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秦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战国策中政治思想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战国策中政治思想研究论文 篇1：
雷海宗的生平、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
雷海宗（1902-1962年）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
一、雷海宗生平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一个具有书香门第气息的中农家庭，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25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1927年，雷海宗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不但讲授外国史，而且以史学家应兼通中外、改造旧史学为己任，进而研究和讲授中国史，发表《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评汉译〈世界史纲〉》、《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已故著名英国史学家蒋孟引先生回忆道："那时雷先生还很年轻，却是全校宣扬的名教授。我慕名选课，果然十分满足，收获很多，从此爱好外国史，确定了一生学业的方向。"他还写道："雷海宗先生，一代英才，学贯中西，但在中央大学时，只是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讲授的又是外国史，有些冬烘先生妒火中烧，竟胡说他中国史学问不够，中文水平不高。这当然不是雷先生所能容忍的。所以随即大写中国史文章，并讲授中国史，无不大得好评，誉满全国，这远非冬烘之流所能望其项背。"[1]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他采用新的方法，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的观点，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作出统计，以证明这一看法的妥当，从而推断周室元年当在公元前1030年与前1020年之间，因此肯定《竹书纪年》关于周室元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认为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王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2](pp.3～12)。
1932年后，雷海宗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和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及代理文学院院长。主要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通史、史学方法、外国史学名著斯宾格勒之《西方的没落》研读，有时也讲西洋中古史、近古史等外国史课程，并编辑了一整套《中国通史选读》共7册作为铅印讲义和教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的著述，除《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和有关中外历史的多篇书评外，主要有《皇帝制度的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中国的家族制度》等论文。1938年，他将以上数篇的题目略加修改后，再加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该书为雷海宗的代表作。其后，他为《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其主要文章《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外交：春秋与战国》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后编入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由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出版。此外，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他不断发表文章，如：《章学诚与蓝鼎元〈饿乡记〉》、《张伯伦与楚怀王》、《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司马迁的史学》、《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海战常识与太平洋大战》、《中国古代制度》、《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世界战局总检讨》、《历史过去的释义》、《春秋时代政治与社会》、《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时代的悲哀》、《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欧美民族主义和前途》、《理想与现实》、《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和《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等。至于政论性杂文，多不胜数，在此不再赘述。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当局动员雷海宗"南飞"，为他准备了机票。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雷海宗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发生转变。雷海宗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活动进行了自我批判，决心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力量。1951-1952年间，雷海宗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批判文章，并将稿费捐献。这些文章是：《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苏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和《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
解放后，雷海宗最初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的论文，探讨古书中所见的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事，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1952年秋后，根据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并兼任《历史教学》杂志编委。这时，他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物质文明史，编写出《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1956年，他发表《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一文，此文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拓荒意义。1957年，雷海宗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视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可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2](pp.379～397)。
在此期间，雷海宗还为《历史教学》撰写了一系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关于公元纪年各种西文名词的意义及中文译名问题》、《读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大师对普通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与真知灼见。
1957年，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已改正）后，健康情况急剧恶化，停止了教学活动，学术研究也难以进行。但他仍精心译注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到之处；并抱病仔细指导和校改拙译《李维〈罗马史〉选》，使笔者较好地完成选译外国史学名著的任务。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尽管身患不治之症，步履艰难，他还是于1962年春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一百多名学生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1962年12月，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过早地离开人世，享年60岁。
最近，雷海宗的名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01年再版。他在武汉大学讲授的《欧洲通史》（二）一课的详细提纲经整理扩大后，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西洋文化史纲要》为名于2001年出版。现在，我们再将雷海宗在中国史方面的主要著述以及涵盖中国史内容的几篇重要的世界史论文合编成《伯伦史学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对他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
二、雷海宗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
