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梅法案

贺梅法案（通用5篇）

篇1：贺梅法案

贺梅法案

“贺梅法案”(“ANNA MAE HE ACT”)－首部以华人命名的法案。美国田纳西州首部保护亲生及领养父母权利的法律，目前正在酝酿当中。

“贺梅法案”源于一起抚养权案，看似简单，却审了7年。该案因涉及一对留美中国夫妇、一对美国白人夫妇及中国夫妇8岁女儿的归属，吸引着无数中国人、美国人的关注。

当地时间2007年1月23日上午，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推翻了之前两个地方法庭对此案的判决，把贺梅，这个8岁女孩交还到亲生父母贺绍强夫妇手中。而之前的两次判决中，贺绍强夫妇被剥夺了为人父母的一切权利：探视权、监护权、父母权……7年光阴蹉跎，背后是怎样的力量在左右？

贺梅抚养权案过程

-1999年2月23日正在亚利桑那大学就读的贺绍强因被指控性侵犯而面临着棘手的法律和经济问题。随后，贺绍强夫妇签署临时协议，把出生仅3周的女儿贺梅托付给白人夫妇贝克一家抚养。

-2000年贝克夫妇不再同意贺绍强探视贺梅，双方发生冲突，贝克夫妇认为贺绍强夫妇遗弃贺梅，要求儿童法庭剥夺贺氏夫妇抚养权。

-2004年5月12日孟菲斯地方法庭的一位法官作出判决，宣布终止贺绍强夫妇对女儿贺梅的父母权，让贝克夫妇继续抚养贺梅。

-2005年11月23日孟菲斯巡回法院作出判决，维持地方法庭判决。-2006年4月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接受了贺绍强夫妇的上诉申请。-2007年1月23日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将贺梅抚养权判给贺氏夫妇。“之前参与审判的人应感到羞耻”

“其实这个案子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对父母要求要回自己的孩子，现在要回来了，仅此而已。但我在贺绍强的律师那里看到的卷宗，叠起来比我还高。”美国《侨报》驻洛杉矶记者蔚宇告诉记者。她接到采访“贺梅案”的任务后，在孟菲斯待了3天，交出了9000字左右的稿件。

不了解寄养协议是贺家的失误

1999年2月23日，罗秦第一次把贺梅送到贝克夫妇手里时，她不会料到这一送，会惹来一场长达七年的麻烦。

贺绍强当时被控性侵犯一位华人女性，丢了工作。妻子罗秦刚生下小贺梅不到3周，这个家庭就面临断炊的窘境。为了腾出时间找工作，贺绍强夫妇与当地的贝克夫妇签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临时协议，把贺梅寄养在贝克家。

“当地有一个专门到中国领养孩子的父母圈子，都是医生、律师等工作体面、收入又高的美国人，贝克夫妇没有孩子，但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暴发户‟，不容易进入这个圈子。所以他们从1998年就在当地领养孩子的中介机构登记要领养孩子，到1999年才排到他们。”蔚宇说。

孟菲斯天主教会向记者证实了贝克夫妇是他们的“客户”之一。一位叫Dianne的工作人员称天主教服务处寻找合适的领养对象是基于对被收养家庭的倾向和收养家庭的环境的考虑。但由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Dianne拒绝透露贝克家的任何情况，也拒绝说明在当时贝克一家是否最适合领养小贺梅。

临时协议规定的3个月过去了，罗秦打算把贺梅送回重庆老家由母亲抚养，并为孩子办了护照。但一时间找不到回国的朋友帮忙。而这时贝克夫妇提出由他们出钱为贺梅重新购买一份“富人”的医疗保险。“他们对贺家说贺梅原来的保险是穷人的保险，不全面。你知道，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他们就答应了，并且签了一份寄养书，就和把孩子送回重庆要签一份寄养书一样，只是暂时交出监护权而已。”蔚宇说。

1年后，贺绍强的性侵犯案被判无罪。当夫妻俩去贝克家领回孩子时，却被告知不得见贺梅，也不能把贺梅领回去。只有高中学历的罗秦，当即哭昏在地，贝克夫妇叫来警察，说罗秦有精神病，不适合做贺梅的母亲。

随后贝克夫妇以贺氏夫妇遗弃贺梅为由，向地方法院要求剥夺贺氏夫妇的抚养权。

一纸寄养书，是否能说明贺氏夫妇主动放弃了贺梅？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地方法院两次都站在了贝克夫妇这一边。直到最终最高法院的彻底改判。在1月23日田纳西最高法院长达20页的判决书中，用“negate of duty”(“失职”)来表述孟菲斯地方法院和青少年法院的法官、书记员、律师、心理医生。这些专业人士的做法，直接导致了“贺梅案”延至7年。

没有陪审团地方法庭法官作用独大

2000年第一次审判开始时，贝克夫妇就向法庭提出不要陪审团参与审案。“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人‟的问题，当事人贺梅又是个孩子，孩子是无辜的，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说任何一句话，通过专业人士来判，公正的可能性更大。当时大家也都这样接受了，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群人……”蔚宇说。

