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源公平配置论文

2022-07-03

摘要:文章结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阐述了金融公平的具体内涵,接着分析了中国金融公平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中国进一步加强金融公平建设的具体路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金融资源公平配置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金融资源公平配置论文篇1：

金融资源的公平配置及其法律保障研究

摘要本文论述了我国当前金融资源配置的现状，分析了当前我国金融资源分配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从完善法制的角度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金融资源公平配置法律保障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金融资源的过度集中已经使得我国社会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趋势日益加剧，损害了社会公平。在日益明显的两极分化中，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构建维持一个基本的正义底线，使我们社会中的贫困群体，落后地区，弱势行业能有公平的机会获取金融资源。

一、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现状

（一）城乡差异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基业卓著。但就金融发展的地域结构看，中国金融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是非均衡发展的且呈加剧之势。中国金融系统在金融资源的分配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在我国城市存在较为健全的金融机构、发达的金融市场、丰富的金融工具，在各个层面远远领先于农村金融。

（二）区域差异大。

作为一个区域化特征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金融资源分布存在着严重的区域性差异。近年来，随着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东部与中西部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日渐突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集中着全国大部分金融资源，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大，金融商品的供给相对充分，间接金融比较发达。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较为稀缺，金融机构的数量稀少，贷款额度有限，间接金融规模较小。

（三）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差异大。

当我国的经济成分呈现出多元态势时，各个不同的经济主体在融资中应占据不同的位置。但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基本上以服务国有经济为主，非国有经济在融资体制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结构与融资结构的不对称矛盾、信贷结构与需求的不对称矛盾日益显露。

二、金融资源配置不公的原因

（一）政府控制过度。

我国政府一向有控制金融资源的偏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正日渐明晰，逐渐从不该干预的领域有序退出，但在金融资源配置领域，政府的定位还不准确。中国的金融资源基本上由政府主导，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倾向十分明显，无论是金融资源的价格，还是金融资源的数量、投向，基本上由政府权力主导，而非市场化法则来确定。政府控制金融资源作为特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带来的不良后果也十分明显，可以说是造成中国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监管错位。

基于金融市场失灵，政府确实有必要进行金融监管。然而金融监管归根结底只是手段，目的是辅助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尽管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各国（或地区）法律对金融监管目标的表述及实际做法有一定差异，但总的看来，金融监管的目标一般定位为：限制金融领域的不正当竞争，维护金融业的公平、有序竞争；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从整体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市场的秩序，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安全健康发展。如果实践中金融监管偏离了上述目标，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资源配置功能，就说明制度的功能设计出现了错位。错位的金融监管是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三）调控不当。

目前我国实行的金融调控更多以区域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前提，强调金融政策的统一性。考虑到沿海省区作为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和主力，其经济波动与我国整体经济的波动基本呈现一致性，所以我国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以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运行为参照系。以发达地区作为统一金融调控政策制定的基础，虽然带来了政策制定和推行的便利，但也带来了因忽略地区差异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由于不同区域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区域的政策传导阻力又与其发达程度高度相关，落后地区的政策传导阻碍远大于发达地区，导致各地区对同一政策的反映不同。这就使统一货币政策尽管表面平等，但政策效应却不平等。整齐划一的金融政策可能有利于某些区域而不利于另外一些区域，按照一个标准，一个目标、一个模式制定的“一刀切”式宏观政策不仅没有使落后地区资金短缺、金融市场发育缓慢的状况得到改善，甚至还“雪上加霜”。

（四）立法缺失。

所谓扶持性的金融资源配置立法是指立法者为了弥补金融市场的逐利性缺陷。矫正国家金融管制带来的资源配置偏颇，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地区、行业有机会获取金融资源而特别进行的给与其倾斜性保护的立法。扶持型金融资源配置立法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金融资源配置公平能否实现。目前我国扶持性金融资源配置立法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金融资源公平配置的法律保障

（一）建立包容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

包容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是指金融市场准入制度设立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多种所有制性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以保持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利润，而应是通过设立适当的门槛，适度控制金融机构的风险，为各类型的金融機构提供公平合理的竞争起点。实践证明，不仅国有金融等正规形式的金融有存在的必要，以民间金融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正规金融也有存在的必要。

