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案下石油工业论文

【摘要】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未来全球性竞争将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趋势，而石油则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在综合分析中国海外石油投资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目前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法案下石油工业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新法案下石油工业论文 篇1：

议会活动：分析预测国家风险的又一角度

【摘要】议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前，一方面世界格局正处在变革调整时期，另一方面我国正在加快“走出去”战略实施步伐。关注国外议会活动，根据其特点和规律，可以有效地分析、预测国家风险，增强应对风险与挑战的主动性，更好地保障我国海外经济活动利益。

【关键词】议会活动 国家风险 对外贸易与投资

国家风险涉及一国的政治、社会、法律、宗教、经济、金融、外债等多个层面，通常表现为战争、动乱、重大的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的变化等。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各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世界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地缘政治出现新动向、新趋势，国家风险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国正在加快“走出去”战略实施步伐，对外贸易与投资活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日渐增多。关注项目所在国的议会活动，是分析、预测国家风险的一个有效途径，可以更好地保障我国海外经济活动利益。

从议会审议事项看法律和政策决定

当今世界，代议制被绝大多数国家视为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西方民主模式的议会制度被广泛推行于发展中国家，议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各国议会在结构、功能上有所差异，但却有许多共同特征，议会审议通过的法案、事项等议案是导致国家风险变化的重要因素。

通过立法决定国家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及其他公共政策。立法是议会的第一职能。在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经济正处于改革转轨时期，无不通过立法手段为政策转型提供法制基础，而这种政策转型相对于其他国家既有的经济活动，恰恰形成新的国家风险。以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政策的变化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委通过立法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并由此成立了垄断的国有石油公司。20世纪90年代初，卡尔德拉总统上台后，通过议会修改法律允许私人投资石油工业。现任总统查韦斯执政后，又通过立法逐步实行了石油工业的国有化。再如，2012年5月，阿根廷议会通过了《阿根廷石油主权》议案，宣布石油资源为“国家公共利益”，收回油气资源的主权，将该国第一大石油企业YPF公司（西班牙的公司控股）国有化。美国更是频频利用国会议案（法案），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如2011年10月美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对汇率低估国家进行反补贴调查，挑起了中美之间的汇率战、贸易战。

很多国家的议会有权审查重大商业行为。重要的工程建设和投资项目、重大商业并购收购案（尤其是卷入外国企业的并购收购）都要经议会批准。西方国家不乏戴着有色眼镜的议员，抱着“冷战”思维，把中国企业的投资与合作视为一种威胁和政治行为，鼓动议会通过相关决定，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设置障碍。比如，美国国会可借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不符合美国利益等为由，以法案的形式否决外资并购和外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项目。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就被国会否决，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也受到了国会的听证和审查。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与国会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密切配合，通过法案，建立了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并且正在着手修改反补贴法，为向中国等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创造条件。

通过监控财政决定国家经济发展重点与方向。议会对财政的监督与控制，主要表现在批准预算及对预算的执行进行审查，有的国家议会还负责批准政府提供的主权担保和贷款。在很大程度上，议会可以通过掌握财政权来左右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和重点发展领域，控制政府的政策和主要工作。

通过监督政府影响政局。监督权是议会的一种传统权力，是议会代表人民对政府行为进行经常性控制的有效手段。议会可以通过监督批准或否决政府的重大政策、决策等行政行为，还可以通过不信任案迫使政府辞职，可以弹劾或罢免总统。

很多国家的议会有权批准本国政府与外国签署的国际条约、协定等。比如，俄罗斯在政府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后，由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于2012年7月批准俄入世议定书，在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批准、经总统签署后生效，俄罗斯才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此外，大多数国家都由议会决定宣布国家进入战争或紧急状态。

从议会选举看政治版图变化和政策走向

在总统共和制的政体下，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相分离，议会选举决定议会内的多数党和少数党；在议会内阁制政体下，在议会选举当中获得多数的政党取得组阁权，议会选举决定执政党和在野党。正常情况下，议会在任期快届满时进行选举，但也会因议会与政府在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无法弥合等原因而提前解散，进行议会选举。

