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附属医院制度建设论文

摘要：了解浙江省省级公立医院的财政预算资金管理工作开展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十七家省级医院，对其财政预算编制、执行、分析，以及制度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当前省级公立医院的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水平差异明显，在制度建设、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考核、会计流程设计等方面存在管理短板。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大学附属医院制度建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学附属医院制度建设论文 篇1：

湖南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路径探讨

〔摘要〕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健康水平，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医改以来，湖南省公立医院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存在内涵式发展动力不足、学科建设相对滞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为促进湖南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应以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为抓手，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以均衡医疗资源配置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关键词〕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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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精准判断和准确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发展是指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其主要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1]。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健康的追求也更为迫切。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健康大会上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医疗服务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途径，而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的供给主体，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湖南地处我国中部，拥有6600多万人口，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之一，拥有较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湖南省公立医院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健康湖南的建设进程，影响湖南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但是当前湖南省公立医院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2]。因此，研究湖南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许多研究者对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少数学者从宏观层面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探讨，如王丽军等[3]与张义丹等[4]分别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江蒙喜等[5]研究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四大支撑要素;刘也良[6]认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需全方位构思，并从服务体系、运营、文化建设等角度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对策;陈巍等[7]提出建立和完善公立医院公益性补偿机制，有利于促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部分学者从微观层面对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如秦环龙等[8]与冯芳龄等[9]先后提出运用 DRGs+DIP 管理工具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洪朝阳[10]以浙江省人民医院为例研究了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王人颢等[11]以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例，对大型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于利群等[12]总结了北京安贞医院发展经验，提出要以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王莉燕等[13]以武汉同济医院为例，指出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监管有助于其高质量发展。另外，有少数学者从省级层面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探讨，如刘洛含[14]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甘肃省公立医院发展现状，并从加强公立医院制度建设、医疗质量控制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综上所述，当前大多数研究仍集中在微观层面，针对某一具体医院提出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也有少量学者从国家和省级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但鲜有文献对湖南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

本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湖南实际，总结湖南省公立医院发展取得的主要成绩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湖南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期对湖南省公立医院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促进健康湖南建设，推动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湖南省公立医院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

1.1  医疗服务供给数量与效率持续提升

新医改以来，湖南省公立医院的卫生资源数量实现了快速增长，见表1。其中床位数由2010年的140 627张增长到2019年的259 700张，累计增长84.67%;卫生技术人员数由2010年的133 200人增长到2019年的233 960人，累计增长54.53%。医疗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其中诊疗人次由2010年的5536.60万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9812.90万人次，累计增长77.24%;入院人数由2010年的438.69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898.06万人，累计增长104.71%。医疗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平均住院日由2010年10.3 d降至2019年9.2 d，累计降幅达10.68%;病床使用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的高水平状态。

1.2  医疗费用增幅稳中有降

2010-2019年，湖南省公立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增幅和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增幅均得到了较好控制，从总体上看呈现出稳中有降趋势，见表2。其中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增幅控制在10%以内，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增幅由2010年的10.85%降到2019年的3.88%。

1.3  居民健康指标持续改善

近10年以来湖南省人均期望寿命不断延长，2019年达到77.1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2010年延长了2.4岁。湖南省的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均有显著降低，2019年湖南省孕产妇死亡率由2013年的15.95/10万降至9.49/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7.58‰降至5.07‰、婴儿死亡率由5.00‰降至3.03‰，新生儿死亡率由2.90‰降至1.62‰，见表3。

1.4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稳步推进

为了加速推进湖南省公立医院现代管理制度建设，提高公立医院治理能力与管理水平，2018年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67号）文件精神，迅速出台了《湖南省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案》。该方案出台后，湖南省各大公立医院加大了现代管理制度建设，2020年全省共有185家医院参加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并涌现一批先进典型。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全国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单位之一，加大了改革与管理力度，成立了书记和院长任组长的现代医院管理改革领导小组，将党建工作写入医院章程，强化了党委的领导作用，制定了医院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等文件，规范了医院的权利运行，提高了医院的管理效率，走出了一条有中医药特色的现代医院管理之路，并在2019年度医改工作综合评估中获评“医改创新突出单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实施了“调结构、保基本、控成本、挖潜力、提效率、开新源”六大战略，使医院呈现了“三个转变”，即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管理模式由粗放型向精细化、信息化转变;资金投向由投資医院建设向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方向转变。实现了“三个提高”，即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医疗服务质量、医务人员待遇。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推行了“6S”精益管理实施方案，规范了医务人员行为，净化了就医环境，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株洲市中心医院以党建为引领，以章程为总纲，构建了医疗技术管理与运营管理两大体系，建立了总会计师制度，实施了全面预算管理，制定了《党委会议议事规则》《院长会议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规范了决策机制，提高了科学决策水平。湖南省儿童医院、郴州市人民医院大力推行了薪酬制度改革，分别得到了国家人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高度评价。