因此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的管制，承认民间资本有进入金融领域的资格，这意味着必须设定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这需要打破现有金融市场准入的人为壁垒，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允许民间资本作为金融企业的第一大股东，获得企业的主导权、控制权。并且这一非偏袒性的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最终需要通过法律确认。

（二）构建公平的金融市场退出制度。

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除了设置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外，还必须有健全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公平的金融市场退出制度是指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金融机构要遵循一致的市场退出原则，国家不对个别金融机构进行特别保护。是否退出金融市场的衡量标准是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意愿和客观经营情况，规模、所有制、类型不应成为金融机构退出金融市场的阻碍因素。不仅小型、非国有金融机构可以倒闭、破产、退出市场，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如果经营失败、经营不审慎，也同样可以被撤销、可以申请破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进行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构建。

（三）构建差异化金融市场调控制度。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既有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也有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还有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如果无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资金的供求状况等宏观调控微观基础方面的客观差异，在发展模式、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存在梯度性差别的不同地区采用同一目标、同一标准、同一措施进行宏观调控，恐怕难以实现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时的初衷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鉴于上述原因，政府在制定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发展差异，根据区域金融的运行情况，采取差异化的金融调控方式与差异化的金融措施，改善目前从表面上看似平等，而实际上并不平等的金融发展外部条件。这样即有利于各个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整体的进步，也有利于经济发展梯度的最终消除，实现国家范围内的经济均衡发展。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严峻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的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检视与改良，使它能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矫正市场配置的缺陷，使之能给与政府作用合理的定位，使它可以规范政府的资源配置行为，最终改善金融资源争夺中弱势行业、群体、地区的生存状态，消减现有资源配置失衡带来的负面效应，让更多的人分享金融发展的成果，实现金融公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作者单位：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付一书：《金融资源的流动与行政壁垒的约束》，载《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 年第 6 期。

[2]张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载《经济研究》1997 年第 7 期

[3]郑新广、郑文：《金融资源配置与收入差距》，载《财经论丛》2007 年第 2 期

[4]陆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金融资源配置模式》，载《金融观察》2006 年第 10 期

[5]竇森：《我国金融资源的城乡配置问题研究》，载《经济问题》2009 年第 9 期。

[6]江春：《新金融制度学探索》，载《经济学动态》2002 年第 6 期

[7]蔡隽：《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模式分析》，载《商场现代化》2007 年第 11 期

作者：谢涛

金融资源公平配置论文篇2：

中国金融公平建设:理论与实践

摘要:文章结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阐述了金融公平的具体内涵,接着分析了中国金融公平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中国进一步加强金融公平建设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金融公平;金融发展;改革

经济学家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大量文献研究表明,金融活动对于风险管理、动员储蓄、监督管理者以及降低金融交易成本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金融公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现有文献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公平内涵的分析以及对中国金融公平发展情况的阐述,从而为中国进一步的金融改革提供理论指引。

一、金融公平的内涵

公平是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偏好之一,不同文明的人们都关注公平问题,这不仅反映在其宗教与哲学传统中,也反映在其法律制度与经济活动中。在世界银行2006年发展报告中,主题就是公平与发展,表明公平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但是对于公平的定义却始终众说纷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公平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公平’,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相等的人就该配给到相等的事物”;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洛克认为,所谓公平,就是不侵害他人的基本权利,实行按劳分配财富,最根本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在还不明白财产的意义、不知道人们是怎样获得他们的财产的时候,是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不公正的真正含义的”;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关键在于平等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在最大最小化原则下使最少受惠者福利最大化;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则提出了能力主义公平观,认为公平关键在于赋予每个人平等的能力,提高每个社会成员的实质自由。总结起来,公平主要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法律公平,在法律上每个人都是平等;二是机会公平,在社会活动中每个人的机遇是公平的;三是要结果相对公平,对社会的弱者要给予适当的帮助;四是要创造一套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获得可行公平能力的制度。