议会选举是否正常进行可视为一国政局是否稳定的风向标和国家风险变化的信号。政局动荡的国家，议会经常自行解散，政权频繁更迭，政策走向特别是经济政策趋于多变，缺少稳定性和连续性，增加了其他国家在该国从事投资与贸易的风险；政党之间对选举的程序和结果也颇多争议，加大了国家的政治风险。近年来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颜色革命导致的政局动荡，都是前车之鉴。

关注议会选举，主要是关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政治理念、竞选纲领之差异，以便预测新一届议会产生后可能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倾向，及早准备应对方案与措施。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西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对立和政党间巨大的政见分歧，议会选举结果很可能影响政治走向，导致政策转向。比如，2012年5月希腊议会选举，执政党泛希社运党和新民主党受挫，新民主党、激进左派政党联盟、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得票分居前三位，其中激进左派政党联盟是强烈反对实施紧缩政策的，这导致三大政党组阁失败、议会解散，只得6月份重新进行选举。外界由此担心希腊政局不稳，加大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并给欧元区的前景带来挑战。当前中亚、中东国家、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执政党与反对派存在较为明显的对立性甚至对抗性，选举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利用议会运行特点分析预测国家风险

议会不同于行政机构，其运行特点赋予了其便于分析预测国家风险的有利条件。

第一，公开性。作为民意机构，议事公开是议会运行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议会是对公民开放的。议会的全体会议允许公众旁听（很多国家允许外国人旁听），允许新闻采访，议会的工作日程、会议的文件、辩论情况、表决情况等通过互联网等形式向社会开放，供公众查阅。随着民主进程的加快，议会也在不断增强透明度，为分析预测国别政治风险提供了更加丰富可靠的信息基础和便利可行的渠道。

第二，程序性。凡议会都有议事规则，议会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程序。比如法案，一般都要经过议会委员会讨论、全体会议“三读”的辩论程序；对于重要议案，议会委员会要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利害关系人到会陈述意见。实行两院制的议会，法案在下院（通常叫众议院、平民院、国民院等）通过后，还要得到上院（通常叫参议院、贵族院、联邦委员会等）的通过，有的国家总统对议会通过的法案还有否决权。正是因为议会议事的程序性，从而使一项议案从列入议事日程、讨论、到最终表决通过都会经过一个过程，甚至是较为漫长的过程。这给分析预测国别风险留下了较为充足的时间，也给规避和防范国别风险提供了相对较大的回旋余地。因此，一个重大制度或政策的出台都会经过一定的时间与程序，除非采取紧急或非常手段，但这种情况极为鲜见，而且这种手段的运用通常都有一个时限。

第三，院外（利益）集团。西方民主模式的议会制度下，产生了大量的院外集团（也称利益集团），极为活跃地参与议会事务，影响议会决策。这些利益集团通常都是由一些大的行业、协会、企业及其他组织形成的。

院外集团一般都与议会、议员及政党保持着密切联系，以多种方式和手段对议会施加压力，具有较强的影响议会决策的作用。一是对议员进行游说；二是提供信息，影响立法，协助监督；三是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形成舆论压力；四是为政党或议员提供竞选经费。院外集团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常常会促成议会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和政策。比如，美国华尔街的实力十分强大，他们可以操纵国会，让符合自己利益的新法案通过。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一般商业银行不得从事投资银行那样的投机生意，在华尔街的游说下，1999年国会废除了该法案，导致投机套利盛行，从而引发了2007年次贷危机，并发展成为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灾难的国际金融危机。再如，大型制药企业会在有关药品专利、医疗保险等法律和政策方面如愿以偿，工会方面的院外集团会迫使议会通过倾向于劳工保护的用工制度。

而我国企业遭遇的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大多是这些国家的议会在利益集团的鼓动和压力下所作出的决议。比如，最近美国国会近200名议员致信奥巴马总统，指责中国多项汽车配件政策导致“不公平竞争优势”，要求美国政府依据现有法律保护美国的汽车产业和工作机会。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政策研究室）

作者：周芳芳

新法案下石油工业论文 篇2：

中国海外石油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

【摘要】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未来全球性竞争将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趋势，而石油则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在综合分析中国海外石油投资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目前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海外石油投资；问题；对策

