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宪政辩证管理论文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符合人类的、有教养的、相对比较高尚的一种政治，它只能是精英政治。不管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往哪走，我始终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说咱们中国人，每一个人，你必须要丰满起来。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主编。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政治文明宪政辩证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政治文明宪政辩证管理论文 篇1：

理解政治文明的三个维度

自“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官方文献以来，学界的相关论述层出不穷，但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李良栋教授的新作依旧让人眼睛一亮。在这本30万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中，作者以宏大的理论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涉及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精彩的回答。

全书共分八章。首先从文明这一基本概念人手，对政治文明的一般理论进行了考察；接着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建设领域的历史性贡献；在辨析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文明的关系后，强调应坚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指出发展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途径；最后讨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对政治文明的影响，并对如何合理吸收西方文明的合理成果给出了具体的路径。

笔者认为，该书至少从三个维度加深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解。

一、历史的纵深考察：文明－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尚书《舜典》对“文明”一词的解释是：“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古代先民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表达人类对理想状态的追求，这正是文明最基本的涵义。今天，人们大致会认同，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与“蒙昧”、“野蛮”等相对，泛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健康、积极、进步的优秀成果。它既是一种状态，也是向一种更好状态迈进的过程。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沿用了摩尔根的概念，认为文明社会始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在恩格斯看来，劳动产品的剩余和文字的出现，使人类超越了蒙昧；而阶级的分野和国家权力的产生，则使人类超越了野蛮。从此以后，人类找到了比屠杀、掠夺、暴力更好的方式和规则来维系社会的秩序，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懂得运用国家公共权力的力量，是人类政治文明发端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恩格斯说，国家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总概括。人类由此摆脱自然的野蛮状态，过上了有组织的文明生活。

此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就是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及其实践的进程，是人类用和平协商的办法，去不断解决政治难题以及摆脱政治困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不断创造并积累起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制度和技术。

不过，文明的内涵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即便是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文明的发展也走着。曲折起伏的道路。不单是古代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呈现出很多不同的面貌，而且在前进的总趋势中依然充满着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倒退的斗争。

从历史的纵深角度来考察政治文明的发展，我们就能看到；由于国家的出现，人类进入了组织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活动状态，政治生活的文明状况大幅度改善。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国家制度下，这种组织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活动表现为赤裸裸的阶级压迫，表现为专制和独裁，并且同社会的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紧密相连。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把政治文明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无论是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理念，还是其建构出来的政治体制、规范的政治运作程序以及完备的法制，都是以往一切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当然，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依旧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它创造了各种精巧的政治制度，但本质上仍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民主也最终体现为少数有钱人的民主。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在强大的个人主义和难以克服的现实不平等面前，也经常显得无能为力。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仍然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和新型法治，、从而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崭新阶段，它是在人类政治文明扬弃以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的。”(第147页)

考察历史，我们还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文明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而各种文明的发展程度又是不平衡的。野蛮、愚昧、落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的演变，低水平政治文明向高水平政治文明的发展，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决不是自发完成的过程。各种文明相互借鉴，是普遍的现象。例如，二战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处于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的困扰之中，通过对自身加以改良，诸如适度地扩大民主、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对足以引起对抗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做出必要的约束等手段，战后资本主义得以延缓生命并继续发展。

人类政治生活以及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理想具有共同性，这是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以推进一国政治建设的基础。英国思想家密尔认为，一种政治模式需要满足一定的环境条件，这是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他用“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作喻，说“水车是做成的而不是长成的”，意在说明，人类在借鉴政治文明成果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人类的政治实践也表明，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来推进一国的政治建设，是可以有所成就的。

