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知识流程论文

摘要:服务型政府是把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核心和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的一种政府模式,其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它强调公民参与,注重自身效率,重视回应能力。我国当前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受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条件尚不完备,还存在办公效率低下、回应能力弱等问题;由于公民信息搜寻成本高,政府与公民互动也较少。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政务知识流程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政务知识流程论文 篇1：

人工智能发展与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在大数据、云计算、超算、精算、速算的演进和推动下，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生产生存交往方式，为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开了一扇智慧之窗。人工智能为政府治理带来了决策质量与行政绩效提升、治理体系精细化以及政民互动等发展机遇。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挑战。优化政务数据流程和整合质量，加大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政务服务数据安全体系，升华行政伦理和规则治理理念，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创新治理能力并优化治理方式，以促进智慧政府文化自觉。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政府治理；文化自觉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特别是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传感网、大数据，理论算法，脑科学等相关技术的推动演进下，人类已经逐渐进入一个人工智能时代①。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要“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1]李克强指出：要“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2]。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带来很大影响。人工智能发展与政府治理创新不仅是各级党委政府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更是专家学者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人工智能技术由来及发展现状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由“人工”与“智能”组成的，它是计算机科学前沿的一个分支，是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人工智能是采用“人工”的方法和技术，通过研制智能机器或智能系统来模仿、延伸和扩张人类某些智能思维，从而实现智能行为。质言之，人工智能就是让计算机为人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1651年，英国霍布斯（Hobbes）在《利维坦》一书中指出可以制造一种“人工动物”。20世纪，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工作才算真正开始。英国数学家图灵（Turing）先后提出了图灵机模型（1936）、数字计算机的设计思想（1948）以及“机器能够思维”的观点（1950），这些研究成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与研究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3]（p.1）。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6年夏季，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由麦卡锡（McCarthy J）、明斯基（Minskky M）、罗彻斯特（Rochester N）和香农（Shannon C）四位年轻学者共同发起并组织召开了用机器模拟人类智能的夏季专题讨论会。该研讨会邀请了包括数学、神经生理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信息论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作为这一交叉学科的名称，即“让机器达到与人类做同样事情”的能力，定义为制造智能机器的科学与工程[4]（p.1）。这次达特茅斯研讨会的成果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正式诞生。因此参与会议的科学家在会议之后都成为世界各国人工智能領域的领军人物。

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的现状，业界通常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所谓弱人工智能是擅长某一方面技术的人工智能，如“智能扫地机器人”只能机械地扫地。又如机器人“阿尔法狗（AlphaGo）”具有能下象棋的思维和技术，却不会进行其他复杂的智力活动。所谓强人工智能指机器本身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本身拥有多元思维，是在各方面思维和能力均可与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所谓超人工智能是指机器的功能几乎在所有领域的认知表现均远超人类时，它不但能够进行系统周密的精算超算、科学创造、具有通识，甚至掌握人类所能涉及的一切社会生活、社交能力技巧与艺术。人工智能科学家认为，未来“人类与机器结合有可能成为全新物种”[5]（p.3）。

人工智能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随着大数据、高性能计算、深入学习技术的突破、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人工智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渗透到人们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2016年初，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狗”以4∶1的绝对优势战胜了人类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以及由美国机器人设计师戴维·汉森（David Hanson）设计的类人机器人索菲亚（Sophia）感情丰富，与人类极为相似。2017年10月26日，沙特阿拉伯授予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作为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索菲亚备受关注。各国政府及企业也加大了对人工智能的研发投入，专家学者对人工智能的研发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主要发达国家把人工智能发展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甚至军事竞争力提升的重大战略规划，加紧制定出台有关政策和详细方案，围绕尖端科技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也为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开了一扇智慧之窗。可以说，全世界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感到欣慰振奋。

二、人工智能发展为政府治理带来机遇

人工智能技术被视为当今新技术革命的领头羊，人工智能的超级引擎正在把人类社会的政府嵌入“智慧大脑”。人工智能发展给人们生产生活生存、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等带来诸多影响。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人工智能可帮助人们根除长期存在的社会挑战，比如疾病和贫困等。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的促进作用是显然而见的。政府治理中人工智能运用就是通过大数据、超算精算等计算理论，深度学习设计政府组织各种服务系统。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各种技术模拟人类的智慧，进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可以让政府治理更加科学、便捷、精细、透明、公平、高效。人工智能技术在政府机构及公共部门的广泛应用，为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体系提供强大技术支持、智能思维、智力工具和智慧渠道。

（一）提升政府的决策质量

新时代政府的公共治理效果优良要体现在公共决策的水平和质量上。近两年，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与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了新时代要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性，这种高质量当然也包括政府的高质量决策与高质量治理。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科技包括机器学习能力、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人技术；它们很强大，可以升级，并且以幂的速度在公共部门应用，用来改善公共决策、咨询服务，认知技术可能会彻底改变政府运作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化、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等，并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政府利用人工智能采集决策过程背后的数字记录或通过数据的可视化使决策更加透明。人工智能的专家支持系统可以通过系统精算超算，提供多元、多维、多位科学决策方案，精细决策、执行决策、评价决策，给政府机关决策者提供系统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以保证决策的质量和执行水平。