一、引言

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经济发展带动的石油需求量日益大于国内原油产量，对进口原油的依赖成为中国安全的潜在威胁。中国试图以“走出去”战略达成油源多元化目标，引导国有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从2003年开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海外投资业务范围逐步扩张。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的石油公司已在31个国家或地区投资油气项目，在其中的20个国家获得了权益油。

然而，日益加深的对外能源的依赖让中国在海外的“油罐子”并不安全，石油供应安全与石油进口依赖程度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依赖程度越大，供应安全的风险就越高。苏丹和利比亚等国家的局势动荡凸显了中国海外能源战略的安全隐患。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使中国石油企业有效地选择投资机会，规避市场风险，是保障中国石油安全、实现中国石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中国海外石油投资现状及问题分析

1、投资现状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不仅要打入产油国市场，还要跟跨国石油公司和石油消费国的石油公司打交道。因此，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会影响到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效。中国经济发展带起强劲的石油消费力量，让亚太地区有可能取代西欧、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费地区。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国际石油市场对石油的需求量迅速攀升，出现供不应求情形，全球石油市场从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中国政府通过石油外交虽然取得了进入海外油气开发重点区域——中东、拉美、中亚及非洲油气开发的权力，但其单边的海外投资行为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尤其是在收购石油公司时常会遇到产油国政府的干扰。由此，中国开始接受石油联盟的概念，通过与石油消费国和产油国石油公司的联手合作以在国际市场上与大型跨国石油公司抗衡。同时采取入股开采油田、合作勘探油田和收购石油公司三种模式，使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走向多边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石油交易，借助于石油金融工具争夺石油产品定价话语权，规避因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投资风险。

2、问题分析

（1）跨国运营成本过高。国际上已经发现并且易于开采的油田大多被欧美发达国家所垄断，其他油田的开采权也在被各发展中国家激烈地争夺着。而中国石油企业往往拿到的是一些地理条件相对较差、油质较低的油井开采权，也因此而付出了更高的开采和炼化成本，降低了企业利润。例如中国在苏丹开采的石油由于其含硫量太高，只有少部分运送回国，大部分都在国际石油市场出售。同时，在中国石油企业迈向海外的过程中，其忽视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往往针对一个石油投资项目，相互之间互相压价拆台，导致项目流产；或者即使某家石油企业能够获得项目的开采权，也由于中标价格过低而导致运营后亏损。在主要的产油国，尤其是委内瑞拉等拉美发展中国家，推行石油国有化政策，认为产油国应该把握住本国的油气资源，产油国的国有化趋势让石油长期供应能力受到威胁，导致国际石油市场日益有利于卖方而非买方。此外，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偏向只重视权益油的回收而不看效益，这种方式让中国石油企业承受了很大的收益风险。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取得的油气不可避免要经过国际贸易，而中国的石油风险采购业务正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如何利用期货市场对石油现货交易进行套期保值并不熟悉，在获得权益油的情况下很少借助价格工具回避石油价格风险。

（2）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石油工业是一个涵盖化学、化工、地质、水文、材料等多个专业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每次新油气资源的发现或者新油品的开发都依赖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石油工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的石油企业在陆上石油开发、钻井、油田工程服务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已经为世界上多个国家提供全套的陆上石油工程服务。但是在海上石油开发方面，中国在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都较为落后，不能有效地开发远海油气资源。此外，在石油工业的下游产业——石油炼化方面，中国企业的炼化设备、工艺、规模都处在落后的地位，许多关键设备必须依赖于进口，重要的炼化工艺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炼化产品的质量不稳定，这些已经成为中国石油工业海外投资的短板。鉴于海外石油投资不仅仅是勘探油气田，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在当地或者周边地区把这些资源转换为高端的产品，所以，中国需要在减少油气运输成本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上、中、下游一体化来加强石油公司在世界政经形势波动下的抗风险能力。

（3）国际化运营经验不足。由于石油安全会牵动到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不仅是商业活动，更是国家力量活动，往往是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综合交错。中国石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时间不长，缺乏具有丰富国际石油工程经验和并购经验的人员，在资产结构、财务调度、危机应变、勘探开采技术等方面也与西方跨国石油公司有较大的差距。长期的计划机制也使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时无所适从，在遇到障碍时不能及时与外交、军事、经济等部门协调沟通以便化解危机，往往导致投资行为的失败。

