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2022-04-21

[摘要]从我国公证制度建立到现在，虽然却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影响了公证制度的良性发展。公证制度作为一个在陌生人社会中应对多元价值取向所造成的社会纠纷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作用不可否定。现观我国现有公证制度我们会发现其缺乏完善的公证程序，公证人才流失严重，公证基础理论研究滞后等现象。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篇1：

石油钻探企业施工受阻原因分析及对策

摘要：石油钻探企业作为油田工程的乙方，在施工和搬迁期间经常受阻。受阻的原因有土地补偿、供水矛盾、村民无理要求、矿权争议及扬尘、震动和噪音污染五大类。深层次的原因有分税制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紧张、钻探业务市场化的影响和法律环境的不完善三方面。钻探企业的对策是规范生产行为，设立专门的关系协调部门，与地方政府建立密切联系以减少阻挡，建议按照事权合理划分财权，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加大执法力度，打击扰乱正常生产秩序的行为。

关键词：钻探企业施工受阻分税制市场化法律环境

石油天然气钻探工业与其他矿产资源开采工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石油天然气需要通过大量的钻井来获取，而不像其他矿产资源只集中在一座矿山或者矿井进行开采。因此油气田的面积一般都很大，例如长庆油田的开采范围是地质学概念上的鄂尔多斯盆地，横跨陕甘宁蒙晋五省区，勘探总面积达37万平方公里。在如此广袤的区域上分布着61个县（区）、旗和众多的乡镇。油田与钻探企业之间是施工作业的甲乙方关系，川庆钻探公司作为长庆油气田建设的乙方主力军奋战在辽阔的鄂尔多斯盆地，有100多支钻井队和100多套试油（气）机组在长庆油田施工。石油天然气钻探施工全程接受法律审批许可和监管，审批和监管首先由最基层的县级政府进行，企业在施工用地、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施工用水等方面对法定权利依赖度高，因此必须与如此数量众多的政府进行交往。由于油区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均较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利益要求突出，政府向企业伸手的现象普遍存在。石油天然气钻探本身就是没有围墙的工厂，施工区域直接与外部相通，点多面广线长，施工作业点搬迁频繁，沿途村庄众多，在施工和搬迁期间，被当地村民或者政府部门阻挡不能施工的现象经常发生，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就此情况进行分析。

一、施工受阻情况

从表1看出，施工受阻现象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2011年，川庆钻探公司在长庆油田被村民和政府部门阻挡不能施工的时间累计达31945小时（1331天），相当于四到五支钻井队全年没有施工，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二、施工受阻的原因分类

川庆钻探公司对每年的施工受阻时间都进行了统计分析，受阻原因分别为土地补偿、供水矛盾、村民无理要求、矿权争议和扬尘、震动、噪音污染五类。表2是2010和2011年的施工受阻原因构成。

1.土地补偿问题。钻井是石油天然气开发的必需手段。钻井之前必须修筑道路和井场。在石油行业，钻前工程指钻井井场和道路的修筑。钻井井场和道路使用土地的审批权限一般都在县级政府。而地方政府的土地审批跟不上油田勘探开发的步伐，使油田确定了井位却不能打井。在2008年以前，钻前工程由承揽钻井工程的钻探企业负责。2008年以后，为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石油钻探企业放弃了钻前工程业务，由油田甲方委托当地施工企业进行。与此同时，油田甲方为了加快土地报批进程，将土地报批业务也一并委托给当地钻前施工企业进行，并且确定了哪家公司拿到政府的批文，就由哪家公司进行钻前施工的政策。由于当地施工企业与当地政府联系紧密，此做法确实大大加快了土地报批的进程。井场和道路对所在地村民的土地和附着物补偿也委托给钻前施工企业进行。与城市房屋拆迁安置一样，当地的钻前施工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土地和附着物补偿方面有很多不规范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钻井队经常受阻，有时长达数十天。