DNA测试是对贺氏夫妇的侮辱

翻阅前两次审判的记录，会发现许多被法官采信为“证据”的说法其实很可笑。“贝克家的律师在法庭上说罗秦要把贺梅送到每月只有25美元生活费的重庆，贺梅会饿死，还说他们现在不止一个孩子，贺梅又是女孩子，一旦回到大陆，会被绞死。”蔚宇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笑起来了。

“贝克夫妇急着要赢官司，他们在庭审现场怎么说都行，但是这个涉及到另一个国家国情的言论，与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法官当作„证据‟写到判决书里，我觉得很难以想象。难道人们可以自动选择祖国？” 蔡金良说。

在第一次审判中，法庭要求贺氏夫妇做DNA测试，因为怀疑贺梅不是他们的女儿，并且法官承诺，如果他们通过这个测试，就让他们见女儿。

“这是对当事人的极大侮辱，在美国，只要是婚姻内的子女，父母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解释孩子是哪里来的。但是罗秦还是去做了这个检测，但结果呢，根本没见到贺梅。”蔚宇说。

在孟菲斯地方法院，有一位法官站在贺氏夫妇一边，却被调离了。

地方法庭指派的心理医生并未与贺家见面

“我们交了5000美元的钱，被告知是给心理医生的，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见过前两次审判时的心理医生。”贺绍强回忆，当时在前两次开庭中，心理医生都作证说贺梅如果回到父母身边会受到伤害，因此要永久剥夺他们的父母权，不让孩子和父母见面。而事实是，这位心理医生并没有见到贺梅与亲生父母的接触就给出证言。这次最高法院的审判有两位心理医生，一位白人，一位黑人。最后这两位心理医生做出了和之前截然相反的证言，说孩子与亲身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好选择。

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孟菲斯地区最大的媒体《孟菲斯商报》(Commercial Appeal)在当天的评论员文章中说，之前参与审判的人，都要“感到羞耻”(“feel shameful”)。

“这句话是很„powerful‟的，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强烈的字眼了。美国人是很讲面子的，现在这么多人在当地的主流报纸上被这样说，真是找个地洞钻进去都不为过。”蔚宇说。

前两次判决被种族歧视所左右

“贺梅案”早就不仅仅是华人的事了。当地的黑人团体，黑人教会、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广东老华侨后裔……全部出动了。

“当我和当地其他少数族裔的负责人说起„贺梅案‟，大家都非常有共鸣，也都很帮忙。我们都是少数族裔，我们知道在孟菲斯，美国南部，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蔡金良说。

在记者采访与此案有关的人时，“种族歧视”是绕不开的字眼。蔡金良告诉记者，之前在当地西班牙语族裔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贺梅案”的官司，但在地方法院就被纠正了。不像“贺梅案”闹得这么大。

为什么“贺梅案”到了田纳西最高法院才会得出这样一个完全推翻地方法院的判决？

“其实说白了也很好理解。地方法院，包括青少年法院的法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而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州长推荐的。如果是选民选出来的法官，那么自然要按照大多数选民的意愿来办事，其实并不真正独立于地方政治。而在孟菲斯或者说田纳西州，可以说持有种族歧视观点的白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只需要看看法庭对待贺家的态度就知道了。歧视从经济地位，到国家背景，到文化程度，无处不在。”

孟菲斯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臭名昭著的“3K党”的发源地，1968年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里遇刺身亡。蔚宇在这里接触了一些参与了前后两次庭审的人。“都是与贺家素不相识的人，在法庭上哭的晕过去了的都有。所以我在稿子里说：很多的团体，花费了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在帮助贺家。”

在孟菲斯用了三天时间做完所有采访后，蔚宇在临走之前来到了马丁路德?金的博物馆。

“我在里面哭了2个小时。我看到黑人争取平权这条路，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多么的不容易，一个个夏天的步行，一个个黑人串连，多少个失踪的黑人，拿着名单一个

个对。当时的黑人面临的是大屠杀，几万黑人就这么没有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挺过来了，而且确实拿到了平权法案。给中国人也带来好处。”

“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我要把他们的事情推到好莱坞去拍一部电影。来美国10年了，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能够进入到美国社会各个环节的案子----关乎伦理道德，司法体系，并且挖到人心的最深处。”蔚宇说。

“贺梅法案”开始酝酿

1月25日，美国田纳西州众议员候选人哈德威(G.A.HARDAWAY)准备向州议会提交名为“贺梅法案”(“ANNA MAE HE ACT”)的提案，以健全目前田纳西州的法律，确保亲生父母权及领养的父母权不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这个目前尚在酝酿中的法案，会交给参众两院的专业律师起草为成文的文件。如果能在参众院得到大家的支持，州长签字后将成为田纳西州第一部用华人名字命名的法律。