（4）地缘政治的影响巨大。中国石油公司欲进驻产油地区投资、探勘及开采油田，就得靠其国家力量与石油生产国、石油消费国及所属国际石油公司斡旋。全球石油蕴藏地区集中在中东、非洲和俄罗斯等中亚地区，而石油消费地区相对集中在北美、亚太和西欧地区，从而形成石油地缘政治的局势。其中，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德国和法国同时身兼石油消费国家和地缘战略国家，土耳其、伊朗、乌克兰、阿塞拜疆也同时身兼石油生产国家和地缘战略枢纽，用油国与产油国的来往涉及到国际政治的权力互动关系。中国在经济发展带动石油消费量大增的情况下，其海外买油或采油行动关系到如何跟其他石油消费国家之间的权力竞逐，所以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不只要跟资本雄厚的跨国石油公司竞争，还要与其他强国竞争。

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石油公司就是典型的大国之间角力的过程。2005年9月中国石油高价收购加拿大籍的哈萨克石油公司，当时出价者除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还有印度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意大利埃尼集团及美国雪佛龙公司。中石油虽以每股55美元，总价41.8亿美元高价收购成功，但在竞标过程中，其面临着俄罗斯政府和其他竞争对手的强大阻碍。除了俄罗斯的卢克石油公司动用优先购买权阻碍这项收购，利用跟PK公司合组的图尔盖石油公司的股权归属问题，请求加拿大法院审议购买协议，哈萨克政府也以违反垄断法为由，对哈萨克石油公司处以5亿多美元罚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还签署一项法案，限制对油气这类战略资源的出让交易。然而在哈萨克国有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公司协商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中石油同意以每股55美元的价格转让33.3%股权给KazMunayGaz（总价约为14亿美元），才得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的支持。由此可见，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收购石油公司面对的不同国家的障碍，让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收购陷入“走一大步，退一小步”的境地，很难完全收购外国石油公司。

三、对策建议

总而言之，作为世界极其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在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飞速增长的能源需求，让中国这个石油净出口国在1993年变成净进口国。与此同时，中国的能源公司开始在海外的油气项目上积极投资。当一个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增加的时候，本能的反应是通过以股份油的形式占有资源来确保供应。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能源（主要是石油）对外投资规模日益扩大，目前最早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石油获国家批准且已中标和签约的海外勘探开发计划遍布28个国家，分散在以苏丹为中心的中东和北非区域，以哈萨克为主的中亚和俄罗斯区域，以委内瑞拉为首的南美区域。中海油的海上油田勘探开发业务投资也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墨西哥湾扩展到南美、西非和澳洲海域。中国石化虽然是最晚起步，但也跟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和也门等中东国家达成良好的合作，最近投资范围还拓展到突尼斯、安哥拉、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事实上，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受到的外部环境限制比想象中大很多，因其走向国际石油市场的时机太晚，全球主要产油地区都已被国际石油公司及所属大国控制住，在长期垄断全球石油市场格局下，各产油地区国家都想要从西方大国手中夺回定价权与油气产区的控制权，便开始了一连串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及所属大国之间的的博弈。这些因素对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不利，加大了投资外国石油产业的成本与难度。因此，对中国石油海外投资而言，最为关键的是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加强与外国石油企业间的协调与合作。要吸收学习外国企业石油风险采购经验，降低企业的海外投资成本，在已被发现且易于开采的油田大多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客观条件下，尽可能地扩大企业的利润空间，提高我国石油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增强石油业的技术创新力度。要加快石油工业的技术创新进程，尤其是海上石油开发技术以及炼化技术的创新进程。技术的落后增加了我国石油企业的运营成本，尤其是炼化技术的落后增强了我国对炼化工艺、设备等的进口依存度，在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50%的背景下，增强石油业的技术创新力度是改善我国海外石油投资现状的最根本途径。最后，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由于我国石油业海外投资的国际化经验不足且该行业受地缘政治影响较大，故政府应加强其扶持力度。具体而言，政府可通过增加相关专业人才以弥补我国石油企业国际化经验的不足，通过加快石油联盟的形成以削弱地缘政治的影响，最终提升我国石油工业的国际地位。

【参考文献】

[1] 丁正中、马骊：能源衍生性商品——以石油投资实物期权交易为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19）.