1.5  分级诊疗格局基本形成

2009年，新医改实施以来，湖南省按照“做精顶层、做强县域、做实基层”改革思路扎实推进了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并取得较好成效，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急危重症和疑难杂症不出省”建设目标。目标实现一是分级诊疗服务网络已全面建成。截止2019年底，全省共有三级医院116个，二级医院486个，一级医院499个，乡镇卫生院216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806个，村卫生室39 504个，基本实现了城市居民15 min和农村居民30 min的就医圈和“省市县乡村”五级服务网络的全覆盖（数据来自于2019年湖南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二是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全面加强了村卫生室建设，截止到2020年，我省完成了1153个空白村的村卫生标准化建设任务，村卫生室全部配备了村医（含派驻），全面实现了“一村一医”的建设目标，夯实医疗服务网底。加强了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服务能力建设，截止2019年底，全省共有乡镇卫生院2169个，诊疗人次达4402.45万人次，较2010年增长19%;诊疗人次达1287.65万人次，较2010年增长215.08%（数据来自于2019年湖南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三是畅通了双向转诊通道。为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政策目标，湖南省加强了城市医疗联合体建设。当前，湖南省共有7个城市参加了“医联体”建设试点，已建立各种形式的“医联体”600多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成立了“湘中医”医疗联盟，并以此为依托成立了近20个专科联盟，不定期派医疗联盟巡诊专家团下到各县（市）进行学术讲座与实地诊疗，提高了基层中医医师诊疗能力，极大方便了群众就医。同时，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还先后与衡阳县中医院、湘阴县中医院等下级医疗机构建立紧密型“医联体”，促进了优质中医资源下沉，使老百姓能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中医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百姓的“看病难”问题。湖南省人民医院在湖南首创了医院集团模式，先后将桃江县人民医院、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澧县人民医院、祁东县人民医院等纳入医院集团，通过派驻医师和管理人员参与医院管理，极大地提高了成员医院诊疗水平，实现了疑难危重病人的及时上转和康复病人的快速下转，提高了医院效率和患者满意度。同时还与120家基层医疗机构签订了远程会诊协议，大力推进了远程会诊，有效缓解了基层群众看病难问题。

2 湖南省公立医院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内涵式发展动力不足

内涵式发展强调的是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与外延式发展追求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张和空间的拓展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我省大多数公立医院仍然是以外延式发展为主，其主要原因一是公立医院的收入主要来源是业务收入，财政拨款占比仍然不足5%，没有业务的扩张，公立医院的收入难以支撑其庞大的支出，难以保证公立医院经济的平衡运行;二是医务人员的个人收入仍然主要与其承担的医疗业务量直接挂钩，科研、参与学科建设等其它因素对其收入影响较小;三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每个公立医院的院长都有扩大医务人员数、扩大医院规模、增加床位数的冲动，以便于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四是部分政策助推了公立医院的外延式擴张，如申报医院等级、重点学科及医院的评比等都对床位数有具体的要求;五是医院间的人才竞争助推了大型公立医院的外延式扩张;六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健康的投入更大，人们对医疗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大型公立医院扩张的外在动力。

2.2  学科建设相对滞后

“一部西医百年史，半壁江山湘雅人”“南湘雅北协和”，这两句话充分说明了我省当年在全国医疗服务领域的地位相当重要。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原因，我省公立医院发展较为缓慢，医学学科建设落后于北京等发达地区。从国家2017年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看，医学“双一流”建设学科北京大学有6个;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各有4个;北京中医药大学、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各有3个;上海中医药大学、浙江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各有2个;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暨南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各有1个，而湖南省没有医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从中国综合医院国家重点学科数量上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分别以7个、6个、4个排名于全国的15位之后，远落后于北京协和医院（20个）、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15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1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1个）等经济发达省市医院[15]。

2.3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

湖南省公立医院在省域内分布仍不均衡，尤其是优质公立医院的分布不均衡。从地理分布来看，优质的公立医院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市，经济落后的地市分布相对较少。以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分布为例，经济发达地市分布相对较多，如长沙市25家，衡阳市9家，株洲市5家;而经济较落后的湘西地市分布相对较少，如怀化市3家、湘西自治州2家、张家界市2家。湖南省的公立医院（不含基层医疗机构）在省域内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统计数据表明，2019年末长沙的每千人口床位数（不含基层医疗机构）为5.15张，株洲为4.62张，而娄底、邵阳分别只有2.79张和2.61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不含基层医疗机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长沙为1.76人，湘潭为1.40人，而娄底和邵阳两地市则均不足1人（数据由湖南省2020年财务统计年报与湖南省统计地年鉴计算得出）。

