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

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精选8篇）

篇1：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

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

7月22日，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设正式通过了国家建设部的验收，这标志着成都市的城市管理无论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机制上，还是在管理手段上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都作为建设部确定的首批城市管理数字化试点城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国家建设部、省建设厅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从2006年4月全面启动，经过13个月的全力推进，到2007年5月底，全面建成市、区两级平台，实现了对中心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网络的全覆盖。

那么，我市数字化城管的建设背景是什么？目前，我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建设的基本情况怎么样？成都数字城管系统的有些什么特点？昨日，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晓鸣回答了笔者提出的上述问题。

问：我市数字化城管的建设背景是什么？

郭晓鸣：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城市面貌和城市秩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市政府制定并下发了一系列加强城市管理的办法、制度及规范性文件，并在城市管理体制和机制以及管理理念上进行了不断改革和创新，市政府主要领导明确提出了“城市管理比建设更重要”的理念，要求城市管理必须坚持从严从细、精益求精，用规范化促进长效化，为此，我们认真组织实施了“三三四四”工程，即：为民服务的惠民工程、城市管理数字工程和队伍素质提升工程的“三大工程”；推进城市管理标准化、城管执法人性化、城管宣传社会化的“三化建设”；实现从小城管向大城管、从常规管理向超前管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理、从传统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的“四个转变”；构建管理者与相对人、人与城市、城与乡、部门之间的“四个和谐”，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工作成效，然而，诸如市容秩序、环境卫生容易反复，设施损坏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置等管理上的老大难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为了有效提高管理质量和水平，把“管理比建设更重要”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彻底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2005年4月1日，市政府主要领导在《中国城市报道》2005年3月第9期刊登的《北京市东城区“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模式探索》一文上明确批示：“东城区经验的核心是网格化管理，体现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可在中心城区择一区作试点„„”随后，我市先后多次派专人前往北京东城区学习数字化新模式及其管理经验。同年7月，经成都市申请，建设部批准同意将成都列入全国首批数字化城管试点城市。经过13个多月的积极筹备、周密规划和扎实工作，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于2007年5月底在中心城区全面建成并投入试运行。2007年6月29日至7月2日，经建设部专家组对我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第一阶段建设工作的考核初验，一致认为：“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体制改革到位，机制大胆创新；系统建设规范，采用的技术模式先进，网络配置合理实用；系统建设文档资料规范完整”，对已经取得的建设和运行成效给予较高评价。

问：我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建设的基本情况怎么样？

郭晓鸣：按照建设部对数字化城管系统建设工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结合成都实际，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机构。市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化试点工作，把它作为提升城市品位、加快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围绕数字化系统建设，市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试点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和部署。2006年5月，市政府正式下发了《关于开展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确定了我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及试点工作步骤，同时，成立了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作为我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机构，由市城管局牵头组织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的推进工作和协调处理试点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并负责系统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资料汇集等；市信息办负责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系统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和系统的管理维护等；市规划局负责城市部件、事件等基础数据普查工作。与此同时，各区也成立了与市级相对应的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机构，抽调专门人员，明确工作职责，至此，我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明确资金渠道，落实经费保障。构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需要相应的资金投入。在市、区财政经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专项安排系统平台建设资金，明确要求市和各区按照市、区系统建设分别承担的原则，将试点工作所需经费分别列入市、区财政资金预算，认真作好经费计划安排，切实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全力给予保障。目前，我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已投入资金约8000万元(不含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投入的大部分资金)，有效保障了我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建设的顺利推进。

因地制宜，科学构建数字城管的体制架构。我市数字化城管试点工作，严格遵照建设部有关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的要求和城市管理与监督权分离的原则，结合本市实际，分别建立了市、区两级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形成了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两个轴心”的新架构。其基本框架为：市、区两级分别组建了城市管理指挥协调中心和监督处置中心，分别形成指挥和监督的两个轴心（系统），构建起了市、区两级工作平台。市、区城市管理指挥系统和监督系统之间互不隶属，形成各自闭合，互联互通，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工作体系。市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负责协调市级部门，市、区之间，省、市之间涉及的城市管理工作事项，并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处理市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反馈的工作事项；市城市管理监督中心负责受理涉及市及市以上有关单位城市管理工作事项，负责对市级部门办理城市管理的有关工作事项进行核查，受理区级城市管理监督中心的有关信息反馈；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负责协调区级部门及区级部门与街道办事处之间，街道办事处与办事处之间所涉及的城市管理工作事项，并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负责受理监督员队伍、社会公众及媒体反馈的城市管理信息，负责对区级部门处置办理城市管理工作事项进行核查，负责将区级部门及监督员队伍处置的案卷情况向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进行反馈，对受理的涉及市级及以上部门的城市管理工作事项向市城市管理监督中心进行反馈。同时，为适应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的技术运行和管理需要，专门设立了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技术保障中心，负责系统的技术维护、标准体系建设、技术培训和推广应用、基础数据资料的更新等工作。

精益求精，严把基础数据普查关。成都市数字化试点工作从一开始就立足于高起点和高标准。为了避免标准不统一和归类不到位的现象，我们根据建设部《单元网格划分与编码规则》以及《管理部件和事件分类与编码》的要求，明确由市规划勘测设计院一家统一进行基础数据普查。仅在中心城区的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和高新区（南区）建成区约467平方公里的范围，就普查并划分出万米单元网格21700个，标定城市管理部件941453个，将城市管理部件划分为市政公用设施、道路交通设施、市容环卫设施、园林绿

化和其它5个大类、79个小类，确定数字化城市管理责任主体共285家（其中，市级部门18家,省、市级部门下属单位9家,社会单位17家，区级单位241家）；将城市管理事件划分为市容环境、设施管理、突发事件、街面秩序、综合管理共5个大类、60个小类。

立足实用，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系统平台。成都市数字化系统平台由网络平台和应用系统两个平台构成。系统平台建设借鉴了兄弟城市成熟技术，但主要是结合成都实际，整合并运用了多种数字技术进行大胆创新和研发，其主要特点：一是利用网络技术，实现了有线网与无线网的连接，构建了城市管理新模式的基础设施平台；二是应用数椐存储技术和备份技术搭建了SAN结构信息管理平台；三是利用网格地图技术，实现了城市管理区域的精细划分，创建了城市管理新的地理空间体系；四是利用地理编码技术，实现了城市管理对象在管理区域中的有序、精确定位；五是利用GIS技术，实现了图文一体化的协同工作应用环境；六是利用移动网络定位技术，实现了城管通的准确定位；七是利用RS技术，获得了城市遥感图像信息，实现城市管理信息可视化；八是利用数据库技术，建立成都市城市管理数据库群，实现多行业、多领域数据整合；九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将城市管理对象按照不同时期、不同重点任意分类、组合，实现城市管理对象专项普查和城市管理评价体系数字化；十是利用信息安全技术，构建了信息平台的安全保障体系。应用系统平台由16个子系统组成，其中包括：无线数据采集子系统、移动督办子系统、监督受理子系统、协同工作子系统、地理编码子系统、城市部件在线更新子系统、应用维护子系统、基础数据资源管理子系统、大屏幕监督指挥子系统、城市管理综合评价子系统、数字集群指挥调度子系统、城管车辆管理子系统、视频图像监控子系统、12319城管呼叫中心子系统、城管门户网站子系统和市、区两级数据交换子系统。其主要工作流程是：监督员发现问题后上报到监督中心,操作员受理后上报给值班长立案,监督中心将案卷批转到指挥中心,操作员将办理任务派遣给责任单位,责任单位将处理情况反馈到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将案卷批转回监督中心,操作员向监督员发出核查指令,监督员发回核实信息后报告给值班长予以结案,系统将按程序自动生成考核评价结果。

