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论文

2022-04-23

摘要：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条辨证法通达现实的道路，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联姻是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回避马克思所得出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结论，将辩证法只作为文化批判的重要武器，远离政治经济实践，使辨证法得到抽象的和片面的发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论文篇1：

马克思商品范畴的哲学意蕴

摘要：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其商品范畴中内含的主-客体辩证关系也逐渐明晰。商品范畴蕴含着“人”这一主体以及“商品”本身、“货币”、“劳动力商品”三个客体，从三个客体追溯到商品拜物教、货币和劳动力商品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相关思想，可以窥探三个客体对“人”主体性的削弱。这些哲学内涵既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

善，也是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

关键词：马克思;商品;哲学;主-客体;《资本论》

文献标志码：A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商品是批判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在这一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窥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全部秘密，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回到马克思原生态语境会很容易地发现，范畴中的哲学性内容和政治经济学内容同样丰富，同等重要，相互交织和支撑，抽离哲学性内容后会发生质变，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蜕变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1]我国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阐释商品范畴的研究（包括哲学性阐释）较少。因此，对马克思的商品范畴进行哲学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研究商品范畴的思想轨迹

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思想，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浸染，包括其商品理论。对马克思商品理论的理解须明晰两种观念：一是马克思商品理论的文本追溯不能局限于其成熟期的经济著作，具有哲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特征的早期文本也可能包含商品理论的相关思想;二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经济文本可能同样包含商品理论的哲学性内容。

（一）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著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贫困的哲学》首次反映了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哲学性内容。在这两部文本中，马克思并未直接谈到商品问题，而是对与商品有关的范畴和思想进行批判，这段以“批判”为主的哲学探索是马克思商品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得以存在的根源——异化劳动，并以此为基础敏锐地找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类本质被异化的典型表现之一——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人的类特性被异化为货币的属性，货币的特性决定人的特性，人的个性被削弱或丧失，货币成为主宰一切、颠倒一切的力量。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揭露其根源的，所以马克思在此文本中没有直接探讨商品问题，但他对商品形态的发展形式——货币进行的哲学分析也是马克思商品理论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的特性就是货币所有者的特性，货币所有者能够通过货币行使支配他人和社会财富的权力，人的能力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货币这种物的形式来表现，这种物表现出来的神秘力量就是拜物教现象。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学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有所体现。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价值论的科学性，并用李嘉图的价值论批判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他指出蒲鲁东整个构成价值理论体系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认为其不过是李嘉图价值论的“乌托邦式”的解读，而李嘉图价值论才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实际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批判。首先，蒲鲁东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通过产品生产者之间提“建议”而产生的。对此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没有立足于实际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是自己“假定”了交换价值的涵义。其次，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矛盾而对立的问题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撇开现实的需求不谈，将使用价值和众多、交换价值和稀少混为一谈;并批判他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立的根源归结为一个完全形而上学的概念，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意志。最后，马克思将李嘉图价值论和蒲鲁东构成价值论直接“对质”，认为李嘉图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价值理论的，而蒲鲁东正好相反，他先通过一系列臆想的假设得出一些经济公式，然后为了证明公式的

正确性故意编撰与公式相符的经济事实[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给予李嘉图价值论很大程度的赞扬，但在根本立场上，马

克思与李嘉图有着本质的不同。李嘉图价值论的根本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是社会永恒的规律，所以李嘉图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基础上的价值论也是永恒的科学理论。但马克思认为，商品及其理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

（二）《资本论》及其三部手稿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涵盖了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商品二重性学说、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学说、货币等内容，这些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大多是首次阐发，并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得到进一步阐明。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中是以“二重”的形式存在着的，但他在叙述这一观点时并没有为其中的概念确定清晰的术语。比如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常常互用;在表述具体劳动时有时会使用“自然规定的劳动”或“特殊劳动”等概念，在表述抽象劳动时则会使用“一般劳动”的术语。虽然这些术语的表达与《资本论》中相对应的表达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内涵实质是一致的。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时，概念使用模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马克思不仅明确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概念和性质，而且清晰阐释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之间的关系。

关于价值形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分析了简单的价值形式，并随后在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完成了商品价值形式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阐述，由此，货币如何产生的问题得到了回答。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并未确切地提出“价值形式”这个概念，但实际上确实分析了简单的价值形式，即“1舍费耳小麦值3舍费耳黑麦”[3]。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指出达里蒙用生产一个商品的劳动时间表现该商品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商品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达里蒙所说的价值表现形式无法在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时正确表现商品价值，而且也无法体现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提出“1舍费耳小麦值3舍费耳黑麦”的简单价值形式，科学地解决了如何表现商品价值的问题。

