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公平性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一直坚持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积极做好自身的减排工作。在《巴黎协定》实施后，中国不仅要面临更艰巨的减排任务，还要有效处理国内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特别是特定季节高发的雾霾天气），如何理性应对并积极处理这些问题，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严峻任务。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哲学公平性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哲学公平性研究论文 篇1：

新时代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及治理机制

摘要：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边疆地区、农村地区的中心工作逐渐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移。而如何推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提升边疆治理效能以顺利实现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要点。为解决边疆乡村地区“虚空化态势明显”“资源优势转化能力不足”以及“治理主体能力欠缺”等问题，必须从“国家-社会”有机整合的组织机制、“文化-法规”软硬兼施的制度机制以及“安全-发展”二元并重的价值机制等维度入手，完善及夯实边疆地区的治理体系，不断提高边疆治理现代化水平。

关键词：乡村振兴；边疆治理效能；边疆治理现代化；治理机制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和实现程度研究”（18JZD047）；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资助经费重点课题“广西教育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21A026）。

作者简介：黄六招，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广西大学中国-东盟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文姿淇（通讯作者），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当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同时，其所勾画的现代化蓝图就包括“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中央基于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镶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和框架之中。具体而言，边疆有别于核心区，是涵盖国家疆域内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还不够高的所有地理边缘区域[1]；“边疆治理”则指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社会问题的过程[2]，这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边疆决定着国家的未来[3]，有效地治理边疆则是国家发展的内在需要。边疆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涉及多重维度的综合性系统工程[4]，要求在新发展格局下有效解决中国边疆特有的现实问题，统筹国家和社会各方面资源，全面提升边疆治理效能，以问题为导向把中国边疆建设得更好，为全球边疆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边疆地区在政治整合、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当前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各项条件仍然不充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边疆地区仍较明显，尤其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的边疆乡村地区、边疆民族地区等，这些地区一度成为我国脱贫攻坚的短板，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难点。随着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必须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而在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不够高的边疆乡村、边疆民族地区更是如此。为确保边疆治理现代化实践走实走深，确保中国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与长治久安，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更强大的力量确保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工作的落实，这是中国治理实践情景中的现实要求，更是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转变。换言之，乡村地区具有极大发展潜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是现阶段边疆治理效能实现提升的关键和方向所在，是为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迈出的坚实一步。进一步地说，现阶段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边疆地区乡村振兴。

二、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对于边疆治理的研究一般聚焦“发展”“安全”两大主题。譬如郑宇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并探讨其经济发展态势，认为当前边疆地区维系脱贫攻坚成果的经济发展重点是积极推进新兴特色产业[6]；与此同时，边疆现存的农业发展成本高、生产要素资源供给不足以及西部边疆民族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问题[7][8]等也不容忽视。此外，边疆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民族宗教问题、境外分裂势力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偷渡、走私、贩毒等犯罪问题时有发生，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安全问题对边疆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挑战[9][10]。在此情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在边疆地区的顺利开展与实施势必会对其“安全-发展”格局产生影响，成为全国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行的重要一步，也是边疆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期实现的关键环节。因此，从不同角度就乡村振兴战略与边疆地区的内部关联，以及如何实现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提升边疆治理现代化等进行探讨，是当前学术界研究边疆问题的焦点所在。

边疆地区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和外部政策资源吸引力不够，及其导致的乡村衰退的特殊“边情”是新时代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逻辑基点，如乡村产业发展凋敝、鄉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乡村精英外流严重、传统习俗及伦理资源趋于弱化、非传统安全问题等[11][12]。廖林燕和徐俊六在分析了乡村振兴实施的先决条件、发展机理、内生动力和保障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等领域制定符合特殊边情的发展战略规划，以及从族际整合、经济转型、文化交融与协同共治等方面制定边疆多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13][14]。类似地，郝玉松和沈权平、沈万根运用案例分析法分别以广西中越边境县和东北边疆的朝鲜族聚居区为例，对乡村振兴困境及机理进行分析，并从经验借鉴、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严肃考评、产业发展等角度提出后脱贫攻坚时期乡村振兴的科学发展路径[15][16]。张玉强、杨蕾则运用文本分析法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以政策协同、项目协同、服务协同为分析框架，以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为着力点的生态共治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模式[17]。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工作发生转移。既有研究表明，学者多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逻辑基点出发，分析其存在的实施价值逻辑和阻滞因素，并从经验借鉴、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等具体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实施路径，但较少研究能够从边疆治理的机制运行出发，探讨边疆治理效能何以提升的实现机制。竺乾威教授在国家治理研究中，将组织、制度、价值作为国家治理有机统一最重要的三重机制，分析国家治理活动的运行及其成效，并阐明其在发挥作用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借助特定组织在价值引领和制度规范约束下实现治理任务的机理[18]。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借助一定机制得以运行或发挥作用，具体而言涉及的是“谁来治理边疆”“如何治理边疆”以及“怎样才算把边疆治理好了”三个基本问题。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背景下，本文拟聚焦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并借助竺乾威教授国家治理的三重机制理论，分析推进边疆乡村治理的着力点以及调整、改革和创新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进而得出创造边疆乡村治理“安全-发展”二元并重的共同价值，推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

三、推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契机

2013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治国必治边”的战略论断，这既是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观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当前国家治理的空间场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边疆治理被提升至国家重要战略地位，推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也存在重要契机。

