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证据法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达马斯卡教授通过运用比较法的方式对两大法系的证据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主要讲了英美证据法的特征、三大制度性支柱及其转变。这种比较研究更有利于解释证据法在不同法系国家间是怎样漂移的，以及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篇：证据法论文范文
论我国证据法的发展方向
[摘要] 随着我国诉讼制度改革进程的推动，证据法的发展将表现为：证据立法走向精细，立法模式将是单立证据法，对三大诉讼中的证据规则进行全面、充分和细致的规定，便于理解和操作;证据法将增加有利于人权保障方面的规则;证据规则的设置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法官权能进一步规范。
[关键词] 证据法;立法模式;个人权利;法官权能
作者：周湘雄
第二篇：《漂移的证据法》书评
【摘要】达马斯卡教授通过运用比较法的方式对两大法系的证据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主要讲了英美证据法的特征、三大制度性支柱及其转变。这种比较研究更有利于解释证据法在不同法系国家间是怎样漂移的，以及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证据制度;证据漂移;价值平衡;制度完善
一、《漂移的证据法》的概述
《漂移的证据法》(Evidence Law Adrift)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达马斯卡(Professor Mirjan R.Damaska)先生于1997年所写的一本专著，达马斯卡教授从欧洲移居美国，所以作者的文化背景首先是大陆法系的，然后才是英美法系的。通过通读本书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作者是倾向于肯定大陆法系的证据法，而对英美法系的证据法更多的是抱有怀疑态度，文章结尾作者用“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一个尚无力诞生”来对英美法系证据法的未来做总结，可以看出悲观情绪溢于言表。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对证据制度完善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两大法系如何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的证据制度、实现证据的有效漂移来应对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国是采用大陆法系立法模式的国家，达马斯卡教授在书中的分析对我国证据立法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作为中国的观察者，我们应对其的分析进行细致的研究，从中找到对我国证据法的发展与改革有利的因素。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证据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而在大陆法系则只是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的一个附属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证据立法不应将证据法放在程序法之中加以规范和完善，而应将证据法分离出来单独立法，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
本文的逻辑结构非常清晰，作者在导论中写明了该书的总体思路，第一章就写出了本文的主题即英美证据法的特征，然后分别用三章写了支持这一特征的三个支柱，最后写了英美证据法这一特征的现状和对未来的预测。具体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
1、导论
在导论中作者开宗明义，写明英美法系国家在审判中确认案件事实的方法的特色主要是对立的诉讼律师对抗式地举出证据以及传闻证据规则等等，在后文作者也写明这一特色的核心是事实认定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作者写明这点的目的是引出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即考察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为什么英美法系的事实认定如此独特?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作者将当时对该问题的主要两种观点予以阐释，一种是以詹姆斯·塞耶为代表的认为普通法系事实认定制度首先也最主要是“陪审团制度的产物”;另一种主要的理论认为普通法证据制度首先也最主要是对抗式诉讼制度的产物。这两种理论哪种更具有说服力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而是认为不同的视角去考察这一问题，两种理论的作用会不同。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在谈论英美法系事实认定的特征时历史方法和考察路线这两种方法是经常合并使用并容易混淆的。
作者对这两种理论都不赞同，在解答这一问题时，作者采用分析的和解释的方法，制度性环境的三个特征是作者关注的要点，这三个特征在作者看来也是英美法系的事实认定模式的三个支柱，即：审判法院的特殊结构、诉讼程序的集中、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在法律程序中的显著作用。在导论的最后部分，作者写明本书的整体结构，承上启下。