2.村民的一些不合理要求。村民阻挡主要涉及土地、附着物补偿、道路通行、房屋震损、环境污染等方面，大体可归结为三种情况：一是合法应得利益没有得到及时足额补偿；二是借合法利益受损无限放大诉求，索要高额补偿；三是纯属无理取闹，索要钱财。第一种情况是当地钻前施工企业对村民的补偿款不足、不到位、不及时造成的，村民对当地钻前施工企业没有办法，只好阻挡下一道工序即钻井。第二种和第三者情况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农民收入与石油工人收入的巨大差距，从而造成了人们的心理不平衡。当有一家村民要到高额补偿后，其余的人家也纷纷要求高额补偿，否则会在村里被看不起，从而导致了补偿费用大增。还有一些村民纯属无理取闹，在乡间土路上拦路设卡，索要钱财。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只管自己要钱，而对于企业施工受阻的巨额损失却置之不管。而且由于诚信缺失的社会整体状况，村民只相信到手的现金，而按照企业的财务制度，必须与村民签订补偿协议，经过层级审批，由公司财务部门通过银行转账向其支付，但是村民往往不相信协议，只等拿到现金后才解除对钻井施工的阻挡。

3.施工用水矛盾。油田甲方将钻前工程委托当地施工企业，对于土地补偿及工程费用实行打包定额结算。由于技术含量低，当地的施工企业数量众多，竞争激烈，油田甲方因此将结算定额定的并不高，钻前施工企业既要应付村民的漫天要价，又要承担地方政府的专项收费（地方政府按每口井向钻前施工企业收费），在将这些费用计入成本之后，钻前施工企业的利润并不高。因此，钻前施工企业看上了另一项利润较高的业务——钻探工程供水。当地的钻前施工企业千方百计要求给石油钻探企业供水，否则就鼓动村民甚至雇佣无业人员阻挡钻探施工。当地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支持由当地企业供水，钻探企业投诉无门。一些市、县陆续用政府文件的形式规定由政府向石油钻探企业推荐供水企业，费用实行政府指导价，按每口井由钻探企业向供水企业结算。迫于现实的施工频繁受阻和政府的压力，2011年开始川庆公司逐渐采取由当地企业供水的生产方式。这样一来，因当地企业要求供水引起的施工受阻大为减少，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县乡政府和基层村民组织据此要向供水企业收费，供水企业为了保住利润，向钻探企业提出涨价的要求。而且突破合同限制，在施工完成后阻挡钻井队搬迁，以此要挟钻探企业多支付费用。

4.矿权争议。中国有四家石油勘探开发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延长石油集团。前三家是中央企业，延长石油集团是陕西省省属企业，开采范围仅限于陕西省。长庆油田是中石油的下属企业。在全国，唯独在陕西省存在中石油与延长石油集团的矿权争议。由于石油采矿权是按照经纬度登记的，而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地貌复杂，具体到某一山沟，在技术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划分清楚双方的矿权边界确实存在难度。延长石油集团作为地方企业，对地方的财政贡献大，解决的当地就业人员多，在地方政府的支持方面显然比作为中央企业的中石油多一些。双方的高层领导在一起畅谈合作，但是在最基层的施工现场，争夺却十分激烈。双方互相阻挡对方施工的现象时有发生。钻探企业作为施工方会因此被阻挡施工，所遭受的损失却没有任何一方承担。

5.扬尘、震动、噪音污染。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村民对自身权益的维护积极性日益高涨。井场及道路周边的村民纷纷提出了扬尘、震动、噪音污染损害赔偿要求。但是有一些距离较远的并没有受损的村民也趁机要求赔偿。村民不但漫天要价，互相攀比，而且要求现金支付。在没有得到现金之前就阻挡施工和搬迁。由于村民数量众多，所要求的赔付额企业难以承受，特别是对于现金支付问题，一些民营的钻井队可以解决，但是国有的正规的有严格财务管理制度的钻探企业就难以做到，所以就出现双方僵持，企业长时间受阻的现象。

三、深层次的原因分析

1.分税制对地方财政的影响。目前我国有21个税种。增值税是最大的税种，2010年国家总财政收入83101.51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21093.48亿元，占25.38%，企业所得税12843.54亿元，占15.45%，资源税417.57亿元，占0.50%。我国于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将这些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三种。将大税种、收入高的税种归中央，如消费税、关税，将零散的、难以征收的、收入细小的、不稳定的税种归地方财政，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将一些大税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对于地方财政的贡献有所提高，这是多年来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的结果。