人工智能应用于政府科学治理与科学决策，决策能力涉及强化学习。在人工智能管理的政府下，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将能代替人脑做出最优化的决策，而且比人类做得更好，不仅是廉洁、公正、高效的，而且能节约资源，提供最优方案，以解决机制僵化、决策缓慢、政策不连贯、权力制衡乏力等问题。传统政府管理由于社会信息资源有限，收集渠道和处理方式也相对单一，难以科学精确决策。而人工智能借助大数据、精算超算术、区块链等新一轮技术应用，可以全面提升更有效的决策信息支持，并根据需要自动智能生成相应的决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从而极大提升政府的决策质量，为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决策智力及动力保障。

（二）提高政府行政绩效

新科学技术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工智能运用在政府治理的各个环节，会极大推进政府管理效能大幅提升。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过程，政府通过更准确地预测需求和定制服务使现有的公共服务（如健康、社会关怀、紧急服务等）更有效率，从而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的配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识别行政流程中的冗余环节，并形成科学精细的公文流转过程，从而提高整个政府内部的行政流程效率和社会效益。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诉求，政府面临着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大量的日常执法、决策、行政流程运转所需要的人力越来越多，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政府采用了购买公共服务、临时聘用等各种手段，然而效果依然不理想。比如，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政府工作人员的一系列工作任务分解为单个活动，并分析每个活动对自动化的影响程度，“政府大脑”通过深度学习，可以为我们预测腾出时间。专家们分析发现，通过自动化计算机执行的常规任务，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极大缓解这一问题，在信息筛选分析、行政流程、行政咨询应答、行政监管等领域，可以大量替代传统人力投入，改善政府的人力资源局限性。近两年，各地都在探索建设“智慧法院”“智慧检察院”，法院和检察院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预测案件，大大提升了办案的效率和判案精准性。新华网的媒体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2018年两会“上岗”，“媒体大脑”能迅速扫描上亿个网页，收集文本、图像、视频等数据，并通过深度学习、自动分析两会舆情、生成可视化图表，连配音、配图和视频剪辑都由媒体大脑自动完成。“媒体大脑”还能在判断哪些新闻与两会相关、哪些议题会成为热点等问题的标准上积累经验，综合计算分析舆情，俨然成了两会报道的“机器人专家”，大大提高了新闻传播的高效性、即时性、预见性、多融性以及受众的需求性。这也充分证明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和“互联网思维”在政府新闻传播工作的实践。据了解，目前这种人工智能应用在全球媒体中尚属首次。

（三）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精细化

人工智能的强大计算能力将有助于产生许多新品种的智能系统，如机器律师、机器分析师、医疗机器人等。认知技术已经对政府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切社会资源、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和公共资源都由人工神经网络合理地分配。“大数据”“云计算”为政府的精准治理提供了更多的参数选择，打破了政府部门间的行政数据壁垒，便于准确掌握相关决策信息，更好地研判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精细化等。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减少积压，降低成本，克服资源限制，帮助工人从平淡无奇的任务中解放，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将智能投入到成千上万的流程和系统中，并处理人类靠自己无法轻易做到的许多其他任务。人工智能促使碎片化的社会治理向网格化体制转变，尤其是在社会安全管理领域，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准确感知、预测、预警基础设施和社会安全运行的重大态势及潜在风险，人工智能技术从根本上把模糊治理、预估治理推进到了全过程透明治理的新时代。人工智能向政府提供了关于如何完成工作的新选择，其“精细化”“系统化”有利于政府经济主管部门收集各类企业的数据信息，通过综合分析提炼，实现对市场信息的高效监管。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极大地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精准化水平，全面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城市运行、学校教育、医疗养老、司法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技术支撑。人工智能能帮助各个部门更好地了解服务对象，以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支持和机会。例如，在医疗方面，人工智能系统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等技术对患者进行测试诊断甚至预测，为患者精准医疗和预防式医疗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精准了解民众的“喜怒哀乐”及其他生活偏好，有利于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四）促进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人类的多样性需求反馈越来越被数据化，可以无限地产生并被传感器记录。习近平提出要进一步“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李克强指出，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深化机构改革，形成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2]。在“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治理中，公民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參与，从间接参与转变为有序直接参与。每个公民都是数字世界的副本，都是一个“准代码”，大数据为群众表达各种诉求提供新渠道，通过深度学习提取特征、模式，逐步形成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与多样性。相较于以往政府回应民众需求的滞后性，政府可借助人工智能提前预判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三、人工智能对传统政府治理的挑战