商品拜物教学说的首次阐发也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是指人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除此之外，他还阐释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他们的私人劳动同时也属于“社会必要劳动”，只有证明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这些商品才能进行买卖，从而为商品生产者换取生活资料。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由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通过对劳动力商品和商品历史属性的阐述进一步完善了商品理论。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详细阐述了商品的特殊形态——劳动力商品。他探讨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指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劳动能力，它与任何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买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占有。他还提出劳动力的价值量与商品价值量相同，都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在三部手稿中都有迹可寻，但这三部手稿中的商品理论仍缺乏一个系统的逻辑行径，这一系统的逻辑行径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商品理论发展至成熟的文本载体，所谓“成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将《资本论》三部手稿所阐述商品理论的相关内容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哲学方法再次进行系统论述，其中“抽象”指称“商品”，“具体”指称“资本”，

《资本论》第一卷目录中“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和“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两个主题循序推进，“商品”按照历史逻辑逐步指向“资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到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8他以最恰当最合理的方式进入了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主题。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研究商品概念时大多以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商品在资本主义时期才真正发展成为普遍的形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给予了“商品”与手稿不同的历史逻辑前提，即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对资本的研究就从对这个元素的分析开始。第二，《资本论》中有关商品拜物教和劳动力商品的论述在“商品-资本”的逻辑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品理论的主要内容在三部手稿中已基本阐述完毕，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显然对这些内容的“出场顺序”进行了深思熟虑。其中商品拜物教学说和劳动力商品相关内容的出场顺序是整个“商品-资本”逻辑演进的点睛之笔，它们构成了商品向资本转化的两个重要“拐点”。

二、马克思商品范畴的哲学内涵：主-客体辩证关系

商品归根结底是人社会实践的产物，商品具有神秘性质也是源于它被打上了主体意志的印记，商品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因为有“人”的参与，才会区别于其他的自然物。所以，商品范畴的哲学性内容都是围绕人和商品或商品的发展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展开，用哲学术语来表达就是围绕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展开。马克思商品范畴所体现的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客体对人“主体性”的削弱。

（一）商品：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马克思曾表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5]210，这一论断指出了主客体关系在存在论上的重要意义，商品作为一个“存在物”，它必然是主体的对象化，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商品还是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商品，都属于劳动产品，本质上都是人劳动实践的产物。劳动的本质涵义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转换。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过程有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者是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客体，劳动过程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所以，作为人劳动产物的商品，也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商品是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意味着商品之间的交换根本上是人的劳动的交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同社会劳动的关系对象化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也就是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对象化为客体间的关系。所以，在商品生产领域，商品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到了商品流通领域，商品交换过程本身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二）商品拜物教：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物化

马克思指出一個物品一旦成为商品就会拥有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神秘性质，这种神秘性质既不是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自商品价值，而是来自商品形式本身。商品形式的神秘性就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4]89。总的来说，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却采取了物与物的虚幻形式，马克思将这种虚幻形式称为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体现的是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物化”。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物化既是必然的，又是可以克服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详细论述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他指出个人的劳动产品要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即先转化为货币形式，然后才能通过物的形式取得自己的社会权力，也就是说，个人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其属于社会劳动。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必须具有一种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物的性质。这种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商品拜物教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商品拜物教在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表现并不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挥出它真正的魔力，马克思也曾说：“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4]93商品拜物教具有的这种历史暂时性说明它是可以克服的，克服的途径就是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符合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生产制度。只有建立这样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形态，人的劳动性质才能成为劳动者真正的“个性”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成为真正属于人自身的关系。

（三）货币：客体对主体的异化

在经济学意义上，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它从商品群中独立出来，只以“交换价值”的身份出现并与其他一切商品并存，是一切商品借以比较和计量的形式，所以货币是交换价值的象征。货币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它具有了不同的职能，包括流通手段、价值尺度、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但在哲学意义上，货币的这种特殊“身份”导致了人的异化，这种异化在主客体关系中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异化。货币对人的异化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对人个性的异化，二是对商品生产者的异化，三是对人交往方式的异化。

第一，货币对人个性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本质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但货币进入人们的生活后，由于货币能够购买人们需要的一切商品，人们的致富欲逐渐膨胀，货币从作为目的实现的工具、手段和中介，逐渐成为人追求的目的本身，人自由自觉的个性逐渐被货币异化。如西美尔所说：“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6]货币所有者作为“社会性的人”，他们口袋里的货币代表着他们的社会个性和社会能力，他们是丑的、恶的，但只要他们的货币是美的、万能的，他们就不丑、不恶。所以，货币会导致人个性的颠倒和引起社会价值秩序的混乱。第二，货币对商品生产者的异化。在直接的物-物交换时期，人们进行买卖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所

