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社会管理论文

2022-04-16

【摘要】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基层组织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因而基层的社会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都在基层。纵观多年来的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可谓是乱象丛生,管理混乱,已经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有的已经引发较多的社会矛盾。本文系统分析了当前基层社会管理中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法律对策。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乡镇社会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乡镇社会管理论文 篇1:

创新乡镇社会管理必须寻求四方面突破

多年的实践表明,农村基层管理的稳定与不稳定,涉及全社会的安定团结;农村基层管理的成功与否,已经成为影响全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加强和创新新时期江苏特色的乡镇社会管理工作,除了应该在涉及乡镇范围的体制机制等领域内加强自我改革、自我完善外,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突破:

加大财政保障力度,

提供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

重视乡镇财政特别是公共财政建设。一方面,乡镇自身要通过发展经济,努力增强财政“造血功能;另一方面,上级党委、政府也要通过改革财政分税体制、出台政策消化镇村债务、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办法,不断增加乡镇财政可支配收入。努力优化二次分配。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引进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引导居民尽量本地就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坚决防止和杜绝在城镇建设、改造、新农村建设以及高效规模农业等发展过程中各种与民争利行为的发生,真正关心和保护群众的实际利益。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对于经济薄弱乡镇来说,重点是关注并帮助困难家庭和弱势群体;对于发达地区乡镇来说,重点是大力提高居民服务和保障水平,不断消除城乡差距。

按照公共资源配置应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的要求,统筹公共服务的分配与布局,着力解决公共服务分配不公的问题,促进城乡、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大体均衡。整合城乡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以服务群众为主题,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社会服务领域,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形成社会服务网络化的新格局。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

做到财权与事权的有机统一

有序推动乡镇机构改革,逐步实现乡镇财权与事权的统一。研究落实省直管县、扩权强镇等改革试点的具体措施,有效避免现行市管县体制等方面存在的与地方争权、争利现象,给乡镇更多的管理自主权、社会事务处置权。认真厘清乡镇与上级党委、政府和机关部门的事权划分,严格划定哪些事该县市区负责、该上级机关部门管辖,同时,明确一些驻镇机构的职能、归属,防止推诿扯皮。

加快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大力推进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科学界定政府各职能部门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任务,切实解决某些领域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的问题,努力使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管理更加协调有效。积极创新社会模式,实现由事后处置、被动应付向事前预防、主动服务转变,由防范、控制型管理向人性化、服务型管理转变。南通崇川区、浦口永宁镇等地建立的“为民服务代理制”、“来有迎声、问有答声、去有送声”的“三声服务”等值得各地学习借鉴和推广。

加强群众文化建设,

树立健康、文明、守法的社会风气

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重视和推动群众文化建设。认真做好乡镇文化的长期规划和专题设计,有序安排日常和重大节日的群众活动,坚持不懈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主旋律。大力整合资源,创造条件,积极为群众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平台。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广站、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等阵地作用,建立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群众组织,为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和自我教育提供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建立经常性的群众文化活动制度,通过文化周、邻里节、剧社活动等搭建有效的载体和平台,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不同人群和睦相处的良好氛围,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面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形势、新任务,原有的乡镇文化队伍已经很难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多元化的文化也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工作队伍建設。而目前乡镇文化部门的地位、作用和人才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极不匹配,急需加大人财物的投入。

深化和发展村民自治,

切实扩大群众的有序参与

加快社区建设。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充分发挥“仙林模式”以及南通崇川等地建立的社区网格化管理优势,实现网格连心、服务为先、多元联动、协同发展。通过街道干部制度化、常态化地深入群众,及时发现社会管理中的矛盾问题,强化风险应对和过程控制,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

加强社会组织培育。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方法,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大力加强各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增强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功能。加快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建设,推进社会组织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大社会组织人才建设力度,明确社会组织主管和推进部门,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鼓励社会组织在政府力所不及的公共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并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从而形成二者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合力。

扩大群众有序参与。健全联系群众制度,不断巩固和深化“三解三促”活动成效,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造福群众的强烈责任感满腔热情、脚踏实地做好服务群众各项工作。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对话平台,尊重和保护群众表达诉求的权利,努力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泰兴古溪等地建立的“党员中心户长制”,有效发挥了党员团结群众、联系群众、帮助群众的作用,在推进与群众交流沟通、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较好地促进了基层组织建设,提高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增强了党员干部的事业心、责任感。有序扩大基层民主,大力推广“党群恳谈会”、“党群议事会”等基层民主形式,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六合瓜埠等地推出的“建立村民议事会,创新村落民主治理”的模式,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村民自治机制完善和深化民主政治改革开辟了一条创新之路。