3 湖南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

3.1  以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为抓手，挖掘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精神为指引，大力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医院管理，激活我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一是要以党建为引领，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进一步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全面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办医方针，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伟大抗疫精神，加强组织文化建设与医德医风建设，形成风清气正的医疗服务氛围，进一步开创人民办医为人民的良好局面，夯实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二是继续推进薪酬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我省作为全国11个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省之一，共有101家公立医院开展了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并取得了较好成绩。我省要深入总结试点医院的薪酬制度改革成功经验，按照“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敢于突破“薪酬天花板”，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三是加大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力度，助推公立医院内涵式发展。加强公立医院学科建设投入力度和科研项目支持力度，形成推动我省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由“要我做科研”向“我要做科研”转变的良好局面。

3.2  以学科建设为核心，夯实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基础

公立医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学科建设是基础。只有不断加强学科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公立医院的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从而增强整个公立医院的综合实力，为广大人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学科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16]。当前，我省共有国家重点学科17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73个，其中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拥有国家重点学科7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5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拥有国家重点学科6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3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拥有国家重点学科4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5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5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分别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3个（数据来源于各医院网站）。我省要根据公立医院的学科发展实际，以大型公立医院为核心，以“做强优势学科、发展弱势学科、创建紧缺学科”的学科建设理念，以满足广大群众就医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指导广大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积极参与各级重点学科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省市级重点学科;要以学科建设为平台，整合省内优质医疗资源，发挥人才聚焦效应，不断夯实我省公立医院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基础[17]，不断提高我省的医疗服务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和前沿医学研究能力，从而提高整个医疗服务质量，为全省人民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3.3  以均衡医疗资源配置为突破口，形成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公立医疗资源配置不均极大地制约了湖南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发力。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卫生资源的规划配置能力。全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公立医院配置及运行情况的调研，在充分考虑公立医院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基础上，兼顾其运行效率，科学合理地配置公立医院。二是进一步落实医生多点执业政策。通过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大医院医生到下级医院，特别是到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多点执业，指导和带领下级医院医生提高医疗水平，做到“让医生多跑路，让患者得实惠”，进一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三是进一步推进城市“医联体”与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城市“医联体”建设，提高县级公立医院的诊疗能力与水平，实现县域间的医疗资源均衡配置;以县域“医共体”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与水平，实现县域内的医疗资源均衡配置。

4 结语

新医改实施以来，湖南公立医院得到了长足发展，主要体现在医疗服务供给能力与水平不断提升、医疗费用得到了较好控制、居民健康指标明显改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分级诊疗格局基本形成等方面，较好地保障了湖南人民的生命健康，为健康湖南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诸多原因，湖南省公立医院发展中仍存在内涵式发展动力不足、学科发展相对滞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下一阶段要以“三高四新”战略为引领，以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为抓手，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以均衡医疗资源配置为突破口，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改革，促进湖南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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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裕辉　胡正东　周良荣

大学附属医院制度建设论文 篇2：

省级公立医院财政预算资金管理研究

摘要：了解浙江省省级公立医院的财政预算资金管理工作开展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十七家省级医院，对其财政预算编制、执行、分析，以及制度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当前省级公立医院的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水平差异明显，在制度建设、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考核、会计流程设计等方面存在管理短板。公立医院亟须建立科学有效的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机制，实现精细化管理，提高财政预算执行效率效果。

关键词：医院;财政预算资金管理;调查;建议

一、研究背景

医院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是医院预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政策层面对财政资金预算执行工作日益重视。近年来，浙江省财政厅相继印发了《浙江省省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浙财预[2016]38号）、《关于加强预算支出进度管理的通知》（浙财预[2017]2号）、《浙江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加快支出进度的通知》（浙财预[2018]18号）、《关于印发浙江省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通报办法的通知》（浙财预[2018）23号）等文件，要求强化项目预算绩效管理，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项目预算执行管理，实施支出执行进度按月通报制度;建立问责约谈制度，并将执行进度与下年预算安排挂钩，强化主体责任;项目资金要在预算年度内完成财政核定目标，超过两年的结转资金由财政收回统筹安排。省财政厅明确将项目支出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依据，对绩效抽评结果为“一般”和“差”的部门（单位）及项目，资金安排从紧或者削减、取消。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2018年通报的省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抽评结果显示，415个省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结果为“好”“较好”“一般”和“差”的，分别占比为35.66%、59.28%、4.82%和0.24%。抽评发现项目支出存在项目资金执行率较低、项目支出内容不一致、项目实施质量有待提高、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因此，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机制，完善内部精细化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促进财政补偿机制发挥最大效用，已成为公立医院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省级公立医院财政预算资金管理现状与分析