以，商品交换依赖于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者，商品生产者只有生产了商品，商品交换者才能在市场上买到需要的产品，这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货币产生后，一切商品都可以顺利地与货币交换，货币的权力逐渐增长。从而，商品生产者从生产“使用价值”逐渐转变为生产“交换价值”。货币产生之前，人们为了满足需要才会有交换行为，货币产生之后，货币“先验”的社会权力使商品交换行为自然而然地存在。因此，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生产，最初作為促进商品生产手段的货币也成为一种对商品生产者来说异己的东西。

第三，货币对人交往方式的异化。货币关系在社会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中越来越占据主导，以货币关系为主导的交往方式在社会关系中就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与前资本主义人的交往方式相比较，以货币为主导的交往方式扩大了人的交往范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但这一社会关系越来越依赖于货币关系，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出现变质。

（四）劳动力商品：主体客体化

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期，部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他们逐渐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地一无所有的人”。劳动力占有者或劳动者是“主体”，他们出卖的是作为“客体”的劳动力，而不是“主体”自身，货币占有者买到的只能是劳动力占有者一定时间的劳动力，而不能是他们全部时间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同样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当劳动力占有者离开流通领域进入商品生产领域，资本家的丑陋面目就逐渐彰显。

劳动力占有者一旦进入生产领域，主体就被客体化了，资本家占用的不只是劳动力，而是劳动者自身。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远远大于他们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生产的劳动力价值远远大于资本家为其支付的工资，劳动者无偿地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是隐蔽的，这种隐蔽的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剥削行为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日，牺牲其休息和娱乐时间，非人道地消耗其生命健康，无限制地逼近其生理极限，以此来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二是由于存在劳动者的生理限制以及社会道德约束，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得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显然，后一种剥削方式更为隐蔽。这两种剥削方式使劳动者一步步陷入贫困的深渊，沦为资本的奴隶，彻底成为被资本摆布的“物”，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三、马克思商品范畴之哲学内涵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商品范畴的哲学内容对完善马克思思想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既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善，是马克思理论展现“艺术整体”性的典型表现，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再添理论佐证。

（一）它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善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存在“断裂”之说1，学界对这一说法众说纷纭，但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形成的成熟的商品理论是对他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和完善，这一理论判断足以反驳马克思思想的“断裂”之说。

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在商品理论上的延续与完善主要体现在商品拜物教学说和劳动力商品相关思想上。总的来说，这两方面内容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由哲学方向转向政治经济学方向的表现，它们的基本内涵一致，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将他青年的异化思想照进了现实，融入在资本主义批判中。

首先，商品拜物教学说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思想的延续与完善。青年马克思刚刚接触政治经济学时，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从人本学的角度分析了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影响。这时的马克思受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限制，他的青年异化理论没有深入到根本，到《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将他的货币异化思想追溯到了它的源头“商品”概念上，提出了商品拜物教学说，正确地分析出“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其实是商品对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物化”的发展形式。

其次，劳动力商品的相关思想是马克思青年“异化劳动”思想的延续与完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包括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的劳动活动不是按照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而进行的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力占有者“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唯一的劳动力来换取货币从而获得生活资料，劳动者的劳动活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成了被迫维持生活的手段。这样的现象正是马克思青年“异化劳动”思想现实性的表现。

（二）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商品理论中的哲学性内容与唯物史观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马克思商品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关系物化问题是唯物史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观念的具体表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阐发新世界观的第一个天才文件，他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01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人的本质属性。他随后在《资本论》中阐述商品概念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阐发。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商品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本质就体现在这种商品交换关系中。

其次，马克思商品范畴所揭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状况是唯物史观关于人发展阶段理论的第二阶段。马克思将人的发展阶段分为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人的生存状况的表述，这一阶段展现的正是商品及其发展形式——货币主导了人的交往方式和生存状态，它们改变了人以往的依赖关系，由人的依赖形式转变为物的依赖形式，这种转变使得人的独立性、自由性相对提高，为人进入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

注释：

1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義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认识论断裂”，断裂的位置出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断裂前的马克思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道主义者，断裂后的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也就是说，他认为马克思的青年异化理论并没有延续至《德意志意识形态》后的著作中。

参考文献：

[1]宫敬才.恩格斯与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3）：77-88.

[2][法]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M].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0.