任何一项科学技术都有两面性，人工智能技术也毫不例外。人工智能的崛起确实含蕴着人类社会的巨大潜力，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能够让人类更好地治理社会。但同时人工智能也潜藏着风险，特别是超级人工智能这一具有自主意识、最接近人类切具有超高“智商”机器人在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科学家警告人们，人工智能的发展或将“终结人类文明”。人工智能如果被滥用、误用，或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其带来的风险或破坏力则是很大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2016年10月剑桥大学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有可能是人类文化的终结者。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至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6]（p.332）比尔·盖茨（Bill Gates）、埃伦·马斯克（Elon Musk）都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应用将在人类社会中构建起一个系统化、智能化的技术环境，形成智能社会、智慧政府甚至智慧国家。然而，人工智能在为提升政府治理带来良好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出现算法失误、失控，在某些方面也可能继承人类社会中传统的行政管理的歧视与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可能给既有法律、伦理与秩序等带来相关的挑战。

（一）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理念提出的挑战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通过法律来维持和调节社会关系，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算法的地位上升，各种自动化管理工具通过算法潜移默化地调节人类的生活、生产、交往、交流、消费、传播、交通、金融等。在未来社会，法律法规将可能融合于算法之内。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的高效、公正。人类社会组织和人们思维方式越来越复杂，复杂社会需要新的手段加以治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尤为重要。各级政府机关及官员等要及时更新治理理念，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政府及公共服务部门迫切需要重新思考社会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需要考虑将多元的思维和多样化的模式纳入思考范围，包括共享公共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共享人工智能技術的外溢成果。

（二）人工智能对政府技术能力提出的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快速推进整个社会进步、给政府组织治理带来有利条件的同时，也造成了政府部门与社会的“技术鸿沟”。如果商业市场和社会领域广泛使用人工智能，而政府与公共部门没有及时跟进的话，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技术落差，这无疑对政府本身产生非常大的压力。预测性和引导性数据分析通过个人化识别、分析和干预，“植入”意向和行为动机，使治理呈现工具性。然而，政府在利用人工智能的背后，是一套完整信息数据系统的支持，这就要求实现整个政务流程信息化数据化，以及信息数据资源的完整统一和必要的共享。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政务智能化系统，而这绝不是仅仅引入智能系统就可以实现的。

（三）人工智能对政务流程提出的挑战

人工智能作为新的技术手段，只能从流转效率角度提升整体效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来自于政府组织与权力结构不合理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因此，对政务流程的优化需要信息与数据整合的同步推进，从而实现对有效智能服务的后台结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公民的政务服务从简单的流转效率提升转变为整体效率提升。

（四）人工智能对传统行政伦理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显示了人类智慧的无限潜力。人类至今所有的行政伦理都要求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对相对人的权力行使和决策，必须由同样的人组成的组织决定，无论这一组织的形态是什么样的，这一原则都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基础。即从未有非人类的主体能够裁决人类的行为。人工智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人类行政行为的替代，最早是替代人类实现证据的整合，随后是提供权力行使的方案，最后是替代人类直接做出决定。从提供权力形式和决策的方案来说，即便最终是由人类做出的决定，其方案的制定也已经体现了机器的意志，这是否违背了人类有史以来的重要的行政伦理，如公民向政府的政务咨询，由人工智能来回应的话，是否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类似的这些问题是政府在人工智能时代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五）人工智能对人们心理的挑战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对于世界任何事物的判断，有多数场合我们依赖传统的思维模式，包含个人生活喜好、工作习惯、心理行为和交往情感等。随着人类被人工智能掌握和超越，人类也会越发有心里惶恐或情绪浮躁。比如，人们学习动机降低、被机器替代、担心也许有“人工智能异化”现象，这些都会造成人类心理的焦虑和恐慌，或者会出现人工智能“异化”现象。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家认为：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一方面确实给我们带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及生活方便，但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社会心理带来一些挑战。比如人工智能是否会造成人力资源的过量失业？会不会造成新的贫富差距及社会分化？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变革是否会深刻影响人们的工资水平、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等等。

四、人工智能要求政府提高文化自觉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要求及时改变政府传统管理方式，要培养一种文化自觉精神。随着新一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政府管理方式有必要从追逐式管理变成预测式管理，这要求政府不断提高文化自觉思维能力作为。

人工智能的潜在利益和避免风险至关重要。人工智能弱化了传统线下多层国家权力结构和单向治理模式，促进政府治理理念更新、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治理结构发生重大的变革。在人工智能时代，就积极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政府治理创新也应遵循“供给侧结构性改改”等相关原理，推进政府“供给侧”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从由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构成的二元空间，向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赛博空间（Cyber Space）构成的三元空间迈进。当前政府面对人类进入新时代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人工智能将对传统政府体系产生极大的冲击。人工智能未来还将发展出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将与人类的意志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冲突。然而，面对这样的影响，政府体系还远未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并产生相应的意识。新时代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必须首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有所思想准备，并做好相应的战略预案[7]。人工智能对政府公共部门的潜力巨大，政府要部署人工智能技术并开发应用以积极提升国家发展规划、部门计划、中长期实现目标和个性或多样化服务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在政府公共部门多个领域应用，这些都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效率在“供给侧”方所亟需的。随着人工智能在政府治理方面的应用不断增多，人们开始思考一些未解待解的新问题：如何实现“智能治理”？比人聪明的人工智能管得住吗？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手段，对政务流程的优化需要信息与数据整合的同步推进，从而实现对有效智能服务的后台结构支持。

