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和育德研究论文

摘要：近十几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德育研究主要围绕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承、德育队伍建设研究等方面展开研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德育和育德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德育和育德研究论文 篇1：

工程德育：一项德育方法论的创新研究

摘要：工程德育是德育方法论现代化转向过程中出现的“一家之说”。部分高校在德育实践中遵循继承与创新的精神，以提高高校德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可行性为目标，提出了工程德育是一种德育方法论的创新。其理论内涵在于，工程德育是以“大工程观”切入，定位于“中层理论”的现代德育方法论。其实践范式在于，武汉理工大学近二十年来德育模式的探索，逐步形成不断融合与发展的德育系统工程。其目标指向在于，以人的精神需要为出发点，以人的理想、信念、信仰等精神动力为终点，整体提升需要与动力之间的效度，从而德育目标得于达成。

关键词：工程德育；理论意蕴；实践范式；目标指向

在高校德育的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中，武汉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了“工程德育学”的理论构想，并逐渐成为一种德育实践范式，为我国德育方法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创新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十几年来既有工程德育学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其在德育方法论研究中的继承与创新，对增强新世纪高校德育的针对性、德育过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水平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德育方法论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现在已经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里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平行。但是，20多年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程中，对德育方法论的研究，并没有从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的概念去进行研究的。具体地说，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去看待，而是当成一些既成的结论去叙述。这些既成的结论，都是一些具体工作方法经验来进行接受的，虽然经过了有关学者的整理、加工、充实和完善，但整体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的方法论原则，都没有脱出“经验总结”的窠臼。我们认为，进行德育方法论的现代化转换研究，或者对德育方法论的形成史、流变史、发展史，着重从哲学与实践形态上同时进行研究，是当前德育方法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必须。

武汉理工大学在十几年来的高校德育实践工作与理论研究中，围绕有关“工程德育学”默默地坚持着原创性研究。其中，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李鸿义教授等一批湖北高校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同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现社会学所)合作进行的《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过程及其制约条件纵向研究》；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王威孚教授主持的“三性”教育模式的实证研究及“工程德育学”的概念提出；三是2000年以来进入理论整合阶段、创新阶段，陆续发表《多样化与“网”理论》等多篇学术论文，多名研究生完成工程德育研究的硕士论文。总的来说，前两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主要是对高校德育工作进行的实践探索，之后则主要是从理论层面上对之进行整合、创新。提升工程德育在德育方法论现代化转换过程中的理论高度。

首先，工程德育是应高校德育的弱效性现状而提出的。应该承认，当今大学校园环境，学生思想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混乱。学生一方面渴望成才，另一方面又感到不是光凭自己的努力就一定可以达到某种所期望的目标。失落、徘徊在学生中悄然滋生．其思想行为特点也渗透着鲜活的时代内涵，绝非德育工作者凭以往的经验能应对自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犯有一个同样的毛病，干什么事都只讲投入，讲主观愿望如何，但却很少有人讲产出，特别是产出效率和客观效果。可现在，道德虚无主义随地可见，急功近利、见利忘义、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欺诈行为等已成为社会的巨大隐患。高等学校作为德育的重要阵地，道德的实效也大打折扣。在此时代背景下，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高校德育的实效问题，反复追问我们的德育究竟怎么了。应该说，高校德育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关键还是“困”在思想理论上，“难”在教育思想(德育观)上。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在德育观念上进行创新，在教育理论上进行发展。

其次，工程德育研究是从“大工程观”纬度切入的。“工程德育”思想就是在这一趋势的启发和美国教育界对“工程”概念的更新过程的启示下萌发的。新的工程观认为，现代工程的基本涵义是为人类生活得更好而创造、发明、设计和建造，工程意味着“综合、实践、创造”。“工程德育”概念就是在“社会工程”这一大工程观的研究背景下，针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应对学潮时期的复杂情景进行反思而提出来的，又通过“三性”教育模式的长期实践与研究，发展起来的关于德育方法论现代化转换的新思路——工程德育，其任务就在于首先明确德育的“熔铸”(铸造)与“创新”(开发)功能，理清高校德育的基本过程，明晰德育的关键要素，探明它们相互影响、发生作用的机理，确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高校德育工程实施方案。在我国近年高校的德育工作实践中，有些学校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思想，即注重对德育的过程控制，从整体上把握德育功效，创设具体的、明确的及模式化、程序化的操作方案的工程德育思想，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再次，工程德育的理论意蕴在其定位于现代德育方法论。工程德育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德育方法论的研究。从德育活动过程来看，工程德育表现为“工程育德”，这并不仅仅是“德育”与“育德”两个字的简单次序变换，它反映出工程德育的方法论本质。传统的僵化的德育主要表现为“教而不育”，而教育尤其是德育，其中的“育”(人)比单纯的“教”(人)更有魅力，更具有美学性和人性。这个“育人”的过程，就是使用“工程手段”的过程，“工程手段”本质上就是“综合、实践、创造”，在此基础上，不断熔铸、创新，达到“有教有育”、“无教而育”的境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工程德育把教育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思想问题(现象)”(我们认为应该抛弃问题观念，把一切思想问题都当作现象来看，也就是思想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的思想形成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并将其作为一种可开发的资源，实现了德育对象“问题论”到“资源论”的转换。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德育的科学方法是德育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是实现教育目标、任务的重要保证。没有方法的科学化，也就没有德育整体的科学化。工程德育作为一种德育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引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借鉴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等学科理论，从德育方法论层面对德育方法科学化进行探索，是现代德育方法论的一种创新与发展。

