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正义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对社会公平正义内涵的新界定，社会公平正义地位的新凸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理念、新路径、新举措、新体制等六大方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公平正义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公平正义研究论文 篇1：

关于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的调研

〔摘要〕 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包括感受和观念两部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对当前我国民众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的调研表明，民众普遍认為公平正义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并认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结果的合理性要比过程的合理性更为重要；民众对社会总体的公平性是基本认可的，对于义务教育、高考制度的公平感要高于社会总体公平感，同时也普遍认为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城乡和部门差别是不公平的；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民众公平正义观念不同维度的内容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现代化程度有高有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城市化等因素在推动民众正义观念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社会公平感和住房政策偏好为例进行的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整合性分析表明，主观和客观因素都会对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产生影响。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应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健全公共政策体系，加强公民教育。

〔关键词〕 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公共政策体系

〔

公平正义①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它回答的是社会资源应当如何分配才合理的问题，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就我国来看，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加大等社会问题的日益显现，党和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系统了解当前的社会公平正义状况，而社会公平正义认知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以相关社会正义理论为基础和分析框架、采用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民众的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进行系统测评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推动社会正义理论的进步，还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来进一步提升社会公平正义程度。因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项目组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我们根据项目研究的需要对当前我国民众的社会公平正义主观认知状况进行了系统调查。此次调查的抽样是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采用分层分阶段法实施的，共发放问卷26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25份，回收率为93.3%。问卷调查结束后，在对数据进行录入以及清理的基础上，项目组按照所确定的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综合分析框架，围绕公平正义重不重要、公平正义主观认知状况的总体特征、公平正义感受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公平正义观念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的综合性测评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且以相关测评结论为基础提出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对策建议。

一、当前的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公平正义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多元的社会价值，除了公平正义之外，还有公共安全、经济效率和社会信任等。那么，对于民众来说，公平正义是不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其重要程度如何？这是民众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研究过程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为如果民众普遍认为公平正义根本不重要的话，那么，对后续问题的研究也就失去意义了。沿着这种思路，我们根据研究需要设计了一组由15个选项组成的选择题。相关选项具体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障、经济发展、社会安全、政治稳定、官员廉洁、国力强大、环境优美、收入分配公平、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民族团结、诚信友爱、公民参与、新闻自由和其他。在调查过程中，由调查对象根据自身实际从中选择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三项。调查结果表明，养老与医疗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是调查对象选择最多的三项，三项占比分别为16.4%、16.0%、13.1%；而公民参与、机会均等和新闻自由则是调查对象选择最少的三项，相应的比例分别为2.3%、2.1%、1.5%。选择最多的三项分别是与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有关的，而且相互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民众的社会价值偏好集中在公平、效率和安全方面，对这些价值重要性的认识要远远超过对于自由、参与等价值重要性的认识。由此来看，当前民众普遍认可公平正义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

在回答了公平正义是否重要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又围绕民众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的具体特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实质意义上，公平正义所回答的是社会资源应当如何分配才合理的问题。但是，从历时态的视角来看，正义可以分为古典社群正义和现代社会正义（分配正义）两种类型，它们在社会成员基于何种因素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古典社群正义认为人们应基于一定的美德才能获得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源；社会正义则将其归结为个人的权利，而且政府在其中负有重要的责任。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正义本质上是分配的正义，其正义的实际程度，需要从分配结果和分配过程两个维度加以分析。具体来看，分配结果是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实质性标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而分配过程则是与人们如何就某种实质性标准达成一致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作为公正的正义”。由于社会现代性的增强，社会利益的持续分化以及价值观念的日益多样化，社会成员已经难以就实质正义原则达成共识，只能是越来越需要依靠形式正义来解决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正义观念的基本特征是公正优先于公平，形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由此来看，对我国民众社会正义主观认知状况的考察，可以聚焦在社会公平正义认知重心是公平还是公正这一问题上。在传统社会，民众的社会公平正义认知是以公平為导向的，也就是认为结果的重要性要明显高于过程的合理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的社会公平正义认知重心会逐渐从公平向公正转变，其主要动力在于社会转型所引起的民众生活经历的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民众的社会公平正义认知总体上依然呈现出较强的“公平优先于公正”的特征 〔1 〕，无论是公平感受还是公平（正义）观念都注重公平导向，也就是在对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性进行评价时认为结果的重要性要高于过程的重要性。其中，有70.0%的人认为结果的合理性要明显高于过程的合理性，有76.7%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公平现象要多于不公正现象。从具体影响因素来看，受教育程度会对正义观念重心及其变化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视公正问题，也就是对程序合理性的相关问题更加敏感；与农民相比，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工作人员的正义观念呈现出更强的公正导向特征；与西部地区居民相比，中部地区居民更重视与公平相关的问题；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镇户籍人口更为看重公平问题，因而其正义观念呈现出更强的公平导向特征。

二、当前的社会公平正义感受状况：总体上看是基本公平的

社会公平感受是民众对于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合理的一种主观感受，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进行考察。因此，我们按照“总-分”的思路对当前民众的社会公平正义感受及其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分析。

