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分析论文

2022-07-03

从2007年3月开始发生的由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超过一年半。这场危机从发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及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等问题，需要深入分析、探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美国金融危机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美国金融危机分析论文篇1：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救助机制分析

摘要：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严重威胁、损害了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使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普遍面临一场信任危机。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机制可以发现，美国金融危机救助机制凸显短期行为，从根本体制与制度层面防范危机于未然尚需时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机制仍有可揣摩借鉴之处，坚持及早、依法救助的原则，采取多中心、多手段治理和国际协作救助，从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是危机治理的必经途径。

关键词：公共治理；危机管理；美国金融危机；救助机制

公共治理是指公共部门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使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整合和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金融危机治理实际上是公共治理在金融危机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金融危机很容易转变为全球公共危机，危机治理主体日益增多，博弈过程日益动态化、复杂化，如何均衡各方救助主体的利益、建立快速决策机制、加强各国之间的协作、形成有效的危机治理模式，就成为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公众共同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始于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问题，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局(以下简称“美联储”)以及国际组织等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危机救助过程中形成了多中心、多手段的治理模式，其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灵活，很多措施是历史上不曾实施过的，尽管其效果还有待检验，但其思路为从公共治理视角分析危机救助提供了新的借鉴。本文试图立足公共治理这一新的视角，分别从美联储、财政部和国际救援三条线索剖析危机救助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利益均衡和博弈过程，探讨宏观金融危机救助的决策机制及其形成过程，寻求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防范和治理模式的一般特征。

一、美联储应对危机的反应机制及救助措施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所采取的救助措施主要有：一是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向金融机构融资；二是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宏观经济。

(一)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发挥和困境

根据美国关法律规定，如果任何一家美国公司无法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而该公司的破产倒闭又将威胁到美国整体经济，美联储有义务向其提供融资。美联储救助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AIG)而允许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即是这一条款的生动体现，其中的利益权衡涉及两方面。首先，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原则。美联储认为投资者和公众对雷曼兄弟破产有充分的预期和准备，而贝尔斯登和AIG交易规模巨大，尤其AIG还从事实业经营，涉及面广泛，其倒闭必将引致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剧烈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联储挽救的不仅仅是贝尔斯登和AIG，而是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其次，美国中央银行法详细地规定了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条件，其一，金融机构必须有足额担保以确保央行贷款的返还，其二，央行无权将贷款投放于可能导致纳税人损失的救助——即便从公众政策角度看来这些损失是值得的。相比雷曼兄弟而言，贝尔斯登和AIG都有公司资产足额担保，且借贷利率是惩罚性的，对其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又施以严格限制。因而，美联储最终选择对贝尔斯登和AIG实施救助。但目前来看，放弃雷曼兄弟的救助是不明智的，雷曼兄弟的破产直接导致金融危机的迅速恶化和市场信心的急剧下跌，如果及时救助雷曼兄弟，金融危机的发展态势将是另一番景象。

理论界学者大多坚持在危机来临时刻，应该及时、灵活地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从宏观上阻止危机发生系统性蔓延，维护货币政策稳定，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财富损失，从微观角度出发挽救暂时缺乏流动性但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免于其倒闭而引发系统性风险。但是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发挥有一定的成本和风险，其负面效应亦不容忽视。首先，如果中央银行决策失误，被救助银行倒闭将直接造成央行资产损失；其次，最后贷款人容易与长期货币政策冲突从而引致通货膨胀风险，造成中央银行的声誉损失，使中央银行自身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形成最后贷款人的间接成本。笔者以为，是否实施最后贷款人的救市策略应取决于问题情境下的收益成本分析，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实施之。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对最后贷款附加了苛刻的条件，贝尔斯登和AIG都有资产担保以及相应的制度约束机制，直接成本较小。间接成本——道德风险是政府在危机救助中必然要付出的成本，正如格林斯潘所言：“我们不可能没有成本，却收获我国金融体系及其稳定带来的好处”。在局部性的道德风险与全局性的金融系统稳定之间权衡，收益与成本比较清晰可见。因此，在危机状态下，为确保系统稳定，避免对实体经济造成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央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增强市场信心以解燃眉之急是必需的。正如菲尔普斯所言：“这是因为美联储决定，市场恐慌风险如此巨大，最好是向其注入资金而不是等着市场自我调整。”

(二)货币政策救助渠道分析

1933年大危机中，美联储的不作为以及错误的货币政策延长了本该在1930年结束的大萧条。相反，1987年的股灾却没有导致美国大萧条，其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及时的政策反应，美联储在第一时间声明：“与我国中央银行的义务持续一致的是，今天在此确信美联储随时准备提供流动性支持我国的经济与金融体系”，随之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避免了一场大萧条的出现。历史证明，及时、准确的货币政策是遏制金融危机蔓延的有效工具。美国次贷危机恶化以来，美联储实行一揽子货币政策，打破常规，大力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试图使危机影响仅局限于在虚拟经济层面。在传统政策工具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伯南克开始实行“更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构成”的政策措施，自2008年3月先后推出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PDCF)、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AMLF)、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MMIFF)和短期资金标售工具(TAF)等创新型金融工具。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一方面延长了贷款期限，抵押品范围由传统的国债抵押扩展到AAA非机构债券抵押，注入流动性对象亦由传统的商业银行向货币市场基金、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商业票据市场甚至是实体经济扩展。其结果是降低了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的成本，增加了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对巴格霍特原则的放宽，一定程度上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的道德风险，增大了政策操作的难度和风险。因此，随着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美联储在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之间的平衡愈加困难。