最后，工程德育研究的发展方向在于“中层理论”性质的德育方法论。方法论体系是有层次的。德育方法论的层次结构，目前学界基本都能够认同。一般方法论的结构有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但是，德育方法论毕竟不同于一般方法论。郑永廷教授认为：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层次结构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的方法，即哲学方法、原则方法、具体方法、操作方法、艺术和技巧。我们认为，德育方法论层次结构体系可以比较简洁地划分为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德育方法论、中间层次的德育方法论、操作层次的德育方法。工程德育学在这三个层次中，应该也必须属于第二个层面，即中间层次的德育方法论。这是因为，哲学层次的德育方法论研究可能超然于实际，而实证主义色彩浓厚的德育操作方法，则又可能失去德育方法论的指导而陷于无序的非理性状态。因此，要填充两者的衔接真空，就必须寻找既能反映哲学层次的德育方法论，又能够指导德育实践的指导原则方法。工程德育学将自身定位于“中层理论”，既免去了宏大叙事式的纠缠，又褪去了低层次操作方式的琐碎。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工程德育指导德育实现工程化、模式化、程序化、系统化，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思想互动，对德育实践具有强烈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使得哲学意义的方法论与具体操作德育方法中间环节衔接的达成，同时，作为一种桥梁，建立起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体系、现实可行的道德体系、普遍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以解决德育实践的方向性与有效性问题。

二

正如前面所言，工程德育的研究首先是从实践中产生，再进行理论提炼与升华，最后利用理论化的方法论意义来指导德育实践，遵循着“实践——理论——实践”的思想路线。其中，应对工程德育实践及其研究的不同历史阶段及背景，其实践范式也主要包括两种互相联系又有所不同的德育工作模式。在实践中，工程德育研究以武汉理工大学多年来的德育实践为样本，探寻德育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其实践范式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融合与发展的实证之路。具体而言，工程德育实践范式的求证之路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工程德育原创性理论研究转向第二阶段之后的实证要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三性”模式。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原武汉汽车工业大学(现武汉理工大学)根据当时高校学生德育工作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提出了对大学生规范性、渗透性和咨询性的教育和管理。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总结和完善，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及学生管理模式，简称“三性”(规范性、渗透性和咨询性)教育模式。其中，所谓规范性是指按照教育规律制定的管柬(外约束)人的思想行为的规章、制度和条例等，具有强制和约束性质，也就是经常倡导的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所谓渗透性主要是指通过各种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有目的、有计划的系列活动，进行具体的(参与)训练和熏陶，从而达到让学生个性充分发展、才识能力全面提高的目的。所谓咨询性则是指遵循人才培养和成长的规律，着重人的个性发展和具体引导的个别教育咨询活动或专题教育(团体咨询)活动。“三性”模式中的规范性、渗透性、咨询性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同时作用于受教育者的身上，从而保证社会需求的人才质量。

“三性”模式符合教育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主要体现在：第一，它强调管理的规范性。德育工作的规范主要从三个方面实施，一是学生教育和德育课程的规范化，二是学生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三是全校学生工作的规范化。第二，它注重工作的渗透性。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除了“两课”教育主渠道之外，还运用大型活动、社会实践，通过校园文化等等进行训练和熏陶。第三，它重视教育的咨询性。开展心理测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心理辅导讲座、专家咨询，建立心理咨询室、心理驿站书屋，创设网络心理辅导、发展性咨询等等方式进行引导和教育。

第二阶段：高校合并过程中德育模式的融合。2000年，分别隶属于国家建材局、交通部和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武汉工业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和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合并，成立新的武汉理工大学，并隶属于教育部。我们认为，合并高校的融合至少包括三个层面：表层融合、深层融合、核心融合。其中，最关键的是核心融合，即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的融合。三所大学所特有的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在各自学校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学校个性与魅力之所在。由于文化的历史惯性，决定了大学合并组建后，原来各个学校的办学理念与校园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样，三所大学各具特色的德育模式势必会引起同学校间的校园文化冲突，从而影响三所大学合并融合的效度。因此，在学校合并的初期，协调、统一各校区的德育理念和工作方式，整合全新的大学校园文化，成为武汉理工大学在合并期间德育模式的一大特色。

武汉理工大学在德育模式的整合过程中，借鉴“三性”教育模式的基本工作思路，融合三校德育资源，将单一地对学生的德育工作扩大到对三个校区所有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了全校德育工作的融合。对于学校各级领导干部，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消除其对原来高校都存在的特殊情感，帮助他们尽快走出校区本位情结；对于各校区教师，通过2000年并校之初和2003年先后两次所开展的学科建设和教育思想大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对于所有学生，通过积极的武汉理工大学新的校园文化的重构与创新，为其提供学习行为的价值导向和精神激励的动力，从而凝聚人心。

第三阶段：德育系统工程实践范式的构建与发展。工程德育实践范式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体现在工作中就是对传统德育模式的一种超越。从实践上来看，就是通过工程德育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整体构建高校德育体系，形成一项德育系统工程，在工作中不断超越与完善该系统工程。工程德育不同于德育系统工程，工程德育是一种方法论思想，德育系统工程是一项技术意蕴深厚的系统工程，是一种德育的实践范式。德育系统工程是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技术建构高校德育整体，以实现德育最佳功能，从而将德育看作一项系统工程。德育系统工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德育系统工程主要是指学校德育系统工程，包括大学德育系统工程、中学德育系统工程、小学德育系统工程等。广义的德育系统工程包括希望工程、送温暖工程、凝聚力工程等。就工程德育与德育系统工程的关系来看，工程德育的实践范式可以理解为德育系统工程的完善与发展。

在对实践范式的理论研究上，工程德育将德育系统工程分解为“党建工程”、“素质教育工程”、“德育激励工程”和“人文教育工程”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实践组群。2003年以来，武汉理工大学将这四个“工程”作为重点课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在各校区德育模式与校园文化融合的基础上，秉承可持续性发展理念，立足于德育系统工程的实践模式，对工程德育实践范式的构建与熔铸进行了探索。

