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理论探讨论文

[摘要]行政和解制度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权利本位、服务合作以及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等理念，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多重价值功能。为使行政和解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在丰富其适用原则的基础上，扩展其适用范围，合理设置其适用程序。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行政强制理论探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行政强制理论探讨论文 篇1：

“政社合作”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摘要：自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浦东着力开展“政社合作”的改革与实践。其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搭建多层面合作平台等举措，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为特征的政社合作伙伴模式。为了进一步推进政社合作，一方面，政府要采取改革双重登记制度、完善监督体系、加大财力和政策倾斜力度、发挥政府组织的优势等措施，以解决民间组织健康发展面临的注册难、监督“缺位”、人力财力不足、“志愿失灵”等问题：另一方面。民间组织需要树立“社会企业”理念、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并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以解决自身发展能力、公共物品供给、功能定位等问题。

关键词：民间组织：购买服务：政社合作

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社会问题不断增多，社会管理难度加大，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推进中国社会由政社高度合一的管理模式向政社分工合作的治理模式转变，由一元化的管理模式向多元化的治理模式转变，由行政强制型管理模式向公共服务型治理模式转变，从而构建政社新型合作关系已经成为时代发展必然要求。对此，上海浦东新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直以来，浦东新区就十分重视社会建设，早在开发开放伊始，浦东就提出了“浦东开发不是单纯的经济项目的开发和土地开发，而是功能的开发、社会的开发。是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战略定位。自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新区着力开展“政社合作”的改革与实践，以期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形成“政社分开、政社互动”的新局面。目前，新区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为特征的政社合作伙伴模式。

一、大力发展民间组织。为政府职能转移找“替身”

“小政府、大社会”是浦东新区一直以来追求的政府管理模式。“小政府”指的是机构编制、职能的精简；“大社会”则指的是民间组织、社会服务机构的发达及其服务能力的增强。为了达到这一理想的政府模式，浦东早在开发初期(20世纪90年代)，就建立一个机构人员十分精简的“大部制”政府架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浦东新区的“小政府”管理体制逐渐从“精兵”层面深入到“简政”层面，开始通过“分离”和“缩减”两种方式。剥离应由其他主体承担的部分职能。如浦东新区明确要求各职能部门要将部分具体社会事务管理职能以及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事务转移出去，将行业协会的行规制定以及协调、准入、评比等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法律服务、环境保护、宣传培训、社区事务、公益服务等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职能，业务咨询、统计分析、决策论证、资产项目评估等技术服务与市场监督等职能转移给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以充分发挥其行业管理与协调、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技术服务与监督等职能。在这一过程中，浦东新区也深刻的认识到，如果政府分解出去的职能社会承担不了，就会留下社会管理的空白地带，“小政府”就会重新膨胀起来。因此，还必须致力于培育与“小政府”管理体制相匹配的“大社会”，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机构和发达的社会中介组织及民间组织，以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从而为政府职能转移找“替身”。