以上简要介绍了雷海宗的生平及其重要著述。总起来看，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擅长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把握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
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
雷海宗在《西洋文化史纲要》第48章中，首先对18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演绎方法经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和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直至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演变做了清晰的阐述。然后，又分门别类地对19世纪时期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个学科的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说明[3](pp.329～342)。这充分显示出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把握和深刻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不仅如此，雷海宗又反过来以历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写出了《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高水平的论文[2](pp.207～212,295～311)。
很明显，雷海宗是我国总体把握人文社会科学和交叉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先行者，是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学习和发扬的。
第二，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努力打破欧洲中心论和王朝体系传统，建立起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光耀中华的历史体系。
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科学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哲学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文学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雷海宗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普遍称为"过去"，而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一为相对的。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发生的独特事实，这个过去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但是，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所以，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人们永远不能知道。不仅史料漏载的孔子言行已不可知，即使有文献可征，其当时的心情、背景和目的，大部也永不能知。历史上和今日所"知"的孔子，是不同时代的后世对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观认识。由此，他提出了主观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参见《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和《历史过去的释义》）[2](pp.213～216,259～263)
就历史观和整个历史体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在时间上以最近的五千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和欧西。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相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在人类历史上，欧西文化与埃及、中国等其他六个文化相并列，并无高与下、中心与非中心之分，这就有力地破除了西欧中心论的谬论。雷海宗还多次批驳欧洲学者对阿拉伯的历史与文化的歪曲和诬蔑。
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期而亡。惟独中国文化四千年来却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期。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帝国主义时代、秦汉帝国大一统时代(公元前221至公元88年)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9至383年）。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经淝水之战胜利后，却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期。第二周期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与汉人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第二周期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更多的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文艺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期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另一方面，南方的开发与发展则是中国第二周文化的一项伟大的事业与成就。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这是与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统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参见《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历史的形态与例证》）[2](pp.132～158,243～258)。
雷海宗在解放前的历史观和历史体系大致如此，从根本上看来，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不相同的。但是，他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打破欧洲中心论和传统王朝体系的努力，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的历史体系以及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色，重视胡人血统、印度佛教和南方开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看法，在当时学术界是颇为难得和有显著影响的，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也甚具教益和启发意义。有的学者以他的名字来形容其学术成就：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第三，热爱祖国，坚决抗日，热情歌颂中国的历史，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雷海宗之所以不同于斯宾格勒，提出了中国文化二周乃至三周说，是由他的爱国抗日思想决定的。辽阔的祖国大地，灿烂的中华文明，雷海宗生于斯，育于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能接受中国文化已经一周而亡的洋人论调。面对祖国积弱和文化衰老的现实，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抗日战争爆发前，雷海宗对中国旧文化提出了较多地批评和非议，因为他觉得"若要创造新生，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尤其是短处，我们必须先行了解"[4](p.1)。
雷海宗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4](p.55)。就家族而言，汉代恢复古制，大家庭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维持了两千年。大家族是社会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中国经"五胡之乱"而能创造新文化，至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但大家族与国家似乎不能并立，近代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制遭到破坏。大、小家族制度，各有利弊，当去弊趋利，采中庸之道加以调和，建立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4](pp.72～74)。在政治制度方面，秦汉以来，皇帝制度统治中国，直至近代。在西方势力摇撼下，经辛亥革命，这个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经维系中国两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以及曾笼罩中国三四千年的天子理想，一股脑儿结束了。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4](pp.98～99)。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古代罗马帝国的制度，或可供将来的参考[5](p.220)。