第一，实施面向21世纪大学生素质教育工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例如，加强和完善“两课”教育的同时，充分利用党校、团校、学生干校、学生党支部等阵地，提高学生

入党积极分子和学生骨干的理论水平；加强学生马列主义暨邓小平理论学习研究会工作，以理论学习为主线、以活动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组织征文、演讲、辩论比赛等活动，激发了大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使之成为了同学们课堂学习的有益补充。

第二，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工程中，重点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才教育、科技创新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例如，有计划地创建了11个院系多功能学生素质教育基地，素质教育讲座蓬勃开展，院系还充分利用对外交往、学术交流的机会，为学生举办了多场高水平的学术科技讲座，“汽车无限创意大赛”、“文法之声”、“数学建模竞赛”、“外语节”等都是一些结合院、系特点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学生素质教育活动。

第三，拓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积极推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按照“主动建设、加强管理、积极引导”的原则，依托“新闻经纬”、“学工广场”、“理工青年”以及院系的学生工作网页，占领网上思想政治工作阵地，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学校办学思想和办学方针，解决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网络辅导员、网络班会、网络论坛等形式，充分发挥网络的交互功能，解决学生学习、思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开展春风化雨般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四，建立机构，加大投入，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构建心理健康立体教育模式。学校制定了《武汉理工大学关于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了武汉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加大了对我校专兼职心理咨询人员及学生政工干部的培训，加强了心理咨询进园区、进网络的工作力度，开展了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工作，建立学生心理健康危机干预机制，同时以学生心理健康协会为依托，开展“心灵之路”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等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应该说，全面推进学生素质教育工程，成为该时期武汉理工大学构建德育实践范式的工作基础。

三

笔者认为，工程德育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德育存在自身的规律。第一，在内容上有一个永恒主题。纵观古今中外的德育，都离不开九个字：从宏观上讲“天、地、人”，从中观上讲“真、善、美”，从微观上讲“忧、思、求”(人们对现实问题之忧虑，对人生选择之思考．对未知和未来之追求)。第二，在载体上有一定的常规渠道，如课堂渠道、实践渠道、宣传渠道、文化渠道等。第三，在目标上不仅仅解决人的思想问题，而更要帮助人们学会思考问题，德育的功能不仅仅是“服务”和“服从”，更是“熔铸”和“创新”。基于这些德育(工程德育)的本质规定性，才使得工程德育的研究成为可能。工程德育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就在于它必须完成其所要追求的最终目的。就工程德育而言，其目标指向的起点在于人的精神需要的激发，终点在于人的精神动力的提升。

首先，工程德育目标的起点在于激发人的精神需要。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动态系统，而不是一堆支离破碎的碎片的堆积。对于高校德育工作来说，把精神需要作为道德行为转化的起点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看，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行为都源于精神需要，精神需要在人的道德品质发展和潜能的开发中起着激发、选择、强化、调节和控制的作用。从实践上看，高校在进行德育工作的时候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精神需要的挖掘。因此，我们必须从深入了解高校学生错综复杂的心理人手，尽可能支持和满足其合理的需要，丰富和发展其健康的需要，疏导和转化其不合理的需要，为学生潜能的开发和全面发展找到恰当的起点。当然，按照马斯洛的理论，需要也是有层次的。当原有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又会引发新的需要；低级需要是高级需要的基础，层次越高，就越趋向于精神需要，越具有精神意义。我们在考察大学生的精神需要、激励他们追求更高更新的精神需要的时候，既要立足于现实生活中他们已有的精神需要激发崇高的精神需要，又不能忽视最为基本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低层次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好精神的激励与开发。

其次，工程德育目标的终点在于整体提升人的理想、信念、信仰等等精神动力。德育目标的达成，必须有赖于精神动力的提升，尤其是涉及理想、信仰、价值观、人生观等等精神因素的动力支持。美国心理学家卢格认为：“牢固的自我同一性的基础是一整套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有的是个人的，有的是共同的，它们提供了稳定性并能防止在文化压力和文化禁令中丧失自我。”工程德育就要以价值信念(信念)为建立“自我”的基础，建构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人”的追求。其中，这种个人或共同的精神需要的同一性就为人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起到了稳定之“锚”的作用。也就是说，“成功的同一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就是面对变化保持稳定性和相同性的能力——在‘心理和社会的风暴时期’经常需要这样一种‘抛锚点’，以便有时间组织进行系统适应(同化和顺化)的对策。”现代人由于建立不起“自我”而失去了“抛锚点”。以精神需要的同一性作为人的思想之“锚”，就需要提升这种精神意义上的“锚链”之质，即锻造提升人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大学生精神境界的动力因素，否则人的行为之“船”与思想观念之“锚”就为因为缺乏精神动力支持之“锚链”而分崩离析，失去思之因，行之果，更无法探求思想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了。总的而言，工程德育就是在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形上与形下之间，真正关心精神激发与动力提升的效度，把握德育的超越本质，应该是对每个主体、对主体的情感体验与心灵境界而言的，而主体一旦认同某种信念后之义无返顾与不受限定性，实现慎独、达成知行合一。

