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主体农田水利论文

2022-04-16

【摘要】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是当前政府及学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业生产力低下的问题,提高土地收益,促进“三农”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利益主体农田水利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利益主体农田水利论文 篇1:

粮食主产区土地利用的双重失衡及其调整

摘要:粮食主产区土地利用可分为农地与非农地两大类,其分配比例是各利益主体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粮食主产区土地利用存在双重失衡,即因供求双边抑制而导致的供求非均衡,因农地的粮食安全保障和生产要素双重功能定位与非农地的生产要素单一功能定位造成的二者功能定位的非均衡。后者的非均衡正是前者的原因,农地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又是双重失衡的最终原因。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双重失衡的调整只能做出次优选择,即在创新土地利用理念,选择可行的调整路径,培育有效的调整元素的基础上,借助可以将双重失衡内化的因素和区域补偿与国家的转移支付等外在的矫正性制度,对整体的非均衡状态进行调整,消解非均衡造成的效率损失。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双重失衡;供求抑制

土地是人类活动的天然承载,粮食主产区建设对土地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产生了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影响。十七届三中全会后,为落实中央提出的粮食战略工程和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全国建立了13个粮食主产区,这对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粮食主产区产粮任务的特殊约束加剧了土地供给抑制,而区域内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又面临着巨大的土地需求抑制。土地供求的双边抑制和农地的特殊功能定位造成了土地利用的双重失衡,进而造成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失衡。显然,这与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悖离。若将粮作用地定义为“农地”,将城市和工业用地定义为“非农地”,那么本文将在明确农地与非农地均衡的经济学含义的基础上,探究二者双重失衡的深层原因及其内在联系,并尝试对粮食主产区土地资源在“农地”与“非农地”之间形成的制度性非均衡提出调整建议,以期推进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区域统筹发展战略。

一、农地与非农地均衡的经济学含义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具有特定利益诉求的主体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经济活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和利用方式也不同,随着经济活动的改变,土地利用类型和利用方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自由市场环境中,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受市场引导,市场是土地利用类型和利用方式的唯一决定力量。土地资源将会在平均利润率规律或者边际产出相等原则的作用下,从产出低的使用者手中流转到产出高的使用者手中,从利用效率低的部门转移到利用效率高的部门。土地资源将会在各种利用类型中实现动态均衡。

若用单位土地的边际产出作为土地利用率的表示指标,那么农地与非农地之间的分配比例的变动取决于不同利用类型土地单位土地边际产出的对比,即用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土地边际产出与工业和城市用地的单位土地边际产出的对比。如果用R表示分配比例,OGDPA/OEA作为农地的单位面积边际产出,aGDPI/OEI作为非农地的单位面积边际产出,则分配比例可以表示为两个单位面积边际产出的函数:

R=f(OGDPA/OEA,OGDPI/OEI)

从经济均衡的意义上讲,农地与非农地的分配比例存在一个动态调整趋势。如果将农地地改用为非农用地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得到更高的单位产出,那么经济主体将有动力转变土地利用类型,农地将转换为非农地用地;如果将非农用地转用为农用地能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得到更高的单位产出,经济主体将仍然有动力将非农地转换为农地。调整的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农地的单位产出与非农地的单位产出相等,即OGDPA/OEA=OGDPI/OEI。当调整过程结束时,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将创造出相同的单位产出,这时,土地在农地与非农地之间的转换将停止,二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处于均衡状态。这就是农地与非农地“均衡”的经济学含义。

二、农地与非农地供求的非均衡

粮食主产区农地与非农地分配比例是各利益主体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结果。农地与非农地供求的纯粹的均衡状态有严苛的条件限制,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强势介入土地供求关系之后,利益各方的博弈难免使土地资源的配置陷入非均衡状态。当前,在我国仍然处于农业生产收益率低于其他产业的时期,中央政府以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等为目标,以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为手段,抑制农地的非农供给,而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中央政府的利益诉求,其对土地的需求反被抑制在自己创造的土地“供给抑制”中,两者相权,农地的非农供给抑制成为中央政府的最终价值目标。“土地财政”和工业化、城镇化是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它与企业主体一起构成对农地非农化的需求方,但其需求受到中央政府的强力抑制。农民作为影响土地供求均衡的一个利益主体,其供求态度受征地补偿标准、土地情结等复杂因素影响,但若权利被漠视,他们往往会以生存权和保障权为利益诉求点,在供求关系中倾向于供给抑制。

