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简单介绍了行政作风的内涵以及现状，理性思考了我国行政作风建设的五个途径。关键词行政作风内涵现状途径一、行政作风的内涵及现状行政作风是指国家公务员在行政工作实践中关于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良心、行政荣誉和行政技能等方面长期的习惯性表现。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行政职业公共行政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行政职业公共行政论文 篇1：
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探索
【摘要】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来实现公共利益，在此过程中行政组织伦理起到了关键作用。行政组织只有具备了行政伦理，才能维护和保障公民权益，保证社会健康运行。文章分析了我国当代行政组织的伦理精神内涵，总结了建国后行政伦理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行政伦理 思想渊源 成就 路径探索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国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济体制也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速度，但在此过程中，社会伦理观念以及传统价值观也受到剧烈冲击，传统道德标准逐渐崩塌，社会个体的价值信仰迷失，而在行政行为上则体现为行政伦理失范情况愈发严重。行政伦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我国必须加强行政组织的伦理建设。
当代行政伦理思想源起
我国行政伦理思想自古有之，由于统治阶级普遍推行儒家思想，因此其伦理道德观念也逐步转变为国家行政伦理精神，如我国古代行政伦理强调性善、忠君、勤政、爱民等。近现代以来，我国在行政伦理建设中逐步吸收西方伦理观念。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实际国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新的行政伦理内涵。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都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政党权力应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1944年便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将之作为党工作的根本宗旨。1985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提出“领导就是服务”的观念，要求领导干部多为人民做实事。江泽民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认为党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行政人员执政为民。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并将之作为科学发展的核心。
法治与德治并举。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的法制体系不断完善，但社会道德水平却呈下滑趋势，这不仅造成社会风气败坏，还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法律的效力发挥。在此背景下，江泽民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并对德治与法治的作用与关系进行阐述，他认为法治是以强制暴力来让社会个体遵循社会规范，而德治则以劝导力和说服力来提高社会个体的道德觉悟，他提出在国家治理中，这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可偏废其一。
公平正义。公平是指要按照社会的法律、道德或政策标准来平等对待社会个体，是制度、系统活动的一项重要道德品质。具体来说，一个社会的公平主要是指任何一个公民在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中应享有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分配结果的公平。正义是指公正的义理，主要体现为政治正义、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三个方面。不论国家性质如何，现代各国都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建设的理想目标之一。
毛泽东就曾提出，干部行使权利之时要坚持公平原则。胡锦涛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曾指出，只有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各方利益关系才能得到协调，社会各种矛盾也才能得到妥善处理。执政党在行政过程中坚持公平正义的伦理精神还能够给社会起到示范作用，影响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使之与行政人员共同遵守行政伦理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达到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的目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一国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廉洁奉公。我国自古便有廉政的行政伦理精神，而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也让中国共产党时刻牢记廉政的重要性。所谓廉政，即为政清廉，行政人员应不图私利、廉洁奉公。毛泽东在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问题上，便要求党员成为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和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中国共产党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它维护的并非某些个体或阶级的利益，这一性质也决定了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公事公办，而不能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反腐力度，这也体现了党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心。
知荣知耻，修身律己。荣耻是一种社会道德价值评判，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问题，江泽民曾对公务人员提出修身律己的要求，即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处世能够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胡锦涛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群众社会行为的准则和底线，更是行政人员必须坚守的基本道德。行政人员只有自身具备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才能够对群众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并在工作中做到以人为本、服务群众，不断提升行政水平。
