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2022-04-19

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和国务院同意的专项规划编制计划，我国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日前已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完成并正式发布。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外债法律制度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外债法律制度研究论文篇1：

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理论设计

摘要：截至2010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8473.38 亿美元，与2000年的1655.74亿美元相比，增长了大约17.2倍。巨额的储备和较快增长与巨额保有，引发了我们对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探讨与关注。本文利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理论，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同时尝试设计了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区间，并对该区间进行了必要的修正。

关键词：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理论区间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1974.91亿美元。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额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25%，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规模的适度性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一、当前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分析

1. 基于Triffin模型的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 Triffin）的储备/进口（R/M）核定外汇储备的比例分析法，即把满足进口需要作为衡量一国外汇储备的标准，该比率在20-50%之间为适度，一国的外汇储备最低应能支持至少3个月的进口对外汇额的需求，标准值是应该能够满足3-6个月的进口对外汇的需求①。由于这种方法简便易行，被IMF所接受。按照特里芬的理论，根据中国1990年至2010年的进口额，以当年进口额的30%来计算中国外汇储备适度量的话，经计算可得到理论储备额（见表1）。根据表1数据，运用Excel的方法将中国的实际储备曲线与特里芬的理论储备曲线作对比图1，我们发现1990-1993年中国实际的外汇储备规模与进口额的30%一直非常接近。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之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逐年增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减缓。2000年之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远远高于适度的水平②。

2. 基于Alan Greenspan模型的分析

Alan Greenspan认为外汇储备规模必须考虑到资本流动，即储备必须考虑短期外债的数量③。Bussiere和Mulder（1999年）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期预警系统的分析提出，保持一国的对外支付的高度流动性可大大降低国内经济出现危机时抵御外部袭击的脆弱性，该理论主张外汇储备数量至少应能够保证偿还短期外债。外汇与短期外债余额的比值是一国清偿能力的重要标志，国际警戒线为100%。按该理论所言，根据中国1986年至2010年9月的短期外债余额的水平，若按照当年短期外债余额的3倍计算中国外汇储备量的话（考虑金融危机和热钱流动等因素），经计算可得到理论储备额（见表2）。

1994年中国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超过了3倍短期外债余额的适度水平，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外汇储备增速减缓，但仍处于适度水平上。2001年以后由于外债余额按照新口径统计，使登记的债务余额增加了3个月以内贸易项目下的对外融资余额，致使中国短期外债余额有所上升，2001年的实际外汇储备额与适度外汇储备额比较接近。此后，实际外汇储备与适度外汇储备量发生了较大的偏离（见图2所示）④。

3. 基于Pablo Guidotti模型的分析

Pablo Guidotti提出了各国将自身的外部资产和外债进行相关性管理的理论，即外汇储备数量应能保证偿还一年需要偿还的外债。外汇储备/外债余额的值反映一国对全部外债的清偿力，警戒线为30%，一般水平为30-50%。该指标反映了一国以外汇储备资产清偿外债的能力。按照惯例，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比率一般以40%为宜。按照该理论，根据中国1986年至2010年9月的外债余额，以当年短期外债余额的40%来计算中国外汇储备量的话，经计算得到理论储备额（见表3）。根据表3数据作对比，我们发现1994年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大幅增加，超过了外债余额的40%，1997年后外汇储备增速减缓，但仍属于适度规模，2000年后我国外实际外汇储备额与外债余额40%的适度储备量之间发生了偏离⑤。

4. 基于Johnson模型的分析

Johnson在1958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的顺差意味着对本国货币的需求较大，而逆差表示国内货币供给过多，外汇储备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可以反映一国经济规模对外汇储备量的需求⑥。该指标在国际上并没有确切的标准量化比例，即外汇储备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应保持何种水平为合理并无统一标准，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该比率以25%为合理。按照该理论，根据中国1994年至2010年的GDP，按当年GDP余额的25%来计算中国外汇储备量的话，经计算得到理论储备额（见表4）。根据表4数据作对比，我们发现2000年开始，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有所加快，逐渐接近了适度水平，2003年开始渐渐高于了适度水平。

