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政策优化模式研究论文

2022-04-29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政策的内容和特点入手，研究了商业银行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主要模式，并针对当前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原因分析，提出对今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走向的展望。[关键词]节能减排；绿色信贷政策；政策效果绿色信贷政策属于节能减排政策组合中的市场化政策。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银行信贷政策优化模式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银行信贷政策优化模式研究论文篇1：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实施现状研究

【摘要】从绿色信贷制度建设、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绿色信贷实施成效和绿色信贷信息披露4个方面对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实施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绿色信贷政策在银行业得到广泛推行，但其制度建设仍有待优化和完善；“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得到有效控制，但绿色信贷余额比例仍偏低；绿色金融产品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绿色信贷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缺乏，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足；企业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机制初步建立，但环境风险评估不够精细。未来绿色信贷发展应健全约束、监督、激励及信息沟通机制，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及商业银行内部组织结构与流程调整，并提高环境风险评估精细化水平。

【关键词】绿色信贷；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产品

随着环境保护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在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中，银行信贷都扮演了为企业环境破坏行为提供资金支持的重要角色。银行业也意识到其信贷行为导致的环境问题可能给银行带来风险，为控制银行借贷中的环境风险，绿色信贷应运而生。绿色信贷是指利用信贷手段促进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及实践（叶汝求、任勇和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2011）。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提出以“绿色信贷”机制为主要手段来遏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盲目扩张，标志着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正式启动。2012年2月中国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绿色信贷进行了具体规范。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以来，绿色信贷理念受到银行业的普遍重视，各商业银行均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并将对绿色信贷的重视作为其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举措，但绿色信贷实际实施现状究竟如何则值得关注并有待验证。

一、银行业绿色信贷实施现状

本文从绿色信贷制度建设、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绿色信贷实施成效、绿色信贷信息披露4个方面分析16家上市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现状。

（一）绿色信贷制度建设

1.绿色信贷规章制度建设

各银行绿色信贷规章制度建设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16家上市银行均建立了绿色信贷相关规章制度，其中，专门针对“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控制制度是绿色信贷制度的重要内容。除北京银行外，各银行都出台了“两高一剩”行业信贷规模控制方面的措施，多数银行采用的主要做法是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限额管理、名单制管理、上收审批权限等做法。具体而言，各银行绿色信贷规章制度建设可归纳为四种模式：

一是出台绿色信贷相关的行业指引。从表1可以看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按年度出台了相关行业绿色信贷指引。

二是对信贷项目进行环境分类管理。从表1可以看出，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和平安银行均建立了信贷项目的环境分类管理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招商银行的信贷客户四色分类管理，将信贷客户分为蓝、红、绿、黄四类。具体而言：环保蓝色贷款（环保合格型）是指投向环保合格企业的贷款；环保红色贷款（环保缺失型）是指生产经营不符合环境、健康、安全标准的企业贷款，对红色贷款坚决压缩退出，禁止进入新的贷款；环保绿色贷款（环境友好型）指在企业经营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投向能为环境保护带来正面影响项目的贷款；环保黄色贷款（环保关注型）指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的企业贷款。

三是将环境风险控制纳入信贷审批流程各相关环节。从表1可以看出，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均在制度上将环境风险控制纳入信贷审批流程各相关环节。其中，浦发银行社会和环境风险管理涵盖了贷前调查、授信审批、贷后管理、报告制度等各环节。中国银行于2010年出台《支持节能减排信贷指引》，将环境风险控制纳入信贷流程的贷前审查、贷中发放和贷后管理环节。

四是复合模式，即将环境分类管理与流程控制相结合。如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都在环境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将环境风险纳入其信贷审批流程各环节。其中，兴业银行的制度建设最完善，其在进行行业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流程分为风险识别、分类、评估、控制、监测、信息管理/披露、绩效评价等环节，将绿色信贷分类标识植入其信贷综合管理系统（CM2002），并贯彻到信贷流程各个环节，要求全行在信贷各个环节及时查询客户绿色信贷分类标识并将其作为对客户进行总体评估和信贷决策的关键依据。

此外，部分银行还进行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绿色信贷制度创新。如平安银行建立绿色信贷快速审批通道；兴业银行建立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专家库机制，对绿色金融服务项目进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环境效益测算，实行环保信息共享机制和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等；华夏银行实行绿色信贷投向标识和统计体系；工商银行将客户环保信息纳入其征信系统，并专门针对涉霾行业出台了《关于加强涉霾相关行业绿色信贷工作的通知》等。

但是，也有一些银行仅仅比照银监会（2012）的《绿色信贷指引》宣布了绿色信贷制度建设的目标、思路和框架，缺乏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操作性不强。