行政伦理建设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行政伦理建设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法律体系与规章制度不完善，加之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了恢复经济上，这导致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开始贪图享乐，并利用公权谋私。这一现象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以反腐倡廉为主。1949年底，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要求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查处和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以及不良行政道德现象。在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改进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提高其思想水平。1951年底，我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整顿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等现象，仅在当年，便处理了近5万名党员干部，其中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8000余名县级以上的干部被查办或撤职。这些廉政伦理措施在当时取得了较大成效，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震慑了广大党员干部，使之遵循廉政原则，同时也将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清除出党员干部队伍，纯洁了行政组织。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行政伦理建设在廉洁奉公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这一时期我国的法律体系和规章制度都不完善，尚未形成行政伦理建设观念。
改革开放时期行政伦理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后，我国行政伦理建设有了关键性突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了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尤其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具备道德上的先进性，会议要求行政领导干部应做到公正廉洁、忠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同时要反对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我国总结了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并强调提升党员干部的道德素质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此外，在这一阶段的行政伦理建设中，党员干部除了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之外，还需要接受多方面的监督，这包括党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邓小平认为，要杜绝行政人员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不良习气，各级行政人员必须树立服务理念。为此，他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原则。
新时期行政伦理建设实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逐步与世界接轨，民主与法治建设也更加完善，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成为我国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新的发展，但同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愈加突出，这导致行政人员腐败现象加剧，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此，对行政人员加强伦理规范教育成为重中之重。
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申报收入。1997年，中国共产党又制定了针对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准则，这些都是行政伦理建设在法制上取得的成果。2001年，江泽民提出要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这成为新时期我国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不仅要求行政人员要做到廉政和勤政，还必须时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培养行政人格。2002年，胡锦涛对党员干部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强调行政人员要具备艰苦奋斗的精神。2012年，为了进一步惩治党内腐败，中央提出了“八项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反腐体制机制，到目前为止取得了明显成效。
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
缺乏完善的行政伦理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我国出台了各种条例规定，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等。2005年审议通过的《公务员法》，更是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迈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尽管如此，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的行政伦理法，涉及行政伦理的相关条例规定并不具备强制性，削弱了实施效果。现行的条例规定中，存在内容空泛、多应急、少治本的缺点。此外，我国行政伦理规范实施缺乏组织制度保障，如并没有明确规定各个行政部门的权责等，增加了发生伦理失范行为的可能性。
用政治思想代替职业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公共行政是一种专业化职业，因此它的从业人员也应具备相应的职业道德。但我国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这就弱化了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并将之与政治思想相混淆，认为行政人员应为政治服务。
一方面，行政人员并不具备正确的职业意识，认为自己应从属于政治建设，而非为大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是自上而下完成的，通过政治力量从中央逐级推向地方政府。这种建设方式能够让行政伦理规范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落实，同时也造成行政伦理建设过度依赖政治权威，而且一旦这种政治推动力量消失，行政伦理建设便失去了动力。