“以人为本”认真抓好队伍建设。在诸多要素中，人是第一要素，与网络建设同样重要的是队伍建设。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队伍，主要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监督员队伍，二是平台操作员队伍，三是管理人员队伍。在队伍建设中，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严把队伍入口关，对招聘人员的年龄、文化程度、专业知识及综合素质等都作了相应规定，并坚持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目前，在中心城区的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和高新区已分别组建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员队伍，分别设立了城市管理监督员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班组。同时，市级和中心城区的五城区、高新区已分别完成了数字化城市管理技术操作员及管理队伍的组建工作。为有效提高数字城管人员的业务技能，今年上半年，已由市上统一组织分三期对市、区及街道办事处三级数字化城市管理人员约300人进行了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对120余名技术人员进行了综合素质（包括语音和礼仪）和专业技能培训；对1200余名城管监督员进行了体能素质、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并由市上统一编印培训教材和工作手册（人手一册），保证了实际工作的需要。

问：成都数字城管系统的有哪些主要特点？

郭晓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成都市的数字化城管系统，在学习借鉴兄弟城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市情，大胆创新，形成了具有成都特色的网络系统，其主要特点：一是实现了区域性全覆盖。即在网络规划设计和系统技术研发上，都立足于成都全市范围、大城管和城乡一体化的需要，按照全市区域范围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目前已对中心城区467平方公里范围实施全覆盖，并为各郊区（市）县预留了端口和席位，为逐步向郊区（市）县拓展夯实了基础。二是市、区、街整体联动。一方面是在系统平台规划建设上，做到了市、区两级平台、街道乃至社区的终端同步规划建设。另一方面是在网络技术应用上，实现了市、区整体链接，互联互通，闭环运行，较好地解决了层级平台的协同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利用数字化城管的新模式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了过去城管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有机地把各级城市管理部门整合起来并最大限度发挥了整体联动效应，真正形成了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基层参与，市民互动的大城管格局。三是实现了资源共享。在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设中，我市将现有信息网络系统和技术设施进行功能扩展和整合利用，不仅实现了公共GIS平台、呼叫中心平台、政务外网、公安天网视屏监控系统等信息和技术资源共享，而且节省了建设资金约1200万元。四是配置了快速调度指挥系统。为进一步强化数字化城管系统快速、精准的功能，我们利用无线数字集群指挥子系统实施快速指挥调度，专门为指挥中心、局机关业务处室和各执法分局配置了无线对讲机，通过直呼和群呼，实现应急事件的快速调动和有效处置，有效提高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效能。五是同步建成12319服务热线。即在建设数字城管系统时，同步建成了的12319城管服务热线，并将该服务热线与系统平台无缝对接，实现了社会公众与城市管理部门和数字城管系统的信息直通。六是建立了技术支撑机构。为适应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和网络系统运行的技术需求，我们专门调剂了20个事业编制，设立了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技术保障中心，专门负责系统运行保障、设备维护管养和技术成果推广应用。

问：目前试运行阶段的有哪些主要效果？

郭晓鸣：从我市数字城管系统建成并投入试运行1个月的情况看，应当说，整个网络系统运行正常，尤其是管理成效十分明显，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发现问题的数量和时效显著提高。数字化城管系统运行前，通过部门巡查、新闻曝光、市民热线反映、领导批示等渠道，我市中心城区月平均发现和处理管理问题不到2000件，而在数字化城管系统运行后，仅以金牛区为例，一个月时间城管监督员上报各类城市管理案件就达9892件，发现问题数量和时效比试运行前提高近5倍。二是处置问题的及时率明显提高。如6月15日至30日，金牛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向西安路街道办事处共派遣案件102件，西安路街办按照系统处理流程，在规定时限内对97件案件进行了相应的处置，及时处置率达95%，由此可见，数字城管模式已成为管理单位落实管理责任的助推器。三是促进了管理、监督和执法的统一。成都市数字化城管系统运行后，我市的行政执法也按照新模式的要求，将执法责任区和万米单元网格有机结合，在每一个工作网格中，同时配备了管理人员、监督人员、执法人员和协管员，从而实现了管理、执法和监督的协调统一。四是实现了对责任单位履职效果的科学考评。数字化城管系统试运行后，我们将主要依靠微机自动生成的评价结果，对各相关责任单位的履职效果作出准确、客观的考核评价，从而不仅有效改变了过去靠检查、打分来作出评判的传统考核模式，而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随意性和人为因素，实现评价考核的科学化。

采写陈兆平

《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部《关于推广北京市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意见》和《数字化城市管

理模式试点实施意见》的要求，2007年7月22日，建设部在成都市主持召开了“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验收会）。受建设部委托，验收专家组听取了成都市政府和项目建设方关于“系统”建设和运行情况的汇报，审阅了相关技术资料，并实地观看了市级系统和武侯、金牛两个区级系统运行情况，经质询和认真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1、该“系统”提交的验收资料齐全、规范，符合要求。

2、该“系统”依据国家建设部有关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的四项标准，建立了市、区两级监督与指挥相分离又协调的工作机制，系统之间形成独立闭环运行的工作体系。专门设立了数字化城市管理技术保障中心，有效保证了系统的技术维护、标准实施、技术培训和推广应用等工作。

3、该“系统”建设借鉴了其它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系统建设周期短、投资少、技术先进。在市、区两级系统应用软件建设方式上采取了统一物理平台、逻辑分级的应用模式，市、区共享一套核心数据库和应用软件，各自独立运行，充分利用资源，提高了系统的规范化水平和运行效率。

4、该“系统”注重安全体系建设，网络和信息资源的整合，充分利用成都市现有的GIS公共管理和服务平台，实现GIS数据共享和统一更新；利用政务呼叫中心平台，建成全市统一的12319城管服务热线；利用“天网”视频图像监控系统，实现了现场监控；建设了GPS车辆管理系统，实现了对城管车辆的监管，提升了管控手段；利用了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指挥调度城管执法队伍，提高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

5、该“系统”建立了全市统一的综合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实现了监督中心、指挥中心和专业部门之间信息同步、协同工作和协调督办等功能，有利于发挥整体连动效应，形成了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基层参与的大城管格局。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成都市作为建设部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推广的试点城市，建成“系统”实现了监管分离，统一建设，分级管理，市、区协同的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对全国省会城市的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设具有示范作用，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专家组建议，根据建设部新颁布的《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管理部件和事件分类、编码及数据要求》进行调整和更新。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总结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建设经验，组织推广，发挥更大的示范作用。

(来源：成都日报)

篇2：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

区人大常委会第一调查小组

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在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仕民的带领下，第一调查组于10月25日至11月3日先后深入到开发区科技园、区公安分局、区城管局、回风街道办事处、区三小、南池市场、西客站等地点和单位，重点就“如何理顺城市管理体制,构建大城管格局”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城管体制的历程和现状