（二）进一步做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

近两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欧盟等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紧布置人工智能。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将人工智能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国家，其人工智能战略规划被视为新阿波罗登月计划，美国希望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像互联网时代一样的强势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致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贺信》中指出：“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我们愿加强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合作，推动机器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使机器人科技及其产品更好为推动发展、造福人民服务。”[8]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9]（p.30）。国家的重视也在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助力。2016年3月，“人工智能”一词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17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战略发展目标”①。2017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又印发了《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李克强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2]。这也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为“推进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等的顶层设计，可以看作政府層面对“政府大脑”的计划规划[10]。

（三）加大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培训力度

2018年3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1]鼓励更广泛地利用人工智能，目前的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于相对数字化的行业内，而这些领域已经是新技术的前沿了。扩展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支持新的信息科学和计算机技术领域，特别是企业社会组织，人工智能可以带动生产力的发展，激励人才的积极性，提高工资待遇等。

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应与人类尊严、权利、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的理念相一致。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理论，政府要重新思考公共教育系统和职工培训计划，及时增添新的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确保职工所拥有的技能与机器相互补充。而希望建立当地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地区或国家必须加入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和投资的竞争。因此要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培训工作，人工智能人才培训要分级分层，实现系统化、专业化、特殊化、普遍化至关重要，如加大力度培训探索尖端技术的政府分析师。

（四）优化政务数据流程和提高整合质量

新时代人工智能发展在不同侧面冲击和改变传统政府，因而政府要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优化政务数据流程，快速实现有效的转型。“互联网+政府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云、网、端”实现各级政府与社会的相互连接。政府对自己的行为必须公开透明，必须遵守法律上的正当程序，必须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这意味着政府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使用方面有特殊和具体的责任[8]。在大数据智能时代，政府和社会信息的整合获取具有随机性、多样性，要基于“互联网+”政务服务数据实现政务流程的优化，提质增效，以最大限度地促使政府及有关部门数据及流程与新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高度匹配。

（五）高度重视完善数据安全体系

强人工智能或者超级人工智能的应用都需要人们具有警醒意识、忧患意识以及风险意识。在数据安全方面，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共同参与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套上安全的“军规”和“紧箍咒”。人工智能平台的建立将形成对传统数据分布与控制体系的穿透。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和重新优化设计整个政府体系的数据安全架构，要进一步完善逐级分布的安全体系，并做好应急和数据备份体系。另一方面，要采取科学政策互联：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应该进行有建设意义、健康的交流。由于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分析和利用人类产生的数据，人类也应该有权获取、管理和控制自身产生的数据。人工智能应用个人数据，其结果不能不合理地限制人类真实或感知到的自由②。

（六）重视研究人工智能的伦理和规则

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的背景下，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使算法的地位上升，各种管理算法潜移默化地调节人们之间的交往、消费、交通、金融等，但行政伦理和人工智能在政府流程运转中扮演何种角色、对外服务能否代表政府权威、行使行政权力能否具有自主判断能力、人工智能体嵌入政府流程到何种程度等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给予充分的讨论和制定相应的规则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部门必须制定相应的行政伦理和规则体系，从立法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为构建完备的法治体系提供根本保障。

随着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网络社会的边界逐渐扩展，如何处理庞大数据成为赛博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法律和伦理问题也许是实现人工智能利益的最大障碍。人工智能解决的是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决策问题。在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解决道德、法律问题既是经典问题，又是常议常新的重要课题。正确处理好人工智能应用中法律和监管问题是人工智能时代行政伦理的重大课题。现实世界的偏见风险正在被写入训练数据集中。在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人们有知晓权、参与权、监督权、评价权等。如果出现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由谁来担当人工智能输出的负能量责任？毋庸置疑，这必然导致全社会人们对于算法科学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呼吁。这就需要法学界、科技界、管理界、理论界等联合研究攻关、法治德治并举，出奇制胜。

結语

政府治理应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形成多元、多层次的协同治理合力，以积极的姿态降低人工智能风险，以最大化共享人工智能治理的科学理性。人工智能给我们新时代带来新的动能，希望我们能够把握好这个新时代，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智慧政府的“善植”“善置”“善治”“善智”“善知”“善质”水平，共同打造人工智能的美好未来，迎接一个“人机和谐共生”的科学政府治理体系，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慧驱动。

注释：

①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2018年1月20日。

②霍金今年已去世，但人类对宇宙和人工智能的探索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180306.

[3]刘海滨.人工智能及其演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4]史忠植.人工智能[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5][美]雷·库兹韦尔.人工智能的未来：揭示人类思维的奥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6]腾讯研究院.人工智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行动抓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7]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适应与转型[J].行政管理改革，2016，（8）.

[8]习近平.致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贺信[N].光明日报，20151124.

[9]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0]韩兆柱，单婷婷.网络化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数字治理理论的比较研究[J].学习论坛，2015，（4）.

[11]习近平.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N].人民日报，20180308.