二、现实的横向解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有机结合、互相作用的统一体。与之相适应，人类文明也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三个文明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文明，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直接影响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此，诸多思想家都有共识。例如，法国文明史家基佐在《欧洲文明史》的结论中指出：“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自身的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内在的和道德的发展。”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保持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例如古希腊留下的文明遗产，不仅包括一度发展的商品经济、自由探索的精神、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而且包括对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强调、民主政体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人类生活范围由家庭／村落，到民族国家，再到超国家地域的扩展，政治生活形态也经由家族治理，到国家治理，再到全球化治理不同模式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传统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手段不断得到改造，建立在父权、族权、神权、王权基础上的政治体系，逐渐被建立在民权基础上的现代民主宪政体制所取代，传统政治的强权政治原则逐步受到约束，而平等人权原则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在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就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本着合作态度，确立并遵守和维护共同的行为准则，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社会准则的有效性。所以，政治文明在内涵上至少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三个方面。在理念方面，意味着平等、协作和宽容等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共识的普遍形成；在制度方面，意味着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推行；在行为方面，意味着社会普遍奉行合作主义和诚信原则，合理健全的法律、经济、政治、宗教、道德等多重机制有效约束政治行为、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

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但只有在继承和发扬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避免它的种种局限，创造出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新的文明成果，才能表现出其巨大优越性。在物质文明方面，不但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避免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在政治文明方面，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备的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真正实现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以多数人的统治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人的统治；在精神文明方面，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精神道德境界，让自由、平等、博爱得到切实体现。

由于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度建立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不能不受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制约。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所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是由于具体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影响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所以，只有通过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辟广阔的前景，最终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中国的生动实践：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

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

如果说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象征的政府的出现是人类摆脱自然无序状态而进入社会有序状态的第一次飞跃，那么，民主宪政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从人类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政治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以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标志的。因此，民主宪政被看成是衡量现代政治文明程度的首要标准。

民主宪政的基本走向是：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注重通过谈判、妥协、让步来获得政治问题上的共识和认同；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权力服从权利，权力保障权利，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是权力的目的；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建立起一整套保证政治稳定的制度规则和行为规则；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强调官民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具有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

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则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其中，党的领导是当下最合理的制度设计原则，人民当家作主是最正当的价值取向，依法治国是最可行的治理技术。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情况复杂的国度里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普遍拥护和一致认可的领导核心，政治文明建设就难以顺利进行。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原有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孕育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我们党对原有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作了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现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所以，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的社区自治等都是其中的有效形式。应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从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层面保证基层民主健康顺利地发展。

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辩证统一，关键在于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包括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治国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人民民主结合起来的最佳形式。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党代表人民利益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为法律。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党既应是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领导力量，也应适应法治的要求将自己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约束下，以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

笔者的一点读后感，相对于李良栋教授的大著而言，不过是管中窥豹。更多的发现还有待于读者自己去探寻思索。

作者：苏　刚

政治文明宪政辩证管理论文 篇2：

如何构建中国的政治文明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符合人类的、有教养的、相对比较高尚的一种政治，它只能是精英政治。

不管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往哪走，我始终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说咱们中国人，每一个人，你必须要丰满起来。

王人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主编。代表性著作《法治论》（与程燎原合著）是90年代在国内外极具影响的一本学术著作，其《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其代表性学术论文有《民权词义考论》、《宪法的中国性》、《庶民的胜利》、《权利与技术》、《宪政的中国语境》等；另著有随笔集《桃李江湖》。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亮点频仍，其中让学界关注的一点是，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这样的公示，让世界对中国如何构建自己的政治文明，多了一分期待和想象。宪法与宪政，一个是静态意义的法律文本，一个是动态性质的实践过程，可谓互为表里，辩证统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论坛》主编王人博，被称为“中国最优秀的宪政学者”，其主要著作《法治论》、《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中国近代宪政思潮》等，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法治论》在上世纪90年代被学界誉为“国内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开山之作”。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说，“王人博是中国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的确，无论是在著作还是访谈中，他都没有人们印象中学者的刻板和严肃，而是把“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认为宪政这一概念，最能集中表达中国人文化的乡愁—一个流落异乡的孩子，越是感到别人的阔，越是思念自己贫穷的家乡。当我们越去阅读西方的政治、公法文明的时候，越激起我们中国式的乡愁之感。”—这是王人博在网上流传的一句名言。