1.边疆治理地位提升

201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指出，边境地区地处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确保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2020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支持“边疆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这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均表明我国边疆治理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是国家战略开发的新空间与新的增长极，是国家建设内在的发展诉求。当前，在大量人口外流、产业滞后、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因素作用下，边疆地区乡村发展呈现出“虚空化”“衰退化”特征，凸显了边疆地区城乡之间、边疆与内地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国家开放战略与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效能不足等现实背景下，边疆地区必须从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入手，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2.边疆乡村振兴潜力巨大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党从顶层设计层面为边疆地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边疆治理效能提升重在鄉村振兴。

我国边疆地区人口和疆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导致了国家治理规模与治理负荷巨大，虽然边疆地区的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但从“生存”“发展”到真正“富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家统计年鉴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63元，同比增长7.4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7元，同比增长9.93%。我国边疆九个省区除辽宁外，其他8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充分显示了当前我国边疆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仍然较为显著。同时，也要看到边疆地区人口绝大部分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因此城乡人均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从表1可以看出，2019年全国和边疆省区城镇居民人均支出约为农村居民的两倍，但同比增长数据大部分边疆省区农村远超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更大。因此，边疆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还是在于全面促进边疆地区的乡村振兴与发展，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潜力巨大。

四、推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边疆乡村区域嵌于“城市-乡村”“核心-边缘”国家双重二元结构之中，虽然中央对边疆地区从未停止各项政策扶持与特殊关注[12]，但这种以“物质供给式”为主导的援助并没有显著性地缩小边疆与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边疆地区的乡村振兴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同在[17]，诸多现实困境使其顺利实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1.人口极端稀疏，虚空态势明显

我国边疆地区一般人口密度较小，加之近年来大量边疆乡村人口流入城镇，边疆乡村地区“虚空化”“衰退化”态势明显，集中表现为产业空心化、村落稀疏化、土地荒芜化以及人口空心化。本质上，“虚空化”就是人口迫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存环境变化等需要，选择背离乡土的一种生计策略。国家统计年鉴显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从2009年至2019年，我国九个边疆省区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已经成为主流趋势，具体如表2所示。“虚空化”“衰退化”必然导致大量乡村青年精英外流，致使边疆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人才资源日益匮乏。边疆要发展，乡村要振兴，人才是第一资源要素，然而边疆地区发展长期滞后，无法提供富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条件，加之在发达地区的人才虹吸效应影响下，边疆地区将更难实现预期的人才集聚。就省际区域人才人口密度（即人才人口比值）来看，2010年边疆区域的人才聚集度相较于核心区差异显著，譬如上海、北京、浙江的人才人口密度分别高达1805人/万人、1435人/万人、1372人/万人，而广西、甘肃、云南的人才人口密度却分别为586人/万人、584人/万人、570人/万人[19]。类似的，2015年上海、北京、浙江的人才聚集值（某地区专科以上就业人员数量占该地区全部就业人员数的比重与全国专科以上就业人员数量占全国全部就业人员数的比重之间的比率）分别为3.011、2.512、1.417，而广西、西藏、云南的人才聚集值分别为0.770、0.576、0.567[20]。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谁来振兴边疆乡村地区”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2.资源增量有限，优势转换不足

我国大量边疆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农业资源等，但推动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所需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相对短缺，囿于其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薄弱的交通基础设等因素，边疆乡村地区的内生性发展能力不足，缺乏将优势资源进行转化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就矿产资源来说，铬、钛和镍等均集中分布在西部边疆地区，其中甘肃、新疆、云南以及四川的镍矿储量约占我国已探明储量的85%；与此同时，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磷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其中，云南的磷矿资源占全国总储量21%[21]。但由于西部边疆地区总体上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交通、供能等基础设施资源较为短缺，严重制约了边疆乡村地区矿产资源优势的转换。此外，不少边疆地区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然条件开发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但往往因政策、资金等支持不到位，导致技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形象构建等方面表现乏力。

3.治理环境复杂，能力配位缺失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难以匹配复杂的治理环境与治理任务，除经济社会发展等常规性任务之外，边疆基层政府往往还面临着民族文化多样、多种宗教信仰并存、跨境民族关系、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以及涉及国家主权、人口、领土等错综复杂因素的治理问题。换言之，边疆地区县乡政府权能配置与内地县乡政府并无明显的区别，但往往需要承担更为复杂多样的治理任务。这就要求边疆基层政府具备更强的资源获取与利用能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及社会治理能力，以满足社会和公民的需要，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与服务[22]。但略显遗憾的是，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以适应复杂多样的治理任务所需经济资源和发展条件并不充分，从而陷入了由于治理能力不足致使治理环境和治理任务愈加复杂的恶性循环。学者王永明和赵东海基于《中国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比较了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十个省市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城市化率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吸引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截至2018年，东部地区城市化率平均值为70.945%，远高于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率平均值（48.41%）；在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方面，2018年，东部地区十省市的平均值为19.399%，边疆民族地区的平均值却高达51.22%[23]。这充分说明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边疆地区政府仍是主要投资人，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也使边疆地区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力供给上表现不佳。此外，对于边疆地区政府来说，“民族团结”与“边防安全”始终是边疆治理最重要的任务。就此而言，边疆地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现实需求与传统边疆治理架构下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将日益凸显。

