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发展路径研究论文

摘要：在我国，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贫困现象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依靠传统的“补救型”社会政策，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从根本上脱离贫困已不可能。分析我国贫困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农村人民缺乏发展的能力和发展的机会。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农村发展路径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我国农村发展路径研究论文 篇1：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投资发展的路径与制度研究

【摘 要】农村合作金融投资组织是农村金融投资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它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经历了近160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农村金融投资体系中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分支，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为世界农村地区面貌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规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金融投资发展之路，为进一步改善农村经济和社会现状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投资支持。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投资；农村信用社；农村资金互助社

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作为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投资的主体，已有近六十年的发展历史，期间经历了多次改革，以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改革力度最大，改革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产生了许多遗留问题。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投资机构，产生时间不长，但是其积极作用较为明显，但同样在发展中存在瓶颈。

一、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投资的历史与现状

1.自身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催生出了巨大的农村资金需求，特别是广大农户和农村企业的多样化的金融投资需求，而农村合作金融投资机构作为贴近农村、农民的金融投资组织，无论是从机构和人员数量方面，还是从资产规模等方面，都显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农村合作金融投资机构的资产总额在全部银行业金融投资机构中的比重也逐步提高。

2.信贷投放持续增加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投资机构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等特征，按照利率市场化的原则，不断加大对当地的信贷支持，各项贷款余额稳步增加，充分发挥了信贷资金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

3.金融投资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投资机构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便民、惠民、利民”的经营原则，不断加大金融投资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力度，创新出多种信贷模式，同时，不断优化机构设置和网点布局，形成了覆盖面广、功能齐全的农村合作金融投资服务网络，农村金融投资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二、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投资发展的路径与制度对策分析

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一是激励战略投资者入股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中，需要优化股权结构、吸引大股东，要注重引进战略投资者，提高单个法人股东的持股比例，优化股权结构，提高股东素质，增强其行使股东权利的积极性和能力。

二是加强对股东的教育。应当采取多种有效的宣传措施，加大对股东的教育力度，宣传股本金的性质，股东的权利与义务，股东行使权利的方式、方法，培训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业务知识，逐步增强股东的权利义务意识，增强其行使权利的积极性和能力，尽快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迅速成长，加快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結构的步伐。

三是切实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科学、合理、严格、缜密的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推行考试录用、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岗位轮换和末位淘汰制度，形成良好的用工机制，加强风险控制制度建设，建立严格的授权授信管理制度，对信贷决策实行问责制。

2.健全管理体制

经过新一轮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级政府负责，这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支持鼓励合作金融投资组织的积极性，同时，地方政府可以依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对农村信用社提供更加贴近实际的政策优惠与扶持政策，从而实现农村信用社和地方经济发展共赢的良好局面。

由省级联社专职履行行业管理职能，提供公共服务，并且指导、督促农村信用社完善内控制度和经营机制，通过向农村信用社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提高服务性收费收入，满足农村信用社的公共服务需求。由省级金融投资监管机构承接中国银监会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投资监管职能，将目前省级银监局中履行农村信用社金融投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和人员分离出来，成立省级金融投资监管机构，直接归省级政府领导，履行对本省区农村信用社的监管职责。

3.完善内部控制

农村信用社要想在今后的发展中保证安全、稳健运行，完善和强化内部控制制度是关键。一是领导要重视。在实践中，只要领导重视、全员参与，内部控制机制建设就做的好。相反，如果领导对内控机制建设不重视的话，内部控制机制建设步伐就滞后。业务开展和内控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要想使内控建设走在金融投资行业前列，就一定要强化领导，真抓实干，只有这样，内控建设才能扎实推进。二是要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应当根据业务状况，因事设岗，因岗定人，对于一些关键岗位和风险岗位，应当实行AB岗，以实现相互制衡和防范风险的目的。三是要完善内部制衡机制。要建立分工协作、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坚决防止“一手清”，以实现有效控制。