对于他的研究领域—宪法，他有着深沉却无奈的热爱，他认为：“在美国做一个宪政主义者不值得称颂，而做一个中国的宪政主义者，美国人不可能真正理解那种痛苦。这正像一个意大利的球迷不可能理解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西方的宪政主义者是西方成功的产物，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中国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结果。”

但他更坚信宪法的意义与力量，“即便宪政跟富强关系不大，我们也应该追求宪政，因为那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道德标尺”。

差距格局中的中国社会结构

记者： 你是宪政学者。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宪政。很多人理解，宪政就是限制政治权力，这种理解是比较完整还是仅仅是宪政的一部分？

王人博：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架构来讲的话，肯定有它内在的要素，还有它需要的一些条件。单纯来讲内在要素就是一个分权制衡的一种政治架构，分权制衡的目的就是为了限权，另一个就是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处于一个中立地位不偏不倚，不能带有很浓厚的党派意识。这个独立司法体系的价值在哪儿这谁都知道。这肯定就是宪政本质的两个要素。当然，如何才能形成这样一种体制？实际上还有它的外部条件。比如宪政需要民主，而这种民主，按照现在人类经验来看，它就是一个代议民主，因为不可能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已经从古代，从古希腊、古罗马转化成现在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以后不可能了，因为领土范围和人数都增加了，只能通过代议制这样的一种民主形式。

中国的宪政之路，从哪开始？这个宪政大厦怎么建？地基在哪？先建一个符合当代这样一种政治文明的代议民主制，还是先建一个能够相对比较独立的司法体制？这些都是耦合在一块的，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宪政最终的目的干什么？实际还是为了保证人的权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都假定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人，都有他独立的人格、尊严，对他的人格尊严、生命都要尊重，这就是现代文明共同体一个最起码的价值。虽然人有穷富丑美。但在一个观念里面的人，法律意义上的人，大家人格上没有贫富，穷人也有尊严，生命是等值的，不能说因为你是富人，我是穷人，你的生命就比我值钱。但在中国这种理念也缺乏。

记者：可是尊卑贵贱，中国的传统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么相处的。一个人高高在上，许多人匍匐在地，有人富得冒油，有人还没解决贫困。而且毕竟儒家的一些思想里面也强调尊卑有序。

王人博：这个应该这样来看。我认为讲到中国的民主也好，中国的宪政也好，可能遇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给我们带来的负面的东西。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当我们说弘扬中国文化的时候，似乎忘了它的缺陷。中国老是走在两个极端之中。以前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把中国的传统（包括儒家等）看成一钱不值，一堆臭狗屎，但是这两年一回来什么都好。这样的现象也值得反省。

那么到底怎么反省中国的以儒家为本的这样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弊端呢？我认为儒家文化带给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消极的人际关系。中国人跟别人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从它的基督教文化里面发展出来的对人的理解，跟儒家对人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西方这样的一个人，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一个原子性的人，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中国呢？中国自古以来是把人放在关系里面去理解，不是一个原子性的人，而是一个关系中的人。一个网，从那个网里面去看人。比如说人一生下来就被关系给包围了，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当然还有君臣，这就构成了五伦。这五伦实际上涵盖了我们中国所有的生活。如果咱们不是父子，也不是夫妻，也不是亲兄弟，也不是朋友，那怎么办？这个网络一直往外扩，扩到哪去呢？第一师生，第二同学，第三同乡，这就是差序格局。而且这种格局是中国人生存的主要支撑，在乡间是如此，在官场也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关系最终讲什么呢？它只讲恩义，讲报答。我给你好处，你要一报还一报，这跟西方建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对等。学法律的人都知道，法律就讲权利和义务。我们法学专业学生毕业了找工作，学的权利义务关系都没用了，只要走出这个校门就进入那个关系网络里面去了，找工作自己老爹不行，那就看看，再往下看，亲戚行也行，朋友行也行，如果朋友也不行，老师行不行？再看看同学关系行不行。说到底中国完全是一个关系网络。这就表达了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不一样，中国人喜欢把人分为生人和熟人，这两个字很能说明问题的。生熟本来是讲食品，为什么这个关系网层层在结网呢，就是说必须把生人变成熟人，就跟煮食品一样的，本来我跟你不认识，今天咱们通过这样一个接触，相对来说就变成一个熟人了。所以说这个网络一直在不断结网，咱们都进去了。官场如此，民间更是这样的。

