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同盟理论论文

摘要：通过分析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之父修昔底德在其历史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展现的国际政治冲突逻辑、安全两难、同盟和均势等国家间行为，揭示了修昔底德对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探索以及对国际权势竞争的深刻理解，指出其对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大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际政治同盟理论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国际政治同盟理论论文 篇1：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

摘 要 本文在阐述东亚经济一体化现状特征的基础上，应用同盟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小国理论等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一些主要国家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战略进行解读，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作了预测。作者指出，只有中、日、美三大国加强协调与合作，才能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 东亚 经济一体化 主要国家战略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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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01年的世贸组织旨在进一步消除产品和服务贸易壁垒的多哈谈判屡遭挫败，2006年6月谈判又一次破裂。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2005年12月第十一届东盟首脑会议、第九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10+3）会议、第九次三个“10+1”（即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东盟与韩国）会议、首次东亚首脑会议（即东亚峰会）胜利召开，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东亚经济一体化顿受世人瞩目。东亚经济一体化为何能获得现有的发展成果，其趋势如何，怎样以国际关系理论解读这一现象，是一个值得研讨的理论问题。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状特征

本文所指“东亚”，系指亚洲东南部和东北部国家与地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90年代以后，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各大洲蓬勃兴起。然而，东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反应显得比较迟缓。1992年才出现东亚第一个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随着美苏冷战结束，东亚区域形势相对缓和，区域合作发展有了较好的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进一步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并呈现如下特征：

1．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并行，小国主导，大国参与

东亚国家已经签约和实施的双边与多边经济一体化协定有：日本与新加坡（2002年）、新加坡与澳大利亚(2003年)、新加坡与美国(2004)、韩国与智利(2004年)、日本与墨西哥（2004)、新加坡与印度(2005年)、泰国与澳大利亚(2005)、泰国与新西兰（2005年）、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建成）、《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2005年7月1日起实施）。此外，还有大批由东亚国家组成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正处于谈判或磋商之中。尤其要提出的是，在双边自由贸易区大发展的同时，东亚大区域合作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种大区域合作范围更大，囊括了东亚绝大多数国家，甚至还有来自其他区域的国家加入。1997年12月启动了“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2005年12月召开了前文所述的首届东亚峰会（即东盟与中、日、韩，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称为“10+3+3峰会”，它是“10+3”合作机制的延伸）；2006年底还将召开第二届东亚峰会（已确定俄罗斯加入该次东亚峰会，被称为“10+3+3+1峰会”）。

“小国主导，大国参与”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特色。在东亚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都有围绕东盟或东盟成员国展开的特点。为了体现东盟在东亚峰会中的主导作用，明确了今后东亚峰会将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办，并担任主席，与东盟年度首脑会议同期举行。

2．以经济合作为主，逐步向政治、社会、安全合作拓展

东亚大多数的双边和多边经济一体化都以经济合作为目标，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向更广阔领域拓展的现象。如“10+3”合作机制除了将财政、经济、农林、旅游和劳动等作为主要合作领域之外，还扩展到外交领域。

2003年东盟提出了到2020建成东盟共同体的目标（2005年12月12日又决定提前到2015年实现），该共同体不仅具有经济共同体的性质，而且还是安全、社会、文化共同体。作为安全共同体，是要通过合作来保障区域和平、打击恐怖活动和跨国犯罪，确保区域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根据2005年12月所发表的《吉隆坡宣言》，东亚峰会将着重就政治和安全问题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促进东亚金融稳定和能源安全，推动环境保护、传染病预防及减灾等领域的合作。"政治和安全"是首先被提及的领域，这和东亚一系列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以及"10+3"合作机制将经济合作放在首位有着明显区别。

