容展现。建国后贵州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一场风波》（1954），由贵州作家石果的文学小说《风波》改编，林农、谢晋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该影片以反抗旧社会封建思想为主题，讲述了立福嫂和女儿杨春梅两个人的情感追求，她们在对抗旧势力为代表的族长杨永成及“家族法规”同时，积极宣扬新的婚姻法，敢于突破封建牢笼，争取自己的婚姻自由。另一部由贵州作家汪德荣小说改编的电影《云雾山中》（1959）则将影片思想集中体现在了反压迫、求解放的表述上，导演黄野通过解放军歼土匪、解放吴家寨这一革命事迹的演绎再现了广大农民渴望解放、解放军英勇顽强的生动画面。两部影片的反封建意识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后，宣扬科学、民主等思想潮流，符合当时的国家政治主流文化创作，作品呈现出质朴感人的纪实美学风格。

1958年，在北京、上海等已有的国有制片厂基础上，国家决定在各个省份建立电影制片厂。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周林以及宣传部部长王小川对此事十分重视，周林还亲自题笔写下了贵州电影制片厂的厂名。贵州电影制片厂当时设厂址在今贵阳醒狮路。为更好地进行影片的摄制，当时的贵州省委申请了专用的资金，派专人订购了许多先进的国外产的电影拍摄器材与设备。除在硬件设施上的筹备，贵州电影厂还选派不少青年工作者远赴北京电影学院、“八一”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地进行学习与实践。“1959年，孟靖原回“贵影厂”工作……在建厂的第一阶段，已经能拍摄新闻纪录片，影片的后期制作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加工完成，贵州厂抽调去学习的职工，边学习边工作，拍摄纪录片14部。”[5]这些纪录片有着强烈的新闻纪录片风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关于生产劳作方面，如煤田钻探、贵阳养鸡场等;第二，关于工程建设方面，如黔桂铁路通车典礼、新机场试航等;第三，是关于文艺生活方面，如赛马、工艺美术放光彩等。1960年，贵州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几部影响较大的新闻纪录片，如《周总理和贵州各族人民同庆“五一”》《朱德委员长视察贵州》。在专注于纪录片拍摄的同时，贵影厂还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了黔剧《秦美娘》（1960）与苗族作家伍略小说改编的《蔓箩花》（1961）。《秦美娘》改编自黔剧，是著名的第二代导演孙瑜的最后一部作品，影片对旧社会的封建侗族婚俗“养女从舅”进行了批判。电影对《蔓箩花》讲述了苗族的清水江旁，善良美丽的姑娘蔓箩与勤劳勇敢的青年猎手阿倒约相爱，但是当地的地主恶霸大拐垂涎蔓箩的美貌，强行抢走蔓箩，阿倒约在众人的帮助下，救出了蔓箩。可黑心狠毒的大拐不甘心，放出毒箭射死了阿倒约，蔓箩万念俱灰，跳崖殉情。从此之后，清水江旁年年开出美丽的蔓箩花。这个根据贵州民间苗族传说改编的电影，因其神话母题的阐述，成为展现贵州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优秀代表作品。1961年，因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发展滞缓等原因，贵州电影制片厂在省委的决议下，决定关闭，直至1963年，贵州电影制片厂完全结束。

在此之后，因特殊历史环境，贵州电影进入了一段较为长期的沉寂期，外部电影制片厂也仅有八一制片厂摄制的《突破乌江》（1961）、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苗岭风雷》（1977）、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火娃》（1978）的这几部影片。直到文革结束后，贵州电影才再次走入历史的视野。

三、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1979-2000）

1979年，“改革”成为了新中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建设主旋律的最强音，相应地中国文艺界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夏衍先生曾在文章中谈到：“电影生产既要按艺术规律办事，又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一种事业。”[6]1958年冒进的“省省办制片厂”策略，后来又大面积的下马，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着重与提高影片质量，改善放映条件、受众观影环境上，所以各地省办厂重建工作都进行了严谨的实地考察。加之文化大革命前已有的7个电影制片厂，和改革开放后新建的4个厂，“依靠这11个厂，36个摄影棚，不建新厂，到1985年实现年产120部影片的规划，是完全可以胜任有余的，没有必要搞那么多制片厂……省办厂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人才分散，势必会降低影片质量。”[7]在“贵影厂”无法重建的现实环境下，贵州电影生产相比较于其他省份来说是一种较为薄弱的存在。1979年，在发展电影事业的行动上，“全国6个大区29个省、市、自治区，除贵州外都有所动作，规模有大有小。”[7]由史可见，当时的贵州在电影生产上，自我主体书写能力缺乏，因而只能依靠外界的电影制作平台来制作影片，在电影内容取材上，由于贵州都市化进程的缓慢，借助贵州文学作品改编成了贵州当时电影的一大特色。