为了更好地掌握当前省级公立医院财政预算资金管理现状，课题组以浙江省十七家省级医院为调查对象，了解医院财政预算资金管理工作开展情况。选取对象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医院且涵盖不同类型，其中综合医院8家（占比47.06%）、专科医院6家（占比35.29%）、中医医院2家（占比11.76%）、中西医结合医院1家（占比5.89%），区域主要分布在杭州和温州两地。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如表1），省级公立医院的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水平差异明显，具体在制度建设、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考核、会计流程设计等方面存在管理短板。

（一）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

经调查，有64.71%的被调查医院未制定财政资金专项管理制度。其结果显示医院层面对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建设重视度不足，没有建立相配套的预算编制、执行、绩效考核、分析等管理制度，对相关责任部门或人员缺乏制度约束力。

（二）预算编制依据不充分

经调查，有35.29%的被调查医院财政项目立项前未经过财务预审。其结果显示财务等相关职能部门未充分参与前期项目预算申报过程，项目立项前可行性论证不够充分，影响财政项目预算编制质量。

（三）预算责任落实不到位

经调查，有76.47%的被调查医院表示对省厅下达的财政预算指标并不完全清楚，其中23.53%表示个别项目无相关部门认领。其结果显示预算申报个人与相关职能部门前期衔接不到位，导致财务部门无法将财政项目指标准确分解至相关职能部门，拖延了预算执行进度。

经调查，有47.06%的被调查医院表示相关部门对财政项目预算执行并不积极配合。其结果显示相关职能部门对财政项目的预算编制或执行工作不够重视，配合度不高，导致项目预算执行效率偏低。

（四）预算控制缺少刚性

经调查，超过半数的被调查医院未运用信息系统对财政资金使用进行控制。其结果显示当前医院财政资金管理信息化程度普遍偏低，财政项目管理缺乏信息化管理手段支撑，难以进行实时有效的控制，影响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时效性。

（五）预算考核机制不完善

经调查，2018年财政拨款执行率总体完成情况较好，仅1家医院未能完成财政既定的91%考核目标，但2016～2018年连续年度预算执行率超过91%的仅5家医院，执行效率仍有待提升;财政项目中被认为预算执行最困难的首先是科研类项目，其次是设备购置、基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项目，其主因是科研项目合同、设备采购等周期较长;有35.29%的被调查医院对财政拨款执行率较低的项目没有实施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其结果显示对投入使用的财政项目缺乏绩效考核分析和改进对策，导致预算执行有偏差，无法改善现状。

（六）会计流程有待改进

经调查，有29.41%的被调查医院未对财政资金申请岗与复核岗进行不相容岗位分离，可能存在资金支付风险。

经调查，多至88.24%的被调查医院财政资金核算未实现会计凭证的自动生成，信息化应用程度不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及时性难以保证。

三、加强公立医院财政预算资金管理的建议

（一）制定财政预算资金管理制度，落实经费责任

医院应建立健全财政预算资金管理制度，规范财政資金的预算编制、执行、分析和考核流程，从制度上保障预算管理工作的有效推进，提高管理成效;将财政项目预算指标细化分解到各相关职能部门或课题负责人，落实项目经费责任制，提高预算可操作性。

（二）项目立项进行科学论证，提高预算编制可行性

医院应建立财政项目库进行项目滚动管理，根据轻重缓急及发展需要选择项目申报，避免拼凑项目以及预算批复后执行困难的问题。财政项目立项书应由项目负责人或经办部门编制，报财务、科研、资产采购等多部门审核，并通过专家论证评审后提交医院预算管理委员会通过。

（三）完善财政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增强预算执行约束力

医院应借助完善的预算管理系统，细化财政资金预算控制单元，将授权审批控制、目标控制、核销控制、调整控制等措施嵌入信息系统，确保事前、事中及事后控制机制有效运行;各归口管理部门实时查询财政项目预算经费使用进度，科学统筹安排项目资金，提升项目管理质量和效率。