（一）城管体制的发展历程。我区的城市管理体制建设共经历了联合执法、委托代管、综合协调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联合执法。1997年4月，按照“建管分离”的原则，原巴中市委、市政府研究并报地委、行署同意后，成立了巴中市城市管理办公室，为政府序列正科级事业单位，内设综合协调科、宣传教育科、监督检查科、集镇管理科、综合执法科五个科室;1997年6月，成立了城管创卫综合执法大队，隶属城管办领导和管理，在城管、公安、工商、建设、卫生、交通等职能部门选派人员联合执法。第二阶段：委托代管。2001年9月，区人民政府将区城管办人、财、物成建制委托区公安分局代管，由区政府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来管理，城管办主任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兼任，内设综合协调科、宣传教育科、规划管理科、协管员管理科、集镇管理科、城管综合执法大队。2003年9月，城管办更名为城市管理局，其人员编制、内设机构、职能职责不变。2005年7月，根据城市管理工作需要，区城管局机构进一步调整，内设办公室、督查科、规划科、协管员管理科、集镇管理科、综合执法大队。第三阶段:综合协调。2006年8月，区政府办一名副主任兼任区城管局局长，区城管局内设机构调整为办公室、财务科、法制督查科、占道经营管理科、广告入城管理科、宣教科、集镇管理科、综合执法大队。履行着综合执法、协调管理城市的职能。

（二）城管体制的现实状况。区城管局现有财拨事业编制44人，自收自支

2人，借调2人,履行着总揽全区城市管理工作，督查考核相关职能部门及乡镇、集镇的城镇管理工作和履职情况，依法对违反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违规行为的查处和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占道经营、户外广告设置（含店招、店牌等）的规划、审批、管理，货车、三轮车入城的审批和管理，负责市民的宣传、教育、引导，非机动车（含摩托车）定点停放的日常管理，领导和管理城市协管员等职责。在实际工作中，区城管局仅履行了占道经营管理、户外广告设置、车辆入城、宣传教育和协管员管理的部分职能。其执法依据是1997年6月10日原巴中市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批准的《巴中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细则》。但所行使的相对集中处罚权未经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批准，区城管局的行政执法地位仍然处于尴尬境地。公安、卫生、工商、文体、交通、建设、环保、房管、教育、环卫等部门各自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城市管理职能。

二、现行城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地位不适格。目前，全国、全省没有统一制定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使城管局处于“国家无部委，省里无厅局”的境地。区城管局虽然履行着城市管理的行政职能，但其不是适格的行政执法主体，没有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依据，管理中不能使用法律手段，导致城管局只能采取“死守、硬看、软缠”的办法进行管理。

（二）执法责任不明确。建立市场经济以来，城市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综合体和多功能的有机体，要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社会呼唤法制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共识。但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有关城市管理的行政执法主体分散，执法队伍庞杂，行政职能交叉，执法责任不清，在工作中相互扯皮甚至制约的现象也有发生。如发生在城市道路上的违法行为，有时公安、工商行政、卫生、建设、环卫等部门都可以去管理，正如群众反映的“8顶大盖帽，对准1顶小草帽”。由于执法职责不清，容易造成“有利时争着罚，无利时不管它”，导致行政处罚一方面存在着重复处罚——“滥”，侵犯了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存在着该管的不管---“软“，影响了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理，损害了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三）执法力量不充足。由于现有的城市管理执法力量主要集中在区级，而城市管理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难点又在街道办事处、重点集镇，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也没有执法主体资格，形成“有权管的看不见，看得见的无权管”，导致城市管理工作无法落实到位。

（四）执法行为不规范。由于城市管理执法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城市管理经费拨付不充足等原因，城市管理中存在以收费代替管理，以罚款代替执法的现象。这不仅违背依法管理的初衷，而且不利于城管队伍的廉政建设，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三、理顺城管体制的建议

根据我区城市管理的实际和依法行政的需要，建议由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制定一部城市管理的规范性文件，明确区城管局为城市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区城管局相对集中行使城市管理中的市容环卫、市场、交通、文化、公安等方面的部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界定城市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城区街道办事处和重点乡镇的责、权、利，建立自上而下的全方位覆盖、全过程监管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形成相互协调、分工明确、齐抓共管的大城管格局。

（一）法律依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为更好贯彻实施这一原则性的规定，国务院于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文件，明确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即“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领域，是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执法效率和政府形象的领域，目前主要是城市管理领域。”四川省人民政府于二○○三年一月二

十日制定了《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川府发［2003］3号文件，对如何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处罚权作出了具体规定。

（二）外地经验。长期以来，湖南省岳阳市的城市管理处于“借法执法”、“执法无据”的被动局面，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是困扰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的最大难题，2006年9月，岳阳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岳阳市城市管理办法》,作为该市城市管理最基本的规范性文件，对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理、市政设施和城市道路管理、燃气管理、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公共客运管理等城市管理工作进行了规范，明确了市城管局是城市管理的行政主体，界定了该局12项行政许可项目，对妨碍城市管理、破坏城市基础设施等行为作出了具体的处罚规定，是城市管理的主要执法依据。另外，江苏省扬州市、湖南省衡阳市等也在此方面进行了大胆地探索。

篇3：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

武汉城市圈位于湖北省东部, 以武汉市为龙头, 由周边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9个城市组成, 武汉城市圈集中了湖北工农业、交通建设、文化教育的精华部分。近几年来, 武汉城市圈从观念更新入手, 着眼于体制机制创新,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试验, 率先突破, 逐步形成了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正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2009年是全面启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第一年, 也是决定改革实验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一年。武汉城市圈改革试验工作正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红线, 高举改革试验旗帜, 力争今年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新突破, 在全国形成影响。为进一步推动《散装水泥管理办法》《湖北省发展散装水泥管理办法》的贯彻实施, 加强武汉城市圈九城市散装水泥推广应用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 形成相互协作、齐抓共管的综合协调管理机制, 促进武汉城市圈散装水泥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5月12日, 武汉城市圈发展散装水泥工作联席会在武汉市隆重召开。

据悉, 此次武汉城市圈发展散装水泥工作联席会成员是由武汉城市圈九个城市散装水泥推广应用管理部门领导组成。成立联席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实现散装水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 以节能、降耗、减排、治污和资源的综合利用为主攻方向,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切实转变水泥产业经济发展方式, 努力实现资源利用高效化, 不断提高散装水泥使用率, 促进武汉城市圈散装水泥推广应用工作尽快走上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道路。

在发展过程中, 联席会重点把握以下四条原则:一是可持续发展原则。主要是坚持散装水泥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促进水泥产业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循环利用原则。主要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实现散装水泥、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减量化。三是科技先导原则。主要是充分发挥武汉的综合科技优势, 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散装水泥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 提高武汉城市圈散装水泥推广应用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四是制度创新原则。主要是坚持以市场为取向, 不断深化改革, 积极探索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中武汉城市圈散装水泥推广应用的管理体制和发展机制, 增强发展活力。其工作职责主要包括:一是研究贯彻国务院及各部委、省政府关于发展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政策措施, 决定重大工作事项;二是分析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研究相应的解决办法和措施;三是通报联席会成员单位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开展工作的情况, 研究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四是加强成员单位之间相互沟通和协调, 促进武汉城市圈散装水泥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武汉市散装水泥办公室主任张汉铭在首届联席会上表示, 成立联席会的初衷是推进武汉城市圈发散工作的协作互动, 其主要是着力推进“四个一体化”:一是着力推进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产业布局一体化。立足各市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 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做大做强优势主导产业。特别是在产品结构上要体现差异性, 避免同质不良竞争。积极引导周边8个城市建设一批上规模的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基地, 提高圈内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龙头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二是着力推进市场流通一体化。充分发挥武汉作为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 在武汉城市圈内加强流通协作, 降低运输成本, 提高流通效率。三是着力推进科技应用一体化。依托武汉市科研实力雄厚的优势, 加强技术协作, 联合开展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攻关。四是着力推进信息服务一体化。依托湖北散装水泥信息网, 整合武汉城市圈散装水泥信息资源, 实现武汉城市圈散装水泥信息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建立武汉城市圈散装水泥联席会议联络员制度, 形成散装水泥信息定期交流机制。加强日常信息沟通, 及时通报信息。

