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的三性范文

第一篇：民事证据的三性范文

证据三性的论述

根据诉讼活动中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规律，证据应当具有“三性”，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所谓证据的“三性”.即(1)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作为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遗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现存在。(2)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换言之，一个证据必须有助于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因此关联性又可以称为辽据的“证明性”。(3)证据的合法性.是指提供证据的主体(主要针对人证而言)、证据的形式(主要针对鉴定与现场勘验笔录而言)和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0条规定:“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

本条是关于质证的对象规定，即证据的“三性”。

释义如下：

质证的对象是质证的重要内容之一。质证的目的是确定证据是不是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质证的对象应当是可以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的特性。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的特性，表现在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质证时，应当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质疑、说明和辩驳。

第一，质证应当审查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据能力，也叫做证据资格或者证据的可采性。它是指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时应当具有的性质。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和证据理论，任何一个具体事实，要成为定案的根据，必须符合以下三个特征。

1、真实性。真实性也叫做证据的客观性或者确实性。它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任何案件事实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间发生的。案件事实发生后，必然会在客观外界遗留下某些物品或痕迹。这些事实以及它们同案件事实的联系都是客观的。证据的真实性是证据最本质的特征;但这不意味着有关人员收集到的证据一定是客观真实的，从认识论上讲，一个案件发生后，它在客观外界的遗留物，必须被人们反映。但一切所观察到的，反映在主体中的通过语言、文字陈述出来的事实，都属于经验事实。由于反映过程的复杂性，人们的认识并不能完全反映客观存在。因此，法律规定，一切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关联性。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客观性固然是证据的重要特征，但仅有客观性的事实还不能成为证据，还必须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与案件情况没有联系的客观事实，不能起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作用，不能成为案件的证据。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有因果联系，条件联系，时间联系，空间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等。其中，因果联系是最常见、最主要的联系。一切倾向于证明待证事实可能存在或可能不存在的证据均为相关证据，否则不具有关联性。

3、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证据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证据必须是法定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收集的。收集证据必须依法进行。依法收集证据，既是程序正义的重要标志，也是在民事诉讼中获取确凿证据，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保证。只有合法收集的证据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通过违法侵犯人的身体、住所或者函件等其他通讯方法所获得的证据不能采用。(2)证据必须具备合法的形

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有7种。这些证据形式是立法机关总结了我国多年的民事诉讼实践经验，并借鉴了古今中外民事诉讼法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它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内容。因此，凡是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就不能视为合法证据。(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如果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就不能用作定案的根据。

第二、质证应当审查证据的证明力。证据的证明力也叫做证据的证据力，是指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的有无的证明程度的大小问题。证据对案件事实有无证明力、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换言之，证据事实不仅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应当是与案件事实存在某种程度联系，对证明案件具有实际意义的事实。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有时间上的联系、空间上的联系、必然性联系、偶然性联系等分类。一般而言，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越强。当事人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的过程，也是法官心证的形成过程。

【需要注意的问题】 证据只有经过必要的质证程序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证据的质证，一是要根据每个证据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必要的查证核实。二是要综合全案证据，审查所有的证据之间是否协调一致。对案件每个证据的质证和对案件所有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是对证据进行质证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确认，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人认为，当庭质证就是在当事人对一份证据进行质证后，应当对该证据的所有问题得出结论。其实，一份证据经质证后，法庭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同时判断非常困难。 实践中对于证据的合法性的判断较为容易，而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与案件的关联性，却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或综合全案予以判断，从而来确认其证据效力。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质证问题。

合法性的争议

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解读证据的合法性，一直是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反对意见：有的学者坚持认为合法性不是证据的本质属性，认为证据不需要合法性就能发挥证明作用。并认为：如果认为诉讼证据必须在具有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承认诉讼证据认定上的主观性;如果把合法性作为诉讼证据本身的特征之一，那么尚未经司法人员按法定程序收集到的和还未经审查认定的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事实材料，就不是证据，这样就否定了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本质特征。

传统观点：证据的合法性一方面是指证据的收集、调查和保全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违反程序收集、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另一方面是指某些事实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特定形式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即“证据的许可性”。这种表述为多种教科书和著述所采纳，具有 一定的权威性。

较新观点：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实材料。合法性作为证据的属性之一,包含以下意思：1，证据不同干证据材料，证据材料可以不要合法性，但证据(此处指定案证据)则必须具备合法性;