二、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理论框架

1. 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

首先，进口付汇对外汇储备的需求。进口形成了中国外汇储备支出的主要用途之一，根据特里芬的理论，适度外汇储备与进口比率的适度值应该在20-40%之间⑦。从时间安排来看，最低的外汇储备额应该是能支持一国3-6个月的进口。根据中国的情况，由于我国国际收支运行机制的稳定性与发达国家不同，所以我们主张选取该指标的上限，即40%的进口作为中国外汇储备适度值。

其次，偿还外债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中国外债余额是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之二。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的比率反映一国是否拥有充足的外汇偿还外债，该比率越大外债风险越小，反之风险则越大。截至2010年9月末中国外债余额为5464.49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余额为3694.41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67.61%。由于外汇储备/外债余额比值一般以30-50%为宜，从安全层面考虑，我们选取上限50%作为我国外汇储备偿付外债需求的适度值。

再次，干预外汇市场对外汇储备额的需求。中国现阶段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市场化。届时为了抑制汇率的波动，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需要利用外汇储备专门建立外汇平准基金，根据国际惯例其额度大约应为全部外汇储备的15%。

2. 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理论水平

考虑上述因素，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应包括：年进口额的40%、外债余额的50%、外汇平准基金占外汇储备额的15%，如果以此作为确定我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主要因素，那么，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理论水平应为：

R=Q+D+G

其中：R为适度外汇储备量；Q为年进口额的40%；D为外债余额的50%；G为实际外汇储备的15%。经过计算得到中国适度外汇储备的理论值详见表5。

3. 对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理论水平的修正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应该进行必要的修正，因为除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因此，中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应该是处在一个控制区间即可，模型修正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逆差的概率、直接投资返本付息、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突发事件的应对和金融安全等。由此，中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应选取一个浮动区间，在此区间内的外汇储备量均可视为是基本合理和适度的⑧。因此，我们假设这个浮动区间为：在年进口额的40%、外债余额的50%、实际储备的15%之和的基础上，正负浮动30%。因此，将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模型可以修正为：

上限：R=（Q+D+G）+（Q+D+G）×30%

下限：R =（Q+D+G）―（Q+D+G）×30%

该上、下限区间可见图3，这一区间即是我国

外汇储备的合理区间，只要将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控制在此区间之内，即可视为基本合理。2003年前，中国的实际外汇储备量基本在我们所测算的适度范围之内或接近该范围，2004年开始，中国实际外汇储备超出了适度规模的范围，出现了大量的超额储备，这意味着存在资产的闲置与浪费，同时机会成本亦会随之升高。因此，依据上述适度储备区间理论，严格控制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使其始终处在合理区间之内是中国外汇储备数量管理的关键⑨。

三、保持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政策建议

1. 建立强制性的外汇储备法律保障制度

制度作为一种规则，形成对社会活动的约束。为保证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适度，积极制定和尽快颁布《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法》是当务之急⑩。目前我国法律制度中《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和第32条对外汇储备经营有原则性的规定；在《外汇管理条例》中对外汇储备的界定也比较粗略，显然这一点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大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符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法》应就我国储备资产的种类、规模、性质、用途、职能、管理机构、管理方式、管理权限、使用程序及管理模式等做出准确的界定和相应的安排，从而改变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管理与使用上无法可依、被动、盲目、政府行为、长官意志等问题，这样既可避免外汇储备的无序增长、高机会成本、高风险运行及政府随意挪用等问题的发生，又能使储备的管理有法可依。

2. 健全外汇储备管理的组织制度

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是由中央银行代为管理，尚无专职的外汇储备管理的组织机构。由于中央银行肩负着宏观货币政策决策、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发行货币、公开市场调控等重要职能，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英、美等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设立了专职机构管理外汇储备，很多国家都采用财政部模式进行外汇储备的管理。新加坡、挪威等国都先后设立了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提高外汇储备的专业化管理水平，提高盈利能力，改变单一的外汇储备管理方式。这些良好的模式和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与借鉴。