从大背景来看, 世界是平的。以单个城市为重心来做推广散装水泥工作, 视野未免有些狭隘。

而此次武汉城市圈发展散装水泥工作联席会的召开, 无疑就是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建设时机, 适时形成的一个发散“联盟”, 这是九城市放弃单打独斗、优化各地资源配置的一种新的发散格局。

我们知道, 构建一个企业战略联盟是一种快速、高效的建立品牌效应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联盟各方原有的强势品牌, 借助联盟趋向行业品牌垄断效应、联盟中强势品牌对弱势品牌的示范效应、联盟中强势品牌对弱势品牌的激发效应和联盟中跨国公司实施的品牌本土化策略效应。而此次的九城市联动发散则是湖北省散装水泥工作推广开辟的一个联盟, 它为九城市间的发散工作搭建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 各城市间可以依据本地发散工作实际, 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在联合推散中, 城市间要充分利用武汉市总体经济优势, 合理有效利用周边城市的资源优势, 各城市可以出点子、出新招、出思路, 集思广益, 最后形成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散装水泥工作的具体意见指导各地工作, 以便更好地促进全省散装水泥工作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既然已经构建九城市联合发散这个联盟, 那么, 如何让联盟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凸显联合发散这个品牌呢?笔者认为:

一是提升公信力———构筑发散品牌之基。在日常的发散工作中, 九城市间要加强相互沟通和协调, 积极共同研究发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要善于分析和总结经验, 要实行“引进来, 走出去”战略, 依据本地工作实际情况, 探索合适的发散之路。

二是提升影响力———高扬发散品牌之旗。九城市间对于平常发散工作中的思路和模式要善于总结和摸索, 要集思广益, 最终形成一条有武汉城市圈特色的发散新道路, 继而在湖北省全面推广, 及至全国。

三是提升竞争力———培固发散品牌之本。也就是提升核心竞争力, 这是确保发散品牌影响力的根本。那么, 什么是发散的核心竞争力呢?我们认为, 就是研究制定的新举措与当地实际发散情况融合并转化为全民推散的能力。而行之有效的发散措施是其中的关键。

四是提升创新力———舞动发散品牌之翼。激活动力之源。九城市间要积极研究贯彻国务院及各部委、省政府关于发展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政策措施, 探索发散新举措、新思路, 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发散道路。

五是提升凝聚力———铸造发散品牌之魂。我们认为一个有力量的发散队伍, 一定要具有引领全局的力量。《软力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什么是力量呢?力量, 就是影响他人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在“力量”中有一种叫做“软力量”。所谓软力量, 就是通过品牌的魅力来增强其自身的吸引力, 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 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九城市间要通过自身工作的开展来提升凝聚力, 进而促进湖北省发展散装水泥工作向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发展。

篇4：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

成都高新区数字化平台于2007年5月投入运行，2013年进行改造和升级。数字化平台中心功能包括及时受理和派遣监督员上报问题系统，天网视频监控（共1800余个探头，包括17个用于防汛工作的全球电子眼），负责4部热线电话和3类无线对讲系统的受理、回复和应答，实行24小时值守。

高新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城管委派的监督员到现场发现城市管理的问题后，通过“城管通”将现场拍摄的图片上传到区数字化平台，通过预立案、立案、派遣三个步骤，将案卷派遣给相关处置部门，处理问题后安排监督员现场核查。

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按照建设智慧城市的要求，高新区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生活垃圾数字化管理系统，全面实现了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置全程监控；为专业部门配置了移动处置反馈系统，可以及时受理、及时反馈处置结果；升级对讲系统，提高指挥能力，提升了数字化城管平台指挥调度效率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建立街道办事处综合管理指挥系统，全面实现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转型升级。

篇5：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

一、建设背景

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向世界阐释了中国作为发展大国对于未来人类生活的重要理念，同时也让我们对城市管理和城市服务有了新的期望和梦想。

如何有效的管理城市，建设我们的家园，服务我们的社会大众，是政府目前机制改革的重点。目前，城市管理的主要任务落在各地市的城管局头上，而大量的业务又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区，因此，建设区级数字城管就是实现数字城市一个重要条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早在2005年-2007年先后确定了三批25个省、市、自治区51个全国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试点城市（区）。目前已有41个城市（区）完成了试点工作，并通过了部专家组的验收。

2008年3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拉开了政府机制改革的序幕，同年各个地市城管局成立，随后各区陆续开始了区级城管局的机制改革，随着大城管机制改革的逐渐完成，区级数字城管建设成为各区城管局重要的工作任务

结合试点城市的成熟经验与规范做法，针对新模式在实践运行中遇到的问题，笔者认为区级的数字城管系统的建设是整个城市管理的基础系统，其作用非常重要，本文就区级城管局的数字化建设做建设性探讨。

二、区级建设数字化城管的必要性

目前，区级城管业务主要面临着“五多”、“四少”的困境。“五多”：乱摆乱卖多、乱涂乱贴多、违法建设多、弱势群体多、群众投诉多；“四少”：管理力量少，管理办法少，经费保障少，群众理解少”。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问题发现靠投诉、问题解决靠批示”这种被动的、滞后的粗放型城市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目前各区的困难和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区级城市管理需要的是主动的、经常性、持续性的精细型管理模式，对城市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够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及时反馈、提前预防”。区级“数字城管”系统的实施，通过对区内城市管理对象的精确定位及信息的及时传输，将过去的突击式管理转变为经常性、常态化管理，促进城市管理工作从静态变为动态、从滞后变为及时，从被动变为主动，是城市管理工作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型管理转变的必然要求。

2、建设区级数字化城管系统既是电子政务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解决城市管理长效管理的重要手段。实施区级数字化城管系统，可以将辖区内的各类城市管理部件纳入监测范围，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类事故和突发事件，改变过去城市管理工作中各部门消极、被动的工作模式，有效地提升城市管理工作效率，是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

3、节约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以北京为例，自2005年10月至今，据北京市区域实施现场测算，城管监督中心同比问题发现率由30%提高到90%，问题处理时间由一周缩短为12.1小时，问题处理率提高463%，结案率高达92.79%，同季度城管信访量较过去下降了24.6%。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实施后，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指标年回报率在261.9%，意味着，投资500万用于建设及实施数字城管系统，新管理模式的运行可以每年节约城市管理资金1308万元左右。

4、区城管局在数字化建设方面也存在不少的困难，主要表现为：各个区由于历史原因信息化基础薄弱；业务复杂，多数区存在城乡结合部，管理难度大；人员编制不足，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均存在不同程度缺编问题。

