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公平性农村合作医疗论文

2022-04-29

摘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惠及千家万户、造福百万农民的温暖工程。为此,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对农村医疗机构进行整合;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政府投入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受益公平性农村合作医疗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受益公平性农村合作医疗论文 篇1:

个体特征、补偿机制与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

摘要:文章基于2012年对新疆726位农民的调查数据,利用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个体特征、补偿机制与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比较高;补偿机制总体合理性及其五个方面的合理性,显著影响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年龄越大、政治面貌为党(团)员、少数民族的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更高。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农民的受益水平,同时也受到新农合缴费标准合理性、服务和监督管理水平的影响。提高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首先要适当提高新农合补偿比例,适度扩大新农合补偿范围,合理确定农民缴费标准;同时,要简化新农合补偿手续,提高补偿的便利性,加强监督管理,促进补偿的公平性。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机制;满意度;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是21世纪初(2003年)国家为解决广大农村人口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而实施的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鉴于这项工程的重要性,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和吴仪副总理都曾做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重要批示。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对新农合的财政投入也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2003~2012年的10年时间里,财政补贴标准从每人每年20元增加到240元左右,增长了14倍。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农合建设的效果如何,显然值得关注和评估。如果把新农合看做是一种“产品”(准公共产品),农民无疑是这种“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借鉴顾客满意度的发展逻辑,即“顾客满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顾客忠诚度(customer loyalty)→企业利润率(profitability)”[1],换句话说,也就是顾客满意度影响甚至决定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与此类似,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程度,既反映了新农合建设的实际效果,也将影响农民参合的积极性以及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及其决定因素,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满意度水平,二是满意度的决定因素。满意度水平,主要反映新农合建设的实际效果和质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主要反映新农合实施效果的差异和绩效提升的阻碍因素。回顾已有研究文献,这两个方面均有涉及。但从研究结果和结论来看,处于共识与分歧并存的局面。共识多存在于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水平,即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比较高,满意率超过了70%[2~6],甚至满意率超过了90%[7]。但也有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比较低,满意率不到50%[8~9];分歧多存在于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决定因素,综合分析现有48篇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实证研究文献 以“中国知网”为检索平台,以“合作医疗”和“满意度”两个关键词为检索条件,共检索出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研究文献55篇,除去3篇重复文献,1篇综述文献,2篇构建满意度测评指标文献和1篇纯粹规范分析文献,共检索出这48篇实证研究文献,本文的文献综述,正是基于对这48篇文献的分析和总结。,在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影响方向以及影响程度上皆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也有共识,即医药费报销手续、报销比例两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10~13]。

综合分析来看,已有关于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与不足:一是,从数据的时效性来看,大多数研究的调查数据来自于2009年之前,也就是说,分析的是新农合快速扩面时期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及决定因素,而对新农合规范发展时期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足,难以把握新农合建设的实际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二是,从研究的区域范围来看,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研究比较欠缺,对新疆地区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48篇经验研究文献中,研究范围为西部地区(西部12省)的研究文献,只有12篇,所占比例为25%;研究范围为新疆的文献,只有一篇,数据来自新疆乌苏市,没有一篇文献的数据是来自新疆全疆的调查。,这使得对民族聚集地区新农合建设的实际效果及其问题分析不够;三是,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大多数研究使用的是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而使用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方法的文献相对较少 48篇经验研究文献中,有18篇使用的是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有13篇使用的是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另有用因子分析、线性回归等7篇。使用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的文献只有10篇,所占比例约为21%。,这导致一部分样本信息的丢失以及对不同决定因素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的分析不够精准,进而导致政策建议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四是,从理论框架的应用来看,大多数研究,很少有理论预设,而是直接选择一些解释变量,分析其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这导致所选解释变量的代表性和全面性较差,难以全景式把握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程度及其主要决定因素。