3．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合作并存

所有东亚国家参与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都是采用制度化合作。制度化合作是将所有合作事项与经济一体化步骤由国际协定方式确定下来。而东亚大区域经济合作则坚持开放性、松散性、自愿性、非正式约束性的非制度化合作方式，这是“东盟方式”向东亚的延伸。历来，东盟的合作方式追求协商、共识、灵活、非等级和珍惜主权，不干涉内政是“东盟方式”的核心原则。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中主要国家与组织的战略取向解读

东盟、日本、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既是积极的倡导和参与者，又是影响深刻的成员；美国虽然不是亚洲国家，但在东亚经济、政治、安全领域有相当的影响，美国东亚战略也是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分析这些国家与组织的战略取向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经济一体化现状特征的形成原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1．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东盟战略取向

东盟在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一直非常关注自身在区域的主导地位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APEC建立与发展起来后，东盟国家既积极参与APEC合作，又对APEC的迅速发展付以高度的谨慎。东盟担心APEC会过度迁就大国利益，而使东盟小国边缘化。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东盟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试图通过自身更紧密的合作来提高地区影响力。同时，为了体现东盟在APEC的重要地位，防止被“忽视”，东盟提出了其参与APEC合作的前提条件是，APEC经济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必须每隔一年在东盟国家召开。随着APEC合作进程的加快，东盟也相应在1995年决定提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某些东盟国家放慢了经济自由化步伐，甚至对原先已经做出的自由化承诺也要求延期执行。为此，新加坡、泰国开始转向与盟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为了保证东盟内部凝聚力，防止东盟分裂，2003年东盟提出建立“东盟共同体目标”，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加强内部合作，共同对外。

东盟对亚太地区大国分别在经济、安全、政治领域有极大的依赖。然而，东盟国家都有沦为殖民地的历史，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对大国干涉与控制，在经济上既要依赖于大国，又不愿依附于某一大国。

东盟对中国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搭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顺风车”，另一方面由于历史问题、政治制度差异、领土争端、经济领域的竞争等因素，对中国仍然存在一定的疑虑。对东盟而言，中国已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一个有竞争但必不可少的伙伴。但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快，还存在领土争端，尤其是国际上反华势力竭力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论”，挑拨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如何应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仍然是东盟国家忧心的问题。

东盟经济对日本依赖较大。东盟经济主要依靠外资带动发展，而日本则是东盟的主要外资来源地。一些东盟国家希望与日本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同日本的经济贸易关系。同时希望日本采取积极的东南亚政策以平衡中国日益增大的地区经济影响。但同时，东盟国家对日本的地区作用也始终保持警惕。由于历史原因，东盟国家对日本增强军事力量和扩大军事作用的担心一直是有增无减的。

就东盟来说，美国是其重要的战略伙伴，一度还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国和援助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对东南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东盟出于自身考虑还是欢迎美国介入东亚地区的，以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并借助美国的影响力制约其他大国在东亚的支配作用。然而，东盟国家对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东南亚，动辄用民主和人权问题干涉东盟国家内部事务非常不满。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推行利己主义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援助为手段干涉东南亚国家内政，使东盟国家开始认识到加强本区域国家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对美国对东南亚的“负责任”态度表示怀疑。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世界或一个地区完善的均势需要至少三个大国的参与，例如欧洲就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多极体系。但新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代表人物肯尼思·N·华尔兹却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大国参与数量越少的体系越稳定，而参与者数量越多则不利于稳定。对于小国来说，单一霸权会减少弱小国家的自主性，常常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跟随战略，这为外部势力干涉小国内政提供机会。而大国间的争斗才给小国带来有利的一面。大国之间的相互牵制才有利于小国生存与发展。

针对经济现状和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东盟选择全方位外交最为有利。因此东盟试图在亚太大国（包括中国、日本、美国）中间寻求有利的平衡点，利用大国矛盾，相互制衡，从中获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从长远看，东盟这一战略态势还将继续保持下去，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东盟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中战略是：加强内部凝聚力以防止被边缘化，促使大国相互竞争与牵制，以保持地区主导地位，求得自身生存与发展。