（四）建立预算控制与物资领用等业务协同，实现动态监控

医院应优化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流程，促使预算执行控制关口前移，将预算支出管控与资产等业务管控相结合，拓展财政预算资金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将各环节、各业务流程纳入预算控制范围，提高预算管理精细化程度。针对资产采购业务的管理短板，设置院内委托采购流程，全方位地掌控财政预算资金流向。資产采购前在预算管理系统中发起流程，预先冻结财政预算资金;资产人库时在物资管理系统中对接预算项目信息，将财政预算资金同步解冻并按实扣除。

（五）强化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医院应加强财政项目绩效考核管理，预算编制前由相关职能部门或课题负责人、财务部门等共同完成对项目绩效目标、指标等设定工作，构建可操作性强、符合实际的预算考核指标体系;通过会议定期通报预算执行率、约谈责任部门、责任部门编制资金使用计划等措施，督促有关部门提升预算执行效率;建立项目绩效考核评价制度，项目投产后总结分析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适时开展绩效考核跟踪评价工作，对支出进度缓慢或绩效考评结果不理想的项目及时查找原因并制定改进措施。

（六）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实现信息双向互通

医院应依托信息技术，实现财务账务系统与业务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对接，通过信息共享，在财务账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财政项目支出的会计凭证，促进会计处理精细化和实时性;在业务信息系统中反馈会计入账信息，促进财务对账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充分发挥会计监督职能。

四、结束语

总之，医院应对财政资金预算编制、执行、分析、考核等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优化，构建一套科学化、规范化的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模式，依托信息平台强化财政预算资金管控，提高财政资金预算执行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田新雨，李春.进一步加强医院财政项目预算管理的探索[J].中国卫生经济，2012，31（5）：82-83.

[2]郑大喜，戴小喆.公立医院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探讨[J].中国卫生经济，2016，35（1）80-82.

[3]郑大喜，戴小结.卫生财政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管理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16，36（2）：72-74.

[4]池文瑛.基于业财融合的医院全面预算控制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8，37（6）：79-81.

作者简介：

汪蓓艳，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温州。

①基金项目：温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省级公立医院财政资金的预算管理研究”（R20170051）。

作者：汪蓓艳

大学附属医院制度建设论文 篇3：

中日高校贷款融资之比较：历史和现状

[摘要]通过贷款方式负债发展是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高校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20世纪6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其高校也利用贷款方式来筹措部分办学经费，并经历了“贷款规模膨胀-还贷危机治理-贷款融资稳定”的发展过程。现在，日本高校贷款无论是贷款规模还是贷款资金来源都趋向稳定，我国高校正在经历由“贷款规模膨胀”到“还贷危机治理”的过渡阶段。本文对中日两国高校贷款融资的历史及现状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高校贷款制度提供借鉴性研究基础。

[关键词]中日高校 教育经费 贷款融资 比较研究

[文献标识码]A

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招”以来，各高校的教育资源全面紧张。在政府投入不足及我国高校市场筹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向银行贷款也就成为严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目前，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向银行贷款已经成为许多高校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一条途径，“负债经营”也成为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特点。而早在我国之前，主要发达国家就已开始通过向资本市场实施借贷融资的方式来筹措其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的部分经费，日本就是其中之一。在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除了获得国家财政拨款、学费、附属医院收入以及其他竞争性外部资金外，通过贷款方式融资也是其资金筹措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中日高校贷款融资的历史

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情况来看（图1），日本高等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年到70年代中期，日本高等教育进入第一次规模扩张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大约15年是其高等教育规模控制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则进入第二次规模扩张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是日本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发展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迈入了大众化阶段。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期是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到大众化的过渡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奉行“收支平衡”的财政原则，各高校大体都是“给多少钱，就办多大的事”经营策略，向市场筹措资金的行为鲜有发生。因此，直到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张之前，高校不存在大规模银行贷款。虽然，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有少量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专项贷款项目，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也出现了高校校办产业贷款和少量基建贷款的融资行为。但由于世界银行贷款主要是政府主导借贷并负责偿还，且政府对贷款项目的管理比较规范，贷款资金也得到良性运作。再加上这一期间的银行贷款总体规模很小，高校覆盖面也小，因此没有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随着“扩招”政策的实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加，我国开始进入由精英教育跨入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阶段，同时教育资源与规模扩张之间的矛盾也突显出来。在当时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下，我国高校通过“银校合作”的方式掀起了向商业银行贷款的热潮，一股“高校贷款热”迅速席卷全国，高校贷款融资的诸多问题也随之出现。