项目组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组由13个问题组成的当前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受调查题目，其中包括1个社会公平总体感受的问题和12个具体的社会政策公平感受问题。这12个具体的题目涉及收入差距、就业机会、高考制度、选拔干部、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与待遇差距、城乡居民之间的权利与待遇的差距以及养老等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社会公平正义感受现状调查过程中，由调查对象根据自身的切实感受从1分到10分由低到高对上述13个问题的公平程度进行评价，1分为很不公平，10分为很公平。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当前民众对社会公平总体状况评价的平均得分为5.99分，也就是说，目前民众认为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社会是基本公平的。将社会总体公平感受平均得分与不同政策的具体公平感受得分均值进行比较表明，社会公平总体状况均值在13个问题中位于第6位。其中，平均值高于社会公平总体状况均值（5.99）的共有5项：义务教育（7.49）、高考制度（7.03）、公共医疗（6.47）、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6.33）、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6.17）。这样的调查结果说明当前民众对这些问题的公平感受要优于总体社会公平感受。此外，低于社会公平总体状况平均值的有7项：司法与执法（5.59），就业机会（5.35），选拔干部（5.11），城乡居民之间权利、待遇的差距（4.89），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4.79），不同地区之间的待遇差距（4.79），收入差距（4.39）。这说明当前民众对这些问题的评价是低于社会公平总体感受的。我们的研究结论和已有相关研究的结论基本相符 〔2 〕。此外，我们还对这13个问题进行了因子分析，因子旋转结果表明，按照对因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可以将13个问题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是不同行业之间的待遇差距，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城乡居民之间权利、待遇的差距；第二类是义务教育、高考制度、选拔干部、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就业机会、社会公平的总体状况；第三类是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公共医疗、收入差距。其中，第一类所反映的问题最为集中，都是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差距问题，也就是说，民众对这些问题公平性评价是基本一致的。我们还将社会总体公平感受作为因变量，将12项具体政策的公平感受作为自变量，对相关具体政策公平感受对社会总体公平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具体政策的公平感受与社会总体公平感受之间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民众对其中某一个领域的公平感受较高，那么对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感受也较高。

在接下来对社会公平感受的具体研究中，我們选择了医疗卫生、教育、就业、户籍、政治参与等几个领域，对民众的社会公平感受及其影响因素加以分析。首先，我们从总体状况、医疗保障制度、医疗服务等三个方面对民众的医疗卫生政策公平感受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民众的总体医疗卫生公平感受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同时也普遍认为医疗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别、部门差别等问题是不公平的。教育程度、年龄等因素都能对总体的医疗卫生公平感受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在教育公平感受上，我们通过对民众教育政策公平感受状况的描述性研究发现，民众的宏观教育政策公平感受较好，大多数民众认为义务教育和高考制度是合理的。而对于微观教育政策的公平感受则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在义务教育方面，有60.9%的人认为择校费是不合理的，有61.8%的人认为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不合理的；在高考制度的具体政策方面，有47.1%的人认可在高考中给少数民族子女加分，有49.9%的人认为大城市限制异地高考是不合理的。虽然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和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都能对民众的教育政策公平认知产生影响，但是不同层次和内容的教育政策公平认知的具体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程度差异。再次，在就业政策的公平感受上，民众的宏观就业政策公平感受较差，但是微观就业政策公平感受较好；虽然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也都能对民众的就业政策公平感产生影响，但是对不同层次和内容就业政策公平感的具体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又次，在户籍制度合理性的认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实行的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制度虽然有助于社会的治安管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导致了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差别。研究发现，民众大多认可户籍制度对社会治安管理的作用，但不认可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公共服务城乡差别等问题，民众对户籍制度相关功能评价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户籍制度功能评价的影响因素也存在一些差异。最后，在政治参与机会的认知上，我们的调研表明，当前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认知呈现出明显的“机会不等于意愿”的特征。其中，有68.4%的人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所在社区的相关事务中，有55.6%的人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所在工作组织事务的管理中，有38.4%的人认为自己有機会参与到地方政府的决策中，有25.3%的人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有25.3%的人认为即使结果是合理的，自己也要参与到相关政策的过程中。这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会推动民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和意愿不断增强。立足社会转型的背景，我们分析了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对民众政治参与认知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转型的确能够推动民众政治参与认知的现代变迁，但是政治参与认知状况具体内容的影响因素又存在一定差异。

三、当前的民众公平正义观念状况：总体上呈现出不均衡特征

公平正义观念是普通民众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状况是否合理进行评价时所遵循的价值标准，体现在主体、客体、比较对象、原则及其适用等几个不同的维度。基于前述的社会成员结合形式的差异，我们将公平观念（这里称之为“正义”观念更为准确，为了行文的一致，我们用约定俗成的“公平”来指代广义上的“正义”）分为社群公平观念和社会公平观念，两者分别对应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群公平观念也会逐渐向社会公平观念变迁 〔3 〕。我们在系统“还原”传统社群公平观念的基础上，将不同维度的内容整合起来，对转型时期民众公平观念的总体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民众公平观念中一些维度的内容已经具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同时也有一些维度的内容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从变化的方面来看，政府再分配偏好、机会平等原则偏好等几个方面内容已经具有较高的现代化程度，有82.2%的人认为政府有责任来帮助弱势群体，有82.1%的人支持机会平等的分配原则；而社会纠纷解决主体偏好等一些内容的现代化程度还不是很高，有55.4%的人在遇到纠纷时首先选择通过自身来解决。需要注意的是，家庭领域的需要原则依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有97.0%的人选择愿意在家人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这说明虽然社会的不断分化使得家庭的职能逐渐单一化，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家庭的作用依然是无法替代的。此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当前我国民众公平观念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现象，一方面表现为民众公平观念与相关制度的要求存在一定的距离，例如，尽管当前一部分民众认可机会平等原则，但同时也有50.4%的人认可结果平等的分配原则，显然这是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符的，因为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机会平等原则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不同群体的原则偏好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来看，公平原则偏好的这种不一致又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接下来我们对转型时期民众公平观念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立足社会转型的背景，从户籍类型、社会经济地位、公平认知状况等几个方面对转型期民众再分配偏好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表明，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镇户籍人口具有更强的再分配偏好；在公平观念上，同条件与自己相似的对象进行比较的民众更倾向于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缩小收入差距；在受教育程度上，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会不支持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缩小收入差距。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公平正义性的最基本要求，因此，民众的权利观念也就成为衡量社会公平正义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更多的是通过“气”“委屈”“冤枉”等本土话语体系来表达利益诉求，相应的利益维护行为也是基于利益得失的考量作出来的。随着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民众的社会公平客体认知也应当逐渐从利益得失的考量向稳定的权利观念转变。对民众社会公平客体认知状况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具有稳定的权利观念；从职业上看，与农民相比，民营部门的工作人员更有可能具有稳定的权利观念。