五、实现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治理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推进新时代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边疆治理现代化程度也愈发成为支撑国家重大战略行动乃至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24]。面对现阶段边疆治理的诸多阻滞，既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宏观指导，也需要边疆基层政府因地制宜落实相关政策。从宏观层面上，笔者认为可以从借助国家治理的三重机制理论，从“国家-社会”有机整合的组织机制、“文化-法规”软硬兼施的制度机制、“安全-发展”二元并重的价值机制等多个视角提出全面推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具体而言，首先要构建一个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边民参与的多元主体有机整合的组织机制；其次要从边疆民族特色出发进行组织制度结构体系的有效整合，在坚持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基础之上，实现边疆治理中“文化-法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革新与开发，并主动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完善具有边疆适用性的战略规划体系[25]；最后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边疆治理主客体进行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引领，努力实现“安全-发展”二元并重的价值机制塑造，以此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现阶段的乡村振兴目标。

1.“国家-社会”有机整合的组织机制

新时代边疆治理是一个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同作用的过程，从“国家-社会”关系下的组织机制入手实现乡村振兴，要落实主体，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治理任务。

一方面，加强党建引领，通过赋权增能实现“国家-社会”的有机整合，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乡村振兴仍要继续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社会组织往往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储备，在实现边疆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应适当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形式对社会组织进行增能赋权，利用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服务（如禁毒、防艾等）来弥补行政组织在具体行动中专业性不足的短板，同时精简行政组织，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行政效率。

另一方面，提升边疆治理能力，重点在于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资源是实现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对边疆乡村地区如何建设党政干部队伍，以形成梯队效应和造血机制，此前的重视还不够，这也是导致边疆鄉村地区治理效能远远落后于内地乡村的重要因素。要继续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政策在边疆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保持这一项人才政策在边疆乡村地区实施力度不变，直至就地培养出一大批矢志不渝、敢于扎根基层、奉献边疆的基层干部，进而真正解决边疆乡村地区人才队伍“外流”和人才断代的问题，为边疆地区的乡村振兴和持续发展输送大批人才资源。

2.“文化-法规”软硬兼施的制度机制

面对边疆地区复杂的治理环境和治理任务，不仅要落实谁来实施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还需从制度层面确定如何运作的问题。为促进边疆发展，可从“文化-法规”两个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层面引导约束边民行为。一方面，“法治固边”能从外硬性规范约束边民行为举止，构建具有权威性和公平性的法治边疆框架；另一方面，“文化戍边”可从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具有深藏性和稳固性的文化边疆脉络。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手段[26]，是通过制定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成文法规来维系国家治理的正式制度，而法治国家建设必然包含法治边疆的建设，囿于“核心-边缘”结构性模式和边疆民族性特征，建设法治边疆普遍遵循着“中央-地方”“核心-边缘”的政治逻辑，所以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要结合国家法治化治理框架寻求边疆法治统一。正如罗尔斯所言，法治是规范个人行为并提供社会合作框架的无偏袒施用。在差异化更为显著的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习惯由来已久，法治边疆的构建正是需要在此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具有边民公共理性的成文法规和不可逾越的法律底线，保护边民的合法权益，减少民族摩擦，促进各民族间的和谐共处，以此为标准建构边疆民族地区的公共交往平台[27]，更好实现边疆治理中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

囿于边疆地区的民族性特征，治边过程中多民族的文化若产生价值冲突、文化对立会进一步影响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从非正式的文化维度作为切入口来深化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方式，有利于增强边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了解和认可，形成对国家的深刻认同，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异质性文化的融合与稳定，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手段为边疆治理现代化培育高素质人才，获得智力支撑。具体而言，“文化戍边”关键在于“立”而非“破”。一方面，要注重从边疆乡村地区、民族地区各类特色的传统风俗、文化、工艺等入手，充分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挖掘具有民族特色的边疆文化，同时，要加强现代价值理念对边疆地区乡村民众的思想引领，加强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加强国家文化安全建构，为持续推动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在边疆地区巩固和维系脱贫攻坚成果过程中，要想取得进一步发展，就要优先进行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内驱力”建设[28]。乡村教育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乡村振兴的逻辑生长点，为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先决条件和动力源泉[29]。就此而言，要解决边疆乡村地区人才资源不足的问题，不仅需要推出各类政策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够就地培育出能真正扎根于边疆乡村地区的本土人才，挖掘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通过各种教育手段普遍提高边民文化素养，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权威严肃的正式制度硬治理和循序渐进的非正式制度软治理相结合，从而在宏观层次上，为实现边疆地区真正的繁荣富强提供强大的制度机制保障，是更好完成边疆地区乡村振兴任务、顺利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

3.“安全-发展”二元并重的价值机制

“安全-发展”二元并重，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任务目标，这既是具有导向作用的边疆治理价值机制，又是边疆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有效评价维度，即怎么样才算把边疆治理好了，同时也是现阶段乡村振兴实施的目标所在。一直以来，边疆治理中的安全问题是优先问题，而边疆经济发展程度与此息息相关，是边疆安全治理的物质基础[30]。大力发展边疆经济是消解边疆乡村“虚空化”态势的关键环节，有利于形成边疆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以遏制边民“乡村-城市”的单向流动。从治理结构改变的途径来看，“安全-发展”二元并重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结构重组方式。要進一步落实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责任分工，维持一体化与多元性的平衡关系，并对边疆协同治理进行绩效评价，以此提升边疆治理成效。

首先，安全是边疆乡村治理的优先价值，单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边民和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家庭不仅是边疆的生产生活单位，更是守边固防的基本单元，因此，应当依托良好的边民家庭发展状况和家庭发展能力，即利用“以家固边”来深化边疆治理方式[31]，充分实现边民、家庭、村庄与哨兵、哨所、部队的有效呼应，有效发挥边民家庭守边固边功能。社会组织群众性、专业性与公益性并存[32]，由熟悉边疆具体情境的边民构成社会组织，进而在应对边疆民族非传统安全上发挥绝对优势，引导社会多元力量参与边疆济困、维稳，形成一个政府、社会组织、边民联动的群防群治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国家治理中强调的治理客体参与价值的实现。