2.绿色专职机构或岗位设置

在设立绿色信贷专职机构或人员方面，兴业银行设立了环境金融部负责绿色金融管理，并组建了项目融资、碳金融、市场研究、技术服务、赤道原则审查五个专业团队组成的能效融资专业团队；招商银行成立了绿色金融领导小组，并在总行办公室设置了社会责任专岗，专职负责日常社会责任工作；光大银行设立了产能过剩行业客户分类委员会；浦发银行在2011年建立了“绿色金融团队”，专门负责全行绿色信贷产品的设计、推广和管理等。其他银行则由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公司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工商银行）、公共关系与企业文化部（建设银行）、企业文化部（交通银行）、公共关系部（浦发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宁波银行、北京银行）等机构来兼职行使绿色信贷职能。还有少数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南京银行）尚未设立绿色信贷专职或兼职部门。

3.绿色信贷评价与考核机制

绿色信贷工作评价与考核方面只有兴业银行在绩效考评中将绿色金融融资业务纳入分行年度综合考评体系。

（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16家上市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除传统的节能减排技改项目融资外，各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能效融资与清洁能源融资、排放权金融、绿色装备供应链融资三个方面。其中，能效融资与清洁能源融资类产品主要包括合同能源管理类融资产品（详见光大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能效融资相关产品）、国际金融公司能效贷款（北京银行、兴业银行）和法国开发署绿色中间信贷（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浦发展银）。排放权金融产品主要包括清洁发展机制融资（见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清洁发展机制相关金融产品）、排污权及碳排放权交易解决方案（光大银行）、排污权质押贷款（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农业银行）、全球环境基金（GEF）赠款项目（华夏银行）、基于碳排放权的金融理财产品（中国银行、工商银行）、EPA排放保证金保函的反担保保函（中国银行）等。绿色装备供应链融资类产品主要包括亚开行建筑节能融资（浦发银行）、节能减排设备供应商买方信贷融资（兴业银行）、节能减排设备制造商增产融资（兴业银行、南京银行）等。其中，合同能源管理融资和清洁发展机制融资类金融产品较多。此外，光大银行的“光合动力”低碳金融套餐、兴业银行的8+1融资服务和排放权金融系列产品、浦发银行覆盖五大板块的十大绿色金融创新产品较具有特色。不难看出，相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兴业、浦发、光大等股份制银行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明显走在前面。

另外，从纵向来看，银行业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学习阶段，国内银行早期的绿色金融创新实践主要是跟国际金融公司、法国开发署、世界银行机构合作，学习如何作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比如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和北京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节能减排贷款项目（CHUEE项目）；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和华夏银行的法国开发署（AFD）绿色中间信贷项目；华夏银行的世界银行节能转贷项目等。二是推出自主绿色金融产品阶段，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积累一定的经验后，国内银行开始推出自己的绿色金融产品，如表2中相当部分节能减排融资项目类产品都是各银行自主开发。三是绿色金融产品的整合阶段，类似金融产品多了以后，一些银行开始将其打包，整合成比较成体系的产品服务。比如兴业银行2013年在原“8+1”融资服务和排放权金融两大产品序列的基础上，整合形成涵盖金融产品、服务模式到解决方案的多层次、综合性的产品与服务体系；浦发银行将绿色金融产品整合为包括五大服务领域十大创新产品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光大银行将其绿色金融产品整合为“光合动力”低碳金融服务套餐等。尽管如此，从表2可以看出，除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较早开始绿色金融实践的银行外，相当多的国内银行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仍处于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学习和尝试推出自主绿色金融产品的起步阶段，创新不足。

（三）绿色信贷的实施成效

绿色信贷领域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比重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占总贷款余额比重可用来衡量上市银行执行国家绿色信贷政策的力度和成效。16家上市银行绿色信贷执行情况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各商业银行已经从操作层面上开始落实国家绿色信贷政策，逐步增加对节能环保项目的支持，绿色信贷余额从2011年的14 653.41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311 512.80亿元，绝对额扩大20余倍，其占企业贷款总额比重从2011年的5.96%增加到2013年的6.96%。从绝对数上看，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 000亿元的银行2011年只有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4家国有银行，2012年和2013年则增加到7家，分别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2家股份制银行。从相对比例上看，绿色信贷余额占企业贷款总额比例近3年持续超过5%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3家国有银行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2家股份制银行。在16家上市银行中，2011年、2012年绿色信贷余额居前5位的分别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但2013年开始，兴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交通银行，挤入绿色信贷余额前5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和比重逐年增加，其中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以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内商业银行投向环保项目的贷款数量和比例还偏低。

16家上市银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情况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明确公布近3年“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的银行只有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却并未明确披露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只是披露了其退出“两高一剩”行业贷款金额及其绝对数或相对比例下降情况。明确披露“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的6家银行中，其贷款余额由2011年的4 125.60亿元下降到2012年的3 981.45亿元，2013年又增加到4 390.09亿元；占企业贷款总额比例由2011年的9.84%下降到2012年的8.20%，2013年又下降到8.12%。这说明各商业银行已开始减少或退出“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但减少和下降的幅度并不大，“两高一剩”行业的贷款存量还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是没有明确披露“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的银行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更不容忽视。