三、区级数字城管建设思路

区级城管局应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体制管理、机制推动，资源共享的原则积极推进数字城管建设。

1、根据市级数字城管的建设意见，积极推动区级的城管指挥中心的建设，形成统一的指挥调度体系。在建设区级中心的同时，应加快推进部门系统联网、市区联网、实现便民利民的信息化服务，对全区各类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监控，形成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覆盖全区的数字化城管网格。

2、完善激励和考核机制，通过指挥和监督的两个轴，实现处置和监督的杠杆作用，使处置和监督两个体系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3、在区的层面上，利用区级政府协调力度大、资源共享方便的行政特点，积极推动区级城管局和公安局、科信局、规划局、国土局等单位的横向联系，充分利用区已建资源为区城管业务提供有效支持，如：各个地区的公安体系均在大力建设平安城市，大量的视频监控资源对区城管业务有很好的帮助，因此，推动区级的视频资源共享，可以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和弥补区级城市管理人员不足的尴尬局面，平安城市的监控点一般都比较低，区级城管局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高点监控，将大大提高业务监管的范围。

4、通过12319呼叫中心、调度指挥系统等信息化的建设，实现和区级的公安、工商、税务等单位进行有效联动，在整治工作中，实现快速联动，大大提高区级城管执法的力度和效率。

四、区级数字城管建设的重点

1、指挥中心的建设

对于区级的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建设，经济力量相对薄弱区域应着眼长期规划，分布建设的思路，前期主要建设指挥大厅、12319指挥调度系统、显示系统和配套的机房、网络系统、安全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当硬件环境相对成熟后可以建设基于GIS的数据采集、网格化城市部件的数字化管理和12319管理指挥平台，实现区级数字城管的信息化、数字化，经济条件雄厚的区域可以一步到位，建设一套适合本区业务需要的软硬件系统。

2、数据的整合和利用

区级城管的指挥建设过程中，应该把信息资源的建设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度去考虑，特别是大城管体系成立后，如何将纳入到大城管格局的相关单位数据汇集到区级城管指挥中心，汇集后如何组织和利用更是重中之重。早期的建设过程，主要是通过GIS平台将各类数据进行有效的分类和标注，中期通过历史数据对各类常发事件进行预警干预，后期通过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为区级的决策指挥和长效管理机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数据的维护更新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建设的初级阶段，大量的管理数据进入系统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多数据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数字城管的建设过程中，保持数据的有效性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在业务需要的时候，为城市的综合管理提供准确、实时的数据，否则，信息系统只能成为一个摆设。

3、运作机制的建立

（1）综合协调机制。一是加强城管执法部门与卫生、公安、工商、环保等相关专业主管部门的协作，二是加快推进街道一级的指挥节点建设，将管理中心下移，继续深化城管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改进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制度，从制度层面支持和强化街道城市管理工作的责任和权力；通过建设区、街两级指挥体系，实现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充分利用区、街建设的资源（如派出所、街道办），实现资源共享。

（2）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

有部分市城管局已经按照业务模式，将全市各个区进行了网格化的区域划分，这样可以采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方式，建立管理平台，按照一定标准，在一定职责范围内确定网格管理员、监察员、督导员，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相对分离的形式，使政府能够主动发现、及时处理，加强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和处理速度，将问题解决在居民投诉之前。利用市局的网格化管理，结合城管通和先进的800M数字集群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城管员的作用，实现精确指挥、快速定位、有效联动的业务管理模式。

（3）建立快速反应机制。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变化也日新月异，无论是新区还是老区，因此，对于区城管局来说，建设有效的应急机制是应对各类事件的重要保障，恰逢目前全国各个地市的应急体系也在快速的建设过程中，通过指挥中心的建设和业务平台系统的建设，可以在区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形成有效的应急机制，为区政府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提供重要的支撑。

（4）投入保障机制。一是经费保障，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确保必要的城市管理经费开支，逐步加大投入，逐步改善装备，提高管理和执法能力。二是建设保障。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对城市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增强规划的前瞻性、预见性。三是队伍保障。科学核定城管执法队员、协管员人数，充实管理力量，保证管理需要。强化城管队伍的专业化培训，严格管理，建设一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反应快速的城管执法队伍。

五、结束语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是目前国家大战略实现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各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管理的问题也日渐成政府部门一个敏感而核心的问题，如何在建设的模式上既采用先进的技术，又能保留本地的城市特色，这个就要求数字化城管要建立在服务为本的原则上，科学统筹、锐意创新，根据本地的实际管理需要来配置数字化城管的执法力量和管理资源，走一条特色化的城市管理之路，让数字城管成为建设园林城市、人居城市、生态城市、卫生城市的一个管理利器。

篇6：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探索“管理靠队伍、长效靠机制、提升靠技术”的城市管理综合发展之路，许昌市积极打造高效的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2010年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正式运行，并通过了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的专家组的验收，实现了投资低成本、运维低费用、使用高效能（两低一高）的建设目标。

一、精心谋划建设，构建高效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平台

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按照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颁标准，在借鉴外省城市先进做法的同时，充分结合市情，构建了具有许昌特色的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

一是创新运行模式。成立一个中心，担负指挥、监督两项功能，但功能相对分离，既减少了建设投资，又节约了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实行“二级监督、二级指挥、三级处理”的运行模式，将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充分结合。市创建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办公室两个部门行使数字化城市管理运行监督职能，实行高位监督；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和区 (县) 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指挥平台二级指挥派遣；市、区 (县)、乡(办)三级处理高效的运行模式，确保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高效运行。

二是运用先进技术。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率先应用了3G无线通讯、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技术、三维实景图像等多种信息技术手段，首次将三维模拟图像应用于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中，设计了240寸弧形大屏幕。在部颁规定的八大核心应用子系统的基础上，研究、开发了符合许昌实际的领导移动督办、业务短信子系统、数字城管综合门户网站、采集员管理子系统、CA认证子系统、双网交换子系统等8个应用子系统。在一期拓展项目建设中，又结合实际开发了私搭乱建管理子系统、城市部件动态管理子系统、统计分析子系统、视频案件管理子系统等4个应用子系统，建设了视频会议子系统、移动视频信息采集子系统、信息采集互视互通子系统等3个软硬件集成项目，使系统功能进一步完善，形成了闭合、互联、互通的城市综合管理系统。二期将设计开发淤泥渣土车监督管理子系统、夜景亮化工程监督管理子系统、建筑工地监督管理子系统、公众信息互动平台、数字城管与行政审批平台、数字城管与全市电子监察系统数据交换平台等扩展系统，并增加移动视频采集车、40个二级平台语音互通设备、无线视频设备，及完善服务器与存储系统等。

三是高效整合资源。整合公安部门的视频监控信息、规划部门的1：1000市区地形图、国土资源部门的1：500正射影像图和市园林绿化、邮政、电力、移动、联通等部门的城市部件基础信息和数据，实现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资源共享，降低了建设成本。

四是分步规划建设。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规划分三期进行建设。2010年完成的一期工程覆盖许昌市主城区70平方公里范围。2012年实施二期工程，将覆盖扩展至环城公路以内100平方公里和许昌新区180平方公里；2014年将实施三期工程，覆盖范围将扩展至所辖县（市）中心城区，实现所辖县市区域全覆盖。