（责任编辑：彭晶晶）

收稿日期：2021-09-15

基金项目：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念建党100周年”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王亚杰（1993-），女，山西长治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济哲学。

作者：王亚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论文篇2：

辩证法与马克思经济学：一个历史的考察

摘要：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条辨证法通达现实的道路，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联姻是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回避马克思所得出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结论，将辩证法只作为文化批判的重要武器，远离政治经济实践，使辨证法得到抽象的和片面的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应弘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推进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新的融合。

关键词：黑格尔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文化批判；唯物辩证法

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整个思想的汇合点。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2年）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873～1895年），都始终贯彻了辩证法这一研究主题。在列宁、毛泽东时期，辩证法被创造性地运用于革命实践和经济建设中，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将辩证法视为文化批判的武器，使辩证法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是，在马克思以后的辩证法研究中，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日渐疏远，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结论，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以至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用意识形态批判代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探索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是怎样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并被创造性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探讨唯物辩证法之于指导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就成了坚持唯物史观、构建中国经济学、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法的开创性研究

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其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我国哲学家贺麟认为，“这篇论文在用辩证法观点来研究古代自然哲学上是有很大贡献的”，同时也，“有力地批驳了现代外国一些哲学家所说的‘只有恩格斯才有自然辩证法，而马克思是没有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最早关于辩证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并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首先开始从实证的和经验的角度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而批判的方法是模仿黑格尔的“以概念为中介而实现矛盾的不断展开”的辩证方法，从而创造性地规定了以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指向。

自1843年后，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构建了“异化劳动”理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指出黑格尔《现象学》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形式、“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矛头直指思辨哲学，并肯定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理论贡献。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鲍威尔、斯蒂纳、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进行了清算，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辨结构的秘密在于“用诡辩的巧妙手法把哲学家借助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个对象过渡到另一个对象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是臆想出来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所完成的过程”。而青年黑格尔派则高喊着震天的词句、同意识的幻想作斗争，从没有提出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以及他们的批判与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l卷出版之前，尝试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去”的还有两人——蒲鲁东和拉萨尔。蒲鲁东将政治经济学抽象为一系列“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范畴，抽去经济范畴赖以成立的基础（经济关系和现实内容），机械地划分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以“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仅仅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拙劣的辩证法作了批判：“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辩证法被“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在1858年2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提到拉萨尔准备“用黑格尔的方式来阐释政治经济学”，接着马克思评价道：“他会遗憾地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马克思看来，把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不是仅仅将范畴武断地排列起来形成想象的过渡环节，而是首先“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然后才能用辩证的结构表述出来。蒲鲁东和拉萨尔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作深入的历史研究，仅仅是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政治经济学中作了机械的模仿。殊不知，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精神哲学和自然哲学是以宏伟的、透彻的历史感为基础的，这正是马克思最为欣赏黑格尔的地方。辩证法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但是辩证法本身并不能代替历史，只有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辩证法。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完成双重的任务：一是贯彻唯物史观，“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方法是“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二是运用辨证方法作为“材料加工的方法”，并采用“辩证的阐述方法”。完成这个任务历经了15年的时间，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时，马克思的评价是：“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

在《资本论》第1卷（1867年）中，马克思实现了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创举（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虽然“唯物辩证法”的抽象形式还没有形成。对比黑格尔的《小逻辑》与《资本论》第1卷，可以发现二者在结构上的相似性：第一，黑格尔从存在、本质到概念的认识路径与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一致的。黑格尔认为，“存在是潜在的概念”，“本质是设定起来概念”，而“概念”才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马克思从商品、货币到资本，每一个环节都在前面的环节中加入新的“规定”（规定即否定），每一个环节都更接近现象层面：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是向资本转化的起点，由于其内在矛盾，商品过渡到自己的对立面——货币，而货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扬弃自己成为资本，资本的运动则进一步表现为价格、利润、地租、工资等变量构成的宏观经济整体，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具体形式。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在于，一个最终指向理念世界，一个指向真实世界。第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使用价值-价值、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每一对矛盾都是内在的，都在前面的矛盾中不断展开，而它自己又构成后续矛盾的基础，由此形成一个“总体”，只有理解了这个总体，才能解理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和范畴。这种分析显然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也毫不讳言自己卖弄黑格尔的风格。第三，二者都体现着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即事物具有“自己运动”的内在力量，并且这种运动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遵循着既定的规则。正是依据辩证法的这种“逻各斯”（Logos）精神（理性精神）和“努斯”（Nous）精神（能动性），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