2．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国战略取向

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尤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最为密切。中国很早就认识到，只有整个东亚地区形成紧密的一体化关系，东亚各国才能发展更快，中国经济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依托。因此，中国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历来持积极态度。中国曾支持马来西亚提议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中国曾积极参与APEC合作；中国倡导东亚经济合作，先后提出了数十项建议，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促进作用。中国与东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议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直接推动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纷纷与东盟商谈自由贸易协定，从而推动了东亚和泛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自从“10+3”框架诞生以来，中国支持将东亚共同体作为“10+3”合作的长远目标，赞成东盟召开“东亚峰会”，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方针；恪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的了解和互信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当然，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除了面向东亚这一重点之外，还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获取能源和原材料的需要，以及与外交政策的配合等。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从区域着手制定战略，而东亚应该是中国由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进而发挥全球责任的战略桥梁。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是，奉行“与邻为伴、与邻为善”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以东亚经济一体化为契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多边外交，从区域合作着手走向世界，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地区和世界发挥更多的大国作用。

3．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日本战略取向

日本一向把亚太地区作为其对外拓展的战略重点。早在19世纪中后期，许多日本学者就先后提出“亚细亚主义”、“东亚同盟”等理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期间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还提出进行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或东亚经济合作的设想。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对外经济联系和依赖程度有增无减。1989年日本作为首倡国之一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1995年APEC大阪会议上，日本作为会议东道国，不仅将经济技术合作作为主要议题，而且率先拿出100亿日元作为经济技术合作的启动基金；日本与东亚发展中国家态度一致地坚持松散性、自愿性、渐进性、开放性的APEC合作原则，这与美国力图坚持贸易自由化先行以及制度化、互惠性、全面性的合作原则形成鲜明的对照。

20世纪90年代，日本曾两次试图推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但都因美国的强烈反对无果而终。但21世纪初，当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后，日本对地区合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迅即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并表示愿意和东盟其他国家以及东盟组织谈判自由贸易区事宜。更令人关注的是，2002年初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东盟国家时，又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并建议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非东亚的区外大国也拉入“东亚共同体”。日本为什么在东亚经济合作中表现出瞻前顾后、若即若离的态度？日本积极推动地区多边合作，不断就地区合作提出建议，力争提高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导作用，但为什么日本又积极拉拢区外大国参与东亚合作？

正如日本龙谷大学教授、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卓南生所说，日本的对外政策有一个传统，即喜欢与一个区域外大国结盟，以便在东亚称霸。对外结盟是日本外交特色。一战时日本曾经与英国结盟；二战时与德国、意大利结盟；战后又与美国结盟。^[1]罗伯特·奥斯古德认为，同盟有4个互不排斥的功能和作用，即谋求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影响。^[2]

日本从对外结盟中获得了增加对外权利的好处，结盟外交为日本获得长期的地区性优势并推动日本的崛起和发展。从历史角度看，与日本结盟的大国的视野大多是全球性的，而日本同盟视野则是地区性的。与区域外一个强国结盟，借以维持和加强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是日本传统的战略。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日美同盟”一直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同盟针对的是在东亚地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结束后，日本仍然把“日美同盟”放在首位，同盟针对的是正在崛起的东亚地区性大国、亚洲地区性不稳定和潜在的冲突地带。2000年1月小渊首相的咨询班子“21世纪的日本构想恳谈会”撰写的报告认为，21世纪的日本首先应该是重视日美同盟的太平洋国家，然后才是基于亚洲立场的亚洲太平洋国家。”^[3]日本积极推动东亚一体化，意在抢夺东亚主导权，旨在牵制中国，削弱中国主导能力。于是，日本既要维持和加强东亚的主导地位，又要迎合盟主的意愿，不能在东亚过度扩大其控制力。日本的“外交自主性”只能是在美国宽容程度下的有限发挥。于是就出现了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瞻前顾后、若即若离，从消极观望到参加“10+3”首脑会议，进而积极推动中、日、韩合作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但日本在积极的同时依然不忘向美国表示态度，如日本拉区外的澳大利亚等大国加入东亚峰会的目的是要表示日本主张开放性合作，让美国放心，日本并没有将美国排除在外的意图。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是，以东亚经济一体化为契机，借日美同盟和区外大国力量牵制中国，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以加强日本在亚洲的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