[责任编辑：刘琼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up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evolution and promotion of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super calculation， actuarial calculation and rapid calcu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changed the way of human social life， production， survival and communication， and opened a window of wisdom for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apac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ings opportunities for government governance such as the improvement of decisionmaking quality，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refinement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government must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data flow and integration quality of government affairs， increase the train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rsonnel， improve the data security system of government services， sublimate administrative ethics and rule governance concepts， improve public service quality， innovat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optimize governance methods to promote a smart government culture awarenes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ment Governance， Cultural Awareness

作者：董立人

政务知识流程论文 篇2：

政务流程再造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摘要:服务型政府是把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核心和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的一种政府模式,其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它强调公民参与,注重自身效率,重视回应能力。我国当前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受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条件尚不完备,还存在办公效率低下、回应能力弱等问题;由于公民信息搜寻成本高,政府与公民互动也较少。政务流程再造能在减少官僚层级,简化信息传递,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回应性方面为服务型政府构建提供平台。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政务流程再造;后工业社会

当前,学界与政府都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主张。但服务型政府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特征?当前我国是否具备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条件?实现这些条件的具体路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进行深入研究。

一、服务型政府的内涵与特征1.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与实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英国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同时,西方理论界又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这些理论与实践为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提出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起源于西方,但“服务型政府”概念却是我国学者的创造。①对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我国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但各种不同的定义都从某种角度阐述了服务型政府的特征与内涵。刘熙瑞将服务型政府定义为: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政府责任的政府。②张康之教授从政府的治理模式角度认为:服务型政府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统治型和近代管理型政府的新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为公众服务的政府。③张成福、党秀云在其《公共管理学》教科书中认为: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府的角色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的供给者,并且视公众为顾客。④崔运武、高建华认为:服务行政是政府公共部门在运行和发展中遵循“顾客至上”理念以回应“公民”需求、实现“公民”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新型治理模式。⑤

对服务型政府官方性的界定和认识,首先来自于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讲话认为,“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要“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⑥。其后,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2.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服务型政府相比传统政府有如下特征。

第一,服务型政府价值核心在于为公民服务。服务型政府,顾名思义,服务职能应该是政府最核心的职能。服务型政府概念的理论基础,包括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它们都强调服务型政府要以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而且是最终目的和政府存在的终极价值。在传统政府模式下,政府职能结构的重心在政治统治职能上,政府虽然也提

第二,服务型政府具有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服务型政府强调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具有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广泛的公民参与是政府与公众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桥梁。只有广泛的公民参与,才能保证政府的行政官员能够倾听到公民的声音,并对公民的诉求作出回应,使公民的正当利益得到满足;同时,公民参与也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必要条件。传统社会属于政治精英的治理,政治精英高高在上,与公民的互动较少,存在的互动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管理的需要。服务型政府也有政治精英,但政治精英与公民之间是平等的,民主在服务型社会中能够得到更多的体现。

第三,服务型政府要求服务高效。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成本,高效率、低成本的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无疑是公民的福音,这意味着更少的政府预算与税收负担;其次,公民获取政府服务时也可以省去较多的等待,减少了机会成本。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模式发展的高级形式,政府自身的高效低成本运行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四,服务型政府要求强回应性。服务型政府具有政府——公民之间双向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公众对服务进行反馈、评价和要求,并且政府要对反馈及时作出回应。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必须对公众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者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主动地向公众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某些时候,回应可以是政府首先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是首先确定问题的性质”⑦。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实局限性

1.传统管理模式带来的政府与公民互动不足。传统的管制型管理模式强调公民对政府政策的遵守,是一种单向度的沟通模式,政府不重视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公民的利益表达被阻塞。同时,管制型政府管理模式下的政府职能不清,管理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为公民服务的理念并没有形成自觉意识,一些官本位的思想、行为,乃至由其引发的官僚习气都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带来障碍。

2.金字塔结构造成的效率难题。信息传递的通道(信道)对政府的办公效率有很大的影响。信息传递通道主要取决于政府自身的组织结构。传统管理模式中的金字塔型信息传递通道保证了信息的层层下达与广泛覆盖,但会造成信息传递的低效,业务部门之间缺乏整体协调。在信道距离过长时,甚至可能带来信息失真。服务型政府的语境要求政府快速、高效的强回应性,因此,亟须优化政府结构,简化信息传递通道,压缩官僚层级。

3.信息搜寻与获取的高成本。服务型政府要尽可能地为公民提供便利。如,公民方便地与政府进行交流,参与政治等。这些便利主要受信息搜寻与获取的便利性影响。在信息时代,人们信息获取的能力大大增强了,但人们又发现大量垃圾信息充斥着网络,真假难辨。公民信息搜寻与获取的便利性问题受政府的信息公开意愿、信息传递途径、组织结构等影响,但当前,这几种影响因素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受到制约。