其次，“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础上提出的。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面对边疆地区内部优势资源转化能力不足的现状，要以国家政策为导向，有效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兴边富民工程等顶层设计，实现边疆-核心地区资源互通、区域协作的经济治理模式：开发边疆地区丰厚的矿产、能源资源，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通过贸易往来、优势互补、信息联动，促进边疆-核心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劳动分工，实现东中西部资源的有效整合。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则应充分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和特色优势，挖掘具有民族特色的边疆文化，培育地方特色产业，打造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所需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和产业资源；利用劳动集约型产业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边民留守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的；更重要的是，要依法运用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对经济资源与人力资源进行调配，实现人才、技术与资金等资源整合，推动边疆经济安全稳定发展。“安全-发展”二元并重的价值机制既是现阶段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行动导向，也是其最终成效体现，更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与国家价值实现的有机统一体，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边疆治理“安全-发展”的价值导向，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总的来说，边疆治理与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得益于国家治理的持续推进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边疆地区已具有“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发展潜力区”的新身份[33]，边疆乡村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与着力点。要不断挖掘边疆乡村地区、民族地区的发展机遇，着力解决边疆乡村地区的结构性矛盾。可从“国家-社会”有机整合的组织机制、“文化-法规”软硬兼施的制度机制以及“安全-发展”二元并重的价值机制等多个方面出发，充分发挥边疆民族地区的独特优势，优化可持续发展环境，创造内生动力源泉，为边疆乡村地区的振兴与发展进行赋能增权，不断缩小边疆乡村地区与内地乡村地区的贫富差距。同时，构建由各级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个体等多元力量所构成的边疆治理主体，力求破除“核心-边缘”社会经济壁垒；通过东中西部人才、技术、资源的相互流通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大化整合，达到国家区域均质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进而助推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提升，加速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同时，边疆治理应与国家治理形成良性互动，加强国家对边疆的统合，筑牢边疆防线，以民族平等、经济繁荣等既定事实回应全球的不实话语，展示中国开放、包容、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全球边疆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作者：黄六招 文姿淇

哲学公平性研究论文 篇2：

后巴黎时代的气候变化应对与雾霾防治

摘要：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一直坚持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积极做好自身的减排工作。在《巴黎协定》实施后，中国不仅要面临更艰巨的减排任务，还要有效处理国内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特别是特定季节高发的雾霾天气），如何理性应对并积极处理这些问题，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严峻任务。第六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学术论坛紧密围绕中国面临的问题与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中国在后巴黎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机制展开了研讨，同时，也对公众高度关注的雾霾治理机制、对策、制度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关键词：《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雾霾治理；大气污染

一、引言

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聯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11次缔约方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此次会议通过的《巴黎协定》是切实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项新协议。《巴黎协定》不仅是继《京都议定书》之后的第二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也是第一项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国际法文件。《巴黎协定》包含了近20年来气候政治中各方力求推动的“长期目标”“气候资金”“行动力度”“透明度”和“适应（行动）”等五大关键要素，徐立凡：《巴黎协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2015年12月15日，http：//news.ifeng.com/a/20151215/46675330_0.shtml，2016年11月2日。 不仅对2020年后的全球减缓、适应气候变化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也明确了各方为减缓气候变化应在2020年前尽可能付出的最大努力。截至2016年10月5日，全球已有197个成员方签署了《巴黎协定》，115个成员方通过了《巴黎协定》，这表明《巴黎协定》已经具备了生效的条件。《巴黎协定》第21条第1款规定：本协议应在不少于 55 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共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至少约55%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 最终，该协定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巴黎协定》的生效，对中国而言，为了实现“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自主行动目标”，必须开展切实的行动。我国提出这些承诺，需要以何种具体形式来履行，又能达成怎样的目标，值得研讨。

在《巴黎协定》已具备生效条件的前提下，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院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阅江学刊》编辑部于2016年10月15日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共同举办了第六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学术论坛。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工会学院、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以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雾霾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哲学伦理基础与实践机制、雾霾防治的法律机制、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等三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

二、雾霾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哲学伦理基础的应然性与实然性

雾霾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始终离不开基础理论的研究，气候变化与雾霾是否真的来自于人类无节制的开发利用行为？气候变化是否真的会影响全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的干预政策是否会阻断原有的自然进程？此次会议中，学者们就气候变化的应对与适应问题、雾霾问题的哲学伦理基础展开了研讨。

（一）雾霾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是否与人类的自由相冲突

雾霾与气候变化的哲学根源或许在于，人类在追求自身的自由时没有让生态获得自由。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指出，在人的自由与生态自由中，生态自由具有先在性。他指出，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主题就是研究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解放与自由。从西方启蒙运动开始，自由基本上属于认识论上的自由和征服自然的自由，这种被过度强调的人的自由却导致了生态的不自由，从而成为雾霾与气候危机的哲学根源。真正的自由应当允许自然界以自由的方式来谋划自身的现实自由。生态自由具有优先性，是本体论自由，高于一切自由。认识论自由是对生态自由的显现，不能脱离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而要服从生态自由的指导。社会自由中的经济自由必须服从生态自由。