根据公平的内涵,金融公平是指在金融活动中,每个主体的金融权利都是平等的,在机会均等的竞争环境下形成有序的金融秩序,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社会福利最大化。构成金融公平的主要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公平的本质在于构建和谐的金融秩序。在霍布斯称之为“人与人像狼”那样的社会秩序中,由于人的自利行和资源的稀缺性,无疑只会给社会带来双输的结局。因此只有通过金融公平,才能在金融活动中有效调节金融主体之间的冲突,有力地抑制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形成和谐的金融秩序。虽然和谐的金融秩序并不意味金融矛盾和冲突的消失,因为在社会中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和绝对的,正是因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金融矛盾和冲突,我们才努力借助于金融公平来求得相对的和谐金融秩序的。因此,和谐金融秩序作为金融公平的本质,它意味着金融活动中虽有矛盾和冲突但秩序稳定有序。

二是金融公平的原则在于保护个人正当的金融权益要实现金融公平,一方面要明确个人的权益,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人们地投机行为,“个人财产权是真正的道德神”,防止“公共地悲剧”的发生,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来保护个人正当的金融权益,反对不公平的金融活动,另一方面要有效保护个人正当的金融权益,这样金融公平才能有保障。

三是金融公平的目标在于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是金融活动的两个主要目标,但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现有的讨论中还存在很大争议,有些人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可以兼容的,只有效率的不断提高,才能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为实现公平提供物质保证,反之,公平又可以为经济效率提高营造和谐的社会秩序;有些人则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冲突,不可能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只能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不可能兼得。我们认为,金融公平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提高经济效率,同时还要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从而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中国金融公平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公平建设上有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体系比较完善,金融规模迅速增长,为金融公平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和物质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独立性的中央银行、专业化的监管部门、多类型的金融机构以及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为实现金融公平提供了健全高效的金融组织保障。同时,中国金融资产规模迅速增长,为金融公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构建了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为保障金融公平,形成和谐的金融秩序提供了有力法律支持。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地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法为核心,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体,金融司法解释为补充的现代中国金融法律体系。该体系为实现金融公平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为保障个人正当的金融权益、形成和谐的金融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是稳步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为改善金融公平,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福利最大化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近年来,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改革为具体目标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取得重要进展,大型银行中除农行外都以成功上市。以改革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为重点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稳步推进。同时,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

虽然中国在金融公平的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现在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资源配置不平衡,大银行改革发展较快,占用金融资源较多,中小银行特别是小银行改革发展相对滞后,占用金融资源较少;二是地区金融资源配置金融不平衡,东部地区金融改革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发展相对滞后;三是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城市金融改革发展较快,占用金融資源较多,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相对滞后。

2. 现有的金融体系与经济需求不平衡。一方面,是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在中国银行业结构中主要是以大银行为主导,但在中国一个劳动力比较丰富的金融体系中,能够为产品、技术相对成熟且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中小型银行更需要重点发展;另一方面,是银行产权结构与企业产权结构的不平衡,在中国银行业产权结构中主要以国有股权为主,但企业产权结构已完全多元化,这容易导致对民营融资的歧视。

3. 中国金融法治的不健全。一是对信贷者权利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在2004年20国集团发布了《关于金融部门制度建设》一文中,首先就强调了完善的法律框架对金融部门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法律特别是《破产法》以及现有的法律执行力并不能有效保护信贷者的权利;二是中小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最新的国际规则如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和萨班斯法案都开始强调中小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重要性,但是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这方面规定还比较少。

三、金融改革与中国金融公平建设

要提高中国的金融公平与社会公平,必须进一步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在实践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金融资源公平建设。

一是加强城乡金融公平建设。要按照经营现代化方向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期分批逐步建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业机构,充分发挥其在金融支农中的主力作用;按照产权股份化方向改革农业银行、功能扩大化方向改革农业发展银行和机构企业化方向发展邮政储蓄机构,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要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民间金融,充分提高农村金融活力。二是加强区域金融公平建设。鼓励中外资银行在中西部的发展,对金融机构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的申请,在审理时可以设立绿色通道。三是加强机构金融公平建设。当前,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发展缓慢,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与资本实力上仍然普遍薄弱。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促进金融市场竞争。

2. 加强企业融资公平建设。当前,加强企业融资公平建设关键在于切实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现实中,“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和“信息歧视”则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实践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继续推动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缓解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比较大等难题;积极建立民营银行和规范民间金融,引导它们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小企业融资服务。坚持市场原则和商业化运作模式,鼓励银行业机构引入贷款利率风险定价机制;实行“分类管理、分账核算”,优化小企业贷款业务流程;引导商业银行构建小企业贷款激励约束新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鼓励银行机构进行产品和机制创新,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强业务培训和舆论引导,督促银行业机构转变观念、调整战略。三是要优化小企业融资的外部环境。培育合格的中介组织与行业自律组织,建立有效的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加快小企业征信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小企业金融服务法律环境,保障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完善有关支持小企业贷款的配套政策,如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基金等。