（四）绿色信贷信息披露状况

通过查阅16家上市银行的社会责任报告发现，16家上市银行均对绿色信贷及“两高一剩”行业贷款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其中，除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兴业银行外，其他12家银行均对其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绿色信贷信息及其他社会责任信息进行了第三方审验。

二、绿色信贷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绿色信贷政策广泛推行，但制度建设仍有待优化和完善

根据制度经济学观点，完整的制度体系由正式规定、非正式制度安排及实施机制三个部分组成，亦即规章制度、理念文化与组织机构。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以来，绿色信贷理念已广为银行、企业和社会所接受，16家上市银行均建立了绿色信贷相关的制度和措施，并形成了从银行到监管部门及政府的多层次绿色信贷规章制度。但从实施机制层面来看，绿色信贷专职机构设置情况不够理想，且缺乏绿色信贷工作评价与考核机制。除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和光大银行设立了专职的绿色信贷部门外，其他银行或者由企业文化部、公共关系部等机构兼职行使绿色信贷职能，或者尚未明确绿色信贷的执行部门。绿色信贷工作考核与评价方面，银行内部考评机制缺失，除兴业银行外，未见其他银行设立绿色信贷评价与考核制度；而绿色信贷政策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缺失也是银行内部缺乏绿色信贷考评压力与动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得到有效控制，但绿色信贷余额及其比例偏低

表4表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虽并未明确披露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但已开始减少或退出“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明确连续公布“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的6家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近3年“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控制在4 000亿元左右，占当年企业贷款总额比例由2011年的9.84%下降到2013的8.12%，尽管减少和下降的幅度并不大，但各商业银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已得到有效控制。这与各银行绿色信贷制度中专门针对“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控制制度，如“环保一票否决制”、限额管理、名单制管理、上收审批权限等约束性的硬政策有关。表3表明，近3年绿色信贷贷款总量大幅增加，但绿色信贷项目贷款占企业贷款总额比例偏低。进一步对比表3和表4可以发现，除兴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及其占当年企业贷款总额比例高于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及比重外，其他披露相关信息的5家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及其占当年企业贷款总额比例均远远低于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及比例。这表明目前绿色信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带有行政命令色彩的控制“两高一剩”行业信贷规模部分，而利用市场促进节能减排的绿色信贷部分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三）绿色金融产品开发和创新尚处于起步阶段，绿色信贷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缺乏

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典型特点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体现出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其在政策设计上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特点，但在具体执行上又呈现出更多的自愿性特点。自愿执行的结果就是绿色信贷政策真正起作用的是其中具有行政命令色彩的控制“两高一剩”行业信贷规模部分，而通过市场手段引导资金流向节能环保企业和项目并促使企业持续改善环境绩效的绿色信贷部分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绿色金融产品开发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创新不足。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绿色信贷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污染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增长的考虑不会严惩污染企业，在没有硬性约束的情况下，污染企业违法成本低，不会持续投入资金改善环境绩效，银行出于商业利益考虑也会进行权衡，其重点控制的是被列入国家相关部门指导目录名单（如工信部《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等）的企业或因重大环境违法事件被列入“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的企业或环境信用评级被评为“红色”或“黑色”级别的企业，大量未列入名单的环境绩效差或短期环境风险难以暴露的企业和项目则仍然给予信贷支持。同时，由于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缺乏，银行推行绿色信贷往往出于政治动机或履行社会责任、改善企业形象动机，没有积极开发新产品和新业务的动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这也是绿色信贷余额及占比偏低的重要原因。

（四）企业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机制初步建立，但环境风险评估不够精细

如前所述，16家上市银行均对绿色信贷及“两高一剩”行业贷款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且其中12家银行对其包括绿色信贷信息在内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了第三方鉴证，可见银行业绿色信贷信息披露较积极，且其披露的信息也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是，企业层面的环境风险信息沟通却不够顺畅。在国家层面和部分省市层面已经建立了环保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及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企业层面的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机制已初步建立，但还有相当多的省市尚未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且现有的信息沟通机制无法全面、及时地向商业银行反馈信息。此外，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企业环境风险评估标准和方法，银行从业人员很难对贷款客户的环境风险进行量化评价。目前，银行业大都以环境合规性评价取代环境风险定量评价，导致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合规型企业和环境高风险型企业在现有信贷风险评估模式下的评级结果可能毫无差别。

三、进一步推进绿色信贷的对策

通过上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实施现状分析，提出以下完善现行绿色信贷政策的建议：

（一）完善绿色信贷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绿色信贷约束和监督机制

已经出台的绿色信贷政策如《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绿色信贷指引》等都属于综合性、原则性的指导性意见，法律约束力较低，相关利益主体环保违规成本低。因此，应完善绿色信贷相关立法。首先要加快国家节能减排法制化进程，通过国家立法确定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从而让“绿色信贷”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还应对金融机构的环保义务从法律层面进行规范，可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法案》的做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信贷银行对信贷资金的使用承担责任。最后，还应强化绿色信贷监督机制，强化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环保部门的联合检查协调机制，同时鼓励新闻媒体、社区公众和环保组织对商业银行落实绿色信贷的情况进行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二）构建绿色信贷激励机制，推进绿色信贷产品创新