此外，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两个维度对转型期民众社会公平原则偏好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经济社会地位、区域市场化水平等因素都能对社会公平原则偏好产生影响。个人收入水平越高就越支持机会平等的原则；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反对结果平等和平均分配的原则；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加支持机会平等原则，但是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认可结果平等和平均分配原则；区域市场化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平均分配原则；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民众比西部地区民众更加支持机会平等的原则。在民众社会公平比较对象选择的影响因素上，民众在对社会公平状况进行评价时会选择特定的对象进行比较，而且相应的比较对象可以分为反身（与自身在时间维度上的比较）比较和横向比较两个不同的维度。综合来看，社会公平比较对象的选择会受到主观和客观等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在反身公平的维度上，社会经济地位能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个人收入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同自己过去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不倾向于同过去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与西部地区民众相比，中部地区民众更愿意同自己过去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在横向公平的维度上，经济社会地位同样能够产生影响，个人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同自己条件相似的对象进行比较，城镇户籍人口比农村户籍人口更倾向于同自己条件相似的对象比较，国有部门工作人员也是如此。

四、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的整合性分析：主观和客观因素都有实际影响

除了进行上述分析，我们还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状况测评分析框架，以社会总体公平感和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为例，对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进行了整合性分析。社会公平感是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主观感受，从社会经济地位、公平观念和生活經历等几个维度对社会总体公平感影响因素的整合性分析表明，主观和客观的相关因素都能对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首先，在社会经济地位维度上，受教育程度与总体公平感之间是显著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为当前社会总体上是不公平的；从工作部门性质看，与农民相比，国有部门工作人员的社会公平感更强一些；从所在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民众的公平感要明显低于西部地区民众。其次，在公平观念维度上，我们从公平原则偏好、比较对象选择等入手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到下述结论：结果平等原则与总体公平感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对结果平等原则的支持程度越高，对社会总体状况的公平感受就越低；机会平等原则与总体公平感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如果人们认可机会平等原则，对社会总体公平状况的感受就越高；如果人们在对收入分配合理性进行判断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上，那么其公平感就会较高。在生活经历维度上，生活中的不公经历与社会总体公平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遇到的不公平对待越多，其总体社会公平感越低 〔3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受教育程度对社会总体公平感的影响作用是复杂的，对其与生活中不公平经历的交互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认识到相关制度设计中的一些不合理之处，生活中的不公平经历也会越多，因而其社会总体公平感就越低。

在现代社会，住房权是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此外，由于住房产品性质的特殊性，很少有政府对房价采取放任的态度，而是采取相应的政策对住房市场进行干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来满足社会的住房需求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那么，民众在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等多元的调控政策之中更倾向于哪一种？相应的政策偏好又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我们从社会经济地位、实际住房状况、房价接受能力、住房满意度、房价上涨归因等几个方面对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影响因素问题进行的研究发现，个人年收入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干预，对当前房价的接受程度越高就越不会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干预；如果人们认可房价偏高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力原因所导致的，或者认可房价偏高是由于炒房原因造成的，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干预。从对保障性住房的支持方面來看，房价接受程度越高就越不支持，如果人们认为因土地政策不合理导致房价上涨就持支持态度；如果人们认为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力而导致的房价偏高，也同样持支持态度。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对于社会资源的实际分配状况以及民众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等问题的系统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基于这种认识，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公平认知状况、公平观念状况等几个方面对当前的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根据论文的相关研究，我们提出如下几个方面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民众公平正义认知转型的政策建议。

（一）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社会公平正义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仅需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而且还需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正义。具体来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提高社会总体收入水平的基础，更是应对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而促进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正义则是应对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必然要求。因此，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努力提高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的同时，要积极贯彻落实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缩小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积极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在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上消除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差别、部门差别，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普遍关注的住房、教育、就业等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正义，在教育领域应当重点解决微观层面的公平问题，而在就业领域则是要解决宏观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城乡、部门之间的差距问题。促进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正义，还应当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积极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对户籍制度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来打破城乡分立的二元结构，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增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也是实现更高层次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应当只看人均公共服务资源拥有量，还要切实保障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均等化，这同样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要求。

