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商提高食品安全论文

沃尔玛食品安全协作中心高级总监华智伟。我们时刻保持警醒，十年前最大规模的零售商明天就可能不复存在乔布斯曾经说过，如果全球的IT企业只剩下三家，那一定是微软、Intel和戴尔，如果只剩下两家，将只有戴尔和沃尔玛。1962年，山姆·沃尔顿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沃尔玛百货商店。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零售商提高食品安全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零售商提高食品安全论文 篇1：

有价与自主回收下废弃食品回收处理决策分析

摘 要 针对废弃食品回收处理不足导致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的现状，在回收处理商有价回收和零售商自主回收这两种情况下分别构建了废弃食品回收处理问题中零售商、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模型.对均衡解的分析表明，无论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相互独立还是合作的，当回收处理商有价回收废弃食品时，若政府部门提供的单位补贴较高，对应的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也较高，相应的回收服务水平却较低，废弃食品回收价格较高，而废弃食品回收量却较少;当零售商自主回收废弃食品时，零售商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回收处理商的回收服务水平与回收量均为零，对应的利润值都为零.

关键词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废弃食品;博弈论;有价回收;自主回收

Key words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waste food;game theory;the price recycling;the self-recycling

1 引 言

2016年10月武汉市民和商贩争抢被扔在垃圾场的大批过期变质食品，2017年2月上海发生大量倾倒过期食品罐头并遭居民哄抢事件.被抢的过期食品或被市民直接作为食品食用，或被商贩重新加工出售，由此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令人堪忧.近年来上海福喜食品过期原料事件、“回炉奶”、“陈馅月饼”等因废弃食品回收处理不当引发的严重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对过期食品等废弃食品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废弃食品产生及其回收处理的必要性、法律规制等方面.产品退回、因需求预测不准确而导致的食品供应量过度均对废弃食品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费威，2015）[1].王艳林和马杰（2009）[2]认为加强对食品回收再加工的严格监管是维护食品安全必须考虑的问题.废弃食品的减少不能仅依赖于规制，增强消费者对此的认识与促进市场对回收材料的需求才能够实现最大效率和最小浪费的目标，对此发展闭环供应链改善食品废弃物不断增加的现状是有效途径.Kim等（2016）[3]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认为利用食品废弃物生产乳酸比生产沼气更有利可图.目前我国针对过期食品、召回食品的处置方式一是当做垃圾直接扔掉，二是用做畜禽饲料，三是直接或委托第三方进行焚烧销毁.研究发现：这些召回及过期食品的回收多数是由第三方上门回收，回收隐蔽性高、安全性弱，回收程序、过期食品的最终流向、使用均存在监管空白（沈一平，2015）[4].已有对我国食品生产流通企业的调查显示：过期和召回食品回收各自为政、去向不明、处置不当、处理费用高，仅靠企业自律，难以保障食品有效处置（王永权，于浪摆，2014）[5].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对超过保质期食品仅规定了禁止经营、退出市场、做好相关记录等，并未涉及实质性的处置.此外，我国过期食品等废弃食品是否符合安全食品标准的认定缺乏依据，导致一些废弃食品改头换面重新回流至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莫鸣，李亚婷，2016）[6].此外，吴军等（2016）[7]利用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下政府对地沟油流向和回收的监管问题，分析了政府补贴和监管措施等奖惩机制.对一般废弃产品的研究中，余福茂等（2014）[8]建立考虑政府回收补贴激励的电子废弃物生产商回收、经销商回收、第三方回收与专业处理企业回收四种模式的决策模型.倪明等（2015）[9]針对产品需求不确定及新产品在制品的消费者支付意愿差异，建立了不同废弃电子产品再制造回收模式模型.何喜军等（2016）[10]针对制造商负责回收和处理废旧产品的两级闭环供应链，建立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下的微分对策模型.

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重要

①对于消费者作为过期食品等废弃食品供给者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下回收废弃食品数量相对较小，并且分析过程与此相似，所以未对此再做分析.

②图中实线表示正向的价值输出，虚线表示逆向的利益输入.全文以下同.

性，但结合现实中有价回收与自主回收废弃食品背景的相关主体决策研究有待深入.对此，根据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两种回收废弃食品背景，一是回收处理商从零售商处有价回收废弃食品，二是零售商自觉将回收废弃食品提供给回收处理商，在这两种情况下分别构建了废弃食品回收处理问题中零售商、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他们的回收价格、回收服务水平、单位回收补贴与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为我国废弃食品有效回收处理提供参考依据.

第2期费威：有价与自主回收下废弃食品回收处理决策分析

2 问题描述及模型分析

研究的问题是从零售商处回收废弃食品，问题主体包括食品零售商、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食品零售商具备直接回收大量过期食品等废弃食品的便利性，将其作为废弃食品的供给者①.回收处理商具有回收废弃食品与处理食品的职责，将其作为废弃食品的终端处理者.政府部门为促进废弃食品的有效回收处理，一方面为回收处理商提供相应的补贴，另一方面通过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教育等多种方式的投入，从而提高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的安全意识.下面分别分析回收处理商有价回收废弃食品与零售商自主回收废弃食品两种情况下相关主体的决策及其影响因素.