绿色信贷激励机制构建可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由国家对绿色信贷项目给予贷款贴息（如德国对于环境绩效好的项目，给予持续10年贷款利率不到1%的优惠信贷政策，利率差额由中央政府予以贴息补贴），同时设立环保项目融资风险补偿专项基金，使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不仅有利可图，还可以有效规避部分风险，这样商业银行才有动力进行绿色信贷产品创新，发展绿色信贷市场。具体的绿色信贷产品创新方面：一是拓展绿色信贷业务领域，如将个人消费者纳入目标客户群体，针对消费者购置节能电器、节能房屋、节能汽车的行为提供优惠贷款；二是将绿色信贷与中间业务创新有机结合，积极创新绿色信贷衍生产品。

（三）完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内部组织结构及流程调整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商业银行应从战略层次布局绿色信贷工作，完善绿色信贷制度体系建设。首先应在决策层组建专职绿色信贷决策机构，负责绿色信贷策略的制定以及重大绿色信贷项目的授信与审批。其次，应相机在创新信贷业务流程的基础上设置绿色信贷专职部门或在相关业务部门设置绿色信贷专岗或专员，专司绿色信贷授信审批及贷后风险管理。同时，还应在此基础上把专职机构的绿色信贷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体系，建立绿色信贷的考评激励机制。

（四）完善信息沟通机制，提高环境风险评估精细化水平

要在现行由国家环保部与银监会搭建的环境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的基础上，由银行业监管机构、商业银行与环保部门合作，将环境风险评估与金融风险评价体系有效融合，形成银行业可操作的环境风险划分及评估方法简本，并建立一套面向银行的环保标识，按行业和客户进行风险程度分类，为进行风险预警和风险提示提供统一平台，以便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制定自身的环境风险评估框架，从而更精细、更准确地评估和控制环境风险。同时，商业银行还应加强与同业、行业协会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环境信息沟通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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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龙卫洋，季才留.基于国际经验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体制改革，2013（3）：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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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颖.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3（13）：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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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欣懿，沈洪涛，戚丽杏.债权人在意企业的环境表现吗：基于紫金矿业的案例分析[J].会计之友，2015（10）：47-50.

[8] 孔龙，张鲜华.上市银行绿色信贷信息披露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A股201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J].生产力研究，2011（11）：54-56.

[9] 花文苍，杜朝运，马菲.赤道原则的财务效应分析：以兴业银行为例[J].会计之友，2015（12）：118-120.

作者：舒利敏　杨琳

银行信贷政策优化模式研究论文篇2：

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现状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政策的内容和特点入手，研究了商业银行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主要模式，并针对当前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原因分析，提出对今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走向的展望。

[关键词]节能减排；绿色信贷政策；政策效果

绿色信贷政策属于节能减排政策组合中的市场化政策。银行利用其具有的杠杆效应和掌控的利益传导机制，通过支持或限制对企业的贷款以及事后监督等行为，引导企业转变经营观念和生产方式，节约能源、清洁生产，以此间接地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绿色信贷政策的推出，是将环保调控手段通过金融杠杆来具体实现。通过推行绿色信贷政策，不仅可以满足环保产业的融资需求，遏制高耗能和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也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提升银行的社会形象和声誉。

1　绿色信贷政策的内容和特点

绿色信贷政策，是以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出台的一项全新信贷政策《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标志，以银行信贷为操作手段，以节能减排为控制目标的一系列环保政策的统称。绿色信贷政策的根本是以银行信贷作为调控手段。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说，绿色信贷指的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国家发布的环保政策为依据，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因此，实施绿色信贷政策的目的是通过银行信贷的控制，引导并鼓励资金流入促进节能环保的企业和机构，并从破坏、污染环境的企业和项目中适当抽离，以此达到节能减排、转变增长方式的目的。

从中国发布的绿色信贷政策的基本内容和实施现状看，可概括出以下几点基本特征：一是在政策制定层面考虑了环保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将企业承受力作为制定政策时着重考虑的因素。这一特征与中国当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相关，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国情下，单提“环境优先”是不现实的，必须协调环境和经济的共同发展，在不阻碍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资源环境。二是在政策作用层面，目前的侧重点是惩治已出现的行为，同时也对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起到前期警示作用，并通过法律手段赋予金融机构环保审查的权力，变事后惩罚为事先预防。三是在政策执行层面，偏重于政府的引导作用，注重政府的管制。虽然绿色信贷政策是国家发布的一项环境经济政策，但是仍带有很强的政府行为色彩。这与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管理制度有关，环境经济政策推行的初期需由政府强制推动，并且绿色信贷的相关配套措施必须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四是在政策实施层面，由银行实施的绿色信贷政策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环保局、人民银行、银监会)的配合。政府和银行之间形成合力，目标一致，是绿色信贷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

