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刑法论文

摘要：刑法在保护食品安全方面还存在诸多空白之处，扩大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范围势在必行，可以考虑将食品源头环节等食品安全相关环节中达到可罚性的食品安全危害行为犯罪化，设立食品安全事故罪和不履行食品召回义务罪。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食品安全刑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食品安全刑法论文 篇1：

关于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理性思考

【摘要】必须加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我们必须理性看待刑法保护可能发挥的功效。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理性思考

舆情民意普遍认为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关键因素是食品生产经营违法犯罪成本过低，必须加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加大刑事制裁的干预力度。由此，我们看到在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倡导刑罚适用宽缓化的时代背景下，规制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定日益趋严，人们将遏制相关违法犯罪，维系食品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刑法这“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在这场食品安全保卫战中，我们必须理性看待刑法保护可能发挥的功效。说到底，食品安全问题首先不是一个刑法问题。

一、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以强调关注民意，反映民生为主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已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针对近年来食品安全方面违法犯罪的新情况，该修正案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进一步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

1、与《食品安全法》衔接，扩大入罪范围

我国于2009年颁布并施行了《食品安全法》，而《刑法》中的相关罪名设置呈现出滞后性法律论文，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但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找不到恰当的罪名。《刑法修正案（八）》第24条将刑法第143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与原刑法条文相比较，其根本性的变化在于用“食品安全标准”替代了“卫生标准”。这就扩大了本罪的适用范围，解决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适用衔接问题。

2、进一步加大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惩治力度

《刑法修正案（八）》在对《刑法》第143条、144条的修改中，加大了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惩治力度。首先，两罪作为贪利型犯罪，行为人的目的是赚取非法利益，而以财产刑剥夺其财产利益，是十分有效的惩罚和预防犯罪的途径。但《刑法》中财产刑设置上的不足却妨碍了其功能发挥中国论文网。为此，两罪分别取消了对于结果加重犯规定的“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的规定。其次，两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也作出了重要的修改，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加重情节的要求之外，分别作出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这是结合《食品安全法》的相应规定，并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出发，对于那些虽未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果，但是却给社会公众造成严重恐慌，给国家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给相关食品行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予以从严惩处的规定。另外，在2010年9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曾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规定，“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可以说，该《通知》实际上是在准立法层面启动了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严打”。《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罪名罪状及法定刑的修改实际上是对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严打”的持续发力。

二、理性认识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强势介入

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强势介入，能否遏制住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势头，进而从根本上改变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现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刑事立法需要独立和理性

人们通常形象地比喻刑法是“第二道防线”，没有刑法作后盾、作保障，其他部门法往往难以彻底的贯彻实施。然而，诚如杨兴培先生所言，“刑法作为第二次违法规范形式的产物，它的完善还有赖于首先制定和完善一些前置性的法律为刑法的制定提供基础。刑法的有效执行，还有赖于前置性法律的有效执行。只有当前置性的法律无法惩治和阻挡一般违法性行为时，才需要刑法闪亮登场。不然刑法的补充修改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不可否认，这些年我们在食品安全保护方面付出了努力，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标准滞后的问题仍然突出;法律法规对各部门的监管职能规定得也不是很明确;县区一级食品安全监管十分薄弱，在乡镇基本没有相应监管机构;部分消费者，特别是广大农村消费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也使得犯罪分子得到可乘之机。这些问题，不是加大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就能解决的。

2、刑事司法需要公正和机变

远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山西假酒案，近如石家庄三鹿三聚氰胺奶粉案，均有相关犯罪人被处以死刑。可见，我国关于保障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定不可谓不严，刑罚适用不可谓不厉。然而，在食品生产、销售领域的违法犯罪事件仍层出不穷中国论文网。对食品安全的保护，长期以来存在着“中央下狠心，地方表决心”的不正常现象。一些大食品厂往往是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保住工厂也就保住了财政收入，尤其是在当前将经济发展指标作为官员考核主要标准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是对食品安全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由于一些食品安全事件牵涉到许多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若依法严惩可能会使整个行业遭受重创，一些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以“维稳”的名义保护所谓“重点企业”，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强化了那些违法犯罪的企业和个人的侥幸心理。可以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某些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领导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可以相信，只要让每一起关涉食品安全的案件都诉诸于法律，并得到公正的司法适用，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就会得到极大的改观。

三、余论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和系统化的保护体系，而刑法只是最后一道关口。因此，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措施必须做到严密、适当，使其既对食品安全犯罪起到应有的惩戒，不使严重危害社会的食品安全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惩治，同时也要做到罪刑相适应，避免不必要的刑罚浪费和司法资源消耗，避免刑罚的过分严厉。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保障食品安全工作设定了如下目标：“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加强监管执法，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笔者认为这才是抓住了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杨兴培. 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J]. 法学， 2011（4）.