从一二·九运动到卢沟桥事变，这是雷海宗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前此，他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中国文化两周乃至三周说的体系尚未最后完成。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雷海宗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政治连结起来，不仅确立中国文化两周说，并进一步提出第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强调中国之有两周文化是其他民族历史上所绝无的现象，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他检讨自己前此的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为提及，但抗战开始后，这种缄默已不能继续维持了。当前，欧西文化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战国中期阶段)，其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战争和强权政治，发展趋势是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伟大局面。抗日战争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它比淝水之战更严峻，更重要，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和第三周的开幕，全部在此一战。中国前后方应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通过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两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解放后，他热爱新中国，积极参加各项运动，改造思想，他说自己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和真正意义。此后，他在南开大学的全部教学实践、政治活动和学术生涯，直至1962年抱病重上讲台，都深深地体现着他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
第四，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追求真理，锐意创新，不断前进，勇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雷海宗生活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冲击激荡的时代，又远赴美国留学，他决心吸取西方的理论和思想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年轻的雷海宗就向中国史学界介绍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史学理论，翻译克氏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第一章"历史与记事"，认为"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同时，他又发表对汉译《世界史纲》的书评。该书原著者韦尔斯是西方著名作家，中译本的校译者多是中国学术界的前辈名人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然而，雷海宗却对《世界史纲》原书和中译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充分显露出不畏权威、敢于阐发个人意见的精神。其后，他撰写《殷周年代考》，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这种采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史学领域的方法，是十分新颖的。《中国的兵》是雷海宗的另一成名作。关于中国的兵制，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分、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至于他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建立中国文化两周说的体系，也是其锐意创新的表现。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亦给予注意。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史的提纲中，他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劳工阶级的学说，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持经济的唯物史观，寻求历史变化之定律[3](pp.284,305,339)。
解放后，雷海宗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觉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他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发表《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介绍和翻译了当时国内尚未刊载过的《达尔文致马克思书》和《恩格斯致索盖书》。
雷海宗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史料，编写《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对世界上古史作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不断创新，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的形态学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尤其是：（1）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以世界史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并通过对比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说明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2）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整体和全局来把握世界史。特别是有专章集中论述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族及其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与迁徙。（3）结合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分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度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发展，并就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总问题提出了上古史上这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此外，诸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重视，将希腊、罗马的历史合起来分章节叙述，具体到关于金属器的使用与作用、希腊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罗马皇帝制度以及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的兴起等问题，也都有创见。至于《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再一次表现了他敢于打破禁区，按照自己对于马克思著作的理解和对实际历史的认识，独立发表自己观点的精神。
最后，应该指出，作为一位名教授和教育家，雷海宗的教书育人是极具特色和众口叫绝的。
雷海宗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解历史事件既材料翔实，又将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感到余兴未尽。每节课他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雷海宗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他学问渊博，研究精深，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学认真负责，又讲究教学方法，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就是这样的旁听者，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另一位学者，已故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在《忆念伯伦师》文中说："听过他的课程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在解放前的旧大学，讲授历史课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6]
雷海宗对学生十分爱护，不仅指导他们的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世界史家齐世荣回忆道："我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下课后，雷先生对我说，美国波摩那大学来了一个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想写关于梁启超的论文。他的中文程度还需提高，你去给他补习中文，注意借机会练练英文，并增加点收入。我听了后十分感动，不知道老师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难……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雷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他既注意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齐世荣深有感情地写道："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大师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赶不上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7]