记者：所以现在很多人对升迁很快的青年官员的预设前提就是他是靠关系上去的。

王人博：费孝通的一句话讲的很好。说中国这个社会构造，它像什么呢？一个石子扔在水里，一层一层的起来的一层涟漪，它不像个体集合的一捆稻草。

记者：费孝通说的差距格局就是拿这个比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整个中国就是一个乡土中国吧？

王人博：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概念稍微放宽一点确实可以这样说。不管现在工业商业怎么发达，其实维持整个社会运行的还是这些东西。在这样一个网络里，要建成一个宪政、民主的机制，谈何容易！咱不能想当然地说民主西方用得很好，拿过来放在我们人际差距格局里面去，肯定运行得也很好，不是那么一回事。当然人际关系西方也有，但是西方那种，绝对不像中国这样渗透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有人的地方就有这种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民主规则，跟宪政规则，是格格不入的。由此延伸出来，中国的关系核心是派系、利益派系。所以说咱们这种国民性也好，传统留下来东西也好，可能是中国向符合现代文明国家的政体迈进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中国从近代转型已经一百多年了，我们现在用的东西可能比较现代了，但是整个社会内在的东西，还是非常古老的。

儒家能够帮得上共和主义的宪政体制

记者：其实传统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比如包括道家、儒家、法家等等，在这么多的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可能挖掘出能够跟现代的政治体制对接上的文化因素？比如说现在一些人在呼吁的“儒家宪政”，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就是把儒家和宪政的问题对接起来了。

王人博：因为我不是儒家，更不是儒者，但我觉得在中国思考很多问题肯定离不开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因为毕竟我们从那过来的。而且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从儒家里面找资源，但有一点应该要很清楚，儒家对我们宪政的一个构建，到底是阻碍力大，还是促进力大？我们今天使用的语汇都是从儒家来的，因为没儒家，我们对西方的宪政没有办法理解。政是儒家提出来的，宪也是。那么民主、权利等很多都是从儒家典籍里面找到的，来翻译西方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资源上来讲，肯定离不开儒家。

但我认为可能一个最重要的还是，到底儒家跟宪政体制怎么来接轨，能够接在一块？我觉得现在儒家提倡的儒家宪政是模糊的，按照我的看法，一个非儒者的看法，从“共和主义”这一派的宪政体制，儒家能够帮上忙。

英美这些国家宪政体制运行的一个基础是自由主义，宪政跟自由主义有一个内在的关联。自由是宪政一个最重要的价值，或者是最高价值，强调人权也是从自由主义来的。儒家在这方面帮不上忙。但另外一方面，现在这样一套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宪政体制确实也出了些问题，人的极端自私、物欲膨胀，庸俗化、娱乐化。在这种宪政体制下，大家活得差不多，都喜欢钱，喜欢《江南style》，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那么西方的有志之士看到了，背离了从古希腊以来的公民理念。