2、合证据法，即证据的表现形式必须符合证据法律制度所规定的证据的一般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此谓证据形式的一般合法性;

3、合实体法，即符合实体法律规范所要求的特殊表现形式，如公证证据、登记

证据;4，必须符合程序法的要求，即合程序法，包括:(1)合程序法的原则规定， 如收集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程序、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等;(2)合程序法的具体规定，如证据必徐经过质证等。

第二篇：民事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内容提要】

本文拟从对几对相关概念的辨析着手，初步指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民事证据材料之证明能力制度的必要性，并比较两大法系中主要国家关于证明能力的规则及其成因，分析我国民事诉讼中此项制度的某些缺失和相应对策。

【关键词】： 民事诉讼 证据 证据材料 证明 证明能力

一民事诉讼中证据材料(以下简称证据材料)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以下简称证据)

证据材料与证据尽管经常易于混淆且常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致于在证据这一概念下包含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种情形，使得“证据”一词，有时是指证据，有时又是指的证据材料。而正确地看待证据材料与证据关系的问题，无疑应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 何谓证据材料

证据材料，亦称证据资料，有人认为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或者法院依职权收集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材料。”(1)也有人认为是指“凡是未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形式，统统称为证据资料，或曰证据材料。”(2)还有人认为“所谓‘证据资料’则被理解为通过证据方法表现出来或为人所了解知悉的内容，如证人和当事人本人的证言，鉴定意见(尤其是其结论)，书证所表示的信息内容，对物品或场所进行检验或者勘验的结果，等等。”总之，笔者认为以上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证据材料的含义，说明了证据材料其作为证据的内容，意味着一定的既知事实，而既知事实与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命题或待证事实间的关联性以及用来评估证据从而从已知推断未知作用程度的证明力或证明价值等概念，都直接与对证据材料的理解紧密相关。证明材料，对于考察诉讼中证明的机制和过程都非常重要。

(二) 何谓证据

证据，有学者认为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请况的各种事实，也是法院认定有争议的案件事实的根据。”(3)也有学者认为“

(一)从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方面看，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从证明关系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凭据，是用来认定案情的手段;

(三)从表现形式看，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诉讼证据是客观事实内容与表现形式

的统一。”

(三) 证据材料与证据的关系

由证据材料与证据的概念可知，证据材料是证据的来源和初始表现形式，离开了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材料，证据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无从谈起。并且，证据材料只是为了证明待证事实命题而提供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中只有符合证据条件的，才能作为证据，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有的不具备证据条件，即不能作为证据而使用。对某些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证据采纳，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自然效力，再就是法律上的效力。自然效力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与客观事实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法律效力是法律证据资格的规定，是外加于证据材料的，属于证据制度之一。

不过，也有论者反对对证据材料和证据进行区分，“在坚持证据反映论的同时，笔者认为还应当坚持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同时反对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划分。证据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所有反映事实的材料都能构成证据。”但笔者不赞成这种将二者混为一谈的看法。同时该观点与其“证据的证据力即证据的形式效力”的观点自相矛盾，既然其认为“所有反映事实的材料都构成证据”，又何谈“证据的形式效力问题”?

二 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一) 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以下简称证明能力)，亦称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或称证据适格性，是指“具有可为严格证明系争事实的实体法事实之资料的能力。”也有人认为“证据力(或曰证据能力)是指证据在法律上可作为定案根据的资格和条件。”另有人认为“证据能力系指在诉讼上可容许作为证据的资格。凡属于可采纳的证据也可称之为适格的证据。”笔者认为某种证据材料可作为证据的法律上的正当性或法律上的效力即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二) 证据法上的可采性

证据法上的可采性，亦称容许性，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通常的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能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英美法中证据的可采性将证据分为可采纳或不可采纳，也可以称之为受容许的为有证据能力，无证据能力则不予容许。所谓某一证据材料可用为证明待证事实的能力，既是从证据的可采性上而言，也就是可容许或可被采用为证据的一种资格。所以，一般认为，证据材料证明能力即是证据材料的可采性。

(三) 证明能力与证明力

证据的证明力(以下简称证明力)，也称证据力，“系指证据材料作为证明待证事实上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具体而言，即审理事实的人对