[2] 刘炳义等：跨国石油公司发展战略及其演变趋势[J].石油科技论坛，2007（1）.

[3] 王年平、李玉顺：回购合同在伊朗石油勘探开发中的应用[J].国际经济合作，2004（7）.

[4] 徐振强、育红：国际石油合作合同模式的特征及演进[J].国际经济合作，2003（1）.

（责任编辑：张琼芳）

作者：李航

新法案下石油工业论文 篇3：

新能源，新文化

起步中的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带着什么样的基因上路?

6月最后几天，中美两个大国在国家法律政策层面均向节能减排、新能源发展方向又各自迈进了一步。6月26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用了12年时间，离该法案正式立法生效又靠近一点。6月25日，中国工信部则对外公布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并于7月1日起施行。

而现实世界的运行远比纸面新闻来得火热与复杂。

最近，我们向长三角、内蒙派出7两组记者，去探访新能源的发展情况。他们共同的反馈是，新能源的高温连同夏日的热浪，一块扑面而来。

尽管仍然有人对新能源产业化前景将信将疑，但一个围绕新能源而生、生机勃勃的商业世界正在加速升起，已是不争之实。

回顾商业史，每一次有未来效应的新兴产业的兴起，其背后都有相应的制度变迁、文化革新因素的支撑，而它们的发展，最终也会给商界沉淀下一些可持续发酵的制度与精神酵母。这样的例子，在美国百年商业史中，可以信手拈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资本在美国石油工业内的铁血整合，为美国商业开启了并购整合与反托拉斯文化；战后，美国消费产业的兴起，为美国商业留下至今仍是全球最强烈的营销文化；当然还有硅谷，硅谷为全球高新产业开创出的“风投制度+产学互动+车库创业精神”，后来惠及台湾、以色列等地。

在中国，新兴产业的崛起同样也曾给商界注入过令人兴奋的新元素，而不止是“新钱”的创造。比如泰康人寿的陈东升就总结过，是上世纪末一哥比互联网公司的创建，中国商界才有了founder和option的概念。

那么当下，起步中的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带着什么样的基因上路?它们会给中国商业带来什么新空气、新文化，沉淀下何种精神与制度的酵母?

总结尚早，但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新能源产业先天是个“政策市”，所以国家出台的产业标准、补贴政策等等对新能源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谁更能够影响政府与政策意图?显而易见，是大国企(能源可是国企最大也是最坚强的一块堡垒)、跨国巨头。跟它们相比，民间企业甘拜下风，它们手头上没有那么多可以跟政府相关部门谈判、游说的资源。在被光伏产业视作风向标的敦煌项目上，国企与跨国公司体现出的惊人的压价竞标能力令民企只能望而却步；在电动车与电池系列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比亚迪这样的民营公司恐怕也没有太大的话语权(这可扶新出台的“电动车准入管理规则”中看出)；一些风能资源圈，被大国企早早圈下，而其实它们并不着急进行相应的市场开发；……如此看来，新能源中的一大块，先天就被一些市场效率并不那么高的公司把持。

其二，能不能借着发展新能源，探索出中国产学研有效结合的模式?此前在IT，汽车制造等领域，坦白讲，中国的产学研结合做得都并不算出色。5月初，站在比亚迪电动车F3DM旁边，王传福对我说，他认为现在国内企业搞电动车，整合产学研资源是一大挑战。

其三，企业家精神仍是发展新能源不可或缺的基因。现在国内新能源产业其实不乏研究人才，大量海归工程师都汇聚在这个产业里。但最终，主导新能源企业发展的，应该是企业家，而非工程师。这里所说的企业家，绝不仅是头脑精明、勇于冒险的淘金者，只有怀抱愿景与使命的领头人，才能率领队伍在新能源长跑中胜出。而不幸的是，在我们对新能源产业调查过程中，发现这样的企业与企业家。还是凤毛麟角。

与其说以上是我刻意的悲观，不如说是某种希望。希望新能源产业能找寻到有别于昨天传统产业的新路径、带着新基因与新气息，弥补与刷新前二三十年“中国制造”留下的一些短板与遗憾。

作者：李　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