在自由主义之外，还有一个流派叫共和主义流派，共和主义从哪来的？从马基亚维利来的，从马基亚维利来寻找西方的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个资源。那么共和主义强调什么呢？就强调公民，积极的公民。这个积极公民首先要有德，说到底就要有德性，要有责任感、勇敢、节制、理性。共和主义的公民不谈权利的，谈的是德性的概念。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儒家恰恰能为共和一派的宪政公民概念提供帮助。用我的话来讲，我说共和主义下的积极公民，跟中国儒家的君子特别相像，都讲德性，尽一个公民的责任感。

记者：但是这样的看法也受到一些批评，说推崇儒家宪政的人士的这种提法，充满浓厚的精英主义，可一个民主的国家，可能更多地强调的是大众参与吧？

王人博：这一点我跟他们看法是挺接近的。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符合人类的、有教养的、相对比较高尚的一种政治，它只能是精英政治。民主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托克维尔早就说了，是平庸化。不是说精英有多好，关键这个精英应该成为儒家意义上的那个君子，就是贤人治国，贤人政治可能更符合人的本性。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线索了，贤人政治必须是什么？是普通大众参与政治，但真正主政的人就应该是有贤德的人。

梁启超当年到美国去，到新大陆去，他以前本来特别崇拜美国，结果去了半年以后，他发现美国有很多弊端，最让梁启超不能接受的就是，在美国喜欢政治的人，都不是梁启超心目中最有才华、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人不玩政治，这些问题反映出来的就是，民主肯定有它的价值，这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有它的弊端，这就是梁启超的看法，美国的民主带来一种平庸化的结果。

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推崇贤良政治，叫“王道”。现在不管用不用这种概念，但我们底子里面还是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说 “以吏为师”，官员就是父母官，不光管理着老百姓，还是老百姓的榜样，老百姓学着你、看着你，这就是中国传统一直强调的这一点，官要正。当然做到正很难，为什么难？因为儒家没别的办法，只能靠自己修身养性，而事实上这是靠不住的，没有几个人能管住自己。所以必须要配备类似于西方那种制度和规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管理这个社会，必须是有贤德的人才行，当然还需要普通大众的参与。这种参与既能体现民主，也是对精英的一种约束。

记者：其实美国政治里面众议院与参议院的并存，其实也是大众跟精英结合的感觉？

王人博：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有一个潮流，就是一直往下走，一直往平民化那走，太平民化就平庸了。它本来也不是一般的平民才能进去，主政那些人，既不是一般的平民，也不是最顶尖的精英。所以说，儒家虽然看不出宪政，但是儒家的很多东西，可以为移植这样的制度提供一些支持，不单纯都是阻碍，还能提供一个支援性的资源。

所有的改革都是一门艺术

记者：刚才我们说的中国有很多复杂性，但我就在想，在很复杂很分散的上面，是不是有更为核心与抽象的宏大构架框住复杂性，然后在这个主题框架内，慢慢解决下面的问题，把复杂性解决了。而不是总是认为中国太复杂，而拒绝大框架上的改进与建设？

王人博：这个肯定是的，你说的很对，首先必须需要一个大的框架，要设计好一个框架，然后在设计好的大框架内，慢慢处理那些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可解的，不是不可解的，但是现在问题关键在哪呢？就是说你怎么建造这样一个框架。

记者：对，现在大家都在愁这个问题。

王人博：怎么建，说到底，现在咱们这样一个国家体制，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把财产转移国外，为什么老板还在移民？因为他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很担忧。要是看好的话，为什么要那样干呢？另外这个架构肯定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能搭起的，未来十年到底能做到哪一步？不动肯定是不行的，过激的大动好像也不行。所以说分寸感、火候肯定要拿捏得很准才行。不是说大刀阔斧改革就是好的，肯定不是那样。所以说所有的改革都是一门艺术，高超的政治技艺。

我认为确实需要一些专家、学者能够从实证性上、可行性上，提建设性的意见，技术性的建议。比如说建议废劳教，然后推动官员的财产申报等，另外，如果要建立一个这样的财产申报制度，那还有很多配套的技术性的东西，比如说怎么来评估，即怎么知道官员报的账目是真的，是客观的？这都需要一套技术操作，任何制度的建立，防止走过场是最重要的。这其实也是专家学者的责任。