日本高等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入了以新制大学制度建设为基础的转变阶段。二战结束前后日本第一次生育高峰期所出生的人口，至1965年前后已经达到18岁，其结果直接导致大学入学需求增加。加上这一历史时期技术革命和高速经济成长背景下对理工科人才的需求及女子入学率的提高，政府逐渐降低了对大学设置标准的要求以吸收更多的青年入学，日本高等教育由此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规模扩张期。

从表1中的数据来看，从1960年到1975年日本高等教育由精英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过程中，学生总数由62.6万人增加到173.4万人，增加了约110.8万。其中，国、公立大学学生数增加了18.6万，私立大学的学生规模增加了92.2万人。而私立大学学生数占总在籍学生数的比例也从1955年的59.7%上升到1975年的76.4%，超过3/4的学生被私立大学接收。日本战后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到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转变过程中毛入学率的提高，主要由私立大学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来实现。也就是说，日本高等教育在其大众化发展阶段的规模扩张中，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成本，却由主要依靠学费收入来运行的私立大学承担了。日本高校通过贷款方式筹措经费的历史也因此发端于私立大学。

随着学生规模的快速增加，日本私立大学的教育资源开始全面紧张，对新的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的需求不断扩大，各私立大学面临资本支出快速增加的压力。单从1960年至1963年来看，日本私立大学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扩大校园面积的土地购买及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表2）。1960年用于土地购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总额为46.9亿日元，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为15.2%。而仅仅经过三年的扩张，到1963年日本私立大學用于土地购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总额已达到了240.2亿日元，是1960年的5.1倍，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也上升至27.5%。

私立大学在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过程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设备购买的贷款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商业银行，且多为短期贷款，贷款利率则实行市场利率。1964年日本私立大学向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金额为67.3亿日元，此后贷款金额逐年大幅上升，到1975年达到了941.7亿日元，贷款金额整整增加了13倍（图2）。日本私立大学贷款金额的膨胀性增长，无疑加重了其偿还贷款债务的压力。由此日本私立大学陷入了“规模扩大——设施设备投资——贷款融资——为了还贷而再扩大规模”的恶性循环。

从中日高校贷款融资出现的历史背景来看，两国高校贷款融资行为都发端于各自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过程中，且贷款规模在此期间出现膨胀性增加。所不同的是，我国高校贷款问题主要集中于公立大学，日本则是私立大学。虽然，我国高校贷款规模上存在中央部委所属重点大学多还是地方性公立大学多的争论，但从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校贷款出现的历史来看，不可否认贷款多集中于承担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任务较多的高校。

二、中日高校贷款融资的现状

在日本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国立、地方公立及私立大学三种类型，其财政管理体制也有所不同。日本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政府财政中的地位有很大差别，就年度财政拨款金额来说，私立大学只有国立大学的1/4左右，这对两者贷款融资也带来了影响。

（一）日本国立大学贷款

日本国立大学贷款主要是向国立大学财务经营中心的财政融资资金及其通过发行债券筹措的资金申请长期借贷，属于国家财政融资资金贷款模式（图3）。贷款期限因借款资金用途不同分两种情况，基于设施贷款期限一般为25年以内，而设备贷款期限则为10年以内。利率方面，对设施贷款实行10年期2.4%的利率，而对设备贷款实行5年期1.8%的利率。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国立大学贷款实行的政策较为宽松，借款偿还期限较长，并实行比较低的财政贷款利率。

那么，在宽松的贷款政策环境中，究竟哪些类型的国立大学更容易获得贷款资金呢？从各国立大学公布的2009年度财务报表数据来看，有贷款的大学为50所，没有贷款的36所，比例分别为58.1%和41.9%。其中旧帝大、医综大和医科大等类型共42所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都有贷款；理工大虽有6所大学有贷款，但总体负债金额较小（表3）。贷款规模较大的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和东京农工大学分别为54.3亿日元和7.0亿日元；无医综大、教育大各只有1所大学有贷款负担，单一文科大则均没有贷款。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有贷款而且负债金额较大的大学依然集中在旧帝大、医综大及医科大这三类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其中，旧帝大平均负债规模最大，为383.2亿日元，且这7校之间的差距也较大。最高的东京大学，达到了569.2亿日元，负债最少的九州大学只有164.1亿日元，前者是后者的3.5倍。医科大平均贷款规模为195.4亿日元，居第2位，但由于日本国立大学中的医科大仅有4所，其总负债规模只有781.5亿日元，远小于旧帝大和医综大，且大学之间贷款金额差距也小于这两类型大学。医综大虽然平均贷款规模低于前两类型大学，但却因为大学数量多，而成为这三类大学中负债总金额最多、情况也最复杂的类型。医综合大共有32所，平均贷款金额为172.4亿日元，负债最多的筑波大学，金额达到了412.7亿日元，而最少的山梨大学只有39.6亿日元，前者是后者的10.4倍。