根据资料统计，这一时期的贵州电影作品主要有《毕昇》（1981）《四渡赤水》（1983）《良家妇女》（1985）《奢香夫人》（1985）《林中迷案》（1985）《业余警察》（1985）《山雀儿》（1987）《血溅秋风楼》（1989）《谋生奇遇》（1993）《无名三侠客》（1993）《残月》（1993）。这些影片有根据史实改编的《毕昇》《奢香夫人》;有反映抗日解放的《四渡赤水》《血溅秋风楼》;有反思封建思想，追求进步自由的《良家妇女》《山雀儿》《残月》等。通过对上述影片的分析，贵州电影呈现出了文学与电影结合、娱乐片商业属性的凸显等特点。

在文学与电影结合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贵州作家李宽定小说的改编。“贵州电影的文学策划从改编到‘生产剧本’（李宽定语），应该是电影写作文化的一大进步。”[3]由李宽定小说改编，第三代导演黄建中导演的电影《良家妇女》是一部极具艺术内蕴的影片，电影在影像符号的建构与思想主题升华上都属当时剧情片艺术风格的上乘之作。影片讲述了解放前夕在贵州黔北的山寨里，大媳妇与小丈夫这种旧社会的畸形婚姻习俗对人性情感的压迫与命运悲剧的形成，整部影片充盈着强烈的悲剧色彩与反思意识。电影开头便以甲骨文的演变将“妇女”二字作了阐释，最初的甲骨文“女”字是一个跪在地上的女子，“妇”字则是一个执扫帚的女人，寓意女人辛勤勞作的身份。这一演变来点明影片中的李宽定语：在我们中国，最可敬的是女子，最可悲的呢，也是女子。《良家妇女》的悲剧色彩源于旧社会思想中，女性地位确立在生儿育女的工具上，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如五娘的婚后守寡，三嫂的拜佛求子，大嫂的认命，都是封建思想浸透下的女性僵化形象表达，疯女人的出现将女性悲剧色彩渲染到了极致，最终在外来进步思想的帮助与感化下，余杏仙完成情感抗争的仪式化——休夫，获得了自我的自由选择。

而另一部由李宽定同名小说改编、华克导演拍摄而成的《山雀儿》则将反思的视角放至了农村与城市（贵阳）两个空间的意识表达上。在山群围绕、思想保守的村落里，山雀不满父母定下的婚事，将他许配给了家境优越但身形不显高大的强二。在她与同村的铁匠铁头相恋之后，她选择向强二退婚，为偿还彩礼费用，山雀来到了省城贵阳，在王教授家做了保姆。在王教授及其女儿的影响下，山雀的文化思想意识逐步提高，对曾经的恋人铁头只顾挣钱而忽略文化的学习心生失望，而此时，强二因通过中专学习，成了当地科学文化知识的带头力量。这一变化，让山雀对自己的情感选择产生了迷茫，在母亲、村里众人的劝说下，无法再次冲破内心牢笼的山雀只有选择嫁给了铁头。虽然影片的结尾并没有彻底表述情感自由的抗争，但通过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的思想转换，将现代进步思想对于人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时期，贵州电影除了与文学上的艺术接轨，还呈现出了在剧情表达上新意迭出的娱乐片。1984年上映的贵州作家犹学忠编剧、徐伟杰执导的剧情悬疑片《林中迷案》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片以西南边陲的一个凶杀案为线索，展开了一系列案情复杂、动人心魄的缉凶过程。另外一部由犹学忠编剧的作品《业余警察》更是用轻喜剧的叙事手法将故事演绎得引人入胜。