记者：我接触的一些搞法律的，其实很多也都很熟悉的法学教授、知名律师等，这些法学人经常关注的东西，都是很大的概念，比如说宪政、民主、法律的信仰等，在他们心中都在梦想构筑一个完善的法制社会，以实现中国的真正的法治。这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下，是不是感觉法学家都有点浪漫主义情怀？这种情怀有何积极意义？

王人博：是这样的。我不想评价别人，就我自己来讲，刚才你说的话很对，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宏大的叙事方法，那几个词说实话已经不是耳熟能详了，而是听麻木了。说实话这是中国一个学者的责任，尤其社科类的学者，其中又以法学学者为甚，他们的一个责任与使命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能够往好的地方走。当然这个走，从目前的人类经验来看的话，那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关键词汇。

但是我本人的看法可能跟这个不太一样，不一样在哪呢？就是说人首先是为己的，为己是人的天性，不是自私。你怎么看这个国家，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这个民族？实际上是从你自己的眼光里出来的，我绝对不会借你的眼睛来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都是很本我的，很为己的。所以你从这儿阐发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可能比你天天喊着国家民族更有意义。不管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往哪走，我始终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说咱们中国人，每一个人，你必须要丰满起来。如果这个人都没有丰满起来，咱们13亿人，你喊那个东西没用，都是口号而已，而且是廉价的口号。

作者：张天潘

政治文明宪政辩证管理论文 篇3：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改的历史考察

摘要：在政治文明和法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步的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这一历史命题。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逐渐为社会各界关注。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是指中国共产党以宪法为基础，以宪政建设为目标，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制度、方法执掌国家政权，构建民主法治国家，保障和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它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判断和把握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论述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基础、依宪执政的方法和表现，并对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推进依宪执政，彰显其作用提出浅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历史考察

一、中国共产党实现依宪执政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不是从来就具备的，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法制建设发展至今，取得一系列成就，为依宪执政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后，由中国共产党总结执政经验适时提出的。

(一)把握宪政规律，明确依宪执政依据

在宪政民主时代，宪法既是有效限制和防控政党专政，保护人权的犀利武器，也是协调利益，保障国家权力合法运行的工具。这是现代社会国家存在、运行的基本规律。依宪执政，无论从历史考察还是从现行国家管理实践看，都要求政党以宪法制度作为执政的法定依据。尽管选举是获取执政地位的合法手段之一，但实质是以制定和遵守宪法的方式解决利益冲突与实现妥协，在遵守宪法的基础上通过选举而执政，维护各自代表的利益。尽管斗争与妥协一直存在，但欧美等国在执政历史上。依然以宪法为最根本的执政规则，保障国家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如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美国总统被弹劾案、2000年的美国大选案就是典型的适用宪法规则解决执政问题。宪法规则的运行，使华盛顿有关“党派终将成为狡猾奸诈、野心勃勃、毫无原则的人颠覆人民权力的政治工具。”的担心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宪法的制定与运行不仅是解决政党执政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协调政党之间、政党与民众之间利益，为政党上台执政提供平台和制度基础，是一种以宪法规范或国家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协商执政。它确立了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它要求政党从选举——执政一实施国家公共管理活动的整个过程遵守宪法和国家法律规则与程序。否则，将因违反宪法而丧失执政机会——实质上是违反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协议和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协议而丧失执政机会。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核心是确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宪法设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肯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时，也明确了其他政党的参政议政地位。宪法宗旨是谋求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行使执政权是一致的。宪法在肯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同时，亦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以宪法为根本行为准则，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通过修改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了宪法制度。加强了中国宪法的适用，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制度保障。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符合现代社会规律的依宪执政。

(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依宪执政“人和”基础

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是实现依宪执政的根本要素。毛泽东同志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就明确指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为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民主的“三三制”；建国后，我国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第四修正案中，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写进宪法，进一步拓宽了执政同盟，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但是共产党人明白。在组建厚实的执政同盟之前，必须解决同盟的利益基础，否则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将无法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更无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中国历史没有为难各政党，而是在革命时期就已经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见证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并认识到，只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代表人民的利益，各政党才能长期生存，才能稳定发展和壮大。使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具有了一致的利益基础：“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依宪执政，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为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奠定了“人和”基础!