3. 加強金融消费公平建设。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现代金融监管目标之一。金融消费公平则是决定一国金融和谐程度的最基本要素之一。要加强我国金融消费公平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公平理念。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中,不仅要求金融机构公平对待消费者,也要求消费者为达到上述要求具有理解金融信息和建议的能力。因此金融消费者保护,它应该是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得到保护,在各方权利和义务对等条件下的保护,也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特别是个人消费者的保护。二是金融机构要建立适当地程序保护金融消费者。设计金融产品时须有明确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提供清晰易懂的信息便于消费者理解和做出正确决定;建立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对投诉事项给予准确认定并予以必要补救;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和激励,改善管理信息系统,将金融消费者保护融入到员工的行为、企业的文化和经营方式中。三是发挥监管部门在金融消费公(下转第80页)平中地作用。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教育与宣传,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观;加强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要求他们从政策、程序和组织等多方面落实金融消费公平;加强金融公平监管,将金融消费公平作为机构风险评价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没有严格执行金融公平的机构进行公开调查或予以惩罚。

参考文献:

1. 徐大建.社会公平、和谐与经济效率.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1).

2. 江其务.中国金融:公平、和谐与西部大开发.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5,(5).

3. 世界银行.公平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徐志坚,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丁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许立成,经济学博士,就职于江苏银监局。

收篇收期:2010-01-24。

作者：丁灿许立成徐志坚

金融资源公平配置论文篇3：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高校资源配置的优化策略

摘要：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推动了我国高校资源配置的转型。当前，我国高校资源配置的发展趋势逐渐以政府为主体的“政策性”单一资源配置转向以市场为主体的“竞争性”多元资源配置。但由于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高校对市场资源配置尚不适应，导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较大，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基于对高校资源配置的供需关系、主要表征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高校资源配置优化策略，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普及化;高校资源;配置方式;优化策略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1.6%，标志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高校资源配置方式也随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实践中，政府可以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发起人或资助者，高等教育改革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责任人或实施者绝对不能是政府，而必须是大学本身”。[1]长期以来，我国高校资源配置主体是以政府为主，“均衡发展”和“重点建设”相结合，实行“重点带一般，一般促重点，相互提高，加速发展”的资源配置政策[2]。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央财政拨款逐步引入绩效评估体系”[3]，我国高校资源配置呈现“政策性”资源配置向“竞争性”资源配置发展的趋势。由于高校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大学间资源竞争能力差异大”[4]，导致高校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资源配置的杠杆并未有效支撑高校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致使高等教育规模总量增加且持续扩张，对于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满足普及化规模的增长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保障高等教育普及之上的内涵提升需要增加投入，在高等教育“量质并举”的过程中，推动高校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优化高校资源配置，提高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教育质量，回应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期待。

一、我国高校资源配置的供需关系

资源是指对人类有价值的所有组成的集合，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空资源和制度资源。[5]高校资源的核心是人、财、物，而高校资源配置主要是理顺高校资源的供需关系，“供”主要指外部所能够提供给高校的各类资源，“需”则指高校内部运转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尽管学界对高校资源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但人、财、物等依然被认为是高校资源的核心内容。从供需关系出发，高校资源配置呈现出结构性、发展性和调节性。