于外部原因的证据所发生的内部意识作用的力量，亦即依据证据事实对于待证事实所置信其真伪存否的力量和程度。”换言之，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案情事实的能力，或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的价值或功能。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与证据的证明力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有：其一，证据能力是可能性的范畴，证明力是现实性的范畴，证据能力是法律关于某一事实材料能否作为证据的资格规定，只有具备证据能力的事实材料才能加以审查判断，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可能性，而证明力是证明案情的价值，具备了证据价值才能把可能性的能力转化成证明的现实性。其二，对于证据能力，法律上多加以消极的限制，对它的判断必须依据一定的证据规则，而对于证明力，多是允许法官自由心证，法律上的限制很少。其三，从诉讼程序上考察，设置证据能力的限制，有基于证据本身的需要，如排除、意见、传闻法则等，有出于诉讼外的基本政策的需要，如人权保障、特权权利的保护等，但意在保障证据的质量，确保法官对证明力的准确认定，有利于发现案件的法律真实，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法律屏障，一个证据材料，即使具备证据能力，如适格的证人的伪证言，但其不能真实反映案情，也就不具有证明力。

由此可见，证明能力与证明力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证明能力是证据证明力的前提条件，凡是有证明力的证据材料才能成为证据，才能有证明力可言;证据材料必须先有证明能力，即先成为适格的证据 ，或可采纳的证据，而后才产生证明力问题。从程序上讲，先是解决证据材料的适格性的问题，然后由法官自由裁量其证据价值。

三 中国法中的规定

中国法学理论上常见的关于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的论述主要有三点：关联性、真实性(或客观性)、合法性。但我国长期以来，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采用一种虚无主义的做法，其结果造成法院查证范围过宽，期限过长，效率低下。既未象英美法那样有较为严密、详尽的证据规则以及在证据规则中又有许多例外，其目的在于限定和约束陪审团、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自由取舍;也不象大陆法那样，作出较为详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从而为法官的自由心证的基础。我国未有完整、系统的证据法，只是以粗线条的方式制定了若干证据规则。由于条文较少，内容过于粗糙，并事实上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法官任意裁决的权力过大。

长期以来，我国的诉讼中事实上以真实性来取代合法性，如《民事诉讼法》的第64条第3款，第65条第2款，第69条等之规定都表明，法院审判时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是证据的真实性而不是证据的合法性。更成问题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真实性的定位上存在自欺欺人的所谓“实事求是”的原则，刻意寻求所谓的“客观真实”，而不是“法律真实”。

正因为我国民事证据法理论对证明能力一直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有关证据的立法、司法解释及实务中亦极少有系统的有关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更谈不上用其解释具体案例，所以，证明能力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作出了一些初步的规定，例如：

(1)关于能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10条、11条、12条、20条、21条、22条、30条、55条等。(2)关于排除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34条、43条、53条第1款、第57条第2款等。(3)作为例外规则的有《规定》的第49条、53条第2款等。因此，造成了以下后果：第一，诉讼中当事人缺乏完整、严密的证据规则的指引、规范，导致举证的材料不适格，伪证、无关联性的材料多。第二，导致当事人进行质证时没有焦点，范围没有限制，在枝节问题上漫无边际、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第三，导致法官庭审中查证的证据材料的范围过宽，影响审判效率。第四，法官对证据材料认证的程序缺乏必要的制约。

五余论

证据问题是全部诉讼活动的中心问题，正如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所认为的：证据为正义之基础。证据材料(资料)存在于诉讼前阶段，只要是可能只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材料就可以做证据材料，但是，这些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最终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通过法律的检验和法官的认定。证据材料必须转为诉讼证据才具有法律意义。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能力的核心所在，证据材料只有同时具备合法性才能进入到诉讼中，成为真正意义的证据。特别是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式的改革使举证责任愈来愈倾向于当事人主义，这样更易于诱发当事人的非法取证行为，所以确立非法证据材料的排除规则等在内的证据规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必要借鉴吸收英美法系中内容详尽的有关证据能力的法则，以完善我国长期以来受大陆法系影响而过于原则、粗糙的规则。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材料必须予以排除。

【注释】

(1) 江伟 主编 《民事诉讼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7月第1版 第128页

(2)樊崇义 主编 《证据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01年3月第1版 第46页

(3) 王亚新 著 《对抗与判定 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第228页

【参考文献】

1.江伟 主编 《民事诉讼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7月第1版。

2.曹建明 主编 《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上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1版。