分税制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水平。1994年之前，地方财力大多年份均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0％以上，1993年曾达到78％；而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突然降至44％，一年中减少了34个百分点，之后基本维持此水平，2010年为48.9％。虽然制度的设计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地方一些财政补助，但在财政的自利偏好倾向下，上一级财政总是在先考虑当年自己的各种开支后，才决定给下一级多少。而且随着改革的进程，大量的事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承担大量的事务，需要的财政支出量也很大，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部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与支持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

地方政府由于事多钱少，财政捉襟见肘，因此想方设法提高其收入能力，而税收法律法规由中央制定，地方无权改动，所以，在地方政府就对非税收入很感兴趣。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项目。2010年中央财政中非税收入1979.17亿元，占4.66%；地方财政中非税收入7911.55亿元，占19.48%。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关于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号召在地方政府就很难得到有效执行，地方政府出让土地大搞“土地财政”也就很好理解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很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默许执法部门多罚款、乱罚款以增加收入。

2.钻探业务市场化的影响。长庆油田是中国陆上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服务最开放的区域。由于川庆钻探公司及其前身长庆石油勘探局对长庆油田一对一的工程技术服务不能满足油田快速上产的需要，长庆油田引进了大量的外来施工队伍，包括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目前在长庆油田施工的钻井队有800多支，年钻井进尺2000多万米。而川庆钻探公司只有100多支钻井队，年钻井进尺约500万米。其余有近100支中石油、中石化的其他施工队伍，而民营钻井队多达600多支。这么多的民营钻井队为了抢占市场，在遇到阻挡时，花钱了事，而且多以现金开路，大大助长了村民索要钱财的积极性。油田甲方也欢迎如此做法：施工的乙方受点损失，但是确保了生产进度。

3.法律环境的不完善。按照法治理念，如果村民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应当诉诸法律，请求赔偿。但是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村民通过阻挡施工，赔偿来的更快更多，而且不用交诉讼费，村民当然采取阻挡的办法。有可能为了1万元阻挡施工2个月，钻井队停工损失上百万元，却没人承担责任。现在的土地补偿已经远离了补偿的性质，而是同城市拆迁一样，成为了当地人快速致富的通路。村民互相攀比，看哪家的补偿款要的多，而争相阻挡钻探施工。钻井队以村民扰乱正常生产秩序请求地方政府调处时，地方政府有时会找借口推脱，钻探企业只能通过找关系、找熟人，通过乡政府、村组织用行政手段给村民施压做工作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是偏离了法治轨道的，使得企业外部环境更加恶化。

四、对策及建议

1.企业的对策。考虑到依靠管理和科技对生产的提速都有限，而目前全年的施工受阻时间长达1300多天，因此有效减少受阻时间是企业发展提速、提高效益的最有效手段，企业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施工受阻。（1）密切与地方政府的联系。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动态，及时获知政策动态，争取提前行动，以较小利益换取大的、全局的利益。（2）坚决依法办事。规范行为，确保在生产作业地的生产经营行为均符合法律法规，尽可能减少对村民财产的损害，争取事前解决问题。

2.对制度层面的建议。（1）按照事权合理划分财权。增加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一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中央企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力度，使地方政府真心支持中央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2）健全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对于扰乱正常生产秩序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时予以惩处，改善油区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

参考文献：

1.李晓光主编.管理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杨小君主编.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利益·权利·法律适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3.王周户主编.行政强制与行政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黄君洁.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5.张宗斌，汤安中.权力主导型分税制的内在缺陷及完善思路.现代经济探讨,2006(6)

6.周明生.税收高增长与地方财政困难之悖论.中国改革,2005(6)

7.赵云旗.完善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的思考.经济研究参考,2005(66)

（责编:贾伟）

作者：王智非

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篇2：

现行公证制度的缺陷及其改进

[摘要] 从我国公证制度建立到现在，虽然却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影响了公证制度的良性发展。公证制度作为一个在陌生人社会中应对多元价值取向所造成的社会纠纷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作用不可否定。现观我国现有公证制度我们会发现其缺乏完善的公证程序，公证人才流失严重，公证基础理论研究滞后等现象。为了提高我国公证制度的发展水平，我们必须针对这些问题，集多方力量来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完善公证立法，提高公证员的社会地位及其待遇，强化公证基础理论研究。