从马克思的通信以及在《资本论》中关于方法的表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持的基本观点：（1）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神秘化的方法”、“具有神秘的形式”；（2）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存在“合理的东西”，黑格尔表述了，“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3）在政治经济学中，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作为“分析方法”、“材料加工的方法”和“阐述方法”为马克思所用；（4）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本质区别，马克思说：“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我的方法的特点”是“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这四条建构了“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应当遵守的主要原则。有必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在阿尔都塞（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那里被解读为对辩证法基本结构的改造，而非丢弃思辨哲学并将辩证法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种看法与马克思本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在文献中，马克思多次坦率地承认他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一直声称有重新改写辩证法的愿望。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马克思也并没有放弃写辩证法的愿望。1868年5月9日致狄慈根的信中，马克思写道：“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主要对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作了大量的探索。在1858年7月14日、1865年3月29日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如细胞的发现、物理学中力的转化、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丰富和证实了辩证法思想，“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高兴”。1873年前后恩格斯开始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1873年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提出了一个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大纲：“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起，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加工这些东西总还需要很多时间。”1874年9月21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再次提到：“我正埋头研究关于本质的理论。……重新投入辩证法的研究。”在写完《反杜林论》之后，恩格斯于1988年又制定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计划，这个研究计划试图说明形而上学的观点由于自然科学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并阐释辩证法的思想发展和主要规律，说明各门科学的联系及其辩证内容。这个计划后来扩展成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试图完成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辩证法，恩格斯则尝试将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纳入辩证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数学手稿》中也提出用辩证法来理解微积分的基本思想。

二、列宁和毛泽东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发展和应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盛行经济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对辩证法的研究被忽视，而列宁却重视对辩证法的研究。他将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称之为“革命的代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基石”等。他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谈谈辩证法问题》以及一系列分析俄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著作中，我国哲学家贺麟认为，列宁“摘要的内容和方法以及他所加的评语，是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何批判吸收黑格尔哲学的最高尺度。”列宁对辩证法研究主要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示的方向，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想；二是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批判精神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具体的理论和实践中，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批判，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将无产阶级运动推进到最高峰，提供了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列宁一生对辩证法的重视最突出地反映在他晚年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提出的唯物主义的战斗任务以及政治遗嘱中对布哈林的批评性建议中。在前一篇重要文献中，列宁指出：“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在后一篇文献中，列宁说道：“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列宁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思想。写于1916年的《帝国主义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指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和革命的任务，为十月革命指明了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先导。苏联哲学家马·莫·罗森塔尔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续篇，而《哲学笔记》则是“列宁对帝国主义及与其密切联系的从资本主义通过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进行研究的‘哲学导言’，……这部著作以‘纯粹的’、抽象的形式呈现了列宁在写作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时所出色地加以运用的方法。这两部著作写于同一时期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两者之间特别紧密的联系。”

在中国，毛泽东最重要的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创立了基于实践的辩证认识论，提出了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观点（如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军事斗争、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之中，形成了军事辩证法、经济辩证法的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十大关系”、“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等著名论断。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极其重视经济学中的辩证法研究。1937年毛泽东为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课，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提出了如何理解“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奠定了毛泽东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全党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读完《结束语》对教科书作总体评价时，毛泽东说，“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重视程度，他对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的评价尺度正是依据辩证法而给出的。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辩证法观点较深地影响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正是基于毛泽东“矛盾观”，他们提出了“多元决定”的哲学思想。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研究：文化批判和哲学探讨

辩证法是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也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核心和焦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研究，观点各异、内容庞杂、理论艰深、影响深远。归纳起来，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从政治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败的产物，他们大都对斯大林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感到厌烦，表现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失望情绪。二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身处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面临着一个需要重新解释的政治经济格局，而且激进的政治经济批判也不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容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代学者大都集聚在高校，从事哲学研究，他们吸收了当代哲学思潮的一些主要思想，并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发展。他们所关注的主题是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远离政治实践，很少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2 强调辩证法的某一方面。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将辩证法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他们立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一些表述，根据辩证法的某一些观点进行创造性地发展。如卢卡奇的历史主体自我意识的辩证法、总体性，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萨特的“人学辩证法”，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等等。他们主要是运用辩证法致力于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人本主义批判和哲学反思，如霍克海默、阿多诺论证启蒙是如何走向反面的，启蒙倒退成神话，已经启蒙的文明在现实中又倒退到野蛮状态；马尔库兹则研究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使人们解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但却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生产性奴役力量，丧失了批判思维能力，变成了统治制度的消极工具。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来看，他们大多数都强调历史辩证法，忽视自然辩证法，认为只有人类社会才是辩证法的适用领域。