2、英美证据法的三大特征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事实认定的主要依据都是证据，且不同国家对证据的要求、标准都大同小异，区别主要是适用证据的方式、规则，英美事实认定的特殊性在于适用证据规则的特殊性，虽然制度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证据规则本身也有其特殊性，在对制度大背景没有进行更多铺垫的情形下作者在文章的第一章中完全致力于事实认定的规范，即证据规则本身的特征方面，因为需要对英美证据规则的特征有一种初步的感觉。作者站在比较法的角度，通过运用比较的方法得出应英美证据法的三个典型特征，即：证据规则的复杂性、對事实认定者所闻所见的证据材料进行预先的筛选、对证据分析进行架构的渴望。
3、英美证据法特征形成的原因——三大支柱
这部分内容融合了作者多年的观察及经验的结果，通过对比等方法对成因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些原因也即作者在导论中提到的三大支柱——原型审判法庭、集中型诉讼程序、对抗式诉讼制度。
(1)支柱一 ——原型审判法庭。第二章主题原型审判法庭，应指二元化法庭，即事实的审理与法律的适用分别由不同的人裁判。其中，事实的认定由非专业的陪审团进行。作者通过对英美法系陪审团审判制度，分化的审判法庭以及证据排除规则的使用进行分析从而来支撑其观点，即：英美法系的这种原型审判法庭的证据法寓意。这种二元化审判方式，以及由非专业的裁判者对事实进行认定的原型审判法庭，在由非专业裁判者即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对事实部分做出裁决时要求一致通过，且是秘密评议，陪审团成员无需对做出的裁决进行说明或解释。因此有限可采性规则和证据指示等证据规则在这种背景下被寄予能产生重大作用的厚望。作者写道：“既然支撑其决策过程之‘产出’的理性根据可以避开监督，那么支撑该过程的‘输入’的理性根据就应该成为质疑的对象。”这一“输入”的环节就是证据的采纳。排除规则、部分可采性规则等等使“输入”到陪审团的证据被限定在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范围内，通过对证据材料的种种主张来对事实的认定者施加影响。
(2)支柱二——集中型诉讼程序。诉讼程序的集中化以及“即日审判”的理想模式产生的时间压力要求对裁判者所依据的证据总量进行控制，一些证明力微小等的证据以及延迟证据大多被排除在法庭之外，这样证据在进入法庭之前必须进行一次过滤筛选。同时，由于集中审判，使得对传闻证据法庭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审查其真实性，传闻证据的缺陷在英美法系集中审判的诉讼中无法得到有效的弥补，所以，这种诉讼程序有利于普通法对传闻证据的禁止，对口头证据的偏爱。
(3)支柱三——对抗式诉讼制度。作者这里说的对抗制是一种程序活动由当事人控制，而裁判者则基本保持被动的裁判制度。即意味着在事实认定的范围内由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决定什么样的事实必须提交证明，证据材料的收集也由当事人及其律师负责，在这种制度下当事人对程序活动的控制，特别是对收集证据和进行证明的控制，当事人有权只向法庭提交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同时，由于法庭处于中立的位置，证明责任由双方当事人承担，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对法庭裁判之依据的事实材料、证据材料进行歪曲或虚构，所以据此法庭对误导性信息的担心在英美司法活动中可能会登峰造极，因此对证据进行排除、筛选显得尤为必要。
本部分是全书重心所在，作者主要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当事人对程序活动的控制特别是对收集证据和进行证明的控制极大地影响了证据思维，造成了由当事人自我利益驱动的事实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追求客观知识的理想调查模式。其次，当事人对诉讼事由的控制对事实认定模式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明了英美司法制度对当事人控制事实认定模式的普遍依存与其独特的程序目标有关。
二元化审判要求对证据进行排除是因为防止非法证据对陪审团成员产生预断，而对抗制度要求证据排除是为了防止当事人为了胜诉而提供禁用的证据。作者写到：“当律师们为证人出庭做准备，教他们如何使其证言听起来更为可信，或者利用其他‘教练’术指导证人时，证人证言中的偏向性危险则最为明显。在这些情况下，证人证言的自主性已荡然无存。法庭上的质询开始像一场戏。”由此可以看出，证据排除在对抗式诉讼制度下对当事人取证时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4、三大支柱的制度性转变
这种转变，作者是指对三大支柱的侵蚀已经成为20世纪的重要趋势，而即使侵蚀三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英美证据法上最具特色之可采性规则的理论都会被削弱。
(1)陪审团的衰落。随着一种新的专门的行政法庭的激增，民事诉讼中实际上在20世纪已经淘汰了陪审团审判制度，在刑事法领域，陪审团审判的适用也不再那么广泛，陪审团的整体衰落，从而使得在没有陪审团的审判中，所有与把法庭划分为两个独立部分有关的证据规则都丧失了其坚实的立足点。
(2)审判中心模式的让位。审前裁决、辩诉交易等制度使得大多数案件根本不会进入审判这一阶段，即使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也由于证据开示程序等诸多审前程序的介入使得审判中心模式必须让位。作者总结为：“历史上牢不可破的普通法中证据法之基础理论的基体已经解体。”
(3)挑战当事人对诉讼活动的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官对事实认定不在完全被动，减少当事人对事实认定活动的介入，让法官参与事实认定成为一种潜在的趋势。而这种转变是政府的积极行动主义倾向导致的。但是同时应注意，这种改变的幅度不会太大，除了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支持外，法院案件增多、负担过重等使得法院在案件审判中无法过多的实行干预也是重要原因。
5、证据法的未来
科技的不断发展，事实认定方法的科学化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依靠证人的事实认定方法，而英美法系的诉讼环境很不适合科学信息的运用。但是典型的普通法事实认定方法的黯然退场并不意外这大陆法系的诉讼传统將会大家登台，“普通证据法正在崩塌的支柱，最有可能经本国泥瓦匠及本土的其他建筑材料得以修复或取代”。
二、证据法是如何漂移的?