总之，雷海宗为建设祖国历史科学和发展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鞠躬尽瘁，桃李满天下。十年前，1992年12月28日，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雷海宗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的会议，一致认为应发扬他热爱祖国、诲人不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刻苦读书，勤奋探索，敢于否定过去，不断创新前进的严谨学风；贯彻他主张的从中国现实出发，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外历史，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治学宗旨。
今天，我们以更大的规模召开"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深信在新的21世纪，雷海宗所倡导的优良学风和治学精神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他为之献身的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和发展。
【收稿日期】2003年1月
【作者简介】王敦书，男，1934年生，福建福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史专业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兼任《历史教学》编委，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
【责任编辑：倪金荣】
参考文献：
[1]蒋孟引：《雷海宗先生给我的教益》（待发表）。
[2]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
[3]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
[5]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
[6]丁则民：《忆念伯伦师》（待发表）。
[7]齐世荣：《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
作者：王敦书
战国策中政治思想研究论文 篇2：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摘要：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秦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关键词：卜德；秦史；李斯
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年）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曾长期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38—1975年）。他在中国思想、文学、历史、民俗等领域成就卓著，曾当选1968-1969年度美国东方学会主席，1985年获得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在美国汉学史上，卜德是多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秦代史是其中之一。
一
《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是卜德的博士论文，该文以李斯的生平事迹为切入点，从政治、社会、经济和哲学活动等方面探讨了秦朝统一中国的原因。1938年卜德凭借这篇论文获得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学位。
该文分为12个章节，分别是：（1）秦国的状况，（2）《史记·李斯列传》英译，（3）其他有关李斯生平的资料，（4）李斯传记评析，（5）秦始皇与李斯，（6）帝国的概念，（7）封建制的废除，（8）统一文字，（9）李斯的其他政策，（10）李斯的哲学背景，（11）李斯的论辩方法，（12）结论。此外还有一个附录讨论古代中国郡县制的兴起。
论文以专书形式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好评，多位评论者一致认为，该书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卜德显然也是深感这方面的不足而选取这一研究课题的，他在“前言”一开头写道：“关于中国早期的历史和制度，西方学者已经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对于如此重要的秦朝，他们却很少涉及，这不能不让人倍感诧异。在我看来，随着秦朝建立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动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西方人长期以来一直顽固地认为东方是停滞的，我希望本书对这些变动的研究可以彻底打破这一错误观念”。这些将要研究的变动包括帝国的建立、郡县制的推行、法典的实施、文字的统一、货币的标准化等等。评论者们还一致指出，虽然该书是以李斯为中心，但并不只是李斯的传记研究，而是涵盖了秦朝历史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对秦代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在卜德这本书出版之前，西方唯一一部有关秦代的著作出自法国来华传教士彭安多（Albert Tschepe）之手，但该书完全是《史记》有关章节的编译，按年罗列秦国历代君王的事迹，不能算是研究著作。
在这本书中，卜德在哲学和思想史方面的特长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谈到这类问题时，卜德总是能够追本溯源，而不是就事论事，这突出地体现在第六章“帝国的概念”之中。在这一章中，卜德详细考察了“帝”这个字如何从商代甲骨文中表示祭祀的概念演变成公元前三世纪表示最高权威的政治概念。卜德的特长更突出地体现在第十章“李斯的哲学背景”之中。这一章基本上是一个简要的先秦哲学史，但卜德的论述没有按照儒家、道家、墨家这样的门派来分类，而是选取了贯穿于各派的五种思想来进行讨论，主要包括：权力主义、法治、帝王术、功利主义和历史观。对于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来说，独裁主义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卜德在考察先秦的权力主义思想时，发现这一思想并非只是法家的专利，孔子、墨子的思想中都有权力主义的成分，而作为李斯老师的儒家大师荀子，其思想中的权力主义成分则更加显著。卜德认为荀子关于“势”的论述最值得关注：“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势（当作“说”，此字依卢文弨校改）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荀子·正名》）势就是权势、威势，是一种具有绝对权威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这一术语此后不断出现在法家的文本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韩非所引慎子的一段话：“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於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韩非子·难势》）。同样的思想也体现在李斯的作品中，他在给秦二世的上疏中说：“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史记·李斯列传》）。这种所谓“明君独断”的思想为秦国建立帝业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但也为它的暴政和迅速灭亡埋下了祸根。
李斯在秦朝统一的过程中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秦帝国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选择他作为研究切入的角度也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但卜德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是他过于突出了李斯，而掩盖了秦始皇的作用。美国汉学家毕安祺（Carl W.Bishop）在书评中写道：“卜德认为秦始皇的许多功业实际上都来自李斯的建议，这在某些方面——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事实，我们无须质疑。但通观秦始皇的一生，我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听人摆布的傀儡。他有自己的思想，能够选择英才为自己服务。在这些人当中，李斯无疑是才能最杰出的，但尽管才能出众，李斯也只是‘始皇帝’在完成统一大业过程中的一个助手而已。秦始皇当然是时代的产物，但同时他又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了那个时代，就此而言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此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现在有关他的信息都来自后人并不友善的记录。”这种“不友善”从思想上来说主要是来自后世儒家的正统观点，最早的这类文字大概就是贾谊的《过秦论》，其中认为“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的大秦帝国之所以“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就是因为“仁义不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几乎是同一思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始皇本纪》）。作为“暴秦”的丞相，李斯自然也逃脱不了后人不客观的记录和评价。所以要透过这样的记录和评价来还原历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卜德写作此文依据的基本史料是《史记》中记载秦国的部分：卷五《秦本纪》、卷六《秦始皇本纪》、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卷八十八《蒙恬列传》。在讨论秦国宗教、水渠和经济发展时卜德主要利用了《史记》中三本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卷二十八至卷三十）。此外卜德较多利用的文献还有《战国策》、《韩非子》、《商君书》等。当时许多深埋在地下的资料还没有出土，卜德能利用的也就只能是这些传世的书面文献了。