3 研究辩证法的抽象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是以深彻的历史感为基础的，但是却局限于抽象的形式，在本体论上搞颠倒了，因此需要在政治经济学中实现实证化和具体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不能公正地评价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这一伟大贡献，而是将马克思看作一个简单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者，试图通过对文化和哲学的研究重新恢复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形式。

然而，如何将黑格尔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在文化批判中能否保证理论的“彻底性”（抓住事物的根本），“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载体”的理论功能（马克思为什么要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何在？这些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所忽略的。

四、现代政治经济学应弘扬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而具体呈现出来的，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他是现实批判和理论批判的有机统一。理论是现实的“精神”，现实是理论的“主体”。没有理论的现实批判是不彻底的、流于表面的，没有现实基础的理论批判则是空洞的、没有力量的。前者体现于普通工人的阶级意识中，后者则表现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以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用之于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就是“批判”。区别于“外在的批判”和“内在的批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的“内在批判”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作为“科学”的批判，是研究事物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低级阶段的“否定”，乃至“否定之否定”，是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探索；作为“价值”的批判，是基于科学批判的“应然”，是人们在规律性和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改造世界”的回应。因此，运用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科学性为基础、以伦理性为归宿，科学为理论提供现实性，伦理为科学提供精神和意义，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缺乏伦理约束的科学是危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反之，仅仅具有伦理诉求，而没有科学基础，那么再美好的愿望也会沦为“空想”。兼具科学性和伦理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品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研究由于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实践，批判是不彻底的，其所致力的研究方向与经典作家所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是有相当距离的。如果说，辩证法与经济学的联姻使唯物史观从理论原则变成具体科学，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回避，尽管有其现实背景和理论意义，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倒退，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可以发现相同的批判。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运用辩证法于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要求在理论上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环节，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实践的意识形态批判，把改造阶级意识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任务，不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另一种现代形式吗？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灵魂。在经济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这一判断至今对我们开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相比于数理方法和演化方法，辩证法仍然是无法替代的最有批判力量和科学性的武器。辩证法提供了一个总体性地把握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范式，它超越了均衡和非均衡、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唯名论和唯实论、现代和后现代等方法所固有的逻辑误区，同时又不排斥现代经济分析工具在具体分析和局部分析中的运用，是一个开放性的和包容性的方法论体系。

现代政治经济学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数理化的中性表述，而应当超越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深入经济现象的内在关系，通过具体范畴的不断展开，从理论上辩证地反映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商品作为出发点再现了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逻辑，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分析范式，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和总过程出现的新情况，作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结果，这些新的事实构成了更高阶段的后续环节，需要纳入马克思经济学所提供的逻辑架构。

近代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逻辑上再现了社会形态更替、市场经济的发育的辩证过程。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就是要回归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历史阶段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客观必然性，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实现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新的融合，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洞悉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和趋势，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2]贺麟，对有关辨证法几个问题的新理解[J]，中国社会科学，1988，（02）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马·莫·罗森塔尔，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5-7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0

[11]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463、336-337

[1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7-48

[13]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76

[14]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7-40

责任编辑：梁洪学

作者：肖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论文篇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范畴原理一瞥

[摘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三部分，曾简要地表述了自己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但长期以来，受到关注的主要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范畴原理，而马克思对于该范畴原理之界限的具体限定却在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由此导致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的片面化、简单化理解。本文力图勾沉《导言》中不被重视的范畴原理，并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范畴原理归纳为四条：①范畴存在的非独立性原理;②范畴认识的滞后性原理;③范畴规定的沉积性原理;④范畴次序的依附性原理。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范畴原理;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总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一个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所谓的基本内核，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所谓合理内核，则是黑格尔唯心主义不合理立场之上的辩证法。马克思与恩格斯扬弃了二者的局限性，实现了哲学上的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他们消除掉了哲学本身的独立性，并将其还原为各种“真正实证的科学”之一般总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方面，他们完成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科学著作，为“真正实证的科学”树立了样板。上述意思，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了表述。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他们的革命：“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种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他们的革命：“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2000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2000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持久性的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真正实证的科学”的代表。马克思在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合理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性改造，消除了旧经济学所固有的非本质性与非批判性，最终形成了一个界限严明、层层递进、体量巨大的经济学范畴体系。因此，列宁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用于同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想要认识马克思体大思精的经济学范畴体系，必须从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开始，而他对于方法的表述，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資本论·序言》里面。笔者经过学习后发现，长期以来在通行教材中所介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有局限性的，它们并不能揭示马克思方法论的全部重要原则。因此，本文即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第三部分的内容，尝试将马克思构建范畴体系的方法论内核——范畴原理，进行一个重新的表述，以示映显现有通行教材内容之缺漏。