[关键词] 公证制度；公证员；公证立法；公证理论

一、引言

公证思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乡土中国之中有着邀请具有特定身份地位的人如族长、乡长等为特定事件进行公证。清末修律中制定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中就有了对有关证据的公证内容，到民国时期就有了公证制度。新中国公证制度的建立发展过程出现了非连续性现象，阻断了公证制度的发展。在这种历史进程在的公证制度难以取得巨大进步。

二、现行公证制度的缺陷

（一）缺乏完善的公正程序。目前规范公证员公证程序的法律主要是《公证法》及其司法解释，根据《公证规章汇编》的统计，涉及公证的相关文件只有59件，这些公证细节半数以上多为上世纪的解释。2006年公布的《公证程序规则》仅仅只有七十四条，公证事项所涉及的内容牵扯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民事、经济等。而作为规范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等等本身就包含着较为细致的内容，同时其还有非常繁杂的司法解释。相比而言公证程序所涉及的内容的法律规定过于简单，这导致公证员在进行公证之时缺乏法律依据。公证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其行为的基本依据是法律，在缺乏相关法律规范规制的前提下不能行使如英美法系法官造法的基本功能，进而致使此必须公证事项或无法公证，或违法公证。

（二）公证人才流失严重。从《公证法》条文来看，赋予公证员权利的仅仅一条，但通过对这个法条的剖析，我们发现这条规定其实并未给予公证员从事公证业务所必须的公证权利。享有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待遇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不分职业特点的普通权利；提起申诉、控告、辞职等是每个劳动者所享有权利的基本保障。这种笼统的赋予公证员的这些福利及其保障是并不具有针对性及其保障性。同时，即使默认这些是法律上赋予公证员的这些权利是公证员行驶的必要保障，其中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获得报酬从何处获得？自营抑或财政划拨？是依据公务员法进行申诉控告还是依据劳动合同法进行？这些看似给予公证员权利的条文并没有详细的司法解释，这导致该条文在实践中依然缺乏操作性。在现行之中公证员属于事业单位编制，公证员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像法院、检察院那样高。但公证员与法官、检察员等都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在履行职能的权利上所具有的基础条件是一致的，但所享受的社会地位、权利等都不如法院、检察院，这导致很多优秀的公证员依然参加公务员考试而进入法院、检察院工作。同时由于公证员的福利待遇地域差别大，收入水平不一致，使得公证员之间存在着攀比现象，不利于公证员制度的稳定性。

（三）公证基础理论欠缺导致公证信用体系底下。公证制度是源自西方的理论，在国外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论基础，但公证制度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对公证制度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公证法相关的研究具有丰富的实践价值，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着实践。相对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研究，公证法学的研究一致处于边缘地带。由于公证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公证制度不可能像其他部门法学特别如民法学那样可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适用，但其在现代社会之中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必须具有坚定的理论基础。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之中，特别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背景下，需要一个公证人形象作为特定事件的公证，让市场能够构成良性秩序。但是在我国由于理论、配套措施的缺失，民众对公证制度的信任度并未像国际上之高。一学者在社会信用体系调查之中发现公证员的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中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现象是可怕的，是对整个公证制度致命的打击。一个缺乏基础理论的学科必然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若仅仅依靠公证员自身来探讨公证制度的发展方向是难以取得长足进步，必须依靠专门化的学者研究，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在为公证制度的良性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现行公证制度的改进

（一）必须完善公证程序立法。近年来，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增长以及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诉讼程序的发展去得了重大成就，单就公证程序的研究上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在市场经济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信用程度很难通过表现来查询其信用程度，诉诸公证机关进行公证成为了一个良好的选择，公证程序的建立可以使得社会上未知的纠纷处于最低发生概率，同时也为将来的诉讼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在这个意义上公证程序的价值并不亚于诉讼程序。公证程序目前虽然有《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指导，但其并未具体细化，在实践领域难以指导现实案件的应用。在完善公证程序的立法上必须注重

（二）给予公证员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其权利。公证员的社会地位不高是多方面所造成的，但由于我国公证人仅仅为事业编制，社会信任程度不如法院、检察院这些司法部门，进而导致优秀公证人才的流失。因此将公证员纳入公务员编制是势在必行的。在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都给予公证员以公务员身份来处理特定事务。在我国取得公证员资格必须通过司法考试，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能够证明其在法学基础理论上具备了从事相关法律职业的能力。公证员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性，若仅仅认为取得职业资格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公证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提高公证员任命条件，规定在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之后若干年的司法实践活动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公证员是必要的。同时在提高公证员任命条件之后，必须给予其较高的工资水平，由国家统一将公证员工资纳入政府财政之中予以核发，同时可以适当给予业绩奖励。由于目前我们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公证案件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现象，公证人员办案出现细微差错是难免的，因此给予特定豁免权利是对公证员的基本保障。