忽视行政组织伦理建设。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愈加精细，每个职业也都形成了自己的行业规范，这种规范通过职业个体行为体现出来，同时又需要依靠行业组织来维系。公共权力的特殊性要求行政组织必须在社会上发挥示范典型作用，但它同时具备自主性，当其与示范代表性发生冲突时，便有可能爆发集体腐败行为。因此不仅行政人员要遵循行政伦理，而且更要重视行政组织的伦理建设。目前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存在关注个体、忽视组织的现象，而组织的制度性权威往往能够压制行政职员的个体道德行为，因此加强个人行政伦理建设往往无法约束领导干部的道德失范行为。
缺乏专门的行政伦理监督管理机构。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道德伦理建设，很多发达国家还为此建立了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如美国众议院设有道德委员会，各州市也设有伦理办公室；韩国国会以及各级政府也都设立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我国在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监督管理机构方面还处于空白状态，并没有相应的专门职务设置和机构设置，这也导致行政伦理建设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仅依靠政治权威强力推进。在行政伦理监督上，我国也没有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而立法、司法等方面的监督也侧重事后监督，并没有行政伦理失范的预防监督机制。
完善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对策建议
完善行政伦理立法。行政伦理立法就是将行政伦理的原则以及道德要求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范，使之具备强制性。对一般社会人来说，道德是一种自觉自主的约束力，并不具备强制性，但行政人员是公共权力的运用者，而且他们自身也有追逐利益的驱动性，因此，不能对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平进行理想化想象，一旦他们利用公权力进行谋私，所产生的影响将极为恶劣，因此必须要有外在力量去约束和监督行政人员。
在现代国家的法制建设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行政伦理规范纳入法律体系之中，并形成了行政伦理规范专门法。将行政伦理规范法制化也是我国当前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行政伦理法规体系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定行政伦理法；二是明确公务员的服务伦理；三是制定专门的廉政法或反腐败法。
重视行政职业道德建设。随着社会进步，公共行政部门不再是政治活动的附属，而是一个独立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业领域，因此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便必须具备相应的职业道德。这关系到公共行政的服务质量和水平，而且由于公共行政部门的特殊性，这一行业的职业道德还对社会公共道德有较大影响。因此，我国在行政伦理建设中，必须加强行政职业道德建设。
在具体建设中，首先，要将行政职业道德与政治思想相剥离，明确行政职业道德的独立性，其不是政治思想的附属，也不需依靠政治力量来推行。
其次，要对行政人员进行行政伦理品质教育，人的道德并非天生就有，而是需要后天培养，因此，就有必要对行政人员进行伦理道德品质培训。
最后，行政人员自身也要加强学习，这既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学习，也包括一般知识文化的学习，知识的学习能够陶冶行政人员的伦理情感，从而巩固其遵循行政伦理规范的信念。
加强组织伦理建设。行政组织伦理的缺失，容易导致组织内的政策或程序助长行政人员的道德失范行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登哈特教授认为，政府的伦理建设就是要进行行政组织改革，具体包括四项改革内容：一是培养组织良心；二是保护那些违反组织政策和程序，但具备道德立场的人；三是对组织的分权和分工状况进行改革；四是将道德讨论作为组织活动的一部分，并提升其地位。
我国公共管理学专家张国庆教授则对行政组织的伦理内容进行了总结概括，认为其主要包括程序公正、组织信任、民主责任及制度激励四个方面的内容。我国在加强组织伦理建设过程中，要改革组织制度，鼓励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为其遵循行政伦理的行为提供良好环境。此外，要建设行政组织伦理，还需要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才能够促使行政人员在心理以及思想层面上形成良好的行政观念，并在实践中践行行政伦理。
建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监督机构。在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建设上，国内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我国需要借鉴国外做法，成立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另一种认为我国目前行政机构庞大臃肿，不需要再重新设立专门的机构，而可以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等监督机构行使行政伦理监督管理职能。不论通过何种途径，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能够独立行使行政伦理监管的机构。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明确行政伦理管理机构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行政伦理管理机构本身必须成为一个行政伦理组织，道德法规是它的建立依据，而同时它又是道德法规的贯彻者。
二是必须明确行政伦理管理机构的权责范围、机构设置、人员构成以及机构设置等，这样其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章可循的专业化组织。在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上，除了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外，还需要拓宽行政组织伦理的监督渠道，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让公民参与到对行政人员的伦理监督活动中来，这种监督将更有力量，对于促进行政伦理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分别为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共河北省委党校信息管理处副教授；本文系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建设创新型国家始终需要公正的呵护”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Z151272）
责编 /王坤娜 韩露（实习）
作者：秦学京 秦学燕
行政职业公共行政论文 篇2：
我国行政作风建设的理性思考
摘 要 本文简单介绍了行政作风的内涵以及现状，理性思考了我国行政作风建设的五个途径。