4．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美国战略取向

按照地理界定，美国的身份是一个亚太国家而非东亚国家。但美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也高度关注。美国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作为冷战结束后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强调其世界“领导作用”，试图把全球置于其战略控制之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关贸总协定成员数量越来越多，谈判议题增加，矛盾难以协调，美国已从旧有的全球多边战略转向“全球、地区和双边三管齐下”，“进攻性方式推动自由贸易”的新战略。

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积极参与者，美国在1993年利用其作为APEC会议东道国的机会，发起每年一度的亚太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以后的若干年中积极推进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的建议时，美国极力反对这一排斥美国的方案。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当东亚国家决定积极组建次区域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时，美国也不甘落后，应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美国也迅速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布什政府还发起“东盟合作计划”，表示愿意出资帮助东盟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其经济发展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东盟合作计划”从2002年开始启动至今已实施项目20多个，美国耗资达900多万美元。同时，美国还计划逐个与东盟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之所以极为重视东亚地区，主要出于该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一，美国需要在亚太地区确立地缘政治优势，既要防范和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又要控制日本，不让日本独霸东亚。这是其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其二，东亚有世界重要的海上石油运输线，要确保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和畅通；其三，利用东盟在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依靠其世界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在东亚的驻军、依靠东亚的盟国以及与东亚各国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东亚施加影响。

从同盟理论角度分析，美国与日本结盟为的是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在日美同盟体制下，日本的亚洲外交受美国亚太政策的制约，美国把日本作为其推行亚洲战略的支柱。但美国也担心日本与亚洲联合会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密切关注日本在东亚合作的动向。然而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有所变化，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使美国担心中国的强大将改变东亚格局。为维护在东亚的利益，美国希望日本经济尽快恢复，并适当扩大日本在东亚的地区作用，以平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美优日劣，也使美国对日本的担心有所下降。对于美国未能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问题，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亚当·埃雷利已表示，“尽管美国未被邀请出席东亚峰会，但美国仍将是亚太地区的一部分。……美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及该地区其他一些组织中都有着坚定的盟友和重要的作用。”^[4]

从美国主张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方式看，美国无论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在APEC合作中都极力推崇制度化合作方式，但在APEC，美国的制度化合作方式遭到亚洲国家的一致反对。现在美国将这种制度化合作方式带入美国与东亚国家所建立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中。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能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强化这种制度化合作方式的战略意图。罗伯特·基欧汉指出，“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战后早期的机制是建立在美国的政治霸权基础上的”，“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各国经济恢复、日益加强的欧洲联合力量以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5] “在不存在霸权的情况下，……多边制度也能像霸权那样给人以确定性和信心。……这表明，国际机制能与后霸权时代相容”。^[6]可见，制度是美国在霸权之后继续推行其全球战略所使用的利器。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美国无论是防范中国改变东亚格局，还是支持或反对日本的东亚一体化倡议，或是推行制度化合作方式都是旨在加强美国对东亚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控制力，保证其全球战略的实施。

三、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分析

区域一体化的成功案例——欧盟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要素可概括为：合作理念的确定；轴心国家的确立；利益切合点的适时选择、政策工具的有效实施以及有效的制度约束。^[7]我们可以以此来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行考察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1．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理念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主要是基于以下4个原因：一是适应世界范围内的新地区主义浪潮；二是多边贸易体制在世界经济中的工作能力有所下降；三是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地区合作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四是东亚国家试图通过加强地区内贸易、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互动给本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恰恰是在构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思想基础——区域认同上，东亚存在着远比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困难的局面。东亚在民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显著，同时东亚国家缺乏政治互信。东亚地区历史上曾有过华夷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冷战秩序等对立分裂的国际秩序，东亚许多国家之间存在历史积怨,从未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过平等的多边合作。东亚各国民族意识极强，对于国家主权让渡问题特别敏感。