二、美国政府的救援措施

自罗斯福以后，许多美国总统直言不讳地将制止危机作为政府的责任。尼克松说：“政府对萧条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金融风暴发生以前，美国政府主要通过构建具有弹性和柔韧性的金融监管制度防范危机发生，维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于微观金融机构则以市场化救助为主。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其固有的思路，毅然通过摩根大通注资贝尔斯登，这是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改写了美联储不向投资银行提供救援的惯例，将对金融危机的处置规则产生历史性影响，也将引起国家干预与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的一场大讨论。

金融危机的短期救助中，财政注资是主要方式，也是争议最多的方式。美国财政救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10月以前，主要是向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以增加流动性，对贝尔斯登、“两房”及AIG提供的应急资金，都属于此种。第二阶段是2008年10月以后的资产救助阶段，“美国政府酝酿并实施不良资产援助计划(TARP)，计划的核心是国会授权政府投入7000亿美元低价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待市场初步稳定后政府再将这些资产出售。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制定的最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也是最受质疑和非议的计划，计划一提出立即引起140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反对，主要原因就在于救援计划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原则，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破坏，将导致市场因果关系倒置，给美国经济带来长期危害。围绕救援计划，支持方(美国政府、商业和社会组织)与反对方(国会和民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博弈。

在政府看来，危机发生初期，在政策上必须快速反应、果断决策，否则其后果必将是危机深化、金融市场崩溃、失业增加和经济全面衰退，7000亿救市计划在所有方案中救助效果最快、成本和代价最小，应尽早实施。就商业和社会组织而言，救市方案能给他们带来直接利益，自然支持政府的危机救助计划。但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总统提交的经济咨文和报告必须经由国会通过才能获准实施。而国会议员则更加看重计划的长期效果，笃信救援计划将导致美国财政赤字高企，美元贬值，并可能再度推高国际油价和通货膨胀，为新的危机埋下隐患。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正值总统大选临近、两院改选的敏感时期，在普通选民具有选票这种可信性威胁的情况下，根据政治周期假说，国会议员必将更加看重选民的利益和社会的民主性，以期获取更多的政治选票。因此，选民和议会之间的博弈就成了救援计划能否通过的关键环节。图1为议员和选民的初期决策博弈过程，由于选民对于国会议员而言具有可信性威胁，议员必然选择反对救援计划来博取选民投票。最终，国会否决了政府的提案，博弈初期双方合作失败，救援计划被否。但博弈并未就此止步，随着法案被否决——股市大跌——金融危机恶化——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博弈出现了变化，对普通的选民来说，一旦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经济的全面衰落，带给他们的损失远远大于救市计划分摊在他们身上的税赋。各博弈方意识到合作取代不合作是危机情况下利益最大化的必需选择，合作——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会产生最大化的收益。于是金融危机——公共治理——合作——合作收益——收益最大化成为一个有序的逻辑因果，紧急救助方案顺利通过。

财政救援计划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是公共治理理念在金融危机领域的体现。首先，危机救助机制必须依法律程序进行，但可以根据“问题情境”的性质和想要达到的目标，适当调整权力运行机制，以寻求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在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中，如果按照正常程序操作，财政部需要45天时间制定实施细则。因此，美国政府采取非常规手段，通过市场辩论快速解决问题获得救市授权。其次，紧急救助法案出台的过程就是金融机构、政府、国会议员以及公众各方利益均衡的过程，是从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转化的过程。虽然博弈延迟了法案的出台，但从纯粹救助到增加监管和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各方利益都得到了保证，危机治理制度得以不断完善。TARP对危机恶化起到了一定减缓作用，但随着救助计划的不断进行，TARP退出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金融机构提前偿还救助资金的成本除了本金和利息外，还包括赎回财政部在TARP援助方案中附加的包括普通股认股权证在内的各种投资工具所需要的费用，而这些费用有的高达利息的60％，高昂的“提前偿还惩罚费用”使得金融机构进退惟艰。金融机构认为高额的偿还费用将进一步恶化银行的流动资金状况，不利于金融危机的治理和经济复苏。美国政府认为，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必须采取资金补偿机制，对提前偿还资金的优质银行收取高额的费用以弥补劣质银行可能带来的资金损失。TARP退出困难反映了美国政府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利益分歧，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寻求合适的TARP退出机制是危机管理的一个难题。