4.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一是要做好宣传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的宣传工作。农村信用社应当充分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对企业文化进行推广，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要做好外部宣传工作。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多种媒介向社会公众展现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从而改善和提升农村信用社形象，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员参与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企业发展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到一起。

参考文献：

[1]任军利，黄春磊.中日农业金融投资体系的比较及其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10，（8）：191-196

[2]冉杰.印度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南亚研究季刊，2008，（1）：66-70

[3]王晓青，李涛.波兰农村合作金融投资的经验及启示[J].特区经济，2010，（11）：111-112

作者：刘达 贺李 王政

我国农村发展路径研究论文 篇2：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我国农村反贫困的适用性及路径选择研究

摘 要：在我国，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贫困现象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依靠传统的“补救型”社会政策，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从根本上脱离贫困已不可能。分析我国贫困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农村人民缺乏发展的能力和发展的机会。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发展，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此来增强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对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适用性强，能从根本上脱离贫困，尽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愿望。

关键词：综合贫困；农村反贫困；发展型社会政策

一、传统社会政策指导下中国农村反贫困出现的问题

（一）重经济援助使农民自主脱贫能力缺失

政府在农村反贫困中承担中处于主体地位，农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农民在解决自己生存困难方面也就缺少自主选择的话语权。各级政府将大部分扶贫资金当做救济金直接发到各贫困手中，这样着重解决了他们在生存上的温饱问题，短暂的使贫困者脱离了贫困，如果没有救济金的后续发放，那么贫困者又会陷入新的贫困。久而久之，贫困者长期依赖于政府的经济援助，慢慢地习惯了“不劳而获”，也就形成了一种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被动接受意识，这就是贫困文化在贫困者中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味的“输血”使贫困者失去了“造血”功能。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农村反贫困不只是物质上、能力上的救助，更是一种心理上、文化上的纠正。

（二）反贫困主体比较单一，社会力量有限

一直以来，我国的反贫困工作由政府主导。上至国务院下至地方各级政府都设有专门的行政机构—扶贫开发办公室，对反贫困工作进行统一领导。反贫困的政策、方针由政府统一制定。很少有别的机构或组织被允许参与到反贫困工作中来。在中国，反贫困工作主要是政府的行政行为。随着我国贫困形势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转变，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政府为单一扶贫主体的反贫困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反贫困需要，反贫困模式需要改变。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我国农村发贫困的适用性

发展型社会政策是相对于传统的社会政策而言，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而不是谁依附于谁的关系。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的是“发展”，主张重视人的发展，着重点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福利主义的多元化、重视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相比于传统的社会政策，它是一个“造血型”、“事前预防型”的政策。如果将发展型社会政策引入并解决当前的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如我国农村的贫困治理问题，将不仅对于尽快实现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还会充分发掘人的潜能，为农村经济注入人力资本活力，带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因此，借鉴发展型社会政策来解决我国农村反贫困问题，是一个积极的、有前瞻性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下面，我将具体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应用领域来论证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于我国贫困治理的适用性。

从价值理念上来说，发展型社会政策首先强调人的“发展”，注重人的能力的提高，使人拥有主动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其次，发展型社会政策突出了人的发展机会的可得，即人人享有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机会。以上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十分契合于当今我国政策制定的思路，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一致。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正是要求立足于人，统筹城乡发展，缩小贫困差距，从而寻求人的可持续发展。农村贫困的消除就是提升贫困者增强人力资本来抵御风险和创造财富的过程。

从应用领域上看，发展型社会政策主要应用在与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升社会总体生活质量、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公共设施及服务体系的建立与优化、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投资等领域。发展型社会政策中的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理论对于人的自身能力提高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上文也已经分析了我国贫困是一种“综合贫困，是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可行能力的剥夺和发展机会的丧失，表现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严重短缺，不足以产生促进发展所需的内在动力。人的能力的缺失是农村贫困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所以，农村贫困的消除关键在于“增能”。发展型社会政策主张投资于人，投资于社会的理论在解决我国农村贫困中有很大的应用领域。