2.1 回收处理商有价回收废弃食品的分析

当回收处理商以一定价格向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时，零售商、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经济行为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废弃食品的有价回收②

政府部门为促进废弃食品回收处理，支付给回收处理商一定数量的单位食品补贴金额s，并且通过加强相关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知识宣传等方式提高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的安全意识h.同时政府部门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成本ah2/2，其中a（a>0）表示政府部门提高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边际成本系数.因此，由于目前我国对废弃食品回收处理较为忽视，为简化和强调政府部门在废弃食品回收处理方面政策措施的重要作用，将废弃食品安全意识h作为政府部门相应政策措施投入所直接影响决定的结果.回收处理商支付给零售商回收价格PR以获取废弃食品.并且回收处理商需要付出一定努力提供回收服务水平e，相应的回收服务成本是βe2/2，其中β（β>0）表示回收处理商在废弃食品回收处理方面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系数.回收处理商负责废弃食品回收处理将为其带来相应的单位声誉价值，记为ke.其中k（k>0）表示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并且假设上述参数满足β≥16ak2.该假设意味着回收处理商在废弃食品回收处理方面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不低于政府部门提高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边际成本与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的乘数效应.由于当前我国相应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法规制度等配套体系不健全，回收处理的成本相对较高.并且由于废弃食品的有效回收处理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全社会对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安全意识较为薄弱，相关主体付出的成本较低，因而与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相应的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就较低.废弃食品回收量为QR=α*PR/h[11]，这是由于零售商以经济利益为主，回收价格直接决定了废弃食品的回收量，此時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的安全意识将削弱回收价格弹性的相对作用，因此有如上回收量函数.其中α（α>0）表示回收价格对废弃食品回收量的直接影响效应.

2.1.1 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的独立决策

当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各自独立的经济个体时，政府部门先根据自身与回收废弃食品相关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决定单位回收补贴s和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的安全意识h，然后回收处理商再由其自身经济利润为便于分析，社会利益和经济利润都是以货币为单位.并且政府部门的社会利益主要是在废弃食品回收处理问题的分析框架下，不考虑其它因素.全文以下同.最大化决定回收服务水平e和回收价格PR.

2.1.2 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决策

假设回收处理商是政府部门的内部机构，其经济利润与政府部门的社会利益是一体化的情况下，根据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二者总利润最大化决定回收价格PR、回收服务水平e和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h.此时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总效益为

2.由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1：首先，在废弃食品有价回收的情况下，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合作时的废弃食品回收价格、回收量、回收服务水平都比他们各自独立时的相应值更高.而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合作时的两组最优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单位回收补贴额，取值较大的一组比他们各自独立时的相应决策值要高，取值较小的一组比他们各自独立时的相应决策值要低.

其次，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与政府部门提供的单位回收补贴成正比.说明政府部门在回收废弃食品方面的高额补贴投入能够增强零售商对回收废弃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以及对相关废弃食品回收知识的了解，从而提高他们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因此，政府部门在回收废弃食品方面的政策措施将直接影响社会大众对回收废弃食品的态度.

再次，废弃食品回收量大小的比较结果与回收价格大小的比较结果刚好相悖.这主要是由于废弃食品回收量是由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与回收价格共同决定的.而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受到政府回收补贴政策影响，它的高低与回收价格大小不相一致，最终导致废弃食品回收量大小与回收价格不成正比.该结果表明：仅从提高回收价格的经济激励角度促进废弃食品回收行为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应兼顾对被回收者在思想意识方面的教育与宣传，否则只能事倍功半.

最后，废弃食品回收量的大小比较与回收服务水平高低的比较结果一致，说明回收服务水平对废弃食品回收具有重要影响.尽管是在有价回收废弃食品的情况下，但回收服务水平的高低对被回收者的回收行为促进作用非常显著.在实际中，回收废弃食品的途径和方式的便利性对于废弃食品回收行为的培养和激励至关重要.

（2）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独立与合作时的相关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①政府部门提高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边际成本α、回收价格对废弃食品回收量的直接影响效应α对主要决策变量的影响分析

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相互独立的决策变量分析结果的相应影响如下.在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较高时，有s1*α>0，s1*a<0;h1*α>0，h1*a<0;e1*α>0，e1*a>0;pR1*α>0，pR1*a<0;QR1*α>0，QR1*a>0.在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较低时，有s2*α>0，s2*a>0;h2*α>0，h2*a>0;e2*α>0，e2*a<0;pR2*α>0，pR2*a>0;QR2*α>0，QR2*a<0.

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合作的决策变量分析结果的相应影响如下.在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较高时，有h1**α>0，h1**a<0;e1**α>0，e1**a>0;pR1**α>0，pR1**a<0;QR1**α>0，QR1**a>0.在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较低时，有h2**α>0，h2**a>0;e2**α>0，e2**a<0;pR2**α>0，pR2**a>0;QR2**α>0，QR2**a<0.这些影响效应分析结论与回收处理商和政府部门是相互独立时的分析结果一致.由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2：首先，无论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独立的还是合作的，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是较高还是较低的，当回收价格对废弃食品回收量的直接影响效应增强时，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会增强，回收处理商提供的回收服务水平会提高，废弃食品回收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废弃食品回收量会增加.

其次，无论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独立的还是合作的，在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是较高的条件下，当政府部门提高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边际成本增加时，政府部门为回收处理商提供的单位回收补贴会减少，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会减弱，回收处理商提供的回收服务水平会提高，废弃食品回收价格会随之下降，而废弃食品回收量会增加.在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是较低的条件下，上述决策变量随政府部门提高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边际成本增加的变化效应与上述较高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下的效应刚好相悖.