如果将粮食主产区产粮任务的特殊约束加入上述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中央政府的土地非农供给抑制将被强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土地需求抑制也将被强化。因此,粮食主产区农地与非农地具有典型的“硬供给”和“硬需求”特征,土地供求处于双边抑制和供求非均衡状态。

三、农地与非农地功能定位的非均衡

农地与非农地供求的非均衡一定程度上源于二者功能定位的非均衡。农地除与非农地一样,具有生产要素功能,依据市场原则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外,在粮食主产区还具有特殊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农地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是抑制农地依据其要素功能向非农地供给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受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农地的双重功能定位与非农地的单一功能定位造成的二者功能定位的非均衡,既是粮食主产区土地供求关系中一重新的失衡,也是第一重供求失衡的原因。如果剥去农地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土地供求的双边抑制和农地与非农地的供求失衡将会缓解,土地供求将趋近于均衡状态。

农地的双重功能具有不同的内在属性和不同的目的指向。生产要素功能使农地具有可交易性,要素主体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依据效率原则选择效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方式来使用土地。而粮食安全保障功能赋予农地以政策性,中央政府根据区域统筹和综合平衡原则,选择特殊区域将土地限定在特殊的用途上,即承担产粮任务,不能依据效率原则自主转作他用。显然,在农地的生产要素功能与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发生冲突时,可交易性要让位于政策性,效率原则要让位于区域统筹和综合平衡原则。可见,农地与非农地功能定位的非均衡主要是粮食主产区的农地承担了粮食安全保障功能,而这一功能也正是农地与非农地供求非均衡的根源所在。

四、粮食主产区农地与非农地非均衡的调整

虽然粮食主产区农地与非农地的双重失衡因于农地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但由于该功能的强政策约束,农地与非农地双重失衡的调整只能做出次优选择,即借助可以将供求双重失衡内化的因素,对整体的非均衡状态进行消解,同时借助区域补偿和国家的转移支付等外在的矫正性制度,修复非均衡造成的效率损失。尽管如此,粮食主产区农地与非农地非均衡的调整还必须创新土地利用理念,遵循可行的调整路径,培育有效

的调整元素。

1.非均衡调整的理念

粮食主产区农地与非农地非均衡的调整必须首先创新土地利用理念。创新土地利用理念主要指土地的生产力(技术)革新理念和制度革新理念。土地具有生产力(技术)属性和制度属性。生产力(技术)与制度都是多层次、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生产力从纵向运动过程看,有三种存在形态:源泉层上潜在形态的生产力、现实要素层次上流动形态的生产力、运动结果层次上产品形态的生产力;从横向看有两方面内容:自然资源及其固有的自然力,社会资源及蕴藏其中的人力。制度在整体上也是由各项具体制度组成的具有层次性和相关性的系统。各项具体制度之间因派生关系而存在着层次性,具体制度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着差异性,这些性质决定了各个制度子系统之间可能存在互斥、耦合和独立关系。土地利用的生产力(技术)革新理念和制度革新理念对农地与非农地均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土地利用形态和利用方式的创新。

(1)非均衡调整的生产力(技术)理念

土地的生产力(技术)属性使它在纵向运动过程中呈现出自然态、要素态和产品态三种存在形态,在横向联系上具有自然力和人力两方面的内容。土地的三种形态与两方面内容分别构成了坐标平面的两轴,坐标平面内不同点的组合就是源于两轴不同要素组成的土地利用的生产力系统。土地利用的生产力理念就体现在对坐标平面内这些点的选择和确定上。在生产力系统中,各态土地的利用都具有内生性的生产力约束,土地利用的理念在生产力发展的视野中能够得到根本性的体现。生产力系统内土地利用的生产力理念主要包括自然生产力理念、技术生产力理念和社会生产力理念三个方面。