（二）促进更高层面的社会公平离不开健全的公共政策体系

在现代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而公共政策則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就我国来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需要不断健全公共政策体系。具体来看，就是既要形成政治和社会、文化政策的综合体系，也要形成调节性政策、流动性政策和融合性政策相结合的政策体系，以“组合拳”的方式促进社会正义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政策目标上，不仅要积极调整收入水平、公共服务的差距等问题，还应当采取措施创造积极的政策环境来促进社会的流动、保证社会的活力。从政策取向来看，旨在促进社会正义的公共政策不能仅仅依赖于增加公共支出，不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还需要针对不同时期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实施反歧视政策和包容性政策，致力于解决具体的社会不公问题。公共政策的目标不仅要致力于消除经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更要致力于实现权利（机会）的平等。可以说，消除社会中人们公认的不公正不公平现象，是走向公平正义的最现实路径。预期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反腐败、反特权、反歧视”都应该成为社会共识和政策的重心。此外，还应当努力增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民主促进正义”。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程序正义要求决策者只是关心收集信息或作出决策的程序与方法是否公正，而不是去关心信息或决策本身。执行力是公共政策的生命力，因此，健全公共政策体系还需要持续增强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具体来看，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要坚持以“公正”为基本要求，切实做到“以公正保证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建设“公正的政府”应该成为未来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府机构拥有严重影响公民生命和财产权的公共权力，为防止这些行政权力被滥用，就需要坚持程序正义原则，通过制定一系列规则和程序来规范和限制行政权力。

（三）加强公民教育，切实推动民众社会正义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现代社会是一个更为多元的社会，在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的同时，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在变得日益多样化。因此，现代正义观念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公共理性。只有这样，持有不同观念或者原则偏好的个体和群体才有可能通过积极参与和有效协商就社会正义的相关问题达成共识。要通过有效的公民教育使得在尊重多样性基础上的平等协商成为全社会遵循的重要原则。推动民众正义观念的转型还有必要建立健全民众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的动态反馈机制，并将相关的分析结论及时反馈到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推动正义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注 释：

①有学者将正义（justice）作为与公平（fairness）和公正（impartiality）相同的概念使用。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是有区别的，正义的内容最广，公平和公正只是正义的一个子集。公平是人们在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关系是否符合某种实质性的标准或原则；公正则是指应当用何种程序来决定资源分配的方式和原则，它总是与人們如何贯彻、实行既定原则相关，其作用在于摒弃身份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保证社会成员能够有参与财富等社会资源分配的平等机会，得到同样的对待。已有对正义感受的研究大多采用“公平感受”的表述方式，没有对公平与公正进行明确区分。考虑到学术界约定俗成的惯例，我们在本文中沿袭了“公平”的传统用法。也就是说，本文所使用的“公平感”概念，与学界的传统用法基本一致；而“公平观念”的用法是严格意义上的“正义观念”，实际应包括公平和公正两方面内容。

参考文献：

〔1〕麻宝斌，钱花花，杜 平.公平优先于公正〔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2）.

〔2〕李 炜.近十年来中国公众社会公平评价的特征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3〕麻宝斌，杜 平.结构分化、观念差异与生活经历——转型时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江汉论坛，2017（3）.

责任编辑 周 荣

作者：麻宝斌　杜平

社会公平正义研究论文 篇2：

中国共产党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新发展

【摘要】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对社会公平正义内涵的新界定，社会公平正义地位的新凸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理念、新路径、新举措、新体制等六大方面。

【关键词】 社会公平正义思想新发展

【文献编码】 doi:10.3969/j.issn.0450-

9889（C）.2011.07. 00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 社会公平正义内涵的新界定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综观全局，顺应实践发展的新需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作了直接明确的阐释。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把社会公平和正义定义在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范畴上，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揭示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质。2008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公平正义的表述为：“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这是我们党凸显公平正义个体意义的一个论断。对公平正义内涵的界定直接影响到其制度设计与安排、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现路径方式的选择以及行为的结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观价值前提。因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社会公平正义

内涵的明晰界定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二、 社会公平正义地位的新凸显

在新形势下，面对日益突出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我们党鲜明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公平正义地位的崭新论断。其一，把公平正义与党的性质、宗旨联系起来，把公平正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联系起来，提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首次把公平正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明确提了出来。2011年3月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二，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这是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一个论断，在我们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其三，提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一个新概括，也是党的社会公平正义观的一个新发展。其四，把正义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在2008年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特别指出：“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2010年3月14日他又指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至此，在党的历史上，社会公平正义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积极回应，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进行深度解读的理论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的最新发展。

三、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理念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指导性理念提出来，把以人为本、共建共享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理念，强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从而把人的整体性和个体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人本理念凸显，民本思想大放异彩。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提出“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群众利益无小事”、“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等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观点，无不彰显着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关怀，对人的权利、利益和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的作用的重视，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亲民爱民的特征，表明党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更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四、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路径

发展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路径。我们党的创新之处在于2003年7月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促进社会公正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强调以科学发展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的根本路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义和最高准则。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指导方针；“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最高目标；“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人民群众在物质成果、民主法制、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公正；“协调发展”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之间的社会公正。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方法。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的认识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突破。

五、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举措

十六大以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举措，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把公平正义写入党的文献。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发展的同时，要把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党明确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着力点：“要适应我国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抓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以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等为着力点，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举措，使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建立在坚实可靠的民众基础和现实基础之上，彰显了人民群众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合乎民意的理性选择。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根本举措的认识迈上了新的历史台阶。

六、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体制

总结历史经验，仅有根本制度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挥具体制度即具体的体制和实现机制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巨大作用。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注重把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和延伸。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并进一步阐述了具体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六项制度：“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上述思想指引下，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可喜成绩，领域不断拓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政策可执行力度不断提高，实效性在不断增强。2004年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006年《农业税条例》废止，广大农民获得了实惠。2007年《物权法》获得通过，公私财产得以平等保护。在十七大上我们党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国家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公民的知情权得到进一步保障。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列入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被摆上更为突出的位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1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又强调：“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