“贺梅案”成为典型案例

哈德威和大孟菲斯地区华人联合会前会长蔡金良是朋友。由于蔡金良一直在帮助贺绍强一家打官司，哈德威也格外关注“贺梅案”。

“小贺梅是一个„百万宝贝‟。” 颇具演说家气质的哈德威说，“目前是提交这个提案的最佳时间。小女孩父母权之争的背后，更是一场残酷的战争，牵涉到美国的政治、文化、种族及社会方方面面。”

田纳西最高法庭为了这起家庭伦理案，破天荒地连续11天公开审理，每天12小时的听证，全城轰动。

判决书下来之后，《Good Morning, America》的金牌主持拉里?金在现场做直播，这些美国最主流的媒体在当天都在头条做了讨论。

“贺梅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家庭伦理案拖了7年之久；第一次这样的家庭伦理案，打到了最高法院上诉庭；而且最高法院完全推翻前两次地方法院的判决，也是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贺梅案”创造了一个田纳西州历史上所没有的儿童抚养权案例，让“贺梅法案”也就有了可资借鉴的真实案例。

田纳西州一直没有对父母权利的明确法律

田纳西州参议员铁特(REGINALD TATE)在州议会明确地表达了对哈德威和他带来的“贺梅法案”的支持。

“每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就像原色彩一样不容混淆的。”这位非洲裔美国人是个对装饰艺术很有研究的设计师。

“但这个简单的案子延迟了许久才解决，并且需要层层苦苦上诉，更说明了田纳西州在法律上对于父母权及领养父母权方面的不完善，是时候通过立法把这些权利的„定义‟确定下来了。”铁特说。

在争夺孩子的历程里，贺家面对的不是一个贝克，而是一个系统。

“原审法庭从法官到参与此事的专业人员，包括律师，心理医生等等，他们原来应该有的良知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书，就直接的指出了这一点。只有立法，才可以堵住这个漏洞。”哈德威说。

不但是对亲生父母，“贺梅案”也暴露出对领养人权益保障的缺乏。“如果不立法，很多想领养孩子的家庭会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而犯错，从而失去自己领养的孩子。也许贝克夫妇也是其中之一。”蔡金良说。

这位1986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赴美留学的高个子男人现在已经是孟菲斯地区华人圈子里的领袖人物，他对“贺梅法案”的通过很乐观，但不敢作出时间上的判断。

篇2：贺梅法案

为了让自己的实践能力有所提高,让自己以后能更好的就业,实习是必不可少的.实习时间:2011年4月1日—2011年6月1日

实习单位:深圳市摩记电子厂西安办事处

单位简介: 深圳市摩记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致力于SMT辅料的专业供应商，同时也是日本田村(TAMURA)化研株式会社及台湾大丰电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之中国华南地区诚信代理商.摩记Mototech是香港 飞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键鼠品牌，成为业界耳熟能详的键鼠品牌，电脑周边产品运营公司。公司所生产的电脑周边产品琳琅满目，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 鼠标、键盘、笔电周边、U盘、USB HUB、读卡器 飞翔科技在深圳设有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于北京设品牌运营中心。飞翔科技持续以永续经营的理念，本着『创新、品质、服务、效率、团队』的品质政策,飞翔科技已成为电脑周边产品的一流解决方案供货商。在经营哲学方面，飞翔科技相信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公司制定企划时，总是将员工福祉置于首位。飞翔科技以拥有创造力及积极进取的员工为荣，也以优秀的经营团队为傲。飞翔科技的经营团队兼具东西方教育背景，拥有广博的国际观和远大的愿景，未来将领导飞翔科技持续发展并向国际化迈进。飞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位置在深圳市宝安区,拥有厂房面积5000平方米。工厂位置对外交通相当便利。在产能设备方面，生产基地内设有SMT贴片车间，拥有四条贴片生产线和二条喷涂生产线及丝印车间，并设有全自动AI线六条。生产基地现为中国专业评鉴A+绩优厂商，工厂内部定期提供专业人员在职训练，并执行着严格及确实的品质管制。目前公司约有300名员工，单月产能300K只鼠标＋键盘，并随时扩充增加设备。飞翔科技相信专业工厂生产设备，配合专业知识的员工以及确实的品管必能带给您满意的产品。我所工作的地方是总公司的办事处.负责西北地区销售。