责任编辑:戴群英

作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第二期乡镇党委书记进修班

乡镇社会管理论文 篇2:

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制度困境及法律对策

【摘要】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基层组织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因而基层的社会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都在基层。纵观多年来的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可谓是乱象丛生,管理混乱,已经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有的已经引发较多的社会矛盾。本文系统分析了当前基层社会管理中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基层 社会管理 创新

我国目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而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改进社会管理方式,破解基层社会管理难题,成为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自党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围绕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积极探索、大胆尝试,社会管理的成效彰显,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目前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挑战

(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政府的管理方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要求。面对社会结构阶层多元化,大量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股份合营经济等新型组织的出现,大量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

(二)人口流动不断加快,就业方式日益多样,而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新格局远未形成。目前,农民工、城镇下岗职工、大学生就业呈现多元化、大流动趋势,大量新成立的就业组织采取“非单位”的管理体制,使流动人口逐年增加,公民社会开始形成,经济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难题,而社会中介组织发育滞后,城乡社会管理网络建设没有健全,出现了许多管理盲区,出现无人管无人理的“社会人”,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压力。

(三)网络媒体迅猛发展,特殊人群的逐年增加,而社会管理手段滞后。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手机、电脑在城市职工家庭中基本普及,农村手机、电脑用户迅速增加,而政府有关部门在对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方面既缺少专门管理人才,又缺少有效管理手段。

(四)新的社会事务大量产生,而社会管理体制落后。近年来,新的社会组织不断涌现,行业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社区管理、物业管理、信访、拆迁、征用、地摊、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和纠纷大量出现,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落后,使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不能及时解决。[1]

(五)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和保障制度,从政策上给社会管理带来难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一整套制度已经过时。

二、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新形势下社会和谐和人民安居乐业,其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化工作举措,积极探索创新,各地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问题的不断出现,一些基层党委、政府及部门存在基层基础薄弱、思想观念陈旧、服务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空前增大。

(一)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近年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在农业农村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偏重经济增长,招商引资、上大项目,对于社会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对于社会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了解甚少,对于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多。很多情况下,往往只是等到社会矛盾突出、突发事件出现时,才会想起社会管理问题,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态度应急处理。

(二)政府多为基层社会管理的单一主体,社会管理主体不够多元化。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所有社会管理事项,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仍然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出现,基层自治组织大多承担着政府指派的行政管理任务。一些本来应该由社会组织和市场解决的问题,政府却承担下来,成本很高但效率却不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群众极不满意,很多矛盾集中到政府身上,出力不讨好,极易引发干群之间的矛盾。[1]

(三)基层社会管理形式不够完善。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在社会管理中仍然存在着简单管理甚至粗暴管理的现象,对公民权利缺少应有的尊重。社会管理主要采取单一行政干预手段,即政府凭借政权力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制定、颁布、运用政策和指令的方法来实现对基层的领导、组织和管理。没有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更没有激发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较为狭小,很多时候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

(四)基层社会管理相关立法尚不健全。虽然我国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基层社会管理牵涉的范围很多,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另外,有关基层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甚至在一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

(五)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现代社会管理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条件、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当前,有些基层干部对社会管理主体认识不够准确,重政府领导、轻社会参与的现象比较突出,其他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难以正常发挥,政府包揽社会管理工作的现象依然存在,尚未形成“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群众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良性社会管理工作格局。

(六)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尚有差距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均等化的任务十分艰巨。城乡之间除收入差距外,在水、电、路、教育、卫生、文化、居住环境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等方面差距明显,在低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

三、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社会管理创新要在“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和“群众满意”这些具体的政策目标指引下,通过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努力改进法律实施的途径和方法,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转变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法律实施工作的态度和作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将现代管理学理念,特别是整体治理的工作思路引入法治建设领域,提高基于法治原则管理社会的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全面建设和谐的社会秩序。[2]