正如威廉·特文宁所说的：“证据法的历史就是在不同时代应对具体难题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的局部反应之历史”。达马斯卡所看到的英美证据法的变化恰恰是英美证据法应对当前时代难题所作出的调整。与其他处于学科前沿的思想家们一样，达马斯卡在整本书中所要做的就是分析当前证据法实践的变化并对这样一种变化方向作出预测。因为达马斯卡教授主要是站在英美法系的角度写证据法，穿插着以大陆法系来作比较，而关于英美法系内部的证据漂移，作者全文都是以这个为线索的，写明英美法系证据法的特征，支持这些特征的三大支柱，三大支柱的衰退，因为支柱的衰落使得相应的证据制度必然产生变化，以前适用于这三大支柱的证据都不在有其适用的环境，所以这种证据的漂移是作者所论述的主要内容，笔者在前面关于《漂移的证据法》内容的介绍时已有详述，所以，这里讲的证据法的漂移主要是证据法在两大法系间的漂移。
有差异就有比较，有比较就有借鉴，这种借鉴在证据法领域的体现达马斯卡认为，受英美诉讼文化影响，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的发展方向是大陆法系的证据法日益英美法化。大陆法系国家对本国日益出现的司法问题在寻求解决方法时更多的是被英美法系诉讼文化所吸引，英美法系中的若干证据制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陆法系的法律规范中。
大陆法系被英美法系的证据法所吸引主要的原因是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人权保障呼声日渐高涨。虽然案件数量与日俱增，但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口的增加及频繁流动，城市化的迅速扩展，贫富差别的扩大，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都在急剧增长。同时，绝大多数国家又面临着诉讼迟延、诉讼成本居高不下、司法效率低下的困境。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在刑事案件数量急剧增长而司法效率低下的情况下，积案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积案上升不可能成为大陆法系国家被英美法系诉讼文化吸引的原因。因此，当大陆法系国家掀起一股保障人权的热风时，在这方面已经卓有成效的英美法系的做法自然会被借鉴，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行控辩双方辩论制、规定沉默权制度及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建立陪审团制度等，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及其陪审团审判、审判中心论、对抗制等理论基础在大陆法系国家相继出现。
当然，两大法系间的证据漂移并不仅仅指大陆法系借鉴英美法系，20世纪以来，各国的积案都大幅上升，英美法系由当事人主导的对抗制诉讼程序虽有利于保障人权，但诉讼效率低下。同时，防止权力滥用和保护个人自由的人权保障价值力量明显地超过了查明犯罪事实真相和打击犯罪行为的犯罪控制价值力量。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的失衡必然导致问题的产生，因此，为了对这种失衡的矫正，英美法系也开始放弃法官完全中立的地位，扩大法官对事实认定的权利;限制沉默权的行使;传闻证据的适用范围逐渐缩减等等。总之，英美法系国家也借鉴以打击犯罪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的部分证据制度，以提高诉讼效率，解决日益严峻的司法问题。
由此可知，两大法系的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但其目的是相同的，即追求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的平衡。
三、这种证据法的漂移对我国证据制度建构和完善的意义
达马斯卡教授在《漂移的证据法》关于对抗式诉讼制度中讨论了程序目的与程序控制的关系，不同的程序目的必然导致不同的程序控制制度。我国民事诉讼主要目的是纠纷的解决，刑事诉讼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证据法的这种漂移实质上也是为了更好的适用各国具体的司法实践，更好的解决不断出现的司法问题，表现在刑事诉讼中为都是为了达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的平衡。所以，我国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也应该是以此为目的。
达马斯卡教授在书中结尾处指出：“本书审视过的普通法证据法正在崩塌的支柱，最有可能经由本国泥瓦匠及本土的其他建筑材料得以修复或取代。”我国证据制度的完善也必然是立足我国的具体情况，以我国的大环境为背景，以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切入点，在这些前提下有条件的借鉴国外的证据制度，才能使我国证据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持久发展力。我认为汤维建教授在其写的文章《达马斯卡证据法思想初探》中的观点比较可取，他认为：“英美国家具有独立的证据法，大陆法国家则倾心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而缺乏独立的证据法。我国应当实行规范证明和自由证明的混合制度。”
【参考文献】
[1] 达马斯卡. 漂移的证据法[M]. 李学军， 刘晓丹， 姚永吉， 刘为军，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212.