二、抓住关键环节，提升数字化城市管理运行效能

该系统运行以来，注重抓好信息收集、指挥派遣、案件督办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广泛收集信息。全覆盖、全时段、无遗漏地发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信息采集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专业信息采集队伍的作用。170名信息采集员按照划定的工作区域，从早7：00至晚10：00实行不间断地巡查，及时收集、上报城市管理问题，同时强化信息采集工作的督查，坚持每周、每月通报情况。采取每天实地徒步督查的形式，督促信息专业单位提高信息采集覆盖率和信息采集的质量，信息采集有效率保持在96%以上，核查及时率达到97%以上。同时，多渠道收集问题，通过视频监控、社会公众举报、公共媒体曝光、“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线投诉、110指挥中心转接、各级领导批办、门户网站等多个渠道广泛收集城市管理方面的信息。

二是高效派遣指挥。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从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技能入手，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建立接线员培训机制，每周安排不少于2个小时的培训，每月组织一次闭卷考试和上机操作测试。实行量化考评，每月公布考核结果，实行奖优罚末，使问题从发现上报、确认责任单位、审核立案到任务派遣由原来的10分钟左右，缩短到目前的3—5分钟以内，大大提高了案件派遣的时效性。同时，规范平台责任单位的管辖区域、管理职责和服务流程，使接线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指挥派遣效率得到不断的提高。

三是强化案件督办。许昌市政府办公室专门出台了《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办法（试行）》（许政办〔2011〕45号），成立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办公室，实行两级督查。每周将各责任单位超期未处置的案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中心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布，每月召开一次运行点评会，通报月案件处置情况，每季度对责任单位案件处置情况进行一次绩效评价，评价结果通报各责任单位，并在新闻媒体上发布，接受社会监督，并上报市政府。将数字化城市管理案件处置情况纳入文明城市创建中并进行督办和考评，市创文办每周对数字城管超期未处置案件进行重点督办，每月排名末位的单位在市创建点评会上表态发言，每季度绩效评价排名后5位的单位在全市创建工作考评中被扣分。同时，积极发挥老干部督导团作用，将每周数字化城市管理存在的突出超期案件问题，请老干部督导团帮助协调，督促责任单位解决。运行以来，结案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三、健全工作机制，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长效化

一是政策保障机制。为确保运行，许昌市政府专门印发了《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办法》、《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运行工作方案》、《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办法（试行）》（许政办〔2011〕45号）等规范性文件。同时，将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设和运行经费纳入市财政年度预算，给予重点保障。

二是定期通报机制。实行“日督查、周通报、月点评、季评价”制度。每周印发一期督查通报；每月召开一次运行点评会，通报月案件处置情况，及时协调、解决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每季度对责任单位案件处置情况进行一次绩效评价，评价结果通报各责任单位，并在新闻媒体上发布，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效能问责机制。将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与监察部门效能问责、单位年度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年度评先挂钩。对处置不及时、反复发生问题多的责任单位，实行效能问责。

四是市民参与机制。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全方位对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每月第一个周日在市区主要广场、居民居住区附近、人流密集场所开展宣传活动，现场解答市民群众提问，接受市民群众投诉，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卡片。同时，为了提高市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许昌市协调通讯部门从2011年５月１日起，将“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线由主叫付费变被叫付费。

五是量化考评机制。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内部建立了岗位职责体系、目标管理体系、考评奖惩体系，制定下发了《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SZH—2011标准化管理办法》，明确了中心岗位职责体系、规章制度体系、考核指标体系、考评办法体系，每半年对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排名，年终进行综合排名，将排名结果作为奖励的重要依据，促进了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

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自2010年6月1日正式运行以来，共受理案件约52万件，结案率达到99.39%，构建起了大的城市管理格局，使查找城市管理问题更细致、收集城市管理问题更广泛、发现城市管理问题更及时、处理城市管理问题更快捷、解决城市管理问题更彻底。

篇7：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

每次走向小摊小贩,钟祥都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在北京城管部门上班已经两年多了,他一直没有走出这种情绪。他总是预感,在把小贩的东西搬上车的一刹那,会有人在背后给他一下子。

与很多刚上班的新同事一样,他总是陷入一种逻辑的悖论中:小摊小贩不查不行,因为它实在有碍市容;但这样查也不行,因为没给人家留一条活路。

最近,钟祥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在研究通过一项新的制度,或许会给那些无证小商贩带来一条活路。这一制度叫做“大城管”改革,其核心内容是: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由市长任“一把手”,统筹各职能部门,实现城管的管理权和执行权统一。

“大城管”模式被普遍认为将化解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矛盾,给予弱势群体更多可分享空间。据了解,目前该办法已开始向公众征求意见。

只是“堵”而没有“疏”

主管这项工作的官员,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城市建设和管理研究处处长翟宝辉。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澄清,这一制度,并非如媒体所说是住建部的意向,只是自己申请的一个研究课题。在媒体一股脑儿将这一制度扣给住建部时,他有点担心这一课题的前途。

钟祥所说的“留条活路”,指的是城管事务不再是城管局一家唱戏,而是由多家与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空间相关的部门一起组成一个“大城管”,共同解决城市管理难题。其成员包括建设局、园林局、市政局等。在有些较早试点的城市,比如江苏淮安,“大城管”甚至还包括了公安、民政和工商等权力机构。

“这就好办多了。”钟祥说,因为对于无证小商贩来说,解决问题要分为好几个步骤。“首先,如果家里确实困难,又符合有关标准,可以向民政局求助;家庭确实困难,不符合有关标准的,还可以找其他部门给条出路。比如由工商部门安排另外找个地方。”“上游和下游的问题解决了,留给城管局的压力就小多了。”

翟宝辉说,这一制度的初衷并不是专为流动商贩设计的,“流动商贩可能只占其业务的百分之一”。但他同时表示,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在资源充分整合的情况下,就能够为很多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而在现有的体制下,城管只负责清理,不管清理的对象之前是什么状况,也不管清理之后他有没有新的谋生路径。在一个情绪密布的狭小的空间内,没有退路的双方最终只会把情绪推向极端化。

在钟祥当城管的前一年,2006年8月11日,流动摊贩崔英杰刺死了北京海淀监察大队的副队长李志强。当时,他认为这只是个偶然的事件,现在,他改变了这一看法。“如果只是‘堵而没有‘疏,这样的冲突早晚会发生。”

2008年6月份,他也有了一次這样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事正往车上搬一个烤红薯的桶,对方忽然间从腰间拔出刀来,疯了似地追着他和同事砍,他们连忙放下东西,开车逃命。后来从派出所得到消息,这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家里养着两个病人,申请了几回低保都没有成功,又没有其他手艺,除了卖红薯,他没有其他的出路。

钟祥说,很多小贩的情况其实都和崔英杰差不多。在城管执法人员执意要砸掉他们唯一的饭碗时,就会逼出他们的“孤注一掷”来。“这跟人性不人性执法没有多大关系。在利益面前,态度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同样对人性执法的效果表示怀疑。“(城管执法)这里面当然有个合理和科学的问题,但不要把它推向极端。”牛凤瑞说。

城市管理中的人治色彩

流动商贩与城管冲突频仍的另一原因,与城管队员的编制和管理体制有关。

城管局成立的时间较晚,他脱胎于配合中央关于建设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评比活动而产生的监察大队。这是个从各大执法部门中抽调而来的“杂牌军”,在有重大检查和迎接重要活动时迅速成立,又在活动结束后恢复原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当年,国家把几种行政执法权合而为一,交给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就是城管局。