实习内容:会计--用管家婆和手工账做账,主要做每日的销售管理,包括接电话,装货.开销售和退货单子,单子必须写明日期,客户名称,商品型号接口,单

价,数量.销售后,将客户签字的单子保管分类,在结款后将单子取出来放在另外的资料夹,订货的处理,主要是与工厂商务联系,货到时将实物与单子核对,核对准确后打款给工厂,每日的现金都结清,隔段时间核对银行账的日记账,每周的盘库,发现与账上不相符要用管家婆调平,月底人员工资的核算与付款,每月做三份表,分别是销售报表,收支报表,应收应付.都是excel表格形式的,销售报表中的销售金额与收支表中客户销售收入相等,收支表中的回款数额与应收应付中回款相等.每份报表中有期初数字,本月发生额和期末数字,期末数字.期末数字必须和管家婆中当日数字一致,销售库存中以产品型号为准,进货数为进货减去退货后的数字,销售数字为销售的减去销售退货后的数字,期末库存数量为期初数加进货减销售数,期末余额为期末库存数量乘以单价,单价为进货单价.应收应付中的金额为期初的加本期销售的减去已经付款的为最后欠款,如果有坏账则做调账损失.收支中主要是现金和银行的发生,每一笔要写清用途,归类,比如货款,运费,客户返点等等.做完后直接交给总工厂,最后与工厂对账,主要是对我们进货退货数量,金额.以及欠工厂的款.(办事处拿工厂货必须付款),另外就是隔一段时间要给领导提醒哪些该结款了.做一份表上交.办公用品的购买需要签字.实习体会:一,开始觉得就是做个流水账,简单的,但是实际工作中却出现了很多错首先商品期初的时候必须全部输进去尤其单价,否则不能做退货(客户返回来的坏件),只能做完工厂进货才能退.三个报表中的数字是有关联的,(见附表),而且有些产品是拆卸后然后重新组装的.最大的体会就是必须要仔细.就因为刚上班那会不熟悉管家婆,因为桌面上有两个管家婆,公司正好又要加一项耳机必须与现在的分开,所以我就想又其中一个做耳机,而这两个里面是一样的数字,我就将一个中的数字全删,准备做耳机账,结果发现另外一个也没有数字了正好没有备份,没有数据来源了,当时心急如焚,最后又重新建账,高兴的是前几天正好把里面的资料打印里一份,所以以打印资料的日期开始,再根据手工账把后几天的账做上去,但是手工账好像不全,导致报表跟着错.最后就将单子拿出来一份份做.所以从这件事后,我不敢随便删除东西了,而且每次做完就备份,再放在我的U盘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怎么弥补不足呢？首先，结束每项工作要及时总结。其次，工作中碰上问题要及时请教他人并作做好笔记。最后，在工作中不知足地学习。说说简单做起来难，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改变一些的。

所以做一件事必须要弄清楚,否则后面肯定跟着错.又比如退货,一,客户的应收款减少.二,坏件库数量增加.如果将坏件坐在正常产品,盘点时就会对不上数字.总之,做什么都得认真.经过这段时间的实践,我感觉以前荒废了好多宝贵的时间,没有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没有体会现实,只享受了学校的安逸.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想多参加一些公益事件.二,从道德素质讲，会计工作的特殊性使其可接触到大量的共有财产，所以作为会计人员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办事的尺度，首先自己要做到安分守己，其次对于他人的威胁，诱惑，和指使要做到坚决不从。朱镕基同志曾经讲过“不做假账”。这四个字代表了他对整个会计界提出的要求和寄予的希望。如何挽救道德的缺失，将个人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上来，是我们每一个会计人员都要努力思考的问题。只有会计人员自身的道德素质提高，才能够走好职业生涯的每一步，只有会计人员全体道德素质提高，会计行业才能够得到更深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势才能够发挥得更好。

三:会计除了敬业,还必须要有谨慎的工作态度,会计是一个非常精准的的行业,也是比较容易出错的工作,会计不是创新工作,它是靠准确的数字是反映信息的,这就要求会计人员要对数字敏感,及时发现问题,找出错误的地方,采取正确的改正方法解决问题.四:交际能力对于社会上每一个人员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不工作,人都是会和人接触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与人交流,在会计行业,收集信息的方式有很多,通过电子的,语音的,在交流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关系,这对以后的工作至关重要,有一个好的心情,对于工作也是有利无弊的.实习建议:在学校的教育,让我们从一无所知走到最后的熟悉会计的流程与做分录,登账,做报表.有关会计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结构体系，我们都基本掌握,让我最高兴的是能学到纳税筹划,虽然我现在用不上,但是我想以后肯定会用得到,学习好理论以后用时就会轻松一些.但是现在将这些理论性极强的东西搬上实际上应用，那我们也会是有些不自信，我觉得我们学院知识教育不错,如果能将学校的实习换为单位的实践,我想对找工作更有益.毕竟在学校没有那么的深刻,而在单位让人有种实习的氛围,同时可以多了解实际的情况.我想母校将来会有更好的教育质量.会更全面的也会培育出更多的优秀的莘莘学子.实习总结:作为会计首先要敬业,只有对这份职业菊友热情,才会用心,才会上进,虽然会计是个枯燥无味的工作,但是只要理解会计知识,从实践中应用熟练,就会增加信心,就会慢慢热爱这份工作,同时必须对自己做的事充满责任心,如果发现错误,就要选择改正,不能选择隐瞒或者逃避,这也是成长的考验.另外必须职业素质过关,没有谋财的思想,再就是,必须有一颗谨慎的心,一旦发现错误,就应该想着怎么改正,不能拖着或者逃避责任,在工作中我感觉没有在学校中那么随心所欲了,必须跟着公司的规矩,而且要学会与人相处.在实习期间，我曾觉得整天要对着那枯燥无味的账目和数字而心生烦闷、厌倦，以致于登账登得错漏百出。愈错愈烦，愈烦愈错，这只会导致“雪上加霜”，会计本来就是烦琐的工作。不过慢慢觉得只要你用心地做，反而又会左右逢源。越做越觉乐趣，越做越起劲。清朝改良派代表梁启超说过：凡职业都具有趣味的，只要你肯干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因此，做账切忌：粗心大意，马虎了事，心浮气躁。做任何事都一样，需要有恒心、细心和毅力，那才会到达成功的彼岸！实践暴露了我许多知识上的不足，也是对理论知识的一种补足。会计工作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十分重要的，只要有一个部分出差错，那么就会牵连到其他的部分，所以会计真的不是简单的算算记记，这是一项十分严谨的管理活动，工作前先做好个人工作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此外，我还结交了许多朋友、老师，我们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因为我知道只有和他们深入接触你才会更加了解会计工作的实质、经验、方法。为我们以后进一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次的社会实践中，让我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就学不到的知识,打开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改掉了很多毛病。知道挣钱的不容易，工作的辛苦，与社会的复杂多变。总之，在这次会计实习中，我努力将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向实践方面转化，尽量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习期间我遵守了工作纪律，不迟到、不早退，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我可谓受益非浅。而为了适应社会，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自己，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觉得工作中会得到学校学不到的,我希望不断的学习会计知识与社会知识,让自己更好的融入社会,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谢谢学校三年充实的教育,同时感谢各位老师不辞辛苦的传授知识.我以母校为荣