最后，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独立的，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是较高还是较低的，当回收价格对废弃食品回收量的直接影响效应增强时，政府部门为回收处理商提供的单位回收补贴会增加;当政府部门提高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边际成本增加时，政府部门为回收处理商提供的单位回收补贴会减少.

②其它因素对主要决策变量影响的数值分析

由于上述两种情况下对应最优决策变量取值时的回收处理商的经济利润、政府部门的社会利益以及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总利润解析式结构复杂无法进行直接比较，下面通过数值算例进行比较分析.根据问题描述与模型设定条件，结合实际情况，令政府部门提高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边际成本系数a=10，回收价格对废弃食品回收量的直接影响效应α=1，并且回收处理商在废弃食品回收处理方面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系数满足β≥160k2（根据β≥16ak2）.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k取值范围为0.5～2.4，满足上述条件相应的β取值范围为41～923.由此可得如下数值比较分析结果.

在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相互独立时，政府部门提供的单位回收补贴有高有低，由此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高低不同.在高低不同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下，回收处理商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对相关决策变量的影响进行数值分析有如下结果.

由圖2、图3和图4可见，当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相互独立时，无论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是较高还是较低或者提供的单位回收补贴较高还是较低，随着回收处理商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与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的增大，回收处理商决定的回收服务水平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随着上述因素增大而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下降幅度由大变小.而在较高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政府部门直接决定的单位回收补贴、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以及回收处理商决定的回收价格均呈现较为平稳的小幅波动式下降趋势.但在较低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政府部门直接决定的单位回收补贴、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以及回收处理商决定的回收价格均呈现较为平稳的小幅波动式上升趋势.与之不同的是，废弃食品回收量的变化趋势刚好相悖，在较高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回收量呈现较为平稳的小幅波动式上升趋势，但在较低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回收量呈现较为平稳的小幅波动式下降趋势.并且在较高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单位回收补贴、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与回收价格都比在较低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对应的决策变量值要高，但高出的差额会随着上述因素增大而逐渐缩小.然而回收服务水平与回收量在较低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却都比在较高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对应的决策变量值要高，而差额依然随着上述因素增大逐渐缩小.

由图5、图6和图7可见，当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合作时，无论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是较高还是较低或者提供的补贴较高还是较低，随着回收处理商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与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的增大，回收处理商决定的回收服务水平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随着上述因素增大而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下降幅度由大变小.而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与回收价格、废弃食品回收量均呈现更为平稳的变化趋势且波动变化不明显.并且在较高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与回收价格都比在较低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对应的决策变量值要高，高出的差额随着上述因素增大而没有显著变化.然而回收服务水平与回收量在较低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却都比在较高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对应的决策变量值要高，而回收服务水平差额依然随着上述因素增大而逐渐缩小，回收量差值并无显著变化.

（3）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独立与合作时相关主体利润的数值比较分析

在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相互独立时，政府部门提供的单位回收补贴有高有低，由此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水平高低不同.在高低不同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回收处理商的经济利润和政府部门的社会利益进行比较分析有如下结果.

由图8和图9可见，当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相互独立时，无论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是较高还是较低或者提供的补贴是较高还是较低，随着回收处理商在废弃食品回收处理方面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与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的增大，回收处理商和政府部门的利润曲线都呈现整体波动上升趋势.在较高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回收处理商的经济利润均高于政府部门的社会利益，并且两者差额随之增大;在较低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回收处理商的经济利润开始低于政府部门的社会利益，但两者差额随之减小而后相等，并且回收处理商的经济利润反超政府部门的社会利益，同时两者差额随之增大.

由图10和图11可见，当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相互独立时，相比于较低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在较高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回收处理商获得的经济利润更高，政府部门获得的社会利益更高.但随着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与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的增大，两种情况下回收处理商的利润差额、政府部门的社會利益差额都逐渐缩小，其中政府部门的社会利益差额随上述参数值增加而缩小的更为显著.

由表1可见：当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相互独立时，无论政府部门直接影响决定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是较高还是较低，随着回收处理商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与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的增大，回收处理商和政府部门的利润总和曲线都呈现整体上升趋势，随着参数值的增大其上升幅度逐渐减小;而当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合作时，总利润曲线随着参数值增大的变化幅度不大，整体呈现较为平稳的趋势.比较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相互独立和合作时的利润总和与总利润具体有如下结果.一方面，无论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相互独立还是合作时，在较高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的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利润总和或者总利润，比在较低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的利润总和或者总利润更高.不同的是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相互独立时利润差额随着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与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声誉收益水平的增大而减小，而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合作时利润差额较为稳定，几乎不随着上述参数值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合作时的总利润均显著高于他们是独立时的两者利润总和，并且在较高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下，合作时的总利润高于两者利润总和的幅度更大.

2.2 零售商自主回收废弃食品的分析

当零售商自主回收废弃食品并提供给回收处理商时，零售商、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经济行为关系如下图12所示.

图12 废弃食品的自主回收

零售商自主回收废弃食品，政府部门依然向回收处理商提供一定的单位回收补贴额s.而废弃食品回收量完全依赖于零售商自主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回收价格对回收量不发挥显著作用.回收处理商的回收服务成本与政府部门提高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努力成本不变.政府部门在废弃食品回收处理中的投入将为其带来相应的社会信誉价值，记为g*h*e.其中g（g>0）表示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信誉收益水平.废弃食品回收量QR=h×e[11]2586，这是由于当零售商自主回收时，废弃食品回收量主要由回收处理商的回收服务水平直接决定，此时零售商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将对回收服务弹性产生重要正向作用，因此将废弃食品回收量设定为上述函数.