关键词 行政作风 内涵 现状 途径
一、行政作风的内涵及现状
行政作风是指国家公务员在行政工作实践中关于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良心、行政荣誉和行政技能等方面长期的习惯性表现。它是政府机关及国家公务员在其行政职业实践和职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体现其职业特征、职业道德要求和职业文化传统的一贯态度和行为风格。
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作风，作为政府一贯的行政态度和行政风格，是在长期的行政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也是在行政传统和相关文化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的影响下，经过教育、修养逐渐培养起来的。其中，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实践是行政作风形成的基础和根本途径；政府机构的组织制度、行政职业价值观念和行政职业传统等则是行政作风形成的重要机制或制约因素；而行政道德的教育和修养则是培养行政作风的最基本的手段。行政作风正是在这多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作风建设。总的来看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作风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良作风，比如办事效率不高、工作落实不力、虚假浮夸、奢侈浪费、玩风太盛、好个人主义等。这些不良作风虽然发生在少数部门和单位以及极个别公务员身上，但产生的危害却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各级政府机关的形象、干群关系的改善，影响着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决策的落实，而且还影响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行政道德强调政府机关及其国家公务员必须培养和养成良好的行政作风。
二、我国行政作风建设的理性思考
（一）健全和完善行政作风建设的具体制度。
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不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看，正在经历由传统行政向现代公共行政的转型，为了适应世界公共行政的发展潮流，必须要健全和完善行政作风建设的具体制度。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思考。
1、建立公共财政预算约束机制，从经济层面进行治理。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支出大幅度扩张，机构与人员减不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与外部财政约束软化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我国许多政府行政机构既收钱、又花钱，收钱多多益善，花钱不受制约。一些政府部门除了财政收入外，还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创收”，这就为人员扩编、机构膨胀和铺张浪费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持，也使得政府机构和行政官员的行政成本观念十分淡薄。治理官僚主义、改进行政作风，应努力提高政府预算与开支的法制化和透明度，将各级政府预算纳入各级人大批准与监督范畴，迫使各级部门真正转变工作作风，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压缩会议数量与规模，减少文件简报，控制各种形式的礼仪活动，停止各种剪彩、评比和迎来送往，领导下基层应轻车简从、不搞超标准接待及隆重的新闻报导。
2、构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治理官僚主义作风，制度的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和刚性。近年来，各级党政机关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规定，对官僚主义现象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太平官”、“混事官”、“铁交椅”和官僚主义作风仍然大量存在。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健全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坚持以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通过公开考试招聘选拔制度、竞争上岗与轮岗制度、任前公示与试用期制度、届中考察和离任审计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等用人机制来治理官僚主义，使“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促进公务员队伍结构优化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引咎辞职制度应成为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政作风建设应使道德与法规相结合。
当代社会官德水准的下降、不良行政作风的产生，难道仅仅是秩序、规则和法治的缺失吗？在精神与信仰的危机、灵魂无处安顿的情形吗？现实告诉我们：仅有政治与行政秩序的整合、行政道德规范的制定，而不配以行政官员道德素质与道德境界的提高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在实际的政治与行政实践中，我们缺少的不是约束行政行为的规范与制度，而是缺少遵守这些规范与制度的自觉性。总之，当前应该把道德与法规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般来说，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应该是个体道德修养与社会法规建设的结合，行政作风的建设也不例外。官德与行政作风建设，的确需要有某种具有普遍公度性的“底线道德”，即最广泛的可行性或可接受性道德规范，所以，需要道德法治化，需要社会法规建设。社会法规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其出发点是关注官员的行为，而它强调的重点则是规则优先，它着力强调的是规范控制、他律特征和约束功能，而其表现形式就是“禁止”与“被要求”。但是，政治与公共行政的领域仅仅停留在对官员“禁止”、“被要求”的“底线道德”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不符合公共行政的本质要求与公众对公共行政的价值期待。而且，公共行政的理性化和规范化程度无论多么高、多么系统，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理性化、规范化的体系，行政官员的心理、情感和信念对于行政过程来说，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影响因子，行政官员的人格与个性永远不可能被规则化，条理化。因此，在官德与作风建设上，不仅需要社会法规建设，也需要个体道德修养与社会道德教育。
（三）大幅度提高跨越道德底线的成本、风险与代价。
廉洁的反义就是腐败，它是对公共行政道德底线的跨越与践踏，因此，“反腐”与“倡廉”总是密切相联系的。腐败的基本含义只有一个，那就是“行使公共权力以满足私利”。制止行政人员跨越道德底线，除了从内在方面强化行政人员道德修养、提高行政人员道德意志外，还必须从外在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和体制安排，具体路径有两个：