三、金融危机救助的国际协作

金融危机早期，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差异以及联合救助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各国难以产生高效率的协调机制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只能自行救助危机。各国自救行动虽避免了本国危机进一步恶化，但客观上却造成以邻为壑，其他国家被迫效仿，否则会由于资金的自由流动，将造成不同国家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从而加剧金融危机向小国蔓延。因此，各国逐渐对联合救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达成共识，开始采取联手行动：一是联合降息。继2008年10月份全球主要央行联合减息后，欧洲央行及瑞士、捷克、丹麦央行均减息0.5个百分点，英国央行降1.5个百分点。二是签订或扩大货币互换协议，以增强离岸货币的流动性。2008年10月13日，美联储与英国央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协定金额提升到无限量。三是向金融机构和企业联合注资。2008年10月4日，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领导人同意设立一个300亿欧元的纾困基金扶助欧洲中小企业。10月12日，欧元区决定通过为银行发行债券提供担保或直接购买银行股权的形式，帮助银行拓宽融资渠道。10月15日，欧盟成员国通过1.7万亿欧元的泛欧紧急金融援助法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联手降息和注资对于市场信心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是在应对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上，危机爆发后始终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发挥领导作用进行总体负责、评估和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9年《危机初期教训》报告中指出，国际金融组织未能成功组织国际层面的有力合作是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失误。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为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将重心放在监管发展中国家金融活动方面，而忽视了发达国家的金融弊端。其次，从总量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规模与世界经济增长

规模不协调，基金规模太小，救援能力不足；最后，从结构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不匹配，中国等新兴经济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比例较低，制约着其在金融危机中的救援能力。

四、美国金融危机治理的若干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治理是公共治理的一个分支。公共治理的基本问题是公共组织如何运用公共权力提供公共物品，以维护公共利益。然而，正如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情境下，什么样的救助机制才能维护各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利益呢?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程序、救助措施和救助过程，我们得到危机治理的若干启示。

(一)依法及时治理危机是阻止危机蔓延的前提条件

相对于政府的常规性决策环境而言，在危机爆发的紧急状况下，不确定性和严重性高度积聚，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以将损失降至最小。政府的救助决策及时机的选择直接影响着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和影响，政府应变速度越快，处理的态度越明确，越能缩小市场震荡的阵痛期，降低救助成本。北欧金融危机中，北欧三国快速果断的救市计划，及时地稳定了投资者信心，有效阻止了经济进一步恶化。而日本直到1998年才发起大规模的救市，经济一直调整到2005年才结束。历史证明，救不救以及救市时机的选择对于危机治理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救市后经济调整的时间。因此，危机决策快速反应机制是阻止危机蔓延的第一道屏障。

金融救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涉及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和法律诉讼，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机制及惯例保证治理主体公共权威的实现，减少治理过程中的反复性和随意性。从美国危机救助史来看，美国为处理银行危机曾先后出台了八部重要的法律或法律修正案，就处置主体的权力、资产处置的基本要求、处置资金来源以及处置成本分担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如大萧条时期的《紧急银行法》和《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都规定了救助主体的权力以及权力约束条件。依法救助一方面有助于形成有法可依的危机救助机制，为以后的危机救助提供程序依据，但另一方面也会由于救助程序的时滞和多方利益的博弈可能延误最佳救助时机而降低救助效率，如何在法与效率之间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是危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二)多中心和多手段治理是金融危机公共治理的关键环节

公共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斯托克(G.Stoke)认为：“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治理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公共治理理论主张主体多元化、权力多中心化，注重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吸纳利益相关者以及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协作配合，以便达到治理效率的最大化和方式的最优化。危机治理手段既包括刚性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既包括政治法律手段，也包括经济社会的各种方式，是一种全新的多元管理模式。美国金融危机的治理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又包括美联储、各国央行以及国际组织，救援方式包括财政救援、中央银行救助和国际协作。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作为危机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维护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有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是丰富危机治理手段的重要内容。

首先，采用事前“建设性的模棱两可”和事后“政策透明度”的策略组合降低最后贷款人的道德风险负效应。所谓“建设性的模棱两可”是指任何预先承诺采取特别措施去支持一家金融机构的做法是监管当局应该避免的，当局应该对于是否或者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给予支持保持相机抉择的能力。正如桑顿所说：“要让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就知道可以寻求援助，但是也要让他们经常地意识到想要寻求援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救助不应该太过于及时和自由，这样避免了那些行为不端的银行不用承担他们行为带来的后果，救助也不能够不足或者太慢，导致最终对公众的利益造成影响。”“建设性模棱两可”可以通过这种不确定性及让银行经营者和股东共同承担成本迫使银行谨慎行事。但“建设性模棱两可”赋予了危机管理机构过大的自由决定权，必须通过严格的事后信息披露使中央银行危机管理时的决策在严格的规定和事后良好的政策揭示中取得平衡，事前“模糊”与事后“透明”的配合是当今中央银行普遍采用的做法。其次，最后贷款人的救助对象选择一定要慎重，只要存在引致系统风险的可能，就不能放弃救助，否则将产生像雷曼公司的严重后果。