鉴于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并为制度完善提供参考:一是,利用2012年新疆13个地州市726位农民的最新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及决定因素,以弥补已有研究地域上的缺失和规范发展时期新农合实际建设成效研究的不足,从农民满意度的视角,审视新农合在规范发展时期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及其问题;二是,在“成本-收益”理论分析框架内,从个体特征、补偿机制两个层面选择解释变量,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以期弥补已有研究中理论预设的不足,找出影响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三是,利用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尽量避免已有研究中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这一问题时所导致的信息丢失问题,以期更准确地分析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石河子大学“新疆农民养老风险与保障策略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1~3月进行的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3个地州市、56个县、67个村所做的“新疆农民养老与社会保障问题”问卷调查。调查员由石河子大学商学院2008级、2009级、2010级和2011级四个年级的统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专业以及民族班经过严格挑选的67名学生组成。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质量和代表性,本次调查安排在春节期间进行,这时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已经还乡,保证了被调查对象结构的合理性。调查采取等额概率抽样方法,首先按照新疆各地州市的乡村人口总数,确定各地州市理论上应该发放的问卷数,然后由调查员进行入户结构式问卷访问,并对部分农民进行深度访谈。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39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726份。具体样本分布情况详见表1。

3.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情况

新农合是一个系统工程,测量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测量农民对新农合不同方面的满意度,计算出农民对新农合的综合满意度;另一种方法是,将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操作化为一个具体指标,即“总的来看,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满意吗?”,答案按照李克特量表设计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五个选项,以此来测量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尽管后一种测量方法相对简单,但类似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具有心理测量学的充分性,有充分的效度和信度[14]。同时,由于满意度研究是一个相对成熟的领域,而且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也是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在理性经济人条件下,农民对新农合是否满意以及满意程度,是根据其所付出的成本和其从中所得到的收益情况以及所享受的服务水平来判断的。因此,在问卷调查中,本文用后一种方法来测量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程度。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情况见表3。

三、研究假说、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研究假说

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民对新农合是否满意以及满意的程度,关键在于农民参加新农合所付出的成本与其所得到的实际收益情况。在农民缴费水平一定,政府补贴标准占绝对多数的条件下,农民从新农合的实施中是否受益以及受益程度,主要取决于新农合补偿机制的合理性。同时,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无疑会受到农民个体特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主要从新农合的补偿机制和农民的个体特征两个层面来选择解释变量。重点分析补偿机制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而农民的个体特征为控制变量。

新农合的补偿机制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农民医药费用有机偿付系统。这些因素包括补偿起付线、补偿封顶线、补偿比例、补偿范围、补偿公平性 公平包括三个方面: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本文所指的补偿公平性,是指补偿的起点公平性。、补偿便利性、补偿经济性、补偿模式等多个方面。在农民大病医疗支出特别是灾难性医疗支出概率非常低、新农合监督机制尚不完善以及新农合坚持“大病补偿为主”的情况下,农民从新农合中是否能够真正受益以及受益程度,主要取决于新农合的补偿范围、补偿比例、补偿便利性、补偿公平性和补偿经济性五个方面的合理性 本文所指的五个方面的合理性,是通过农民对新农合补偿机制中五个方面,即补偿比例低、补偿范围窄、补偿手续繁琐、农民缴费太多以及补偿公平性中存在的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来测量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又不乏合理性,因为农民是理性的。纵观世界各国,报销比例100%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一定是合理的。合理与否以及合理性水平,是农民基于新农合补偿比例高低、补偿范围大小、补偿公平性、缴费标准高低、补偿手续简易五个方面的可接受性、收益性等的总体性认识,是新农合补偿机制五个方面的实际运行情况,在农民主观认识上的综合反映,能够较好反映新农合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因此,本文分析补偿机制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是从新农合补偿机制这五个方面的合理性来展开的。

补偿机制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首先取决于新农合补偿范围的大小,新农合的补偿范围,决定了农民的医药费支出是否能够得到补偿,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新农合补偿范围越大,农民医药费支出得到补偿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民的受益越多,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就越高。在补偿范围一定的情况下,补偿比例的高低,决定了农民从新农合中的受益程度,补偿比例越高,农民医药费支出得到的补偿可能就越多,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也可能越高。新农合补偿的便利性,不仅影响农民从新农合中得到补偿的间接成本,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所得到的服务水平,补偿便利性越好,农民所付出的间接成本就越低,得到的服务也越好,农民对新农合就可能越满意。新农合补偿的公平性,决定了新农合医疗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补偿公平性越好,新农合医疗资源配置越合理,大多数农民从新农合中得到医药费支出补偿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民对新农合可能就越满意。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除了受到补偿受益情况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农民获得补偿的直接成本(缴费标准)的影响,获得补偿的直接成本越高,农民的补偿受益则相对越低,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可能就越低。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一:新农合补偿范围越合理,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新农合补偿比例越合理,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新农合补偿便利性越好,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新农合补偿公平性越好,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农民参加新农合的缴费标准越合理,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补偿机制的总体合理性越好,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