（二）如何公正地分配雾霾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收益与成本

关于雾霾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一个核心的伦理问题是：在面对共同的环境危機和个人利益诉求不同的情况下，应当遵循怎样的正义原则，以界定不同的环境参与者应承担的治理义务，以及不同的环境治理参与者应当承担怎样的减排责任或受到怎样的权利限制。湖北大学的陈俊副教授认为，在决定谁该承担治理雾霾的成本这个问题上，污染者付费、受益者付费、人均平等份额等原则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雾霾治理是一个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的集体性的社会合作事业，那么，基于机会成本的平等家务负担原则，既能够克服人均平等份额原则可能对穷人造成的伤害，也能够克服受益者付费原则（能力原则）下负担难以实现的问题。基于机会成本的平等家务负担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意义，该原则要求每个人平等地承担雾霾治理中的机会成本，即每个人都要“丧失”一定的发展机会。

（三）雾霾与气候问题的出现是否与男性主义视角的狭隘性有关

地球工程作为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之外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条路径，被认为是技术解决气候危机的“救命稻草”。但是，这种技术主义路径是否只是从男性主义的视角来看问题，却忽视了性别与社会正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肖雷波副教授认为，地球工程的技术科学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种强调主动性和支配性、客观性和技术性的男性气质，因此，地球工程并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包括社会性别在内的各种差异化影响等问题。他试图将社会性别等价值理性纳入地球工程，以实现“具体他者”观念下的非压迫性正义，通过有效干预各种结构性不公正以实现共赢的目标，由此，使地球工程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

此外，雾霾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还需要人类在价值观方面实现生态回归。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刘毅庭助理研究员希望用魏晋自然观的自然之情发现自然的独立价值，强调“顺自然而行”，引发人们的自然审美观和自然伦理观，从而自觉地形成生态保护的伦理动力与道德动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史军教授希望通过旅游业的低碳回归来应对气候变化，由此帮助人们“认识你自己”，实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总体而言，在应对气候变化与雾霾治理的过程中，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何跨越这一鸿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不懈努力的目标。目前，学界正尝试通过更多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无论是对经济自由的哲学批判，倡导应从经济自由走向生态自由，抑或是重新引入魏晋时期“顺自然而行”的自然伦理观，总之，从哲学层面上看，探讨人性成为当前学界探讨气候变化与雾霾治理的焦点之一。“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8页。 气候变化与雾霾治理的伦理探讨，有助于引导公众形成关爱自然、重视环保的社会群体意识，最终将引导公众重视环保行为，推动雾霾治理，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三、当前我国雾霾防治法律机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如果说，深入研究雾霾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哲学伦理基础是“德治”的尝试，那么，建构雾霾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机制就是“法治”的尝试。在雾霾防治过程中，法律的作用既有事前的预防性，又有事中的保障性，还有事后的救济性，因此，我们必须对其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充分探讨。此次会议中，相关学者主要围绕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对策及机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跨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制度选择，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之作用与功能等三方面内容展开。

（一）雾霾应急治理机制合法、合理吗？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雾霾应急措施的法律体系与制度体系，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法律难题。中南大学的陈海嵩教授认为，这些问题可归结为对健康权保护不足和对财产权、自由权侵害过度的问题。由于雾霾的形成机理与传统的权利侵害在结构上存在差异，基于传统公法学体系的行政紧急权力理论无法对各级政府在重污染天气下的应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以国家环保义务理论为基础，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77页。 可以从效果裁量的两个方面——是否作为（决定裁量）、如何作为（选择裁量）入手，对雾霾应急措施进行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分析，进而通过司法途径监督并纠正当前各地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的不当规定。在雾霾应急治理的过程中，大多数制度维持的是一种环境质量现状，这种现状保持义务是国家环保义务体系中基础性、前提性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国家应保证生态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水平不发生倒退，不得使自然生存基础受到比目前更加严重的危害。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4-95页。 但是，为了保持这种现状，在雾霾发生时所采取的各种应急措施很难确定是否对公民的环境与健康权益“保护不足”，目前我国尚未针对强制性应急措施对基本权利造成的“过度侵害”制定具体标准。 陈海嵩：《雾霾应急的中国实践与环境法理》，《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52页。

在环境污染防治中，雾霾应急治理是重污染天气应急治理的重要方面。自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截至2016年11月18日，依据各地政府网站的公示材料进行统计，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中，已有26个省份制定、发布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并予以实施，这些预案已产生了较明显的社会影响。戈华清：《我国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研究》，史军、戈华清编著：《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院报告2016》，2016年，第156-174页。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戈华清副教授认为，虽然我国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对完备，但是在预案的编制、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法律制度与具体措施不完备、预案编制与执行不协调等问题。在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时，必须“遵循整体主义原则与风险预防原则”，强化预期责任与沟通机制、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王波、郜峰：《雾霾环境责任立法创新研究——基于现代环境责任的视角》，《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3期，第1-8页。 对于重污染天气频繁发生的区域，应以“目标协同、政策协同、主体协同、区域协同、技术协同”为基础，李雪松、孙博文：《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属性及政策演进——一个政策框架》，《改革》，2014年第4期，第17-25页。 构筑大气污染防治协同治理机制。优化预警机制，建设长效预警平台，通过完善的应急措施和具体的制度，提升预警能力。此外，只有实现经济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升雾霾治理能力。