(三)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是实现治理收益最大化的途径

危机救助是一种从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的转化过程。合作博弈是追求最大化效用的参与人，在某种协议或制度约束下的逐利互动，而非合作博弈是参与人在没有协议或只有松散协议约束下的逐利互动。在危机治理初期，各参与主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进行决策，加之对危机治理的成本认识模糊，认为个体或团体组织与外界进行交易的成本小于合作成本而选择非合作博弈，如选民给议会施压反对金融救助法案的通过。随着危机的不断恶化，博弈主体的利益规则发生变化，交易成本逐渐上升而合作成本相对下降，人们就会倾向于合作，进而非合作博弈逐渐演变为合作博弈，最终达成能够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救助措施，并将其以法案的形式确定下来。可见，合作是人类自组织的均衡，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选择，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是实现危机治理收益最大化的途径，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制度得以不断改进和完善。

(四)寻求危机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是必然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平台上，收益全球分配同时意味着风险和成本也要在全球范围分担，危机治理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课题。因此，从理论上要求建立危机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通过多种手段，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从而实现危机的有效治理。

首先，在国际范围建立危机治理的快速反应机制。国际救援及时与否是影响危机发展态势的重要因素。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金融动荡中，及时的国际救援阻止了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的趋势。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由于受少数经济大国的控制，国际救援迟迟未动，以至危机威胁到全球金融稳定，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

其次，寻找利益共同点是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前提。危机全球救助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国际合作机制既要避免援助方大肆侵占受助国的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

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最终导致危机失控和升级。因此，危机全球治理必然要建立在各参与主体的共同利益基础上，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成本和义务，这是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

最后，设立国际最后贷款人。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加深，金融危机越发无国界传播，寻找国际最后贷款人势在必行。但对由谁担任这一角色，目前仍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从历次金融危机救援来看，都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国际救援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救援中暴露出的缺陷，使其担任这一角色合理性受到质疑。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清算银行致力于推动各国央行之间的合作和援助，加之各国中央银行领导的定期会晤机制，使得国际援助可以更为及时和公正，能够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重任，但不足的是国际清算银行的积极作用仅限于其成员国之间，受惠面太窄。

笔者认为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了来自各方的诟病，但其仍应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最合适人选。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此外，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能够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调节全球流动性的内在风险。最后，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开始反思救助过程中的贷款条件和救援政策，并结合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着手对基金规模和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如2009年4月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十九届部长级会议“确认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资源增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5000亿美元。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尝试性改革：一是短期内着力推动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二是长期应创造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当危机发生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超主权货币调节全球流动性，增强危机处理能力。

五、结语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对金融机构的救助主要采用市场救助的方式，政府主要扮演构建金融监管制度和框架以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角色，很少直接注资金融机构。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最初也希望让市场发挥作用，但“当认识到问题正变得多么严重时”，一反常态，采取了“国有化”的救助方式。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自由市场经济，此举只是迫不得已，并在救市计划中明确规定待市场初步稳定后，政府再将这些资产出售给市场。可见，美国的危机救助政策只是解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凸显出其救助机制存在短期行为，从长期来看，美国这种自由放任的治理模式无法从根本体制与制度层面防患于未然。就中国而论，中国特有的三维变量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即中国特色的制度基础、强有力的社会资源动员与分配能力、快速反应的宏观调控决策效率，形成了长短结合的危机防范和治理模式，即非常规状态下的宏观调控应急机制和常规状态下的国民经济监督管理，使得中国在历次金融危机中能够相对处于超然地位，其独有的特色和优越性值得推而广之。当然，美国对危机治理所体现出的各方博弈、合作与冲突的特点仍可资中国揣摩借鉴。

[参考文献]

[1]崔峥，龙超，金融风暴中美国投资银行危机救助机制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责任编辑　蒋万胜]

作者：刘　瑞　刘　霞

美国金融危机分析论文篇2：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从2007年3月开始发生的由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超过一年半。这场危机从发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及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等问题，需要深入分析、探讨。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

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放贷机构根据信用等级的高低对借款人区别对待，从而形成“次级”和“优惠级”两个层次的抵押贷款市场。两个层次的市场，其服务对象均为贷款购房者，但一般而言，次级市场的贷款利率通常比优惠级抵押贷款利率高2～3%。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在住房抵押贷款中只占一小部分，约10～15%。

上世纪90年代末，伴随着美国国内股票市场狂跌、大批网络公司纷纷倒闭，加上“9.11”恐怖袭击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滑坡。为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大力发展信贷业务，使房地产业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周期。从2001年初至2003年6月，美联储先后13次降低利率，使联邦基金利率从6% 降到1%，成为46年中的最低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使住房贷款利率持续下降，人们的购房热情不断提高。而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降低贷款信用门槛，住房贷款首付率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历史上标准的20%一度降到了零，甚至出现了负首付，大大减轻了购房者的压力，导致连续多年的房贷市场繁荣。

然而，从2004年6月起，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开始逆转，进入一个连续17次的加息周期。到2006年8月，联邦基金利率从2003年6月的1% 提高到5.25% 。连续升息的过程在提高了房屋借贷成本的同时，也促发了房价的迅速下跌以及抵押违约风险的大量增加。