最后，如果要给工程德育研究“能与不能”(是否可能)、“是与不是”(是否合理)、“适与不适”(是否适用)下一个结论，这并不是我们能够断然按语的。终归需要实践和时间来给予答案。但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还是可以尝试着做一个总结，或者说给出一个“一家之言”的定义：工程德育学是根据教育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为目标，运用“工程”(即综合、创造、实践)方法，并借鉴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行之有效德育模式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而提炼的一种德育方法论。工程德育通过信息整合，创设具体的、明确的及模式化、程序化、系统化的操作方案，以研究人的思想现象为逻辑起点，探索人的正确思想、价值观念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和规律，从而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德育)方法新模式。这种模式最突出的优点是提高了德育任务的结构性，使德育目标更集中、更直观，工作程序更明确，方案更具体，它既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解、参与、关怀的方法论原则，又吸收自然科学实证、严谨的方法论精华。并充分发挥工程手段的优势，来开发人的精神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走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误区。

责任编辑　刘凤刚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梅运彬　王威孚

德育和育德研究论文 篇2：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研究

摘要：近十几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德育研究主要围绕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承、德育队伍建设研究等方面展开研究。通过理性分析研究现状，现存在相关研究的成果比较少，参与研究的范围比较窄，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等问题，并提出今后研究思路和重点，为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少数民族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高职院校;德育研究;浅析

基金项目：吉林省职教学会“十二五”规划“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道德教育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ZJ12120）

作者简介：李玉明，男，延边州教育学院教师，中学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的课程与教学论。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随之逐渐发展壮大。据统计，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共有150多所，占民族地区高等院校60%以上[1]，占据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少数民族学生已占学生总数的70%[2]，成为培养少数民族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为考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研究现状，研究采用文献法，以知网期刊为文献检索资源，并剔除报道、经验介绍等非学术性文献共筛选了56篇研究文献样本。虽然有的文献没有明确含有“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字样，但有些研究内容也包含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问题。本研究考虑研究者研究取向的针对性，故而只选择篇名明确含有“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字样的文献进行综合研究，反映当前研究的总体概况。

一、研究现状分析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是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由片面追求办学规模的扩张转向注重教育教学质量，发挥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功能的价值追求。思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纵观十几年来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研究，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围绕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体现我国民族教育核心

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精神培育是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核心，也是我国各级各类民族教育的中心任务。研究者围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针对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德育工作实际，正确面对现实，展开研究和讨论，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有一定实效，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积极向上，民族团结意识强，如程红波等从新疆事件的调查结果就是最有力的证明。[3]

同时，研究者也清醒地意识到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学生的民族文化背景、成长环境、民族心理、宗教信仰、教育基础、文化认同等内在因素和“三股势力”煽动与破坏等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如王卫平对内蒙古自治区30所高职院校分析后认为，少数民族高职生对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敏感，容易出现思想波动，有被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外来敌对势力利用的可能。[4]

在对策研究上，加强国情教育、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统一、联系实际、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等成为研究者重点阐述的关键词。

（二）围绕思想道德教育实际，提出加强和改进教育策略

众所周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所处地理位置、生活习俗、传统习惯、经济发展及教育程度均与发达地区有区别。受此影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生源总体状况不容乐观，这一点从研究者的结论中可以得到验证。总体表现为：文化基础比较差，且求知欲望强烈;自学能力比较弱，且容易产生自卑感;民族意识比较强，且自尊和自卑并存;汉语水平比较差，且中国文化素养缺乏;人际交往能力差，且易产生封闭心理;自我调适能力比较弱，且行为偏过于偏激;自学能力比较弱，且易产生厌学心理;心态缺乏独立性，且受照顾心理严重。[5]面对这些问题，研究者也提出了相关对策：高铮主张与学生谈心要挖掘闪光点，利用民族信仰的独特性，以情感打动学生[6];李华提出，实践教学要“以课堂为基础、校园为重点、社会为补充”模式[7];魏兵认为，要尊重各民族文化，规章制度要有利于相互理解沟通、和谐相处[8];陈再蓉提出，正确对待民族差异，尊重民族信仰，加强经济资助，抓好跨文化教育。[9]

（三）围绕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突出课堂德育主渠道作用

由于各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学生的汉语素质（调查表明汉语水平没有过级的占75%[10]）、人文素质比较低，再加上德育课程内容脱离实际（学生参与两课实践教学比例为20%[11]），德育实践教学的领导支持和教师教学创新不够，课程内容枯燥（45%），听课率不过半，50%的学生不认可教学效果[12]，社会参与与支持不利，导致大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不高。研究者一致认为，要加强师德建设，设置人文素质课程，丰富学生人文知识，组织好德育实践活动。如，夏依丁·亚森等认为，要培养“双语”德育教师，加强民族宗教理论教育[13];牛慧以《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为例，提出“精讲、自学、讨论、操作”四结合教学模式[14];梁艳提出构建中华传统文化课德育渗透立体教学模式[15];彭明英提出，高职英语教学运用动机培养法、情景锻炼法、自我教育法，加强情商教育。[16]

（四）围绕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亚健康心理成因与对策

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颁布实施后，少数民族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引起研究者关注，普遍认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如在心理应激方面，女生应激量高于男生，高二年学生理问题严重[17];在消费攀比心理上，少数民族高职学生消费观念多元化，攀比心理严重[18];在自卑心理方面，由于“环境变化、动机与期望过高、过早断定不行、性格怯懦”引起的四种自卑心理分布均衡[19];在跳槽心理方面，怕苦、自卑、急躁、攀比、自负、依赖等心理是造成少数民族高职学生就业初期跳槽的主要心理因素[20];在职业心理品质方面，不同年级学生在一般心理素质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年级学生职业心理素质不同[21];缺乏自信、自卑，表现出迷茫、烦躁、失望、忧虑、悲伤、恐惧、愤怒等情绪。[22]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者也提出了相关对策。如杨云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出发，建议教师情感投入，满足学生需要[23];师显跃认为，要加强心理咨询，开展挫折教育[24];黄红提出了阅读治疗法[25]，等等（已另撰文分析）。