【参考文献】

［1］焦石文.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在中国的历史演进［D］.郑州大学，2006

［2］何铁.胡锦涛同志对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创新［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12）

【作者简介】 江洪明（1966-）男，法学硕士，河池学院社科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编黄鸿业）

作者：江洪明

社会公平正义研究论文 篇3：

社会公平正义测评的理论前提与基本逻辑

[摘 要]社会公平正义是执政党、政府和普通民众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政府需要借助公共政策，通过对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就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测评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况。测评的基本前提是厘清相关正义概念的区别，以主观和客观的差距为测评主题，从公正与公平两方面进行客观测量，从公平感与正义观着手进行主观测评，再通过整合数据分析评估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相应公共政策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程度，为政府调整公共政策指明方向。

[关键词]社会正义；分配正义；公平；公正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准则，成为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价值基础。政府一般借助相应的公共政策，通过对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来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价值进行的权威性分配，在弥补市场失灵、协调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公共政策质量的高低与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密切相关。在这种意义上，公共决策直接关系到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而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关键在于客观、准确的信息反馈。只有掌握了准确的信息，政府才能实现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更新，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选择。为此，需要采取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当前社会公平正义的状况进行测量，其核心是设定较为客观的衡量标准和尺度，全面了解社会公平正义现状和社会公众的主观感受，依此度量和评估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相应公共政策的推行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并且通过对社会公平正义状况的动态跟踪为政府评估和调整公共政策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反馈。这样，就可以帮助决策者在各种相互纠缠的利益冲突中，确定哪类不公正现象是政府应该首要关注和重点解决的，进而明确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问题取向，为决策者提供更合理的路径选择。同时，测评社会公平正义的实际状况，也有助于推进公平正义政策体系的整体优化，改变现有公共政策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若干政策供给不足和制度化程度低的问题。

一、社会正义相关概念辨析：测评起点

公平正义问题极其复杂。在现实中，它表现在政治（如公民平等的投票权）、经济（如收入公平）、社会（如教育公平）和环境（所有人都能免受环境侵害）等诸多领域；在理论上，正义（justice）、公平（fairness）、公正（impartiality）和平等（equality）等几个基本概念相互交织、易于混淆。要测定社会公平正义状况，首先需要从内涵上厘清这些概念。笔者认为，“正义”概念具有形而上的道德和伦理蕴涵，可以看做是内涵最广的概念，包含了“公平”与“公正”两方面的内容，而“公平”往往与“平等”、“均等”相联系。

正义本身既是一项道德原则，又是一项伦理原则。作为道德原则，正义本质上是个人内心向往追求善的道德情感，旨在规范个人行为；作为伦理原则，正义本质上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规范，旨在建构合理的社会合作体系，为个体的幸福生活提供条件和保证。因而，正义存在于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两个领域，既是对个人行为正当性的追问，也是对社会关系正当性的追问。直观来看，个人正义的基本要求是一种行为要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一种回报来自相应的行为，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始终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人类必需的合作形式，因而社会正义往往就成为正义的代名词。一般而言，社会正义包括分配正义、交换正义和矫正正义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分配正义要回答社会基本或主要的福利、利益和物质成果或某种生活负担（税收或劳役）在人们中间进行分配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问题。从社会整体层面看，分配正义最具全局性和主导性，可看做是衡量不同社会中正义程度差别的最主要内容。事实上，理论界对社会正义的实证性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分配的不平等展开的。

关于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正当、合理，有两种不同的思考维度。一种是强调资源、财富的分配本身是否合理，强调分配的过程、分配的规则和分配的机会是否公正合理；另一种是侧重于资源、财富的分配结果，注重考察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分布是否有差异。由此，分配正义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是“作为公正的正义”，指社会成员认为应当用何种程序来决定分配资源的方式，它总是与人们如何贯彻、实行既定原则相关，其作用在于摒弃身份、特权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保证社会成员能够有参与财富等社会资源分配的平等机会，得到公正的对待；二是“实质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倾向于描述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资源与利益的分配是否符合某种实质性的标准或原则_{[1](P7- 8）}。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对于二者可否统一、如何统一、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总体上看，由于特权的存在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状况往往被看做是社会分配不公平。此时，人们对分配公平的关注程度就会高于对分配公正的重视程度。

从宏观上看，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包括三个环节：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在现代社会中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在初次分配中，人们的基本共识是，主要看分配与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是否相称，贡献多则收入多，反之则收入少。但对于劳动、资本、知识等要素到底应占怎样的份额，总是会有不断的争论。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把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系统进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在这个层次上，主要应看一个社会中高收入群体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拿出部分财富帮助弱势群体。如果这三个层次的分配机制都建立起来并有效运作，该社会就大体上可以看做分配比较公平的社会。