（三）加强公证制度研究。在公证发达的国家里，公证制度的研究也较为发达。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都有专门研究公证制度的专家学者，反观我国的公证制度的研究就会发现其存在着极大的落后性。就从专门性公证期刊来看，较为出门的仅仅为《中国公证》，但我们发现其并不是核心期刊，即作为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公证的学术刊物并未达到相关专家的认可。公证法学在大部分高效教学之中并未纳入教学范围，只有少部分学校作为一门选修课进行介绍。但公证业务的实践性极强，虽然一个法学学生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但是缺乏专业的公证法学基础也不能够在现实中应用。这导致法学院培育的学生不能够迅速的从事公证业务。公证法学的研究多为一些宪法学者、行政法学者、诉讼法学者等零散的研究，未能够形成统一的公证法学研究学术团体。建设强大的公证法学研究学术团体进行学术是解决公证基础理论研究滞后性的有效途径。

四、结语

公证制度虽为舶来品，但该制度满足了当今多元化社会中对具有高度公信力中间人的需求。公证制度从引入我国到现在时间较短，理论学术发展滞后，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如何构建一个良性的公证制度是我们公证事业所面临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研究公证制度离不开对公证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然而我国的公证相关立法处于起步阶段，不可与其他相对发达的法律相比。同时我们发现优秀公证人才的流失现象严重，浪费了极大的公证资源。提高公证人员的社会地位与待遇是解决公证人才流失的根本方法。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公证制度必须多方努力，只有集各方力量才能为公证制度的发展开辟一条大道。

作者简介：黄育红（1967-），女，汉族，福建晋江人，晋江市公证处三级公证员，研究方向：公证制度、公证法學。

作者：黄育红

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篇3：

矿产资源刑法立法问题研究

摘要：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矿产资源开采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着眼于矿产资源的刑法立法问题，讨论了我国现有矿产资源刑法现状与不足，结合发达国家关于矿产资源的刑法立法成功案例，探索中国矿产资源刑法立法符合中国国情的改善建议。

关键词：矿产资源;刑法;立法

矿产资源是我国维系生产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工业的同时都已认识到了保护矿产资源的必要性并具有比较完善的司法体制。我国在1990年首次将矿产资源的保护问题纳入到了法律的范畴中，1997年更是将非法采矿罪与破坏采矿罪纳入了刑法。但是，现今国内大小非法采矿的行为却没有得到良好的遏制，部分违法行为责任人也并没有通过法律途径得到惩处，这就让违法分子的违法行为更加猖獗，对社会以及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通过我国对于保护矿产资源立法至今的三十多年的案例可以发现，刑法对于保护矿产资源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制约作用，这首先体现在刑法对于矿产违法行为并没有强烈的约束，其次对于违法犯罪行为也没有足够的惩处效果。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形式也层出不穷，之前的法律已经不能适用于新形式犯罪，为了维护国家财产与人民的人身安全，我国的矿产法律体系也应相对应地进行一系列的改善。

一、中国矿产资源刑法现状与犯罪特点

我国刑法中对于矿产资源犯罪的条款只有破坏性采矿罪与非法采矿罪两条（刑法第343条第1款、第346条）。犯破坏性采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犯非法采矿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我国的矿产资源刑法由于时代等因素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明显已经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体现出了立法上的滞后性。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发展，新型的犯罪层出不穷，而现行的刑法与矿产资源保护的关系是以人的短期利益为中心反射至矿产资源利益的，这还远远达不到矿产资源的保护作用。由于矿产刑法立法晚，国家对于相关法律的实践少的原因，我国矿产刑法存在着法律规则不科学、功能不协调、操作性差、惩处力度低、取证难等特点，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为立法理念不科学、起刑点偏高、刑罚设置不合理等，这让矿产刑事案件的处罚力度大大降低，影响了法律对于违法行为的制约效果。矿产资源刑法立法缺陷产生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中国的刑法立法采取的是单轨体制，“罪”与“刑”只存在于刑事法律之中，而刑法以外的领域的法律不能有独立的罪刑条款，这在世界范围的刑法立法中是十分滞后的。