（五）围绕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承，探索提高德育实效性途径

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德育文化积极资源既有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又有育人环境既校园文化，两者互相渗透，交相呼应。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挖掘其德育资源，增强学生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研究者普遍达成的共识。如本民族文化认同研究表明，学生对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节庆歌舞、工艺饮食、农业生产、婚礼祭祀、祖先崇拜、民族民规等了解较多，能认真对待本民族文化，但仍需加强教育、引导和提高[26];文化适应研究表明，学生在物质文化（气候和饮食）、制度文化（管理制度）、精神文化（交流和体验载体）存在适应困难问题[27];民族文化引入德育实践研究表明，民族文化有得天独厚的育德作用，有要从民族文化积极的伦理道德理念教育、崇尚勤奋的劳动教育、追求和谐的人际交往教育等方面进行挖掘，形成道德判断能力和实践能力，凸显民族文化品位，提升其德育价值。[28]针对上述问题，吴开岑提出要加强“弘扬民族精神，树立职业理想”的校园文化建设。[29]李铁虎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唯一性、脆弱性特点，要克服少数民族自卑心理，校园文化建设要传承少数民族文化。[30]吴学军等提出，构建“以文化适应困难者为本”的校园文化，化解少数民族高职生文化不适应问题。[26]

（六）围绕加强德育队伍建设研究，探讨提高辅导员能力与素质路径

200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辅导员、班主任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维护高校稳定的重要组织保证。葛明勇认为，民族地区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辅导员存在学历素质、工作认识、工作方法、队伍稳定性上存在区别，并提出实现辅导员职业化的建设构想。[31]差异的背后显现了少数民族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工作的艰巨与复杂。

二、研究现状反思

综上所述，纵观2002年以来的少数民族高职院校德育研究文献，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专题性地围绕高职院校德育工作中诸如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教育、德育资源开发与校园文化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与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学生管理与德育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认真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基础，有些问题也值得反思。

1.相关研究的成果比较少。综合来看，关于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的专题性研究的文献不多，研究数量分布不均衡，成果较少。2002—2007七年间共发表文章15篇，2008—2012五年间共发表文章41篇。总体上每年（2003年除外）呈递增趋势，2009年最多共发表文章12篇，这可能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阶段性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有关。

2.参与研究的范围比较窄。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有150余所，而关于德育研究的文献56篇，校均0.4篇。这不能说明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没有德育问题，而事实上，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恰恰比非民族地区要复杂得多（已有文献研究已经证明）。从研究者所在的单位来看，主要以西部为主，没有东部与西部合作方面的研究，有些研究成果难免缺少涉及面上的广度。

3.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研究者主要使用的方法有：调查法、实验法、测量法、归纳法、分析法。有的侧重于量的统计，有的侧重于现象的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不够，而且有的调查问卷缺乏信度和效度检验，数据统计也仅限与百分比，导致问题研究深度不够。同时，由于缺少地区之间、东西部间的合作研究，有些成果或结论难以推广，缺乏说服力。如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上，方法局限于心理测量和问卷调查，研究工具缺少民族性、职业性特点，关注少数民族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心理纠正与矫治的个案研究比较少，其他方面已另撰文分析。

4.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目前，关于民族高职院校德育理论的基础研究还很薄弱。已有文献显示，还没有研究者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德育基础理论进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德育环境的特殊性，必然决定了其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方面有个别之处。理论研究的缺乏导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相关领域研究不够深入，可供德育实践工作者可交流借鉴的成果不多。

三、今后研究展望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重大意义。少数民族高职学生是当代大学生中重要的一个群体，由于受生活环境、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影响，自然环境形成的思维定式，使他们被动接受教育，思想观念难改变;民族感情成为学习汉语的最大障碍，而语言问题又成为学习就业和人际交往的绊脚石。总之，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身心发展与普通高校大学生有所不同，实践研究中应区别对待，有的放矢。

1.加强区域合作研究，体现整体性。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共有150多所，建议在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等部门领导下，成立国家层面的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门研究机构，如民间团体性的学会或专业委员会等，统筹规划、设计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研究课题，针对不同研究领域，加强本地区之间、东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研究成果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提高研究的整体性和实效性。

2.加强学生特点研究，体现人本性。德育是关于“何以为人”、“成为何人、”“如何成为人”的以“人”为中心的工作，其本质是育人，其过程伴随人的一生，其主要过程在学生家庭生活阶段、学校教育阶段及社会实践阶段。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有特殊性和复杂性，他们朴实耿直，与人为善，因循守旧，不善创新，不善交往，自我效能感低，汉语文字表达能力、社交公关能力、社会认识能力、艺术审美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普遍较低[32]，对什么是“职业道德规范”、什么是“基本道德修养”混淆不清。道德的发展呈现阶段性和连续性，经由无律、他律走向自律，德育实践者要建立民主与平等、对话与理解的新型师生关系，要将少数民族高职学生的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尊重个体差异，营造和谐的德育氛围，使师生共同作为完整的人参与到整个德育过程，共同面对民族地区高职德育问题。

3.加强德育主旋律研究，体现重点性。高职校德育不能没有主旋律，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德育均有一个“主旋律”，起着指导性和方向性的作用。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职德育工作的主旋律，也是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学生是否具有国家意识的标志。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高职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对党、团组织认识模糊，功利化、实惠化价值取向，对民族文化、民族政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不足[7]，不了解民族精神内涵。[33]面对种种问题，今后研究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尊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为底线，使主旋律教育目标梯度地落在不同学段、不同民族高职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允许不同年龄、不同学段、不同民族的学生阶段性、递进式、循序渐进地消化、理解和接受“主旋律”内涵。国家意识的培育研究要注意积极关注原则、注意区分原则、荣辱与共原则、一视同仁原则、比较分析原则、抵制干扰原则。[34]