四、新世纪以来贵州电影的双重走向（21世纪以后）

21世纪以后，中国电影市场业开启了全面化的进程。外资影片的融入、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角逐电影奖项成了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现实选择。在全国电影市场重新洗牌、建设的大环境下，贵州电影在立足于空间艺术演绎、民族多彩文化传承上走出了不一样的贵州电影。

新世纪后，第六代导演率先将镜头移至了贵州的时空里。以陆川导演的《寻枪》（2002）《王小帅“三线”三部曲《青红》（2005）《我11》（2012）《闯入者》（2015）为代表。这些影片在特定的艺術叙事语境之外，不同程度的展现出了外来的“闯入者”对贵州的最初印象。

《寻枪》体现的主题是“用传统的意象空间指涉现代人的心理问题”。影片在主题立意上的表达与取景地青岩古镇有着莫大的关系，空间的地域样貌对于影片内容符号化的表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升华作用。在贵州多雾的天气里，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古镇高低不平的山坡、石梯，年代悠久的城门遇城墙，幽深而狭长的石板小径上光滑的青石，马山家古朴的木屋结构，这些影像符号融入至电影的叙事中，恍如置身于时空的迷幻之中，让人产生欲望的探究之感。导演陆川也曾提及：“空间和画面构成的另外一种讲述，给予你的事情绪的感受，它是非理性的，他是一种情感。”[8]影片里能指的是马三对枪的寻找，而所指的却是，马三作为现代人对于“枪”隐喻的是身份的寻找，是权利的身份、男性的身份、父亲的身份的寻找。这是传统的生活空间意象与现代的情感心理空间意象进行的反差性影像表述，“从小镇内到小镇外，寻枪主题表现的是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和破坏带来的焦虑，而初涉入现代生活的古朴小镇则是展示焦虑的情绪空间。”[9]《寻枪》在电影艺术语言的表达上，率先将贵州青岩的古镇形象跃然在了影像上，并成为了第六代导演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在陆川导演之后，另一位第六代导演王小帅也将目光投向了贵州贵阳。王小帅因其少年时光在贵阳渡过，结合其自身经历拍摄了以贵阳空间为展现的“三线”三部曲：《青红》（2005）《我11》（2012）和《闯入者》（2015）。在影片里，贵阳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城市进行了记忆式的意象呈现，这种呈现既是故事发生的载体，也是故事叙事中参与的主角。导演通过影像符号的表现力，用细节还原了记忆中的载体——贵阳。王小帅通过三个不同维度的影像建构起了历史时空中的贵阳。第一个维度是独有的贵阳物质性表述，如地形、气候、语言、饮食习惯等;第二个维度是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中，人物的命运与情感表述，如三线建设背景下人物的生存状态;第三个维度是这一城市空间里人物的思想蜕变与社会价值观表达，如自我与社会的认同、反思。这三个不同维度的影像内容在互为表意的叙事过程中，完成了对历史中“贵阳”城市意象建构与表达。

除陆川与王小帅电影中的贵州关注外，其他外省导演也不乏优秀的作品涌现。如宁敬武导演的《滚拉拉的枪》（2008）《鸟巢》（2008）、闫然导演的《幸存日》（2011）《云下的日子》（2011）《凤凰台》（2014）《不朽的时光》（2016）、朱一民导演的《扬起你的笑脸》（2000）《小等》（2013）、毛晨雨导演的《新寨还愿记》（2007）《秘密人》（2010）等电影作品都对贵州空间的民族景观与人物影像给予了丰富的、多元化的意义书写。