(三)国家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基石

在中国法学和政治学研究史上，讨论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与经济、法律制度与经济的关系时，把研究重心放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宪政伪民主上，“我们主要的精力和成就是揭露了包括资本主义宪政在内的种种问题的虚伪。”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决定法律论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决定法律走向同时也需要国家政治决策和法律制度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保障经济发展。把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放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史考察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提出依宪执政这一政治决策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宪政建设具有强大的经济支撑。从1979年开始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以来，我国‘‘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地区和内陆省会城市，再到中西部地区，逐步形成了区域上全方位的开放格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6年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第十位上升到第4位。”“与1985年比较,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总额、出口、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增长了6.7倍、15.2倍,22.1倍、18.8倍和14.4倍。”我国经济增长率每年均保持8％以上。如此良好的经济环境，使国家制度、文化等建设具有良好的实施动力，推动中国共产党积极探寻科学执政模式，使依宪执政由理想变成现实。二是中国经济稳定持续的健康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宪法为基础，运用法律制度打击和清理妨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行为。这正好应证了美国著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所说的“准要在历史上或者公共问题的讨论中，撇开经济的压力，谁就要陷入致命的危险，那就是以神秘的理性代替真实，搅乱问题而不是清理问题。”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不是要搅乱问题，而是清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那些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运用通过科学论证构建的法律规则和政治决策解决经济问题。保障经济发展。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以修改中国宪法的方式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内容纳入宪法中，以宪法的形式保障和推进中

国经济建设，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亦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善国家经济制度，完善执政方式。

二、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具体表现

依宪执政是判断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否科学的标准之一。依宪执政的具体表现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最直接的反映。

(一)创建科学的政治制度，实施国家管理活动

如果说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奠定“人和”基础的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则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最广泛的联盟力量，集中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智慧与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是为国家发展、为人民谋求福利而掌握国家政权。要实现此目标，仅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无法完成，必须充分借助中国人民和各阶级的力量，并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首要之事，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治制度，并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发挥各政党和爱国人士智慧与力量的重要组织机构。为继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建设联盟力量，2004年修改宪法时，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政治文明”纳入宪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开始以宪法为依据，无疑是科学之举。

(二)以宪政建设为基点，确立科学的执政方式

美国宪法学家卡尔·J·弗里德里希在《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一书说到：“当一个新国家生成，当一个旧国家革新自身，无论在印度还是在意大利。无论在尼日利亚还是在法兰西，新的宪法便是那一时期的秩序。当革命成功地实现之时，即使是共产主义革命，也总是要颁布宪法。这种情形甚至超越了国家秩序的界限。地区性的联盟和世界范围的联合国也寻求制定一部宪章或宪法。”从现代宪政国家管理手段和执政方式来看，合宪执政已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治理方式，也是整个世界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规律一宪法为政党科学执政提供科学执政方式，哪怕它描述的方式是最抽象的，却也是最根本的。以宪法为基础，完善各项具体法律制度，使宪法规范具体化，依法行政，是中国共产党对依宪执政的补充和细化。“从1979年算起到1999年底，中国共制定、修改法律和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71个，行政法规840个，地方性法规7000多个。行政规章30000多个。”从1999年至今，我国继续制定了《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等众多法律制度，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依法行政具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