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为“次贷危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范围内利率下降、美元贬值、资产价格上升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使得“次贷产品”在投资回报方面有了更高的增长空间，于是吸引了美国之外的大量来自欧洲、亚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前来购买，从而将美国“次贷风险”掩埋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逆转，于是房贷证券化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大量的投资者特别是投资银行纷纷陷入经营困境，美国“次贷危机”于是传导、演化为国际金融危机，并向全球实体经济渗透。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本轮美国金融危机，产生于与虚拟商品交易相关的金融范畴，其结果是信用体系趋于崩溃，原本急剧扩张的信贷陡然绷紧，实体经济被动遭受严重冲击。可以预料，目前全球已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阶段：在商业银行方面，银行由于受困于坏帐损失提高和资产减值等因素影响，资本金遭受严重损失，贷款能力受到限制，同时，出于对违约风险的担忧，银行势必收紧信贷规模并提高贷款标准；在金融市场方面，在多家金融企业破产倒闭之后，出于对借款人违约的担忧，市场信用价差迅速扩大，需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才能筹集资金。面对筹资难度增加和成本的提高，实体经济运行规模出现萎缩，目前这种影响已在许多国家开始显现。

从数据来看，中国已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经济增速显著放缓。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为9%（1-3季度累计增长9.9%），低于市场预期的9.7%，比第二季度显著放缓1.1个百分点，主要体现在出口与房地产两架引擎同时放缓。第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大幅降至13%（2季度15.9%），其中7-8月部分受到奥运因素的影响，但9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依然下滑至仅有11.4%，且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仅有6.3%，显示经济放缓态势在奥运因素消失后延续。

1.对我国国内金融的冲击

由于我国没有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加上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尚未发展起来，以银行为主要参与者的衍生品交易市场非常有限（目前主要是银行间市场的利率互换），少量的国内金融衍生品的衍生深度和产品种类的广度也远不及美国，由此决定了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是有限的。损失主要有几个方面，比如中资银行持有的国外倒闭银行的资产、国外证券化的资产、股权投资以及其他金融产品的投资等，还有国外金融机构为了回救母公司而抛出持有的A股、H股，外汇储备可能缩水等。我国股市因全球金融危机在大幅波动中持续走低；美国大幅减息、美元持续贬值，造成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不仅冲击我国金融体系安全，而且由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比例仍然较大，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能会造成收益下降，外汇资产缩水。

2.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此轮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西方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速下降，进而降低了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还将降低资源出口国的进口需求）；第二，现阶段信贷危机使这些国家进口商难以获得融资，进一步抑制我国出口。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增长22.3％,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在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增势良好。海关统计显示，2008年1-9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6170亿美元，增长2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57.4%，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2562亿美元，增长22.3%；机械及设备出口2009亿美元，增长22.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08亿美元，增长20.6%。同期，我国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大多增幅回落。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870.8亿美元，增长1.8%，比上年同期回落21.2个百分点；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498.6亿美元，增长21.3%，加快7.1个百分点；鞋类出口220.8亿美元，增长15.1%，回落1.7个百分点；家具出口193.5亿美元，增长23.3%，回落3.5个百分点；塑料制品出口110.3亿美元，增长1.6%，回落8.4个百分点。

2008年8月以来虽然我国贸易顺差不断创高，但是对美出口的增速减缓。数据显示，2008年1-10月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5.5%，而这一数据1-8月为16.7%，1-9月为15.8%，可见增速明显回落。10月份，我国对美出口为210亿美元，低于9月份的213.9亿美元。商务部政研室的最新调研报告显示，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中国外贸企业在未来拿到的订单很可能不断缩水。

3.对我国投资需求的影响

比外部需求疲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国内的投资周期进入了下行阶段。2008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迅速下滑，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回调。产能的过剩导致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有色金属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已经跌了一半，几个月前钢价还在上涨，而现在主要的钢厂都纷纷削价，库存积压，订单减少，下降速度之快超出预料。上市公司三季度的盈利也迅速恶化，像电力行业、钢铁行业等几个行业，全年亏损已成定局。

此轮金融危机对我国投资需求的影响直接来自于企业亏损。数据显示，2008年1-8月全国主要行业亏损度均有所上升，除食品制造业累计亏损总额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行业累计亏损总额同比增长明显提高。其中，电子计算机制造、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汽车制造业等行业亏损额同比增幅较大，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亏损度同比增长为460.7%，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以来，受经济放缓的影响，占工业增加值70%的重化工业增速大幅下降，几乎所有耗电量高的重化工行业增加值均以大于整体工业放缓的速度下滑，造成电力消费极大下降，电力企业亏损扩大。

在企业整体盈利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我国投资需求相应萎缩。2008年1-9 月份，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约15.7%，较上年放缓5.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三次产业投资分别增长62.8%、30.2%和24.8%，农业投资明显快于工业和服务业，第一产业投资增长同比加快21.7个百分点。

4.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众所周知，房地产开发商以银行借贷融资为主，自由资金较少；开发贷款项目虽然有银行的支持，但也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如项目销售转投入部分一般占总投资的16%左右。在市场销售低迷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能按时回笼资金，资金链日趋紧张，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风险就会暴露。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信贷风险是一个很好的预警。我国房地产信贷没有信用分级和风险定价，假按揭和假收入资产证明并不少，信贷资产没有证券化，房地产信贷风险情况不明且风险相对集中在银行体系内。