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农民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即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在不同特征的农民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在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一般比较低,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农民的经济安全状况一般较差[17~18],这可能会导致女性农民参加新农合的可能性小、时间晚以及受益少等问题。一般而言,年龄越大的农民,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生病的几率更大,获得新农合补偿的可能性越大。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可能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健康状况可能越好,生病的几率可能较低。因此,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民,从新农合中受益的可能性越小。相对于一般群众而言,政治面貌为党(团)员的农民,借助其精英身份和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有更大的可能从新农合中得到更多受益。新农合实施中,对西部地区有明显的政策倾斜,特别是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少数民族农民在新农合参与中,一方面由于政府补贴较多,参合缴费相对较低;另一方面,获得补偿时,也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照顾,例如大病救助等,这决定了少数民族农民可能受益更多。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二:男性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更高;年龄越大的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文化程度越低、健康状况越差的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政治面貌为党(团)员的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更高;少数民族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更高。

2.模型构建

3.变量选取

本文的自变量选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农合补偿机制的合理性;二是,农民的个体特征。其中,新农合补偿机制合理性自变量为主要解释变量,而农民个体特征自变量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目的是消除由于农民个体特征的差异,而导致的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差异。当然,控制变量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也反映了农民从新农合中受益的个体差异性。同时,为了考察补偿机制的总体合理性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本文对补偿机制各个方面进行了赋权和赋值,并计算出新农合补偿机制合理性的综合得分 科学的赋权应该基于补偿机制不同方面,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实际影响力大小赋予不同的权重,但是,由于难以准确界定补偿机制不同方面的影响力大小,因此,本文使用平均赋权法对五个方面赋予相同权重。。解释变量含义及其统计描述见表4。

四、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经验分析

1.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的估计模型包括两个:模型1,分析个体特征和补偿机制的总体合理性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模型2,分析个体特征和补偿机制具体方面的合理性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2.估计结果分析与解释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见表5),农民个体特征变量中的年龄、政治面貌和民族,对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新农合补偿机制的总体合理性和补偿机制五个具体方面的合理性,都对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从模型1不难看出,补偿机制的总体合理性在1%的显著水平下,正向影响对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即补偿机制的总体合理性越好,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补偿机制的总体合理性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对新农合表示较高程度满意的概率发生比将提高901倍。这与假说一相符。说明新农合补偿机制的总体合理性,对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是不是补偿机制的每一个方面,都对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呢,哪一个方面的合理性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呢?具体见模型2的估计结果。

从模型2不难看出,补偿机制五个具体方面的合理性,都对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新农合补偿机制的五个方面都是制约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因素,除补偿公平性因素之外,这一研究结果与杨文选、杨艳的研究结果 杨文选、杨艳在文中没有分析补偿公平性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22]。补偿范围合理性越好,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补偿范围合理性每提高一个水平,农民对新农合表示较高程度满意的概率发生比将提高235%;补偿比例合理性越好,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补偿比例合理性每提高一个水平,农民对新农合表示较高程度满意的概率发生比将提高385%;补偿便利性越好,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补偿便利性每提高一个水平,农民对新农合表示较高满意程度的概率发生比将提高223%;补偿公平性越好,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补偿公平性每提升一个水平,农民对新农合表示较高程度满意的概率发生比将提高198%;补偿经济性越好,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补偿经济性每提升一个水平,即农民认为新农合缴费高问题严重程度每下降一个档次,农民对新农合表示较高程度满意的概率发生比将提高257%。