3. 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度是货币汇率随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下，国际收支可以得到汇率杠杆的有效调节，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无序增长的局面也会得到有效的遏制。在浮动汇率条件下，为保证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可以利用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中的超额部分，建立外汇平准基金，通过市场干预的方式来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既可以推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又可以削减超额外汇储备，使中国外汇储备接近适度的储备规模。

4. 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处于绝无仅有的历史高位，考虑到制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上限因素，目前要考虑的是：第一，必须控制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第二，必须考虑采取相应办法适当减少超额外汇储备，如建立外汇平准基金、鼓励和促进资本输出、放松对外汇的管制等。第三，建立监控机制，对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与适度值之间进行定期监测与测算，维持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使其始终处于适度的区间之内，做到既可满足外汇储备的基本职能需要，又可降低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利用超额外汇储备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0页。

② 刘立新：《中国外汇储备迅猛增长的原因》，《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66期。

③⑥ 刘惠好：《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155页。

④ 孔立平：《我国外汇储备的过剩及其运用》，《新金融》2006年第1期。

⑤ 高峰：《多少外汇储备才算合理》，《金融经济》2011年第13期。

⑦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⑧ 李强：《中国外汇储备影响因素分析》，《知识经济》2009年第4期。

⑨ 陈文正：《中国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的再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⑩ 林华昌：《中国外汇管理立法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上海金融》2008年第6期。

作者简介：刘艺欣，女，1960生，吉林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117；张玉纯，女，1963年生，吉林扶余人，吉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吉林长春，130117；张力，女，1956年生，河北乐亭人，吉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吉林长春，130117。

（责任编辑陈孝兵）

作者：刘艺欣张玉纯张力

外债法律制度研究论文篇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答记者问

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和国务院同意的专项规划编制计划，我国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日前已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完成并正式发布。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问：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了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该项规划的定位和作用?

答：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务院同意的专项规划编制计划，在广泛征求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国务院40个部委、直属机构和11家行业协会，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及部分研究机构、企业、专家学者的意见基础上编制形成的。规划在总结“十五”利用外资的总体情况，分析“十一五”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及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十一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重要指南。

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是我国首次对外公布的利用外资5年规划，这也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快形成稳定、透明的外资管理体制和公平、可预见的政策环境的重要举措。

问：您对“十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基本情况是怎么看的?

答：“十五”期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崭新阶段，利用外资也迈上了新台阶。“十五”期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约383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约2860亿美元，境外发行股票筹资约380亿美元，借用国外贷款约46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九五”的实际完成额。主要特点：一是外商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投资方式更为多元化。二是承接新一轮国际制造业转移取得显著成效。三是服务业全面履行人世承诺，对外开放取得明显进展。四是借用国外贷款平稳增长，有力地支持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五是外债管理能力进一步增强，外债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六是利用外资的法规政策不断完善，管理水平逐步提高。

同时也要看到，“十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长期存在的引进外资“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不计成本盲目招商引资，片面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行业龙头企业被外资并购情况增加。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水平总体比较低，与东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差距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技术外溢作用不够突出，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滥用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现有的利用外资管理体制亟待完善，部分现行政策不利于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在“十一五”期间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问：“十一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将呈现哪些新的变化?

答：从区域结构看，随着东部地区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中西部地区将迎来利用外资的良好机遇，顺利实现外商投资的梯次转移将成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面临的重要任务。从产业结构看，“十一五”时期将是中国服务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外资加速进入的行业。从投资规模看，由于国内传统制造业投资已出现饱和趋势，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和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将加大外商投资的成本并对“十一五”时期外商投资的增速产生较大影响。从利用外资方式看，国家和企业信用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其他相关体制的改革不断推进，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和国内投资银行业的日益发展，为我国以多种方式利用外资、降低金融风险创造了条件。国内传统产业布局已基本完成，新建投资与企业并购都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

问：“十一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妥善处理好利用外资与国际收支平衡、利用外资与用好国内资金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推动建立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增强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在扩大开放中积极主动抵御和化解各类风险，切实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进一步巩固、发挥和创造我国的比较优势，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与竞争。

问：“十一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战略目标是什么?