2　绿色信贷政策的运行模式分析

绿色信贷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为商业银行。本文选取了中国首家采纳“赤道原则”的兴业银行作为对象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当前实施的模式。兴业银行是中国绿色信贷政策执行方面的先驱和领跑者，在绿色信贷方面的发展位于国内各家银行的前列，其社会责任意识也萌芽较早，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银行经营管理的具体环节，并且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寻找商机，探求银行与社会共赢的商业模式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模式。

2.1　节能减排项目贷款

兴业银行在2006年于国内率先推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为保障节能减排融资业务的顺利开展，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制度规定，同时举办了多轮次专业培训，并于2009年年初设置了专门机构——可持续金融中心，负责能效金融、环境金融和碳金融的产品开发与市场推广，同时为客户评估项目风险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截至2009年年底，累计发放节能减排贷款223笔，金额165.83亿元，提前实现了对社会的公开承诺“三年(2008--2010年)投放100亿元”。据行内评估，节能减排信贷资产质量良好，贷款项目预计可实现在中国境内每年节约标准煤1039.74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3 178.04万吨，年减排化学需氧量43.91万吨，年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47.25万吨。

2.2　赤道原则履行工作

2008年10月31日，兴业银行正式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为顺利落实赤道原则本地化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该行专门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专门成立的可持续金融中心从管理等角度结合赤道原则和国内规范的要求，负责兴业银行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制定，更新风险防范措施，监测国内外环境政策动态等工作。2009年12月22日，该行首笔适用赤道原则项目——福建华电永安发电2x300MW扩建项目正式建成。

2.3　融资模式创新

兴业银行创新出绿色信贷七大融资模式。

2.3.1节能减排技改项目融资模式

客户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自身发起实施节能减排技改项目，对现有设备及工艺进行更新和改造，或引进高效节能的生产线，从而产生资金需求。兴业银行直接与客户建立融资合作关系，通过对项目技术和企业综合实力的审核，设计融资方案、提供融资服务。

2.3.2　CDM项下融资模式

CDM系清洁发展机制(《京都议定书》中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允许发达国家通过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因此产生的减排指标可以用于发达国家完成其在议定书中的承诺。兴业银行通过引入专业的合作伙伴，促进项目的开发、注册、交易。项目开发单位可以向兴业银行提出融资需求，兴业银行审核后，以CDM项下的碳减排指标销售收入作为融资的重要考量因素，设计融资方案、提供融资服务。

2.3.3　EMC(节能服务商)融资模式

节能服务商作为融资主体，对终端用户进行能源审计并向兴业银行提出融资申请，兴业银行通过对项目技术和企业综合实力的审核，设计融资方案、提供融资服务。节能服务商为项目企业提供节能技术改造服务，包括节能减排设备的选择和采购，项目企业无须出资金，只需将合同期内的部分节能效益与节能服务商进行分享。

2.3.4　节能减排设备供应商买方信贷融资模式

节能设备的采购方作为融资主体，节能减排设备供应商与买方客户签订买卖合同后，买方向兴业银行提出融资申请，经由兴业银行对项目技术和企业综合实力审核后，为客户设计融资方案、提供融资服务。

2.3.5　节能减排设备制造商增产融资模式

节能减排设备制造商作为融资主体，向兴业银行申请项

目贷款用于生产专业节能设备，经由兴业银行对项目技术和企业综合实力审核后，设计融资方案、提供融资服务，用于支持在中国境内实施的节能减排项目。

2.3.6　公用事业服务商融资模式

公用事业服务商下游终端用户作为融资主体，由终端用户向兴业银行申请节能减排项目贷款，用于向公用事业服务商支付相关设施建设费用以使用清洁能源，该融资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

2.3.7　融资租赁模式

融资租赁公司作为融资主体与节能服务商合作，为项目业主或节能服务商提供节能设备的融资租赁服务，并根据实施的项目向兴业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兴业银行在对项目技术和实施能力审核后，设计融资方案、提供融资服务。

3　政策实施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国的绿色信贷政策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一定的问题，阻碍了政策实施的效果。本文主要从技术角度、利益相关人角度和监督角度出发进行原因分析。

3.1　技术性原因

3.1.1　相关标准规范欠缺

当前中国缺乏具体可行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已出台的绿色信贷政策标准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再加上环保、健康、安全等绩效评价指南等不完善，银行难以据此制定相关监管措施及实施细则，审查企业或个人贷款申请时，标准不一，随意性强，从而降低了绿色信贷措施的可操作性，导致金融机构介入的制度基础不足。

3.1.2　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银行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依据是由当地环保部门提供的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结果、污染和被查处企业名单，以及可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企业环境违法等信息，但该规定未得到有效执行。造成银行获得以上环境信息存在困难，加大了银行环保审核的难度和环境信息取得成本。