[2] 汤维建. 达马斯卡证据法思想初探——读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5.5.
[3] 杜曦明. 读《漂移的证据法》有感[J]. 天府新论， 2007.12.
[4] 刘利娟. 在漂移申前行——读《漂移的证据法》有感[J]. 决策与信息， 2008.12.
[5] 唐 芳. 英美刑事證据法的发展理路及现代检视——对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的批判性解读[J]. 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 2008.1.
【作者简介】
虞丽琴(1989—)，女，江西九江人，四川大学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
作者：虞丽琴
第三篇：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据法问题
摘要：新修订刑诉法中正式建立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特别是增加了一项速裁程序，是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但在该项制度的证据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不论是在原则性的证据规则方面，还是具体性的证据规则都有存在。严重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必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确立一个证据规则。
关键词：认罪认罚;证据责任;证据标准;证据规则
2018年刑诉法修正案中确立了一项吸收了司法改革成果而形成的法律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制度在案件繁简分流、提升司法效率、解决当前“案多人少”矛盾方面具有的实践功效，已为前期的试点成效所验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证据方面的问题。本文将从该制度产生后的特点出发，对于2018刑诉法修正案全文中关于该制度的一些特点进行简要的论述;而后对于该制度在實施过程中已经实施后发生的一些证据方面的问题进行发现分析。最后，针对性对该制度的完善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据法的概况
目前，我国还未出台一部完整意义上的《证据法》，但是我们如果从规范的层面去观察，就会发现在我国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单单从这一层面来讲，其实已经为完善证据规则提供了一定的素材和蓝本。但同时法典对于一系列的解释、习惯、案例要成体系得多，要更加的全面、完善。虽说有一定的基础，但《证据法》的缺失，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证据的可操作性、精密程度以及证据的实施等都不够成熟，效果欠佳。[1]
从我国的立法发展史可以看出，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刑事诉讼法亦或是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与证据相关的内容的都是很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最高院于2001年2002年相继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之后出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都对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体系进行了丰满和完善。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规定的特点
从最新刑诉法修正案全文中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规定的一些特点：修改篇幅大，涉及条文多;吸收既有规定有余，创新不足;操作性不强，具有一定的解释空间。新修订刑诉法第173条第2、3款[2]。那么就本条文来看，听取意见的方式是什么?检察机关如果不同意相关人士的一些意见，那又该怎么办呢?在新修订刑诉法中，认罪认罚从宽的有关规定占到刑诉法修正案的二分之一，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有十三项，在刑诉法修改涉及的三十六条中，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文有十八条。对于此类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会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不利于司法公正以及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三、认罪认罚从宽的证据证明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的确立，确实给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些便利，提高了法院的办案效率。虽说我国的证据证明有了一定的体系，但由于还未出台一部成文的《证据法》，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关于证据证明的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这就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旨在为更好的提高办案效率，增强司法公信力。同时，也可以为我国下步制定《证据法》法典添砖加瓦，并希望给学界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1.证明责任问题
证明责任制度不仅有实体法上的意义，同时也有程序法上的意义，可以这么说，证明责任制度是实体与程序之间得到沟通一座桥梁。正是因为有了证明责任制度的存在，在司法实践当中才没有出现案件无法裁判的情况。[3]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在程序上与国外的认罪案件存在一些相似的地方，以国外认罪案件的典型代表——辩诉交易为例进行分析。辩诉交易产生于美国，在美国绝大多数案件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结案，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真正合法化。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是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在量刑上可以进行宽大处理的制度。它适应了我国目前案多人少、繁简分流的要求，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认罪认罚从宽和辩诉交易中，都有“认罪”和“从宽”，但两者在证明责任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和国外法律、法治理念的差别。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前者主要是以协商、谈判为主，相对于证明犯罪嫌疑人全部的罪行，检察官的证明责任要相对较少。这种制度设计主要是源于美国立法者对国家公权力的担忧，因而他们的很多制度都体现了限制国家公权力、保障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权利的诉讼理念，其与美国的法治理念相融合，所以得到了长期存在的可能之“土壤”。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贯穿始终，即便被告人认罪，公诉人仍然需证明其全部罪行。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而为案件的查明提供了线索，提高了查清事实的效率，司法资源得到了一定的节约，但是公诉人的证明责任依然未发生改变。