答：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使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切实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切实把利用外资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发挥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引导、辐射作用，促进我国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提高；努力实现外商投资从简单的加工、装配和低水平生产制造层次进一步向研究开发、高端设计、现代流通等新领域拓展，推动我国成为世界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基地之一；较大程度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利用外资的规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增强东部地区经济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积极、合理、高效地借用国外优惠贷款，更加注重贷款使用的质量与效益；加强对外债结构和使用方向的调控，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利用外资总规模要在“十五”基础上保持平稳增长；利用外资的管理体制更加合理有效，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

问：规划对“十一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提出了哪些主要任务?

答：规划对“十一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提出了八项主要任务：引导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稳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建立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提高利用国外贷款的质量和效益；加强对外债的宏观监测和全口径管理。

问：规划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建立更加公平、完善的外商投资环境方面提出了哪些主要政策措施?

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研究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修订颁布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修改完善加强外汇管理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涉外法律体系。

减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切实依法规范和简化办事程序，为企业发展创造公平、可预见的政策环境。积极推进海关大通关建设，大力提高通关效

率。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侵权行为，切实保障中外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合法权益。加强社会信用基础体系建设，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建立诚信社会。

加快建立包括外商投资(含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它投资)和借用国外贷款在内的全口径的外资统计体系，全面监测、准确反映外资动态。密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的动态和重点国家利用外资政策变化，积极科学应对，保持我国对高质量、高水平外资的吸引力。

问：规划对“十一五”期间引导外商投资产业和区域投向方面提出了哪些主要政策措施?

答：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动态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遏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制定有关规范加工贸易发展的规定，健全加工贸易投资准入机制，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修订《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进一步缩小内外资企业进口设备免税待遇差距，最终实行统一的进口设备税收政策。

严格遵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承诺，制定并发布促进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有关规定，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的领域。研究逐步放宽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在地域、股权、业务范围等方面限制的政策。积极、稳妥推进垄断性行业和领域对内外资统一、有序开放。制定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到境内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投资房地产的管理办法，防止短期国际资本通过房地产对我国经济、金融形成大的冲击。

修改完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有效引导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方向。制定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和实施细则。

进一步规范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购买境内股票、债券，规范境外机构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在加快资本市场对内、对外开放的同时，引导证券投资资金有序、可控流动。

问：规划对“十一五”期间利用外资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要政策措施?

答：制定完善外商投资项目的能耗、水耗、占用土地等准入标准，依法对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实行强制淘汰高耗能、高耗水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的制度。加强对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环境保护监管，加大执法力度，实行清洁生产审核、环境标识和环境认证制度。研究制定支持外商投资环保产业的综合性鼓励政策，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研究制定规范的外商投资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准入政策，严格外商投资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准人条件。制定和完善鼓励外资投资节水、节能、节材和加强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以及转让先进技术的相关政策。

问：规划对“十一五”期间利用外资促进建立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方面提出了哪些主要政策措施?

答：制定并发布引导外商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把高端加工制造环节、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的综合性鼓励政策，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生产制造、配套、服务和培训基地，制定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国内企业进行研发合作的配套政策，更好地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完善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政策，鼓励外商投资项目更多地采购国内先进设备和技术，为国内成套装备、先进适用技术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制定防止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制约我国自主创新的规范政策，增强我主动参与知识产权规则制定的能力。

完善鼓励和规范外商在我国进行风险创业投资的管理规定，加快出台有关配套政策，借鉴国际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健全外商进行风险创业投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健全鼓励海外留学人员、海外侨胞专业人才回国创办高技术企业的政策体系。制定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我国投资和工作的税收、出入境、工作许可等相关配套政策。

问：规划对“十一五”期间借用国外贷款管理方面提出了哪些主要政策措施?