三、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具体建议

（一）采取更积极的上游干预政策，树立预防为先的理念

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种事前预防的社会政策，强调通过上游干预的方法控制问题发生的概率，以此达到从源头上根本的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基于这种理念，我国的反贫困可以从环境和个人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重视消除儿童贫困和提高儿童接受教育质量。首先，加强儿童教育，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关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防止儿童因家庭困难而辍学的现象，要特别注意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做到关心儿童心理健康、学习潜能开发。另一方面，在农村营造积极向上的生活氛围也是上游干预的重要内容，一个乐观的环境可以有效消除贫困文化。我们可以以村为单位，开展反贫困竞赛，以人均经济酬劳和精神面貌两个变量选举各村的“反贫困英雄家庭”，并真真切切地兑现承诺，增长贫困家庭的自信心，刺激其更大的进步。

（二）注重人力资本的开发

中国农村的贫困是一种综合贫困，不仅有物质上的缺乏，根本上是一种可行能力的缺失。所以，落脚点应该是贫困者自身能力的开发上。发展型社会政策提倡投资于人力资本，可直接投资于教育、医疗、就业培训。在教育上。帮助贫困群体学习新的知识、技术，以提升其适应能力，并从贫困者自身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出发，改进其原有的生活技巧。在医疗上，加大对农村的医疗资源配置，定期安排农民体检， 提高贫困人民医疗的报销比例，使他们不至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就业上，减少他们的参与障碍，增加生产性就业机会，可借鉴城市企业吸收残疾人就业的方式，鼓励乡镇企业为贫困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地方政府适当减免税收。其次，还要加强技能培训，使他们更有效率的参与创造社会价值。

（三）培育多元化农村反贫困主体

发展型社会政策主张培育福利治理的多元化主体，提倡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和家庭、贫困者本身等在农村贫困治理上的有效合作，共同治理农村贫困，阻断贫困的“蔓延”，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农村福利其他领域主体缺位与单一的境况。具体来说，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承担扶贫的主要责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制定惠及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从宣传、教育角度呼吁非政府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的主动成长，激活其应有的组织功能，营造有效的资源渠道与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激发贫困农民自身的“主动脱贫”思想，主动思考自身问题，摆脱贫困文化，积极参与扶贫项目，并在主动学习就业技能提升就业能力中，增长脱贫自信，与政府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治理贫困。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参考文献：

[1]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60-62.

[2] 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M]//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166-169.

[3] 徐道稳.社会发展与发展型社会政策[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4] 张新文.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我国农村扶贫[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4-46.

作者：邵明雪

我国农村发展路径研究论文 篇3：

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摘 要：提高教育质量成为新一轮国际基础教育改革的焦点。为探究本世纪初启动新课程改革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演进路线、研究热点与趋势，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借鉴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利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通过绘制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时空知识图谱及内容知识图谱，以直观的方式揭示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以期为深入地开展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育质量;知识图谱;CiteSpace;科学计量学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2.001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基础教育关注的焦点由扩大教育数量向提高教育质量转变。为迎接当今社会对新一轮教育改革提出的挑战，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作为工作方针之一，这标志着我国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战略转型[1]。欲对基础教育质量展开深入的研究，实现研究的继承与创新，梳理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演进路线、研究热点与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往对教育研究前沿和热点的探寻大多是在采用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基础上的归纳和总结，而科学计量学方法则可以通过定量的数据较客观地反映不同时期教育研究的状况，从而避免以往文献研究法得出的结论偏于定性归纳、过于主观的问题。[2]科学计量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具有可视化特点的知识图谱成为科学计量学中新的分析方法。知识图谱通过信息可视化对教育文献内容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结合，能提升教育文献内容研究的质量，为海量教育文献内容的深度解读提供可行性的技术支持[3]。目前，在科学计量学的分析软件中，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因其能对文献进行多元、分时、动态的分析，能够将一个知识领域来龙去脉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现在一幅引文网络图谱上，并把图谱上作为知识基础的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聚类所表征的研究前沿自动标识出来[4]，因此对于探测研究前沿和热点具有较强的优势[5]。本研究借鉴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以直观的方式揭示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以期为基础教育质量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研究方案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III软件对文献进行分析。与此同时，还应用Excel进行辅助作图。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可视化分析我国新课程改革以来基础教育质量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为保证全面的了解该领域的研究动态，本研究以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数据库（CNKI）为基础数据库。根据布拉德福文献离散规律，大多数关键文献通常都会集中发表于少数核心期刊。[6]为保证检索论文的质量，入选检索的期刊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2014年版）中收录的教育类期刊，共68种。