(2)非均衡调整的制度理念

土地制度安排中源于人一地关系而发生的人一人关系、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等要素组成了土地利用的制度系统。土地的各个制度子系统之间可能存在的互斥、耦合和独立关系,使各主体在利益博弈中不断推动土地制度向一定的方向(如集约利用或粗放利用)演化。制度系统内土地利用理念主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自然态土地利用的强度、要素态土地利用的流转和周转、产品态土地利用的替代的作用方式发生改变,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制度系统内土地利用理念的创新主要表现在:(1)通过农业经营模式、农地制度、农业组织、土地发展权等制度的创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改变土地利用形态和利用方式;(2)在国家法律规定框架内,通过农地内部、农地与非农地之间、城市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的合理流动,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发挥市场手段的作用,引导土地要素的高效配置;(3)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加速土地生产过程的周转速度,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复种指数,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4)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引导生物、化学技术尤其是新能源技术的开发运用,研制生产生活替代品,减少对土地产品的依赖,推动土地利用形态和利用方式的调整。

2.非均衡调整的路径

粮食主产区农地与非农地非均衡的调整有自发型调整、强制型调整、混合型调整三种路径,它们的调整动力分别来自均衡系统的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和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自发型调整是微观经济主体调整投资决策的结果,决策依据是单位土地边际产出的差异,当差异消失的时候,土地利用类型不再改变,显然这一均衡过程具有动态性。强制型调整是超越微观主体单纯经济决策之外的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外生地影响均衡的过程。混合型调整主要源于农业生产技术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和制度创新等因素的组合。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是引起均衡调整的内生变量,而粮食主产区的区域补偿和转移支付是均衡调整的主要外生变量。

由于粮食主产区农地与非农地的双重失衡主要来自外部强制赋予农地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单纯的自发型调整在强大的制度阻力面前,需要分散的利益个体形成足够规模的行动集团,并获得足够大的与现有制度供给方谈判的资本,这无疑是一个自发演化的过程,期限和结果都不确定。单纯的强制型调整需要制度供给方有充分的勇气和依据证明现有制度是不当的,至少是需要修正的,而且有供给新制度的意愿。从目前的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看,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混合型调整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粮食主产区土地供求系统内部对食安全保障功能所带来的非均衡做出的自我修复,另一方面来自中央政府矫正产粮区非均衡的补偿政策。可见,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混合型调整应是粮食主产区农地与非农地非均衡调整的可选路径。

3.非均衡调整的动力元素

粮食主产区农地与非农地非均衡调整的动力元素主要有技术、市场、劳动力、制度等。它们作用于非均衡调整的路径是:首先影响土地的边际产出,改变各利益主体的收益,消解供求抑制,再通过各利益主体的交易活动,变更土地的使用类型,将较低边际产出的利用类型转换为较高边际产出的利用类型,实现农地与非农地的动态均衡。

(1)技术。技术因素对农地与非农地非均衡的调整动力,具体可表现为农业技术和工业技术两个方面。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将提高单位农地的产出,减少农地发挥粮食安全保障功能所需要的土地数量,释放供给抑制,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土地供给。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仅有耕地并不能保证粮食安全,在耕地总量或者说播种面积总量稳定的前提下,粮食安全必须依赖于技术,特别是依赖于粮食种子的改良。土地改良技术的进步,可以有效提升土地的边际产出。如黄淮海平原由于长期缺水,用地下水灌溉,造成土地盐渍化,通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旧灌溉模式,降低盐渍化程度,提高土壤肥力。而土地利用技术的提高,如借助于生物技术的进步,通过推动太空育种、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发展,提高单位土地产出,尤其是土地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的开发,使单位土地承载的农业生产活动立体化,提高单位土地的利用强度和周转速度,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

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会从两个方面对农地与非农地非均衡的调整提供动力。一方面,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工业生产在单位土地上集约进行,提高单位土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载荷量,提升单位土地的边际产出,释放工业生产对土地的需求抑制。另一方面,工业技术的进步通过内涵于农业机械、化肥、物联网等粮食生产因素,提高农地的生产效率,从而释放供给抑制。

技术进步弱化了粮食生产任务对粮食主产区土地类型分配的硬约束,使粮食主产区建设要求的分配比例中,农地比重获得下降的空间,粮食主产区土地供求逐步向均衡点移动。

(2)劳动力。劳动力因素对农地与非农地对农地与非农地非均衡的调整动力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土地要素只有和人的要素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力属性,而人的素质的提升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粮食主产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仅可以加速新技术的运用,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步伐,提高土地利用的边际生产力,同时还能够增强农民的创业能力,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和转移。一般来说,在农民人力素质较高的地方,农地转变为非农地的压力和数量较小。