3.2　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

政府、银行和企业是政策实施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各利益主体，出于对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发生与绿色信贷政策意图相违背的行为，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3.2.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中央政策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委托一代理关系。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看重的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地方政府既作为政策的实施者和监管者，又要关注当政期内的政绩。按照中国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当地的GDP增长情况在政绩表现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目前的GDP核算体系却忽略了环境保护因素，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往往又对当地GDP增长起到很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为实现当政期内经济快速增长与税收、就业率的提高，有保护污染企业或放松环境监管的倾向，容易导致监管制度失灵，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达不到政策应有的效果。

3.2.2　商业银行缺乏执行政策的动力

商业银行本身是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其经营理念，尤其对于上市银行来说，谋求股东权益的最大化是符合常理的。执行绿色信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商业银行既得利益的流失，首先，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大多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银行的重要贷款客户，开展绿色信贷的银行可能损失这些重要的大客户，造成利润减少。其次，银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如果某银行执行绿色信贷政策不对污染企业贷款，其他银行则可能顺势将该客户资源纳入。再次，对环保产业和项目的支持可能增大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商业银行的信贷投资偏向短期化项目以降低贷款风险。但是环保产业大多建设周期长，短期内不能进入投资回报期，加大了贷款回收的风险。

3.2.3　企业欠缺节能减排的主动性

一方面，资源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即企业在污染情况下的生产成本小于治理污染情况下的生产成本，因此企业缺乏保护资源、治理污染的动力。节能并不能在短期内产生直接的或者较好的经济效益，造成有些能耗较高的大型企业节能的主动性不强。大型企业淡漠的节能意识无形中收窄了节能融资市场的规模。另一方面，绿色信贷的制约对企业来说存在单一性，如果企业限于绿色信贷政策的约束不能取得贷款，还可以通过股市融资、债权融资以及民间资本融资等方式为其经营活动融资，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外延从目前来说仍然较狭窄。

3.3　监督机制的欠缺

首先，有关绿色信贷的监管体系尚未完善。以针对银行监管的法律为例，现有的《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是2006年6月以前制定的，基于当时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发展背景，这三部法律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支撑和保障不够充分。虽然200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管理方面的缺失，但是从内容上来说不够全面和细化，有待完善。目前出台的《意见》等绿色信贷政策中涉及银行义务的条款大多为建议性质，没有基于法律保障的约束机制。

其次，社会力量参与绿色信贷监督的程度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当前主要是政府部门和银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社会力量更多的仅仅是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没有一套机制保障社会力量的监督能起到真正的作用。

4　展望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目前中国绿色信贷政策从银行角度来说已经探索出初步的运行模式，但是从整体来说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除了技术和监管等方面的原因外，内在根源集中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上，博弈方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等，为此，有必要继续完善绿色信贷的相关配套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效果。依据中国目前的政策实施环境和整体现状，当前仍需要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从技术、监督、财税等各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调动各主体自觉执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从长期来看，通过政策的完善和实施，使政府、银行、企业和公众等绿色信贷相关主体形成合力，并且使绿色信贷政策成为一种长效机制，长期贯彻执行，真正达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

作者：黄海峰任培

银行信贷政策优化模式研究论文篇3：

积极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研究

摘要：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群体的绝大部分，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突出。小微企业贷款难，既有企业自身和商业银行方面的原因，更有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对小银行存在歧视、资本占用系数的规定缺乏支持小微企业贷款的充分安排、贷款指标没有充分向小微企业倾斜等信贷政策方面的原因。因此，应牢固树立“小微企业贷款≠高风险贷款”的理念，将主营小微企业贷款的小银行当作发展小微企业的战略重点，降低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和资本匹配系数，信贷指标分配向小微企业贷款倾斜，实施积极宽松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

关键词：小微企业；贷款难；小型银行；信贷政策

中小企业对于发展经济、服务社会、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各级党委、政府重点支持的弱势领域；小微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更小企业，是弱势中的弱势、重点中的重点，理应受到我国信贷政策的更多倾斜。但是，目前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突出，在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贷款规模收紧的情况下，小微企业贷款更是难上加难。笔者意在从宏观政策层面研究、提出信贷政策建议：在稳健货币政策条件下实施积极（宽松）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鼓励各商业银行尤其是小银行积极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一、小微企业的概念与地位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的简称。长期以来，我国对小微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的发展问题重视不够，甚至没有微型企业的划型标准和统计数字。1988年原国家经委等五部委制定了《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2003年原国家经贸委等四部委制定了《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均没有设定微型企业标准。按照2003年标准，以工业企业为例，“中小型企业须符合以下条件：职工人数2 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0 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为40 000万元以下。其中，中型企业须同时满足职工人数300人及以上、销售额3 000万元及以上、资产总额4 000万元及以上；其余为小型企业。”[1] 我们知道，微型企业当然包括在小型企业之中，这时的小型企业自然也是小微企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注重和发展小微企业的理念日益清晰，但小微企业的概念仍不明确。