由于此时编制已被各行政部门瓜分,改革者对这一部门也缺乏足够的重视,致使城管局很多执法人员没有公务员的编制。按今年6月份因待遇太低而闹罢工的济源城管大队相关人士的说法,其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之间的比例大约为1:4。在有限的财政拨款无力养活超编人员的情况下,通过罚款补足剩余的部分于是成为共识之选。

同时,这些非公务员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也受到广泛质疑。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法局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其他人员如果代行执法,必须取得行政机关的委托授权。

翟宝辉说,“大城管”的改革,由于城管局在其中的重要协调地位,其成员理应取得公务员编制,“让事业单位人员在其中协调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城管执法有很多的灵活因素,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制约,其工作范围非常不稳定,因而编制数量的确定也是个问题。“比如对于花费城管相当大精力的流动摊贩,”翟宝辉说,“就存在明显的‘看领导眼色行事的情况。有领导说,小商小贩你还不管一管,城管局就下大精力管一管。又有领导说要适当解禁街头流动商贩,就不敢管了。后来办奥运,又有领导说要管起来。”

城市管理中典型的人治色彩,也是翟在制定“大城管”制度时重要的考量因素。“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们还是要借助行政的力量,就是要发挥市长的作用。”“但这只是个过渡机制,最终目的还是依法行政。”

由于城市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牛凤瑞对制定一部法律的效果表示怀疑:“法律可能对一些城市适用,对另外一些城市则是隔靴搔痒。制定法律前,必须要充分估计到城市之间的差异性。”

权力扩张?

有学者对“大城管”中可能存在的权力扩张持警惕态度。

北京市民李懿亮说:“城管的职能本来已经泛滥,几乎无所不管。现在又在前面加了个‘大字,那要大到什么程度?”

翟宝辉承认,在“大城管”改革中,城管局的地位有所加强,“它事实上对城管委的其他成员行使一种监督的权力”。江苏淮安城管委每个月对成员单位进行一次考评,考评的得分高低与单位或领导的业绩挂钩,而考评的具体执行,大多由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完成。

钟祥不是很认同城管权力过滥的说法,他认为城管的很多权力都是“被遗弃的权力”,“比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其他部门都是唯恐避之而不及。”

翟宝辉认为,除城管局之外,可能还存在另外一种滥权,就是城市的领导人滥用城管的权力,来完成其心目中的城市规划。“比如市长想3～5天让城市大变样,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

城管的对口管理也是关注的焦点。翟宝辉在大纲中建议,城管的行政指导机构,中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城市建设司为基础,设立城市建设与城市综合管理指导司,或单独设立城市综合管理指导司;建议各省(自治区)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城市建设处为基础,设立城市建设与城市综合管理指导处,或单独设立城市综合管理指导处。

虽然“行政指导机构”的说法非常委婉,还是有专家提出了异议。一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业内人士说:“‘大城管,是协调政府内部的利益关系,而不是扩张某一个部门的权力边界。”

篇8：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大城管格局

一、“大城管”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完善的必要性

（一）“大城管”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是由新时期城市管理的内涵、特点、性质、目的所决定的

准确把握城市管理的基本内涵、特征及其目的是“大城管”体制模式建立和完善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不能够正确理解城市管理的基本内涵就无法深入系统研究“大城管”体制，也无法保障“大城管”体制模式的科学性。

1.城市管理的基本内涵。城市管理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含义。到目前为止，对什么是城市管理，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因为城市管理工作的复杂性、系统性、广泛性，对城市管理职能的科学界定难以把握，过宽过窄都不利于城市管理效力的提升。作为城市政府的职能部门——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往往是指狭义上的城市管理，即对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管理和公共空间环境的管理，以及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大城管”模式应当以这些职能权限为依据，将这些基本的职能从分散的各个职能局统一起来，形成工作效力较强的政府服务机构——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这才是“大城管”模式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城市管理的特点。城市管理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是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具有广泛性、动态性、综合性的特征。在广泛性方面，包含对市政、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在综合性方面，现代城市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综合体，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系统，具有各自的运行规律和特征，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同外界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决定了城市管理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在动态性方面，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随之增加，城市管理的理念和模式也要不断创新。

3.城市管理性质。城市管理具有公共性质，城市管理部门存在的目的和职能，就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服务。公民及其组织的各种直接需求，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生产过程予以满足。在这些社会生产过程中，通过资源的配置和组合而达到产出。这些社会生产过程就是提供服务的过程（这里所指的服务同产出不一定具有实物形式）。政府为满足公民及其组织的直接需求所开展和介入的活动，即为公共服务。城市管理工作是政府公共服务性的重要体现之一。

4.城市管理的目的。城市管理的公共服务性决定了城市管理的目的，即维持城市高效、协调运行和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城市管理的水平最终要体现在管理的效益上，也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即是否以最低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整合城市资源，实现城市高效、协调运转和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讲城市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城市的生产生活环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二）“大城管”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是由当前城市管理面临的体制困境决定的

1.城市管理的职能权限尚未得到科学、明确的界定。长期以来，城市管理的职能权限往往来源于行政命令，缺乏法定依据，这种管理方式不但容易造成城管权限急剧膨胀，一些权限的划分缺乏科学依据，程序随意，也造成了违法执法、违法行政的现象层出不穷。虽然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城管执法机关的法律地位，规范了职责权限，完善了执法体制。但是，这依然只是城市管理职能的某一方面的规定。总体来看，城市管理职能权限依然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系统的、科学的法律规定，特别是职权范围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界定和细化，当前全国各地城市管理在职能的划分上并没有一个确切可依的标准，往往都是根据各自实际来决定城市管理职能权限。目前，如何根据城市管理的特点确定城市管理的权限范围，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

2.科学的管理体制难以形成。当前的理论界比较认同的城市管理体制的概念，是指关于城市管理的组织机构设置、地位、职责和内部权责关系及其相关的规章制度的总和。城市管理体制是确保城市管理过程得以顺利实施的物质载体和保证，也是支撑城市管理系统的骨架支柱。城市管理体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城市管理的机构及其职能体制、领导体制、市区街道的层级管理体制等，其核心是各机构间的职、权、责的配置问题。目前，全国城市管理体制呈现出多元模式并存的局面。每种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存在弊端，往往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管理职能的强化，综合管理效力低下。如个别城市成立了以市长牵头的“城管委”，也仅仅起到了临时的协调作用，管理效力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一位行政首长的意志和投入的精力及重视程度，难以使管理长效化、制度化、规范化。

3.现有的管理体制难以解决现存的问题。当前城市管理存在以下几点突出问题：一是“轻规划、重建设、轻管理”现象依然存在，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在积极推进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大幅度扩张经济总量、加快扩张城市规模与循序渐进完善城市功能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城市在追求确定的经济目标时，往往难以顾及合理的规划、建设的质量，致使城市道路、绿化、市政基础配套设施严重滞后，最终增加城市管理的难度，也影响管理的质量。二是管理与执法职能失衡。有的单一重视行政管理权或者执法权，甚至部分模式只有城市综合管理行政执法权，没有或基本没有城市综合管理权。有的行政管理权范围较窄，行政执法权范围较宽，行政管理权和行政执法权宽窄不匹配，工作的协调度较低。甚至出现市政、市容、环卫、园林等多局齐头并进平行的管理模式，机构重叠，管理权限分散，行政成本较高，也与中央“大部制”改革精神背道而驰，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长效管理的机制难以形成。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一直是城市管理没有走出的怪圈。缺乏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城市管理工作仍处在依靠突击式、短促式、集中式整治，长效化、常态化、长期化的举措不足，整个城市管理工作在低水平、低层次徘徊，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为了迎会、迎节、迎查，往往采取成立专项指挥部，并由“一把手”亲自挂帅的办法去组织实施，力度很大，效果显著。但往往形成了重集中突击轻常抓不懈，日常管理效率不高，城市管理局限于治标层面。