为此，浦东新区先后颁布了《关于促进浦东新区民间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政社合作关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开展了大力培育民间组织的工作，(1)确立了有序发展民间组织的方针。在优势行业、新兴产业和人世相关领域，鼓励、支持和培育一批行业协会；重点发展公益性、服务性社会团体以及社区服务、科技创新、市场中介、尊老助残、协管服务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吸引国内外具有知名品牌和良好运营理念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落户浦东；稳步推进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类事业单位的改革，探索将其改制成为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同时，浦东新区出台了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政策，从八个方面对民间组织给予扶持，对符合浦东产业特点、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社区公益性民间组织及涉农民间组织等加以重点支持，如对区经济发展有贡献的行业协会补贴3万元工作经费，对社区公益性以及涉农民间组织给予4万元开办费、运行费、房租补贴等。(2)推进政社分开，促进民间组织独立健康发展，消除“二政府”的民间组织。浦东新区要求政府与民间组织在主体、机构、职能、人员、资产、住所上实现“六个分开”，达到无行政隶属关系、无人事派遣关系、无资产关系的“三无”目标。(3)注重对民间组织的监管，以提升民间组织的能力。其措施包括，探索建立一支既懂法律、又熟悉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运行特点的监察队伍；建立与信息披露制度、财税扶持政策等相适应的社会监督体系；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民间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自律机制；建立定期学习和考核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政策业务培训保证依法：建立以信用等级为核心的评级制度；完善民间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代表会议、理事会、监事会等内部运行机制。(4)建立公益服务园区。2009年浦东成立全国第一个旨在扶持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公益服务园区。园区把在浦东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公益性民间组织汇聚到一起，加大政府对民间组织孵化培育力度，提供整合服务，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入驻的公益性组织均可享受政府提供的办公补贴和运营补贴，并享受财会代理、法律咨询等服务。园区的“公益组织孵化器项目”由上海浦东非营利中心(NPI)于2006年设计成型，2007年4月正式运行，旨在为初创期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关键性支持的公益项目。即应用“政府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公众监督、公益组织受益”的孵化器模式，为初创的民间公益组织机构提供包括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和小额补贴等公益组织创业初期最亟需的资源，以及专业的创业辅导。让优秀的项目赢得时间和机会去成长，探索自己独立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具体而言，就是设立理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向社会各界募集运作经费；与资助型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由NPO专家组成顾问团并借助管理咨询、会计、法律、宣传营销等专业机构的志愿力量向被孵NPO提供一流的咨询服务：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并以购买服务等形式给予一定补贴；受益方为创业和发展期的民间公益组织。2010年12月7日，第三期孵化项目出壳，它们是六家各具特色的公益机构：I派社区公益影像发展中心、百特教育、禾邻社区艺术实践社、PAWPA流浪伴侣动物保护会、人·间关系社区发展中心及青少年教育服务中心，涉及社区影像、青少年教育、社区

艺术、流浪动物问题，以及不同人群代际融合等服务领域截至2010年8月底，浦东新区共有民间组织1347家，其中社会团体348家，民办非企业单位999家，从而培育了一批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主体。

二、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将“划桨”的任务交给民间组织

为进一步理清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职能边界，浦东新区要求各职能部门对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行梳理，将原来由政府直接举办的，为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民间组织来完成，形成了“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机制。一是预算管理，将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纳入预算；二是契约式管理，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责任、义务以及服务要求，全部在合同中体现；三是评估机制，政府委托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对民间组织做到项目合作前有资质审查，合作过程中有跟踪了解，在合作完成后有社会绩效评估。购买服务的项目涵盖调查统计，课题研究、项目管理，行政事务管理，承办活动，老年人服务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慈善救助、农民工子女教育、计划生育宣传等多个领域。目前，这一机制在浦东新区的经济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府由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政策制定者、购买者和监督者，实现了社会权力的回归和政府角色的转换。如推行的社会事业“管、办、评”联动机制将公共服务的全流程被切分为管、办、评三大块，政府更多地“掌舵”。而把需要专业技能的“划桨”任务交给有能力的民间组织。这一联动机制首先在教育领域推行。2005年6月，浦东新区政府与位于上海浦西的一家民办教育管理机构——上海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签订了《公办东沟中学委托管理办学协议》。根据协议，委托管理期间，学校的性质不变，与新区社发局的隶属关系不变。政府的拨款和其它任务不变，学生的学习支出不增加，新区政府每年支付给管理中心管理费。管理中心入主东沟中学后，从委派校长、输入教育理念、创新管理模式到培训教师、组织教学等全部实行自主管理。而学校办得好不好。不是由政府和管理中心说了算，则是由专业的中介评估机构——上海浦发教育评估中心来评估。可见，“管办评”联动模式坚持“凡属于政府的职能必须由政府承担起来，凡属于学校的职能逐步交还给学校，凡可以由社会专业机构承担的专业服务、事务处理职能尽量发挥社会的作用”的原则，努力构建“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基本模式。于是，“管”就不再是政府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而是政府通过规划引导、政策设计、督导检查等来实现宏观管理，一些具体的专业服务、事务管理则通过购买服务，交给社会专业机构。

2、促进了民间组织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新区14个政府职能部门出资2228.2万元购买民间组织服务，2005年达到4197.3万元，2006年政府为5955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既解决了民间组织的经济来源，又为其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平台，从而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并培育出群众信赖的民间组织“领军人物”。