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利于秦始皇和李斯的观念，卜德在书中花了不少篇幅来予以反驳，如关于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问题，他认为这完全是后人窜入《史记》中的，为的是通过诽谤秦始皇的出生以说明其统治的非正统性。又如关于“焚书”的问题，他认为事情并没有后世想象的那么严重，一方面秦始皇准许博士官保存《诗》、《书》、百家语，另一方面焚书真正实施的时间不大可能超过五年（即从公元前213年颁布禁令至前208年李斯去世），造成的损害甚至不如公元前206年造成的损害——这一年项羽焚毁了秦朝的宫殿。另外，卜德特别给出了一组数字：《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677种著作中，大约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卜德认为这组数字足以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卜德的反驳有一定的道理，但对焚书坑儒这个事件，无论从当时的作用还是从以后的影响来看，都应该抱完全否定的态度。
当然，卜德并非一味专做翻案文章，他希望做的是尽量贴近历史，实事求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关于李斯与韩非关系的讨论（第3章第3节）。卜德详细考察了相关的材料——《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韩世家》、《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列传》以及《韩非子·存韩》、《战国策·秦策五》——有关韩非之死的记录，指出了其中矛盾和令人困惑的地方（如《李斯列传》中无此事的记载，韩非使秦后李斯又去韩国游说），在明确论证了姚贾害死韩非不可信之后，卜德谨慎地认为《史记》中的两条材料大致可以认定李斯对于韩非之死难辞其咎：首先，“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老子韩非列传》）；其次“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秦始皇本纪》）。
卜德的论文出版后，立刻引起了著名学者德效骞（Homer H.Dubs）的关注。在德效骞看来，尽管卜德仍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儒家道德主义观念的阴影，但他力图贴近历史，还原秦代面貌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德效骞认为，从人类历史上看，大的政治家从来不会是道德的楷模，对他们进行评价主要看事功，李斯的各种事功（特别是取消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制）使他完全可以被称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卜德的研究拨开了历史的迷雾，重塑了李斯的形象，堪称佳作（an excellent piece of scholarship）。德效骞是当时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权威，他对卜德此书的评价可谓一锤定音。
二
在写这篇博士论文的同时，卜德也在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冯著无疑为卜德撰写第十章“李斯的哲学背景”提供了最为近便的参考。除冯著外，卜德还参考了其他不少当代中国学者的著作，这也是他的这本书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页下注和文后的参考书目，他主要参考和引用的著作如下：张荫麟《周代的封建社会》，载《清华学报》10卷4期（1935年12月）；陈垣《史讳举例》，载《燕京学报》4期（1928年12月）；姜蕴刚《李斯的政治思想》，载《东方杂志》31卷1期（1934年1月）；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胡适《名教》，《胡适文存》3集，1928年；容庚《秦始皇刻石考》，《燕京学报》17期（1935年6月）；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马非百《秦汉经济史资料》1—7，《食货》2—3卷（1935—1936年）；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2版，商务印书馆，1935年；王国维《汉代古文考》，载《学术丛编》第十一册（1916年）；姚舜钦《秦汉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
对这些中文文献，卜德有的采用其材料，有的引用其观点，有的全盘接受，有的则提出商榷和补充。试举两例以明之。
在李斯的成就中，卜德认为文字的统一是意义最为重大的，因为这奠定了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坚实基础。但统一前的文字到底是怎样的。李斯又是如何统一的，大篆、小篆、古文是什么关系，《史籀篇》和《仓颉篇》又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些问题，《史记》、《汉书》、《说文解字》中的记载不仅语焉不详，而且概念不清。这些困扰了中国学者两千年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卜德。在阅读了王国维的著作，特别是《汉代古文考》后，他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王国维在该文中提出了“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著名见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尤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王国维的论述也使卜德认识到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一个错误，高在1923年的一部著作中认为，所谓“书同文”的意思是，李斯“创造了一种新的、更加简单实用的书写系统”。卜德赞同王国维的观点，认为“李斯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书写系统，实际上他只是在他认为最标准的书写形式——大篆——上做了一些修正和简化的工作，同时使这种形式通行全国”。所以李斯的工作主要不在文字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统一文字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政治的统一。李斯所确定的形式就是所谓小篆，或称秦篆。
卜德写作博士论文时，王国维已经去世（1927年），所以提到王时，卜德常常使用“已故”（late）字样。除了像王国维这样已经去世的大师而外，卜德对当时活跃在学界的学人也同样关注。当他动手撰写博士论文时，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刚刚出版（商务印书馆1936年），它立刻成为卜德参考的重要文献。在上文提到的有关李斯与韩非之死的讨论中，卜德参考了钱著第156节“李斯韩非考”。钱穆在这一节中对于有关韩非之死的各种记载做了辨析，发现多处“不类”、“不合”，由此得出如下结论：“惟下流未易居，自古已然。李斯晚节不终，为世诟病，众恶皆归。所谓谮杀非者，今亦未见其必信耳”。卜德基本同意钱穆的考证，但认为尽管史料记载有矛盾和费解之处，李斯出于公私考虑仍然是韩非之死最大的嫌疑犯。从私人方面讲，他嫉妒同窗的才华——“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老子韩非列传》），从公的方面讲，他认为韩非“终为韩不为秦”（《李斯列传》），早晚是秦国之患。
三
卜德的博士论文开启了西方学者的秦代研究，同时也成为一种中国历史研究模式的奠基之作。就整个美国和西方的汉学史来看，关于中国历史发展大致有四种研究模式，分别是：帝国模式、朝代循环模式、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斗争模式、城市化和商业化模式。所谓帝国模式，就是认为秦朝结束封建制度统一中国后，尽管有分裂割据，中国总体上一直是一个大帝国，直至1912年民国创建。卜德的论文是帝国模式研究最早的成果，他也由此成为西方秦朝研究的最大权威。所以当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1960年代策划《剑桥中国秦汉史》时，卜德成为执笔秦朝的不二人选。
《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卷《秦汉史》英文本于1986年面世，卜德当时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荣休。对比他为这卷所写的第一章“泰国和秦帝国”和50年前的博士论文，我们会发现，主体内容并无太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来自新材料的使用，特别是睡虎地秦墓竹简（1975年湖北云梦县出土），它为深入讨论秦代的行政和法律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文献。卜德发现，这些出土的文书“和单凭阅读关于商鞅政策的传统记载所产生的印象相比，表现出一种更实用、更折中、更少片面性的行政方法。……在秦帝国时期法家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也不像人们根据史籍记载的个别事件（著名的有焚书和可能是不可信的坑儒）或后世儒家作者的责难所设想的那样教条，而是比较通情达理的”。更有意思的是，从一些出土的法律材料来看，它们“颂扬的法律是法家的，但其目的却是维护儒家主张的价值观”，由此卜德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家的社会和道德价值观念在秦始皇统治期间似乎非常成功地与法家思想并存”。换句话说，秦代并非只是一味暴政，毫无仁义可言，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恩威并施的。这批出土的文献不仅在具体问题上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在总体上反映了“一个远比传统形象更为合理的秦代形象”。后者应该说是更有意义的。