社会管理创新要不断实现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的跨越,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迈进。社会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负责是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关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80%属行政法规。加快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法制化,推进社会管理法制化,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从基层抓起,强化城乡社区管理服务,推动街道(乡镇)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管理和服务上来。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层平台,抓好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要在积极推进社区法制建设,建立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上下工夫。

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目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然要求构建及时有效的矛盾纠纷预警机制和多元化调处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确保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四、破解基层社会管理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深入排查各类矛盾,加大调处力度,防止矛盾升级转化引发群体性事件。定期分析社会治安及维稳形势,掌握维稳主动权。深入推进大调解大走访活动,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加大对涉及城镇化、工业化建设征地拆迁和重点工程建设潜在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做好处突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树立社会服务管理新理念,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工作新机制、新思路、新举措。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社会管理工作理念,着力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从根本上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从源头上减少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落实社会管理工作编制机构,科学配备工作力量,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社会管理工作机制。

(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扩大公共财政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积极争取县编办支持,尽快建立县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工作着力点更多地放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上。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积极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改变政府以往介入市场过多的“越位”和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现象,顺应社会公共管理新趋势。

(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科学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探索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机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良性互动,有效解决目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政府调控、社会组织和市民协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机制。大力培育、发展各种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包括律师、公证、会计、审计、等机构和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

(五)进一步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通过各种途径、方法,将政策向社会公开,使人民群众对于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政策有充分而广泛的民意表达,确保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委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六)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加强基层综治维稳机构基层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检察室等建设,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组织建设,保障人员、经费,配齐装备设施,组建社工队伍、志愿者队伍,建立健全覆盖社会各个领域的群防群治队伍,完善和落实有利于稳定基层队伍的政治经济待遇政策。加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建设,把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社会管理服务新平台。建立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不断提升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

(七)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建立社会管理创新的组织领导体制和部门协作配合机制,形成条块结合、整体联动的工作合力。建立社会管理统计监测评价体系,健全社会管理工作责任制和督促检查机制、考核奖惩机制。全面打造社会管理创新综合示范点,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综合试点工作格局。总结、提炼、推广社会管理创新的好经验、好作法,及时上升为制度规范,形成长效机制。建立社会管理创新新闻宣传和网络信息工作机制,完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管理和应急工作机制,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活动,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五、有关地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有益启示

乌坎村、白庙乡、殷都区,分属于东中西部三个社会基层标本,近年来其基层政权施政探索的酸甜苦辣,展现出我国当前基层社会管理改革的方向与得失。曾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广东乌坎村、被誉为“中国财务全裸第一乡”的四川白庙乡和进行“殷都试验”的河南安阳殷都区等东中西部三个基层社会管理改革标本。[1]这些曾深陷舆论旋涡的基层社会单位,通过“全透明”、“民做主”等改革实践,逐步从刚性管控走向柔性互动。一些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认为,这些探索实践为新时期社会管理改革探明了“主体在民”的方向,并建议系统整体推进。

启示一,顺应民意善用民意化解各种风险

乌坎和白庙的实践表明,只有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才能及时调整不当政策、改善执政行为,才能真正把民意变成执政法宝,“否则,漠视民意、甚至背离民愿,将导致失信于民,甚至激起民愤、引发执政危机。”他们认为,应明确社会管理改革的民意导向,在适当范围和时间公开民调结果,制衡既得利益群体,发动群众当家做主,积极表达民意诉求,把改革风险降到最低。

启示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基层社会管理改革要始终体现“群众主体地位”,转变“政府是唯一主体”的传统思路,有效有序扩大群众的参与和主导,真正实现人民对社会事务的“当家做主”。一些专家也认为,基层社会管理改革要在四个重点领域转向:主体由政府唯一到政府、社会(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方式由命令与服从的单向管治到各主体协商决策、依法管治;秩序从单纯强制性到强制性与自治自律性并重;权力配置由政府集权到为社会放权和为群众增权。

启示三,基层社会管理改革要系统整体推进,适时总结推动创新

一些专家学者和基层领导干部认为,社会管理领域的改革艰巨复杂,进一步深化亟须系统整体推进:一是有关部门要建立基层社会改革的专门机构,指导和帮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改革创新;二是建立完善基层改革试错机制,以宽松政策鼓励基层领导干部探索推进;三是适时总结经验教训,对经实践检验正确的给予肯定,错误的予以纠正,从而形成有利于社会管理改革的良好局面。