1、从制度上大幅度提高腐败的成本、风险与代价。要通过制度安排保证具体的腐败活动要为之付出代价，不能使腐败活动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更不能使廉洁的行为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对此，胡鞍钢提出要从制度上大幅提高“四大腐败成本”，非常有见地。一是提高查处腐败的概率。二是加大法律惩罚程度，这包括受查处行政人员被判刑的轻重、腐败所得钱财追缴程度等。三是提高经济惩罚程度。我国应尽快对现行法律中涉及行贿者和受贿者的经济惩罚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应大幅度提高双方的经济成本，使之为腐败交易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四是加大精神或者名誉损失程度。最重要的方法是将腐败者信息公布于天下，给腐败者及其家庭与利益相关者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让其为腐败行为付出沉重的精神代价。
2、建立公正的“德福一致”的干部选拔制度。一个公正有序的干部选拔制度应当是德福一致的，让道德高尚的人配享幸福的生活。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行政人员的德行不仅是美好的，而且是有用的。如果行政人员生活在一种公正的选拔制度中，而且这种制度作出的体制性安排及其运作机制注定了行政人员在利弊权威之下，只有选择廉洁的道德行为才是最明智的，那么，行政人员守住道德底线就不是很难的事情。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又是稳定的，行政人员会在这种稳定的行为选择过程中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选择模式，久而久之，这种稳定的行为选择就会成为如黑格尔所言的人的第二本能。
（四）加强社会与专职机构的监督。
社会监督是指人民群众、新闻媒介等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社会监督的主体来源广泛、监督有力。要想彻底转变行政作风，扫除一切歪风邪气，必须在加强社会监督上下功夫、做文章，形成一种改进行政作风的倒逼机制。近年来，我国在加强社会监督方面已经作出了一系列举措，并取得了一定进步。譬如，于2008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极大地保障了群众和媒体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虽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成长中的烦恼”。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真心诚意、真抓实干地加强社会监督，就一定能够促进行政作风的明显好转。
加强监督，防止不正之风。目前，监察机构的地位和权力与其职能和责任不相称，使它难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要采取措施，保证监察机构较好地发挥作用。同时，要健全管理机制，要建立健全公务员任期年度审计和离任审计制度，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制度，民主评议制度，公务员廉政考察和廉政档案制度。要健全公务员的出口机制，通过届中审计、政绩考核、民主评议、竞争上岗、情况公示等方式，采取合乎法律程序的方法，疏通出口，始终保持公务员队伍的精干、优质、清廉、高效。
（五）实现中国特色的四权分立。
关于权力的制衡，在此笔者大胆提出实现中国特色的四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检察的分立。其中行政长官由党员普选产生，司法、检察权收归中央高度集权。司法、检察，互不隶属。两者共同监督地方行政，并互相监督对方。其中还可以考虑以检察机关监管新闻。行政、检察、立法归执政党掌管，司法则可以由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管理。具体来说，改造政协为法协，逐渐发展成全部由法律界人士组成的机构，其人员就可以按比例包括执政党、参政党、无党派人士。将民主党派的力量集中于司法权，与执政党的纪检大权并行，这样可以切实有效的实现民主党派和执政党的互相监督。检察机关的人事任命掌握在中央政治局手中，检察机关变成最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的机构，这样检察机关会有很大的实际权力。司法机关集中大量民主党派人士，掌握的是最刚性的权力——法律，但这个权力也是最依赖实证的，司法机关基本上会变成对法律条文负责的机关。这样安排权力结构可实现有效的权力制衡，也完全符合我国宪法中关于执政党、参政党关系的规定。立法、行政、检察三大权力足以保证执政党贯彻实施其执政意志，而集中参与司法权的民主党派则可以依据法律武器，表达对执政党执政水平的监察。□
（作者：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文化与伦理）
参考文献：
[1]刘祖云．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伦理审视.人民出版社，2006．
[2]毛新伟．培育良好的行政作风.政治建设，2003,7.
[3]周洒琴．试析国家公务员的行政作风.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2.
作者：刘 虎
行政职业公共行政论文 篇3：
比较视野中的国家与政府
摘 要：行政伦理是判断一项行政活动是否正确的标准之一，在公共行政领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行政人员的伦理意识和伦理道德对当前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及文化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的频发，使得行政伦理研究成为学术界新的潮流方向。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历史传统、民族心理、地域空间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行政伦理在价值文化观、伦理责任观等方面的差异，比较中西方在行政伦理方面的不同，为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伦理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中西方;行政伦理;比较研究
一、中西公共行政伦理的历史渊源
1、中国传统的行政伦理渊源最早起源于西周政治伦理范畴中的“德”与“孝”。还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墨道法，儒家的“礼与仁”、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法术势。”及一国之主的政治管理思想、政治品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忠”、“ 信”、“ 廉”、“智“的伦理规范。
2、至西方的公共行政成立伊始，行政伦理便油然而生，其建立在法律的规范和契约关系之上，不同于中国的仁政和礼治，而是对法律的信仰。西方传统行政伦理的历史渊源源于对政治思想、宪法理论、社会责任及其他公共利益等的内容上。西方传统行政伦理包括多个方面，个人价值、工作价值、伦理价值及公共利益价值等内容上。
二、中西公共行政伦理文化差异比较
由于中西方在地域、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在文化比较方面，中西方行政伦理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同。