自选择秦代作为博士论文以来，卜德始终坚信，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在“秦国和秦帝国”一章的最后，卜德重申了自己50年前的看法：“尽管昙花一现，秦朝成功地把一套国家官僚机器的制度传给了它的政治继承者，这套制度经过了汉代的完善和巩固，又继续推行了1700年，其间只逐步地作了修正。……它是在本世纪以前中国唯一的真正革命”。
卜德的博士论文从英文文献的角度来看，最大的贡献是将《史记·李斯列传》翻译成了英文，这是英语世界最早的全译文。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卜德意犹未尽，又翻译了《史记》中和秦朝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传记——《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中的荆轲部分、《蒙恬列传》。这三个传记和对它们的评述以《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的传记》（Statesman，Pa-triot，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ThreeShih-chi Biographies of the Ch’in Dynasty）为名于1940年出版，这是卜德在博士论文之后，对西方秦代研究的又一大贡献。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卜德交代了他翻译所使用的版本是“1923年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从这个提示我们知道，这个版本的底本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武林竹简斋石印本，除原文外，还包括裴驷集解、司马贞索引和张守节正义。这个版本也是卜德此前翻译《李斯列传》和撰写博士论文时使用的版本。
（责任编辑 张向凤）
作者：顾钧
战国策中政治思想研究论文 篇3：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摘要]“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现下，也可能形成对桌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关键词]史料学 历史文献学 史学史 学术误区 治史理路
历史学包含多方面、极丰富的内容，其内部分出多种专门的研究内容、探讨角度及治学方法，这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但不同的视角、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深度、广度亦存区别，应当配合运用、互为补益。倘若以偏代全、墨守一隅，则难免会导致舛误之见。本文谨对中国“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从命题内涵到学术实例作一番解析，抛砖引玉，以供史学界时贤思考和商榷。
一、三个专业命题的内涵与视角
“史料学”以“史料”为学，“史料”之含义甚明，就是可以用于说明历史、研究历史的所有资料。而实际上，史料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文字形态的史籍、文集、诗歌、议论，实物形态的文物、器物、遗址，社会现存的民俗生活、追忆口述等等，均可能成为很有价值的史料。以“史料”为“学”，若不限定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对象，真乃漫无边际。因此，所谓的中国历史的“史料学”，实际上是从研讨一定范围的历史问题的需要出发，汇总相关的、可能利用的各种资料，予以排列、介绍和分析。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对已知历史文献及历史遗存从利用角度的提取与组合。
“历史文献”的概念也具备广泛的内涵，古代“文”指文字性资料，“献”指贤者的叙述和议论。现代合称“文献”，意义有变，主要是指书面文字材料，历史文献就是蕴含有真实历史内容的书面文字资料。而蕴含历史内容的书面资料在形式、体裁、内容、性质上多种多样，史籍自莫能外，而举凡经、子、集部书籍，大多也可归人，方志、笔记、档案、公私文书、散见碑铭等也概属其中，此外还有如甲骨文献、金文文献、敦煌文献、汉晋书简等专门类别。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文献学，不仅面对众多类别的文字资料，而且研究手段也多种多样，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金石学、档案学及古文书学等等，各有其独立的研究方法和各成体系，而又统括于历史文献学之中。这样，由于内部分支各成独立体系，历史文献学就难以形成统一、严整的学术体系，造成某些分支学科的学术光芒反而比历史文献学的整体更加夺目。但历史文献学的所有分支研究的都是涉及历史问题的书面资料，这一共性使之可以联结为一个整体，相互补益，比单一分支更能加深与拓宽对历史文献总的底数以及具体对象的认识。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类别众多，但却具备一个基本共性，这无疑是优于“史料学”的学科概念。因为“史料学”是以史料利用的眼光组合已知的资料与知识，这些知识或来自历史文献学研究，或来自考古学、文物学等学科的研究，但它却不能将提供知识的学科包括进来。历史文献学的宗旨与视角是要深入认识具体文献的形式、内容和性质，并且按不同类别或不同方法组织成知识序列，如目录学的序列、版本学的序列、辨伪学的序列等。而“史料学”是估量一定范围内历史问题所可能利用的已知资料，其知识的组合不成序列。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对认识的关注点及深度也有差异。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具有严整的系统和明晰的学术界定。其学术宗旨和任务是：第一，清理史学遗产；第二，阐明史学演进历程；第三，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第一项任务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有所交插，第二项则表现为史学史独有的学术特征，第三项则是对史学史学科理论层次的探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包括八个方面。(1)对史学造成很大影响的历史观以及重要史家的历史观的研究，如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论”、“正统论”等等。(2)史学思想，即对历史学本身的认识，涉及到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治史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问题。(3)历史编纂学，即关于编撰历史著述具体方式、方法的学问，如史料的整理、鉴别和筛选，史书的结构安排，史文的斟酌、修饰等等。(4)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史学现象。(5)史家的史学活动，是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等内容具体、生动、活化的体现，能够生动、真切地反映史学演进状况的内容。 (6)史学评论，即对历史著述进行诸如材料真伪、结构优劣、成就高低、影响大小等方面的判断和论证。(7)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即史学发展必联系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而史学也对社会发展予以很大影响。(8)史学发展中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这种运行状况给史学的发展方向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比上一内容更深层次的探讨。这个问题至近、现代已经凸现出来，成为史学发展极其重要的因素。由于西方文化与体制的影响，历史教学与研究形成专业化、职业化的特点，史学的学术活动与学术队伍的建设，成为运转于社会的一项机制，是中国史学史应当深入研究的内容。Ⅲ以上内容既有扎实的史实考订与分析。又具理论层次的概括和评断，而且各项内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严整而又开放的学科系统。从史学史角度认识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应当能达到更全面、更深入的效果。
二、单一“史料学”眼光的学术偏差
如上文所述，“史料学”乃是以史料利用的眼光，对已知的资料与知识予以某种组合。由于其视角仅是从利用出发来对待资料，认识和表述的偏差往往会发生，最典型的实例是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关于《史记》取材问题的论述，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这是说《史记》的资料来源有班固所见到的《世本》、《战国策》中的内容，从“史料学”角度来看并无错误。但从历史文献学角度考察，班固的说法便不确切，因为司马迁在世时根本不存在《世本》、《战国策》两种史籍，《世本》和《战国策》都是汉成帝时刘向(约公元前79－前7)整理图书时将零散资料汇总编辑，拟定书名而成，此时司马迁早已去世几十年之久。即司马迁在世时并未见到过《世本》、《战国策》，但确实利用了后来被编入此二书中的文献资料。
刘向编辑多种资料命名为《世本》一书，至宋代亦已佚失，故其书内容、体例难以尽知。经清代学者辑佚，形成了不同编排方式、不同内容的多种版本。 《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释《史记集解序》时说：“刘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已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据此，刘向的《世本》是以记载帝王世系为主要内容，同时可能也收载了先秦时期其他零散篇什，加上“居篇”、