(三)规范国家权力。民主执政

“宪法具有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功能。……在横向上。宪法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规定不同的权力由不同的部门行使，各部门各司其职，而且互相监督。在纵向上，宪法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把国家权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划分，具体规定了中央享有哪些权力、地方享有哪些权力。”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党政不分，党政混同行使国家权力的情形，对宪法的规定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但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越发成熟，开始总结执政经验，把握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修改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宪执政不仅需要进行内部权力规范，同样需要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外部规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实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而为。必须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一旦政府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政府必须履行救济义务，承担赔偿责任。

(四)坚持科学发展，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全面体现和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经济建设与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科学执政由此形成书面的政治决策。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运筹、统筹兼顾的辩证法。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各地区均衡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如果从宪法规范设置和宪政建设史看。宪法有关生态环境保全的规范早已出现，《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十条规定：“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中国共产党生态资源保护领域的管理从中国宪法制定那刻已经实现了依宪执政。

三、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深化举措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但与民众的期待仍有差距，与其他民主宪政之国家比较仍有改进的必要。

(一)完善执政程序制度，使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更加透明、阳光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而言，尽管明确了依宪执政。但执政程序问题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公开透明、阳光的重要障碍。现在已经是一个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1.规范党的政策转化为法律制度程序，使国家立法与中国共产党政策决策有机衔接。党的政策转化为国家法律规则有两种方式：一是先实施政策决策，再以立法和修改法律的形式转化为国家法律制度；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法律机制保障的情况下。党先行做出政策决策，弥补国家法律制度的缺失，然后再转化为国家法律制度。问题在于，党的政策决策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间内按照什么程序，转化为哪种效力位阶的法律制度并未设计，完全由党依据事态的急迫性和党的执政习惯操作。影响了依宪执政的民主化与公开性。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欲显示其透明性与阳光化，必须对此做出反映。

2.完善人大代议制、选举制和行政管理程序机制，使人民参加国家管理活动的权利得到保障。使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权利义务之实现程序法治化。在现行人大代议制和选举制的程序设计里，党具有绝对推荐权，而人民群众和参政党处于附从地位。在党推荐候选人的情况下。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民主本质。在行政管理领域，党通过政府行使此项权力，但我国至今尚未出台行政程序法，影响了行政法治建设。为此，完善代议制、选举制和行政程序制度将是今后的工作重心。

(二)完善国计民生保障机制，使人民的实在性人权得到保障

“人权包含三个层次的权利：一是道德上的权利：二是法律权利；三是实有权利。”其核心是法律上确认和保障的人权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这是中国人民切实关注的权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必须解决的问题。法律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只有执政党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基础上，完善国计民生保障机制方能实现。涉及国计民生的法律机制主要有税收法律制度、环境保全制度、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等。在这些领域，我国法制建设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很大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构建违宪执政规则，承担违宪执政责任

在政党执政国家。政党承担执政责任的方式主要是政治责任(丧失执政资格)。政党代表人违宪执政是否承担法律责任，在欧美等国设计了责任追究机制和丧失国家公职的法律责任，并以司法审判机制监督和处理执政纠纷，如美国2000年大选案和历次总统被弹劾案。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执政党，不管是否科学执政，都存在违宪的可能性。如果中国共产党违宪执政。将如何追究违宪执政责任?现行制度仅仅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违宪执政的后果。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后果尚无责任承担规范。对此。可以针对党的政策决策违宪在宪法中设计违宪审查机制。纠正党的政策决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样是一个责任政党。

(四)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完善公共服务法律体系

政府公共服务法律机制的构建是一个与现实结合非常紧密的问题，它不仅涉及政治管理决策的问题，还涉及经济建设、财政服务和法律机制的配套等相关问题。目前，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公共服务都未实现法制化，农村公共服务与城市比较仍然差距甚大，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公共服务法律制度永远无法实现体系化。为此，国家“十二五”规划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列为一项重要内容。这对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而言，未来5年的立法工作必须以公共服务法律机制的构建为重心，加大公共服务立法进度。

作者：杨武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