三、政务流程再造: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

1.政务流程再造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相同。政务流程再造运动效法了企业的流程再造运动。20世纪80年代后,企业开始改革组织结构与业务流程,以期达到品质、反应、成本、柔性以及满意度方面的突破。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冲击,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的服务不满,甚至丧失信心。理论界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一书。书中强调,政府要向企业学习,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自身效率。鉴于此,政务流程再造便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应运而生。服务型政府理论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的将市场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理念,对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创新政府治理工具,提升政府绩效具有重大价值。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服务型政府的特色,为服务型政府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2.政务流程再造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相同。服务型政府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提出的一种政府形态。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的服务。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信息的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必将带来社会结构与权力的重构。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⑧而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只有提供充足优质的服务,才能调动个体的创造性,这一点对管理型或曰管制型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政府管理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方便,节省了大量时间,这又为政府提供充足优质的服务创造了现实条件。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之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出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概念。之前提出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快速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我国当前是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社会。信息化的推动改变着我国的各行各业,政府也应信息化要求实施了电子政务工程,而电子政务必须与政务流程再造结合起来才有根本意义。因此,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我国的政务流程再造与服务型政府的提出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都是在工业化与信息化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3.政务流程再造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构筑基础条件。政务流程再造是政府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点。政务流程再造的中心理念是以服务为中心,以公民的需求为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行政标准作业程序,简化工作流程,以达到高效的服务品质要求。政务流程应该起到这样的效果:简化政府服务对公民的传递;简化官僚管理的多级化层次;使公众、企业和政府和地方政府能更方便地获取信息以及中央政府提供的服务;简化代理间的业务流程,通过整合和简化系统冗余来降低成本;有效地响应公众对政府服务的要求(回应性)。而这些都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元目的。张立荣、冷向明运用系统权变理论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环境超系统要求,该要求指出,服务型政府的标准系统必须具备环境适应性,即具有宏观体制回应性和行为有效性。而政府系统的宏观体制回应性和行为有效性则通过各分系统的优化与整合来实现。⑨政务流程再造可以满足这种超系统性要求。具体作用机制可见下图:

图1政务流程再造与服务型政府“环境超系统”要求之间的作用机制

从上图可以看出,政务流程再造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环境超系统要求之间实现了行为有效性与宏观体制回应性的契合。政务流程再造的人本服务核心与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价值系统存在内在一致性;公民参与实现了社会心理系统的优化;办公流程的再造简化了官僚层级与服务的传递距离,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降低了信息的搜寻与获取成本,增大了信息获取的便利性;流程再造带来的强回应性、业务重组与资源共享改善了政府的管理系统;流程再造的实质性实施必然带来官僚层级的简化,促进政府结构分系统的优化。可见,政务流程再造与我国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政务流程再造的实施将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构筑基础条件。

四、结语

我国社会处于工业化中期,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条件尚未成熟,仍存在很多阻力因素。但条件不成熟不能成为我们当前放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可以借助电子政务流程再造实现。因此,当前各级政府在实施电子政务的过程中,都必须同时进行实质性的政务流程再造,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打好基础。

注释

①王东强:《服务型政府理论研究综述》,《行政论坛》2009年第6期。②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③张康之:《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行政论坛》2000年第4期。④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2—343页。⑤崔运武、高建华:《服务行政:理念及其基本内涵》,《学术探索》2004年第8期。⑥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人民日报》2004年3月1日。⑦[美]格罗弗•斯塔林:《管理公共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2页。⑧[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9页。⑨张立荣、冷向明:《当代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标准体系——基于系统权变模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

作者：钟 响 许晓东

政务知识流程论文 篇3：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业务流程再造新探

摘要:我国电子政务已进入了深度运用阶段,而政府业务流程再造则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除了发展电子信息技术外,当前再造政府业务流程尤其应注重分门别类、协调相关部门规范化地推行,以及应注重公务员队伍及其文化建设的创新。

关键词:电子政务;政府业务流程再造;服务型政府

引言

我国实施电子政务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全国多数地方从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政府基础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市民卡等方面,注重夯实政府信息化的基础,推进电子政务从重建设、轻应用阶段向注重深化应用阶段转变;从信息网络分散建设、独立运行向资源整合利用、互联互通阶段转变;从偏重自我服务向注重公共服务阶段转变,电子政务逐渐步入快速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为建设亲民、务实、高效、透明的服务性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在推进电子政务不断实施的过程中,重塑政府业务流程目前已成为十分关键的环节。各地政府也不断探索新方法使电子政务实施与政府业务流程的改进协同发展。

一、基于电子政务的政府业务流程再造(重塑)是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主题

政府业务流程是政府和其他公共管理机构提供公共服务或进行公共管理所发生的结构化的连续事件链。所谓“政府业务流程再造”(或称政府流程再造,即,Government Process Reengineering, GPR)是对政府组织业务流程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并对它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以便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衡量组织绩效的重要尺度上取得重大改善;它是在政府管理中引入(企业)流程再造理论,借助于管理创新和信息技术来改进公共服务和加强社会管理的过程。政府业务流程再造无疑可以整合政府资源、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进而为广大公民创造价值。