（二）区域大气多元协作治理机制是解决大气污染的根本途径吗？

在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与管理是瓶颈。体制变革目标导向过低，职责和权利配置不合理，压力性体制的负效应以及运动性的治理窠臼一直困扰着区域大气污染管理的体制变革。华中师范大学的王清军教授指出，以属地管理和部门管理为主导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与大气污染的区域性、复合性产生了冲突，必须予以变革。未来的变革应以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所设制度为依据，以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建立以行政管制为主导，市场机制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区域大气多元协作治理机制。具体内容包括：在区域管理体制方面，于国家层面设立国家环境质量委员会，统筹国家环境质量和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在国家环境保护部增设区域协调司，专司跨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协调工作。依法划定大气污染重点区域或空气质量改善区，设置跨行政区域的组织管理机构和区域联席会议，负责区域大气质量改善的监督执行工作。在区域市场机制方面，针对大气污染重点区域，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和横向的生态补偿体系，为区域大氣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经济支撑。在区域性的公众参与机制方面，要建立区域大气环境信息共享和公开制度，推行跨区域的大气污染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王清军：《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体制——变革与发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12-121页。

雾霾的跨域性决定了治理的协作性。我国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试行大气污染协作治理机制，已在重大活动的空气质量保障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徐骏副教授以G20峰会召开时的空气质量协作方案为样本进行分析，指出该治理机制具有鲜明的项目性、应急性、短期性、指令性；而在机构、方案、手段、保障和协作等方面，法治化程度明显较低，治理机构权能不足或超越权限的隐患极大。因此，将大气污染协作治理机制的机构组织、协作方式、职能授予、运转程序等纳入法治轨道，是破解雾霾跨域治理困境、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新《大气污染防治法》会给雾霾治理带来怎样的影响？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从以前的7章66条扩展为8章129条，不仅法条数量几乎翻倍，在内容方面，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基本上对所有现行法条都进行了修改。在雾霾治理中，科技治霾、重典治霾等大气污染治理经验的法制化是亮点。继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以来，重典治霾是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特别关注的议题之一。尽管在治霾与防霾方面，我国采取的具体措施都十分严厉，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并没有找到雾霾的根治之策，何时才能改变在雾霾防治中等风来吹的尴尬局面，还需要法律与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改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蒋洁副教授剖析了新时期的“治霾重典”——《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得失以及改进思路。她指出，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然明确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全新模式，细化了地方监管职责与多元考核机制，健全了大气污染责任承担制度，因而能够高效推进全民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源头治理规范偏软，主要概念梳理欠妥，联席会议实效不明显，未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共进等难题。目前，亟待建立大气污染纵横双向聯合防控机制，搭建涉及大氣污染源主体的科学运作模型，构筑大气污染纠纷多元化解模式，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科技共享方案，健全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公开制度。通过种种措施，有效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回归。

其他学者研究了相关的经济措施与法律制度，进一步探讨了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应着力解决的问题。上海工会学院的卢锟讲师讨论了美国《清洁空气法》与运行许可证制度的经验。他指出，运行许可证制度建立了统一的大气排放控制管理体制，明确了基于技术的排放标准和相关法律规定，提出监测、记录和报告要求，依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对违法者施以严格的处罚，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制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钮敏教授讨论了中国雾霾防治的现状与相关法律机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钟艳君讲师讨论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不足与改进举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许颖讲师讨论了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法律机制的重构问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陈芳副教授讨论了如何细化与超越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等问题。

总体而言，围绕雾霾治理，学界从一般性的法律理论到具体的法条都展开了细致的研究。作为研究的成果，无论是大气污染防治协同治理机制，还是大气污染预警机制、大气污染治理多元协作机制，诸多相关研究将对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司法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会议的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雾霾治理研究应侧重于可执行层面的研究，即如何有效地运行前述研究所构建的雾霾防治机制与模式等。

四、雾霾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之策的有效性与实用性

无论是依靠“德治”还是依靠“法治”，雾霾治理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应对政策上。

（一）气候政治与气候安全的中国角色

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认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国际气候政治或“碳政治”无法突破生态帝国主义的逻辑，由于少数西方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具有难以撼动的影响力，发达国家将他们的政治、经济霸权延伸到全球的应对气候变化事业中，由此，全球气候或环境治理体制的民主性、公平性与有效性遇到了阻碍。《巴黎协定》是首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议。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和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中国肩负着气候治理的重任。未来，在全球气候政治的博弈中，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掌握话语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推动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24-41页。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蔡银寅博士对气候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气候安全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压力的能力在该国可控范围之内，气候安全是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气候安全对大国政治具有重要意义，气候外交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切入点，也是中国进入国际政治核心的重大契机。

（二）雾霾治理的经济社会政策

江苏省是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排头兵，在生态文明的建设方面也不应落伍。郇庆治教授在《生态文明创建的生态化路径：以江苏为例》中，详细解读了生态建设先行示范省江苏省的生态文明创建路径及其借鉴意义。区域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应当真正建立在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原则与理念之上。生态现代化并不是一种非常激进的理念与战略，因为它并不意味着对现代化本身的抛弃。如果将生态现代化置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语境之下，那么，它就有可能扮演一种现实路径型的角色——引向更加激进或全面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文明性革新。

目前，应对气候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地方政府依法制定应对气候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是极为必要的，也是极为迫切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宋晓丹副教授认为，与孤立、分立地看待应对气候变化与调整产业结构相比，在认识两者内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耦合立法，是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双赢之道。宋晓丹副教授以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法律规制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地方政府就应对气候变化、调整产业结构进行立法的可行性，最终提出了构建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调整产业结构法律法规体系和基本制度框架的设想。