3. 肖建国 《证据能力的比较研究》 中国民商法律网。

4.刘善春 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5月第1版。

第三篇：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一、新民事诉讼法对证据保全制度的修改

证据保全是指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今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法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予以调查收集和固定保护的行为。证据保全以保护证据、确定事实为基础性功能，同时可以预防纠纷、促进诉讼外解决纠纷。

修正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诉讼中证据保全内容，但未涉及诉前证据保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商标法、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等部门法相继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制度。新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完善了我国的证据保全制度架构，即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因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证据保全的其他程序，参照适用本法第九章保全的有关规定。”该条对于证据保全制度的修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二是将申请主体由“诉讼参加人”变更为诉讼中证据保全中的“当事人”及诉前证据保全中的“利害关系人”;三是规定了证据保全程序的参照适用条款，即参照适用第九章关于诉讼保全的程序性规定。

但新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保全的规定仍过于原则和笼统，如关于实质性要件的裁量标准、程序性规则的细化设计等均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二、证据保全制度适用中的法律问题

(一)证据保全程序的启动

新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以起诉为基准点，将证据保全分为诉讼中证据保全和诉前证据保全。其中，诉讼中证据保全有两种启动方式：一是由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由法院作出裁定;二是当事人未提出申请，法院依职权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诉讼中证据保全的申请人由“诉讼参加人”限缩为“当事人”，意味着诉讼代理人不再可以作为证据保全的申请人。同时，诉讼中证据保全程序的启动，应强调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以法院依职权启动为例外。法院依职权采取证据保全应限于确有必要之情形，主要针对处于紧急状态、来不及通知当事人提出申请的证据，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等。而诉前证据保全的启动方式限定为依利害关系人申请。因诉前证据保全尚未进入诉讼程序，故申请人限定为利害关系人，应指民事权益可能受到损害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纠纷的主体。

关于证据保全申请的形式，新民事诉讼法并未限定为书面方式，但原则上应要求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载明：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保全的证据内容;请求保全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理由说明等。但如果情况紧急，申请人也可以口头提出保全申请，由法院制成笔录。

(二)证据保全的实质性要件

诉讼中证据保全的基础性要件为“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证据可能灭失，既可能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作为证据的物品由于自身原因可能腐烂、变质等，也可能是主观原因造成的，比如被申请人可能故意毁损证据材料等;证据以后难以取得，是指证据虽然不至于灭失，但如果不采取保全措施，将来获取它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或者成本过高，比如证人即将出国定居，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回国等。诉前证据保全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情况紧急”的要件，系强调因情势紧急，不立即申请证据保全，证据就有可能灭失的情形下，利害关系人可在提起诉讼前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当然，申请人对于该基础性要件无须达到证明的标准，只要能够释明即可。此外，应探讨的审查要件还包括：

1、法院是否需要审查申请人胜诉的可能性?行为保全及财产保全程序中，法院需审查被申请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即申请人胜诉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证据保全中并不需要考量申请人胜诉的可能性，因为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系以被申请人的被诉行为或责任财产为保全对象，保全措施对于被申请人关涉重大，故需要考量申请人胜诉的可能性;而证据保全是以证据为保全对象，仅涉及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实现问题，故法院无须审查申请人的本案请求权能否成立。

2、法院是否需要审查证据的关联性?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诉讼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有客观的联系。笔者认为，申请保全的证据应与案件待证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但鉴于证据尚未固定、亦未经庭审质证环节，故对于证据的关联性要求不能过于严苛。法院只需要审查申请保全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在形式上具有关联性即可，而实质上的关联性即证据能力如何以及证据对待证事实所具有证明力的大小，则需待庭审质证后作出认证。

3、证据保全是否适用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形?该问题涉及证据保全与法院调查取证适用条件的界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要求诉前证据保全的申请需载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具体说明”。但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法院调查取证限定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据此，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系法院调查取证的适用条件，而非证据保全的适用情形。比如，当事人申请法院到海关调取出口报关单，因申请事由在于当事人客观不能自行收集该证据，而非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故该申请属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而非证据保全。