3、促进了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民间组织根植于社会，贴近群众，反应迅速、机制灵活，能为群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如由上海非营利中心(NPI)托管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后。根据三林世博家园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五大板块的社区服务内容：为社区内体质较好的老年人提供兼休闲、学习、娱乐于一体的“老来客会馆”项目：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休闲、娱乐和健康活动平台的“众乐文化圈”项目；为社区0-12岁少儿提供亲子早教及校外托管服务的“彩虹乐园”项目；为社区低收入居民提供收入补贴的“编织希望工坊”项目以及为社区高收入白领提供志愿服务参与社区平台的“乐活社区”项目。目前。五大板块项目均已推出相应的活动，分别为社区各个层面的居民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4、促进了社会和谐。民间组织具有的专业化知识和柔性化的工作手段，公民之间通过自我协商、相互沟通，更容易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促进社会自治。如2006年起，浦东新增人民调解渠道，通过“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矛盾。该委员会属于第三方群众组织，聘任的5名调解员分别为法律界人士和医学专业人士，与医院以及任何行政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其中立性得到了院方、患方、管理方三方的认可，运作情况良好。2007年，浦东在全市率先开展劳动争议仲裁实体化改革试点，建立浦东劳动争议仲裁院，开始重点完善劳动关系的三方协调机制。

三、搭建多层面合作平台，为民间组织发挥反映诉求作用提供渠道

当前，社会管理涉及社会生活、公民社会的各个方面。关系到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阶层、不同团体的利益。而社会管理的主体构成也从传统的国家或政府扩展到了所有的公共部门(国家或政府、第三部门、非盈利组织或中介组织等以及公民个人)。社会管理变成一种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全社会的“多元主体”的开放式公共治理。为此，必须搭建起政府、企业、社会、公民共同参与决策、管理和服务的平台和渠道。

2006年，浦东建立了全市第一家区级市民中心，并将其作为政社合作互动的物理平台，在这里，由政府提供活动场所，委托浦东新区社工协会进行运作和管理，民间组织在此开展各类展示、培训等主题活动，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此开展政策征询、决策听政、购买民间组织服务招标与签约等活动。市民中心现已经成为市民的天地、社会的平台、政府的窗口。之外，浦东充分利用新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等有形平台，以及新区政务网站、区长网上办公会等网络平台，搭建起政府与市民及民间组织沟通、互动的政社合作平台。

为了更深入推进政社合作，浦东新区还利用这些平台提供的便利，建立了“民声决策机制”。这一机制就是政府在涉及社会民生的公共决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听取民众意见，更要让民众意见成为决策的根据。之外，2007年浦东新区推出了“市民议政会”制度。根据“市民议政会”的试行方案要求，浦东的每一个街镇每月应举行一次例会，每次围绕一个社区里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并适时与区长网上办公会联动举行。形式将以现场面对面沟通为主，网上交流为辅。街镇主要行政领导及相关负责人要到会，并可邀请新区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参加会议的市民代表则通过组织邀请与自愿报名相结合的方式来产生。为了确保实效，浦东还将围绕会议知晓率、群众参与率、问题答复率、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等指标，加强考核和管理。浦东新区规定，对市民代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和意见，由街镇实行“一口答复”以及牵头解决，有关职能部门必须有求必应、有请必到。这些举措，为民间组织发挥反映诉求等作用提供了渠道。

四、完善“政社合作”模式的思考与建议

当前，浦东新区的政社合作过程也面临一些问题，需

要从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着手予以解决，进而进一步推动政社的合作、互联与互动。

1、政府方面。首先，改革双重登记制度，解决注册难问题。当前，我国民间组织实行的是“双重管理”审批登记制度，即成立民间组织需要先后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双重管理”审批登记制度，意图通过双重负责、双重把关，严格民间组织的登记注册。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也导致一些弊端：其一，它导致了“政社不分”，使一些民间组织变成了“二政府”，其职能由政府分化而来，从而丧失了民间组织本有属性。其二，它为民间组织获得合法身份设置了障碍。例如，相关的法规只是划定了业务主管单位的范围并未规定其义务，导致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只愿意担任“二政府”的民间组织而不愿意担任其它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申请成立公益和服务等领域民间组织的业务范围无法与政府职能部门对应，或其业务范围涵盖多个职能部门，就难以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民间组织至少需要县级以上职能部门担任业务主管单位，也造成基层社区的群众团体往往因落实不了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据统计。我国只有约20％的民间组织按照规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在此模式下，部分从事非营利活动、公益慈善事业的组织只得通过工商登记取得法人身份，由此也就无法享受减免税上优惠政策。其三，它过度强调登记注册的审批把关，在限制民间组织合法化的同时，忽视了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对那些获准登记成为合法的民间组织既没有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也缺乏对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管。因此，随着民间组织的作用日益明显。迫切需要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审批登记制度进行改革。目前，浦东新区已在行业协会进行登记管理模式的改革与探索。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原先规定行业协会先要明确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并由主管单位出具书面同意成立的文件。方可接受行业协会的登记申请，改革为只要由同一行业组织的发起人向社团办提出筹备申请同意，并经行业组织成员自愿参加，自发组建筹备完毕后，发起人就可直接向社团办提出登记申请。社团办依法登记，并作出批准与否的决定。这项改革至关重要一步是“政府相关部门业务指导”，也就是说，改变登记管理模式后，行业协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自治权。与行业协会业务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变业务主管单位为业务指导单位，而且可以有多个业务指导单位，使行业协会获得更多的“组织资源”，有更多机会与这些政府职能部门建立起良性合作关系。在此改革的基础上，希望能够更进一步探索无主管单位的登记制度，以彻底解决民间组织登记难问题。