(3)市场需求。市场因素最核心的是价格,农产品价格变动可以使单位土地的边际产值(0GDPA/0EA或0GDPI/aEI)发生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带动粮价不断攀升,由此即使农地的生产能力不变,单位土地边际产值必然升高,这会将逐步释放农地的供给抑制,而且随着农地收益率的提升,它与其他产业的收益差将逐步缩小,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的需求抑制也将缓解。这些对农地与非农地的非均衡调整都将产生正向作用。

(4)制度。制度创新会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为农地与非农地的非均衡调整提供动力。农地制度、农业经营模式、农业组织等制度的创新,尤其是以占补平衡为原则,以农村宅基地置换为手段释放城市非农用地需求抑制的制度创新,会从内部为农地与非农地的非均衡调整提供动力。粮食的购储运政策、粮食主产区的区域补偿和国家的转移支付政策等外在的矫正性制度,将会降低粮食主产区因农地承担粮食安全保障功能而造成的区域发展劣势。

五、结论

粮食主产区土地利用可分为农地与非农地两大类,其分配比例是各利益主体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粮食主产区土地利与其他区域相比存在更典型的双重失衡:第一重失衡是因农地和非农地的供给和需求双边抑制而导致的供求非均衡,第二重失衡是因农地的粮食安全保障和生产要素双重功能定位与非农地的生产要素单一功能定位造成的二者功能定位的非均衡。农地的双重功能定位与非农地的单一功能定位造成的非均衡是二者供求非均衡的直接原因。但双重失衡的焦点是农地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它是中央政府施加给农地的一种外在强制,也是对农地生产要素功能的抑制。

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由于农地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前提,所以对粮食主产区土地利用双重失衡的调整只能做出次优选择。由此,粮食主产区土地资源的最优利用应在整体的非均衡状态下寻求来自于技术、人力等内在因素的自我修复,而从区域公平而言,应完善区域补偿和国家的转移支付等外在制度,积极担当因农地承担粮食安全保障功能而给粮区发展带来的制约。

为此,各利益主体需在生产力系统和制度系统内创新土地利用理念,从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制度方面培育有效的非均衡调整的动力元素,按照混合型的非均衡调整路径,借助可以将双重失衡内化的因素和区域补偿与国家的转移支付等外在的矫正性制度,对粮食主产区整体的非均衡状态进行调整,消解非均衡造成的效率损失,进而实现国家的区域功能,推进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张旭

作者:王海杰

利益主体农田水利论文 篇2:

广西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研究

【摘 要】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是当前政府及学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业生产力低下的问题,提高土地收益,促进“三农”发展。文章介绍了广西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广西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存在的六大主要困难和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明确土地流转利益主体;深化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建立农民土地产权市场交易制度;建立扶持奖励的优惠政策,推进土地流转进程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广西;农村集体土地;土地流转;对策建议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1]从此,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流转、产权制度改革成为政府及学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就土地产权制度、土地流转方式、入市影响因素做了较多研究[2-5]。部分学者从流转理论、经济收益、流转绩效等方面对广西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进行了相关研究[6-8],但对于广西农村集体土地流转问题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分析广西农村土地流转困难与问题,提出符合实际需求的对策建议尤为必要。

1 广西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现状

截至2016年12月底,广西农村承包土地流转面积累计57.3万hm2,占农户承包地总面积的25%以上,占全区农户总数的19.53%。在流转总面积中,各种流转方式如下:转包9.9万hm2,占流转总数的23.6%;出租25.2万hm2,占60.2%;入股0.58万hm2,占1.40%;转让0.69万hm2,占1.70%;其他方式流转5.51万hm2,占13.10%。共有29个县开展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试点示范建设,其中有4个县进行流转有形市场建设。全区已成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448个,其中县级40个,乡(镇)级408个;已建成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大厅104个,其中县级16个,乡(镇)级88个;已建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管理服务平台100个,其中县级16个,乡(镇)级84个。全区建立仲裁委员会的县(市、区)达81个,占全区涉农县(市、区)总数的73.60%。

目前,广西连片承租农户承包地3.33 hm2以上的企业或大户达11 028家,总承租面积为17.73万hm2,占全区流转面积的42.40%。其中,3.33~6.67 hm2的有6 495家,承租面积为3.14万hm2;6.68~13.33 hm2的有2 314家,承租面積为2.17万hm2;13.34~33.33 hm2的有1 318家,承租面积为3.03万hm2;33.34~66.67 hm2的有478家,承租面积为2.39万hm2;66.68~100 hm2的有200家,承租面积为1.71万hm2;133.40~333.33 hm2的有111家,承租面积为2.11万hm2,333.34 hm2以上的有25家,承租面积为2.16万hm2。