实习报 告

姓名贺梅系别会计系专业财务管理班级一班指导老师冯蕊

实习单位深圳市摩记电子厂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篇3：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脆弱性。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金融分业监管和分层次监管的监管体系。应该承认, 这套监管体系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然而, 随着全球化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发展, 随着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 这样的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同时存在, 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体系的整体风险监管状况, 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等等。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引起全球金融危机, 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严重缺陷。那就是投资银行的高杠杆谁来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脱离实体经济的无度创新谁来监管?对冲基金疯狂投机谁来监管?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贪婪的攫取谁来监管?美国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早在2008年3月, 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蓝图。其主要包括一些短期和中期的改革建议, 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美国财政部认为短期的改革措施是向中期和长期最优监管框架的一种过渡。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 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 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 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长期的建议是向着目标为导向的监管方式转变。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 针对金融危机中存在的问题和美国金融监管不力的现状, 提出要进行彻底的金融改革, 2009年6月17日, 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这份长达88页的改革法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 从更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到对金融产品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则, 这一计划把目前游离在监管之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 都要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改革旨在全面修复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 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在“白皮书”基础上制订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 , 这个法案于2009年12月由美国众议院通过。2010年5月参议院又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修正案”, 修正案与原来的法案没有多大区别, 只是增加了美联储的权力, 让美联储恢复对规模较小银行的监管。原来的法案只给予美联储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权力。美国国会7月15日通过最终版本金融监管改革法案。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法案, 从而使法案成为法律。

从这个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核心内容来看:一是监管重心从监管局部性风险向监管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转变, 并改分散监管为统一集中监管;二是规范金融产品交易, 对金融衍生产品、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严加监管;三是优化金融监管体系组织结构, 整合部分监管机构, 并加强彼此间协调;四是强化美联储监管权力, 扩大其监管范围;五是将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监管目标之一。

美国这次金融监管法案的出台, 被视为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大成果, 也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改革幅度最大、最彻底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其亮点之一是赋予美联储作为“超级监管者”的更大权力, 金融监管新政还包括对大银行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严格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规模及经营范围、各大银行将不得经营对冲基金及私募业务等核心内容。这些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在短期和长期都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也将重塑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的游戏规则, 最终会对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产生深刻影响。鉴于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与美国有一定的相似性, 当今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包括奥巴马的金融监管新政, 或许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也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与美国以前的分业监管体系相类似, 主要由“一行三会” (即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构成了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监管职能, 确保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应该说,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是基本合理的, 监管也是卓有成效的。

然而, 面对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组织形式的出现。现行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严格的分业监管显然已经很难适应需要。尤其是对金融控股公司总部的监管和对其下属分业公司的监管, 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 监管边界不清、监管责任不明。金融控股公司中, 第一种类型如中信集团等是由中央政府推动形成的, 具备了协同运作的基础, 母公司和各金融子公司都受到监管当局的监管, 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从而可能是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一个趋向。另外两类金融控股公司只是初步形成了架构, 尚未对所控股的金融机构实行一体化经营或管理, 金融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与整体化优势远未显现出来。特别是由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 在名义上坚持分业经营, 但难免由于集团内部不规范的关联交易而造成实际上的混业经营, 加之目前对这类企业还没有相应的约束, 易于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实施中, 各监管部门自成体系, 缺乏一套监管联动协调机制, 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 使被监管对象有可乘之机, 产生分业监管与跨行业违规经营的矛盾, 出现业务交叉中的监管真空。

因此, 应当借鉴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经验, 改革和完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从分业监管逐步过渡到统一监管, 从对机构的监管逐步过渡到功能监管。