在CNKI中选择期刊的“高级检索”类型，检索项为“刊名”和“主题”，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并且”，其中“主题”选项的检索词为“教育质量”，检索时间从2001年1月至2018年11月。共检索到4 124篇文章，为保证足够的相关性，剔除作者为“本刊编辑部”、无作者及会议报道等非学术型文獻，最终共选出3 008篇文献。
二、时空知识图谱及分析

（一）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时间分布图谱

为了分析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成果产出情况，统计了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历年的发文情况，其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1年新课程改革以来，我国对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一直在上升。其中，2010年围绕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文献急增，随后趋于平稳，因2018年的数据量不完整而导致下降，但可以预测研究趋势仍将保持不变。通过文献的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成果丰富，整体表现为蓬勃发展的态势。

某一研究主题的研究人员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研究的关注度，为了解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科研人员情况，统计了历年作者的数量情况，其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由图可知，我国研究基础教育质量的科研人员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到2013年参与人数达到最高点，其数量是2001年的2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2012年研究者数量减少，但是结合图1可知，发文数量并没有出现相应的锐减态势，这说明我国在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方面已经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取得了丰富成果。

（二）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空间分布图谱

1.核心学术团体的空间分布

为探测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核心学术团体和机构，本研究统计了各研究单位在基础教育质量方向的发文量，其中排名前20的机构如图3所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成立于2009年，由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管理学院和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等单位组成，在基础教育质量研究方面发文数量最多，约191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成立于2014年，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约发文78篇;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组建于2012年，由原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和农村教育研究所组成，约发文70篇;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组建于2011年，是在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约发文56篇，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发文量相当;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发文量排第六。这六家机构在基础教育质量方面具有较强的研究潜力。随后排名前20的研究机构发文量差异不大，这表明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已经受到科研院所的广泛关注。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和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等三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结合自身优势对基础教育质量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

为考察不同机构间的合作情况，研究生成了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机构合作图谱，如图4所示。在图中，节点为机构名称，节点大小代表发文量，节点环表示年轮，标签字号大小代表中心性，边描述机构合作。从图中可以看出，64家机构中只有5条连线，且网络整体密度为0.0025，这表明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团体分散，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合作研究。

上面分析了不同机构间的合作情况，接下来，通过研究机构的时序图谱分析研究机构关于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图5只显示了发文量较多的研究机构。从图中可以看出，在2003年，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机构呈现井喷状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及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研究产出论文量较多。从图中还可以看出，不同的机构会在某一年集中产出大量关于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成果，比如：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和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成果较多;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产出量较多;2012年，西南大学教育学部产出量较多;2014，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产出量较多。这也说明了科学研究成果的取得需要一个研究周期。

2.期刊载文量的空间分布

为考察我国教育学类核心期刊关于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发文情况，对本文选取的68种核心期刊进行教育质量研究主题的发文量统计，发文在100篇以上的期刊如图6所示。其中，人民教育以199篇论文居于载文量之首，之后载文量居于前五的期刊分别是中国教育学刊（191篇）、外国教育研究（176篇）、比较教育研究（173篇）、教育研究（146篇），这说明这些期刊对基础教育质量进行了广泛的关注。通过中国知网二次检索发现，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文章占各期刊在这一段时间内总发文量的百分比为：《人民教育》为2.2%，《中国教育学刊》为2.7%，《外国教育研究》为6.1%，《比较教育研究》为4.2%，《教育研究》为3.7%。这说明，在综合类教育期刊中，《教育研究》对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进行了比较集中的关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刊载国际教育研究动态的《外国教育研究》和《比较教育研究》共刊载教育质量研究论文349篇，约占总载文量的12%，且关于基础教育质量研究发文量的百分比为第一、第二，这一方面说明这两份期刊对国际基础教育质量研究比较关注;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学者在研究基础教育质量时，注重国际的比较与借鉴研究。