2008年1-9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总量虽然仍以较大规模增长，但具体数量和环比增幅逐步放缓，开发企业资金来源全面趋紧（见图2）。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9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实现到位资金28082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幅同比回落27.2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5562亿元，同比增长8.6%，增幅同比回落21.5个百分点，银根紧缩政策效应开始显现。2008年1-8月，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9%，比上半年的33.5%显著下滑，其中8月份单月增速已降至18.9%，为近3年以来最低，体现了我国房市低迷的现状。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已呈现下降态势，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9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40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9%，增幅同比下降4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3665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5.3%，增幅同比下降48.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国商品房销售额15878亿元，同比下降15.0%，增幅同比下降65.5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为13617亿元，同比下降15.5%，增幅同比下降71.4个百分点，市场销售放缓迹象明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出现反转，极有可能出现较为集中的大规模境外资金抽逃，而即使是轻微程度的资金流出，都可能对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形成难以度量的

冲击。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若干对策建议

1.立足扩大内需，着力提高需求增长的质量，抵消外部需求减弱的不利影响

我们要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放在国内需求上。2008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出现回落，贸易顺差减少，表明世界经济减速已经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为了防范出现过大的需求缺口，必须努力扩大内需，提高需求增长质量，充分发挥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引导好消费的方式和方向，调控好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基础技术研究，不断提高国民经济核心竞争力，努力化解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不利影响。

2.制定引导和扶持政策，促进传统出口企业提高竞争力

受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国外贸易壁垒加剧以及国内退税政策调整、周边地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我国传统出口企业面临的挑战最为严重。当前，必须出台一系列扶持措施，促进企业提高竞争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政策支持的重点：一是在融资、出口退税、国际市场开拓、出口信用保险、科技兴贸、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专项扶持。二是进一步实施出口品牌发展战略，规避贸易保护主义，扩大自主出口品牌企业信贷授权额度，为自主出口品牌企业发展壮大提供金融支持。三是积极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包括提供信贷支持，改善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环境，给予减免税扶持，促进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产品生产企业尽快转型升级。四是积极扶持新兴服务业发展，扶持信息、软件等服务产业发展。

3.加快外贸出口结构升级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积极应对国际市场竞争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在激烈竞争中，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大力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确保不失去已有的国际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节能环保型产品的出口，努力扩大服务贸易出口。从目前来看，我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最为明显，对欧盟日本次之，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影响不大。因此，我们要有意识开拓新兴市场，通过新兴市场的增长来弥补发达市场的下降，借助市场多元化确保外贸出口的持续增长。

4.做好金融监控工作，严密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向资本市场的逐步传导，系统性金融风险持续蔓延，全球金融市场继续剧烈动荡。在此背景下，全球资金流向发生重大变化，一些新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大量国际游资的流入流出对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必须

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既要严控外部资金的异常流入，又要防止其获利后大规模集中抽逃，不断加强关于国际游资的监控体系，加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打击力度，切实做好金融监控工作，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国民经济稳健运行。

5.加强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及监管机制，尽量减少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损失

近年来，我国企业包括金融机构在“走出去”战略引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海外投资，世界经济减速和金融市场动荡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投资的收益，应加强对国内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海外市场投资的风险提示及监管机制，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企业的投资风险意识，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和投资方向，提高对外投资的整体效益，尽量减少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损失。特别是以银行、券商和保险为主的国内金融机构，更应当以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为鉴，在不断扩展业务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认真把好风险控制的关口，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

6.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引导产业向高端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是抵御经济风险的最有效途径。要以加快承包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为突破口，以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为重点，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主体，以改善农业服务体系和完善农业保障体系为支撑，形成规模化、特色化、高附加值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要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努力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中，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努力在产业升级影响大、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专用设备、成套设备和重大装备领域取得突破并形成规模。要依托制造业的优势，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拓展延伸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这两个环节；依托专业市场的优势，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会展、现代物流等新兴市场业态，使网上市场与网上交易逐渐成为商品贸易的重要形式；依托经济发达和民间资本活跃的优势，加快发展地方金融保险业，完善现代金融产业体系。

7.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

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当前，在信贷政策方面，央行已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此举就可有效释放银行资金活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必须大幅增加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税收政策方面，为缓解中小企业的困难，稳定扩大出口，必须适时调整部分出口产品的退税率，以应对经济危机。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作者：吴德进

美国金融危机分析论文篇3：

美国金融危机对河南省石油行业的影响分析

摘要：美国金融危机通过产业链传导机制对国内各产业产生正面和负面影响，河南省作为全国的能源大省，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其石油行业在产业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此次金融危机对石油行业的影响来自于价格、供求以及国际工程服务业务等方面。但挑战中孕育着机遇，金融危机同时带来了石油行业产业链调整和理顺价格机制的契机。河南省石油行业应抓住机遇顺势而为，面对挑战逆势调整，完善延伸产业链、加强管理开源节流，使石油行业充分发挥其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功能。