二、“大城管”体制模式建立与完善的内容及其途径

（一）科学划定城管综合执法的权限范围

按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进一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和“大部制”体制管理理念，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城市管理在职能配制上，将具有相关性综合行使的职能进行重新组合，形成具有更高管理效力的“大城管”模式，以便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当然这种相关性要有一定的科学界定，通常表现为相互接近和相互关联的管理职能，即城市管理权在管理客体或对象上基本属于同一类或同一领域，其行为目的、活动规律具有多数的共同点。但是，在“大城管”体制模式的研究探讨上依然要本着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探讨这一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大城管”体制模式不能是无所不包的，不能将绝大多数的保障城市运行的因素都容纳进去，城市管理处于发展阶段，应当限于城市日常管理中专业性不强的事项。专业化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专业化的程度就越强。这个规律体现在城市管理领域，表现为城市管理的不同职能部门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精细化和问题的多样化而趋向专业化。如果将不同专业领域的职能硬性地合并到一个职能部门，必然耗费大量的行政成本，并且未必能取得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在管理体制上，应当建立由城市管理局统管的综合管理和综合执法相结合的“大城管”综合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的弊端。城市管理局是政府主管城市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能是负责中心城区市政、园林绿化、河道、市容环卫、城市供水、城市供气、供热等方面管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市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职能部门，公用事业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和环境保护、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由行政执法局直属单位执法支队行使。在权责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不能将“大城管”体制模式仅仅局限于“城管委”这种协调机构的建立，由市长兼任“城管委”主任的“大城管”单一模式无法改变当前城市管理体制中的一些根本性缺陷，因为“城管委”只是城市管理议事协调机构，对防止出现城市管理空白和应急管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难以让城市管理走出当前体制困扰的瓶颈。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保障体系，高效保障“大城管”体制模式的有效运行

按照“决策上移、执行下移、监督外移”的思路，着力构建“科学合理的运行体系、坚强有力的保障体系、和谐高效的公众参与体系”， 以切实保障“大城管”体制模式的有效运行。

1.大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运行体系

一是建立权威高效的指挥协调系统。成立以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主任，城市管理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城市管理委员会，领导城市管理工作，统筹协调所有涉及城市基础功能设施和公共空间管理的部门、单位，协调城市文明创建工作，对城市管理状况及有关部门的城市管理工作进行监督、考核和评价。

二是建立规范高效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系统。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等文件精神，实施相对集中处罚权工作，结束在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管理、环境保护管理等分头管理的局面。

三是建立职责明确的长效管理责任系统。通过构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层级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市、区、街、居在城市管理中的主要职责，切实形成市为主导、区为重点、街道为基础、社区为配合的分工科学、责权明确、务实高效、运行有序的城市管理格局，实现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2.建立坚强有力的保障体系

一是立足提升功能，建立以规划为先导、以建设为依托的城市硬件设施建设配套机制。城市管理中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规划、建设的先天不足带来的。因此，要跳出管理抓管理，认真做好规划和建设环节的基础性工作。从源头抓起，制定城市管理专业规划，完善对广告店招、夜景亮化、农贸市场、早餐摊点、大排挡、公厕、垃圾中转站、停车场等城市配套设施的专项要求，发挥好规划的先导作用和约束功能。在老城改造和新区建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关城市配套设施纳入建设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加大城市管理部门对城市发展规划、决策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并赋予其一定的否决权，使城市管理的意见切实得到重视和采纳。同时，在城市规划中合理布置具有一定特色的商业区街区，引导商业中心由内向外逐步扩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具有地方城市特色的商业步行街、夜市排档一条街等专业市场，从完善城市功能上，也是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占道经营、流动摊点的出现，真正使城市零售商业设施按照规划合理布局，实现相对集中，提升城市管理效力。

二是积极推行城市管理服务行业市场化运作机制，建立城市市政设施的行业监管体制，提升公共服务效能。要实现城市管理职能、管理方式和管理重点的大转变，城市管理职能和体制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相吻合，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建管分开、行业管理与市场运作分离；管理方式由单一行政管理向以依法综合管理过渡。要在城市管理中积极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使城市管理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由部门垄断逐步转变为行业竞争。事实证明，通过企业和社会的参与，可以使城市管理在效率、成本、服务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实现很大的改进和提高，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增强社会对城市的认同感。

三是建立城市管理经费保障机制，切实为城市管理、维护、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经费保障。城市综合管理是完全公益性行政行为，经费必须由市财政投入，并随着城市建设加快、规模扩大、任务增加、养护标准提高和管理手段更新而相应保持适度稳定增长,使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同时，实行多元化的城市管理资金投入机制。保证城市综合管理服务作业企业获取社会平均利润，激励各城市综合管理的服务企业提供高水平、高效率的基础功能服务。支持和鼓励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努力形成以政府为主体、各类资本广泛参与的城市管理资金投入新格局。

3.大力构建和谐高效的“公众城管模式”

通过“公众城管”的构建，达到由城管执法队伍“单防、单管、单治”逐步向群众多方参与的“群防、群管、群治”转变。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管理事务越显纷杂繁多，原本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城市管理渐渐显得孤掌难鸣，城市管理越来越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各方的大力支持、公众的自觉参与。公众城管即公众（社会各界）参与城市管理，它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有利于吸引公众参与城市管理，共同解决城市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强化公众城管要做好以下三点工作：一是强化政务和执法公开。进一步梳理和明确执法依据，列出“权力清单”，确定执法程序和标准，制定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公开城管执法的全部内容，接受群众监督，形成比较健全的阳光操作制度。二是建立文明创建长效宣传机制，向市民宣传文明公约和城管法规，推动公众了解城管；利用网络媒体超大的信息量和快速的传播速度，加强城管门户网站的建设与完善，通过网络即时发布城管信息，增强城市管理工作政务公开度和透明度，以实现与市民互动、为社会服务的宗旨，逐步形成完善的城市管理宣传教育网络，在全社会营造走近城管、支持城管、参与城管的良好氛围，促进城市管理工作从传统的单一部门管理向全社会“共建共管共享”转变，提高城管的多元共管合力和长效管理水平。三是注重民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要立足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放在首位,作为服务于民的关键点,诚邀服务对象座谈,通过座谈了解服务对象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接受群众合理化意见和建议;通过城管网站了解、收集社会各方面对城管的意见建议,并切实加以改进。定期开展市民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满意度的调查；充分利用信访、城管热线、城管门户网站、区长（局长）信箱、专家咨询、企业（商家）座谈会等途径，多层次、多渠道征求意见和建议,及时进行整改,积极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总之，建立和完善“大城管”体制，完善配套机制，是解决当前城市管理难题的有效途径。“大城管”体制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管理效力，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营造出更加适宜的人居环境，更好地为市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