以上种种表明，要使东亚各国扫清经济一体化的各种政治、观念障碍，走向让步、妥协与认同绝非易事。

2．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轴心国”问题

正如欧盟发展所展示的那样，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有大国的参与，并对进程进行管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轴心国的确立问题。

如前所述，东盟对中、日两个大国都有依赖，但又都有疑虑，同时中、日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在东亚单方面的权力扩大都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化战略需要。因此东盟与美国都不可能允许中国或日本单方面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轴心国。而东盟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既离不开大国的力量，又希望能在不受大国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地区合作，而要平衡地区大国，美国无疑就是一个合适的杠杆，东盟需要美国在该地区行使地区平衡力的功能，以弥补他们自身力量的不足。加之美国在东亚经济、政治、安全方面的作用已成事实，东亚经济一体化完全排斥美国的阴影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美国并不希望日本强大到脱离自己的控制，因此必要时美国还须借中国来牵制日本，而此时一个虚弱的中国是毫无价值的，所以美国并不希望因遏制导致中国一蹶不振。所以日美排斥中国而结成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轴心国的可能性不大。而中日排斥美国结成轴心国的局面则更难形成，因为日本正是要借助美国的力量防御中国获得亚洲经济的主导权。当然，由于地理的接近，以及中国与东盟经济的整合，共同利益的扩大，东盟国家也不可能追随美国和日本来反对中国，美国与日本遏制中国的政策不可能在东南亚获得多大的支持。

因此，东亚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定夺“轴心国”，东盟主导，大国参与的局面仍将持续下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美三大国与东盟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差距将越来越大，中、日、美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力将更加明显。三大国如能协调合作，则会大大推进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反之则会极大地阻碍这一进程。

至于新近加入东亚峰会的区外大国则更不可能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轴心国，因为首先这些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他们的利益重心也不在东亚，而且美国必然要遏止俄罗斯在亚洲的作用，日本更不希望有更多的竞争者与之争夺东亚主导权。这些区外大国只是日本和东盟用以牵制中国和表达东亚合作并不排斥美国的一种工具。

3．寻找利益切合点及制度约束前景

提高东亚各国的区域认同是东亚经济一体化是否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要在多样性、复杂性的东亚地区培养区域认同感，首先就需要寻找利益切合点。区域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是在地理条件、相互作用条件、意识条件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区域组织的实效性，是由它能否在区域范围内解决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所决定的”，“规定区域范围和特性的条件既有客观的地理、自然条件，也有文化、价值观、意识等主观条件。在这些主观和客观综合条件基础之上，区域作为国际单元而得以存在。同时，与区域特性相对应，形成该区域的特定区域认同”。^[8]近年来，东亚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合作正是利益切合点逐步趋同的过程。例如，随着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付之实施，相互开放市场，必将带来有关国家的共同繁荣；共同创建亚洲债券基金，相互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东亚国家共同防御金融危机再度在亚洲发生的合作行动；共同开发湄公河流域；共同防治禽流感；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共同防止环境污染；共同防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共同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等，相信随着东亚区域利益切合点的增加，区域认同感也将随之提升。

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悬殊,经济体制各异，经济管理和运行机制上的不同，使东亚国家在价值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加之这里的国家对主权高度珍惜和敏感性，决定了东亚地区尚不能像欧盟和北美那样实行封闭性的、正式约束性的制度化合作。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人的信仰和行为选择的产物。国际社会合作制度的有效建立和维护往往归功于行为者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信息交流。^[9]在共同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东亚合作不会急于超越现有的“东盟方式”，协商、共识、灵活、非正式、非等级、不干涉内政的“东盟方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