(三)证据保全中的担保

新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是否需要提供担保未予明确，审判实践中应否参照第九章诉讼保全的相关规定，即“对于诉讼中保全，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对于诉前保全，当事人应当提供担保”，值得分析。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等均规定，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笔者认为，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的目的在于及时赔偿因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并督促申请人在申请保全时更加慎重，避免权利滥用，故法院应依据保全是否可能给被申请人带来财产损失，决定申请人是否需要提供担保，且担保金额的确定应以保全可能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为基础。如申请保全的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等，则不需要提供担保;如申请保全的证据为具有财产价值的物证等，则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四)证据保全的程序保障设计

证据保全程序中的程序保障涉及申请审查阶段的程序保障和裁定执行阶段的程序保障。关于申请审查阶段的程序保障，主要涉及法院是否需要传唤被申请人陈述意见。笔者认为，考虑到证据保全程序具有紧急性、迅速性的特点，尤其是某些情况下证据系因被申请人的主观原因可能灭失，有必要强调证据保全程序的秘行性和效率优位性，故证据保全无须经言词辩论即可作出。关于裁定执行阶段的程序保障，主要涉及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受通知权、意见陈述权及在场见证权等。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均有详细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对此未作规定，仅有《民事证据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到场。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应借鉴国外立法例，完善裁定执行阶段的程序保障规定，包括：保障当事人的受通知权，即除情况紧急或妨碍证据保全的情形外，应及时通知申请人及对方当事人于调查证据期日到场;保障当事人的意见陈述权，即当事人于调查证据期日到场时，可以向法院陈述意见。

(五)保全证据的使用

保全证据的使用涉及保全证据的效力问题，主要是指其与诉讼程序中的证据调查是否具有同等效力。对此，相关国家的立法例一般认可二者具有同等效力，我国证据保全司法实践可予采纳，即认定证据保全程序所保全的证据与诉讼程序中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具有同等效力。关于保全证据的使用，亦可参照《民事证据规定》第五十一条关于法院调查取证的规定，即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保全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依照职权保全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保全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

(六)证据保全的解除

证据保全的解除能否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九章关于诉讼保全的有关规定，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诉前证据保全是否因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不起诉而得以解除?笔者认为，为督促利害关系人慎重启动诉前证据保全程序、保障诉前证据保全程序与本案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诉前证据保全可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三款之规定，申请人在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法院应当解除保全。其二，证据保全是否因被申请人提供担保而解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主要适用于财产保全程序，因为财产保全的目的在于保全被申请人的责任财产以保障最终判决的执行，而被申请人提供担保亦可保障最终判决的执行，故可以解除相应的保全。但证据保全之目的在于保护证据，确定事实，保障申请人的程序性权利，故除非有例外情形，如申请人同意等，否则证据保全不因被申请人提供担保而解除。

第四篇：民事诉讼案件中诉讼证据的关联性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用以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都属于证据。证据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在民事诉讼中，诉讼证据对案件的正确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正如英国学者朱克曼教授所指出的，公正的判决是将正确的法律适用于真实的事实。诉讼证据是法院查明和认定案情的根据;只有准确查明案情，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当事人诉讼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主要依赖于其举证是否充分。不论是原告提起诉讼，被告答辩或提出反诉，还是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都必须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一般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核实证据。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必须经过法庭辩论，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

1999年，红叶公司向该市某建设银行支行借款200万元用于设备更新，借款期限为1年。红叶公司逾期未能偿还借款，该建设银行支行提起诉讼，要求红叶公司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且要求红叶公司支付相应的罚息。在诉讼中，该建设银行支行提供了借款合同书等证据，红叶公司亦承认借款200万元未偿还的事实。但是，红叶公司反对支付相应的罚息，其理由是之所以未能按时偿还借款，是因为其他公司拖欠本公司货款未能及时偿还，导致本公司暂时丧失偿还银行借款的能力。同时，红叶公司多次向银行说明了上述情况。为此，红叶公司向银行提供了证明其他公司拖欠其货款的书面材料以及该公司向该建设银行支行所发的说明情况的传真的复印件。但是，法院最终未采纳这些证据，仍然判令红叶公司在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同时，要支付相应的罚息。

本案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就是红叶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相应的罚息，而这又涉及到红叶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可以采纳。根据有关实体法的规定，红叶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自然应当支付逾期偿还期间的罚息，这样对建设银行支行来说才公平合理。红叶公司若要达到不支付罚息的目的，就必须提供相应的法律上的理由，比如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借款合同时曾经特别约定，当红叶公司因暂时丧失清偿能力而不能按时清偿借款时，建设银行支行可以免收罚息，或者红叶公司逾期未能偿还借款，是由于建设银行支行的过错导致的等等。