4.加强德育理论研究，体现民族性。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目前，关于民族地区高职德育理论的基础研究还很薄弱，相关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借鉴国内诸如德育过程论、诗意德育论、和谐德育论、社区德育论、生活德育论、制度德育论、德育价值论、主体德育论等研究成果，对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实践没有实质性指导。因此，加强民族地区学校德育理论研究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应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民族地区高职德育中分年级、分层次、分阶段的有效实现为价值取向，“共同理想”的设计要以人为本，积极吸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凸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正确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遵循德育主体道德的发展规律，加强研究的多视角与多学科的整合，突出德育理论的民族性特征。

5.加强德育模式研究，体现实践性。少数民族地区高职德育理论研究基础的薄弱性，制约了有效德育实践模式的构建，可供实践操作、借鉴和推广的有效模式还比较少。研究民族地区高职德育模式是德育实践升华为德育理论的需要。已有研究显示，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德育环境趋同（经济欠发达、居住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为研究普适的倾向于共性的德育模式提供了可能。实践中要坚持无灌输的教育，坚持民族性与职业性，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大胆采用归纳法、设计法、改造法，或以主体性为取向、或以活动性为取向、或以学生品德和谐发展为取向、或以价值引导与自主构建统一构建为取向[35]，构建符合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特点的校本德育模式。

6.加强德育方法研究，体现效能性。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有一定优势，如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是有利资源、经济发展的滞后性避免了现代信息技术的无缝侵蚀、少数民族地区的未成年人保留了本应具有的天真和无邪，德育工作者要树立信心，在教育方法上下功夫。适宜的方法是实现德育目标的工具、师生联系的桥梁，也是所有民族地区德育教师都可以遵循的“道”。现代德育方法是“教学有法”与“教无定法”的统一。如果说传统的说服、示范、讨论等方法是德育方法中的“定法”，那么，研究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与创新，在提高民族地区高职德育效果维度上进行细致的、系统的、与实践紧密相连的专题性研究，使其效能达到最优化，就是研究“教无定法”的价值追求。“不定法”是广大少数民族高职德育研究者、实践者今后重点研究的领域，要对其不断优化、组合与创新，体现趣味性，突出效能性，创造出更多的“不定法”，并通过艺术性地运用“不定法”，让每位高职生在“道德人”的成长过程中有所发展，有所提高，高职德育教师也在学生发展的同时实现自我德育专业成长。

7.加强校本课程研究，体现特色性。课程是少数民族高职院校德育主渠道，课程内容的丰富性、生动性和现实性是取得德育实效的保证。民族性德育资源的开发是提高民族地区学校德育实效性的“增长点”。目前，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还不够充分。知网期刊文献显示，56个民族中约有42个少数民族有伦理、道德或德育方面的文献记录;在数量上也不均衡（21个民族有3至1条、8个民族有5-7条、5个民族有10-13条、2个民族有17-18条、2个民族有23-25条、4个民族有34-38条）。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各种形态的德育资源由于民族的不同而有特色，蕴含著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积淀着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经验，融汇在日常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习俗以及传统习惯之中，是校本德育课程开发的有利资源。要本着民族性、教育性、生活性、实践性、特色性的原则，充分利用和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德育资源，研究开发校本德育课程，充实学校德育内容，活化课程德育载体。

8.加强公民教育研究，体现发展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和传统道德的约束性，是影响高职院校德育的主要因素。加强公民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民主意识、开放意识，引导学生破除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观念，唤醒发展市场经济意识、公平竞争意识，为今后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扫除思想障碍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说高职院校德育中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培养学生个体良好的品质，教育学生分辨是非和善恶标准，并能在实践中主动践行，那么，公民教育是培养学生的“民主、政治自治和批判反省素养或能力”。[36]这种能力的培养是当下社会转型促使教育转型的发展性的必然结果。因此，如何有效地在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中进行公民教育，需要广大德育工作者在实践中加强研究，既不能否认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实施公民教育的可能性，也不能任意夸大公民教育价值的无限性，根据各少数民族学生实际，以促进学生发展，适应社会转型为目标，研究“理性、独立、自主、合格”社会公民的教育、培养的方法与途径，不断总结经验，丰富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德育实践。

9.加强信仰教育研究，突出互补性。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学生的影响根深蒂固。如民族地区中小学生宗教信仰比例较高（70.4%），信教时间早，初中前信教（83.9%），信仰比较执着且虔诚度也较高。[37]

这种现象也是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既是现实的也是符合情理的。这种现象也必将影响到高职院校，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科学因其有而信，宗教因其信而有。信仰的实质是一种生活价值导向，在康德哲学中“人能期待什么”就是宗教问题。信仰的存在满足了人渴求自由、向往幸福生活的心理需求，激励人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可能的生活;以人为本的学校德育也尤其关注学生个体通过学校教育体面地、有尊严地、幸福地融入社会，分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由此，信仰教育与学校德育有相同的部分，提高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实效性，不能忽视信仰教育研究。德育研究者要充分了解和研究学生信仰体系与学校道德体系中重叠的部分，要给学生的信仰留有动态的“信”和“仰”的空间，突出互补性，这不仅是尊重宪法“宗教信仰自由”的需要，更是尊重少数民族传统，以人为本的需要。通过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通过在特定教育情境中的平等对话、交流讨论，引导学生在学校道德体系内自主建构、合理选择，完成德育对教育者的终极关怀。

高中建教授曾说：“人生最伟大的事业就在于对青少年的认知与成就。”少数民族大学生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小康发展目标的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提高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是言之不尽的话题，也是当前提高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必须面对的问题，它至始至终贯穿于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领域之中。如果可以把本文的分析认为是对当前我国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研究的现状的一点“认知”，那么，也就期望“思考”能够为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研究和实践的“成就”有一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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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玉明