其一, 不断提高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我国“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和美国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框架相类似, 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监管部门的有效协调。目前,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协调方面虽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 但尚未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 监管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有鉴于此, 建立一个更为超脱、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可先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中国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 在条件成熟后建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对金融进行统一管理。

其二, 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有两大特点, 一是注重宏观谨慎性监管, 另一个是着力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 在改革法案中规定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另外, 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目前中国宏观审慎性监管的职能由中国人民银行来行使, 具体来说由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金融稳定局来行使。但在“三会一行”的体系下, 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局已经很难发挥稳定金融的作用。建议在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金监会) 成立后, 在中国金监会下设立三个委员会, 一是成立金融审慎监管委员会, 负责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性监管和宏观审慎性监管;二是成立投资者保护委员会, 负责业务运作与投资者保护;三是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 (将原来的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局合并进该委员会) , 负责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同时制定金融监管的各项法规和政策。金监会通过其下属机构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 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对各种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货币政策, 进行宏观调控, 仍然担任部分金融监管职能, 即负责监管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形成在国务院的领导下, 以中国金监会为主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进行金融监管的统一监管体系。在加强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同时加强微观金融监管, 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

其三, 重点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随着大型金融机构实力的增强以及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形成, 我国已经呈现出混业经营的基本格局, 这就有可能出现类似美国的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的制度性矛盾。所以, 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要强化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 严防其杠杆率过度上升, 确保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性。要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评估, 防范系统性风险。

其四, 加快金融监管体系自身的建设。其中, 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建设需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监管能力应与金融业务、金融创新的发展保持动态协调。要加快金融监管法规、制度和机制建设, 严防出现严重的“监管真空”和“监管死角”。要加强金融机构监管能力建设和人才储备, 特别是要尽快提高监管当局对资产负债、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等的监管能力和对风险的预警、防范和控制能力。要逐步升级监管技术和改善监管方法, 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与技术, 对金融风险进行甄别、防范和处置。

篇4：贺梅法案

关键字 《麦诺森法案》 《排华法案》 《纽约时报》 公众舆论

美国国会于1882年签署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在美国华裔国会议员的积极运作和主流社会的积极支持下，美国参议院2011年10月6日晚以全票通过一项法案，为《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法律表达歉意。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全票表决通过，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道歉。这一举动被视作是为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所受屈辱的平反。事实上，美国国会早在二战期间就已正式废除了《排华法案》。在被称为排华法案废除案的《麦诺森法案》出台之前，美国社会各界人士曾就《排华法案》的存废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较为完整地保留下了六十年前各方的声音。本文通过解读美国《纽约时报》1943年所载有关存废之争的报道，试图从公众舆论的视角来审视《排华法案》为何在二战期间被终结。

一、超过半个世纪的《排华法案》史

十九世纪中叶，淘金潮带来的经济繁荣让美国像磁铁般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劳工远渡重洋涌入彼岸的加州谋生。华工在被誉为“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的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太平洋铁路的修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为美国“西部大开发”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华工也开始进入餐饮业、美容业、洗衣业等被美国白人所不齿的服务业工作，忍受着最恶劣的工作环境，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在一次严重的经济滑坡之后，在美国普遍盛行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情结，把在社会底层默默劳作的华工推到了风口浪尖。华工被指责为抢白人饭碗和压低工资水平的罪魁祸首。美国社会对华工的积怨最终在1882年的春天找到了出口。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国境或者成为美国公民。理由是“华工进入美国国境危害到了特定地区的良好秩序”。而原本限期为十年的《排华法案》，最终整整存在了61年。该法案在1892年以《基瑞法案》（Geary　Act）的形式被延长了十年，之后更在1902被取消了时间限制。直到1943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才通过废除《排华法案》的《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正式废除了《排华法案》，同时以配额形式每年允许105个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国境，并对中国移民加入美国国籍重新敞开大门。

纵观《纽约时报》从《排华法案》通过到废除这61年间与之相关的报道，不难发现，在二战之前甚至是1943年之前都鲜有提及废除《排华法案》的呼声。但是在《麦诺森法案》出台的1943年，美国主流社会曾就《排华法案》的存废问题展开了持续而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从纵向上看，既有国家层面的也有地方层面的；从横向上，虽然现在还能够看到大多数存在于政客、劳工组织、学者圈甚至中国政府间的意见，但其中也不乏普通美国民众的看法。通过解读《纽约时报》在1943年的相关报道，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那场关于《排华法案》存废问题的讨论，透过利益交织的不同声音，从公众舆论的视角，尽可能深刻全面地洞悉美国最终在1943年年底做出正式废除《排华法案》决定背后可能存在的考虑。