二、通行教材描述的一般范畴原理

马克思在《序言》第三部分的一开篇，马克思就写道：“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入和输出，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做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即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往往都从一个宏大的对象开始，这种做法看似正确，实则错误。

那么，这种做法的错误在哪里呢？马克思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你抛开阶级去研究人口，那人口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你抛开雇佣劳动、资本去研究阶级，那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如果你抛开交换、分工、价格，那么雇佣劳动、资本又是一句空话。所以，归根结底，马克思的理由就是一句话：如果不能理解简单的规定，那么复杂的规定是没有办法研究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去研究“人口”等复杂的规定，一开始必然是一团混沌的表象，在分析混沌表象的过程中，思维必然走向简单抽象的规定，然后又必然会从简单抽象的规定再回复到“人口”等复杂的规定，这时候“人口”这个概念就不再混沌，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的丰富总体了。

马克思称从混沌表象到抽象规定的过程为“第一条道路”，称从抽象规定到思维具体的过程为“第二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混沌的表象开始，但最后总是得到一些简单的抽象规定，这是经济学的产生时期;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在前人所把握住的抽象规定的基础上，开始从简单的抽象规定出发，最后上升到一个具体的总体，这时候“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因此马克思说，后一种从抽象规定到思维具体的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由于后一条道路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生成过程，在思维之中再现了整个对象的生成过程，于是引起了黑格尔等人的“幻觉”。黑格尔等人感受到了这种生成性的思维，于是将现实事物的生成过程看作是有一个客观思维的自我生成过程的结果，“（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但马克思认为“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说，在思维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只不过是一种在思维中将具体对象再现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已，绝不能把这种思维运动等同于具体对象的现实运动。因此，马克思又在同一段落的下文中反复强调“具体总体做为思维总体，做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

我们通行教材的介绍，往往就集中于上述的内容：①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构建科学体系的正确方法;②思维中从抽象到具体的生成过程，不能等同于现实过程。这两项内容，可以说是马克思范畴原理的总则。

但是，笔者认为，马克思在下文中，还补充了范畴原理的四条分则，它们分别是：①范畴存在的非独立性原理;②范畴认识的滞后性原理;③范畴规定的沉积性原理;④范畴次序的依附性原理。下面将分别叙述。

三、马克思所补充的范畴原理

1.范畴存在的非独立性原理

所谓“范畴存在的非独立性原理”是指：不是所有的简单范畴都有独立的历史存在。

我们读黑格尔的时候，常常惊叹于黑格尔本人的概念过渡技巧，他总能将概念由低到高地排列，然后将其叙述为一个从低到高的展开过程。在黑格尔的叙述中，我们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这样一种幻觉：仿佛那在先的简单概念是所有在后概念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后的概念是在先概念的深入展开和自我发展。

但是，马克思揭破了黑格尔造成的这种幻觉，他举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例子：“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的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黑格尔那里，“占有”是“逻辑上在先”的范畴，“占有”自身的不断展开，过渡到“家庭”这个范畴。但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占有”实则是“家庭”等范畴的一个方面，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而且只有“家庭”等范畴存在的时候，“占有”才存在，因此马克思说：“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

因此，马克思在这一段的开头自问自答道：“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

总而言之，马克思证明了，有些简单范畴有其独立存在的历史形态，有些简单范畴则自始至终都是总体中的一个存在方面，而黑格尔对这两种情况不能加以区分，于是造成了许多错误的、单线的范畴演进关系。

2.范畴认识的滞后性原理

所谓“范畴认识的滞后性原理”是指：每一个范畴在现实中充分发展之后才能被充分认识，因此认识是滞后的。

马克思认为，一个范畴虽然早已产生，但是它被人们的认识把握到，往往是在这个范畴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举了一个“劳动”的例子。他指出，我们通常都认为“劳动”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而且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社会。但马克思指出，“劳动”其实是一个“现代的范畴”，现代社会提供了两个可以让我们抽象出“劳动”的条件：第一，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劳动都以十分发达的劳动种类为前提，没有任何一种特殊劳动能够支配一切;第二，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外一种劳动，因此劳动的种类变成了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由于这两个条件，让一般的“劳动”范畴成为了可能。