2 广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分析

(1)广西农村承包土地流转速度进一步加快。2008—2013年以来,全区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率平均速以年19.12%的速度快速增加。原因在于以下方面:一是以农村土地整治和小块并大块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二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土地流转的流入方的实力有明显增强;三是农村土地流转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加快,为流转双方提供了比较便捷的服务;四是为规模经营提供产供销各环节服务的专业户和经营公司的不断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2)广西农村承包土地流转率差异大。全区农村承包土地流转面积和流转率最大的是玉林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8.13万hm2,占全市承包地面积的45.98%,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全区平均水平的2倍多;农村承包土地流转率高于全区平均水平18.38%的还有贺州、南宁、钦州和崇左4市,分别是23.02%、22.14%、21.22%和20.43%。农村承包土地流转率最小的是防城港市,仅为9.47%,承包土地流转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的还有桂林、北海、梧州、贵港、百色、柳州、河池、来宾和防城港9市,分别是16.59%、15.89%、15.79%、15.29%、11.51%、11.18%、10.83%、10.56%和9.47%。玉林市的农村承包土地流转率几乎是防城港市的5倍。

3 广西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从现实角度而言,农村土地的问题日益成为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问题,农民土地纠纷已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3.1 确权不清

确权不清导致虚化的土地流转利益主体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的要求。农村土地的权属边界的模糊往往成为各方主体争夺利益的借口。即使是土地权属归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边界是明确的,土地的权益边界也会由于地方政府、村集体组织、村民小组甚至地方家族势力等方面的影响而变得模糊。模糊的产权及其利益主体的虚化是引发土地纠纷的根源,给土地流转和农业的市场化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3.2 土地使用权缺乏有效的流转机制

目前,农村由于土地产权不清晰的原因,土地尚未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既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流转中,许多是农民私下协商交易,没有规范的手续,也没有通过流转合同或契约来规范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难以形成流转效应;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不健全,土地流转渠道不畅,缺乏规范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急于流转土地的农民只能低价或无偿把土地转让给别人耕种。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价格缺乏完整的价格评估机制,限制了土地流转。

3.3 土地分散经营制约着土地流转

由于土地“肥瘦”不一致,不同片区土地的耕作条件、灌溉条件不一致,土地承包到户时,大块的土地被分割成条条块块,留下的种种弊端,严重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有些地方人均耕地不足0.07 hm2,而且每户的承包土地相对分散。这种土地的分散经营,要转为集中规模经营,由于涉及的农户多,农户之间的思想认识不一致,增加了土地流转的难度和成本,影响了土地规模效益的发挥。

3.4 农民缺乏社会保障制约着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兼有社会保障和就业两大功能。由于目前城镇化水平还不高,吸纳农民就业能力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空间有限,以及农民自身知识技能的储备不足,进城就业门路窄,无法在城市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因此,农民始终把土地作为自己的最后保障。有钱的农民不在乎土地流转所得的收益,没有钱的农民更惦恋土地,有的宁可粗放经营,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将土地转让出去。

3.5 效益价格低廉制约着土地流转

虽然政策倡导土地要有偿流转,但是土地流转的价格偏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业比较效益低。有些地方农民种植水稻,扣除生产成本(不算人工成本),平均每公顷利润仅为7 500元左右。受此影响,土地流转的价格难以提高,流转农户难以获得较高的土地收益,因此选择粗放经营而不流转。

3.6 农业规模经营风险大制约着土地流转

农业规模化经营一般前期投入资金大,回笼周期长。加之缺乏配套的风险防范机制作保障,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经营不善等不确定因素均可导致产业效益降低甚至血本无归,一旦发生这类情况,就难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将造成新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4 促进广西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

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明确土地流转利益主体,搞好确权登记,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确立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切实赋予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在土地上的权益保护问题。要确权、流转、调处纠纷并重,稳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积极推进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面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认真清理、规范整理和永久管理好土地承包档案资料,做到承包地块、合同、证书、台账“四相符”和“四到户”,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流转打下坚实基础,为搞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使用关系做好充分准备。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探索开展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着力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运行有效”的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健全新型农村集体所有制。进一步明晰和扩大农民地权,让农民享有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4.2 深化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大力发展股份制土地合作社