六、对做好当前基层社会管理的建议及法律对策

(一)具体建议

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改革中的利益调整障碍,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群众的幸福感有了极大提高,使老百姓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以人为本、顺应群众期待的重要举措。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格局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重大变化与挑战。因此,必须从法律角度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首先,把以人为本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落脚点。社会管理本质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在开展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牢牢把握这一本质要求,把管理与服务有机统一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坚持以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以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以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通过推动社会管理法制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积极解决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就业、就医、就学、交通、治安等民生问题,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改革中的利益调整障碍,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群众的幸福感有了极大提高,使老百姓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反过来也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人本理念贯穿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全过程,努力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强化食品药品生产等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和加强生态环境管理体系等四个重要民生领域取得新突破,逐步构建起与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相适应的较为完善的社会民生保障体系。

其次,把共建共享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根本点。没有共享,就不可能有和谐的共建。注重各阶层、各群体的融合发展是做好社会工作的首要之道。只有让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享有同等的经济社会权利,才会共同谋求长治久安;同样,没有共建,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共享。社会管理关系到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转变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从原来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不断完善和规范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拓展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实践证明,只有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包容性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基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继续深入推进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党委在社会管理体制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和服务优势,积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与社会各方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努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与此同时,要大力推进覆盖城乡和不同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探索建立普惠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使公共服务尽可能惠及到全体市民,让各类困难人群、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再次,把社区建设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着力点。基层社区既是满足百姓社会服务需要的最直接载体,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主要来源。因此,强化社区建设是加强社会管理、减少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道有效防线。紧紧抓住基层社区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推进社会管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实现社会管理从原来的市、镇(街)两级逐步向下延伸到居(村)一级,基本构建起以村(社区)党组织为领导,居(村)委会为主体,社区服务站为平台的社区服务体系。实践证明,把基层建设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着力点,致力于把基层社区打造成承载社会管理任务的重要依托的思路,既适应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结构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社会管理对象从“单位人”向“社会人”演变的客观要求;同时,也符合了社会管理要从当前重事后被动应对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的发展需要。要继续紧紧抓住基层建设这个核心环节,以推动村级传统管理体制向“两级统筹,三级管理和服务”的现代城市管理体制转变为目标,以村级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不断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制度。一是要健全宜居社区建设机制,在创新社会管理与服务,提升社区服务人性化、精细化水平等方面下工夫;二是要健全整合协调参与机制,在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完善社区服务组织体系、推进基层民主化建设等方面下工夫;三是要健全管理手段创新机制,在健全法治体系、发挥政治优势、依靠科技支撑、强化舆论引导等方面下工夫;四是要提高社区专业化服务水平,在推进专业社工进社区、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发展社区志愿者服务等方面下工夫。

最后,把体制改革作为创新基层管理的支撑点。体制创新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基层社区建设自下而上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依托平台的话,那么体制改革则是从上而下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为进一步扫除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障碍,要继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推进新一轮社会管理创新保驾护航。一是以深化简政强镇和村级体制改革为契机,深入推进事权制度改革,按照现代城市管理要求,科学划分市镇村三级的事权范围和责任归属,尽快打破当前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单打独斗式”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在基本实现教育、社区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市镇统筹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统筹管理。二是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实现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加大各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重点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倾斜,使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三是以实施积分制入户和探索建立新型社区为突破,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和改进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大力推行居住证制度,实现城乡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缴费、公交服务等“一卡通”,积极探索流动人口管理新办法。

(二)法律对策

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立法,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一是及时充实和不断完善社会管理领域立法,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到有法可依。[1]比如,流动人口管理、网络信息管理、社区矫正等方面的立法。二是增加人大等立法机构在基层社会建设和保障民生方面的立法内容。重点要加大以加强人民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为目的的社会管理创新内容,三是坚持立法、修改、废止的协调统一,重点对已经制定的有关社会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及时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四是创新立法机制,大力推进民主立法。

推动完善地方立法,为基层社会管理提供法律支撑。要推动完善地方立法,为社会管理提供法律支撑。围绕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亟需的基础性法规,将城市管理、城乡统筹、生态环境、平安建设、社区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作为立法重点,深入开展调研,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推动相关法规政策的出台。全面清理地方法规、政府规章和政策规定,对不符合科学发展、创新社会管理要求,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法规规章及时进行修改或废止。