（一）高校资源配置的结构性供需关系

对于我国高校来说，大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而高水平大学更是极其稀缺性资源。一是从高校数量关系看，世界高等教育正逐步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以上）。在这个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高水平大学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高水平大学发展之间的矛盾。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集中在高水平大学资源的竞争，从早期的重点大学，到“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再到现在的“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公平化和均衡化将会成为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化和均衡化的评价标准。二是从高校资源属性看，高校资源具有较强内隐性，高校资源中除了一些物性资源外，更多表现为非物性资源，如大学办学声誉、大学举办者精力投入、大学文化积淀等。克拉克·克尔认为学校声誉是一个相对稳定但又十分客观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一所大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6]。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对大学评价不断强化综合声誉指标，综合声誉指标从2006年的665%增长到2015年（社会影响）的1680%，加拿大的麦克林杂志对一流大学的评选标准声望占总分的20%。正是因为高校存在许多隐性资源，使高校资源配置变得更加复杂，许多“软性资源”的需求逐渐受到重视并得到满足。三是从高校发展阶段看，高校资源配置总体上是短缺的，不同时期，因高校的任务重心不同，高校的资源短缺的表现形式可能存在差异。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校规模扩大，学生数量增加造成物性资源短缺，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阶段，质量发展，办学水平提升同样会造成物性资源短缺。

（二）高校资源配置的发展性供需关系

高校作为培养人的社会组织，社会对其的要求不断提高致使其功能不断完善。一是高校功能内涵的变化，资源需求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高校功能定位越多，需要的资源就越多，特别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配合。从约翰·纽曼最初提出“大学是传授知识，训练良好的社会成员，提升社会格调的场所”的大学理念[7]，发展到今天的大学，已经承担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质量是一个相对概念，质量的高与低并不是绝对的，没有最高标准，不断提升的质量需求，对资源保障的要求也会提高。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结合美国实际所指出“物品是有限的，而需求却无限。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后，美国的生产能力也并未满足每一个人的欲望”[8]。二是高校发展的不同时期，社会资源依赖的主体发生变化。程瑛认为“大学资源具有内在的‘生产性短缺’的特点，作为社会的一个非物质生产部门，大学的组织特性限制了它通过交换产品以获取资源的能力”[9]。希拉·斯特劳（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eslie）的研究表明，“国家对自由支配资源的限制造成院校更多的资源依赖，促使院校和教授去依靠其他的财政来源保持院校的收入”[10]。三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财政拨款方式，会形成单一的“服务承诺主体”。高校在争取办学自主权进程中，由于受到资源依赖主体限制，在以政府拨款为导向的财政投入模式中，容易受制于政府政策和规划;在以市场和捐赠为导向的财政投入模式中，容易受制于市场和捐赠者。

（三）高校资源配置的调节性供需关系

高校外部资源的不确定性，使供需关系不断调整。一是从高校外部资源来源的主要途径来看，除了相对稳定的政府财政性收入，其他外部资源如学费、教育活动和科技服务、社会捐助等都是动态的，资源具体数量并不能确定。因此，这就需要高校自身通过调整办学重心，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为了追求学校办学声誉最大化而参与市场行为及类似市场行为竞争，以期望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高校内部资源的动态性，打破供需关系平衡，高校资源已由“政策性”供给逐步向“竞争性”供给转变。二是高校学科、专业、条件、生源及师资等资源具有较强的动态性，对于高校整体而言，这些资源属于可共用资源，动态性资源也成为高校办学过程中竞争的焦点。有研究者将高层次人才分布不均衡视为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核心因素[11]。高层次人才资源作为高校特殊资源，具有显著的全球化和国际化特点，这说明高层次人才流动具有必然性。我国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或制度，调节区域高层次人才流动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根源是高校内部优质资源短缺，而高校资源的共用性决定了人才的流动性，所以对人才资源的竞争进一步引发新的供需关系形成。三是高校资源均衡与否，取决于高校内外部资源的供需平衡，对于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加大教育投入”未必真能实现高等教育区域均衡化或是缩小不同高校间资源的差距，需要综合考察历史因素、社会因素和区位因素等多方面原因。

二、我国高校资源配置的主要表征

由于高校资源配置的供需关系，直接影响了高校资源分配方式及表现形式。希拉·斯特劳（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eslie）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其政府对高等学校的资助已经下降，尽管这些下降在数量上和形式上差异很大”[12] 。当前，政府投入依然是我国高校主要的经费增长途径，在投入方向上以“人员费”和硬件建设费支出为主。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来临，相对稳定的供需关系被打破，以政府为主体的一元资源配置将逐渐转向以市场为主体的多元资源配置。

（一）高校资源配置的“历史差异”与“现实均衡”