总结矿产资源刑法立法后出现的矿产资源犯罪行为，我们可以发现其犯罪具有明显的特点，分别为：犯罪的地域性、犯罪方式的明显性、犯罪的故意性与犯罪的反复性。矿产资源犯罪的地域性是最明显的特点，因为矿产资源的分布具有自己的特点且不可能改变，这就导致了矿产犯罪集中在固定的区域内;而矿产资源的开采过程需要采用大型的挖掘开采机器，这就与其他犯罪的隐蔽性不同，很容易被人察觉;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非法采矿罪在主观意识上与其他犯罪不同，犯罪人都是明知自己并不具备开采的资格而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非法开采所以排除主观过失，犯罪带有强烈的故意性;矿产资源的犯罪行为往往受到了巨大的利益驱使，而我国刑法中对于矿产资源犯罪的刑法却并不严厉，前文介绍破坏性采矿罪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非法采矿罪造成严重资源破坏的最高也是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就导致了犯罪人对于法律的漠然，尤其是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尤其县级以下）容易产生官商勾结的现象，促使矿产违法现象的屡禁不止。而犯罪人在受到刑罚出狱后由于刑期短、经济利益大等因素也容易重操旧业进行违法犯罪行为。

二、发达国家矿产资源刑罚借鉴

发达国家由于经济与工业起步早，发展成熟，对于矿产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也更加健全，其中以俄罗斯、日本与美国的矿产资源刑法体系最为健全。这些矿产资源刑法的条文一般存在于附属刑法或刑法与附属法并存，这种采用附属刑法来进行详细法律规定的做法可以有效扩大刑事监管范围，处罚方式一般以处罚金为主、自由刑资格刑为辅的做法。我们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矿产资源刑法的时候应该因地制宜地批判性地择其良者吸收，参考我国的具体情况适当加重量刑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有效地遏制矿产资源刑事犯罪。

（一）俄罗斯矿产资源法律法规

俄罗斯联邦保护矿产资源的法律主要为《煤矿安全法》、《油气管道（干线）运输法》、《矿产开采税法》、《贵金属和宝石法》、《产品分成协议法》、《地下资源法》与《联邦大陆架法》七部，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有关危害公共安全及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的章节中关于“生态犯罪”部分明确规定了何为矿产资源犯罪。俄罗斯矿产资源法律的特点为罪名与刑种的多样性，这极大地扩大了矿产资源法律的适用范围并可以根据具体犯罪采取不同的刑罚，其处罚措施包括了罚款、自由受限、自由剥夺、劳改、拘捕、强迫工作与禁止进行某些活动或承担某些职务。其中“禁止进行某些活动或承担某些职务”一条可以针对我国矿产资源犯罪的反复性对犯罪人施行针对性的监管，有效避免犯罪人发生再次犯罪的可能，减少犯罪的反复性概率。

（二）日本矿产资源法律法规

日本是世界范围内法律相对最为健全的國家之一，日本对于多种犯罪成立单独的法律，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法律典范的作用。1970年在我国还没有对矿产资源立法的时候日本就已经通过了14个环保法律，其中《关于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公共犯罪处罚办法》（简称《公害罪法》）是日本对于资源保护及惩治资源犯罪的基础。其中包含的七个条文是世界在保护环境中采用刑事手段的先例，也开创了单独为公共危害刑法立法的先例。日本《公害罪法》的立法原则为重罚金刑、轻自由刑的原则，对于企业违反法律的现象不仅要追究企业犯罪中个人的责任还要科以法人高昂的罚金。《公害罪法》的立法理念就是让高额的罚金来提升犯罪成本以减少犯罪的概率，一般资源犯罪都是为了追求高额的经济利益，当罚金的额度严重到可以抵消犯罪所获得的收益的情况下可以极大程度上让犯罪人在犯罪行为产生前就考虑到后果而减少犯罪概率。同时高罚金刑、低自由刑的设定十分符合人道主义的原则，从最初的思维上做出正确的引导而不是等犯罪后用刑责来处罚犯罪人，这一点十分值得中国的矿产资源刑法借鉴。