从补偿机制五个具体方面合理性的OR值来看,补偿机制不同方面的合理性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按照影响力的大小排序,它们依次是:补偿比例合理性、补偿经济性、补偿范围合理性、补偿便利性和补偿公平性,即补偿比例合理性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大,补偿公平性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小。补偿比例合理性、补偿范围合理性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反映的是农民从新农合中的受益程度问题;补偿经济性、补偿便利性,反映的是农民从新农合中获得收益所付出的成本高低问题,折射出农民的意愿缴费能力和新农合的服务水平;补偿公平性,反映的是新农合医疗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折射出新农合监督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来看,年龄、政治面貌和民族三个自变量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在不同年龄、政治面貌和民族特征的农民之间存在差异。年龄越大的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年龄每增加一岁,农民对新农合表示较高满意程度的概率发生比将提高34%;政治面貌为党(团)员的农民,对新农合表示较高程度满意的概率发生比,是政治面貌为一般群众的农民这一概率发生比的1527倍;少数民族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更高,少数民族农民对新农合表示较高程度满意的概率发生比是汉族农民这一概率发生比的1404倍。这与假说二相符。说明年龄较大的农民、政治面貌为党(团)员的农民和少数民族农民,在参与新农合过程中受益可能更多。性别、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三个解释变量在两个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在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的农民之间无显著差异。这与周旭亮、石绍宾的研究结果相符[23]。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在性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能是因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所致[24],不同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的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无显著差异,可能是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所引致的农民从新农合中受益的差异很小所致。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2012年新疆13个地州市726位农民的最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及决定因素。

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点:①新农合取得了比较好的建设成效,但新农合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新农合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发现和解决。调查数据显示,有608%的农民对新农合表示满意,这说明新农合的建设效果值得肯定。满意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的农民从新农合的实施中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另一方面是因为新农合成为农民的健康“保护伞”,为农民提供了一种安全预期。但尚有接近40%的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较低,不满意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民的实际受益水平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因为农民的缴费标准年年提高,给农民一种不稳定的感觉,引起农民的怀疑甚至反感。②从补偿机制的角度来看,新农合补偿机制的总体合理性和五个具体方面的合理性,显著影响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补偿机制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反映出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农民从新农合中受益水平的高低,同时也受到新农合缴费标准合理性、新农合服务水平和监督管理水平高低的影响。③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在不同年龄、政治面貌和民族特征的农民之间的显著差异,反映出新农合在运行过程中农民受益的不均衡性,新农合的政策目标在执行中存在偏差。

鉴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启示:①新农合从2003年试点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时间,政府对新农合的工作重点需要从过多关注新农合建设的“数量”目标转向新农合建设的“质量”目标上,换句话说,也就是新农合要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转变到“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不能“只顾大力投入,不问实际效果”,要重视和发现新农合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并加以完善和规范。②提高新农合补偿机制的合理性,将有助于大大增加农民从新农合中的受益程度,提高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促进新农合的健康发展。提高新农合补偿机制的合理性,重点在于适当提高新农合的补偿比例,建议提高县级以上医院农民住院医疗费支出的补偿比例,以切实减轻农民的大病医疗风险;适度扩大新农合的补偿范围,建议把一些花费比较多而又不需要住院治疗的常见病纳入新农合补偿范围等。同时,要加强新农合服务水平建设,提高补偿的便利性,尽早实现即时结报;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提高新农合补偿的公平性,应避免补偿过程中的医药费支出单据的人情审核、关系审核等问题,建议建立医药费支出单据的匿名审核审批制度。③补偿经济性对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启示人们,提高新农合的缴费标准应该适度,适度的标准应该基于对疾病风险的概率精算和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测算,过多、过频、过于随意的提高新农合的缴费标准很有可能带来不良后果,招致农民的抵触,甚至反对影响新农合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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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长永

受益公平性农村合作医疗论文 篇2: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完善

摘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惠及千家万户、造福百万农民的温暖工程。为此,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对农村医疗机构进行整合;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政府投入等。

关键词:农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医疗机构;完善

文献标识码:A

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为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惠及千家万户、造福百万农民的温暖工程,是党和政府的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通过政府资助和集体扶持等形式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城乡卫生事业的全面协调,体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

2003年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所发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两到三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

2004年1月,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统一认识,国务院转发了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切实加强组织管理、进一步完善资金收缴方式、合理确定筹资标准、合理设置统筹基金与家庭账户、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农村质量和购销监管等十六个方面做出了具体指导。