2.证明标准问题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现有的刑事证明标准。对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可以采用事实证明标准，采取基本事实的标准，即采取降低证据证明的标准;而另一种认为必须坚持法定证明标准，即按照客观真实，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降低证明标准其实就是降低案件的证明要素的构成，从而提升案件的审理工作效率。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到底有没有进行调整证明标准的必要，不单单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在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定罪和量刑的证明标准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开来，但是在实践的认罪认罚案件中是可以在定罪和量刑不同标准进行区分，在认罪的证明标准上不降低，但在量刑上的证明标准上是可以适当降低的。
四、建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证据规则的探讨
证据规则在诉讼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保障人权，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公权力行为，平衡多种法律价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因其特殊性，在证据规则方面应区别于普通程序，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中应得到充分体现。在证据规则上，我们可以适当吸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有益经验。
1.对自白补强规则进行变通
自白补强规则是指被告人供认的犯罪事实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才能认定其犯罪。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认为法庭上的自白无需补强，但近年来美国有些州规定对于某些重罪案件法庭上的自白需要补强证据。在我国，法律及其他有关规定和自白补强规则具有相同的精神，对被告人供述类证据补强后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才能够定罪。合理的做法是在确保口供真实性的基础上，将口供与补强证据相结合以达到证明标准，使法官形成确信。基于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考虑，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补强证据不必是自白所涉及的全部犯罪构成事实，也不要求单独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只要能够保证自白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和被告人供述的真实自愿性即可。
2.对传闻证据规则进行突破
传闻证据规则，即如果没有法定的例外情况，传闻证据不得被法庭采纳。[4]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实际上放弃了对指控定罪证据的质证权，这是其事先对审理程序进行选择的结果，也是其诉讼地位的一种表现。另外，由于我国公民对公安机关的敬畏并不亚于法院，其向侦查机关作出的庭外证言的真实性是可以保证的。认罪认罚从宽追求降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在保障审判公正的前提下，突破传闻证据规则是必然的。在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上，法官审查被告人认罪的事实可以主要依据控诉方提供的相关证据笔录、报告，可以对刑事诉讼法中对包括证人出庭在内的规则进行变通，这也是对速裁程序的必要借鉴。
3.对直接言词原则进行简化
直接言词原则是指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诉讼参与人的口头陈述，只有经由当庭口头提出并以口头辩论和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罚金和免予刑事处罚且无开庭必要的案件增设书面审理程序。[5]对开庭审理的案件，其证明过程依案件性质而有所区别，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省略法庭调查环节，对于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法庭审理的各个环节都应当具备，并且要再次明确被告人已经充分知悉适用认罪认罚的法定后果。
五、结语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证据法的立法势在必行。其目的不仅仅是形成社会主义完备的法律体系的应有之义，更是维护刑事案件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通过证据法来为法官判案提供一种明确的规则;通过证据法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基于此功能，能够在程序上更好的维护被告人的人权，使其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保障，实现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樊崇義.《刑事证据规则立法建议报告》[J].《中外法学》，2016(2).
[2]艾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法问题》[J]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8(1).
[3]刘佳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证据问题探究》[J].载《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2).
[4]胡雪萍，李勇.《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规则适用》[J].载《人民检察》，2019(16).
作者简介：田江水(1994-)，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硕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律(法学)不区分方向。
(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 贵州贵阳550000)
作者：田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