其次，完善监督体系，解决监督“缺位”问题。当前我国民间组织的监督管理采取一元化的政府监管模式，这种制度设计直接导致了很多民间组织内部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决策程序、财务制度都不健全，财务混乱、经费短缺现象严重，有些甚至利用民间组织身份谋取非法利益等。如目前，浦东新区的有些公益类民间组织，缺乏相应的治理结构，实际上是在行政主导下运作；有些民间组织虽有董事会，但成员都是发起人，缺乏公信力；由于财务透明和监督制度的不健全，有些公益类民间组织还存在违背“非分配约束”现象。而要扭转这些现象，就必须认真落实《关于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政社合作关系的指导意见》有关精神，以建立一个政府管理、社会监督和民间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多元社会调控格局，进而促进民间组织良性健康发展。其一，应建立一个以政府有关部门为主体、大众媒体、社会公众和独立评估机构为辅助的监督和评估体系。以强化民间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其二，不仅要重视开展“年检”，更应重视日常工作的监督。如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以便于公众和舆论对民间组织的监督：建立科学、公正、权威的民间组织诚信评估指标体系，对其是否保持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是否在登记注册的业务范围内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等进行评估，并表彰那些诚实守信的组织，批评和曝光那些失信的组织。其三，完善民间组织的自律机制，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使其真正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自律机制。

再次，加大财力和政策倾斜力度，解决人力财力不足问题。资金短缺和人才缺乏，是困扰民间组织发展的两大难题。关于资金短缺问题，现阶段，政府还需要帮助民间组织拓宽资金来源，以形成多元的筹资机制：一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目前，浦东新区真正用于扶持民间组织的支出水平占GDP的比重为0.0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的水平，也低于4.6％的世界平均水平和0.73％的中国平均水平。因此，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如新区政府可规定每年的财政预算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用来购买服务。二是政府帮助疏通信息渠道，通过多种媒体(包括报刊、杂志、公共网络等)途径对民间组织的公益形象，以及热心或从事公益事业的企业家进行宣传，以在全社会形成热心公益事业的风气。三是有条件的放宽民间组织从事经济活动的限制，从而使其能够在开展公益活动的同时从事与自身业务有关的且以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尽可能的做到自食其力。之外，政府还需要制定一系列保障政策来支持民间组织发展，如对初创期的社会组织给与包括开办费、运营费补贴在内的扶植政策：为社会组织提供低收费或免费的办公场所，或给与房租补贴；对不同背景、不同“级别”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免税政策等优惠条件上一视同仁，等等。

目前，导致民间组织人才缺乏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全社会对于民间组织的员工存在着错误的认识，认为只要是在从事公益事业的民间组织工作，就都是志愿者，而且，很多资助方也不愿意支持人员工资比例较大的项目，进而导致民间组织员工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难以留住高素质的人才。如浦东新区的司法社工月薪为1500-2500元。另一方面是现行制度和政策对人的就业观念和职业选择的影响，致使许多人不愿意到民间组织工作。如浦东新区没有针对公益类民间组织优秀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的人事优惠政策，造成民间组织的员工难以办理户籍和居住证，也就无法享受上海市的社会保障。因此，为了使民间组织能够吸引高素质专业人才，还需要政府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如可制定与引进经济和科技人才相类似的吸引人才政策，在待遇、住房、户籍等优惠政策方面向优秀社会组织人才倾斜，从而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地位和待遇，逐步培育出社会工作的领军人才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最后，发挥政府组织的优势，解决“志愿失灵”问题。在美国学者萨拉蒙看来，非政府部门与市场和政府一样也有其局限性，也会产生失灵，即“志愿失灵”。他认为，非政府部门的固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慈善不足，即慈善捐款的数目与非政府部门实际支出之间有着相当大的缺口；民间组织对象的局限性，即它们所服务的对象一般是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结果一部分群体可以享受到完善的各种服务。而另一些往往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的利益却被忽视，并由此导致资源的浪费；民间组织往往