“作篇”之类的题目作为篇名。其书久佚，而后人辑佚则踵事增华，细分门类，如清人秦嘉谟的辑本，俨然成了类目齐备、构成体系的完整史书。在《史记》中，司马迁说到他阅读过《谍记》、《帝系姓》、《历谱谍》、《五帝系谍》、《春秋历谱谍》等书籍或历史文献，却从未提到过“世本”。后来刘向编辑《世本》，大约就是汇集司马迁所读的上述一类零散文献，整理成书。明了先秦至司马迁之时本无《世本》一书，可知清人秦嘉谟等所谓《史记》的体例皆因袭《世本》，乃无稽之谈。而刘向编辑《世本》与秦嘉谟辑补《世本》，仿照《史记》体例命名各篇倒是极其可能的。今人著述往往认为《世本》是先秦时的一部史书，实为流行悠久的失误。追其根源，都是班固从单一史料眼光出发，含混叙说司马迁“采《世本》、《战国策》”，而后人未从历史文献学上考察，误认先秦时期即已成书，才导致这个源远流长的失误。但我们不应仅仅怪罪古人的用语不严密，史学界对于《世本》等等史籍成书的来龙去脉，早就应当从历史文献学角度梳理清楚，并且划清史料利用、文献形成以及史学史定位的界限。
刘节先生治史功力十分深厚，但其《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在唐代史学部分讲述清末发现敦煌文献的事件，在“明代史学”部分讲述清朝官修的《明史》，在清代史学部分讲述《清史稿》，显然是混淆了断代史的对史料利用与史学史之间的界限。这种疏失并非偶然，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专立标题讲述近代洪钧撰写的《元史译文证补》，越出其自己划定的“古代史学史”范围，这也是因“史料学”眼光而造成的失误。长期研究一般的历史问题与研究断代史，可能令学者养成一种思维习惯，即以史料应用的眼光来看待史籍、文献，稍不留意就可能忘却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的学术定位和规范，这是值得引为注意的学术偏差。
三、史学史研究缺位时的学术误区
文字性史料的运用，实际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延伸，而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研究存在密切的联系。已如上述。因此，在史学史知识缺位的状况下，对历史文献的认识有时会进入误区，尤其是在未进行深入的史学史研究之时。却要用直观的文献知识论断说明史学史性质的问题，则误区将可能会十分严重。
著名学者罗振玉对清朝内阁大库档案的挽救和整理，做出极其杰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他整理编辑的《史料丛刊初编》，早已传播于世，久享盛名。但其中有《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2篇，其标题则会引起很大的误解，如有的著述即误以为是清太宗时期“儒臣”为后世“留下了太宗朝《满文老档》和《天聪皇帝日录》等经过初步整理的编年体资料”，实为误上加误。查所谓《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其文，第1篇记述的是清太宗天聪二年(1628年)之事，凡涉及清太宗言行，均称之为“上”。仅此一端，即可判定该件出于清入关之后，决不可能是人关前天聪年间的当时记录。因为清人关之前。没有将君主称为“上”的用语，崇德元年(1636年)修成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就无此称谓。再看其中人名、称谓的译音用字，尚未达到康熙时力求儒雅的程度，如阿巴泰还写作“阿八太”、岳托还写作“约脱”、巴克什还写作“榜式”，特别是“巴图鲁”仍写作“巴兔鲁”，可以判断该件是清顺治时期纂修《清太宗实录》时的草稿残件，偶尔混入档案资料而已。此件不用干支记日，亦为顺治时期纂修实录的书写特征。第2篇记述崇德六年(1641年)之事，已经采用干支记日方法，这是康熙朝修订《清太宗实录》时仿照明朝实录的做法。而其中的人名、称谓、译音用字也已经与定本《清太宗实录》基本一致。可见此件应形成于康熙朝，是康熙年间纂修《清太宗实录》的草稿残件。总之，所谓《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并非清人关前文献，而且两篇形成时间也不相同。罗振玉将之合为1卷，未作文献学的深入鉴定，率尔命名，已开错误先机。若以此不严谨的命名来揣度其为清人关前文献，则是在缺少史学史研究状况下，进入了认识误区。这与将《世本》称为先秦时的一部“通史”属于同样的疏误。
然而蔓延最广、影响极大的学术误区，莫过于对清太祖、清太宗、清世祖三朝实录纂修问题的流行说法。从史学史的角度研究清朝官方纂修前三朝实录的历程，资料明确，史实清晰，本无太多的疑问，谨将简要情况条列如下。
1、关于清太祖朝实录。入关前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修成满文、汉文、蒙古文分三栏书写，并且穿插83幅战图的第1部实录，其中战图于前一年即天聪九年(1635年)提前绘成。书名并题“太祖武皇帝”与“孝慈武皇后”(皇太极生母的尊号)。由于三种文字与插图合为一体，全书四卷。分订8册。顺治年间纂修清太宗实录之时，分别抄写了满文、汉文、蒙古文3个无图文本，以与太宗实录3种文本一致。康熙年间于修成《清太宗实录》之后，鉴于原《太祖武皇帝实录》体式不合规范，重新纂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成书，按清太祖新议定的谥号题为“太祖高皇帝”实录。雍正十二年十一月，清廷又对康熙年间修成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中人名、地名等译音用字予以修订，以与新修成的《清世祖实录》一致，至乾隆四年完成。乾隆四十四年初，清廷照入关前太祖实录的原来样式绘写，以利保存。即由门应兆一人依入关前太祖实录图原式重绘其图，另派精于满、汉、蒙古字内阁中书各四员在南书房缮录文字，乾隆四十五年写成两部，一存上书房、一存盛京。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又奉旨再办一部，书成后存于避暑山庄。很明显，关于清太祖朝实录，真正的全文纂修只有人关前及康熙年间的两次。顺治朝仅仅将人关前太祖实录的一页三栏三种文字。抄录3个文本，而未绘其图，略去书名中有关“太后”的字样。雍正、乾隆时期，仅仅修订译音用字，另在每卷之首补入给清太祖新添加的尊号。
2、关于清太宗朝实录。顺治六年正月，清廷诏修太宗实录。然而次年底多尔衮逝世，转年被议以“阴谋篡逆”大罪，实录馆总裁刚林等人卷入案件，纂修之事中止。顺治八年十二月，大学士希福又奏请编纂太宗实录，九年正月，清廷再次组成实录馆。约顺治十二年初，清太宗实录稿完成，此稿充满粗俗、鄙俚的记述内容，体例也不大符合传统的实录编纂规范。因此，清廷不认可其书，令郑亲王济尔哈朗校阅，但不久济尔哈朗去世，了无结果，遂与同时修成的清太宗“圣训”一起被封存搁置。“康熙八年纂修清世祖实录之时，仍欲同时校订清太宗实录，但大臣初步校阅即上奏请旨，认为舛误极多，似应重修”。待《清世祖实录》告成之后，于康熙十二年八月开馆重修《清太宗实录》，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告成。 (《清太宗实录》卷首)雍正时又开始校订人名、地名译音用字，其进程与校订《清太祖实录》相同。这里，顺治朝纂修的“清太宗实录”，清廷既未认可，不应算作成书。台湾今存顺治朝清太宗实录稿，可证明其书确实鄙俚、粗率，康熙时重新纂修无可指摘。雍正、乾隆间的校订文字，不属于重新纂修。《清太宗实录》实际只在康熙朝修成一次而已。
3、关于清世祖朝实录。康熙六年七月，开馆纂修清世祖朝实录，但在纂修之中，实际蕴含康熙帝与
鳌拜等守旧权臣的政治斗争。康熙八年五月，鳌拜被捕，原实录馆总裁班布尔善被处以绞刑。次月，重组实录馆纂修，于康熙十一年五月修成《清世祖实录》144卷，合凡例、目录共146卷。
清朝纂修前三朝实录的历程如此清晰，为何学界却异说纷纭?原因在于康熙年间纂修三朝实录时的不少草稿、初稿，被史官私下携出或私下抄录，流向民间，后辗转倒卖，有些被日本人购得。现流传的康熙本三朝实录如日本编辑出版的《清三朝实录采要》等，皆系康熙时纂修实录过程中的稿本或私抄，不应视作修成之书。早在上世纪30年代，学者方甦生以幸存的康熙朝满文小本《太祖高皇帝实录》对勘雍正、乾隆时校订之本，发现载事上并无不同内容，因此不存在乾隆朝改修实录的问题。
而《清三朝实录采要》之类的草稿之本，与定本的记事、文字存在出入，本不足为奇，评论清朝的纂修书史活动，自当从定本修成的实际历程出发。但明清史专家孟森指出：“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其影响颇大，加之民国时期的排满贬清情绪，史学界多人遂将《清三朝实录采要》等视为奇货，凡定本实录记述与之不同，就斥为窜改、掩饰，认为清三朝实录多次重修、篡改，每种草稿都被当作改修的证据。流播至今，竟有论文因《清三朝实录采要》中清太宗实录仅为8册，就断言“康熙本清太宗实录”为8卷，连卷数也少于所谓“乾隆本”正文的10卷，全然不顾康熙帝《太祖高皇帝实录序》及勒德洪《进实录表》中关于康熙时修成太祖实录正文10卷的可靠记述。这种立论，匪夷所思却相当流行。许多人的研究都是在误区之内劳作，校对文字、比较内容，甚至将满文、蒙古文记述与汉文细细勘比，用力越勤则头绪越乱、误解更多。
这种学术误区的形成，从史学方法论言之，乃是在完全缺乏史学史研究的状况下，仅从现存实录不同文本的内容予以简单对比，就作出史学史性质的判断。即声称发现清三朝实录多次改修的依据。因此不仅造成对清朝官方史学的谬说，而且对清实录这种历史文献的认识也步入歧途。与此相关的又一误区，是清史研究中过于怀疑清朝实录因而过度推重档案史料的倾向。如关于清朝光绪帝之死，本来早有清人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等书，以及许多清朝遗老的口述，指出其被慈禧太后害死。但这些却被视为野史、传言，许多学者从清官医疗“脉案”等档案资料梳理，断定光绪帝为正常死亡。幸亏光绪帝尸体尚有遗存，经严格科学检验，证明光绪帝确系砒霜中毒致死。否则，历史真相岂不被“档案史料”所歪曲、蒙蔽?治清史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第一，档案也不过是一种文献而已，不具备超过其他文献的神圣地位；第二，现存档案是严重残缺的，还存在者也许恰恰是不能真实反映史实的部分，而否定现有档案资料的其他档案也许佚失，因此，根据较全档案编纂的清朝实录，有时反而会去伪存真，更为可信；第三，“档案”同样是可以伪造的。当当权者迫切需要伪造某种元史文献之时，这种伪造甚至比篡改史书更加容易、更为隐秘。
四、史学史研究与治史理路
史料的准确使用，有赖于对史籍、文献予以深入的研究，而对于重要历史文献的研究，有赖于在史学史研究体系中予以全面剖析与定性、定位。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为了避免造成学术偏差和认识误区，有时需要对治史理路、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整合。这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以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指导史料的运用。文字史料的利用，要立足于对相关文献的审慎研究，考订其可靠性。这是研治历史的基本法则，其道理甚明，但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却并非时时事事都能够自觉地贯彻。如孙文良等《乾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章《盛世修书》的“褒忠贬奸”一节述《明臣奏议》一书、“编满族要典”一节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一书，均属名实不符，《明臣奏议》不具备“褒忠贬奸”的内容，《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也不是“满族要典”。这是作者对《明臣奏议》、《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内容未作深入的文献学研究，仅将书名作为史料而拈来使用。