2011年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1]明确规定：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首次按照国际惯例将“微型企业”从“小企业”中单列出来。相应地，我国企业群体也将划分为“大中企业”和“小微企业”两大对应板块。这是我国企业分类工作的重大突破，为研究分析、分类指导各类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工作基础。

按照最新规定，以工业企业为例，目前我国企业划型标准是：

大型企业：从业人员1 0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40 000万元及以上；

中型企业：除大型企业外，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 000万元及以上；

小型企业：除中型企业外，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

微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

按此标准，工业企业中微型企业的“营业收入”划型上限（300万元）与中型企业划型上限（40 000万元）相差133倍，过去笼统地把微型企业归入“中小企业”的分类方法明显忽视了微型企业的特殊性。但由于新的划型规定刚刚出台，尚无2011年标准的企业规模统计数字，本文有关分析只能按照原统计口径进行。

小微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是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的绝大部分。仅以2009年我国规模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为例，小型企业个数39.3万家，占90.5%，更多的小微企业还未统计在内。二是小微企业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2009年我国仅规模以上小型工业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便均超过了大型、中型工业企业，比重分别达到了38.8%、38.1%、35.6%。三是小微企业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2009年我国规模以上小型工业企业安排就业人数达4 000万人，占规模以上工业就业的45.3%，大大超过大型、中型企业的比重（见表1）。

由于我国小微企业统计工作尚未全面开展，故暂无全国小微企业统计数据。美国的小企业数据可供参考：美国小企业的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销售额占全国商品销售额的47%，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3，在新增就业机会中更是占到了80%左右。正因如此，美国历任总统对小企业都格外重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火车头。”前总统布什说“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心脏。”[2]

二、小微企业贷款难的信贷政策原因

小微企业贷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信贷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小微企业贷款难尤为突出。小微企业贷款难，既有其经济实力差、生命周期短、融资渠道狭窄、企业治理和财务管理不规范等自身原因，也有部分商业银行经营理念滞后、存在重大轻小倾向、信贷技术创新不够的原因，而没有实施积极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恐是小微企业贷款难的深层次原因。

信贷政策是指央行、银监部门调控银行信贷结构的各类行政措施。小微企业贷款业务是国际金融界公认的高成本、低收益业务，银行大多不愿办理。因为银行办理一笔小微企业贷款与大企业贷款所耗费或占用的人力、时间、系统资源、管理成本相差无几，据专家测算，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平均为同额度大企业贷款的5~8倍[3]，小微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更高。孟加拉乡村银行及其创始人尤努斯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国际上缺乏因主要向弱势群体发放小额贷款而实现商业可持续的成功案例。一些国家为鼓励商业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了较多的信贷政策倾斜。如韩国银行将各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作为再贷款利率优惠的依据之一；菲律宾将小企业贷款的主要银行——农村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小企业贷款再贴现率比其他贷款再贴现率低1个百分点；埃及央行根据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比重给予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玻利维亚制定专门法规，对小额信贷机构从资本充足率、风险资产权重、坏账准备金等方面给予优惠[4]。贷款是需要依靠商业银行去发放的，存款准备金率、贷款风险权重、贷款指标等信贷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有着巨大的引导作用。积极（宽松）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可以鼓励商业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消极（紧缩）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则会限制商业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的传导机制是：商业银行——信贷政策——小微企业。但从目前总体情况看，我国鼓励商业银行更多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的信贷政策体系尚不健全，鼓励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积极的信贷政策缺失。也就是说，我国信贷政策事实上对小微企业贷款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一）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对主营小微企业贷款的小银行存在歧视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由大、中、小型银行构成：大型银行包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行6家，资产一般达10万亿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度资金，二级准备金一般较低；中型银行包括12家股份制银行，资产一般数万亿元，也是全国性银行；小型银行是地方银行、中小企业银行，包括147家城商行、85家農商行、223家农合行[5]，资产一般只有数百亿元，2009年末全国有36家城商行资产不足100亿元，占城商行总数的27%，小银行因不能大范围调度资金而不得不配置更高水平的二级准备金，一般要比大银行多2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从2011年6月20日起，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规定是：国有大行执行21.5%的存款准备金率，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19.5%，农村合作银行16%——城商行、农商行“被升级”为中型银行，只有几十、几百亿元资产的城商行、农商行与拥有几万亿元资产的股份制银行执行同一档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对小银行的政策歧视，事实上构成了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政策性抑制。

（二）贷款风险权重和资本占用系数的规定缺乏支持小微企业贷款的充分安排

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实际执行10%），银监部门并对不同类别的贷款规定了不同的风险系数，实质上就决定了不同贷款类别所需要占用或匹配的经济资本。根据现行规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为50%，即只需占用4%的经济资本；而对企业和个人的其他贷款，不论企业规模大小、贷款额度多少，一律赋予100%的风险权重，即要求匹配8%的经济资本，没有体现鼓励小微企业贷款的倾斜政策。2011年6月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虽然出台了对小企业贷款减少资本占用的规定，但却不是“普惠政策”，只给予了“运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充足率”的银行。而我们知道，只有部分大中型银行能够“运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充足率”，主营小微企业贷款的广大小银行享受不到此项优惠，影响这一政策的效力和公平性。