1.电子政务的应用与政府业务再造之基本关系

电子政务是政府机构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将管理和服务通过网路技术进行集成,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和空间及部门之间的分隔限制,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和全方位的、规范而透明的、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当前,无论是企业的电子商务还是政府的电子政务,都普遍存在收益少,投入却不断增多的问题,被称之为投资无底的IT“黑洞”。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都是—种基于信息技术的管理系统,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但要实现技术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实现管理的变革。管理的变革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业务流程的变革,信息技术只有和优化的业务流程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因此,电子政务真正作用的发挥,就必须实现整体业务流程电子化和业务流程的优化。也就是说,优化的业务流程是基础,信息技术是手段,只有两者的完美结合才能真正体现业务流程再造的优越性。

因此,电子政务的建设与政府行政流程再造应同时进行,行政流程应该以公众满意为目标,以事务为中心,跨越职能部门界限,根据电子政务的内在机理有目的、有组织的再造。

2.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业务流程的理想化状态及当前流程再造的基本目标

信息与网络技术在政府部门的运用,使政务流程建立在信息网络通道和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流程的速度、效率和准确性,并不断促进政务流程的重组和再造,使政务流程发生从技术性变化到实质性变化。在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业务流程的理想模式主要表现为:有纸化办公转变为无纸化办公,降低人工处理、提高自动化处理,大大减少人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信息的垂直历时性传递转变为信息的水平共时性传递,信息共享程度大大提高,大大缩减信息传递的周期;突破部门间信息沟通与工作协同的传统界线和范围,实现一体化的远程交互和跨部门的协调办公与管理;提高信息资源的挖掘、利用和处理能力,扩展视野和对情况的掌握;促进政务公开,增加工作透明度,提高社会各界参政议政和参与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程度;减少中间环节,节省费用、时间与精力,更方便、更快捷地为企业、居民服务。

因此,根据电子政务下政府业务流程的发展要求,现阶段通过政府业务流程的再造,其目的即要能逐步形成各类信息的综合管理与运用,可以很方便地提取、传递、存储和利用信息资源;能建立信息的共享与互动传递机制,提高政策决策参与的广泛性、执行的透明度;能使信息迅速传导与回应,提高对危机事件的快速反应与及时处理。这即要求要求政府行政流程根据电子政务运作的内在机理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再造,以尽快能实现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业务流程的理想化状态。

二、当前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业务流程再造应特别注意的问题

当前政府业务再造,除了再造各环节都予以无缝隙引入信息技术这样一般措施之外,笔者认为,在目前推进政府业务流程再造中,尤其需要注重创新即根据电子政务的发展,改进模糊化的业务流程再造模式,或一般概念化不分轻重缓急的改进模式,进入分类的改进,以便于政府行政审批等行为的效率提升,当前可从流程再造的迫切程度和流程再造涉及的利益调整面两个角度设计政府流程再造的推进策略。此外,还应更加注重与其他部门配合以及注重再造的程序规范化、注重公务员队伍与文化建设等。

第一,应区分不同类别政务流程,推进再造策略

政务流程再造需区分不同的流程,给予不同的再造策略,但在国内外,基于政府业务流程的不同,分类差异较大。一般认为可将政务流程分成另外三类:面向公众的流程、支持流程和管理流程——面向公众的流程为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支持流程是为内部提供产品、服务和信息的流程;管理流程则促使面向公众的流程和支持流程有效配合,以符合公众和用户的期望和需要。[1]此外,也有人认为,按照政府功能,政府业务流程应分为经济调节流程(如行政审批等)、市场监管流程、社会管理流程、公共服务流程四类基本的流程,并认为这些业务流程跨部门、跨单位、易扯皮、浪费时间、效率低、且在社会上颇具有争议,是需要再造的主要流程。[2]

电子政务中的政府业务流程再造即应分门别类,根据不同情况,推进再造策略。在上述需要再造的四大类基本流程中,当前政府需要进行再造的流程主要又可分为四个小类:第一类流程属于本身就是不合理流程,对待这一类流程的办法是清除(经济调节流程中的一些行政审批);第二类流程属于本身是合理流程,但是现有的信息系统不能支持,无法在网上实现其功能,对这类流程的策略是加强力量、减少瓶颈(市场监管流程中的盖章等流程手续);第三类流程属于不增值的流程,这些流程是辅助增值流程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流程,对待这类流程的策略就是尽可能简化这些流程,并使用信息技术来辅助(社会管理流程辅助手段与手续过多);第四类流程属于现有的信息系统能够支持但是效益不佳的流程(各类公共服务流程,没有实行并联办理),对这一类流程需要整合和优化。对上述四类需要再造的业务流程,政府当前可以视情况,分轻重缓急(比如先改第一类,后三类逐次改进等),渐次进行再造。

此外,从政府流程再造涉及的利益调整面看,不同级别政府中,基层政府流程再造涉及的利益调整面较小,高层政府流程再造涉及的利益调整面大;同一级政府中,公众服务政府流程再造涉及的利益调整面小,内部业务政府流程再造涉及的利益调整面大。因此,从政府流程再造涉及的利益调整面来说,政府流程再造要从基层入手,从公众服务入手,自下而上,由外向里,逐步推进。

第二,综合各方力量,协调推行再造策略

目前各地在运用技术力量再造政府业务流程的时候,缺乏统一规划、整体协调和建立科学的规范标准。各地方、各部门、各业务应用系统采取分散建设模式,由不同的开发商在不同的时间里开发,人为地造成了业务分割、协调不足等问题。