三、内容知识图谱及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从知识理论的角度看，中心性和频次高的关键词代表着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即研究热点;关键词的共现频次越高，中心性越高，说明关键词在该领域愈重要。[7]为了分析关于基础教育质量论文的研究热点主题情况，统计了关键词在论文中出现的频次和中心性。表1列出了频次排名前20的关键词及其中心性。

从关键词词频来看，除检索的主题词“教育质量”外，由表1可以看出，2001—2018年与“教育质量”相关的研究领域在教育发展阶段方面，研究频次由高到低分别是“基础教育（105次）”“义务教育（82次）”，而“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频次相当，为47次。从教育活动方面来看，与教育质量有关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改革（194次）、学校管理（45次）、教学质量（43次）等方面。从教育理念方面来看，与教育质量有关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教育公平（90次）、教育均衡（71次）、内涵发展（45次）等方面。从教育学元研究层次来看，与教育质量有关的关注点集中于教育发展（71次）、教育政策（66次）、教育事业（63次）等方面。从表中还可以看出，近年来与“农村教育”相关的教育质量研究方面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上面从计量角度分析了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热点的主题。CiteSpace 的关键词聚类功能可以直观地展现某研究领域的热点及相关研究主题之间的共现关系[8]。在CiteSpace绘制的知识图谱中（图7），圆圈代表关键词，圆圈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多少，颜色圈的厚度代表相应的年份关键词出现的多少，连线表示关键词共现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Q值为0.762 7，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共有102条边，网络密度为0.021 9，这表明，关键词共现网络结构松散，关注点不集中。

关键词中心性的高低表示关键词的重要性和基础性。由表1可知，中心性比較高的关键词有内涵发展（072）、教育发展（068）、教育质量（038）、教育事业（034）、教育改革（022）、高中教育（021）、教育公平（02）。结合图7，还可以直观地看出与这些关键词共现的研究关键词。如与关键词“内涵发展”共现的关键词除“教育质量”外，主要有“新课程改革”“教育发展”“基础教育”“区域教育”等;与“教育改革”共现的关键词主要有“中国基础教育”“高中教育”“教育政策”等;与“高中教育”共现的关键词主要有“基础教育发展”“远程教育”“教师教育”等;与“教育公平”共现的关键词主要有“农村教育”“教育均衡”“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等。

（二）研究前沿关键词趋势

陈超美博士认为，研究前沿是指“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9]。这里定义的研究前沿强调新趋势和突现的特征，因此，研究前沿就可以看作在某一时段内，以突现词（burst terms）为知识基础的一组文献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2]。研究前沿的探测应该在分析突现词的基础上，结合突现词所在的文献进行综合判断。

运行Citespace，得到突现率前十的关键词，其结果如表2所示。

为了进一步探测与基础教育质量相关的研究趋势，在找出高突现率关键词的基础上，运用Citespace可以分别绘制出这些关键词的被引历史曲线，从而更直观地探测与基础教育质量相关的研究趋势。

根据CiteSpace 软件探测的突现关键词及其被引历史曲线，结合文献二次检索方法，对前沿主题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可将2001—2017年（因2018年数据不全，不纳入研究前沿的分析）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前沿主题分为三类：趋弱型、渐增型和稳健型[10]。趋弱型研究趋势是指文献被引历史曲线呈递减趋势;渐增型研究趋势是指文献被引历史曲线呈递增趋势;稳健型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趋势类型，其文献被引历史曲线呈现波峰与波谷多次交替出現。