从表面上来看，红叶公司所提供的其他公司拖欠其货款的书面材料，似乎也证明了红叶公司没有能够按时清偿建设银行支行借款的原因。但是，在本案中，这只能被看作是事实上的说明，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该证据证明的事实至多只能达到引起原告同情心的作用，不能对本案的最终判决产生任何的影响。因为本案的诉讼标的是红叶公司和建设银行支行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而红叶公司所提供的书面材料能够证明的事实是红叶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

与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联系，两者之间至多只能是一种事实上的联系。

这里就涉及到诉讼证据的关联性问题。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诉讼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复杂多样的，但并非一切客观存在的事实材料都能成为证据，只有那些与待证的民事案件本身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并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事实材料才能够起到证据的作用。一个证据并不一定能够证明案件的全部事实，它可能只证明案件的部分事实;证据与案件的内在联系也不一定是直接的，某一证据可能是间接的，但它能够为待证事实证明的依据。在诉讼中，法院只能就与本案待证事实在法律上相关的证据进行审理。因此，在本案中红叶公司虽然能够提供证明其他公司拖欠其货款的书面材料，但是因为该证据同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间欠缺法律上的关联，法院不能采纳。

第五篇：民事证据规则中关于举证时限如何确定的探讨

孙琛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从概念上讲，举证时限制度实际上包含着举证期限和逾期举证法律后果问题。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制度，但对于举证时限制度没有作出法律上的规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民事诉讼一直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使得民事诉讼法确定的举证责任制度无法落到实处。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颁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在《若干规定》实行以来，对有关案件的举证时限规定存在不同理解，导致各地法院对有关案件举证时限的确定在司法实践中具体作法不尽相同，甚至分岐较大。本文拟对实践中的有关案件的举证时限的确定进行一些探讨，以供参考。

一、当事人约定举证期限的问题

《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在举证时限的设置上规定了两种类型，即指定举证期限和约定举证期限。所谓指定举证期限，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所确定的举证截止期限。所谓约定举证期限是指由当事人之间采用协商一致的方式所确立的举证截止期限，但必须经过法院的认可。约定举证期限体现了诉讼契约以及尊重当事人意识自治的主导思想,同时，当事人在此的合意，必须经过法院的认可，因而是一种有限度的意思自治。根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而在审判实践中被告通常是在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后才知道原告对其提起了诉讼，在此之前几乎不可

能对举证期限同原告进行协商，因而可以确定：从时间顺序关系上看，指定举证期限先于约定举证期限发生。由于《若干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法院指定举证期限后可否对该期限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后加以变更，于是有人就认为：指定举证期限是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体现了法院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应当不允许当事人对该期限用协商一致的方式加以变更。我认为，这种观点有问题。《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表明：指定举证期限先于约定举证期限。如果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允许当事人约定举证期限予以变更，那么，《若干规定》就完全没有必要规定约定举证期限，因为约定举证期限没有存在的价值。既然《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约定举证期限，就表明当事人约定举证期限可以对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予以变更。

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案件的举证时限确定问题

《若干规定》对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案件的举证期限如何计算未作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对此类案件在计算举证期限时产生分岐。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管辖权异议的含义。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向受诉法院提出的该院对案件无管辖权的主张。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设置管辖权异议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可能对管辖权做出错误判断而受理了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从而导致法院的裁判最终无效的问题，因此为了使当事人有机会向人民法院表达关于管辖权问题的不同意见，同时也为了使法院能够在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对管辖问题作出审慎的决定，使法律关于管辖的规定得到正确适用，从而使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活动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所以在诉讼法理论上，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应当优先进行裁决，以解决受诉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问题，从而使受诉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正当、合法性。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就在于如果当事人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而是针对原告的诉状提出答辩状或提交证据，就视为当事人认可受诉法院对该案件依法享有管辖权。因此，当事人在法定的提交答辩状期间，要么选择提出管辖权异议，要么选择提交答辩状或证据，认可受诉法院对该案件的管辖权。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大多以30日为指定举证期限，