存在家长作风，即实际掌握经济资源的人对如何使用资源有较大的发言权。他们所做的决定往往既不征求多数人的意见，也不必对公众负责和接受监控：民间组织的业余性，即民间组织强调的是志愿性，义工服务，工作常常由有爱心的志愿人士担任，这不可避免影响组织绩效和服务产品质量。民间组织存在的这些局限，恰恰可以运用政府组织的优势加以避免，比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来克服慈善不足问题；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民主决策程序等方式将其掌握的公共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而克服民间组织行为的狭隘性和家长式作风：通过政府的专业来弥补民间组织业余主义等等。

2、民间组织方面。首先，树立“社会企业”理念，解决自身发展能力问题。民间组织尽管不像营利组织那样进行利益分配，但是其生存与发展也需像企业那样地“经营”自己的组织、活动、品牌等。2006年起，流行于英美的“社会企业”(Soeial Enterprise)概念流入中国，并引起广泛关注。其实，“社会企业”在中国的流行是有其合理性的：其一，社会企业倡导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主张借鉴企业满足市场需求的方法，以获得产品和服务收人作为可持续的收入来源，而不是一味的依靠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这就为中国的民间组织探索用自身的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其二，中国大量的草根组织由于注册难，则多以企业身份注册。于是，索性按照企业方式注册和运作(只不过是有着社会目的的“企业”而已)就能绕开了政策限制。其三，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广泛传播，使得企业界开始普遍关注社会问题，企业“白领”大量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民间组织服务社会的工作，并成为了新一代的公益从业人员。而在实践中，有感于中国现有的民间组织缺乏企业所追求的高效率，便希望把企业界成熟的管理经验运用到民间组织，而“社会企业”的概念则符合了他们改革现有民间组织操作模式的愿望。以把民间组织的使命清晰、开放、信任和分享与企业的创新、高效、结果导向等相结合。因此，当前，民间组织树立起“社会企业”的理念，有助于解决诸如资金来源的匮乏、“合法身份”不易获得和激励机制的不足等一直困扰其发展壮大的主要障碍。

其次，整合社会资源，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海南中国改革研究院的迟福林教授指出：当一国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时期，也是该国公共服务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当前，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构成了中国现阶段的一个突出矛盾。对于这一矛盾，尽管有些学者将其归咎于过度“市场化”，认为应由政府把所有的公共事务都管起来。但实际上，现代政府既不需要、也没能力包办一切，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只需要“掌舵”，不需要“划桨”，“划桨”的任务可以交给民间组织。国际经验也证明民间组织在就业、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可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就需要民间组织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积极聚集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本，充分发挥自身在募集社会资金、动员公众参与、吸引志愿人员、直接面向个人或群体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与困难等方面形式灵活多样的优点以及效率、灵活、创新、贴近基层等方面优势，最大限度地提供政府和市场不能和无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

再次，厘清与政府的关系，解决功能定位问题。在功能定位上，民间组织自产生时就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些组织开始就主动接近政府部门，寻求政府部门的政策与资金帮助。虽然这些组织通常较易取得合法性地位，但由于过于靠近政府，也极易丧失独立性，并使组织自身的宗旨和功能发生变化，导致志愿不足和非专业主义。另一部分组织在建立时过分强调其社会属性，而拒绝与政府合作，认为自身就是为了克服政府失灵、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而产生，因而在功能定位上过分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而不愿与政府合作，进而使自身的合法性难以实现，从社会公众获得资金资助方面也比较困难。在功能定位上，民间组织必须清醒的意识到中国大部分资源仍由政府控制，因而必须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应认识到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双方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彼此地位独立。因而在提供服务时，民间组织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以模糊身份来提供公共服务，否则只能使其定位失准。