1、中国传统的行政伦理文化主要强调的是仁政礼治，是一种人治德治主义（以德行仁、为仁由己、由己而人）注重贤人政治，强调对权利的信仰，权力至上、道德约束法律，以对权利的信仰代替对法律的信仰、政府本位、君臣意识。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缺乏“民本位”的意识，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传统，以至现代的公共行政缺乏明显的法律规范和民主意识。
2、西方的传统行政伦理文化更加强调对法律契约的追求，是以“法治”为核心的行政伦理文化。注重法律对行政的约束，强调的是“法律至上”，“民本位意识”的行政伦理文化。
三、中西公共行政伦理价值观的差异比较
在行政伦理价值观比较方面，中西方行政伦理的比较是体现在“性恶论”和“仁爱”、“仁义”之间。
1、西方国家是以“性恶论”为核心的行政伦理价值观。主要内容为“公平报酬”、“客观责任”、“私人利益”现代行政伦理价值。其中，“公平报酬”是指西方功利主义者强调“公平报酬和平等权利”。 “客观责任”是由于对人性存在着普遍疑惑，而对于工作人员的主观义务，西方国家抱有消极的看法，所以西方国家注重的是通过法制建设等外部控制方法培养工作人员的客观义务，对于这些人员的主观意识，再辅之以道德和教育强化，所以呈现出浓重的法治色彩。在西方国家，“私人利益”是靠个人主义来定义的即所谓的公共利益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公共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或集合。只有把公共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才能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2、而中国的核心行政伦理价值观以“仁爱”、“仁义”为主。其主要内容是指“公平公正”“主观责任”“整体利益”现代行政伦理价值观。但中国以性善论为基础，这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政府公平公正的伦理价值观是追求社会平等、财富均等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的传统过于注重人性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行政伦理中一直试图通过“德教”“正己”“修身”的内省式的方法控制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同时辅之以刑法、法律规章等外控方式来控制行政人员的客观责任，所以，“人治”色彩较为浓重。中国的传统利益观是重视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对行政人员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
四、对加强转型时期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思考
1、加快公共行政伦理的立法建设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行政伦理法”等相关法规的具体法令，日前的行政伦理多是以规范化和纪律化的形式出现，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致使行政伦理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受到影响。然而，在国外，行政伦理立法却有这方面经验，因为它是行政人员的行为标准，同时也对建立、完善、稳定行政伦理制度，改善行政人员的伦理行为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的行政伦理立法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同时，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找出真正适合中国文化的具体的行为伦理规范，而不能简单的照抄照搬国外行政伦理法律规范。
2、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公共行政伦理监督机制
我国的行政伦理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其一，缺乏独立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造成监督不力;其二，监督环节有疏漏。平行的制约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相对较弱，社会监督和公民参与力度不够，造成监督盲区;其三，预防监督环节较薄弱。我国在决策往往忽视事前预防性的监督，但是决策的重大失误仅仅事后惩罚是远远不够的。
至此，一是强化监督职能。众所周知，道德是监督中最主要的手段和工具。所以立法、行政、司法、群众以及党的监督都可以采取事前监督。但是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要相互连接，取长补短，才能建立完善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绝对不能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二是设行政伦理评议机构，加强群众监督。三是加强道德监督功能，使行政主体所在组织执照道德规章和道德制度办事。
3、重视行政官员的行政职业道德教育和行政职业伦理意识的培养，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价值观。首先对公共行政部门开展公务员行政伦理培训。主要包括伦理价值观、公共服务伦理准则、原则化思考和伦理决策模式等相关内容。通过提供教育和培训，以信息传递的方式推进行政主体对伦理标准的认识和理解，让伦理道德内化为公务员的个人操守;其次，要树立与培养行政伦理人格为行政伦理的价值目标，从行政他律与自律，即行政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两个环节着手。
五、总结
通过比较发现，中西方传统行政伦理有很大不同，中国现代行政伦理可以借鉴西方行政伦理思想某些方面，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行政伦理。经过双方文化比较，我们既要保留中国传统的“德治文化”，也要吸取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西方的法治精神是值得借鉴的，因为中国传统的道德属于自律，同样需要国外法治精神的他律性的强化。双管齐下才能真正建设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伦理体系。
参考文献：
[1]张晓彤.我国服务型政府建构中的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研究[D].山东大学学术论文，2013，（3）.
[2]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刘丽娟.中西方行政伦理比较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陈媛.中西方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的比较与启示—以美国、韩国为视角.中国市场2011年第35期.
作者简介：周敏，女，汉族，云南临沧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13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
杨蕾，女，汉族，山东潍坊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13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
作者：周敏 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