高校资源因历史、经济、城市及政策等原因而形成了“历史差异”，首先大学建立之初所承担的任务及责任不同，形成了大学之间的差异;其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造成了所在区域大学资源的差异;再次城市资源替代大学资源，大学所在城市的发展能力及吸引力，造成了城市中的大学发展的差异;最后国家在发展高等教育进程中的政策导向，如出台了一系列重点大学建设政策，加大了大学资源的发展差异。因此，追求高校资源“现实均衡”，必须要了解高校资源“历史差异”形成的根源，而“高等教育均衡是高等教育系统动态均衡、相对均衡、特色化均衡和整体协调均衡的统一”[13]。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经费投入上体现政策均衡化的导向。国家通过政策调控，促使区域高校经费投入均衡化发展。2010年财政部、教育部出台了政策，“要求从2012年开始，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不低于12万元”。但因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高校经费投入差异未得到明显改变，各省间生均拨款差异仍然很大。二是在人才资源上体现政策均衡化的导向。2017年教育部明确提出“不鼓励东部地区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支持东部地区高校向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输出人才，帮助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输血”“造血”。国家从政策上对区域人才资源不均衡的现状进行了调整，同时在学术资源配置政策上也体现出均衡化导向。

高校资源“历史差距”形成了当前高校发展的竞争力、影响力及发展能力。高校资源“现实均衡”是一种理想的发展样态，一方面从当前开始，国家基于均衡化的指导思想进行高校资源配置建设，使未来的高校资源配置形成一种均衡化发展的態势;另一方面是“补差距、补短板”，解决“历史差距”的欠账。随着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各国显然没有精力和时间投入过多资源弥补过去不均衡发展的欠账，而应是立足于现实发展，构建一种高校均衡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和机制。社会对高校“历史差距”或不均衡并不关注，而对当下不均衡的现状及解决此问题的政策会给予更多关注和评价，但由于高校资源配置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影响，单一的教育政策或制度很难发挥作用。因此，对高校资源“历史差异”和“现实均衡”关系的协调，是高校均衡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二）高校资源的“增长途径”与“投入方向”

高校资源的增长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收入情况的变化。高校收入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捐赠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教育经费等。结合2015-201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收入情况（见表1）可以看出，高校资源的增长的体量主要体现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事业收入两部分，可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为基本保障。一方面，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事业收入也在平稳增长。美国国家统计中心将教育性销售和服务及其他路径作为大学教育经费收入的核心来源[14]。结合2013-2014年度美国11所一流公立大学的收入数据计算得出，11所一流公立大学的收入结构（均值）中，政府投入占比为328%，学校的营业和服务收入占比为280%。这11所高校中有455%的高校营业和服务收入占比超过政府投入占比的均值。我国高校事业收入（其他）增长，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空间相对较大。在捐赠收入方面，捐赠收入具有波动性变化，且占比一直较低，现阶段，我国高校社会捐赠经费严重不足，且占总经费的比例极低。因此，高校资源增长的最大空间是如何拓展社会捐赠途径，不断扩大社会捐赠经费比例。这意味着高等学校经费来源将会呈现结构性变化，必然会需要不断加强多元筹措资金能力。对于我国重点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助，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集资源，以此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在高校资源分配方面，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投入，硬件投入主要包括人员、设备、土地、房屋及修缮方面，软件投入主要包括学科、专业、课程建设，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学生各类学习活动等方面。结合2015-201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支出情况（见表2）可以看出，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支出项目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个人部分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含助学金）;二是公共部分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专项公用支出（如设备交通工具）和专项项目支出（如房屋建筑、大型修缮）;三是基本建设支出。除硬件投入外，高校经费应当更多的向教学和科研项目、人才基金、平台基金、重点学科经费、重点专业经费、精品课程建设经费等投入。但现实是高校的经费支出项目中，较少明确支出科目。美国高校支出项目是依据高校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划分，明确体现了教学支出、科研支出、社会服务支出及维持这些功能的辅助性支出的比例，而我国高校支出项目划分依据则是以人和物为基础，体现的是“人头费”和“设备费”。

（三）高校资源配置的“扶贫扶弱”与“扶优扶强”