2006年3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这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会议指出,各级政府要把加快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摆到重要日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会议强调,在《规划》实施中,要重点做好的工作包括建立稳定的农村卫生投入保障机制。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加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2006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6年要“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今年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

2007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扩大到1451个县(市、区),占全国总数的50.7%,有4.1亿农民参加;中央财政支出42.7亿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支出,较大幅度提高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

当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工作在国家的重视和资金支持及统一指导下,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截至2007年9月30日,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达到2448个,占全国总县(市、区)的85.53%,参加新农合人口7.26亿,参合率为85.96%。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要在全国普遍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积累经验及发展经济。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中存在的问题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和政府为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健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而出台的一项重大决策。因此,从2003年9月1日开始,首先在全国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几年来,各地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也使农民得到了不少实惠。但是,由于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制约因素多,具体工作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如果不注意这些问题,将可能使这项制度的保障效力被削弱或者偏离原来的政策目标,从而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一)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认同度低,参保不积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是集大家资金解一家之难的好事,但是部分地区农民对这项有利于大家的政策却存在疑虑和担心。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地区农民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对合作医疗的计算方法、补偿方式等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再加上之前合作医疗留下的阴影以及在取消农业税以前农村地区大范围的乱摊派、乱收费现象,使得他们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疑虑;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认为报销比例比较低,在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农村的医疗机构存在药费上涨、开高价药等现象,实际花销可能比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要高,这打消了他们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

(二)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条件差,难以满足农民就诊的需要

农民的医保账户的钱需要在本村的定点诊所或乡卫生院花费,虽然全国大部分省市的乡镇都有卫生院,村里有诊所,但是相对来说,设备比较简陋,医务人员素质比较低,并不能满足参合农民的就医要求。部分地区的乡村两级卫生机构医疗设备落后,财政投入比较少,从而没有足够的资金购入先进的设备;医疗队伍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低,服务质量差。这样,他们就只能对一些小病进行诊治,而对那些急症、危症就束手无策了。另外,部分定点机构的用药不合理,进药渠道混乱。由于乡村医生的收入与药费挂钩,因此住院费和门诊费用上涨较快,并且他们常常会给病人开贵药以赚取差价,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合作医疗基金的支出。而且他们的进药渠道比较混乱,可能会有假药充斥市场。

(三)政府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

农村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是一种“公共物品”,政府在其中应当起重要作用。但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政府的作用远没有充分发挥:一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虽然逐年增加,但是与城镇相比,农村居民享有的医疗卫生资源要少得多,而地方财政在资金投入上也远远不够;二是没有上级政府的监督和有效激励机制,地方政府没有主动解决农民医保问题的动力。再加上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过程中,时间比较紧,任务也比较重,政策宣传和引导工作都做得不够深入。一些地方政府把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形象工程”,没有细致的进行宣传,使得农民对参保新农合产生了抵触情绪,缺乏参保积极性。

另外,由于中国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领域,甚至在许多方面仍属空白,其中,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除《国务院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指导意见》外,具体指导基层实践的法律法规还没有颁布,这与农村居民占国民的绝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不太相称。在这种法规规范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更多地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行的,而这种推行方式使得各参与主体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工作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地方不重视,工

作不抓实、抓细,工作方法简单,片面赶进度、求数量,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三、对完善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议

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当前农村卫生工作的头等大事,我们要把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解决农民群众医疗保障问题,提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农村生产力和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维护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高度来认识,在实际工作中,真抓实干,注重各参与主体的配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一)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民更好地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宣传可以把党和政府制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传达到农村,传达给农民,向农民提供有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信息,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加办法、参加人的权利义务、报销程序等等,从而使广大农民了解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意义和好处,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提高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宣传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要立足于关心人、体贴人、爱护人、尊重人的健康权益,要掌握宣传发动的形式和方法,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宣传要采取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既要注意大众化,又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注意宣传的特殊性。宣传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一是公共媒体。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传播媒介,向群众传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及相关的思想观点、知识、消息,报道建设新型医疗农村合作医疗的成功经验以及典型事例。二是用宣传单、宣传画等向农民传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方法,介绍其计算方式、赔偿方式等等。三是通过黑板报、宣传栏宣传。黑板报、宣传栏是乡镇及村进行宣传的重要阵地。村委会可以通过黑板报、宣传栏定期公布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情况,宣传各级政府的资金投入情况、农民的收益情况,使农民进一步认识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好处。四是结合当地实际,通过宣传车、举办专题晚会、办展览、参观学习先进经验等形式来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使农民加深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了解,提高认同度,增加参保的积极性。