围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积极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鼓励扶持农村种植大户、农村经纪人、村委会等主体牵头创办土地股份合作社。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扶持发展优惠政策,在资金、税收、技术、产品认证等方面提供帮助,推行项目资金捆绑使用,不断推进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做大做强,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同时,加强业务指导,帮助土地股份合作社制定章程,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提供发展规划指导咨询等,引导土地股份合作社规范经营。

4.3 支持建立农民土地产权市场交易制度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政府制定配套政策法规,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让部分有意愿、有条件迁居城镇的农民将其土地产权在农村土地产权市场上交易出售,变现为资本。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制度,以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为标准,在充分考虑土地级差、质差、地区价差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类型农村土地流转的指导性价格。

4.4 深化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

探索建立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抵(质)押贷款和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机制,深化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研究探索流转后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工作和抵(质)押贷款试点,促进解决其生产资金临时性紧缺问题;指导有条件的县(区)探索建立风险保障金制度,着力化解因流入方经营不善或自然灾害导致流出土地农民拿不到租金的风险。积极发展村镇银行、小额信贷担保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等农村金融组织,将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组织、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主体作为信贷支农的重点,对实力强、资信好的规模经营主体给予一定的信贷授信额度。

4.5 强化土地流转管理体系建设

县、乡两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是具体承担农村土地流转管理的工作机构。一是要切实加强县、乡两级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加强土地流转管理,促进土地规范、有序流转,切实维护土地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防止流转土地“非农化”和“非粮化”。二是要加强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以县区、乡镇(办事处)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为依托,建立县乡两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完善服务网络,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合同签订指导、价格监测等服务。

4.6 建立扶持奖励的优惠政策,推进土地流转进程

市、县两级财政在安排农业专项资金时,对农地流转扶持资金实行单列,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同时还要采取多渠道扶持、多部门发力的方式,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在项目建设扶持方面,要优先安排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低产田改造、优势农产品基地、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农业科技入户等各级基建类和财政专项补助项目,引导土地有序流转。

参 考 文 献

[1]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EB/OL].http://www.gov.cn/test/2008-10/31/

content_1136796.htm,2008-10-31.

[2]Matthew F Pritchard.Land,power and peace:Te-

nure formalization,agricultural reform,and livelihood insecurity in rural Rwanda[J].Land Use Poli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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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海明]

作者:樊艳红

利益主体农田水利论文 篇3: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村社力量不足的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田水利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仍存在抗灾能力弱、大中型水利与农户灌溉不对接、灌溉碎片化及可持续性差等问题。文章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在和行为逻辑,发现取消农业税费后村社集体力量削弱,基本退出农田水利事业,村社成了当前农田水利建设的一块短板。针对此问题,文章提出要确保村社的基本利益、采取多方激励措施以及增强公共利益导向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田水利;村社力量;利益相关者

近年来,我国洪涝干旱灾害频发,损失巨大。2009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4721.37万公顷,环比增长18.1%;绝收491.75万公顷,环比增长22%(国家民政部,2010)。农田水利建设滞后,对农业稳定发展、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生产生活构成了较大威胁。201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下称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提出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但是,农田水利不只是国家战略重视、政策支持和增加资金投入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国农田水利的发展必须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现实基础上综合考虑。村社力量指的是根植于村社民众自我意识和自主参与,并得到政府与社会物质和制度支撑的村社民众长期合作能力和社区凝聚力(陈传波、李爽、王仁华,2010)。我国村社力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村委会或者社区组织表现出来的。回顾历史进程并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中不难发现,要真正落实农田水利政策,完成农户与大中型水利的对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亟待村社力量来填补空缺。

一、村社参与农田水利建设阶段作用分析

(一)194—1978年

这个时期,大中型水利设施与农田良好对接,基本保证了农田灌溉的需要。在大集体时代我国建立了完备的抗大旱、排大涝的农田水利体系。1952年我国耕地灌溉面积1995.5万公顷,占农地总面积的18.5%;1978年耕地灌溉面积达4996.5万公顷,占农地总面积的45.2%。