从贷款的平均规模来看，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有附属医院的日本综合型传统强校贷款负债金额最多，而理工大、无医综大、教育大及文科大等小规模院校只有少量贷款或基本没有。在有较大规模贷款的旧帝大、医科大和医综大这三类院校中，以旧帝大为代表的日本旗舰型大学贷款负债金额更多，分别是医科大和医综大的1.9和2.2倍。這也充分说明日本国立大学的组织规模和声威与其获得贷款资金的能力成正比。

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贷款政策也相应出现了新的变化。2005年12月，为了保障各国立大学自主、自律地开展大学运营管理，提高各国立大学主动获得学校发展过程中急需的设施、设备的几率，日本政府对《国立大学法人实行令》中的部分内容做了修改，扩大了国立大学实行长期借贷对象的范围（表4），政策开始支持日本国立大学向银行获得贷款资金。

日本国立大学在这之前的贷款行为都是通过财政融资来完成，而2005年末的政策修改，成为日本国立大学开始向金融机构寻求借贷融资的转折点。2008年3月，东京农工大学就以新法令内容为依据，为修建附属动物医疗中心，从三菱东京UFJ银行及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共贷款5.4亿日元，开始了日本国立大学向金融机构贷款融资的历史。其中，用于设施的贷款4.4亿日元，偿还期限为15年；用于设备的贷款1亿日元，偿还期限为10年。随着日本政府逐步压缩公共财政支出，国立大学财务经营中心的财政融资规模也受到限制，通过向财政融资的方式来实行借贷也逐渐难以满足国立大学发展的需求。2010年，又有信州大学、山口大学等7所国立大学为修建学生宿舍等，提出了向金融机构实行20-25年的长期贷款申请并获得批准。可以预见，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必将成为越来越多的日本国立大学借贷筹措经费的一种方式。日本国立大学贷款融资也从单纯依靠财政融资的方式开始走向财政融资与银行贷款相结合的模式。

（二）日本私立大学贷款

如前所述，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规模扩张任务主要由私立大学承担。在学费收入及政府财政拨款有限的情况下，日本私立大学开始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来筹措部分办学经费。现在，贷款资金仍然是日本私立大学的重要财源之一。日本私立大学的贷款融资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的贷款规模膨胀期、1975—1990年15年的还贷危机治理期以后，其贷款融资规模趋向稳定，但贷款资金的来源却发生了变化。

199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法》，并在1998年解散了日本私学振兴财团和私立学校教职员共济组合，设立了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该组织是为充实日本私立学校教育，改善其经营环境，保护私立学校教职员福利待遇而建立的专门负责对私立学校进行政府财政拨款交付及财政融资事业的唯一机构。

表5中所列数据反映了日本私立大学最近5年来贷款融资的具体情况。日本私立大学的贷款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和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方式。2006年日本私立大学贷款资金56.8%来自银行，43.2%来自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到2010年，这一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分别为55.0%和45.0%。2006年日本私立大学向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和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金额分别占长期贷款总金额的46.9%和53.1%，2010年分别为47.8%和52.2%。相反短期贷款总额减少了4.5%。2006年日本私立大学向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和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金额分别占短期贷款总金额的25.3%和74.7%，2010年分别为30.2%和69.8%。日本私立大学的长期贷款资金约一半来自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另一半来自商业银行。而短期贷款资金3/4来自商业银行，1/4来自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

可以看出，日本私立大学贷款融资的规模及贷款资金来源的构成比例趋于稳定。而且，日本私立大学已不再单纯依靠的银行贷款方式获得资金，开始向私学振兴财团较大规模地申请低利率、偿还期限长的财政融资资金贷款，逐渐摆脱了对银行的绝对依赖。日本私立大学贷款融资从银行贷款的单一方式转变为银行贷款与财政融资相结合的模式。

（三）我国高校贷款

我国高校贷款是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阶段转变过程中规模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高校面对财政投入长期不足所造成的经费短缺困境，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无奈选择”。它在短时期内使贷款收人成为继财政拨款、学杂费收入之后我国高校的第三条经费来源渠道，这是政府、银行与大学三方共同协力推进的结果（图4）。在高校贷款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以贴息作为“补偿”，无形中刺激了高校贷款。由于我国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地方公立大学和主要银行都是国有性质，在其上级政府的贴息、政策支持及显性或隐性担保的推动下，高校与银行之间很快就签订了“银校合作”协议，银行资金开始大规模进入高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国高校贷款属于政府主导下的银行贷款模式，而政府主导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政策支持。