2.2.1 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的独立决策

当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独立决策的行为主体时，政府部门先根据与回收废弃食品相关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决定单位回收补贴额s和零售商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h，然后回收处理商再由其自身经济利润最大化决定回收服务水平e.

上述结论说明：当零售商自主回收废弃食品时，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各自独立做出的相应决策变量只有在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信誉收益水平与回收处理商提供回收服务水平的边际成本的比值，不低于政府部门提高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边际成本与回收服务水平对应的边际信誉收益水平比值的2倍时，才存在最优值.并且此时对应的最优值为政府部门提高一定的单位回收补贴，而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以及回收处理商的回收服务水平与回收量都为零.因而，回收处理商的经济利润与政府部门的社会利益都为零.这些结论表明：该情况下政府部门在回收服务对应的单位成本收益值比单位回收服务收益对应的提升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成本值较高时，政府部门更有提供回收废弃食品补贴的动力，然而回收处理商却缺乏提供回收服务的自觉性，最终使得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较低甚至为零，相应的废弃食品回收量为零.

2.2.2 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决策

假定回收处理商是政府部门的内部机构，其经济利益与政府部门的社会利益是一体化的情况下，根据总效益最大化决定回收服務水平e和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h.此时，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总效益为

上述结论说明：当零售商自主回收废弃食品，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合作时，对应的零售商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以及回收处理商的回收服务水平与回收量都为零.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总利润为零.这些结论表明：该情况下尽管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合作的关系，然而相应的最优决策取值仍为零.不管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是各自独立的还是合作的，仅依赖零售商自主回收难以取得预期的回收成效.

3 结 论

通过对回收处理商有价回收和零售商自主回收废弃食品这两种情况下，废弃食品回收处理问题的相关主体间的最优决策进行求解和分析，得到以下两方面的主要结论.

一方面，当回收处理商有价回收废弃食品时，无论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是相互独立还是合作的，政府部门提供较高的单位回收补贴能够有效激励废弃食品供应者（包括零售终端的零售商、消费者）增强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由于废弃食品供应者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回收处理商的回收服务水平激励作用相对不显著，回收处理商的回收服务水平也相应降低.由于政府部门单位补贴的推高作用，废弃食品回收价格也会随之提高.因较高的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与较高的废弃食品回收价格对于废弃食品回收量的反向作用关系，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对废弃食品回收量的负向影响占优于废弃食品回收价格对回收量的正向影响，从而致使废弃食品回收量较低.另一方面，当零售商自主回收废弃食品时，不管回收处理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是各自独立的还是合作的，零售商自主回收难以取得预期的回收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废弃食品回收服务的成本相对较高与收益相对较低，回收处理商缺乏提供回收服务的动力;提升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成本较高从而加剧了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消极行为.在上述低回收服务水平与低回收废弃食品安全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回收废弃食品量很少甚至为零.

这些结论表明：我国废弃食品回收处理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法律法规、硬件设施等回收处理体系尚未健全，实施废弃食品有价回收更利于尽快建立和完善废弃食品回收处理体系.而当前若实施废弃食品自主回收则效果相对较差.因此，政府部门在规范废弃食品回收处理法规的基础上，在为废弃食品回收处理商提供适当补贴的同时，更要加强在废弃食品回收处理体系的基础设施设备方面的建设，以增加废弃食品回收服务的收益和降低废弃食品回收服务的成本，在废弃食品回收处理的必要性与常识性的教育宣传方面加大投入，以提高废弃食品回收安全意识，促进废弃食品再利用的市场机制引导，对最终实现废弃食品的有效回收处理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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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艳林，马杰.论回收废弃食品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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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永权，于浪摆.过期食品回收处置现状不容乐观[J].首都医药，2014（12）：27-28.

[6] 莫鸣，李亚婷.超市食品消费者赔偿投诉及其制度改进——基于208个超市食品安全事件的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84-89.

[7] 吴军，毕研林，李健，袁文燕.不对称信息下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地沟油监管政策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6，36（10）：2610-2617.

[8] 余福茂，钟永光，沈祖志.考虑政府引导激励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决策模型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4（5）：131-137.

[9] 倪明，邵小伟，郭军华，杨善林.不确定需求及WTP差异条件下废弃电子产品再制造回收模式选择[J].系统工程，2015，33（10）：44-53.

[10] 何喜军，武玉英，杜同.基于微分对策的产品回收对供应链协同优化的影响[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6，36（8）：1962-1974.

[11] 宗刚，魏素豪.基于回收意识的废旧衣物回收模式对比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6，36（10）：2583-2589.