德育和育德研究论文 篇3：

新时代中学教师“以德育德”小议

摘 要： 高素质的公民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构成因素。落实“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中学的德育工作应有新的作为。本文针对中学阶段“育德”的紧迫性和现状，从五个方面探讨中学教师队伍建设中的“育德”途径。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学教师 以德育德

2018年1月3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对于师德的表述有：

《意见》第6条：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广大教师热爱祖国、奉献祖国。第7条：弘扬高尚师德……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争做“四有”好教师，全心全意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学生的品质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公民知识素质能力的培养主渠道是学校，高尚品德的培养关键在中学。笔者认为，落实《意见》，新时代中学师资队伍建设应将“以德育德”作为重要抓手。

一、人成长的阶段决定“育德”的紧迫性

（一）受教育的关键阶段

《科瑞克报告》将英国中小学公民教育划分为四个关键期，分别是5岁—7岁，7岁—11岁，11岁—14岁，14岁—16岁……公民教育内容纳入现有初等教育已有的相关课程之中。

（二）与家庭冲突的高发期

中学生处于心理断乳期和性饥渴期，天然地改变小学时对家庭的完全依赖，强烈要求自由的活动和人际交往空间，其认识和判断标准从遵从师长向遵从朋辈、崇尚新异过渡。虽然家庭教育对人一生的影响最为持久和重要，但此阶段在交友活动、物质需求、学习方法方面极易与家长产生冲突，现实中绝大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纠正无能为力。

（三）违法犯罪的危险期

此年龄段发育速度高出小学时的一两倍，胆量、力量明显增强，违法犯罪的机会增大。未成年人犯罪在刑事犯罪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此阶段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和“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年龄段，一旦违法犯罪不仅造成对社会的危害，而且对当事人和家庭未来的影响更直接、更大。

（四）道德品质培养的淡漠期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大量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有识人士，通过各种途径为公平正义的社会而努力，期望培养高素质的公民。当今，成功学的多元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社会各阶层。一是社会上，一些人以拥有房屋、名车、财富、粉丝数量作为成功标准。二是一些中学在教育上，以“升学率”“重本率”作为指挥棒，学校管理者和师生最大目标是得“高分”。中学思想品德教育相比之下显得软弱。

二、中学阶段“育德”的内容方式和主要矛盾

我国初中设立思想品德课，高中设立思想政治课，高校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系列的公民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教育，学生确立基本的行为规范。目前我国中学阶段“育德”体系如下：

（一）德育课程体系设置

1.以政治课作为核心课程：7年级（8个单元）：笑迎新生活；认识新自我；过富有情趣的生活；过健康安全的生活；做自尊自信的人；做自主自强的人；做意志坚强的人；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人。8年级（8个单元）：相亲相爱一家人；师友结伴同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交往艺术新思维；权利义务伴我行；我们的人身权利；我们的文化、经济权利；我们崇尚公正和正义。9年级（4个单元）：承担责任 服务社会；了解祖国 爱我中华；融入社会 肩负使命；满怀希望 迎接明天。

2.以历史课作为主要课程：一是中国古代史：包括中华文明的起源、国家和社会、政权、民族、经济等7个单元。二是中国近代史：包括反抗侵略、近代化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战、解放战争、经济和社会、科技与思想文化等7个单元。三是中国现代史：包括建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建设、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国防外交、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等7个单元。四是世界古代史：包括人类文明的开端、亚欧的封建社会、古文明的传播与发展等3个单元。五是世界近代史：包括步入近代；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加强、垄断资本主义、近代文化成就等5个单元。六是世界现代史：包括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及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发展、科技文化等8个单元。

3.以语文课作为隐性课程：中学教材的古诗文，不仅是学生语文素质培养的重要基础，而且是“育德”的重要内容；不仅对学生一生影响深远，对教师自身的师德提升也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的设置为：高中阶段14篇，初中50篇，初中新课标新增16篇。收录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共50人的文章，其中有尊师重教、修身治国、报国忧民、亲友情谊、水山寓志。但由于教育压力主要来自应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德育内容难以在语文课有限的课时内有效传授。

（二）我国德育存在的问题

对比美国加州，从课程体系设置看，我国德育教育安排总体是科学合理的。其中历史一社会科课程：7年级：世界历史和地理——中世纪和早期工业化时代；8年级：美国历史和地理——成长与冲突：9年级：历史社会学科选修课：10年级：世界历史、文化和地理——现代社会；11年级：美国历史和地理——继续发展和变化：12年级：美国民主和经济原理。我国德育教育在内容、范围、体系等方面均不逊色于美国。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教基〔2017〕8号）（以下簡称《指南》）总体目标：……养成良好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法治意识和行为习惯，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和良好心理品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和全面发展，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坚实的品德基础。

《指南》落实依靠《意见》。我们认为要正视目前存在的四对矛盾：

1.内容多与课时少的矛盾。心理健康、优秀传统文化、信念、价值观、生态文明是中学“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5个教学体系。当前形式大多高于内容、活动普遍高于课程，甚至德育不作考试，以一次活动作为全年的德育教育。以可有可无的“开卷考查”，简单地给学生一个是否合格的等次，就算完成了德育。

2.内容好与传授迟的矛盾。中学德育教育根据大纲组织教学活动，由于按年级教学，课程分布未必能切合到学生的求知实际，在知行统一、学段衔接上需要完善调整。可将一些课程提前，以切合中学生生理阶段、交往范围、学习环境的变化，适合其兴趣点和关注点。如将七年级的“笑迎新生活；认识新自我；过富有情趣的生活；过健康安全的生活；做自尊自信的人；做自主自强的人；做意志坚强的人；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人”设置在小学六年级。将八年级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师友结伴同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交往艺术新思维；权利义务伴我行；我们的人身权利；我们的文化、经济权利；我们崇尚公正和正义”设置在七年级。以更贴近现在孩子生理成熟的求知阶段，能更有效地减少青春期带来的家庭教育问题。