(二)对农村医疗机构进行整合,使之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要吸引农民参加,关键一点就是要为他们提供便利、快捷并且高水平的服务。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等是最便捷现实的医疗卫生服务场所。因此,他们的服务水平对农民参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重要影响。然而中国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无论是在设施还是从业人员素质上都不能满足农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因此,我们应当从各个方面来提高农村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首先,国家应该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资,为它们配备x光机、B超、心电图等大件医疗设备,甚至可以配备救护车,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的条件。

其次,农村卫生服务机构应该深入调查研究,看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自身如果没有提供相关服务。就要从参保农民的角度出发,设计开发适合农民需要的卫生服务产品,以提高参保农民的满意度。

最后,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素质和待遇,培养高素质的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基层医护人员医疗水平偏低,使得农民不能得到优质的服务。因此,需要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素质:一方面,对在职乡村医生进行培训,可以采取培训与进修相结合的办法,组织现有医务人员到县级以上医院进修或专业短期培训和岗位技能培养。另一方面,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鼓励优秀人才参与到农村的医疗建设中,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这些优秀人才还可以对在职的乡村医生进行现场指导,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此外,要不断加大投入,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的待遇水准,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有机地结合,以保留现有人员,吸引卫生人才。

(三)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首先,中央政府要制定稳定长效的农村医保政策,以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形式明确各级财政负担的比例,并加大对农村基本医疗保障的投入力度。在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可以加大地方财政的投入力度,因为这些地区的地方财政状况比较好;而在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应该更多的给予关注和财政支持。同时,还可以通过国家的投入引导社区经济、企业、慈善机构、外资机构及个人等方面资金的注入,拓展资金的来源渠道,尤其是在发达地区提倡和开展社会捐助行为,给予捐助的企业和个人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他们充实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其次,地方政府要提高推动农村医保的积极性。由于部分地区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太了解,因此参保的积极性不高,而地方政府也往往由于把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看作“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而不大重视。工作方法过于简单,往往强制农民参保,使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了抵触情绪。因此,要提高农民参保的积极性,首先地方政府要把自己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认识到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要通过细致的工作,广泛的宣传,耐心的讲解,让广大农民意识到这种制度是在政府的帮助、主导下的一项农民互助共济保障制度,受益者是农民自己,它不是政府的一项恩惠,也不是农民的一项负担,让他们从内心接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最后,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顺利实施提供法律支持。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缺乏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要保证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必须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作后盾。因此,政府应尽快出台关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以法律的稳定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加强各部门对合作医疗制度的心理预期和农民对合作医疗制度的信心,在此基础上规范和引导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另外,中国农村地域广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不平衡,各地区可根据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必须与全国性法律、法规不抵触,并且利于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工作的更好开展。

总之,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农民认同度低、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政府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它的实施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我们从农民、农村卫生条件、政府等各个参与主体的角度来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之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责任编辑:焦世玲

责任校对:何 军

作者:李巧莎

受益公平性农村合作医疗论文 篇3:

农村医疗救助受益人群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北京 100875)

[摘 要]我国农村实行医疗救助政策,旨在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现金救助。其首要问题是确定受益人群。而受益人群除了“资格”界定外,实际获得医疗救助还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对两者结合研究才能更清楚的了解医疗救助实际受益对象。由于政策各地有所不同,结合在四川省某县调查情况,对调查县农村医疗救助实际受益对象进行描述和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该县医疗救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医疗救助;受益对象

医疗救助是一项政府为帮助解决农村贫困群众医疗服务难问题而开展的社会救助政策。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对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施医疗救助。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2003年11月,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医疗救助的目标原则、救助范围、救助形式和内容、申请审批程序、基金的筹集和管理等,并提出到2005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规范、完善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所有的县(市、区)基本都建立实施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农村医疗救助以贫困人群为服务对象,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受益人群并让他们真正享受到医疗救助政策,提高贫困人口利用医疗服务的公平性。