加快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制化进程。合理界定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有助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防止和避免出现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应以法律和制度等形式明确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范围及管理方式,使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重点加强民生领域的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完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相关民生法律法规,创新基层医药卫生体制,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法律规章备案工作,及时纠正处理那些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法律规章。

健全公众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法律机制。基层社会管理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公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公众广泛参与和积极监督,社会管理才能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动员和组织公众依法有序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积极探索公众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建立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支持和推动居(村)民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加强社会组织发展参与的法制建设。社会组织是社会的润滑剂和黏合剂,是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社会组织法制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在法律层面严格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以及准入、监管、退出程序,明确社会组织的权责范围,使社会组织的登记和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改进社会管理体制,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提高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完善社会组织自身的运行和管理机制,增强其自律和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其运行效率。

完善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体制机制。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层平台,抓好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应积极推进社区法制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应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实现社区管理责、权、利的有机统一,推进社区居民依法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提高社区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大力推进和谐社区建设,深入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把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完善政府扶持政策,推动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使社会组织在加强社区治理中有更大空间、更大作为。

大力推进司法公正,为社会管理提升司法公信力。大力推行基层阳光司法,坚持审判公开,加强警务公开、检务公开、狱(所)务公开。健全侦查、公诉、审判、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确保警风监督员、人民监督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监督执法活动。从严查处执法人员、司法人员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违纪违法行为,防止冤假错案发生。完善执行工作内部制衡机制,深化司法拍卖制度改革,加大生效裁判执行力度,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建立便民诉讼网络,大力推进电话预约立案、巡回审判、就地办案,实现群众不出乡镇即可就近打官司。

参考文献:

[1]凌锋.法律热点面对面[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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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喜

乡镇社会管理论文 篇3:

转型与重构——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探论

摘 要:新型工业化城市承载着传统社会管理的历史沉疴,其社会管理模式面临着转型与重构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构建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需要在创新理念、机制、内容等方面着力,以建设“一主多元”、充满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城市社会需求;转型与重构

社会管理作为“规范协调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1]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当代中国的经济腾飞中,新型工业化城市既面临着急剧变革的形势,也承载着传统社会管理的历史沉疴,其社会管理模式改革面临着重塑与转型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一、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转型与重塑的时代背景

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各种社会要素加速流动,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尽管一些地区进行了社会管理改革的积极尝试,努力构建适合自身的社会管理模式,但在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面前,效果并不理想。

新型工业化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新型工业化城市传统的社会结构率先解体,社会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由简单走向多元,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在不断产生并发展壮大。由于新型工业化城市有着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大量流动人口向其集聚,有的地区流动人口数量甚至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在大量的外来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多种原因难以融入其生活工作的城市,成为“游民群体”,社会认同和归属感较差,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开放性、流动性的不断加速,“两新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的“草根社会组织”不断涌现,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乃至心理、精神的寄托和归属,导致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管理领域空前扩张,社会管理任务空前加重。

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需求更加多样,社会管理压力持续加大。在新型工业化城市,人们的生存型需求得到满足后,开始重视发展型需求,包括人力资源开发、精神文化投资和消费、自身权利需求、社会安全需求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由于现有的城市供给体制机制无法对这些发展性需求提供充分有效供给,新的社会需求的满足方式尚未成型,导致人们在生活中缺乏保障感和安全感,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潜滋暗长,“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政府社会管理压力持续加大。

新型工业化城市中,社会管理的复杂性空前增加。经济高速增长的边际效应出现衰减趋势,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社会成员受益不均,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涌现,特别是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的群体的心理承受力比较脆弱,对现实不满,滋生了仇富、仇官、仇警心理。加之在网络化背景下,不良文化也在迅速滋生蔓延,进一步冲击着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面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利益格局快速调整、思想观念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社会管理工作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够,凸显了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改革的紧迫性。在不少地区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管理机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理念滞后,社会管理措施不当,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强,效果不好。

综上,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挑战性,对社会管理内容、方法乃至模式进行本质变革的要求日益迫切。可以说,新型工业化城市遇到的最大困境不是经济领域的挑战,而是社会管理的滞后性所带来的束缚。

二、新型工业化城市的社会管理创新探索

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许多新型工业化城市在社会管理领域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构建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和目标