答：继续完善对国外优惠贷款的管理，规范贷款的审批和使用程序，完善贷款的转贷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率。要按照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拓展新的贷款领域，开拓新的贷款方式。加强与多边和双边国外贷款机构的协调与合作，在不断吸收其经验和技术的基础上，提倡积极互动。

落实促进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利用国外优惠贷款的具体措施，在贷款比例、配套资金、配套政策方面提供支持，在贷款规划方面给予倾斜。充分发挥国外贷款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推动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建设。

修订完善国际开发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和使用发债筹集资金在境内进行股权和债权投资的有关规定，制定和完善我国企业在境内发行外币债券的管理办法，规范和支持国内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进一步完善规范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理的管理办法，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促进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问：规划对“十一五”期间外债风险监控和管理方面提出了哪些主要政策措施?

答：进一步完善外债风险的预警体系，充实完善外债监控指标。有效调控合理的外债结构和使用方向，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债、我国企业在境外设立机构的外债以及我国或有外债的管理和监测，加大对短期外债的调控力度，使外债管理与外汇管理有机结合。

加强对国内企业外债风险管理的宏观指导，规范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加强对衍生产品交易产生的或有外债的管理，促进国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进一步改革外债管理模式，对不同的融资实体实行分类管理。推进内、外资企业外债管理的国民待遇，有效监控境外企业外债风险。研究提出对国际商业贷款总量控制、全口径管理的有效方式。

问：规划对“十一五”期间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公共利益提出了哪些主要政策措施?

答：加快出台《反垄断法》，加大反垄断工作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进一步细化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敏感性行业的发展政策，完善外资产业准入制度；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确保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加强税收监管，遏制外资企业通过转移定价、关联交易等手段转移利润。

建立合理的、符合国际惯例要求的企业资产价格评价机制，防止外资并购过程中国内资产和权益受到损失；在合资企业增资过程中依法维护中方的合理权益，保障被并购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坚决制止土地低价格转让等损害我国利益的招商引资行为，继续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本栏目策划、编辑：苏小梅)

外债法律制度研究论文篇3：

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基本条件和途径

摘要:本文对我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初始条件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中国并不完全具备开放资本账户的条件。在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和外汇储备等方面，中国的情况比较乐观;在金融体系､微观主体等方面，中国还有较大的差距。从实践看，这些差距的弥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中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来逐步完善初始条件的结论。

关键词:资本账户;对外开放;基本条件;途径

一､开放资本账户的基本条件

根据开放资本账户的国际经验，实现资本账户成功开放的必要条件应包括:

(一)宏观方面

1､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这是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一国物价稳定､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公众心理预期向好，则该国抵御内外部冲击的基础就牢固，反应就更及时､灵敏，就能顺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能实现预期目标。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标志是低通胀率。通货膨胀会造成实际汇率水平的上升和经常项目的恶化，使外部平衡不能实现。高通货膨胀时期，货币替代和资本外逃就日趋严重。所以，在资本项目开放前或进行中，政府必须实行连续一贯的平衡财政政策，并实行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开放资本账户之前政府应当尽力降低财政赤字，并对剩余赤字采用非通货膨胀的方式融资，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防止因资产重新定价引起利率､汇率巨幅变动后引起国内金融动荡。

2､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开放经济“三元悖论”下大国的必然选择，因为在开放资本账户后，如果出现汇率､利率升值等问题，必要的政府紧急援助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不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则有可能产生政府制度失灵引起官方信用风险，引发货币危机，导致通货膨胀。

3､严密的金融监管。在一国金融由抑制转向自由化过程中，通常金融业的寡头或垄断格局极易产生获取暴利的可能性。因此，监管就变得很重要。为此，监管部门应仔细制定各种金融政策，建立灵活的市场利率体系，重建､调整国内金融机构，更清晰地规范､巩固国内金融制度，对任何有大量坏账或不能履行还款责任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整。