本文主要根据在四川省某县民政局调研该县农村医疗救助政策获得信息,并结合相关文献分析该县农村医疗救助实际受益人群特征,进而发现该县现行农村医疗救助政策在救助对象上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应对政策建议。

一、医疗救助对象受益“条件”对实际获得救助起决定作用

医疗救助制度是多重条件限制的社会救助项目,与一般的社会救助往往将“贫困”作为接受帮助的条件不同,医疗救助是在救助对象具有“贫困”特征的基础上又对其享受救助的条件有进一步的限定:他们必须是医疗服务的使用者。 “贫困”只是接受医疗救助的“资格”, 而使用医疗服务则是获得实际帮助的“条件”。对“条件”的设定不只关系到受助者实际获得的救助是否充足或能够得到多少帮助,而且直接影响到困难群体使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由此而对医疗救助制度是否能够惠及贫困者产生影响。[1]

所以,医疗救助对象“资格”与“条件”结合分析才能确定医疗救助实际受益对象。“资格”只是获得救助的前提,而一些实际“条件”限制才是最终能否成为医疗救助实际受益对象的关键。而“条件”的获得,不仅与政策设计有关,还与政策执行有关。所以本文将以调查县为例,从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两个环节分析该县具有“资格”的医疗救助受益对象成为实际受益者的“条件”,从而更深入了解农村医疗救助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及其公平性。

二、调查县医疗救助实际受益对象需要“条件”分析

(一)被调查县及其医疗救助政策基本情况

被调查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农村医疗救助政策开始之前也有一些传统社会救助。主要包括政府针对灾民中的受伤者和疾病者,五保对象等特定对象,利用民政救灾救济资金给予适当救助;同时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的也有部分医疗救助项目。如秦巴贷款项目主要针对秦岭——大巴山区的贫困群众。这些救助都只是一些临时性的帮助,救助对象范围较窄,救助水平较低。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的部署,被调查县民政局于2004年8月至2005年4月由民政局牵头,联合财政局、卫生局先后出台了该县农村医疗救助实施细则。但由于资金到位等问题,直到2005年10月才实际开展医疗救助工作,审核确定第一批救助对象。

(二)被调查县医疗救助受益对象“条件”分析

1.实际救助对象“条件一”:垫付住院费用能力

被调查县实施细则确定符合医疗救助对象资格的人群为以下四类:(1)农村患病的五保户;(2)农村患大病的低保对象;(3)农村患大病的特困户;(4)患大病的重点优抚对象;以上所说的大病是指救助对象患病住院在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在5000元以上的。①

同时从救助对象资格界定的申请审批程序相关规定来看,被调查业救助金支付方式采取医后报销方式,即救助对象在看病时先行垫付全部医疗费用,治疗结束后,再申请救助,并由相关部门确定救助金额后予以报销。

实际上这样的政策设计规定就已经暗含获得救助的对象需要满足条件:能够自己首先垫付医疗费用住院,并且住院费用超过5000元,然后才能通过申请获得医疗救助。

2. 实际救助对象“条件二”:获取政策信息

符合“资格”的救助对象,首先需要知晓政策。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特困人群对医疗救助的知晓度也是影响医疗救助利用的重要因素”[2],因为只有知道了该政策并提出申请才能获得救助。

那么群众对政策的知晓度如何呢?由于担心基金不够用,被调查县医疗救助政策不敢大肆宣传,仅在内部工作专题会议中对乡镇、村干部作了政策介绍,对公众仅在当地电视屏幕下方通知公告宣传了2-3个晚。由于政策宣传有限,群众知晓度低。

调研中发现提出救助申请者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获取医疗救助政策信息:

(1)在看病住院期间,或与其他人闲聊中,了解到相关信息。(2)在新型合作医疗管理中心报销医疗费用时,工作人员告知其还可以申请医疗救助。(3)老百姓已有“有困难,找民政”思想使其困难时找到民政部门,才由相关工作人员指导办理手续,申请医疗救助。(4)随着医疗救助工作开展,消息口口传播,越来越多的农民了解该政策。