(二)1978—2002年

即改革开放至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此阶段开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交农业税和共同生产费,承担“两工”义务。村社的作用主要是解决农村的公共事务,农田水利即重要事务之一。村社靠“三提五统”、“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在农田水利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村组长负责本组的渠道清淤、工程维修、接水、开机、送水和收费等工作。

(三)2002年以来

2002-2006年取消农业税和各种费用。以农田灌溉为主要目标的村社集体丧失了收取税费的权利,村社无权、无力也无心问津农田水利。农户自建微小水利不经济,长久来看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据测算,充分利用大中型水利灌溉成本在25元/亩左右,而自灌溉成本在100元/亩左右(贺雪峰、郭亮,2010)。另外,无节制地开采地下水是不可持续的,尤其在干旱时节,更不具持续性和可靠性。

上述历史阶段反映村社在筹集资金、组织劳工、工程维修管理、用水、节水和收费等环节均起着重要作用,而有效供给公共服务是政府获得农民满意,进而得到农民信任和支持的有效途径。所以,在农田水利服务中有必要重启村社力量以提高农民满意度。

二、农田水利利益相关者分析

(一)中央政府

农田水利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政治需要。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田水利的地位,提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要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其利益涉及四个方面。一是粮食安全。保证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和确保粮食储备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所在。二是经济利益。中央政府旨在发展低成本、高收益、可持续和绿色生态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三是生态利益。良好的农田水利可以保护水利资源,减少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有助于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的实现。四是政治利益。农田水利设施功能的良好发挥,关系到农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中央政府的权威。

(二)地方政府

2006年前,以农业税为纽带,地方财政与农业收入相关,地方政府建设农田水利的积极性颇高。另外,农户常以拒交、缓交农业税费的方式向地方政府提出对水利不满的利益诉求,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税费改革后,地方财政基本与农业生产脱离,地方政府不再有发展农田水利的财政动力。然而,在中国政治体系下的地方政府不会仅因为财政利益就放弃农田水利,地方政府发展农田水利的相关利益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行政责任。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地方政府有责任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国家战略安全服务,存在行政压力。二是地方稳定。地方政府在农田水利方面的失责,会引起群众的利益诉求,甚至群体突发事件。为了减少求援型上访事件(焦长权,2010),地方政府往往会对农田水利稍许补贴,帮助农民自建小微型水利以防矛盾激化。三是政绩动因。在中央如此重视“三农”问题的局势下,地方政府的政绩与农民收入挂钩。中央一号文要求建立水资源考核制度,符合上级考核标准是地方长官升迁的基本要求。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财政利益与农田水利的关系不如2006年前紧密,但是迫于管辖压力、行政责任、地方稳定和政绩动因,仍然有发展农田水利的动因。

(三)村社集体

当前,村社与农田水利利益相关度低,村社力量不足,基本退出农田水利事业,其原因有三点。一是村社不是基本灌溉单元。大中型水利不能与农户良好对接,无法进行集体灌溉。二是村社财务紧张。缺乏足够资金、劳动力和权限去组织农田水利建设,对于农户诉求无能为力。三是对水利建设责任心不强。村社集体对水利建设责任认识不足,甚至暗中鼓励农户上访,以寻求上级的水利补贴。村社不作为又会产生较大危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村社推卸责任。放任农户有到地方政府上访,造成压力以争取上级水利拨款。二是农户随意开井采地下水。农户自行过量采用地下水会对地理、地质和水资源构成较大威胁,破坏环境的同时不利于农业生产方式的优化升级。三是有损政府形象。在农民心中,村支书、村主任就是政府的官,村社不作为极大影响了政府的良好形象。

村社的利益损失是其力量不足的重要原因。首先是税费利益的丧失。取消农业税后,村社丧失了向农民收取“三项提留”和“共同生产费”的权力,村社的相关利益也就消失了。取消农业税后村社无稳定财政来源,村一级基本空心化,连维持都十分困难,组一级则已基本取消,灌溉单元下行至各个农户。其次是土地调整权削弱。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加强,土

地集体所有权削弱,村集体调整使用土地的能力下降。最后是用工能力减弱。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可用劳动力减少,村社缺乏劳动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村社在农田水利中的利益和权力丧失,逐渐退出农田水利建设主体,进而造成全局的非理性。