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与城市空气污染有密切的关系。上海交通大学的赵绘宇副教授指出，针对传统能源汽车业的能耗、油品质量以及尾气排放等问题，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性的规制措施，不仅要遏制垄断企业影响标准制订的行为，更要通过严格执法来解决传统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的种种问题。新能源汽车产业则存在着政府补贴、政策扶持力度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消费便利性不足等问题。由于传统能源汽车市场与新能源汽车市场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基于低碳环保的目的，在二者的治理理念与政策工具的选择中，应严格规制前者，悉心培育后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卢愿清副教授探讨了新能源汽车购买行为的心理触发机制。他基于消费者购买国产插电混動汽车的详细案例，使用扎根理论等研究方法，对消费者的购车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发现，消费认知启动、消费情感唤醒、社会支持强度、自主决策系统等四个方面对于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此外，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刘昌义高级工程师对“十三五”期间我国风能太阳能发展的关键问题及绿证政策进行了探讨；天津师范大学的韩志明教授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现状与对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曾维和副教授的研究团队以徐矿集团“三位一体”实践为例，探讨了气候公益与节能减排责任共同体的治理问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崔永华副教授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对雾霾与气候治理进行了分析；叶芬梅副教授等讨论了政府购买公共气象服务的现实动机、实践样态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张胜玉讲师等讨论了我国气候治理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问题等。

（三）新能源无法彻底解决环境资源问题

黑格尔认为，为所欲为并不是人的真正自由，自然界和人都具有自由，只有将人的自由与自然界的自由相统一，才能将自然环境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因此，要承认自然界的自由，改变现代性的自由价值观。曹孟勤：《人自由亦让自然有自由——论黑格尔自由观的生态意蕴》，《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6期，第80-85页。 “自由的真义在于没有绝对的外物与我对立，而依赖一种‘内容’，这内容就是我自己。”[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5页。 人为自身立法。尊重自然的自在性，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处，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自由。马克思将自然界理解为人的无机身体和人的外部现实，这是对自然界本身的一种客观而真实的理解。曹孟勤、冷开振：《人在自然面前的正当性身份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7-92页。 将自然界视为人的无机身体，意味着人不能脱离自然界，人与自然界不可分割。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只有人能够救赎自己。人在大自然和宇宙中的正确定位有利于确定人的价值，因此，人应当确认并认同自己看护自然界的身份，切实担当和履行看护自然界的责任。

水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真的就是潜力无限的绿色资源吗？水力发电站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可忽视，风力发电设备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需要大片的土地，无法避免自然环境有限性的尴尬境地。有限的自然不可能满足人类无限的物质欲望。郇庆治教授认为，面对气候变化和雾霾治理的现实状况，仅仅依靠新能源的应用如新能源汽车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困境和环境危机。必须从培养人们的绿色理念入手，使尽可能多的人养成绿色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生产方式，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绿色发展，才能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

简言之，不同学者分别从政治、产业经济、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等视角对气候变化与雾霾治理的对策开展了研究。这些研究对丰富关于气候变化与雾霾治理的认知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于相关政策的可行性、科学性的分析，是当前雾霾治理政策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研究者所提出的对策建议过于理想化，实际执行存在一定的难度。“行动优于教条，经验优于僵化的原则”。作为后续研究的重点，未来的研究应关注相关研究成果的可执行性，即加强对所提对策的操作路径、操作模式、运行机制、运行效果进行研究，力图建立和完善有效且实用的公共政策体系。

五、结语

本次论坛以文会友，开得热烈圆满，成果丰硕，与会专家提交的论文质量较高，学者们参会热情高涨，会场交流热烈，对论坛议题达成诸多共识。本次论坛追踪雾霾防治、气候倫理等焦点问题，充分发挥了学科交叉优势，加大了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的研究力度，为与会专家学者今后的深入交流搭建了更为广阔的话语平台。2015年中国就提出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减排义务。《巴黎协定》则是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达成的共识，现在已经批准生效，代表了全球的发展趋势和各国的共同愿景，即绿色发展、低碳转型。《巴黎协定》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深入开展雾霾治理的新机遇。

作者：刘毅庭 戈华清

哲学公平性研究论文 篇3：

员工工作绩效管理受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的影响分析

摘 要：本文通过采用大量文献分析法、比较法，分析员工工作绩效管理受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提出协调企业薪酬管理和绩效考核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员工 绩效管理 企业 薪酬管理 公平性

企业绩效有两种，分别是组织绩效和员工工作绩效。组织绩效是指企业内部所有员工完成总体组织目标和任务的情况，员工工作绩效又称个人绩效，是指员工自己所在的岗位职责和目标完成的情况。员工工作绩效是企业组织绩效实现的基础，但员工绩效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常受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两者之间的影响，并尝试结合西安日报社实际提出相应消除影响的对策。

1 员工工作绩效管理受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的影响分析

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有四个维度，分别是交往公平、信息公平、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关于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对企业员工绩效管理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持不同的看法，总结起来大致可分为三派。第一派的研究者认为薪酬管理公平性的四个维度对员工工作绩效管理都会产生明显影响，第二派研究者认为企业薪酬管理中只有一两个维度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第三派研究者认为应将责任感、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和权力差距等作为员工绩效管理的调节变量，其研究的是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对员工工作绩效的间接影响。无论哪一派的研究者都认为，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会对企业员工工作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1.1 直接影响