总体上看,新型工业化城市用实际行动在以人为本理念、源头管理理念、综合治理理念和依靠群众理念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2]表现在强化服务意识,不断改进服务工作,在管理中服务,在服务中强化管理,力求做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以人为本理念初步形成;通过构建行政责任、法治政府建设指标及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积极建立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发挥人大政协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平台的作用,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规范、科学、高效,源头管理理念意识增强;通过政府各部门协调运作,注重加强社会管理的综合治理,在综治基础工作体系、综治工作责任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体系等方面着力,初步树立了综合治理理念;通过创造条件不断扩大公众参与,通过各种渠道发挥群众作用,如建立专业性社工队伍,建立治安队、巡逻队等各种群防群治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逐步树立依靠群众理念。

(二)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创新

新型工业化城市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际,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体表现在:成立各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了上下有效互动的社会管理纵向领导体系和多部门联合协同工作的横向工作网络;建立社会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由负责专门社会管理工作的部门召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部署社会管理工作,加强社会管理的动态协调和源头治理;推进社会管理制度建设,通过一系列地方政府制定的制度,包括政府社会管理科学民主决策、奖罚分明的考核、执行制度、群众权益维护制度、综治信访维稳工作制度等,不断为社会管理提供法律保障,使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①建立“大调解”机制,②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良性互动,建立专职调解员制度,构建起“以专带兼、专兼结合、网络化”的“大调解”格局,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与信访、公安、法院等部门的调解联动工作机制及警民联调机制,化解了大量社会管理难题。[3]

(三)推进社会管理方法的建立与完善

新型工业化城市根据矛盾多发的实际情况,在社会管理中上强调统筹兼顾,既注重统筹政府各部门的力量,也注重激发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积极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努力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实施社会管理的方式。一些地区在管理中注意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既包括法律手段,也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既注重借助道德力量,也善于进行舆论引导;既注重通过试点先行典型引路,也善于集中力量进行重点突破;既注重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也善于利用自身优势加快社会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经过不断探索,新型工业化城市在领导方法上努力做到了由行政命令向教育引导转变,在管理方式上开始由简单管理向综合服务转变,在工作方法上逐渐由堵截向疏导转变,初步形成了社会管理的方法体系。

(四)进行社会管理内容改革和创新

新型工业化城市在其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对于自身遇到的社会问题积极进行改革和创新。在管理主体方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通过“大部制”等方式,努力建设强政府、大社会,力求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在社会事业方面,注重民生问题,在扩大和稳定就业的同时,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完善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制度、福利制度。在服务管理方面,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加快建设新型城市社区,增强基层群众自治活力;不断创新人口管理,努力消除户籍歧视;加强社会治安,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成一站式服务平台,做到人员聚合、职能联动、窗口前移,提高办事效率。在社会组织方面,进行行业协会改革,使协会拥有了更大自主权;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创新扶持政策,建立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制度,建立社会组织扶持基金和孵化基地,不断拓宽其参政议政渠道。

三、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评析

(一)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演变趋势

第一,社会管理权力从高度集中向分权转化,呈现出社会化趋势。我国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政府管理体制的过度国家化,改革这种政府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体制,关键在于政府向社会分权。新型工业化城市率先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向社会放权。表现在: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将经营权、决策权、人事权下放给企业,企业自负盈亏;管理重心下移,将大量管理权利下放给基层组织;对公民的管理逐渐放松,公民的自由性和流动性空前增强,公民社会成长迅速。

第二,社会管理的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新型工业化城市率先改变了这一模式,开始尝试由国家总揽一切社会事务、支配社会资源的国家全能型社会向国家、市场、社会逐步分立的权利分散型社会转化;城市民众由依赖单位生存的“单位人”向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的“社会人”、“社区人”转化;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社会管理作用。

第三,社会管理的手段从人治向法治转化,呈现出法治化趋势。表现在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社会管理机制建设,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机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和社会诚信机制方面不断完善;推进立法听证常态化,重大事项进行听证已经成为一道必须经历的程序,部分城市还将网络直播模式引入立法听证会;严格责任考评,建立考评体系,探索采取第三方参与立法后评估模式,尝试对政府立法,包括规章制度进行立法后评估。