从内容上看，分配正义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在参与经济竞争中有着同等的机会，在竞争过程中遵循同等的规则（即公平竞争，本文将其归入公正的范畴），在分配方面能获得与个人所付出的劳动相当的收入。这样，公平的分配正义就体现为两个方面。1.起点的平等，即机会是否平等。对此，人们有基本的共识。“平等的机会”包括两层含义：（1）作为平等利用的机会平等，表现为交易的平等自由权利，即每个经济主体都具有独立的自由决定权和参与竞争权，任何人不得强行干涉或侵犯，不得以出身、背景、民族、能力、性别等方面的差异来剥夺其参与市场自由交换的平等权利；（2）作为平等起点的机会平等，即为了平等地利用机会，从一开始就应具备平等的物质条件，这需要依靠公平的再分配来实现。2.终点的公平，即结果是否公平。但对于结果公平的原则，则有平等原则、需要原则和公平原则之分，其中平等原则也称“齐头式公平”，是最原始的“公平”观念，主张“生而平等的人应当得到平等对待”。需要原则关注的是绝对量（维持基本生活的供给量）上的得益，这一原则往往在物资比较匮乏时成为主导性原则。公平原则意指基于人际比较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相等。在供给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或者说进入经济剩余或“奢侈品”领域，尤其是在人们对合作者的投入具有比较充分的信息的时候，公平分配原则的影响范围会越来越大。

二、社会分配正义的存在样态：测评主题

人类需要面向未来规定与改造现实，用理想引导自己走向未来。一方面，人类总是依据一定的正义观念批判和改造现实，并且总是在不断地追求新的理想，因此，现实永远不会完全满足人类的正义要求；另一方面，理想的正义必然不断地被部分地移植到现实世界，通过一系列制度与政策表现出来，社会分配正义的理想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可能生活。“正是在不把理想视为现实时，理想才改进着现实”。基于人自身超越性而形成的理想意义上的正义是“应然正义”，即“应当的”正义，反映了人们对正义的“纯粹的”价值追求。应然正义的研究主题是“正义应当是怎样的”或“在一个理智的社会成员看来，何为真正的公平”。基于现实社会条件约束而形成的正义则为“实然正义”，即正义的实现状态和真实世界中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主观感受。一般来说，应然正义与实然正义的统一程度越高，就意味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越高。这就构成了对社会分配正义进行测评的基本主题。

从理论上说，分配正义意指遵循某种正义原则将某种社会价值（客体）分配到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主体）。因此，分配正义的核心要素是：分配主体、分配客体和分配原则。接近或符合分配正义的社会，就是该社会遵循大家公认的分配原则，将应予共享的社会价值分配到了所有应得的社会成员。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分配正义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分配的实际差距与人们主观愿望之间切近的程度。既然分配正义包容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方面的内容，也就不会存在最优或最理想状态。一方面，在正义理想或正义原则问题上，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会基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体系，对社会公平正义状况形成不同认识与评价；另一方面，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内容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人们无法依据某种绝对的、固化的价值原则来评判不同社会群体间正义程度的差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状况进行测度，通过比较的方式我们仍然可以衡量不同社会的正义性程度。

从以往对社会正义进行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大体有两条脉络：一是通过系统、全面的测度工作来客观反映各种公正客体在特定主体内分配不均的状况；二是调查特定主体对各种客体分配不均事实的认知情况。就前者来说，通用的方法是基于统计资料，设计出社会指标体系加以测度。一般以单位或家庭为测度的基本单位、以规范研究中确定的多元客体为测度对象，再通过对基本单位依据具体特征（如地域、行业、年龄、性别等）的重组来建构特定的主体分类，最终实现对特定主体内多种客体分配不均状况的测定。人们所熟识的基尼系数便是测度“收入”这一客体在特定人群中分配不均程度的核心指标，也是目前国内外分配正义实证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工具。就后者来说，即便利用指标体系准确测量到社会分配现存的客观差别，人们对于分配差别状况的主观判断也不会因为有了这个准确的结果而变得一致；这种主观判断上的分歧一旦形成，便成了决策者不得不谨慎对待的客观事实。因此，还需要通过案例研究和社会调查来采集并解释主体间对不公正的认知差异。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ISSP）和国际社会公正课题组（International social Justice Project，ISJP）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运用社会调查探索主体间认知差异的一般思路。

在我们看来，上述两种研究路径都有理论和实践价值，但任何一种单独的研究路径或不加区分的混合式研究都无法为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提供清晰的方向。对社会分配正义应做更为系统、完整的实证研究，需要立足于“社会”和“人”两个角度，遵循“先分后合”的思路。首先要着眼于“社会”整体，对特定社会中分配正义的客观事实进行测量；然后着眼于“人”，力图反映人们对现实社会不公的主观认识。主体对于社会不公状况的总体认知又包括两类问题：一是有关主体对社会分配差别的事实判断的基本信息，二是有关主体对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要害程度判断的基本信息。最后，综合客观测量和主观评价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不同社会中社会不公问题的根源所在，可能是客观差距过大，也可能是缺乏主观共识。同样，研究的结果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面对同样严重的贫富差距，不同国家的民众却会有相差悬殊的感受。

三、社会分配正义的两种类型：客观测量

前文论及，分配正义包括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个方面，涉及公正分配和公平分配两类问题。事实上，这两类问题常常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的。这种纠缠的状态通常有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其中一种表现为对分配客体不同范围的争论，也就是对于应该将哪一种价值（收入、财富、福利、自由等）纳入公平分配的价值清单。有人把眼光集中于积极价值（如权利与利益），也有人更注重消极价值（负担和义务）的分配；有人看重有形的经济利益，也有人注重无形的机会与权利；有人注重底线的尊严与权利，也有人注重作为目标的幸福。“可以依据分配客体对人自身的效用层次和作用方式不同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基础价值，可视为人类发展的社会条件，包括尊严、权利和机会；第二类是外在价值，即人类分值的经济条件，包括收入、资产、资源；第三类是内在价值，是所有基础价值和外在价值所服务的目标，包括幸福与能力。”_[1]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要通过预先设置的指标体系来全面、客观地反映特定社会中各种分配客体在特定主体间的分配不均状况，这就难免把目光投向经济收入和财产等外在的价值，因为这一类价值容易以量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相反，对于机会和权利的测度则历来是一个难题。