在外来导演着力展现贵州隐秘空间影像的同时，另一幅属于贵州本土导演书写的瑰丽影像也在展开。进入新世纪后，贵州籍导演胡庶拍摄了纪录片《我不要你管》（2001），贾樟柯导演曾在其著作《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册》中提及该片，认为影片的艺术思想性令人联想到了1947年的《小城之春》。胡庶的另一部原生态电影以苗族少女小片的成长经历《开水要烫 姑娘要壮》在国际上也是深受好评。2005年后贵州电影迎来了新的发展意象，贵州第一位女性导演丑丑的处女作《阿娜依》（2006）登上银幕，随后她的《云上太阳》（2010）《侗族大歌》（2017）电影作品更是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景观推向了世界的视野。《阿娜依》是丑丑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影片以苗族姑娘阿娜依学习苗族刺绣、与侗族小伙阿憨相恋的故事为内容，将苗族刺绣与侗族对歌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黔东南黎平千户苗寨、台江等地徐徐展开，美不胜收。《侗族大歌》改编自侗寨的真实事件，以歌喻情，诠释了远离城市喧嚣的侗寨桃源里，平凡却感人至深的友情、爱情。相较于《阿娜依》与《侗族大歌》的内在民族空间描绘，《云上太阳》则引入了外来文化的视角，通过法国女画家波林这一外来人物的“闯入”，对黔东南丹寨县这片原生态的纯净美好进行了展现，影片中古老的造纸技艺、传统的锦鸡舞、善良的民族情怀，都体现了苗寨里淳朴的人们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至善。

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不仅仅是丑丑导演，其他本土导演也从不同的民族文化领域介入，展现不同的贵州民族景观。如吴娜导演的《行歌坐月》（2011）、《最美的时候遇见你》（2016）;陶明喜导演的《铁血警魂之卧槽马》（2009）《飞翔的爱》（2009）《神马都是浮云》（2012）《嗨起，打他个鬼子》（2013）、唐煌导演的《脸谱》等。

2015年被誉为贵州电影“新浪潮”之年。这一年佳作迭出：《致永不消逝的青春》（2015）《最美的时候遇见你》（2015）姑鲁之恋》（2015）《丹寨往事》（2015）。但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黔东南籍导演的《路边野餐》（2015），该作品在当年荣获不少国际奖项，被引为艺术电影作品的创新之作。电影中长达42分钟的长镜头将黔东南小镇那真实而又虚幻的秘境之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将“贵州”独特的空间与电影影像形式相结合，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2018年更是被喻为“贵州电影”年，毕赣导演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饶晓志的《无名之辈》三部影片将贵州电影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点。《地球最后的夜晚》电影延续了《路边野餐》长镜头的表达形式，故事叙述线索复杂且物像象征意味隐晦。毕赣用自己所领悟的电影美学理念结合人性情感、精神内化把黔东南这一地域空间拍得亦幻亦真，搭建起了艺术极致的“黔东南宇宙”。《四个春天》与《无名之辈》两部影片都以贵州小城里的“小人物”为对象，折射了底层人物的光芒。《四个春天》导演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通过对父母2013-2016年四个春天的日常生活影像记录，演绎了平凡、真切亲情，令观众共鸣与动容。《无名之辈》的多线性叙事相较于《四个春天》多了更戏剧性的冲突，通过几个边缘人物的遭遇，将小人物内心充满美好善良在都匀的风雨桥上交汇与上演。进入2019年，取景于贵州花溪夜郎谷的《送我上青云》上映后，艺术口碑反响良好。该片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探寻现代女性的情感价值观，成为了思想性与艺术性都俱佳的女性题材电影。

五、结语

回顾贵州电影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贵州电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表达到多元化的风格叙事、从外省导演的视野到本土导演的自我书写这一漫长成长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贵州电影迎来了不同文化意识主导下的影像表达：有他者文化意识彰显下的传统空间里的现代性情感隐喻;有自我意识引领下的贵州民族文化本能展现;也有艺术电影理论感知下的形式与风格表述。但总体来说，贵州电影的被瞩目是立足于本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上，而未来贵州电影的发展，更需要在外来文化的参与下，做好贵州区域空间的民族生態景观、民族人物情感、民族艺术演绎的三者融合。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文学艺术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南明区志（下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3]黄俊杰.贵州电影及其剧作的文化发展趋向[A].贵州省写作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集[C].2012年.

[4]苟克宏.在贵州放映电影的第一人[J].贵州文史丛刊，1994，（03）.

[5]何明扬.贵州电影制片厂史话[J].贵阳文史，2004，（03）.

[6]夏衍.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祝《电影艺术》复刊并从中国电影的过去展望将来[J].电影艺术，1979，（01）.

[7]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8]陆川，吴冠平.《寻枪》二三事[J].电影艺术，2002，（02）.

[9]孟君.中国当代电影的空间叙事研究（商务印书馆）[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8.

作者：肖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