1967年英国《普劳顿报告书》（The Plowden Report）中首次提出“积极差别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这一概念，旨在要求政府对教育上的弱势者提供积极的帮助，以弥补他们与一般群体的差异”[15]。对此，高校资源配置应体现出一种导向，基于均衡化发展的视角，缩小差距，“扶贫扶弱”实现均衡发展;基于重点建设的视角，集中财力办大事，“扶优扶强”实现重点发展。高校资源配置历来受到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合力牵引，且与区域经济相挂钩。由于区域间存在财政差距，高校资源配置便成为区域资源配置的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高校直接成为“弱势群体”。因此，均衡化首先解决的就是缩小差距。高等教育公平原则是指国家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必须依据的合理性规范，包括：平等性原则、差异性原则和补偿性原则[16]。当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双一流”建设方案开篇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同时强调“资金分配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因素，重点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校倾斜”，在公平竞争中体现出“扶优扶强、扶特”。高校对于国家的特殊意义促使世界各国均出台了高校“重点建设”政策，并加大了经费投入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资源配置主体以政府为主，“均衡分配”和“重点投入”相结合，“均衡分配”强调的是对高校资源“扶贫扶弱”的政策保障，“重点投入”强调的是对高校资源“扶优扶强”的政策选择。“扶贫扶弱”，这其中核心的要素是政策导向的一致性，“重点投入”需要兼顾“一般发展”与“重点发展”的关系，而“均衡分配”强调的并非是“一般发展”。“重点发展”需要“重点投入”和“优势投入”，其与“均衡分配”强调的理念并不一致，所以被认为是拉大高校差距的政策导向。高等教育资源属于公共资源，按照常理，高等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是符合大众愿望的，也是社会公平的主基调，但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来说，优先发展一批高水平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急需而又迫切的，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均衡配置。“十四五”时期恰逢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加强建设和重点推进的任务既多又难，协同发展成为不二选择。基于协同论伺服原理，即快变量服从慢变量，序参量支配子系统行为。[17]就高校资源配置而言，一是通过资源“均衡分配”，保障弱势高校发展质量，实现高等教育质量整体水平提升，如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双一流”高校建设;二是学科（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本科）教育“均衡分配”，保障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实现高校办学水平全面提升;三是高校“均衡发展”和梯次发展的“重点投入”，保障高校的“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

三、普及化阶段我国高校资源配置优化策略

新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有力支撑在于高校资源配置。高校资源配置需要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背景下，高校资源配置需要改变政府“一元”经费投入主体，增强市场竞争力，形成“多元”经费投入主体，在资源配置主体、资源支配权力、经费投入绩效和资源优化共享等方面优化和整合，并加以政策保障。

（一）资源配置主体：从“政府调控”向“市场调节”转变

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并不具备市场资源竞争能力，需要地方政府保底。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后，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也应该由政府完全控制逐步走向市场调节。有研究表明，“在原有计划配置的框架中高等教育资源不可能再扩大，其增长主要是在市场环境中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的。”[18]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收入中的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为例（多指高校的经营收入），2014年为1970432万元;2015年为259470万元;2016年为2347564万元;2017年为2093018万元;2018年为2995627万元，可见经营收入具有波动性，并受一定市场环境的影响。因此，高校教育资源配置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这样可以避免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浪费现象，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资源的市场供给能力，使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优化配置，高效地利用市场杠杆，调节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动，从而使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和公平。

鉴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发展不均衡，地方高校市场资源竞争力弱，资源严重不足，为了维持其正常发展，地方高校更依赖地方政府调控，更需要其提高财政拨款。一方面，高校争取更多办学自主权，特别是资源配置权力;另一方面缺乏市场资源（指政府财政外的资源）获取能力，需要政府支持。而优势学校因其资源获取能力强，市场竞争能力大，需要政府放权，更希望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不能任由市场自主调节，必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监管和评价，因此，高等教育市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它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高校资源配置也不是完全依靠市场提供，需要政府的调控和引导，“政府力量表现为依法对市场机制和大学组织进行调控，从而确保有效率的激励和约束机制”。[19]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从政府手中分离出来进入市场，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资源市场”。[20]