关键词：产业产业链金融危机石油行业

美国金融危机通过产业链传导机制对国民经济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从产业链的下游到中上游，从信息流到物流和产品流无不受到危机的重创。但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调整和重组的机会，加之国内实施十大产业振兴和调整规划，对国内各产业来说，危机同时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截至目前，从产业链角度研究金融危机影响的理论成果并不多见。为此，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理性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各产业的影响，应从产业链的角度入手，分析产业链条中各产业链环在整个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对产业链整体利益的创造份额，以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直面不利因素，抓住国际和国内有利时机，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应是当前各省的明智之举。河南省作为全国的农业大省和能源大省，其战略支撑性产业如食品加工业、石油化工业、铝业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本文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河南省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图找出能源行业应对金融危机的良策，以为其他行业参考借鉴。

一、河南省石油行业的产业链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的产业集群得到了长足发展，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形成的各种产业链条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对全省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已达50%以上，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但河南省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还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河南省主要支柱产业的规模相对较小，产业集中度低，抵御风险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较差。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业集中度仅为8.0%，化学行业为12.6%，纺织业为7.9%。其次，河南省多数行业产业链发育不均衡、不完整。河南传统的产业体系中企业大多集中在产业链上游和价值链的低端，处于微笑曲线的下端，其效益与资源价格关联度很高，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更容易受到国内外需求紧缩的倍数影响。四三，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关联度不高，产业链环节缺失现象严重。最后，河南省产业链结构有待完善。河南省产业链条中能源、原材料产业比重偏大，经济增长相对更倚重于煤炭、电力、建材、石油化工、钢铁等资源和原材料工业。

就石油行业的产业链而言，其构成分为上中下游，上游是资源性产业——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采，以及油气田的寻找、钻井等。中下游领域包括石油和化工产品的炼制，成品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的分配和销售。石油行业处于国民经济整体行业链的末端，属于基础性行业，但其产业链涉及数千种油品和化工产品，直接影响河南省以及全国的终端消费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首先，从总量上来说，石油行业的工业总值和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较大比重。其次，石油行业为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第三，石油行业有助于农业发展。最后，石油是河南经济增长的助推力。河南省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原材料等工业，而河南拥有相对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石化企业，南有河南油田，北有中原油田，拥有洛阳炼厂及众多地方炼厂，中原乙烯、中原大化和遍布全省的中石化、中石油销售网络，相对成型的石油产业链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就业和为工业化提供原料和燃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危机来临，能源产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并通过产业链传导机制传递到其他相关行业。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河南省石油行业产业链的影响

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石油化工行业是金融危机的重灾行业。从国际油价暴跌到每桶40美元，到成品油、天然气等化工产品需求萎缩，美国金融危机通过价格链、供求链，影响着石油行业的发展。

（一）金融危机对石油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1、金融危机通过价格机制影响石油行业链条。价格变动首先传递到石油行业的中下游产品，继而逆向上升到上游勘探和开采业，从而影响到整个石油行业链条。具体来说，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引起两方面的后果：第一，石油行业上游利润空间被挤压，库存成本增大。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原油的需求量将降低，库存增加，成本增大，加之原油价格下降与前期油价大涨时石油勘探开采成本刚性难以回落共同作用，导致石油行业产业链上游利润降低，企业市场预期悲观，生产组织难度加大。第二，中下游利润降低，众多企业陷入倒闭困境。就成品油而言，国内油价虽有国家限价而不至于快速回落的利好，但危机导致下游需求大幅度降低，石油工业利润在金融危机前期阶段仍会出现下降趋势，部分炼油、化工和石油制品企业甚至会出现亏损停产限产，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如中原大化已经关门停业。

2、金融危机通过供求链影响石油行业。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减少和内部需求不足，双向夹击势必影响到外向型企业生产减少，进而通过产业供求链影响石油化工产品的需求，制约石油行业的发展。有数据表明，2008年10月份，河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为68.51亿元，11月份跌至47.03亿元，为2008年最低水平。同年，河南省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和纺织等传统支柱行业规模以上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高达270.1%。作为石油行业下游产品的需求方，其生产萎缩必将造成石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减少和中下游利润降低，进而制约上游已有油气田勘探投资项目的进展和新项目的开发。而投资项目进展延缓，开采加工量减少又反作用于中下游炼化销售板块，使其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制约，从而石油行业上下游发展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简言之，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与石油行业密切相关的汽车、纺织等外向型产业，影响石油行业中下游产业的发展，下游不景气将逆向引致上游勘探开采业开发项目减少，勘探进度放慢，进而再度限制下游的发展，上下游链条处于一种相互促退的循环怪圈。

3、金融危机影响石油行业产业链的延伸部分。石油行业产业链中除了主链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外，其链条的延伸部分——石油工程劳务市场也受到了不可忽视影响。受国际原油需求降低的影响，欧佩克等国率先减产，导致全球性石油投资降低，将使国际劳务市场面临较长的低谷期和调整期，对在全球石油工程劳务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的中国有较大冲击。如河南油田的国际石油服务业务中新项目延期或取消、运行项目续签困难、施工价格降低挤压利润空间等问题已经暴露出来。