参考文献：

[1]邓丽，霍莉NGO浦东路径：“多背一公斤”孵化记[EB/OL]，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6/40MDAwMDlwOTE40Q.html，2010-12-03/20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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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志，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系[EB/OL]，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020/03166857570.shtml，2009-10-20/2011-01-10

[4]陶希东，浦东之路：社会建设经验与展望[M]，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0

[5]李红艳，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理论探讨[J]，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3)

[6]吕朝，社会企业：“社会为体，企业为用”[EB/OL]，http://www.npi.org.cn/newsshow.php?pid=311，2007-11-16/2011-01-22

[7]马力，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模式构建[J]，学术交流，2007，(4)

责任编辑　王友海

作者：冯梦成

行政强制理论探讨论文 篇2：

浅谈行政和解制度

[摘 要]行政和解制度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权利本位、服务合作以及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等理念，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多重价值功能。为使行政和解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在丰富其适用原则的基础上，扩展其适用范围，合理设置其适用程序。

[关键词]行政和解；价值功能；适用

行政争议作为一种社会矛盾，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它不仅关乎公民的切身利益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也对我国公权力的运用规范化、合理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对我国现代化法制建设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当下，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行政和解制度已经在实际法律事务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运用，起到了积极的法制效果。但是，我国由于过度注重了行政权力而导致行政和解的作用一直被忽视，我国建设行政和解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行政和解制度的理论探讨，绝不可忽视行政和解制度的基本社会价值与功能。

一、行政和解的概述

（一）行政和解的概念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行政和解制度的适用，首先就是要平等，因为在行政纠纷中，控诉双方往往不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在这一前提下，行政纠纷的双方，再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相互合理的让步，最后在以他们的真实表示下，达成合意，从而解决该行政纠纷的机制，这就是行政和解。①

我国现在所普遍提及的行政和解，都是指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就是指再行政诉讼中的双方，就权力和义务的维系和相关案件的诉讼标的，以控诉双方的真实意思为标准，进行相互协商，双方都进行互相让步，以结束行政诉讼为最终表现形式的一种制度。由此可见，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就它本质而言，也是诉讼活动中的一种衍生制度。但和解制度的启用，应该是在行政纠纷的双方还未进入诉讼程序时适用，以高度效率性，高度公平性，高度自由行为标准的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

就现行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行政和解制度主要分为两种，包括执法过程中的和复议过程中的两大类。和解的行政执法过程中是相对行政主体与行政争议，及时通过对话和协商达成的协议，这有利于行政纠纷的及时解决。作为公共权力而言，在其行使过程中的主要争议是行政主体及行政相对人的冲突所引起的权利纠纷，因此，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是行政纠纷的主要产生原因。当然，出于司法资源的节约来说，在行政纠纷产生的过程中，如行政纠纷双方能及时地解决纠纷，这样无论从发生行政纠纷的双方自身利益，还是从法院的司法效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在我国，法院作出和解协议书又很高的法律效力。解决的途径诉讼和解协议订立一个较小的效力，但与合同一样具有有效性。当然，无论什么和解的手段，都是注重双方的真实表示后达成的合意为标准。

二、行政和解的适用

（一）行政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我国目前行政和解程序适用的标准主要以我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为标准.

其中包括主要的三种情况：

1.行政纠纷由非强制行政行为引起

根据行政主体做出的合法的行政行为是否以强制性为标准，把行政行为划分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和强制性行政行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就是指在法定范围内，行政主体在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后，使行政相对人服从、接受，但并非以强制的手段进行的一种行政行为，包括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非强制行政行为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发展的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行政行为的优势在于更好地体现了行政纠纷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表现了国家的发展更加趋向于服务性的政府模式。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较大的优越性在于：首先，非强制行政行为的灵活性远比之前的各种行政行为要高，它并不和传统的行政行为一样，死板地按照固定的法律，而是从本质出发。其次，非强制行政行为具有更强的互动性。普遍的行政行为都是以行政主体为主，行政相对人往往处于较弱势的一方，行政和解体现的是行政纠纷双方的互通性，这点是其他制度所不能比拟的。正是基于非强制行政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灵活、互动的优点，使得行政和解制度越来越多地用在了行政纠纷的处理中，也使得这一制度在最大程度上被运用。