为了论证这个道理，马克思还列举了货币主义、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对于劳动的探索。在货币主义那里，财富还是“存在于货币中的物”，根本看不到劳动。在重商主义那里，开始把财富的源泉转向了主体的商业活动，到了重农学派那里，则把农业劳动视为劳动的一般形式，把农业产品视为一般产品。直到亚当·斯密那里，才将一般劳动抽象出来，但也还是时时地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马克思由此感叹抽象出“劳动”这个概念之难：“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远。”

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区别了“范畴本身”与“对范畴的认识”，并指出了范畴最充分的发展才导致了对范畴最一般的认识，而这种发展和认识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说：“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这于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黑格尔的哲学中，现实与认识似乎也有这种关系，但黑格尔完全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表述这个问题，并且也不能深刻揭示范畴发展的充分性与范畴把握的一般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范畴毋宁说是不发展的，现实的历史在他那里只是一种思维的历史。

3.范畴演进的沉积性原理

所谓“范畴演进的沉积性原理”是指：先前出现的范畴会以压缩的形式“沉积”到之后的社会形态当中。

马克思认为，社会从古至今是规定性不断增多的，因此越在后的社会，就越发达、越复杂，因此“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既然一个范畴只有在充分发展了之后，才能被充分认识，那么，我们如果认识了在现代被充分发展了的范畴，就能找到理解古代社会的钥匙。比如货币，它在历史上很早就起着作用，但只有在片面发展了的商业民族才能成为主导原则，在罗马最发达的时代，实物税还是占着主导。直到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才能借此理解古代的内容。因此，马克思做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但马克思同时指出，既往时代的范畴虽然会“沉淀”下来，但它们已经不复是原来的样态，而是本质上不同的规定。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它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的了、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时代虽然还保留有劳动、商品、货币，但它们在本质上已經与封建社会的劳动、商品、货币有所不同。因此，发达社会的各项内容只能是帮助理解不发达社会相关内容的钥匙，它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在黑格尔那里，范畴规定也是有“沉淀性”的，因为所有在后的规定都以在先的规定为前提，甚至，在黑格尔那里，在后的规定性与在先的规定性也有强烈的“透视感”。比如理解了《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绝对知识”，就能对之前的各个章节进行“透视”，成为解开前面各章节内容的一把“钥匙”。但是，黑格尔的这些透视关系，许多时候并不建立在真实的历史关系之上，因此它的透视十分完美。但马克思那里，这种透视表现得十分现实，他明确指出，低级社会形式中的范畴，到了高级社会形式中，可能“发展了”，也可能“萎缩了”。但在黑格尔那里，便没有这种现实的情况可言，比如“有”“无”“变”，在“变”中，“有”“无”是发展了还是萎缩了？估计是“既发展了，又萎缩了”。因此，黑格尔那里是思维的关系、构造的关系，在马克思这里则是现实的关系。

4.范畴次序的依附性原理

所谓“范畴次序的依附性原理”是指：范畴的次序在历史上是变化的，特定的范畴次序依附于特定的历史形态。

马克思指出，任何的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主导范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比如，如果是以农耕为主的封建时代，那么土地一定是社会的重要基础，而地租、土地所有制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主导的范畴，在这样的时代，连工业甚至资本都要带上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但如果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则资本就成为了主导范畴，农业就变成了由资本支配的一个从属部门，这时候一切打上了资本的烙印，于是地租也成了资本的地租，因此“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

因此，范畴之間的关系是有历史性的变化的。于是，要构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就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政治经济学体系所对应的时代才可以，也就是说，要先给自己的体系划定一个界限，马克思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确定了时代的界限，范畴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确定下来，而这个体系就可以分篇了。

据此，马克思批判了两种错误的范畴安排方式：“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他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第一种方式认为应该按照范畴在历史上起作用的次序安排范畴，第二种方式认为应该按照对历史运动的模糊表象中的次序安排范畴。而马克思认为，安排范畴的唯一根据是“既与的主体”，即在现实和头脑中的对象，对于《资本论》来说，资本主义真实的社会关系就是范畴次序安排的根据。

在黑格尔那里，范畴的次序毋宁说是天然固定的、亘古不变的（虽说他自己做了很多次序的修改）。就连最具历史性质的《精神现象学》也不过是按照“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安排的。总而言之，马克思“范畴次序”的变更，在黑格尔那里是不可能的。

四、结语

笔者所举“范畴理论”，不过是《导言》所零星提到的内容，马克思的范畴理论必然不仅限于此，且强为之名，有待商榷，故言“一瞥”而已。笔者相信，只要经过认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体系的范畴原理一定可以多层面、深层次地展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2.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人民出版社，2009.

[5]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人民出版社，1990.

[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56：30-31.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人民出版社，2009：146.

[8]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人民出版社，199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