二、废除《排华法案》的呼吁

主张废除《排华法案》的声音明显占据了大多数的位置，主导着大众舆论在这一议题上的风向。排华法案废除案的支持者广泛存在于政客、学者以及美国普通民众当中。虽然言辞说法和考虑重点各有不同，但他们的核心论点却统一且鲜明有力：美国需要通过废除《排华法案》赢得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好感和支持，来强化中美两国的盟国关系，共同取得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纽约州民主党议员肯尼迪（Martin　J.　Kennedy）在写给宋美龄的一封信中说：“一个和我们承担共同风险，并且将和我们赢得共同最终胜利的民族，在获得我们的友谊、感激和尊敬后，也自然应该得到我们公民权。”在发表这番言论的同时，肯尼迪议员向众议员提交了一项要求废除《排华法案》的提案。这封信中提到的诸如共同威胁、友谊、尊重和公民权一类的关键词也频繁出现在其他排华法案废除案的支持者的论调、学者们的公共演说、以及纽约时报刊登的普通民众的来信中。

与中国有着不解情缘，同时也是1932年普利策小说奖和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双料得主的美国著名作家兼学者的赛珍珠（Pearl　S.　Buck）也一直坚持不懈地敦促美国国会废除《排华法案》。她在1943年4月28日的一次有2200名大学生参加的公共演说中，“倡议中国移民应该被置于配额体制之下而不应被现行这样一项‘充斥对中国同盟者十四条污辱’的法案所限制”。同时她也指出排华法案废除案会成为“表达美国对中国的尊重的活的证据”。《纽约时报》的一位读者在来信中谈到：“废除《排华法案》必定会产生一种决定性的心理推动力，让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勇敢精神同日本人斗争。”美国人最想从《排华法案》的废除看到的最直接后果是“中国人的英雄气概”。众所周之，中国士兵的士气是抗日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废除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采取的一种舆论宣传手段。这既是想用平等和尊严来激励或换取战场上中国军人的高昂士气，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宣称，美国拒绝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扯上任何关系。

《麦诺森法案》的支持者还提出废除《排华法案》一举不但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更是对中国前线提供进一步援助的前提。身兼国会议员和多产作家双重身份的克莱尔﹒露丝女士在1943年6月6日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也强调废除《排华法案》“可能成为下一阶段战争的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这一时期正处于从第二阶段的僵持状态向最后战略反攻阶段过渡的关键时刻，非常依赖同盟国的支援。从1937到1943年，中国已经为六年的艰苦抗战承受了巨大损失，连“大元帅”（Generalissimo）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再坚持下去的临界点，支撑不了太久了。”中国国民政府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然而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无疑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战局的发展也让废除《排华法案》成为美国援助中国战场无法搁置的迫切任务。

另外一个被排华法案废除案的支持者郑重列入考虑范围的层面是苏联。美国向来对苏联和一切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恐惧感和敌意。即使在二战期间与苏联成为反法西斯联盟国也不足以说服美国卸下防备。露丝女士也公开表达了对苏联威胁的担忧。她表示《排华法案》很有可能把中国推向苏联的一边，“而这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什么走运的事”。对美国而言，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显然比每年一百多个中国移民严重得多。中国战场上共产党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又强化了美国对于苏联威胁的感知程度。

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被德克萨斯州的议员爱德﹒哥瑟特在一次敦促演讲中揭露了：“粉碎日本‘企图和中国达成私下和解’的计划”。对于美国来说，日本不仅是威胁到世界和平的主要法西斯势力，也是美国称霸太平洋地区野心的最强劲竞争对手和最大绊脚石。因此，为了确保中国在彻底打败日本之前会坚持并肩作战，并切断中国同日本和解的任何可能性，美国愿意尽一切努力。这之中当然也包括废除《排华法案》。

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可以寻到蛛丝马迹的排华法案废除案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中美两国在未来可能出现贸易合作的双赢局面。上文提到的哥瑟特议员预言：“中国是我们在战后世界市场中最重要的潜在客户。很多人认为她会在未来二十五到五十年内一跃成为最具实力的主权国家之一。”这一预言也确实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到五十年间逐渐成为事实。就中国当时的处境而言，这一观点显然不属于主流范畴。这个理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最终作出废除《排华法案》的决定也不得而知。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高瞻远瞩实属罕见。

1943年，在被视为中华民国国庆日的“双十节”（10月10日）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敦促国会尽快通过排华法案废除案。他在信中谈到：“废除了《排华法案》，我们才能纠正历史的错误并压制日本扭曲的宣传阴谋。”

对于《排华法案》的存废之争，来自地方的声音也不容忽视。从淘金热时期开始便成为中国移民首选目的地的加利福尼亚，上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移民聚集的文化熔炉。当地关于废除《排华法案》的讨论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目光。1943年见证了整个加州对排华法案废除案态度的重大转变。许多当地居民开始对废除《排华法案》表示欢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在去年春天（1942年）在西海岸的访问对于扭转加州人对《排华法案》的情绪上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蒋夫人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两个城市都收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三、反对废除《排华法案》的声音