2.行政纠纷由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引起

所谓行政赔偿就是指以国家为赔偿主体的侵权损害赔偿，或者说凡是以国库收入或国家财产进行的赔偿都被称为国家赔偿。我国的国家赔偿一般都是狭义上的国家赔偿，即国家公权力的违法运用所引起的损害赔偿，而国家补偿也就是国家公权力的合法运用所引起的赔偿。这中间的国家公权力一般都是指行政权。在符合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的情况下，在法定的范围内，只要发生行政纠纷的双方自愿主动的发出真实的原意适用和解程序的表示，就可运用行政和解。

3.行政纠纷由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引起

在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合法性，也就是“行政法定原则”，在国外，有的国家也称为“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法定原则”下，行政行为就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力度，分为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和有羁束行的行政行为。众所周知，法律法规的本质是以原则为根本的，而只有裁量的行政行为就是这样，它只有相应的法律原则对其进行规定，只要在合法的情况下，才可以自主做出相对应法律的行政行为。但也由于这种制度存在较大的弹性，因此也产生了不小的漏洞，和解制度的适用也成为可能，但在发生行政纠纷的对象是羁束性的行政行为时，和解就不再适用与行政主体的主动提出，这关系到国家公信力的力度，在我国，越来越多的法律对这一点也予以了体现。

（二）行政和解的监督和救济机制的建立

目前，就行政和解在现实中实施的状况来说，主要存在着几方面的障碍：第一，和解制度的适用不是行政相对人自愿的，而是由于行政主体在享有国家公权力后，相比较行政相对人有比较有优势而对行政相对人强迫适用和解制度。第二，行政纠纷的双方相互串通，恶意损害公共利益。

因此，行政和解的必要条件，是要建立一套用于审查的第三方监督的审查机关，行政主体的行政可以构成关于滥用权力的监督。行政诉讼外的和解，法院毫无疑问成为了这一机构。诉讼和解，却可将该争议中的裁定权力转嫁给当地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

虽然说，上述也强调了行政和解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的法制建设中，和解制度并不能取代正式的解决各种纠纷的程序。就是说，在现实中和解制度的广泛运用，也不会导致行政主体巧立名目地对公民进行变相压制，在建立比较完善的诉讼制度的大前提下，和解制度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有效的运作。

三、行政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行政和解的构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一制度上，死板地套用外国的经验和制度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明确行政和解制度的原则和理论，为我国更好地构建起较完善的行政和解制度做好准备。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行政这一问题制定出了更多的实质性的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断的被完善，相比较以前的法律法规而言，强制性已经逐步被取缔或消除，国家也渐渐向服务型的新型国家发展，把以往行政活动的重心由行政主体向行政相对人发展，以行政相对人为重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要求，形成一种新型的“新公共管理”的运行模式。由于这一制度更突出体现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大大降低了行政主体的强制性特点，在法制不断发展的今天，成为了一种潮流。现代行政不再是以前的消极行政、高权行政、守夜人行政、而是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基于这样的理念，解决纠纷的方式也要随之变化，所以说行政诉讼和解有其生存的理论和现实土壤。

就现实情况来看，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和解也是可能的，因为行政主体的裁量权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性，在行政活动中，由于实际执行中的诸多不可预见性，行政执法只有裁量权也愈加宽松。这不仅仅是行政权力的扩大化导致的，也是行政活动的效率提高的一种表现，只有在具体事件中，只有灵活的进行适度的改变和处理，才能更好地符合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使行政效率最大化。当然，这些必须要限定在法定的范围内，对在解决程序中广泛存在的现代行政活动的自由裁量权，有可能也有必要成立。

但也要明确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我国立法中明确规定的不适用和解程序的：（1）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2）侵害案外第三人利益；（3）侵害国家利、社会公共利益；（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如有以上情形之一且已达成和解的，认定和解行为无效。

社会的不断发展，诉讼已经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途径，但是过于繁琐的诉讼程序，需要较大的人力和司法资源的投入。有限的司法资源使我们对和解制度的发展做较深层次的发展和研究。笔者认为，要更好地完善我国行政和解这一制度，需要加大行政和解的适用范围，明确其要保证行政相对人的个人意思表示，在公平、公正的大前提下，适用行政和解制度，因为行政权本身就有强制性，而要做好行政和解工作，就要把纠纷的双方，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确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以尊重行政相对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主，双方做到自主自愿。这样，不仅能使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得到表达，也对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要明确行政和解的本质，是为公众的自身权利意识的培养和对国家司法资源的节约，并不是以和解的名义作出一些和本质背道而驰的事，在不断提高和完善行政和解这一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加大这一制度的合理使用。从而更加科学、合理、正确地使行政和解制度的实施运作，能及时解决纠纷，稳定社会关系，推进和谐社会发展。

[注释]

①方芳.论我国行政和解制度之构建[J].东北师范大学.2006.