作者：费威

零售商提高食品安全论文 篇2：

沃尔玛零售巨头如何玩转

沃尔玛食品安全协作中心高级总监华智伟。我们时刻保持警醒，十年前最大规模的零售商明天就可能不复存在

乔布斯曾经说过，如果全球的IT企业只剩下三家，那一定是微软、Intel和戴尔，如果只剩下两家，将只有戴尔和沃尔玛。

1962年，山姆·沃尔顿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沃尔玛百货商店。

作为最早提出“天天平价”和“一站式购物”概念的企业，沃尔玛凭借供应链管理和技术创新的优势，迅速发展为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市值超过3600亿美元（截至发稿）。

对于沃尔玛来说，创新始终是其根基，无论是零售模式、供应链设计还是新技术的应用。对于企业而言，只有不断重塑自己，才能持续创新并引领潮流。

“在沃尔玛，我们时刻保持警醒，十年前最大规模的零售商明天就可能不复存在。”沃尔玛食品安全协作中心高级总监华智伟在接受创业邦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危机意识。

在他看来，一家企业要想在未来二十年乃至更长远的将来，持续以更好的产品和更便捷的购物方式服务消费者，创新则势在必行。

从全球来看，大企业创新的方式趋于多元化，有内部创新和外部创新，乃至开放式创新等。

对于沃尔玛来说，创新始终是其根基，无论是零售模式、供应链设计还是新技术的应用。对于企业而言，只有不断重塑自己，才能持续创新并引领潮流。

比如，苹果、英特尔、谷歌等企业采用了以员工为导向的自下而上的创新，电讯巨头思科通过不断收购有潜力的新兴企业称霸全球，华为则成立对外合作部，与英特尔、NEC等国际领先企业进行技术合作。

作为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凭借在供应链方面的影响力，为创新提供了一个新技术试点并快速应用的最佳平台。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沃尔玛采取的开放式创新模式，正在逐步带动食品安全行业的发展。
将创新规模化

1996年，沃尔玛进入中国，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山姆会员商店和沃尔玛购物广场。

在此后的24年里，沃尔玛见证了中国消费者对商品多样化和便利化需求的增长，也发现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仍然面临着诸多食品安全领域的挑战。

中国在创新领域的飞速发展，为全球提供了食品和供应链创新的新思路。华智伟这样告诉创业邦：“这是一个拥有14亿消费者的多元化国家，这些积极的变化使中国成为‘沃尔玛食品安全创新平台’的最理想市场，没有其他地方比中国更适合召集创新者并测试他们的创意。”

他们在中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创新故事源自2016年。那年，沃尔玛在北京正式启动了沃尔玛食品安全协作中心，聚焦食品安全科技创新、食品安全教育以及食品安全政策支持。次年，沃尔玛成立了“沃尔玛食品安全创新平台”，聚焦于用技术提升食品安全。

沃尔玛食品安全创新平台，既服务于沃尔玛在食品安全创新方面的需求，又是一个面向食品产业链开放的食品安全创新平台。食品产业链上的国内外大企业也参与平台的建设工作，从中遴选创新项目为各自企业所采用。

“沃尔玛食品安全协作中心相对独立于沃尔玛的核心业务，但通过与沃尔玛业务部门的合作，我们得以更高效地发掘潜在的创新技术，并将具有前景的创新规模化，这一点上99%的公司都无法企及。”华智伟对创业邦表示。

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食品产业体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平台的工作重点就是推动最新科技领域的创新及其实施方案的协作，通过不断挖掘有潜力的科技创新类项目，积极推进试点并协助其在食品产业链中得以规模化应用。

沃尔玛食品安全创新平台的实践表明，与供应链中具有影响力的相关方开展合作，尤其是从较早的阶段开始合作的话，将对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通过建设这样一个创新平台，我们实现了双赢的结果，一方面项目申请者和初创公司可以从中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参与创新平台的大型企业进行试点创新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双方都可以受益。

沃尔玛食品安全创新平台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食品安全行业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不僅增强了整个食品安全产业的连通性，也进一步提升了食品产业的透明度。

目前来看，食品安全的供应链变得越来越长，甚至是跨区域跨国界的，食品供应要经过诸多环节才能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借用区块链、传感器等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可以实时追踪整个食品的供应链条，使之变得更加透明。

“比如说，我们用传感器可以探测到温度，具体的定位，这些都能够做得非常精确，这样就可以让整个供应链变得更加透明，也可以让各个利益相关方做出更好、更科学的决策。”华智伟对创业邦表示。

新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提升了行业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工作效率。在沃尔玛内部，食品安全供应链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新技术的应用可以简化员工的工作，使他们释放出更多时间考虑未来的挑战，而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工作。

在食品安全协作中心成立之初，沃尔玛和沃尔玛基金会就承诺，将在五年间投资2500万美元用于食品安全领域各类研究项目，提升中国食品安全水平。

自2017年成立以来，沃尔玛食品安全创新平台已经连续三年举办创新项目评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近140多家单位递交的技术方案参与，包括来自美国、印度、韩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创新项目，覆盖了冷链温度控制、可持续配送包装、产品追溯及快速检测技术等多个领域，最终部分优胜项目获得了与沃尔玛及创新平台合作伙伴所提供的试点合作和其他的商业拓展机会。

对于创新项目评审活动，华智伟给出了“双赢”的评价：“通过建设这样一个创新平台，我们实现了双赢的结果，一方面项目申请者和初创公司可以从中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参与创新平台的大型企业进行试点创新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双方都可以受益。”

通过沃尔玛创新平台的活动，项目申请者、创新委员会成员以及食品安全行业从业者，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食品安全创新社区，共同推动食品供应链方面的技术创新。

“其实我想用一个比喻就是雪球效应，从第一年开始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真正影响到了产业链的方方面面。”华智伟在接受创业邦采访时表示。
跨界融合，避免单打独斗