在这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废除《排华法案》的争论中，反对者一直处于下风。他们的论调并没有突破61年前一开始通过《排华法案》的理由，显得苍白无力。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退伍军团等一类极力推动过《排华法案》通过的保守组织，这一次又在废除该法案的反对阵营里扮演着活跃角色。他们的立足点依然是对亚洲人根深蒂固的歧视。加州的共和党议员沃德·约翰逊明确表示：“哈利·霍普金斯联合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罗斯福总统夫人以及副总统华莱士试图推动废除《排华法案》的努力，纯粹是通过允许其国民进入美国国境来帮助这个正在饱受压迫和蹂躏的民族。”这一虽然听起来很唐突和咄咄逼人的观点，却是当时反对阵营里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他们死守《排华法案》并攻击一切想要废除该法案的努力。其理由还是中国移民涌入美国会加剧工作市场的竞争和拉低平均工资。他们的论据也不断受到排华法案废除案支持者们的挑战。其中一位华裔读者在给《纽约时报》的来信中直截明了、铿锵有力地反驳道：“如果中国人真的成为了美国公民，我相信他们也一样会要求高工资、社会保障和其它的公民权利。”

另外一个攻击排华法案废除案的普遍盛行的立足点是移民门槛障碍问题。攻击者认为：“排华政策的存在是为了避免在已经酿成悲剧的黑人问题上再叠加类似的黄色和棕色人种的问题。”言下之意是，废除《排华法案》可能为美国国境完全对亚洲人敞开大门设立一个先河。因此，“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废除《排华法案》将意味着移民障碍的完全崩溃。”而这很可能会为美国移民政策系统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四、　结论

最终，在1943年12月17日，“有61年历史的《排华法案》移出美国法律系统。”“该废除法案让在美国生活的所有中国公民都有获得美国国籍的资格，也降低了移民障碍，在配额制的基础上每年允许105个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国境。”在支持者眼中，排华法案废除案是美国“对维护联合国家间的和平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其影响力堪比苏联解散共产国际。”

剖析《纽约时报》记录下的争论，从公众舆论的视角解读，美国最终废除《排华法案》应该出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的考虑。

从短期看，日本法西斯威胁着世界和平，中国国民政府濒临放弃边缘，中国战场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一方面，美国不但要给予物质的援助，也需要表达在道义上的支持，废除《排华法案》是用平等和尊重来鼓励中国军民的士气，以尽快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要用实际行动表示同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划清界限，粉碎日本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指控。

从长期看，日本是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苏联和共产主义是美国的宿敌，而中国有潜力在未来几十年内一跃成为强大主权国家和美国的合作伙伴。美国愿意尽包括废除《排华法案》之内的一切努力来确保中国绝对不会私下同日本和解或者转向苏联求助，同时还可以“施恩”于潜在的合作伙伴。而反对废除《排华法案》的声音也反映出对美国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也远远超过种族主义；在政治经济领域，美国传统保守的移民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战后可能出现的世界新格局了。再加上与中国移民和《排华法案》关系最直接的加州都开始张开宽容的双臂，美国最终在1943年底废除了存在61年的《排华法案》。

虽然《纽约时报》对1943年《排华法案》存废之争的记载不可能是完整的，公众舆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国会最终出台《麦诺森法案》的决定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纽约时报》能在其报道中真实广泛地反映来自各方的声音，却是在那个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动荡年代，美国主流媒体对职业道德的坚守和美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真实写照。

篇5：美国:劳工培训法案修订起争议

《支持知识和投资终身技能的法案》(Supporting Knowledge and Investing in Lifelong Skills Act，简称SKILLS，《技能法案》)由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House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 Committee)占多数的共和党议员起草。这一法案将取消许多小型的和针对某些小团体的职业培训项目，对这些分流出去的联邦资金进行整合，成立更集中的劳工投资资金(Workforce Investment Fund)。

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这项法案极大地简化了犹如迷宫般的职业培训和劳工发展项目。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中的高等教育和劳工培训小组委员会负责人、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议员弗吉尼亚·福克斯(Virginia Foxx)指出，美国人理应得到一个更高效、更加负责和更能适应工作需求的劳工培训体系。

民主党议员为维护这些项目所惠及的弱势团体利益而反对这项法案。白宫在一份申明中也强烈反对这一提案，指出：“这项法案将消除，或者说是允许对许多特定项目进行整合，但却没有对弱势群体提供所需的至关重要的帮助，如有读写能力需求的退伍军人、低收入成人和青少年、有着明显就业障碍的残障人士、获释人员和其他人员。”

社区学院和营利性机构是高等教育领域联邦劳工培训资金的主要接受者，这些学院和机构的负责人对于众议院的这项法案也持多种看法。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和社区学院理事会协会(Association ofCommunityCollege Trustees)赞同该法案，认为该法案包含了一项允许当地劳工董事会与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合作培训劳工的条款，并消除了另一项允许州长将卡尔·D·铂金斯职业和技术教育项目(Carl D.Perkins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 tion Program)的资金与劳动力投资法案(Workforce Investment Act)的资金合并的条款。

社区学院的另一个联盟体，“重建美国的中产阶级”(Rebuilding America's Middle Class)也对通过该法案表示支持，认为这项举措“通过设定针对培训资金的最低金额，重新强调了对职业培训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