而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限是15日，审理异议的一审期限为15日，再加上不服一审上诉10日，二审审理期限30日，解决管辖权异议的时间一般都在30日以上。因此，如果将管辖权异议的期间计算在举证期限内，一方面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利，于法无据，另一方面法院对案件的管辖处于不确定状态下，却要求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对于提出管辖异议的案件的举证期限的确定，正确的作法应当是：若管辖权异议被驳回，法院应在驳回裁定生效后重新指定不少于30日的举证期限。若管辖权异议成立，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法重新确定举证期限。

三、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是提起反诉的，举证时限的确定问题

(一)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否重新确定举证期限问题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通过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所提出的权利主张，这种权利主张是一种诉讼请求权。所谓增加诉讼请求，通常是指在原来的诉讼请求的基础上主要涉及财产请求权在数量上的变化，或者要求对方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方式新增了不同的要求。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可以增加诉讼请求，并未规定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因为在传统诉讼法理论中与诉讼请求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诉讼标的，所谓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依据实体请求法院保护的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在学理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传统的诉讼法为了保护诉讼程序的安定和注重被告方的防御地位，对诉讼的变更采取严格禁止的态度。因为诉讼标的的变更，将会使诉讼发生变更，实际上等同于当事人之间可据此发生另一起诉讼纠纷，从法律后果来看，诉讼的变更势必触及案件的管辖，适用普通程序还是简易审理以及诉讼费用收取等一系列问题。而根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既应包括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责任方式的变更，也应包括对诉讼请求或诉论理由所依据的诉讼标的或法律关系予以变更的情形。反诉是被告一方针对原告的本诉而提出的反请求。而根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对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反诉的，法院应否重新确定举证期限，司法解释未作规定，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作法不一。我认为：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人民法院应当重新确定举证

期限。其理由如下：首先，从学理上讲，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从广义上而言也是对原诉讼请求的一种变更，既对先前诉讼请求的一种改变。既然《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那么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也应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而反诉与本诉从本质上讲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诉，只是它们之间在法律或事实上存在其种联系，法院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而将两个诉进行合并审理，因此针对反诉，为了保障当事人的举证权利，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其次，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上看，被告处于一种被动、防御者的地位，在攻击与防御的对抗中往往处于劣势，往往只能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来收集证据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被告在审判实践中在对方提出新的请求之前，不可能预先准备好证据用以反驳新的诉讼请求。因此，法院就应当为当事人重新确定举证期限，以便当事人有时间为对方增加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时调查收集证据。

(二)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是否合理的问题

《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届满前提出”，也就是说，该司法解释将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时间界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应当说，既然规定了举正时限制度，如果不对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时间加以任何限制，即举证期限届满之后允许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其结果必然弱化甚至损害举证时限制度。那么，这里为什么还要讨论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是否合理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内容。《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针对《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的内容，司法解释却没有对如果被告没有在答辩期限内提出书面答辩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均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的规定，认为提交书面答辩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被告人可以行使，可以不行使。被告人不行使，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其实民事诉讼立法的这一规定是与证据随地提出主义相适应的，这一规定无助于在民事诉讼上确立当事人

之间的诚信观念，因而在审判实践中造成诉讼成本增大，拖延诉讼，甚至使当事人利用程序空当玩弄诉讼技巧，大搞证据突袭，使当事人之间不能够借助正当程序来行使诉讼权利，也严重影响了司法审判的公信力。有鉴于此，据说在起草《若干规定》，曾经考虑过借鉴国外不应诉裁决(被告如在法定期间内不提出答辩，将被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法院作出不应诉裁决，而使对方当事人直接赢得诉讼)这种方式直接对被告不及时答辩的诉讼行为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以遏制审判实践中被告不及时行使诉讼权利这种任意行为。但最终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第32条只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没有规定违反该规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正是因为《若干规定》并未规定被告在答辩期届满拒不提出答辩在诉讼上对其将生产任何不利影响，因而《若干规定》第三十四第三款的规定就显得极为不合理。法律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促使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相关证据材料，否则逾期将产生失权后果。如果法律允许被告在诉讼的任何程序或阶段都可以提出答辩，就应当允许原告享有在被告提出答辩之后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这种程序设置的重要目的在于限制或防止被告利用诉讼空当玩弄诉讼技巧以此损害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因此，《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并未规定被告在答辩期间因拒绝提出应诉答辩而产生任何失权的法律后果，却在《若干规定》第34条第3款中，对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明确规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这一规定对原告一方当事人是显失公平的，是极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