第四,社会管理重心下移,呈现出“基层化”趋势。社会管理的根基在基层,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新型工业化城市重视基层社会管理的作用,把工作着力点和突破口放在基层,全面提升其管理水平。突出表现在:推行社会管理全覆盖,建立网格化的社会管理工作责任体系,构建“街道-社区-基础网格”三级体系,依托街道(乡镇)和社区,充分发挥各方的力量和作用,实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全覆盖。与此同时注重信息建设,积极建立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实现联网对接,互联共享,网上智能服务作用明显,快捷方便的基层社会管理综合信息平台日益普及。

第五,社会管理回应社会需求意识增强,呈现出“互动化”趋势。新型工业化城市积极开展“政社互动”创新实践,政府职能转移激发了社会组织的能量,政府社会管理与社会多元主体有效衔接、良性互动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初现端倪:大胆创新基层民主管理,引导、推动群众组织发挥自治功能,建立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有效衔接机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释放社会活力,探索政企合作新方式,推进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协同治理;结合社会管理重点和难点,政府与社会团体、社区组织在社会服务、社区治理、社会救助等领域共建共治;注重发挥社会个体能动性、创造性,在政府决策、治安管理等领域推动公众有序参与社会管理;根据虚拟社会的发展实际,积极搭建网络政民互动平台,快速解决网民反映的突出问题,初步建立政府社会管理与网民自律管理的良性互动机制。

(二)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缺陷

从总体上评估,我国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民间力量参与不足。新型工业化城市政府在职能转变问题上进行了诸多改革,表明了政府在职能转变上的魄力和决心,但是,新型工业化城市政府职能转变尚不到位,其社会管理职能依然是通过建立专门的机构来行使。政府对自身的管理职能定位不清晰,有限政府的理念尚未确立,对行政管理、市场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划分不清,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现象时有发生。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机制不完善,社会组织的自治程度不高的现象比较突出。

第二,公民社会基础薄弱,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程度不高。公民社会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和基础,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是社会管理有效推进所必需的社会基础。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影响力日益扩大,但公民社会基础还很薄弱,其发展面临许多制度性困境。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程度还不高,公民的志愿精神和公共精神尚不成熟。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管理的运行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三,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不足,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新型工业化城市大多成立了专门的社会管理部门,但在实际工作中,与社会管理工作相关的部门众多、职能交叉且各自为政,常常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在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时,工作理念、手段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解决问题不力,导致一些社会矛盾不断升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未能有效跟进对新的领域和新生事物的管理,存在不少社会管理的“真空地带”;社会管理运行机制系统设计不足,导致一些制度在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的有效性方面受到影响;基层组织未能获得法定的管理权限,也难以获得相关授权,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时往往捉襟见肘,效果不佳。

第四,社会管理的方式比较单一,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包括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方法,特别是政府主导下的以行政方式为主的管理方式,社会结构复杂化及管理任务繁杂化与社会管理方式单一化的矛盾比较突出。同时,就管理对象而言,对体制内人员约束较多,管理比较严;对大量新产生的且日益增多的体制外人员约束较少,管理办法不多。

综上所述,我国新型工业化城市的社会管理创新探索成果显著,但亦存在明显不足,其社会管理的实质依然是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因此,如何实现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和重构,依然是现阶段社会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转型与重构的路径选择

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与重构,需要围绕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结合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尊重社会管理规律的基础上,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体制和内容等方面进一步着力,努力建立起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

(一)树立适应形势需要的新理念,实现社会管理理念的彻底转型

先进的理念是做好社会管理的前提和先导,实现社会管理理念的彻底转型,是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重要保障。

第一,以人为本理念。《管子》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社会管理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不仅有具体的利益诉求,也有不同的情感诉求,还有公平、正义方面的价值追求。在社会管理的实践中应该克服轻视人、忽视人,不重视做人的工作的错误倾向,改变“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的错误做法,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到社会管理的全过程中,既包括具体执行,更包括制度设计和方法创新。这是实现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一个方向性问题,也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第二,公平正义理念。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价值观的终极追求,也是保障社会和谐运转的必要条件。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正义犹如支撑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4]在社会管理领域维护公平正义,既要落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经济政策,更要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和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进行调节,以逐渐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寻求公平与效率、共同富裕与一部人先富起来的平衡机制,加快建立、完善各项社会管理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维护公正的制度环境,逐步构建完善的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努力实现社会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