但是，对社会分配正义的测量却不能缺少对公正分配的关注。这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加以分析。理论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在他之前，由休谟、边沁等人创立的功利主义主导着政治哲学。功利主义的核心是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如果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最大幸福，它的组织就是正确的和正义的。社会成员最大幸福的标准是一个社会总的福利大于个人福利的总和。但“功利主义最大的弱点是它无法解决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_[3](P376）。针对功利主义的缺陷，罗尔斯发展出他的作为公平的社会正义理论：自由优先，兼顾平等，即在过程公正的基础上限制结果不平等，“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_[4](P292）。尽管罗尔斯的正义论也受到了诺齐克、麦金太尔等人的挑战，但他对程序/形式正义优先性的论证，对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强调依然有强大的逻辑说服力。从现实层面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长期领先于政治体制改革，在城乡、地区、阶层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分配不公成为社会焦点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市场经济使然，却忽略了行政垄断、官员寻租、产权改革过程中“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等政府的身影。客观地说，中国改革开放虽已历时三十多年，但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当下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公民权利的保障和落实不力息息相关的。虽然“只要在平等的起点上寻求环境的平等化，对平等的追求和对自由的需求就可以达成一种平衡，并且能够相互再平衡”_[5](P406），但我们的问题在于，在没有建立起公正分配的体制机制之前，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分配不公（平）问题，这很容易使人过分关注分配结果的差别，却忽略了一些当前最需要加以防止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和更具根本性的程序正义的建设。

为此，在今后对社会正义所进行的系统性实证研究中，应包括对公正与公平两方面的测量。概言之，对社会公正状况的测量，主要是集中在政治领域。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政治正义、行政正义和司法正义等三个方面：政治正义的核心是一定社会中权利体系是否健全，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公民是否享有平等的权利；行政正义的核心是权利能否实现，关注的焦点是一个社会中法律的贯彻与遵行程度如何；司法正义的核心则是权利的救济，关注焦点在于公民权的平等保护状况如何。对社会公平状况的测量，主要是立足社会和经济领域，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个方面。横向公平，关注于社会成员的机会公平性，集中体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差距。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则又可从负担公平性（如国家税收制度）、供给公平性（如转移支付制度）和享有公平性（如公共服务的提供半径）等三方面着手。对纵向公平的研究，关注于以经济收入为主的结果公平，在这方面，经济学研究中已经有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借鉴。

四、社会分配正义的观念形态：主观评价

对社会公平正义主观层面的研究，又可以区分出公平感和正义观两条线索：“公平感”研究主要是针对公民对不同领域（教育、医疗、就业等）的公平状况的主观感受得出的满意度指数，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说明公民公平感的变化状况。“正义观”则指向人们做出某种判断的潜在依据和价值前提，核心在于公民在不同情境下具体行为所遵循的正义原则。一般来说，对于前者，可以运用社会调查和案例研究等方法，了解特定主体对各种分配不均事实的认知情况；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实验方法或基于场景的问卷调查法，分析并验证人们的正义认知同既定正义原则之间的联系参见于君博的工作论文：《探索分配公正原则的实证研究路径》。。

社会公众对社会的公平感受作为政治心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反映了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公平感是一种主观体验，它既可以被观测，也能够被引导。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对社会公正状况的体验和感受，分析其公正心理的结构与状况，既可以作为理论研究的参照，也为政策制定提供方向与指引。这方面，以怀默霆（Martin K.Whyte）的研究最为典型_{[6](P96- 120）}。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李培林所著《中国人的民生》（2010）。他在2006、2008年度做了中国公民公平感调查，主要是针对公民对不同领域（教育、医疗、就业等）的公平状况的主观感受得出的满意度指数，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说明公民公平感的变化状况。但这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强，可以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带给公众的公平体验出发，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测度社会公众对不同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与敏感性，找出造成公众不公平感受的矛盾症结，为政府改善民生、通过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程度、改善国民公平感受提供政策建议。

很多研究者认为，人们对客体分配不公程度产生认知差异的主观原因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正义原则。但要验证这种逻辑推断，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不同主体对各种客体的分配到底持有哪些正义原则。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研究表明，在操作层面厘清人们道德动机（如公正原则、利他原则等）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寻找有效的方法把研究对象从其现实角色中分离出来，使其由利益相关者变成公正的旁观者来“纯粹”地表达道德诉求，而不受自利动机的左右；否则，主体间的道德诉求差异便会被裹挟在普世的自利动机中而无从分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张静开展的一项法律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很有代表性。她力图从社会中实在的且实施中的规则得出结论，即不仅看人们怎样说，更要看他怎样做_{[7](P540- 560）}。我认为，在诸多实证研究方法中，基于场景的问卷调查和实验方法被认为是目前为止能够实现上述角色分离与转换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可以综合运用以上两种方法，对中国公众的正义观进行调查。考察内容可设计为五个维度（详见表1）：外在维度——对正义及其他相关价值的比较；主体维度——对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信任程度；内在维度——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认识；空间维度——对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正义的重视；时间维度——对代际与代内正义的认知状况。