[2] 郑延谱. 论有限刑法的有所作为——和谐语境下刑法使命与局限性之协调[J]. 政治与法律， 2010（2）.

[3] 刘国龙.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理解与适用[N]. 检察日报， 2011-04-06.

作者：彭方俊

食品安全刑法论文 篇2：

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缺陷分析

摘 要：刑法在保护食品安全方面还存在诸多空白之处，扩大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范围势在必行，可以考虑将食品源头环节等食品安全相关环节中达到可罚性的食品安全危害行为犯罪化，设立食品安全事故罪和不履行食品召回义务罪。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缺陷

食品安全犯罪原本只是学理上的概念，指发生在食品生产经营等食品安全链条相关环节，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在2010年9月共同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界定了食品犯罪这一概念，并正式使用了这个概念，《通知》强调要严厉打击并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严厉惩罚其职务犯罪行为。该通知对食品安全犯罪这一概念进行了明确和认可，同时，还扩大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外延，将涉及食品安全的渎职行为也纳入食品安全犯罪的范畴。2011年1月卫生部等六部门在共同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再次认可并强调了食品安全犯罪这个概念。

1 食品界的明确问题

有学者认为以是否直接侵犯食品安全制度为标准将刑法中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为基本犯罪和延伸犯罪；基本犯罪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侵害食品安全相关制度的一种犯罪行为，食品安全基本犯罪的外延主要包括生产并销售和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不符的食品罪、生产并销售有毒或有害食品罪；与之相应的延伸犯罪，是指那些并未直接侵犯食品安全制度，但是与侵犯食品安全制度有间接关系的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危害食品安全渎职罪等，这些犯罪与基本犯罪共同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体系。对食品安全犯罪做这样的划分在外延上是适中的，过分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外延会淡化食品安全犯罪的本质特征，通过不安全的食品直接侵害食品消费者的人身健康是食品安全犯罪的核心内容。

在《刑法》颁布施行的1997年，食品领域关注的重点还局限于食品卫生，食品领域的基本法是《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的责任主体仅限于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当时，《刑法》对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配置应当说与《食品卫生法》是基本相适应的。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也将生产、销售的食品的卫生性作为判断行为是否成立上述两个犯罪的关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1年4月发布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在拥有食品安全鉴定权的机构对食品进行严格鉴定后，证明食品中含有的超标准有害细菌或其他污染物可能导致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或严重食物中毒的，属于刑法第143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情形。根据该规定，明确行为人生产经销的食品中是否含有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其他污染物成为判断其行为是否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前提条件。从严格的罪刑法定角度来看，只要行为人生产、销售的食品中不存在超标准有害细菌或其他污染物，有关执法人员就无法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或者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早年发生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导致婴儿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劣质奶粉中并未检测出任何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被污染，食用这些劣质奶粉的婴幼儿之所以会出现严重营养不良是由于奶粉中蛋白质含量严重不足。从罪刑法定角度出发，无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在《食品安全法》中，对食品的要求则高于《食品卫生法》对食品的要求。从更好保护食品安全的立法目的出发，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重点也由“食品卫生”向“食品安全”转变，定罪标准应由不符合卫生标准（从某种角度看，有毒、有害食品属于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的特殊表现形式）转向规制范圍更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凡不符合安全性要求可能造成食品消费者人身健康受到侵害的食品在达到可罚的违法性程度情况下，均可以考虑成立食品安全犯罪。基于此，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基于《食品安全法》的相应规定中，将以往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进行一定修改，改为现在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一举动是及时的、正确的。

2 食品外延的法律问题

食品生产者以及销售者是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主体，但是，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经由“食品安全”取代了《食品卫生法》中的“食品卫生”，食品安全的要求高于食品卫生，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品未必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范围大于食品卫生的责任主体范围是必然的，因而《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责任主体作出了扩大规定，不限于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 条的规定，食品生产加工者；流通服务者；餐饮业经营者；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者；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的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责任主体是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安全管理者。而《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全责任主体进一步扩大了，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对象依然局限于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就与《食品安全法》不相适应，存在规制的滞后性了，可以考虑扩大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对象的范围。