(二)微观方面

1､市场机制健全。资本账户开放以国内健全的市场机制为基础，只有市场机制健全，国内利率市场化才能实现，也只有这样，开放资本账户后利率､汇率的剧烈震荡才不会引起国内出现混乱。

2､储蓄､投资增长。资本账户开放前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要确实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得到深化，即个人金融资产增加，且增势明显;相对于真实资产的增长，货币总量占GDP的比重呈增长态势;长期信贷可供量和证券市场规模明显扩大。

3､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消除了金融抑制。做到制度建设到位，能够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市场准入机制健全，实现进出自由;市场体系完善，资金能够在各子市场之间实现充分流动;市场工具齐全，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的避险场所;法律制度完善，能够做到有法必依。

4､新技术､新工具的采用。国内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应与国际上通行的工具相一致，做到国外金融机构愿意进入，国内金融机构能与国外金融机构竞争。虽然这会加大风险，但也会加剧竞争，提高效率。

5､开放资本账户的时间表及执行也很重要。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策略和激进式改革策略各有利弊，关键是每一个国家应认真考虑本国国情进行选择。

二､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初始条件分析

本文用综合国力的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经常账户的开放､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全､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健全等指标来进行评价。

1､综合国力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已明显增强。自1996年开放经常账户以来，中国每年的GDP增长率均在7%以上，2002年GDP超过十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七位。可见中国已具备较强的综合国力，可以一定程度地应付开放资本账户过程中将遭遇的冲击。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中国仍需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按当年价格计算，中国在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601美元左右。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均已达到2000-3000美元;从要素生产率上看，目前中国的要素生产率还较低，远未达到当时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2､宏观经济状况评价。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体现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呈持续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的财政赤字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在资本项目开放前还有减少乃至消除财政赤字这项艰巨任务，通过资本项目的开放来获得对赤字的融资只能救一时之需。此外，我国的物价水平在最近20年经历了较大的波动，最高通胀率达两位数。虽从1997年以后，通胀压力不大，但今后长时期内，建立反通胀的稳定机制仍是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97年以后，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基本保持“双顺差”局面。但这几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数额过大，这一现象相当程度地说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资本外逃。如开放资本项目，必导致更严重的资本外逃和经常项目的恶化。

3､国内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从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状况看，经过多年来的金融改革，中国已建立了主要包括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多层次金融体系。然而，总体而言，与国外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竞争力弱，结构还是很单一，内部机制不健全，提供的金融服务较少。

从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看，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信贷､保险､证券､信托在分业经营规则下正日臻完善，但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相比，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尚有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货币市场发展极其滞后。首先，市场呈现分割状态，始终没有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统一的市场仅局限于同业拆借市场。其次，货币市场工具缺乏，质量不高，致使货币市场上交易量日渐萎缩。再者货币市场监管力度不够，资本市场尚不健全。此外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低。突出表现在股票市场的境外筹资能力较弱，以股票发行和上市为例，境外远远低于境内。利率自由化还未实现，处于严格的管制中。除民间借贷外，具有市场性的只有同业拆借利率。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看，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尚不健全，以及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外汇市场存在交易主体过于集中､交易工具单一等问题，使得人民币汇率变化缺乏弹性。加上央行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过度干预，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9年间，波动幅度越来越微小。中国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演变成实际上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安排，失去了调节功能。

4､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表现。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但要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必须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能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运用状况。面对1996年之前的高通货膨胀，中国采用了“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面对1997年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国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了调低利率､增发国债等措施，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货紧缩的势头基本抑制，经济增长率稳定在7%以上。这说明，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整体是成功的;金融政策工具的发展状况。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将货币供应量视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在间接金融政策工具的开拓和运用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债务存量不断增加，且外债结构不合理。从2001年，我国中长期外债比逐渐下降，短期外债比快速上扬，2005年短期外债比达55.6%。短期外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比例过高会加剧一国的债务风险。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的自由流动会给投机资本可乘之机，后者会通过短期外债的形式大量流入然后对一国经济造成冲击。因此合理控制短期外债比例对资本账户开放后的经济稳定事关重要。