创新，往往离不开合作。

在食品供应链体系中，需要应对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参与方只有更好的协作和沟通才能确保食品安全，确保食品以安全的方式到达消费者手中。

这个过程涉及各方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链上的企业、食品加工公司，以及孵化器、加速器、初创公司等，从创新、测试到最终实现创业的过程，都需要各方协调合作。

“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拿出能够满足整个行业和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华智伟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复杂的体系。

在他看来，未来创新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整个产业的跨界合作：“我们希望逐渐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人才库，一个全球性的市场，通过帮助初创企业试点他们的创新技术，来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市场。”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如何将新技术与市场需求进行匹配是个大问题，像沃尔玛食品安全创新平台这样的开放创新项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创新想法可能不适合中国市场的需求，但是适合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的需求，通过沃尔玛这样的国际化创新平台，有助于找到真正适应未来全球市场发展的解决方案。

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和目标，就是推动供应链的弹性建设，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让供应链上的信息流动更加顺畅，让大家能够清楚地把握供应链的动态变化。

“未来一定要避免单打独斗的发展方式，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沟通和协作，不管是初创企业、孵化器，还是大企业，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未来有更多开放的创新合作模式，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

在华智伟看来，未来大企业创新的发展趋势一定是跨界融合。
疫情下的新机遇

2020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频发生，大规模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人们陷入了恐慌。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如何应对外部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食品安全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过能够看到的是，一些企业正在进行改革创新，一些新趋势正在加速发展。怎样更好地为客户带来便捷的服务，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进行更加及时的配送，是疫情给食品行业带来的新挑战，也是新机遇。

“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和目标，就是推动供应链的弹性建设，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让供应链上的信息流动更加顺畅，让大家能够清楚地把握供应链的动态变化。”华智伟在接受创业邦采访时说道。

不同于其他工业制成品，食品行业一直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季节的变动、气候的变化都会影响整个供应链。从农场到超市，最后配送到消费者手中，需要借用新技术预测整个供应链的变化。比如，应用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技术，就可以把供应链上的消费、配送等各个环节的参与者，以更安全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疫情给食品行业带来打击的同时，也激发了产业链的创新，提升了人们的食品安全意识。

在华智伟看来，“这次疫情可以说是一件坏事，但同时它也带来了机遇，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们能够充分地通过技术创新，为整个食品产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确保更多的安全食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开放创新，永无止境

沃尔玛食品安全协作中心除了注重食品安全的创新，还主动肩负起社会责任，提升人们的食品安全意识。

在华智伟看来，食品安全教育是提升食品安全整体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安全意识的建立和食品安全知识的传播，对推动食品安全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积极开展合作，中心在努力推动对兒童、家长、消费者、中小企业以及食品行业从业者的食品安全教育。

在合作领域，中心还积极协助食品安全政策法规的建设与实施，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相关论坛和探讨，与政府、学术界、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进行交流，提出建设性意见并成为食品安全议题的意见领袖。

创新、教育、政策，这三驾马车撑起了沃尔玛食品安全协作中心的一片天。

在沃尔玛进入中国市场的20多年，目睹了人类历史上可能是规模最大且最快的一次财富增长，也见证了中国消费者对于使用新技术的意愿。

“我还记得当年在中国留学时，有时在农村甚至很难看到一部手机，现在电子商务正迅速扩展到小型城市，在网上购物和移动支付等方面，中国居民可能比美国和欧洲人领先五年。”华智伟向创业邦回忆起自己刚到中国时的情景。

中国的巨大变化带来了一个新的现状，许多零售商和跨国公司正在研究中国的趋势，以判断其他市场的消费者在未来几年对于新技术的接纳程度。这与二十多年前，国外企业根据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趋势向中国输入新的理念和技术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过去20多年里，随着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和新技术的使用，中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飞跃式发展。”华智伟向创业邦坦言。

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本就是一个不断实验、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的过程，所以没有真正的失败可言。而一旦脱离创新的轨道，可能就真的离失败不远了。

作者：孔露娇

零售商提高食品安全论文 篇3：

基于供应链的生鲜农产品产销模式探析

[摘 要]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技术的进步，我国生鲜农产品供给量稳步增长，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基本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但是由于流通过程的落后，我国每年有30%的果品和40%～50%的蔬菜在到达消费者之前白白损耗，果蔬损耗量达上亿吨。这种低效率的生鲜物流已成为我国生鲜产品产业化、规模化的瓶颈。因此，运用现代物流理念和技术，构建反应灵敏、反馈及时、符合市场需求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已经成为必然。本文基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视角，结合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现状，探索不同核心组织主导下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物流运作模式。

[关键词] 供应链 生鲜农产品 产销模式

2008年3月国家商务部《关于加快我国流通领域现代物流发展的指导意见》（商改发[2008] 53号）提出：加强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保障生鲜食品消费安全。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技术的进步，我国生鲜农产品供给量稳步增长，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基本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但是由于流通过程的落后，我国每年有30%的果品和40%～50%的蔬菜在到达消费者之前白白损耗，果蔬损耗量达上亿吨。这种低效率的生鲜物流已成为我国生鲜产品产业化、规模化的瓶颈。因此，运用现代物流理念和技术，构建反应灵敏、反馈及时、符合市场需求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已经成为必然。目前，国内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已有一些探索性的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限于生鲜农产品的单一供应模式，并加以绝对化。我们国家是农业大国，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差异很大，不可能整齐划一地采用统一模式。为此，本文基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视角，结合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现状，探索不同核心组织主导下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物流运作模式。