然而，东亚合作坚持的“东盟方式”应该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长期墨守“东盟方式”是没有出路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发生后，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协调与共识，每个国家各行其是，分别寻求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东盟方式”所造就的“友善的”政治化争端解决方式导致一些东盟成员不按期履行承诺变得合理化，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盟方式”的低效率问题。坚持“东盟方式”的APEC合作近年来徘徊不前，是造成东亚国家纷纷寻求其他地区合作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地区合作毕竟有其普遍的规律性，要形成持续的合作，成员国之间必然需要出让一定的主权，需要建立正式的约束性制度以确保合作的维持，利益和责任的有效分配等。因此非制度化合作只是阶段性的、暂时的现象，而制度化合作将是未来的、必然的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东亚历史发展背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特殊性，在区域认同上，东亚存在着远比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困难的局面。然而，近年来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正在构筑东亚国家的利益切合点。东亚各国文化中的共同价值观，如和平、和谐合作、公正、友爱、平等、共赢和自由等将构成未来东亚认同的核心。以东盟为主导，地区大国参与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特征还将持续下去。但只有中、日、美三大国协调合作，才能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反之则阻碍这一进程。现行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采用“东盟方式”有其客观合理性，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会谋求迅速超越这一模式。但地区合作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要形成持续、有效的合作，制度化合作应该是未来的方向。

注释：

［1］ 曹云华：“论东亚一体化的动力与源泉”，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8期。

［2］ 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载《欧洲》1999年第5期。

［3］ 孙承：《日本与东亚：一个变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72页。

［4］ 夏晓阳：“东亚峰会引发的外交角力”，载《文汇报》2005年12月12日。

［5］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7页。

［6］ 同上，第180页。

［7］ 张海冰：“欧洲一体化的历程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启示”，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8］ ［日］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242页。

［9］ 罗晓云：“国际制度理论流派及其争论”，载《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2期。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83）

作者：曹宏苓

国际政治同盟理论论文 篇2：

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摘

要：通过分析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之父修昔底德在其历史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展现的国际政治冲突逻辑、安全两难、同盟和均势等国家间行为，揭示了修昔底德对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探索以及对国际权势竞争的深刻理解，指出其对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大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关 键 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徐　莹　刘　静

国际政治同盟理论论文 篇3：

中俄“亮舰”地中海

“地中海涉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沿途，中国需要提高远洋投送、补给能力和对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保证航道安全，起到为本国海外利益和侨民保驾护航的作用。”

俄罗斯红场阅兵刚刚落幕，5月11日，为期10天的中俄地中海军演“海上联合-2015”拉开帷幕。这是中俄海军4次联合演习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军演，也是两国首次在地中海海域进行规模较大的演习。为什么是地中海，一个距离中国如此遥远的地方？世界各国在高度关注的同时，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联合演习中最远一次

当地时间上午10时，中俄地中海军演启动仪式在新罗西斯克举行，“伊朗新闻台”同日援引俄副防长安东诺夫的话说，俄中2015年计划在日本海和地中海举行两次演习，日本海的演习将包括反恐、反海盗行动以及联合海上维和。

中俄两国9艘舰艇参加地中海演习，演习将持续到21日。从课目上看，主要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反海盗和确保航运安全等。台湾“中央社”11日报道说，中共海军这次派出的3艘舰艇，是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第19批护航任务的导弹护卫舰临沂舰和潍坊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3舰都具高知名度。俄海军方面派出莫斯科号巡洋舰、顺利号护卫舰、西蒙风号导弹气垫艇等参演。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称，双方这次演习都派出主力舰艇，有利于两国海军熟悉彼此主战装备和训练方法，并有助于提升作战默契。

“这是中国海军舰船编队成建制到国外进行联合演习的最远的一次。”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11日说。他表示，成建制赴海外进行演练，并且长达十天，对于中国海军的能力考验首先是后勤保障，还有作战保障，包括远海航行导航能力、通信能力、指挥能力等等。

保护“海上丝绸之路”