可见农民对医疗救助政策信息掌握具有一定不对称性和随机性。前两个信息获取途径都只是那些已经住院的人群。而后两个途径则随意性很强,同时还受资格对象自身思想意识及相关信息的影响,如部分人认为申请民政救济是不光彩的事而不愿申请,还有一部分可能认为获得救助者是有特殊的社会关系或其他自身不具备的条件。

3. 实际救助对象“条件三”:获得政治关注

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申请者在医疗救助金有限的情况下不一定能获得医疗救助,而如果获得了政治关注则很可能获得医疗救助。被调查县实际执行中政策设计规定之外还有部分扩展对象,充分表现出获得政治关注这一条件的重要性。扩展对象主要包括:(1)对于一些因上访等原因得到上级领导批示予以救助的对象,就必须予以一定救助。这样就不可能因医疗费用低于5000元就不予救助。(2)流浪精神病患者。由于被调查县是旅游城市,经常有领导前往,流浪精神病人会影响上级领导对当地政府工作的评价。所以经政府多方协调考虑,将其纳入医疗救助政策救助对象。

实际扩展对象中,上访者是典型对象,他们在扩展对象中占了很大比例。如2005年10月审批发放医疗救助金,救助共95人次,救济金134050元;其中40人次是由市领导批示,民政局垫支救助金,共计31150元。而其中一位获得事后医疗救助金1500元,同时还经其上访得到市领导批示后,由民政事前救助四次,先后获得医疗救助金1000元、500元、800元和5000元。②更会积极争取自己权利并知道向政府求助的上访者更多地利用了医疗救助资源。该县流浪精神病患者补充纳入救助范围,更是县政府因政治关注而关照该人群的具体表现。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被调查县农村医疗救助受益对象“条件”分析显示,该县农村医疗救助政策缺乏宣传、事后报销制及制度化程度低决定了医疗救助对象获得救助需要满足种种条件,实际受益人群偏向经济资源上更丰富(能垫付住院医疗费用)或是社会资源更广阔(有更多途径获取信息或得到政府关注)的人群。

对此,本文提出以下改进医疗救助政策建议:

首先,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被调查县不敢宣传,主要是因为当地政府认为宣传可能造成太多人申请而给救助基金带来压力。但只要严把申请救助对象审核关,宣传导致的申请者增加就不是问题。因为尽管申请者可能增加,但批准救助的还只是那些符合救助资格和条件的申请者。宣传只是提高农民对政策的知晓度,从而减少具有“资格”的救助对象因获取信息资源渠道的限制(社会资源较少)而得不到救助的情况。

其次,逐步探索制度化救助方式。目前政策规定已具备救助资格也需要提出申请,并采用事后救助方式或大病救助模式。对此很多研究已经指出在救助对象的资格界定方面,要求贫困户在看病或发生医疗费用后再申请救助的条件设置,容易使符合救助资格的贫困户难以获得实际的救助。[3]即医疗救助实际受益对象可能更多的是经济资源相对丰富的对象。所以需要探索综合救助模式,[4]当地民政部门首先确定医疗救助的受益人和给付结构,受益人在接受医疗服务时只需支付自付部分。

同时政策实际执行中的扩展对象,说明政策制度化程度不够。长期来看,这种灵活度与随意性对确定救助对象的公平性可能会有影响。因为到底扩展哪些对象往往就由乡镇民政干部推荐和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决定,这样的程序可能会使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对象更多的利用医疗救助资金。只有建立起合理的制度化的综合救助模式才能使救助对象确定与救助对象落实都更为公平。

[参 考 文 献]

〔1〕徐月宾.中国农村医疗救助资金安全运行及民主监管方式研究报告〔R〕.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农村卫生政策应用研究课题,2006,8.

〔2〕张滨.确定农村特困人口医疗救助受益人群的方法研究〔R〕.中国政府/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中国基本卫生服务项目,农村卫生政策应用研究课题之二农村特困医疗救助,2006,3.

〔3〕宋新明.中国农村医疗救助内容与方式研究报告〔R〕.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农村卫生政策应用研究课题,2006,8.

〔4〕顾昕.城市医疗救助体系建设的战略选择——从救济型向发展型模式过渡〔J〕.学习与实践,2006,(8).

〔责任编辑:佳 中〕

作者:杨 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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