一、超市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

超市是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新兴零售业态，20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经过10多年的发展，目前生鲜已成为超市经营的命脉，是“集客力”的重要来源。根据笔者对信阳市百佳、和美等超市的实地访谈了解到，生鲜经营区往往是超市销售最为火爆和最具人气的区域，其收入一般能够占到营业额的10%～30%。由超市主导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不仅对改善购物环境，而且在提高食品安全性、保证商品质量和进行深加工，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等方面有着重大作用。

目前，以超市为主导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有以下四种模式：

1.农户—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超市—消费者。

2.农户—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配送公司—超市—消费者。

3.经营基地专业公司—超市—消费者。

4.农户—农民协会成立的公司—超市—消费者。

前两种供应链中间环节过多且与农贸市场作为零售终端没有实质的差别。第三种供应链反映的是经营基地的专业公司向超市供应生鲜农产品的情况，但这种方式所供应的农产品占生鲜农产品总量的比例很低。第四种方式，即由农民协会向超市供应的生鲜农产品量更少。第三种和第四种模式与超市的经营业态非常匹配，但现实中运用较少。经过繁多的中转环节后，不仅抬高了生鲜农产品价格，也使生鲜农产品的新鲜度大打折扣，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商品价格、品质的要求。而且每经过一个环节都会增加相应的成本。一般说来，物流环节越多，损耗就越高，浪费也越大，物流成本越高。由于生鲜产品具有时间性强、保鲜保质困难等特点，物流成本比一般农产品更高。2003年国家商务部正式将“农改超”列入“食品放心工程”，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尽管超市对生鲜农产品经营非常重视，却大多无利可图。国外好的超市生鲜农产品经营的毛利在20%左右，而国内仅为0%～10%。究其原因主要是物流成本太高所致。因此，经营生鲜农产品的超市要突破这样的局限，应该采用第三种和第四种与超市经营业态相匹配的供应链模式，以产销直通的方式减少物流环节，再通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以提高超市生鲜的销售额及利润。就目前我国生鲜产品销售现实来看，应该以“农户—农民协会成立的公司—超市—消费者”模式为主。因为第三种供应链模式必须在超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完成，如果只有一两家店，是不可能形成大规模采购模式的。

二、龙头企业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

龙头企业内联千家万户，外接国内外市场，在经营中发挥着连接市场与农户的桥梁纽带作用。它既是加工销售中心，又是市场信息捕捉筛选中心，还是科技推广服务中心。近年来，随着农业企业的蓬勃发展，龙头企业纷纷转型，开始注重营销理念的吸收并积极实践，已逐步形成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型理念。龙头企业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是以市场需求为驱动，以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一头连着农户一头连着市场，能够将市场信息迅速地从市场传到农户以让农户的生产找到市场的方向，将农产品及时地从农户送到市场以满足顾客的需求。龙头企业主导型供应链的核心环节是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流通企业）。在该模式下，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力量，以企业为中心能够保证生产活动的稳定性，在资金、技术和生产资料等方面由公司为农户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在加工原料的供应上获得了保证。

目前，我国一些大型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已经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比如:肉类产品有漯河双汇集团、信阳华英集团等企业， 果蔬类产品有上海农工商超市连锁集团，奶类产品有伊利集团、蒙牛集团等等，它们均是集农产品生产、商贸、科技、加工、流通于一体的多角化企业集团，是典型的龙头企业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实践证明，龙头企业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具有开拓国际与国内市场的能力和优势，是推行生鲜农产品包装标准化、流通加工精益化、保鲜保管科学化、分拣配货自动化、配送快捷化的主要载体。

在供应链中，龙头企业与批发商或零售行业可以在战略上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和一体化经营。企业与农户的后向一体化的建立，有三种模式可以借鉴：一是“公司+基地+农业工人”，龙头企业从农民手里成片租赁土地建立基地，租期一般为10年～20年，企业对基地的生产实行一体化管理；二是“公司+基地+农户”，农户自主经营，公司以契约形式对其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的管理指导和监督，按合同收购产品；三是“公司+协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与行业签订生产收购合同，行业协会按龙头企业要求组织农户生产，代表农户与公司打交道。这种模式做到了农户省心，企业省力，更主要的是保证产品的销售。行业协会主要扮演的是“协调人”角色，能够对整个相关产品生产销售形成的供应链实行宏观调控和管理，发挥着收集、分析、传播市场信息、组织参加贸易展销及交流和开拓新兴市场的作用，还可以通过创建业内统一的产品和服务品牌，提升本行业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但行业协会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公司却是直接体现市场冷暖的组织。

根据我国实际，笔者认为，“农户—协会—公司—零售商—消费者”供应链模式，应该是目前龙头企业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主要物流模式。以“农户—协会—公司—零售商—消费者”的模式运作，能够在协会的统一规划下，公司向农户发放订单，实现“四统一”：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调运，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井然有序，推动农业走上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向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变。在该模式下，龙头企业的素质成为供应链成功的关键。在供应链整合中，供应链管理的主要任务交给了龙头企业，有可能使龙头企业的管理成本提高，风险增加。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科学管理，很容易造成规模不经济。