（二）资源支配权力：从“政府统管”到“放、管、服”转变

高校争取办學自主权，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大学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配权，即高校资源配置自主权。以政府投入并主导的资源配置，高校支配的灵活度极低。一是国家拨款科目实施严格的预算制度，规范管理的同时，限制了高校创新科目的实施，特别是在教学、服务、学生活动等软性支出方面，很难执行。二是政府控制的编制管理，使人才流动政策遇到重重阻碍，急需推进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机制。三是在政府主导的财政模式下，资源支配更指向于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支付、管理和审计科目并未充分考虑高校科研的特殊性，如科研经费更多用于设备更新和条件建设，科研经费变成设备费，真正用于调研、资料、技术创新和成果推广的费用比例偏低，导致学校设备重复购置，利用率低。四是引入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就是将高校资源配置权交还给学校，学校通过自主竞争获取办学资源，并将其用于急需建设的项目上。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强调“简政放权，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支持高校自主管理使用学校财产经费，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国家调控的学术资源管理也同样面临着完善和改革，充分发挥学术资源的杠杆作用，真正促进我国高校科研人员科研动力和科技创新热情，提高原创能力。

（三）经费投入绩效：从“过程监控”向“成果评估”转变

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效率小组提出，在财务管理中应设立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益性（Effectiveness）的“3E”绩效标准体系。[21]对大学资源配置结果的考量需要走出简单的“效率”范畴，走向“资源配置绩效”。[22]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提出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逐步将绩效管理范围覆盖所有财政教育资金，并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完善细化可操作可检查的绩效管理措施办法，建立健全体现教育行业特点的绩效管理体系。基于国家政策指导下，一是建立“经费包干制”，推动高校经费投入绩效的内部动力。如人才资源配备和使用，学术资源的评审与资助，设备购置与使用等，强化产生的效果评估。另外要改变“短、平、快”的观念，建立长效机制。二是构建“成果评估”后期资助政策，加强原创性成果奖励。当前高校各类资源配置主要以预测性目标为依据，并进行投入和分配。如国家各类科研项目，国家各类人才工程项目及国家各类平台建设等，都是以前期投入为保障，而对目标达成的评估，则会有效改变资源配置的盲目性，增强资源配置的针对性，更多地考虑“成果”因素，减少经费的审批程序和流程，能够推动经费自主使用权限，提高经费使用效果。

（四）人力资源评价：从“资源集中”向“资源均衡”转变

高校人力资源评价政策就是通过竞争和激励，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化。一是改变以往的“资源叠加政策”，拓展不同层次人员资源获得的机会。2018年，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统筹人才选拔培养，避免与其他同层次人才项目重复支持”，是国家级人才工程称号或荣誉评选的重要导向。2020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等倾向”。二是拓展省级人才工程和重大项目数量，加大对区域重大问题的研究。现有的人才资源，特别是国家层面的人才荣誉和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主要集中于极少高校的极少部分人，无法形成高校整体性竞争。加大省级重要资源配置，引导绝大多数高校教师参与竞争，能够发挥更大的激励作用。三是优化校级人才资源配置，鼓励地方为高校设立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支持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師潜心研究、自由探索。此外，还需加快推进高校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完善和落实促进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政策。

（五）资源共享优化：从“分块政策”向“一体政策”转变

高校资源共享优化政策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竞争机制，实现由以往的“分块政策”向“一体政策”转变。一是同一部门对于高校资源配置应当统筹规划。目前，教育部各部门的资源配置缺乏整体构架，“扶优”或“扶弱”都出现“一边倒”的现象，资源配置要么集中于优势高校，要么倾斜至“弱势高校”，形成“两端多中间少”的现象。二是高校资源配置政策的统一性。各级政府对于高校资源配置应当实行统一政策，特别是省级政府，应当尽量达到国家政策要求的高校资源配置标准，而不因地区经济发展不佳，减少高校资源投入。三是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如加强学科投入的同时，考虑专业投入;加强科研支持的同时，保障教学投入;加强一流师资建设的同时，保证师资队伍素质全面提升;加强重点建设的同时，保障一般建设需求等。四是高校资源区域共享政策的有效性。国家鼓励高校间教育教学资源开放共享，通过搭建平台、对口帮扶、政策引导等方式，支持教师互聘、学生互换、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促进合作育人、协同创新、共同发展。但由于高校资源共享保障政策尚未建立，跨区域资源共享、跨校资源共享无法保障。因此，建立区域高校资源共享的保障与评价机制，并结合经费投入政策，真正实现高校内部、区域高校间资源共享，减少各高校重复投入，从而推动高校内部资源有效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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