在一般历史问题的认识中，因为对作为史料来源的历史文献缺乏深入研究，而造成错误观点长期流行的事例更多，如关于岳飞的事迹，就因为《宋史》采用岳飞之孙岳珂私撰的《鄂王行实编年》，使不少浮夸、虚构的“莫须有”史事流传若真，影响直至当今，大失历史本来面目。为了不被讹误的史料所蒙蔽，以历史文献学的手段追究史籍中史料的来源，也是十分必要的。文字史料从根本上离不开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非文字史料也离不开相关学科研究的成果，所谓“史料学”根本不能独立成学，它仅仅是将其他专业知识作一应用性质的组合而已。而且所组合的知识既不可能无所遗漏，也不会在具体研究中总被完全利用。这一点必须认识明确，才能避免随意误信和误用史料。
二是对历史文献予以史学史研究的定性和定位。为加深对重要的历史文献或史籍的认识，应当将之置于史学发展进程中予以探讨，得出关于其性质与地位的研究结论，这实际上已经进入史学史研究的学术领域。史学史对于重要历史文献的研究，具有较大的认识深度与较高的理论层次，具有提高学术水平和避免认识失误的重要作用。明朝典籍中有1卷《天潢玉牒》流传至今，编纂于明太祖永乐年间。此书与后来明朝、清朝的皇室玉牒有所不同，即不仅登录皇室成员身世谱系，而且以编年体记载重要事件，有如正史本纪。有这种体例、内容的巨大差异，是否可以怀疑它不是明朝官方正式编纂的册籍呢?答案是肯定的。以史学史的眼界观察，可知这部玉牒乃是仿照宋代玉牒的编纂方式，宋朝玉牒都要记载朝政要事，类似正史本纪。明初政权的文化建设，往往欲图仿照宋朝，贬抑元代，但后来感到宋朝官方史学措施过于重叠繁富，于是有所简化。
今存《多尔衮摄政日记》一书，是清朝官僚后裔名刘文兴者提供文本，经过清史专家讨论议定，拟定该书名于1933年排印出版。然而，1981年署名熊克的《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发表，说是在四川发现了所谓“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原本，并且极力强调此书原名就是“起居注”而不应题作“日记”。但是只要仔细分析，正是熊克之文的资料透露了此件“原本”的作伪之迹。第一，作伪者刘文兴供认原件并无书名，只声称其父于30多年前的宣统年间，在宫廷内见过此书册上有“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题名，于是添写，而添写书名乃是为了出卖，即“今乃以易米”。这种再时隔30多年之后，为了卖个好价钱，造作缘由而填写的书名，当然决不可信。第二，作伪者刘氏跋文曰：“清初人关，悉赖多尔衮。重以太后下嫁，遂尊之为皇叔父，又尊称日皇父，其事具详《清史稿》等。”此乃信口雌黄，无一丝学识。多尔衮称“皇叔父”、“皇父”的原因，孟森先生早已周密论证，并且考证“太后下嫁”之事决无任何凭据，《清史稿》等根本无此等记述。刘氏竟然说“其事具详《清史稿》等”，无知诞妄，实不值一噱。第三，多尔衮假如真的令人编录起居注，死后议罪，定然是图谋篡位的证据，而顺治八年的议罪罪状中根本没有此事，可见该书册绝非起居注。有些清史名家随从轻信。则只能归属于史学史研究缺位状况下的学术误区。
其实，不管该书册是否题写“起居注”，都不影响清朝正式设立起居注馆的时间。唐宋之后，起居注乃是专记皇帝言行、政务，严密收藏的档案性史籍，有专门机构负责和特定制度的约束。多尔衮即使将私下记录偷偷称为起居注，也不能当作起居注制度的开始。只要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对此文件定性与定位，就不会出现误解。但史学界类似误解却不一而足，如唐朝温大雅撰有《大唐创业起居注》，有的著述就将之与唐朝其他起居注等同视之。查《大唐创业起居注》乃一人私撰，成于唐初，并非当时对皇帝事迹、言行的记载。而是事后撰述，也不是起居注制度内的产物。只是唐初尚未形成“起居注”专指一种特定史籍的体制，故可以此作为书名。这也需要以史学史的研究对该历史文献予以定性和定位，而不应为其书名所迷惑。
三是从史学史的认识层次反观历史研究。如果历史研究是对人类社会以往社会活动历程的系统性反思，那么史学理论、史学史的研究就是上述反思的一种系统性反思。从认识论的意义上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是一种新的、更深一层次的反思，是学术探讨不断进展的结果，是整个历史学蓬勃发展的产物。历史学本身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继续认识人类的既往历程，即研究历史，另一方面则向内作历史学自身的反思，即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前者的积累推动后者的发生与发展，后者的开展促进前者的深化。人们一般不会反对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深化作用，而史学史对史学的反思与史学理论属于同一层次，一是概括性反思，一是总结性反思。因此，从史学史的认识层次反观一般历史问题的研究，必然会取得新的突破。中国西周初期，统治者形成“殷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要以殷商的覆灭引为鉴戒，从而思考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天命可以转移即“惟命不于常”的认识及必须“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都是从“殷鉴”的思考得出的。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来考察，“殷鉴”观念不仅是中国史学萌发的根源，而且是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最初曙光。中国的理性思维乃是从对历史的思考开始，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及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极其巨大的影响。至今诸多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强调西周产生怀疑天命的观念，却不知其来自“殷鉴”，即来自历史的思考，所以难免得出本末倒置、因果错位的结论。
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战争频仍，但同时却又进行着民族的大融合。一般通史、当代史的著述，未能合理解释这个历史阶段民族融合的原因。而从史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少数民族政权大多仿照东汉以来内地政权记史、修史的官方举措，这是西晋以前少数民族势力未曾有过的现象。为了流传后世而记史、修史，必然会接受汉族传统的历史观念，各族政权普遍自称其祖先为黄帝、夏禹等等，对汉人的祖先认同，是历史观念趋同的集中体现。在民族融合中，文化认同是最基本的促进因素，而在这个历史时期，每个民族文化认同中最为稳定、最为深入的因素乃是史学意识及历史观念。史学，特别是官方记史、修史的史学传统，在中国民族融合中起到了开先的作用。
关于清乾隆帝的传记著述数量颇多，但均未将乾隆帝的思想作为系统研究的专题。如果从史学史角度研究《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就可看出乾隆帝在天命与人事、朝代更替与正统论、君权与君臣关系、用人行政以及臣节、忠孝、储贰等问题上的独特见解，形成了一套比宋明理学更严密、更纯粹的封建主义历史政治思想体系。乾隆帝称该书“此编体例一本至公，以为万世君臣法戒，史册权衡”，表明他不但是独揽乾纲的专制君主，还要做思想上的教主。不抓住乾隆帝生平思想的这一要领，就不能深入理解和正确评析其某些举措和行为。在这个问题上，史学史研究的视角也可为历史研究提供深化的枢机。
缺少史学史专业的视野和思想方法。有时会明显限制治史的思路。如今存的《旧满洲档》，来自清人关前满文记录的“汗的档子”，而另有清初内国史院编录的满文档案，这是两个系列的满文史籍。清史专家常常接触与利用这两套文献资料，又经许多学者进行过翻译与整理。但是，为什么“汗的档子”至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戛然停止?“汗的档子”与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之间有什么关系?这应当是研究、利用这两套历史文献时面临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却没有清史专家提出这个看来十分明显的问题，直至笔者撰写《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才提出并且论证了《旧满洲档》与内国史院档案之间的承绪关系。即由于崇德元年中改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政权的组织结构、礼仪制度等都进行改革和调整，记史、修史职能正式归属内国史院，次年就由内国史院编录满文记事性档案，并且摘编天聪元年(1627年)至崇德元年部分，构成太宗朝完整档册，以备将来纂修实录。
总之，历史研究者决不应当用单一的史料眼光揣度丰富、复杂的史籍与文献，深入的历史文献学研究。实为历史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重要历史文献的研究，往往也需要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定性与定位，以防判断的肤浅和偏颇。尤其要防止用直观、孤立的文献知识作出史学史性质的学术论断，否则将可能陷进误区、步入歧途而难于自拔。从史学史研究的认识层次反思历史研究的结论，也许有助于治史的精深与思维的缜密。以上论述，并非与在不同治学方法、不同史学专业之间有所轩轾。在历史研究中，各种专业方法与专业知识本应互相配合、互为补益。而面对当今史学界存在对史学史学术体系与历史文献学深层机制的认知欠缺，不得不条理剖析，以期引起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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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向艳
作者：乔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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