行政业务流程再造要实现不同业务部门的政府机关之间、各种业务应用系统之间的集成整合、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要实现跨部门的网络化协同办公和提供“一站式”服务,并不仅是一个技术应用的方案(即不应看成只是技术部门的事)。行政业务流程再造实现不同层级的政府、不同地方的政府服务一体化还可能会带来一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层级不同的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方政府都会面临着不同的具体问题,这都表明行政业务流程再造涉及到各种复杂的、深层次的政务问题。技术的应用除了彰显旧体制的弊端、排斥传统政务之外,也更凸显业务流程深层次优化的迫切需要。

因此,行政业务流程再造首先就要通过规范政务行为的内容而使业务流程得到准确的描述,以便于业务人员表达业务流程;其次在参与行政业务流程再造的团队中要有懂行政管理的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以便于IT人员更好地理解行政业务,亦即要注重在各级行政机关派出熟悉工作业务的工作人员以及注重吸纳其他社会阶层的一些代表多层次地广泛参与电子化的行政流程设计。这样,行政业务流程再造才能实现从政府机构工具信息化、事务信息化、管理信息化到组织信息化、流程电子化,才能从替代手工劳动的易学易用桌面基本系统——发展到实现对行政业务简化和分散开发的独立应用程序——再发展到在较大业务范围内执行业务任务的集成业务应用系统——最后实现功能交叉可变、各类应用并行运行的综合业务应用系统,并覆盖政务及其管理全方位、内外部用户驱动下的综合数据集成系统。

第三,流程再造应强调按规范的程序运行

即应按照相应步骤实施行政流程再造。行政流程再造的过程是事前的调查审视与重新设计、事中的执行与实施、事后的评估与反馈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即应遵循并发展一般业务流程再造的基本规律——经过流程识别、诊断与流程再设计,清除、简化、整合、完善相关流程等,实现流程的优化。具体体现在:审视原有流程,即根据政府发展目标与需求,调查了解现实业务需求、现实业务流程和现实业务信息,并加以分析;重新设计行政流程,其包括设计和确定新流程的整体方案和业务流程的原型、重新设计新的人事及组织结构、重新设计新的信息系统及其传递方式,这个过程就是对原有政府业务流程的清除、简化、整合的过程;启动、实施新的业务流程,为此需要进行宣传动员、与受影响的相关人员进行沟通、重建人事与组织;评估与反馈,就是对新流程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评估项目包括新流程表现、信息系统表现及工作效率。流程表现评价指标包括准确性、便捷性、协调性、共享性、效率与成本、满意程度等方面。政府部门应根据反馈的评估结果改进流程,评估与反馈是是行政业务流程的完善过程。

第四,深化公务员队伍建设与加快优秀行政文化的培育

首先,深化公务员队伍建设,即在公务员队伍建设中应突出电子政务环境下的心态调整与相关业务知识的增进。国家公务员是电子政务实施的人力资源基础,电子政务的实施是对公务员素质的一个挑战,对公务员的思想观念、行为倾向、知识结构、知识存量、应用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电子政务引起的政府变革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和群体的利益,他们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而自觉或不自觉得抵制电子政务的发展;另一方面,不少政府公务人员习惯于传统的办公模式,不会使用或不愿意使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来处理办公事务。因此,在思想上要增强政府公务人员对电子政务的重要性和发展趋势的认识,树立公共服务的意识;在业务方面,掌握政务信息技术是公务员进行政务管理和政务服务的重要必备素质,为此要提高电子办公的业务水平,政府公务员队伍要吸收更多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强化现有人员的培训、学习,尤其是对信息技术、现代管理理论和专业技术等许多新知识的学习,建立公务员的终身教育制度。不仅要求公务员终生学习,充实新知,超越自我,而且要求建设学习型组织,整个组织要进行系统思考,实现知识的整合,保持组织的持续发展。

其次,要加快优秀行政文化的培育。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优秀的行政文化是廉洁行政、高效行政,民主行政的有效保证。优秀“行政文化”在—定意义上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政府业务流程的有效运转即需要优秀的行政文化的保障与“润滑”。

结语

电子政务和政府业务流程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一方面,电子政务产生了全新的政府业务流程再造构想,促进业务流程中活动的集成;另一方面,业务流程将影响电子政务相关信息技术潜力的发挥。当前我们要以电子政务深化实施为契机,推进政府业务流程再造及优化;而政府业务流程的优化又会进一步促进电子政务相关信息发展,进而带动全社会信息化、工业化发展,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吴江等.重塑政府的业务流程[J].电子政务,2004,(Z2).

[2]赵豪迈.电子政务对传统政府业务流程的改善和政府业务流程再造[J].电子政务,2007,(06).

A New Probe into the Reengineering of e-government Processes

CUI Cai-zhou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Fujian Police College, FujianFuzhou350007

Key words: e-government; the reengineering of government processes;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责任编辑/陈雅莉)

作者：崔彩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