“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链条全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对食品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虽然主要是发生在生产、销售两个环节，但是，在种植、储存以及运输等相关环节也会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所以，刑法对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相关环节同样要提供保护。由于“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全过程均决定性地影响食品安全，而我国现有的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仅仅在食品的生产、销售环节，建议积极打破刑法中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仅仅在生产、销售环节的局限，将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中一些达到可罚性违法程度的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予以犯罪化。

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范围而在刑法条款的设置上过于细化，对于这一点，笔者并不主张，例如，有学者主张增设“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婴幼儿食品罪”，这指的是违反国家食品安全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婴幼儿食品的行为；而增设该罪的理由是因为婴幼儿属于特殊群体，法律需要对其加以倾斜保护。法条内容过于细化，会给司法实务中法律适用带来障碍和不必要的麻烦，完全可以将这一犯罪行为在罪量刑时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

还有学者主张，在《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之后分别再设一款，即“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的或者生产经营有毒有害农产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种立法建议也大可不必，因为将食用农产品解释为食品通常不会超出社会一般人对食品的理解范围，我们完全可以将食品作扩张解释，将其外延扩大，包括食用农产品。由于解释结论尚未超出社会一般人的理解，故不属于类推解释。况且，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并不适用《食品安全法》，而应适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但在制定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时《食品安全法》应当被遵守。从这些相关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食品安全法》中，已经将食品的外延扩大至食用农产品。实际上，食品安全法律中的“食品”不包括将养殖业和种植业，并不意味着食品的源头非养殖业和种植业，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养殖业和种植业不归食品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应当归属于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在罪状的分类上，《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均属于空白罪状。空白罪状的特点在于，无法从属于空白罪状的刑法条文中看到某个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刑法明确指明某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得参照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而对于一些空白罪状，其具体犯罪构成要件须结合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准确并正确地认定其犯罪的具体特征。所以，在刑法上，将食品的外延也扩大至食用农产品是符合空白罪状犯罪构成认定上的要求的。

3 食品安全罪问题

在现行刑法中还存在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空白之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不再仅仅停留于量的安全问题上，而是质的安全，这已成为关于不特定食品消费者的人身健康的一个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如果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其对社会的危害性一点不亚于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罪。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公共安全问题。有学者建议将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认为现有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首要职能就是保障食品安全以及保障食品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及健康，这也是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的根本目的；并认为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本质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其合理性。在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明确指出：“食品安全犯罪活动是严重危害廣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及健康的犯罪活动，是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严重犯罪活动。”说明国家提升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认识以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不再简单地认为食品安全犯罪仅仅是对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的破坏，认为食品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于对广大食品消费者健康的侵害，而非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基于食品安全事故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食品行业的高风险性，从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角度来看，赋予食品安全相关责任主体更高的法律责任是刑法的一个必然趋势以及选择。在当前的刑法中，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界定还是局限于过失或者故意犯罪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并不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一点上，与食品行业的高风险性和当前风险社会的特点是不相适应的。追究食品安全过失行为的刑事责任在理论上的必要性已无需赘述，在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出现了因食品安全过失犯罪立法缺失而违反罪刑法定裁判的案件。该案件就是2003年3月发生在辽宁省海城的“豆奶中毒”案，经查，该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是食品生产者由于疏忽大意未彻底灭活活性豆奶粉中蕴含的胰蛋白酶抑制素等等一些抗营养因子，从而导致食品中毒事件发生。从罪刑法定的角度看，应当不能追究行为人的食品安全过失刑事责任的，但是此次食品安全事故中的两名责任人最终以生产并销售和卫生标准不符的食品罪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食品安全罪，获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和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该案件的判决不能不说是在食品安全过失刑事立法缺失情况下的尴尬判决。

从上述论证出发，笔者建议在刑法中设立食品安全事故罪，追究食品安全过失行为的刑事责任，食品安全事故罪，指的是因违反食品安全管理和监督的相关法律法规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进而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食品安全事故罪可以作为与刑法中的食品安全故意犯罪相对应的过失犯罪，置于分则第三章第一节。不特定食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是食品安全事故罪的客体；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法规，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对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在法定刑的配置上，对食品安全事故罪犯罪人，可以考虑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相应的罚金。

除此之外，不管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还是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其危害行为均表现为作为，按照刑法的规定，不能以不作为的方式构成食品安全犯罪。但是在《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责任主体除了应履行食品安全禁止义务外，也要履行食品安全命令义务。这个命令义务就是《食品安全法》第53条规定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召回义务。如果《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召回义务主体不履行食品召回义务，放任这些具有危害性的食品继续给食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这一行为和以故意的行为方式进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或者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在刑法评价上具有等价性，可以考虑通过在刑法中设立相应的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臧冬斌.河南省G市未成年人犯罪实证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7，25.