（三）美国矿产资源法律法规

美國由于历史原因受到欧洲英法等国家的影响，其法律采用的为判例法的制度，整个国家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刑法典，其刑法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为：美联邦刑法、各州刑法与联邦及各州编制的经济法规及行政法中包含的有关刑事法律的法规，而美国在对于矿产资源刑事法立法的突出特点就是在单行法中直接规定刑事罚则，针对具体的矿产资源犯罪判定具体的刑法量。美国的《露天采矿控制和回填复垦法》是美国第一项专门规范特定行业的环境保护法律，该法律规范了对于采矿责任人的行为，在采矿后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恢复因采矿而受到破坏的土地到最佳状态，并对责任人的责任做出严格规定否则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尽管我国的法律体制不同，但是美国刑法对于矿产开采过程中所造成的破坏提出了明确的补偿要求，这使得整个矿产开采过程中及开采后的善后工作有法可依，十分值得我国的借鉴。

三、我国矿产资源刑事立法的完善

（一）重构构成要件、降低起刑点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刑法的主要问题为第二章所提出的立法理念不科学、起刑点偏高、刑罚设置不合理等问题，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刑事犯罪只有破坏性采矿罪与非法采矿罪两项，同时设立的年代较为久远，同时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水平较低，法律的构成要件呈现出不合理的特点。如非法采矿罪中“经责令停止开采而拒不停止”，非法采矿的行为与盗伐林木具有相似的部分，同为窃取国家财产、破坏固有环境的特点，但是盗伐林木罪却没有“经责令停止砍伐而拒不停止”的款项，这就说明了立法时对于这种行为明确为盗取国家财产，其恶性程度与主观意识并不比非法采矿要轻，同时“责令禁止”需要有一定的执行期限，期限内犯罪人仍可能持续犯罪，对国土及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对于非法采矿的起刑点为五万元人民币，这与一般的盗窃罪相比构成犯罪的数额更为巨大，但是非法采矿所盗取的国家财产的行为与造成的影响也更为恶劣，根据国家财产不容侵犯应降低起刑点与盗窃罪持平。

（二）明确罚金额度，重置自由刑期

我国对于矿产资源犯罪的法律成立得较早，但是中国由于近30年间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发展后的经济水平已经远非30年前可比，在不成熟的立法条件下对于罚金的处理并没有设立明确的额度。由于矿产资源犯罪多是受到了极大的利益驱使，那么在罚金方面一定要远超过非法所得才能够对犯罪人起到约束作用，在罚金的设置上可以参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与日本《公害罪法》并参照我国其他罚金模式提升到非法所得的80%至3倍并责令最大限度地恢复土地至原始状态。而我国对于矿产资源犯罪的自由刑设计也明显偏低，前文提到犯破坏性采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犯非法采矿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表现出矿产资源犯罪的刑期均为有期自由刑并上限较低。随着科学发展观与循环经济战略的部署，环保问题更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非法采矿造成的不可逆性的生态损害，对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并不可逆性生态损害造成国家财产严重受损的应采用无期自由刑。

（三）增设罪名，扩充处罚方式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破坏性采矿罪与非法采矿罪作为我国矿产资源刑法的两条罪名已经越发凸显我国在保护矿产资源方面的不足。尤其是在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前提下，环保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重大问题。建议针对矿产开采环境问题增设罪名，同时由于矿产资源稀缺性的不同更应该对于稀缺矿产增设非法开采稀缺矿产资源罪等罪名。俄罗斯在对于矿产资源犯罪的处理上包括了多种刑罚措施，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对于犯罪的刑罚增加处罚种类，体现现代中国法律的健全性。

四、结语

本文对于矿产资源的探讨是在重视社会发展、安全生产与生态环境大前提的条件下而分析研究的，其研究内容希望可以帮助我国的矿产资源刑法立法提供一定的建议，对于生产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在矿产资源刑法立法中可以进一步吸取采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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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华江.我国矿产刑法规范的若干检讨[J].法学研究，2011（1）.

收稿日期：2014-09-26

作者简介：孙红雨（1990-），女，山东烟台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2012级硕士研究生，从事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刘文燕（1963-），女，黑龙江鹤岗人，教授，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Penal Mineral Resources Legi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