公民正义观的核心是分配正义原则，实证研究的目的是要澄清特定社会中人们更认可怎样或哪种或哪些分配原则，也就是说支持什么样的人应得什么样的东西以及为何如此。前文提到，关于分配原则有着持久的争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分配正义原则有需要原则、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等。为了实现“公平的结果”，可能要均衡地考虑三类不同的分配原则，在多项原则中寻求平衡与妥协。

五、社会公平正义的测评结果及运用

既然社会不公产生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通过从客观差距和主观评价两方面对社会公平正义状况进行总体测评，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症结所在，进而明确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努力方向。一方面，通过对公众公平感和正义观的实证分析，决策者会更加明确平抑公众不公平感，以及矫正部分公众朴素正义观中的狭隘性或误区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资源分配客观差距与民众主观感受的数据整合分析，决策者可以更加明确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改革方向，出台新政策或矫正以往政策的不足。

首先，通过构建一套符合国情，以客观、多维度、系统性、易解读、可更新和便于维护为特征的社会公平正义指标体系，进而依据指标体系测度自改革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各地区（省或市）社会公平正义状况，再通过数据的组合及汇总分析观察省及地区社会公平正义状况的变化趋势，以及其间社会公平正义状况的差距。由测度数据所汇集成的面板数据，将按标准的复合指标生成方法进行处理，从而得到各地在不同年份中可比较的“社会公平正义分值”。这一直观的指数，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清晰、便捷地掌握各地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状况，同时还可以依据测度结果分析自一定时段内我国区域社会公平正义状况的差异和变化趋势。通过进行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工具的动态和静态分析，每个观测单位（省级行政区划或由若干省级行政区划组成的地区）自身社会公平正义状况的变化以及该单位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社会公平正义状况所处的相对位置都可以通过地图得到直观呈现，便于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开展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客观评价不同地区社会公平正义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而，还可以依据分析结果筛选出社会公平正义指标体系各维度上的最优实践观测单元。通过对它们的最优政策实践进行案例研究，总结出各地区从不同角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成功经验，从而形成一个各级政府决策者可参考的政策工具箱。结合测度结果和政策工具箱，可以为不同地区的政府决策者提供有科学依据并切实可行的缓解社会不公的政策建议。

其次，社会公众对社会的公平感受是一种主观体验，它既可以被观测，也能够被引导。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对社会公正状况的体验和感受，分析其公正心理的结构与状况，既可以作为理论研究的参照，也为政策制定提供方向与指引。因此，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带给公众的公平体验出发，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就中国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观体验与感受进行测量，可以帮助决策者发现造成公众不公平感受的矛盾症结所在。社会公众不公平感强烈的领域，也应成为政策供给的主要方向，因为社会不公状况以及公众不公平感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现有制度或政策有效供给的不足，缺乏完整统一并具有稳定约束力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为此，决策者一方面要注重顶层制度设计以及政策体制（元政策）的完善，另一方面要注重具体制度规则的设置以及政策领域的覆盖。或者是加强收入分配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或是侧重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教育、医疗、住房等）中特定项目的投入。在具体社会政策的设计上，还要谋求各项制度规则间的统一以及各项政策间的协同。

再次，关于公民正义观的差异与分殊，既体现在城乡居民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体现在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若能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真实的问题和观念的误区，就可以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与正义观念进行积极引导。李强教授立足当前我国经济基础，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公民的正义观。他认为，中国农村是以家庭为本的公正观，在家庭内部强调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不计较利益的得失，但在不同家庭之间强调机会均等的竞争和利益的分割。城市中，因为已经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二元体制，既有“体制内单位”也有“体制外单位”，因而在两大经济社会体制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公正观：前一种更强调集体主义、单位的整体利益，强调单位成员共同的福利和保障，单位内虽然不是平均主义，但过大的个体差异总是会引起人们的非议；后一种则更强调个体主义、个人奋斗、自由竞争，反对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公正观常常造成老百姓心理上和观念上的冲突，也是引发城市中关于公正问题争论的重要原因_[8]。类似的理论若能获得社会调查数据和社会事实的支撑，就会相应地推导出建构社会基本正义共识的基本命题。

最后，全面了解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有助于公共政策体系的不断优化。政府在实现与维护社会公正中负有主要责任，政府的行为偏差或政策缺失也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将公正价值纳入政府的行为取向，完善顶层制度设计，优化政府决策过程，将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途径。从价值层面看，政府必须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首要的价值原则，从宏

观上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微观方面，政府必须妥善处理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全球正义与社会正义、权利平等与特殊保护、整体公平与部分公平间的关系。从政策过程看，政府必须以正义原则统领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目标的设置，以及政策客体、政策工具、执行结构的选择等全过程。因为每项政策设计要素的合理与否，以及各要素间的配置协调与否，直接关系到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公众对具体政策乃至政府整体的认知取向，是公众公平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政策设计要求质量上的科学性，是对决策者素质的较高要求。另外，封闭的决策过程容易导致决策失误或质量低下，成为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对政府决策程序自身的不满，也是引发公众不公平感的重要原因。优化决策过程，就要建立并完善各种利益表达与整合机制，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决策，提高决策的代表性以及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还要实现由权威独断决策向集体协商决策的转变，这就需要对现有制度平台（如人大、政协）进行改革与完善的基础上，突出决策咨询机制、决策听证机制以及政策监督机制的建设。最后，应将社会公平状况以及公众公平感纳入政策实施评估以及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以增强政府与公众间的互动交流，建立起政策调整和优化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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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敬文

作者：麻宝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