第三,社会本位理念。在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重心必须向后者倾斜。明晰“社会本位”的重要性,树立“社会本位”理念,既是形势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要求和体现。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就是逐步促成社会走向独立、自主和自治,使政府管理和控制社会向调控、引导、服务社会转变,向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乃至共治转变,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四,法治理念。法治理念的确立,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管理理念的根本性变革。社会管理视域下的法治,一方面,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明确不同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规定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基本义务,以培育、塑造公民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实现国家、社会、政府、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与社会管理的和谐有序”。[5]

(二)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构建社会管理的机制保障

社会管理体制就是围绕社会管理活动所建立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和措施,在社会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影响社会管理质量的重要因素。只有重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基础性、根本性问题,才能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和充满活力。因此,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关键。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围绕“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运行机理,以以人为本、服务优先、改善民生和社会公平公正为基本原则,坚持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人民群众等共建共治共享的路径,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其创新的内容包括:支持和保障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基本公共服务的联动机制、防止各类行政事务擅自进入社会组织的隔离机制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动力机制和监督机制等。

(三)构建新型的社会管理架构,全方位重塑社会管理模式

第一,在努力构建“有限政府”的同时,强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求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厘清政府的职能定位,强化政府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的“掌舵”功能,科学设置政府的社会管理机构、划分政府的社会管理部门的权限,解决好“管什么”和“怎样管”的根本问题,避免政府对那些管不好也管不了的社会事务进行直接干预和管理,避免出现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走向“总揽一切”或“过度退让”两个极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要有“进”有“退”:“进”就是对以往忽视和“缺位”的管理和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等领域,政府应该主动负责;“退”是指政府勇于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其“接力”,退出那些可以由社会组织来提供更好的管理和服务的领域。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确保社会管理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关键。这就要求政府要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向社会管理倾斜,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公平、提供社会规范等公共服务方面,真正肩负起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责,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第二,培育、规范社会组织,构建“一主多元”的社会管理结构。要积极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大力改善其生长发育的法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以取代和填补因政府退出造成的缺位,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和政策保障,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包揽一切的作法,形成“一主多元”的管理结构,即政府主导——社会合作模型,形成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企事业单位、公民社会、群团组织等部门的多元主体并存的结构,进而构建“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6]

第三,重视公民参与,重构社会管理的群众参与渠道。约翰·克莱顿·托马斯认为:“社会的变迁、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带来的其他规范性价值的转变,意味着公共管理者以及政府组织以外的领导者都必须面对一个不断强化的、必须履行的责任,那就是,在所有类型的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让公民参与进来。”[7]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因素,公众是社会管理的最基本元素。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是建设民主、科学和高效社会管理体制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要积极创造公民参与的平台,丰富参与的方式,充分运用重大事务公决会、民情恳谈会、事务协调会、工作听证会和民主评议会等形式,推动公民在参与过程中提升民主意识、公民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信访制度等,积极创造各种便利条件保障公众有序参与社会管理。

第四,加强应急管理,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新型工业化城市情况复杂,危机问题频发,危机管理日益重要。搞好应急管理,需要按照“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要求,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应急管理机构。要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加强各级干部应急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提高全社会防灾救灾和应对危机的能力。要加强社会管理防控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和处置社会矛盾和冲突,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第五,重视绩效评估,完善社会管理绩效评估体系。有效的绩效评估是提高社会管理质量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管理发挥作用的基础工作。在制定绩效评估体系时,要注重实现绩效评估指标多元化,注意处理好发展与秩序、效率与公平、服务产出与社会满意度、当前显性政绩与未来发展潜力、量的指标和质的指标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保证评估程序的科学性和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

综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改革。新型工业化城市既面临着社会管理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承载着引领社会管理新发展的时代任务。

注 释:

①作为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政府

在2008年11月颁布出台了《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

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试行)》,在全

国首次分清了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

会管理中的职能职责,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进行了

分工。

②江苏省南通市探索建立了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

逐步健全了较为完善的大调解组织机制、制度体系和运

行规范,形成了矛盾纠纷的受理登记、首问负责、排查

分流、联动联调、定期回访、调处督办、培训管理、统

计报表等各类运作制度,维稳效果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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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巍]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项目“快速工业化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转型与创新路径研究”(GD11YGL09)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敏(1969-),女,贵州遵义人,东莞理工学院学生处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管理学;唐元松(1974-),男,湖南永州人,东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管理学。

作者:谢敏 唐元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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