三、农民合作组织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广大小规模农户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保持各自财产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按照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经济互助组织。发展较为成熟、规模较大的合作组织能够承担起农产品产销一体化管理的责任，实现上连农户下接农产品连锁店、超市等零售行业，形成简单完整的农产品供应链。

这种供应链模式有如下：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水平，培育农户鲜活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动机，促进鲜活农产品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可以跳过中间的过程，直接进入宾馆、机关、学校、工厂和超市，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损失把产品运送到消费终端；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在向农户订制产品时，制定一系列的安全、营养、卫生标准，以契约的方式规定下来，进行有序采购。比如养猪业，面对去年“养猪不如贩猪，贩猪不如杀猪，杀猪不如卖肉”的局面，壮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统一选种、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可以增加散户的市场竞争力；而面对猪肉养殖的数量变化导致的价格周期性波动，壮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更是可以发挥承担调节作用。入社农户通过在农产品销售、技术、信息服务及农产品加工等某个环节上展开合作经营，降低各自分散经营的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市场议价能力，增强市场风险的能力，最终达到增加经营收入的目标。

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最近几年在我国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发展，是我国分散的农户走向市场的有效模式。目前，全国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有15万多个，加入的农户成员达236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带动非成员农户324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3.5%；两类农户合计占农户总数的23.3%，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带动成员增收幅度比一般农户普遍高出20%～30%。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保证了农产品生产的规模性，为农产品产供销模式的变革——农产品供应链建立，在规模上、组织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农民合作组织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产供销模式,为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提供了组织保证及利益牵制，从而保障了农产品的质量，为农产品品牌的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第三方物流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

第三方物流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主要是农户、农产品基地、供销社等把自己需要完成的配送业务依托专业的第三方物流公司来完成的物流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生产商—第三方物流提供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第三方物流企业通过与农户、农产品基地、供销社等签订契约，规定双方在生产、销售、服务及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摊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通过建立农产品物流中心完成供应链系统整合，把农民生产的分散的农产品集中到物流中心，然后由物流中心再统一配送到各农产品加工企业。

相对于其他的配送模式，使用第三方物流配送，生鲜农产品的配送渠道、环节较少。第三方物流企业以一个整体的生鲜农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形象出现在市场上，能够利用物流企业先进的信息网获得生鲜农产品需求信息，统筹指导农户的生产和销售。同时还能够把先进的科技带到农业领域，对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进行管理，提高农产品的新鲜度与质量。 此外，物流企业作为流通主体，一般可以同时为多个上游环节及下游环节提供物流服务。利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辅助农产品交易，配备完善的物流体系和信息平台，使得物流中心成为连接生产、加工、零售的核心环节。为生鲜农产品加工提供延伸服务，提高生鲜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农户、物流服务商以及消费者三方面共同获利。

但以第三方物流为核心来建立农产品物流的供应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户与市场的脱节，如果信息在第三方物流企业与农户的传递过程中失真，就使得农户的生产调整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有时可能会出现连带经营风险，如果第三方物流企业是基于合同的比较长期的合作关系，如果第三方服务商自身经营不善，则可能会影响使用方的经营，但如果要解除合同关系又会产生很高的成本。

五、专业批发市场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

专业批发市场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是指以生鲜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带动区域专业化生产或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营销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专业批发市场为依托，充分发挥专业批发市场的辐射带动作用，达到发展一处市场，带动一个产业，繁荣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群众的目的。目前全国亿元以上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482家，数量虽少，但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主导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但是，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在市场立法、规划、交易方式、准入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以蔬菜和水果为例，我国蔬菜和水果采摘后平均损耗率高达25％～30％，而发达国家的损耗率普遍低于5％，美国仅有1％～2％，这种经济损失每年超过1000亿元，不利于农产品在流通中增值，也影响到农民增收。因此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急需升级改造。

对生鲜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主要体现在服务功能拓展方面。需要在原有批发交易、短期存放、商品集散等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职能，建立综合化和一体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建立“企业办市场”的企业化批发市场，并以企业化批发市场为核心企业构筑“农户—基地—批发市场—零售店—消费者”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作为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企业化批发市场可以采取股份制形式，这样既能够按照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同时国家作为股东，可以保证对农产品流通的有效调控，也避免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

企业化批发市场要很好发挥作用，必须基于电子商务提高信息化程度。通过采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辅助农产品交易，配备完善的物流体系和信息技术平台，将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经济活动纳入到供应链的体系之中，从而构建起一个集批发交易、仓储保管、冷藏冷冻、分拣拣选、包装及配送等服务在内的新型供应链体系。

综上所述，由于物流是沿着供应链流动的，只要建立起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在核心企业的运作下，物流自然而然地顺利进行。但是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下物流的具体运行模式还是个选择问题，需要根据核心企业的自身实力而定。这一核心组织的形成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各方妥协的结果，而是基于市场竞争自然形成的。生鲜农产品物流管理实质上是权利的博弈过程。要保证上述生鲜农产品物流供应模式的正常运转，需要从多个方面加强物流供应链建设，探索多种类型的联盟型或合作型的物流体系，从而降低生鲜农产品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使生鲜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增值，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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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俊森戴蓬军:行业协会发展与农产品供应链信息管理[J].农业经济，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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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平乔雯易法海: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运作新模式探析[J].商业经济，2008（06）

[8]李学工:生鲜农产品营销物流运作机理及模型[J].农业经济问题，2005（04）

作者：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