美国研究者利特通过人口普查发现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会对企业员工工作绩效产生影响，利特发现部分企业的员工对企业薪酬不公平分配会产生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会明显降低员工的工作绩效。另一部分员工因为受到薪酬管理的不公平待遇，反而会产生斗志，付出比往常更多的努力主动提高个人绩效。荷兰研究者发现企业薪酬管理的公平性会影响员工工作的行为和情感，企业员工会通过个人努力程度与获得薪酬的比值判断自己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如果企业员工通过计算发现个人工作努力程度与薪酬的比值是公平的或者成正比，他们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主动提高工作绩效，其具体表现是不断创新为企业贡献业绩。有些研究者发现企业薪酬管理中的程序公平会影响员工工作态度和质量，员工会通过企业薪酬程序公平性判断企业对自己的重视程度，这种判断会使员工对工作绩效产生负面或正面情绪，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高低，进而对工作绩效管理产生直接影响。科尔奎特通过实践发现，企业薪酬管理程序公平性与绩效平均影响系数为0.36，但是后来不同的学者进行试验后发现其直接影响系数存在差异。此外美国研究者通过实验发现，只有企业员工认为企业薪酬管理结果与程序都不公平时才会对工作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工作绩效，影响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管理。

1.2 间接影响

研究者们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企业薪酬管理的程序公平性、信息公平性和交往公平性会通过企业支持、领导干部与员工关系的转换，间接影响员工对企业和企业权威的态度、情感，继而间接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管理。员工在工作中如果感知企业薪酬管理程序公平性比较高，就会对企业领导干部产生一定的信任感和责任感，这种信任感与责任感会激励员工主动提高工作绩效。因此营造企业薪酬管理公平环境可有效激励员工提高个人绩效。

2 协调报社薪酬管理和绩效考核管理的对策

2.1 处理好“公平、公开”问题

公平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公平，二是对外公平。以西安日报社为例，对内公平是指员工通过努力工作，所做贡献、取得业绩与在报社所获得报酬对等，与内部相同工作、能力相当人员及相同身份之间报酬对等。对外公平是指员工会将自己的报酬与本地区同行业（如华商报、陕西日报等）的其他人或同学、亲戚相比，从而产生公平感。报社的总体薪酬要确保对外公平，即要有相应的竞争力，当一定时间内，员工工资待遇高于同行业其他单位或公司时，员工会产生满意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才能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获得较强的人力资源竞争优势。因此，报社绩效管理一定要妥善处理好公平性问题。

如果公平原则是实施绩效管理的基础，那么公开原则是报社和员工建立互信的保证。要达到真正公平，必须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如果大家对工资越讳莫如深，大家就越好奇。员工就会通过种种途径渠道打探消息，而道听途说的消息往往走形、走样。因此，报社与其让员工将精力花在这上面，还不如公开透明、正本清源，让员工多为报社发展出谋划策。

2.2 处理好“激励性”问题

报社绩效管理制度的设计能反映组织的分配哲学，具有很强的导向性。绩效管理关键是要处理好“激励性”问题。要将员工绩效工资和工作业绩紧密联系起来，真正达到“以绩效促收入，以收入促业绩”目标。报社绩效管理应将绩效工资向高绩效的员工倾斜，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如果绩效管理的导向性出现问题，不但不能起到激励作用，还有可能加深报社内部岗位之间不公平，从而降低激励作用，也不利于建设和谐的报社企业文化。

2.3 处理好部门和岗位之间的差距

报社目前实行的绩效分配方案原则之一是向采编一线进行倾斜，侧重于对采编一线人员的激励，使其努力提高采编业务能力，这和其他外报的经验一致。但目前报社绩效倾斜的比例较大，没有控制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其中两报采编人员比七类编辑和行政人员的绩效收入高出30%以上。同时不同部门编辑和记者之间的差距也比较明显，比如日报编辑和晚报编辑，日报记者和晚报记者之间都存在明显差距。因此，报社绩效管理要根據实际情况，统筹考虑版面价值和分值大小，做到科学、合理；统筹分配版面和记者，使每个岗位记者在同等付出的情况下，得到大致相等的绩效收入。

2.4 处理好绩效考核问题

报社实行规范化管理、实施科学和合理的绩效管理，最重要的是要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考核方式主要由定量考核和定性考核两种。定量考核强调数量计算，它具有客观化、标准化、精确化、量化、简便化等鲜明特征。定性考核是利用考评人员的知识、经验和判断进行评审和比较，强调观察、分析、归纳与描述。目前，两报采用定量考核，七类编辑和行政人员主要采用定性考核。因此，如何结合更科学的结合各部门、各岗位工作实际，设计科学、可量化的考核指标和考核方式，把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相结合是绩效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2.5 处理好考核结果的应用

报社月度绩效考核结果除了作为月度绩效发放的依据以外，还要和工资晋升、岗位晋升和年终奖金的发放联系在一起。部门领导要根据月度绩效考核结果的变化及时发现规律、存在的问题，并对长期绩效考核结果不理想的员工进行绩效辅导，帮助其寻找原因、制定绩效改进方案，必要时安排相应的培训和指导。人力资源部也要根据部门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各项专业培训，努力提高各部门员工绩效水平和报社整体的工作业绩，在报社内部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绩效”的良性循环。

3 结语

在我国文化体制和事业单位的新一轮改革潮流中，报社员工对个人身份和与身份相对应的薪酬收入变得十分敏感，特别是记者、编辑等知识型人才对薪酬收入的敏感度会严重影响其对报社的归属感和工作效率。如果报社薪酬管理不具备公平性，将严重影响报社各级各类员工工作绩效。因此，报社应正确认识企业薪酬管理和绩效考核管理之间的影响，根据影响采取相应的措施为员工营造公平的薪酬管理环境，以激励员工不断提高个人绩效。

参考文献

[1] 褚立峰.试分析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3（5）.

[2] 李永林.中小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9）.

[3] 李永林.中小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2）.

[4] 刘娟.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J].新经济， 2016（26）.

[5] 陈莉莉.探究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J].中国集体经济，2016（6）.

作者：李新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