5､微观经济主体状况。企业作为中国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其竞争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关系到自由兑换条件下人民币的稳定与否。就目前的情况看，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仍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求发展的经济主体，还不具备灵活的机制以适应资本账户开放后国际资本流动､利率和汇率变动所带来的冲击，国际竞争力极其薄弱。

对以上条件的检验表明，中国并不完全具备开放资本账户的条件。在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和外汇储备等方面，中国的情况比较乐观;在金融体系､微观主体等方面，中国还有较大的差距。从实践看，这些差距的弥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中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来逐步完善初始条件。

三､资本账户开放的推进途径

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和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发育的程度，我们认为，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应坚持如下原则: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证券。

1､流入流出方面。我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出发点是利用外资，在以前的开放实践中一直为资本流入创造便利，今后的改革要始终坚持这个原则。

2､长期和短期资本交易自由化方面。一是长期资本流动先于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长期资本以追求长期利益为主，相对比较稳定，可逆转性较小，因此先放开管制一般风险较小。而短期资本一般是投机性资本，以追逐短期利益为主，波动性很大，一般也较难以监测，风险控制的难度较大，多数应该放在较后的位置。二是有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如直接投资和贸易融资先于无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自由化如发行证券､有价证券投资､金融信贷等。三是间接与实物部门有关的交易如证券发行､海外借款资助企业对外投资等交易的自由化应先于与有价证券有关的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四是居民国外交易先于非居民国内交易自由化。这其中大致又应遵循以下的次序规则:首先放开居民到海外实业部门投资和非居民对国内直接投资的限制，然后放开对居民海外有价证券投资的限制，接着放开非居民对国内资本交易的限制(对非居民股票投资的自由化应先于对债券投资)。

3､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一是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金融服务先于其他种类的金融服务。放开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金融服务，不仅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的内在要求，同时由于有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交易做背景，一般风险也较容易控制，所以可以先行放开。二是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先于非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先自由化有助于提高居民金融服务的竞争能力和改善国内的经济条件，一般应该先行放开。二是居民在国内设立的分支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先于它们跨国提供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允许非居民跨国界提供金融服务，将加大国内金融产业的竞争压力，损害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因此一般较后放开。四是与金融部门无关的资产管理和咨询服务的自由化应先于与金融部门有关的经纪和证券承销服务。

4､外汇兑换交易自由化方面。一是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有关的外汇兑换交易的自由化应先于无交易背景的外汇兑换交易。也就是说，有实际需求支持的外汇兑换的自由化应先于其他类型的外汇交易。二是放开外币对外币的交易和单方面转移的交易如非居民的捐赠､赠予等。三是放开非居民卖出本币购买外汇或居民卖出外汇购买本币的限制。四是放开非居民卖出外汇购买本币或居民卖出本币购买外汇的限制。五是放开居民的单方面转移､货币交易，以及本国货币的有形流动。

5､推进QFII､QDII业务的发展。我国QFII政策从2002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得到批准的QFII不断增加，到2006年末共批准44家银行申请从事托管业务，额度达90.45亿美元。但是，从目前的实践看，QFII目前仍有“瓶颈”待破，集中体现为准入条件太严格。一是对QFII的定义太窄。许多国外机构投资者并不在我国允许之列，这反映了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分业经营，以分支机构制设立商业银行的思维与国际化潮流还不能实现有效对接。二是对QFII的投资数量限制太死，这无疑一方面将国外大量守法的机构投资者拒于中国证券市场大门外，另一方面，对QFII规定如此大的投资规模，显然与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结构不相一致，有“牛刀小试”之嫌。为此，必须及时调整思路，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以达到引入QFII和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双赢”的局面。

与QFII相对应，QDII是那些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容许本地投资者进行境外投资的一种机制。出于对资本外流以及恶性投机行为的担心，相关国家在具体制定这一制度时往往附加较严格的条件以避免不良影响的出现。它也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监管的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在日常监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方可走上前台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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