趋弱型前沿主题为“发展规划”和“教育规划”，它们的历史曲线如图8所示。通过文献二次检索，发现与“发展规划”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也是出现频次最高的相关研究是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的解读及各省为贯彻落实《纲要》而制定的有关省的发展规划纲要中;第二方面，从教育发展阶段来看，与“发展规划”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两个阶段。通过文献二次检索，并对文献进行研读发现，其实在相关文献中“教育规划”的内容和“发展规划”所表述的意思相近，主要涉及到《纲要》的出台背景及落实建议。从这两个词的被引趋势还可以看出，2010年，这两个主题的研究都达到了研究的高峰，这可能与《纲要》于2010年发布有关。

渐增型前沿主题为“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质量评价”，其历史曲线如图9所示。通过有关“学前教育”的文献分析发现，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采用了国际比较研究法，介绍经合组织（OECE）、欧盟等国际组织及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关于学前教育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基于提高学前教育质量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研究，包括为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评价指标、政策、师资培养等。通过对有关“远程教育”的文献分析发现，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远程教育质量测评及质量保障体系两个方面。通过对有关“均衡发展”的文献分析发现，从教育发展阶段来看，研究主要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发展;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均衡发展的理论内涵、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公平、教育均衡测评等方面;关于“教育质量测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测评项目的比较研究和测评方法的探索两个方面。

稳健型研究趋势的前沿主题有“高中教育”“教育改革”“农村教育”和“教育理念”，它们的被引历史曲线如图10所示。通过对“高中教育”的文献分析可知，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提高高中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涉及到美国高中教育改革经验、高中教育质量评价、高中教育质量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的关系等方面。通过文献分析发现，“教育改革”主题的研究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核心，分别对教育改革理念、目标及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教育”的发展从注重入学机会公平向提升教育质量转变，通过文献的分析发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对农村教育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农村学校师资建设、农村学校布局、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美国农村社区、亚太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农村教育问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等。“教育理念”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灵魂，通过文献的分析可知，我国的教育研究在素质教育、 创新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进行了研究，与教育质量相关的教育理念研究聚焦于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与此同时，还涉及到教育系统各级人员教育理念的研究。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从时空知识图谱和内容知识图谱两个方面对实施新课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分析，反映出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现状与趋势。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为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一）结论

从时间分布图谱来看，从本世纪初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成果丰富，且形成了一批稳定的研究人员，整体表现为蓬勃发展的态势。

从空间分布图谱来看，基础教育质量研究受到广大核心学术团体的关注，但研究团体分散，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合作，且不同的研究机构在不同的年份集中产出较多的研究成果;从期刊载文量来看，《人民教育》《中国教育学刊》《教育研究》等权威期刊对基础教育质量进行了广泛的关注，且《外国教育研究》和《比较教育研究》对国际基础教育质量进行了实时动态的关注。

对关键词网络共现图谱的分析可知，基础教育质量的研究热点为：从教育发展阶段方面看，研究热点由高到低分别是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 从教育活动方面来看，研究热点由高到低分别是教育改革、学校管理、教学质量等方面;从教育理念方面来看，研究热点由高到低分别是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内涵发展;从教育学元研究层次来看，研究热点由高到低分别是教育发展、教育政策、教育事业等方面。从关键词共现网络来看，共现结构松散，表明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关注点不集中。

对高突现率关键词的被引历史曲线分析表明，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的趋弱型前沿主题为 “教育规划”; 渐增型前沿主题为“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质量评价”;稳健型的前沿主题有“高中教育”“教育改革”“农村教育”和“教育理念”。

（二）思考

在提高教育质量成为新一轮国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的今天，我国研究者应结合深化课程改革的要求，加强科研合作交流，在借鉴国际基础教育质量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质量研究体系，并将这些研究成果积极转化为教育实践，从而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质量。其中，这些研究包括基础教育质量观、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质量评价指标體系、教育质量监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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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波）

作者：左成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