（三）贷款指标分配没有充分向小微企业倾斜

为实施稳健货币政策，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无差别的信贷指标控制措施，将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了贷款指标的控制范围，没有充分照顾小微企业贷款及其主办小银行的专门需求。在贷款指标有限的前提下，小微企业贷款往往首先受到挤压。

三、对实施积极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的建议

积极扩大小微企业贷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小微企业提高自身素质、商业银行建设普惠金融，更有赖于信贷政策的调整和优化，从政策上激励商业银行尤其是小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实施积极的或者说宽松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

（一）牢固树立“小微企业贷款≠高风险贷款”的理念

目前，扩大小微企业贷款面临着诸多思想障碍和理论误区，有些同志认为“小微企业=高风险企业”、“小额贷款=高风险贷款”。其实，小微企业≠高风险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有风险，只不过不同规模企业的风险特征、风险重点、风险破坏程度不同罢了，大企业的系统重要性风险丝毫不亚于小微企业的一般风险。小企业不是差企业，就像小孩子不是坏孩子一样。小微企业贷款≠高风险贷款。国内外大量主营小微企业贷款的银行的经验和数据表明：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大大低于大企业贷款。如2010年末全国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比重高）不良贷款率仅0.9%，低于大银行（大企业贷款比重高）1.3%的水平[5]。“小微企业贷款=高风险贷款”的假说可能来自我国大型银行过去的统计，那时国有大银行用发放国有大企业贷款的模式办理民营小企业贷款。飞行员用开飞机的技术去开电瓶车，结果电瓶车散架了，并不能证明“电瓶车比飞机风险高”。小微企业贷款的高定价源于高成本而不是高风险。只有牢固确立了“小微企业贷款≠高风险贷款”的理念，实施积极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才能有充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二）将小银行当作发展小微企业的战略重点给予政策支持

我国银行体系中并不缺少全国性的大银行，而是缺少主营中小企业包括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小银行，美国8 000多家银行中绝大部分是社区小银行。同时，由于我国城商行、农商行、农合行市场份额较小，2010年末总资产仅占全国银行业的12.7%[6]，对其给予一些政策倾斜并不会影响宏观调控的大局。实际上，小银行是银行业中的“小企业”，也是银行业的“弱势群体”，资产规模小、吸存放贷融资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弱，业务定位又是服务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城乡居民、“三农”等弱势领域，对小银行的抑制往往会转嫁为对小企业的抑制，小银行应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重点，给予较多的呵护和支持。建议将小银行作为“区别对待、有扶有控”信贷政策的扶持重点，明确“小银行也是小企业”的地位，树立“支持小银行就是支持小微企业”、“支持1家小银行就是支持10 000家小微企业”的理念，像支持小微企业一样支持小银行；比照对小微企业的税费减免、财政贴息、担保补贴等一系列优惠，对小银行发展给以政策倾斜，激励其更好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三）降低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定，应充分考虑银行规模及其市场定位，对主营小微企业贷款的小银行给予政策倾斜，以弥补小银行二级准备金率高于大银行的差额。建议将城商行、农商行从股份制银行一档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档，目前可执行17.5%的存款准备金率，即比国有大行低4个百分点、比股份制银行低2个百分点，比农合行高1.5个百分点。这样的“差别化”曲线也显得较为平滑。

（四）统一降低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和资本匹配系数

小微企业的风险程度是客观的，不以银行运用何种评级方法为转移，更不宜以此为由单独对大银行给予优惠。建议银监部门不论商业银行是否“运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充足率”，统一降低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系数，可比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50%的风险权重执行。相应地，银行在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时，只需占用相当于大中型企业贷款50%的资本金，自然愿意更多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应予说明的是，下调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系数只是一种信贷激励政策，并不意味着银行降低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防范力度。

（五）信贷指标分配向小微企业贷款倾斜

建议央行在分配贷款指标时，对总额度不大、社会效益明显的小微企业贷款给予大幅度倾斜，将微型企业贷款“出列”，鼓励银行敞开发放，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题。

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机制，实施积极的小微企業信贷政策，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明确提出并大力实施这一政策，必将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倩.金融扶持：与中小企业共度时艰［Ｎ］.金融时报，2008-08-11.

［2］中国银监会完善小企业金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小企业融资工作国际经验借鉴［Ｍ］.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3］谢欣.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参与金融租赁业的可行性［J］.银行家，2008，（６）.

［4］王松奇，等.2010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摘要）［Ｊ］.银行家，2010，（８）.

［5］韩雪萌.银监会十项优惠政策激励银行支持小企业［Ｎ］.金融时报，2011－０6－０4.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Research on Positive Credit Policy of Small Micro Enterprises

Zheng Jiu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