我国高校的银行贷款方式除极少部分为质押担保贷款外，几乎都是信用贷款，贷款利率以市场利率为准，贷款期限以3—5年的短期贷款为主。正是这种单一的银行贷款方式，在国家只注重对高校贷款进行政策鼓励而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贷款管理制度的情况下，为许多高校不负责任的巨额贷款提供了便利，也为日后高校的财务危机和银行的信贷风险埋下了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5年12月21日发布的《2006年：我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我国公办高校负债在1500亿-2000亿元之间，个别高校贷款总额达到10亿-20亿元；2007年9月1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首次证实，全国公立高校的债务规模大致在2000多亿。目前，我国政府部门还没有公布全国高校贷款的准确数据，高校也没实行财务报表及经营状况公开制度，现有的有关我国高校贷款规模的数据大多是学者调查所得。虽然，关于我国高等教育贷款债务总量的各种调查和研究结果差异较大，但都表明我国高校贷款数额巨大却是不争的事实。部分高校面临极大的还贷压力，甚至已经出现了“用新贷款还旧贷款”的现象。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高校要在短时间内偿还巨额贷款债务显然不太现实，多数高校把偿还任务推给政府，希望政府“埋单”。高校有理由认为，其贷款实质上是由于政府财政拨款长期短缺、不到位，高校被迫“代替政府”向银行贷款，名义上是高校贷款，也可以说是政府贷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高校贷款资金的主要用途加以佐证。

在国家审计署2006年3月29日发布的《审计公告》中，被审计的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末债务总额为72.8亿元，比2002年末增长45%，其中校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表6显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1年至2007年的7年间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投资的部分为135.3亿元，而各高校自筹资金却高达753亿元，83.2%的基本建设资金由高校自己负担，而这部分资金基本由各高校向银行贷款获得。基本建设国家投资部分在2002年形成22.3亿元的峰值后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各高校负担的资金峰值出现在2005年，当年高校自筹资金为165.2亿元（表6）。我国高校的绝大部分贷款资金，都集中用于原本应该由政府财政承担的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如教学用房、行政用房、教师及学生公寓建设和各项教学仪器设备的购置。这也给了高校把贷款债务抛给政府的“底气”。

假如政府愿意出资还贷，是完全可以化解我国高校目前所面临的这场债务风险。但是，它同時也隐藏着诸多问题，比如说对那些贷款少或者没有贷款的高校和地区就存在不公平。再者，高等教育财政短缺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世界性问题，我国也不例外。在增加财政拨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把高等教育推向市场也是各国改革和发展的趋势。而且，贷款资金已经成为我国高校第三大财源，如果不在制度建设上对贷款加以规范，我国的高校今后还会再次陷入贷款风险中。

三、结束语

中日两国的高校贷款融资都发端于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均受到了本国政府宏观政策及制度的影响，对推动各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日本高校通过大规模贷款来筹措部分经费的活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贷款规模膨胀期一还贷危机治理期一贷款融资稳定期”的发展过程。我国高校大规模贷款融资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但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全国高校普遍大规模贷款的格局，正处于由“贷款规模膨胀”到“还贷危机治理”的过渡阶段。

日本国立大学贷款长期以来主要是向日本国立大学财务经营中心的财政融资资金及其通过发行债券筹措的资金申请长期借贷，属于国家财政融资资金贷款模式。2004年法人化改革后出现了向银行贷款的新动向。日本国立大学贷款融资从单纯依靠财政融资资金借贷的模式走向财政融资资金贷款与银行贷款相结合的模式。而日本私立大学也摆脱了对银行的绝对依赖，在获得银行贷款的同时也向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财政融资资金贷款，逐渐由银行贷款单一模式发展成为银行贷款与财政融资资金贷款相结合的模式。

我国高校贷款目前的贷款资金全部来自银行，相对于日本高校可选择性的向财政融资资金和银行申请贷款资言，存在贷款利率偏高、贷款期限短等问题，这无形中加重了我国各高校的财务负担。从日本的经验可以看出，任何一种单一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合理利用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资金，才能使高校贷款在规模和资金来源结构上更加合理、稳定。日本还以法律为依据在政府和高校之间设立独立第三方——国立大学财务经营中心及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具体负责对国立大学及私立大学财政融资资金的筹措、贷款审核、交付和管理，简化了政府对高校的管理，避免了过细的行政干预。日本高校在贷款融资方面所进行的有益探索，对改革我国高校单一的银行贷款融资模式，进一步完善高校贷款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刘爽）

作者：刘牧　阿曾沼明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