（二）金融危机为石油行业带来的机遇

金融危机对河南省石油行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同时，也孕育了政策机遇、价格调整等正面效应。

1、国际范围的价值链重构与产业布局调整为石油业发展提供了良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跨国公司和企业将会对价值链进行重构，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进行调整，力争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高附加值的有利环节。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势必伴随着产业在全球范围的转移、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这是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产生的正面效应。河南省应抓住此良机，争取更多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获取更高的技术，加快产业链升级的步伐，将下游企业向更深处延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宏观调控政策为石油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应对危机，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石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平台。此外，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抑制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和项目，从国家战略层面部署和安排一些战略性产业，这对具有战略支撑地位的石油行业来说，是重大的政策机遇。

3、国际油价下调有助于石油行业长期的价格稳定。2008年上半年，国际油价高企，作为原油进口依存度超过50%的国家，我国炼化企业的成本压力巨大，加之国内成品油的限价机制，批零倒挂问题严重，中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受到侵蚀，生存压力不断增大。中石油中石化炼化业务均处于亏损状况，中石油企业净利润为536亿元，中石化仅为93.39亿元。2008年第三季度，国际油价下跌通过成本环节缓解了国内油价长期批零倒挂的局面，有助于CPI和PPI回落，降低了国内通胀压力。正如世界石油理事会主席兰迪·格森所言，“这样一个价格能够使得世界石油工业实现盈亏平衡，并有利于供需双方实现共赢”。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给石油行业提供了扭亏转盈的契机，石油行业应该抓住国际油价趋稳的良好时机，理顺价格机制，优化产业价值链条，形成健康的产业生态链。

三、河南省石油行业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对策

已如前述，金融危机对河南省石油行业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这种利弊兼而有之的背景下，河南省石油行业应理性分析，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一）逆势推动石油行业产业链的完善

河南省应该依托在基础产业、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逆势而上加大各行业产业链整合力度，推动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填补高附加值终端产品的空白环节，实现河南工业在国际国内产业链分工的重新定位。石油行业应借此推动产业配套合作发展，抓住有效资源，慎重考虑投资方向和投资重点，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产品流、信息流、物流、价值流四位一体相互发展、相互促进的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链条功能的有效发挥，实现河南省由资源型省份向综合型省份转型。

（二）理性面对国际油价下跌，着眼未来发展石油

由于原油结算价格存在1个月以上的时滞，同时炼油厂商通常备有3-6个月的库存，其历史成本在危机爆发初期会持续，国际油价下跌的正面效应会滞后，而负面效应会当即显现。为此，河南省石油行业应着眼未来，做好长远规划，注重长远投资，保证主业持续发展，争取建立石油能源储备基地，为未来的石油行业发展储备能源。而不能局限于眼前的利润下降而失去生产热情。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预计到2030年，全球原油需求将上升到每天1.06亿桶，日均原油开采能力将增加3000万桶。

（三）加强管理，开源节流应对危机

在后危机时代，石油行业应该加强管理，从设计、生产和物流环节抓起，从战略和细节抓起，节支降耗，动态控制，增收提效，以较低成本优势提高抵抗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首先，上游应该加大石油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进行技术创新，改进工艺和生产设备，提高勘探和采出水平。其次，中下游应以新能源为突破口，寻求石油发展新路径，加快石油化工产品结构调整，使石油行业的产品逐步走向微笑曲线的高端。最后，强化内控体系建设，加强各类费用管理，尤其要严格控制非生产性费用。内控体系是提高企业内部管理能力、控制成本的全面管理体系，也是企业面对金融危机的一个良好选择。

（四）依托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利时机，发展改革创新思路

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危机应对政策，为石油石化行业产业链调整、企业上下游一体化提供了良好机遇。河南省乃至全国石油行业应利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利时机以及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改革创新思路，加速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链的完善，整合石油行业的供应链、价值链，进一步调整优化油气研发勘探结构、主营业务结构，产炼销储结构，使物流、信息流、产品流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经济体。

参考文献：

[1]赵绪福：《产业链视角下中国农业纺织原料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月版。

[2]郁义鸿、管锡展，《产业链纵向控制与经济规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3]唐建，胡雪林，唐平，金融危机对河南油田境外石油工程服务企业的影响及对策，工程建设与设计，2010.1

[4]王基铭，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和我国石化产业的影响，当代石油石化，2008.16（12）

[5]车长波,中国石油工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

[6]张勇，徐林，周违，金融危机对我国石油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现代企业教育，2009.1

[7]王启军，周玲，危机来袭，双重应对，中国石油石化，2009.2

[8]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国际金融危机对河南工业的影响及对策,中州学刊2009.2

[9]林菁璐，郭小燕，金融危机下河南省企业成本领先战略研究，郑州轻工业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10]林宪斋,金融危机背景下河南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考,中州学刊，2010.1

基金项目：2009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A003）《金融危机对河南战略支撑产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