“此次联合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与地区政治局势没有任何关系。”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尽管如此强调，但西方看上去不这么认为。德国《明镜》周刊11日称，这是中俄第一次在地中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欧洲附近展示力量”。《每日电讯报》援引俄罗斯副防长安东诺夫的话说，俄中军事合作表明对“挑战和威胁”的共同理解，以及“重建当前世界秩序的需要”。该报称，这与普京在胜利日阅兵式的讲话相呼应，普京当时说，全球发展正在遭受“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企图”的破坏。德国“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站称，中俄地中海军演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表明因美国主导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以及北约在乌克兰危机上针对俄罗斯而衍生的大国矛盾是何等尖锐。报道称，美国主导的用以扼杀俄罗斯经济的金融制裁、寻求推翻普京，或者通过“重返亚太”孤立中国，带来了全面战争的危险。

对于上述揣测，张军社表示，“实际上，中国海军舰艇已多次进入地中海”，中国海军对地中海并不陌生，除到地中海沿岸国家进行过港口访问外，中国海军舰艇曾先后于2011年、2013年年底至2014年上半年进入地中海，分别为从利比亚撤离中国公民的外国游船和从叙利亚运输化学武器的船舶担任护航。

张军社认为中俄不一定会在地中海进行常态化演习。“‘海上联合’系列军事演习依据中俄两国海军已形成的轮流承办的惯例进行，外界无需对这次演习选定的地中海海域做过多解读”。

而对于地中海军演的战略考量，中国海军问题专家李杰表示，“此次中俄联合军演的特点是时间长、地点远。这两个特点首先具有现实意义。将来我们有可能面对反恐、反海盗、海外紧急撤侨等危急情况，这些都需要在短时间内采取行动。

另外，我们的海上活动将来不光是在中国的近海周边、第一岛链或者南海地区。随着中企去海外投资越来越普遍，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华人华侨越来越多，我们的利益边疆范围越来越大，这决定了海上利益范围的拓展。其次，从一带一路的构想看，“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亚欧航線通过中国周边海域，经过马六甲、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到达欧洲。中国需要提高远洋投送、补给能力和对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保证航道安全，起到为本国海外利益和侨民保驾护航的作用。”

中俄走近但不结盟

“俄罗斯与中国拥抱得更紧了。”对中俄地中海联合军演开启，英国《每日电讯报》做出这样的解读。

这应该是一些西方国家普遍担忧的。因为，在国际政治中的同盟与反同盟从来就不是新鲜事，不过，冷战结束后并未形成类似于冷战中的那种国家间的同盟阵营。最近几件国际大事件显示，这种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悄然变化。

太平洋的西面，美国感受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挑战。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最新的外交战略，被一些西方媒体渲染为威胁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其重返亚太的战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行访美带来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转变，即首次允许日本出兵海外帮助美军打仗。当然，日本的主要目的还在于中国，希望通过加深美日同盟，达到未来换取美国出军抗衡中国在亚洲的主导趋势。

欧洲大陆的东面，2013年底乌克兰爆发的危机越演越烈，俄罗斯因克里米亚面临着美国、日本与欧盟等国严峻的经济制裁和北约的军事威慑。

在此大情势下，面对美日的同盟围堵，依据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来判断，中俄两国必将积极联手，深化在国际事务、军事、安全、区域经济与贸易、能源合作等领域的协作，以破除美日对俄、对华包围圈。

俄罗斯《生意人报》5月6日引用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罗马诺夫的话称，在俄罗斯与西方外交危机的背景下，俄正积极寻找全球平衡力量，并寻求建立“中俄G2”。但他也承认，中国并不愿意与任何国家建立军事联盟。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姜毅表示，中俄之间的合作始终不针对第三方。同样，姜毅认为中俄首次地中海军演，一方面表明中俄军事合作的密切程度，另一方面表明作为崛起的两个新兴大国，传递出共同维持地区安全的形象。

（《环球时报》2015.5.12、《苏州日报》2015.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