[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68.

[2]方芳.论我国行政和解制度之构建[D].东北师范大学.2006.

[3][美]庞德.作为中国法基础的比较与历史[J].哈佛法律评论（第53卷）：1423.

[4]周公法.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J].行政法学研究，2005（04）：84.

[5][德]哈贝马斯.沟通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6]周佑勇.行政法原理[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叶剑泉、李媛，广西大学法学院。

作者：叶剑泉 李媛

行政强制理论探讨论文 篇3：

论意识形态管理理念的创新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人们的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多变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官方已具有“话语权”，舆论上是“主旋律”，但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出现的某些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威胁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转变和创新意识形态管理理念，推进意识形态管理科学化，已然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管理；理念；创新

管理理念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灵魂和导航塔

意识形态管理内涵及时代价值

意识形态管理“是一个国家和掌握政权的政党，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遵循一定的管理原则，借助科学的管理手段，运用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有目的地协调、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各种关系和资源，以便最大程度而又高效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的动态过程”。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党的意识形态管理与其他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管理有着本质区别。我们主要是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协调整合意識形态领域内外各种关系和资源，以此来引导人们思想。这种思想引导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的、平等的、民主的说服教育来实现的。它既不是思想专制或思想禁锢，也不是对人们思想的直接控制或行政强制干预，更不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衡量一切是非的唯一标准。历史已经证明，通过思想禁锢或思想专制而实现的意识形态管控只能是暂时的，且极易反弹。

理念是意识形态管理的灵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管理也总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先导，这就是管理理念。它反映了管理主体对管理过程中各种现象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的认识。意识形态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由意识形态管理主体、客体、方法、原则和评价标准等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其子系统内部及各子系统之间相互矛盾、相互作用，借此推动意识形态管理过程不断向前发展，演绎着意识形态管理的本质。要达到意识形态管理客体自觉管理的最终目标，就需要协调意识形态管理过程中各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在协调这些矛盾的过程中，起指导性和决定性作用的是意识形态管理理念。

创新意识形态管理理念，推进意识形态管理科学化

以人为本、民主引导、服务群众的“人本理念”

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为此，首先要坚持管理就是服务。人民群众才是最终意义上的管理主体。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只是代表人民群众履行管理主体的职能，其管理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绝不能让权力异化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工具。即便是担负最高管理职责的无产阶级领袖也只不过是普通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而且他们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其次，坚持民主引导。意识形态管理的本质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只能是民主说服教育。然而，我党“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导致民主缺失，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盛行，以至于带来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巨大灾难。历史经验证明，“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意识形态管理的核心理念和最高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意识形态管理同样也要真正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管理的自觉性，增强他们的主动精神和责任担当；要真正做到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才能锻炼和培养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自觉性和能力，从而实现意识形态领域内外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形成意识形态管理合力。

张弛有度，坚守底线，依法管理的“法治理念”

党的意识形态管理经验教训表明，必须坚持张弛有度，坚守底线。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坚持“二为”方向。这是我们意识形态管理的根本原则，也是意识形态管理的底线。为此，我们必须始终旗帜鲜明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限制什么，在大的原则、大的是非面前绝不含糊；其次，正确处理促进繁荣与加强管理的关系，不断提高宏观间接引导的管理水平。要从诸多微观领域退出，杜绝使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文化艺术中的是非问题。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作品正是贯彻“双百”方针的价值所在；再次，注意划清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舆论监督与反动舆论的界限，努力形成一种鼓励探索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最后，真正做到“理论探讨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要划清学术争论、学术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界限。对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在学界未达成共识并得到中央认可之前，应该严格限定在学术范围之内，以免混淆视听，干扰普通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以立为主，重在建设的“建设理念”

重在建设就是要把意识形态建设作为意识形态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为主，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包括意识形态管理，意识形态管理促进意识形态建设，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既重在建设，亦重在管理。

参考文献：

[1]金坤城.关于意识形态管理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若干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2）：91-95.

[2]肖萍，秦在东.论我国意识形态的有序管理[J].社会主义研究， 2007，（1）：140-142.

作者：黄领 李妮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