3.说教多与实践少的矛盾。中学在升学的压力下，难以组织大量的实践活动，多数会结合实际，通过校训、雕像、标语等进行渗透式隐性教育，虽然难以量化测量育德效果，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德育途径。德育教育非念即背，缺乏实践体验的说教，对青春期的中学生，难以感悟，喜欢更无从谈起，德从何而育？

4.单科强与综合弱的矛盾。当前中学教师的资格证制度，反映出对中学教师的基本要求以两方面为重点。一是综合素质，包括：职业理念、教育法规、文化素养、基本能力。二是教育知识与能力，包括：中学课程、心理辅导、班级管理。《教师资格证》制度从宏观上保证了我国中学教师的从教能力。但现实中，中学教师入职后由于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本专业课程的进修外，大多数难以在职业理念、文化素养、品德教育上再进行系统的继续教育。要落实《意见》，更多依靠教师自我加压。

三、新时代提高中学教师“育德”能力的主要途径

中学教育是塑造灵魂和生命的重要阶段。每位教师不仅要有工匠精神，精心设计本科目的教学形式和环节去精准“授业”，而且要用广博的知识巧妙“传道”，更要做学生的朋友，去大道“解惑”。让教育变得更神圣，其基础是教师的“育德”能力。

（一）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抗压能力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再到强起来”有两个依靠：一是中华五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血脉；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这是中学教师“以德育德”的真谛所在。

中学教师长期面对众多性格、能力、教养不同的群体，职业压力极大，其心理健康状态应高度重视。“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15.9%……小学教师比中学教师好，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差”。中学生需要掌握的是基础知识，最起码要有健康的心理状态，乐观、自律、豁达、大同，这要求教师首先要自己战胜職业压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大量关于人生意义、抵抗外界诱惑、修炼从容心灵的精华，所有科目的教师都应主动汲取，成为自身的基因，才能从心灵深处爱学生，体悟教师职业的光荣。

（二）用国学知识提高人文素养

教学活动以中国国情为基础，任何科目的中学教师都应该注重国学知识涵养。近年来国家更加注重教材的国家事权，对教材内容进行更科学的编录，中学教师应跳出只钻研本课程的圈子，以更开阔的视野研究课程，让课程“立体”育人。如《醉翁亭记》，中学语文教学多从语言、结构、中心思想教学，第一段写醉翁亭所在，引出人与事，第二段描述景色和作者的心情，第三段描述宴饮，第四段描述日暮醉归。如果教师有深厚的国学素养，教给学生的知识，那么远不只通过朗读背诵学会文字、语言、结构、层次，可围绕欧阳修“为何”写出这样的文章展开，介绍宋朝改革的困难、复杂的人事、曲折的人生、贤臣的治国安邦理想、面对困境的心态。这样教学课堂内容更丰富，教育效果远高于语文本身，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育德”。

（三）用时代眼光提高辨析能力

中学生分配给“政史地”的精力和时间不及“语数英”，如果用世界的眼光设计教学，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取得教书和“育德”效果。如《古代文明的传播与发展》的教学，通过历史片断，对当前的巴以问题进行分析介绍，将其中涉及的犹太人历史、特朗普的中东战略调整，进行大跨度的分析，历史知识教学中，帮助中学生提高分析判断能力，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有效减少肤浅、冲动、偏激。如《世界最大的黄土堆积区——黄土高原》除了教授其位置、地貌特点、成因、危害、水土保持外，还可结合目前各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各地开展“乡村振兴计划”取得的成就，来理解环保的意义，触动心灵，从而树立终生的环保意识，为具备良好的公民素质打下基础。

（四）用社会实践增强育人效果

我国中学阶段德育以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三大板块为核心。学校要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道德实践，迈出校园的围墙发展学生道德认知。一要设法整合各类社会资源，认真听取社会、家长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取得实际支持。二要将社会实践列入“育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布置、组织、考核。如一些中学与广州越秀区团委合作，组织学生在春运时到广州火车站开展志愿服务，不仅中学生在志愿服务实践中提高能力、培养爱心、陶冶情操，带队教师在志愿活动中也能进一步了解社会、加深与学生的感情，以后开展德育教育将更受欢迎。志愿活动直观上是整合了学校、团委、火车站、家长、公安、城管等资源，实际上是融合了社会各界共识“立体育人”，这样的“育德”效果值得肯定。

（五）用政策和资源确保“育德”落实

育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充分的资源和完善的政策是落实“育德”的保证，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首责，从全社会的视域成立跨部门跨校际的“以德育德”领导机构，适时展开“育德”，定期开展评选活动，对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和荣誉奖励。二是加大正面宣传，及时总结推广“育德”经验，摒弃依赖校园育德的观念，强化全社会共同育人的共识。三是强化社会实践，将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社会调查作为教师培养的内容，列入考核和晋升指标内。四是增加试卷比重，通过“指挥棒”增加试卷“育德”的内容，使“育德”从口号上落实到试卷中。五是创新形式，加大投入力度，开发“育德”慕课资源，增强培养效果。

总之，“育德”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握公民素质培养关键阶段、提高中学教师的“育德”能力，是贯彻《意见》落实《指南》的根基，中学管理者、教师应以舍我其谁和时不我待的担当，在公民崇高理想信念形成的人生关键阶段，恪守立德树人之责，答好新时代“以德育德”的试卷，为公民将来的大学学习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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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武耕 张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