(四)农户

农户是农田灌溉的直接受益者。水利是决定农户收成的关键因素,并且相对于气象和地质问题,水利问题是可以通过工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控制和解决的。与大中型水利对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增加收入、降低生产风险和确保旱涝保收是农户最真切的愿望和利益所在。虽然自建灌溉寿命短、成本高,机井用三至五年近半数失效,但是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村社无心、无力搞水利建设以及就差“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存在,农户灌溉效果差、效益低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大中型水利经营体

根据“以库养库”的市场化政策,大中型水利基本上都是自收自支、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经济利益是其主要目标。虽然农户用水的欲望强烈,但由于水价较高、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以及水费和实际水量不吻合等原因,农户对大中型水库的用水需求降低。另一方面,村社无利可获,水费的收缴工作也成为难题。最为严重的是,以前村社组织大中型水利与农户对接,如今村社的退出使大中型水利难以与农户对接,就差“最后一公里”。供需难以对接,进而减少了大中型水利的收入,使得人员流失、设施陈旧、效益较差,形成恶性循环。不难发现,大中型水利经营体的利益诉求在于能够送水到田,有大量的用水户和成片的灌溉面积,形成规模经济。

综合分析五个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逻辑和利益所在,理清利益相关者关系(如图-1所示)。村社作为局中人之一,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根据木桶原理,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了木桶的容量,村社不作为是农田水利发展的短板所在,加强村社力量成了当务之急。

三、对策建议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土地出让金的10%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但是要真正达到期望效果,光是资金投入是不够的,要多方包括村社贡献力量。

(一)确保村社的基本利益

提升当前灌溉单元档次,以各村社为灌溉单元,明确村委会为主要负责人。村社作为灌溉单元,要保证村社有人力可调,有资金可支,有物资可用。一是农村劳动力问题。鉴于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移的状况,各村社之间要协调统配,相邻村社联合起来,组成农田水利建设的常备队伍。二是资金问题。中央借鉴“粮补”进行“水补”,“水补”的特殊性在于其补贴对象不是农户而是村社。以村社的灌溉面积为计量单位,补贴发放到村社,作为农田水利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村委会定期公开“水补”收支状况,接受群众的监督。上级水利部门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水补的财务状况,防止违规情况发生。村社作为基本灌溉单元有人力和资金调配,村社作为基本灌溉单元的功能就有了得以实现的可能。

(二)采取多方激励的措施

在确保村社发展农田水利基本资金的基础上,还要采用多方激励措施,提高积极性,保证持续性。地方政府、大中型水利经营体和农户均可在良好的农田水利建设模式下获利,这三方有必要对村社的农田水利工作进行激励。首先是农户方面。鉴于当前农民收入相对较低的实际情况,其主要是积极配合村社工作,轮流提供短时间的免费互助服务。其次是地方政府。各乡镇将农田水利列入村委会的考评指标,对农田水利建设成绩杰出的村委会给予适当资金奖励和政策优惠。最后是大中型水利经营体。他们需要村社协助收取水费,配合农田水利对接工作,管好用好水利设施。为了鼓励大面积节约灌溉,经营体可针对村社设立节约用水奖项。核算标准单位亩用水量,对低于标准单位亩用水量的村社发放节约用水奖金。村社可将这份奖金用于水利设施维护和管水员的奖励。

(三)加强公共利益导向

村社解决农田水利问题的自觉性、责任感和公共利益意识较为重要。农田水利公益为主准公益为辅。要引导村社全面考量利益所得,不能只顾经济利益,还要关注公共利益。把握当前每个村社配备大学生村官的契机,支持水利专业学生到基层工作,鼓励大学生村官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挥先进模范作用。当地水利部门与村社保持常态联系,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宣传教育,提高村委会的水利建设责任心。在村社定期进行农田水利知识的普及工作,增长村社的水利知识。加强公共利益导向,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减少村社层面的阻力,为开展农田水利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四、结语

村社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发挥着关键的纽带作用,村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大有作为。保障基本的人力和资金,确保村社成为基本灌溉单元;另外,采用多方激励的措施来提高村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工作积极性。当地政府方面,村社作为有助于减少上访数量,减轻当地政府压力;水利经营体方面,村社可以协助其与农户对接,扩大集体灌溉面积,帮助收取水费,维护村社的水利设施,管好、用好水;农户方面,农田种植的抗灾能力相应增强,农户自建小微型水利的数量减少,进而降低了灌溉成本提高了收入。最终,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形成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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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兴豪]

作者:张鑫 王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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