作者：臧冬斌

食品安全刑法论文 篇3：

论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完善

【摘要】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应加强对食品安全的保护。我国目前刑法有关食品安全内容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为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严惩力度，有必要对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定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改善

一、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

（一）刑法阶段

1979年《刑法》并没有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作出专门规定，也不存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名。但对于这类案件一般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适用《刑法》第106条的规定。

1993年，我国专门针对食品安全卫生犯罪法律诞生——《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规定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两个罪名，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措施。

1997年《刑法》，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產、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在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这一部分中。这种规定有效促进了我国食品安全犯罪体系建设的完善。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将原来的食品卫生标准调整为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与食品卫生相比范围更加广泛，这扩大了法律对食品安全保护的范围。

（二）刑法修正案阶段

2011年正式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类犯罪做出了修订，体现了刑法与食品安全立法的衔接。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由此确立了食品安全犯罪新体系——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二、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立法完善

（一）将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从食品安全犯罪性质上来看，食品安全犯罪既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也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食品安全犯罪则主要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考察，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对公共安全的破坏显然重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因此，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符合其罪质，符合刑法对于食品安全保护的目的，实践中能更有效的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打击。

（二）扩大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行为

《食品安全法》在食品的包装、加工、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环节设立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义务，对有可能会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规定。而目前刑法中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刑事责任只体现在生产、销售环节，其他方面在刑法中并没有体现。实际上在食品流通的其他环节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行为，从单一的生产、销售行为扩大到包括包装、运输、贮藏等一系列行为上，从而更好的全方位对食品安全进行刑法保护。扩大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本罪的打击范围。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形态包括过失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刑法立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公共安全犯罪规定了过失危险犯。美国食品安全犯罪普遍遵循这个原则。这种责任原则不要求原告明确证明缺陷的存在，并且原告不需要证明产品缺陷是造成损害的原因。在我国，故意犯罪占较大比例，因为绝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是由不法生产经营者为谋取暴利而人为造成的。但是因过失行为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事实应引起我们的关注。食品安全犯罪不能只惩罚故意犯罪。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外，因重大过失引起的严重食品安全事件，只能间接适用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食品犯罪的主观罪过包括过失，那么，我们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将更加全面有力。

（四）细化罚金适用标准

《食品安全法》中罚款标准是根据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的不同而确定不同幅度的罚款。采取特定数额制和倍比制两种立法模式，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也可考虑采取同样的立法模式加以规定。（1）设置食品安全犯罪罚金的最低数额。原则上罚金的数额应高于食品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罚款数额。（2）对罚金刑量刑幅度细化，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客观行为、危害后果以及犯罪人是否为累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防止出现量刑的畸轻畸重，实现食品安全罪责刑一致。（3）针对自然人犯罪与法人犯罪设置不同的罚金刑体系。法人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数额要高于自然人犯罪的罚金数额，以区别对待，实现不同的惩治效果。

（五）增设资格刑

为了从源头上杜绝犯罪分子从事食品安全犯罪的可能性，必须增设相应的资格刑。《食品安全法》中虽规定了资格处罚措施，如吊销卫生许可证、停止生产经营等。这种打击和威慑效果明显不足：行政处罚措施力度小，且没有具体禁止从事生产经营期限的限制。

鉴于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是滥用自身的某些资格和优势实施，因此，对食品安全犯罪资格刑进行设置时，从业禁止等资格刑可适用于生产经营者；强制破产可适用于单位。根据犯罪的情节不同和危害后果严重程度，对食品安全犯罪人处以禁止从事食品生产和经营的不同期限的刑罚。在具体设置资格刑时，要针对不同种类的犯罪，选择相适应的资格刑种类。

参考文献：

[1]刘伟.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1）.

[2]吴喆，任文松.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以食品安全本罪的立法完善为视角[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0）.

[3]刘畅.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八>和<食品安全法>之衔接为契机[J].法学研究，2011（6）.

[4]毛乃纯.论食品安全犯罪中的过失问题——以公害犯罪为根基[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4）.

[5]田瑞刚.论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

作者简介：樊爱丽（1990-），女，山西运城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2011级经济法学硕士。

作者：樊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