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闻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社会新闻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近年来，中国特色新闻学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也呈现出不少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如何重构?研究发现，群众新闻路线是破解当前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发展困局的一个可取的、替代性重要的思路。

第一篇：社会新闻论文范文

论新闻传播与社会诚信

摘 要：新闻传播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是保障公众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需要诚信风气的支撑和助推。本论文主要探讨新闻传播是为何能肩负起构建社会诚信的重任，着重点落在如何塑造社会诚信，及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可供选择的克服方法。

关键词：新闻传播;社会诚信;塑造途径;问题;措施

社会发展需要诚信的支撑和助推。新闻传播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是保障公众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新闻媒体责无旁贷要为建立社会诚信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在我国特别是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担负着传播新闻信息、引导舆论和社会监督的职责，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本文主要探讨新闻传播是为何能肩负起构建社会诚信的重任，着重点落在如何塑造社会诚信，及存在的问题和可供选择的克服方法。

一、新闻传播塑造社会诚信的可能性

社会诚信的基本含义就是诚实守信;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诚信、政治诚信和思想文化诚信[1]。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张维迎曾谈到过“乡村社会”，人们靠“乡土诚信”维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小村庄里，人们相互知晓，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名誉很顾忌，“诚信”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可是当你无法确知你所交易对方的信息，问题就出现了。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赚钱的动机，当这种动机盖过规范，就出现了道德风险。新闻媒体是一把抑制信息不对称滋生的利器，通过快速传播信息，人们可以及时掌握对方的诚信度。舆论监督，会使违约成本变高，人在选择失信行为时就会有所顾忌。社会诚信行为的践行，说到底取决于社会诚信意识的建立，而社会诚信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宣传。新闻传播主要是生产意识形态产品，新闻传播以其本身的内容属性来说，就天然的具有强化社会诚信这种意识形态的能力。

二、新闻传播塑造社会诚信的途径

1.关注重大社会诚信问题，传播引导大众诚实守信的信息。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社会诚信意识的建立需要社会整体良好的文化环境，而新闻传播通过新闻事实的报道在构建良好道德空间方面大有作为。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正式提出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理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所以，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加大对诚信文化的再现力度，来引导受众关心社会诚信问题，形成诚信意识。大众传媒还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即经由大众传媒传递的内容，尤其是强调的信息，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曾提出“社会地位赋予”的功能观：任何一种问题、意见、商品乃至人物、组织或社会活动，只要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都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2]。闪耀着诚信之光的事件，经由大众媒介报道之后，将会引导诚信建设走向正确的方向。其中涉及的当事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会因大众传媒的传播产生一种“榜样化”的传播效果。

2.对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报道和抨击。传播学者指出，环境监视是大众传播最主要的功能。大众媒介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关于社会上各种事件的讯息，以备人们做出决策。公众有权了解自己生存的周边环境，从而根据获取的信息，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更重要的是，环境监视还可以把那些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在媒介上公开，激起社会的谴责。在社会诚信失范的问题报道上不能仅仅是机械再现，而应是深刻批判。中国目前处于一个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时代。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将中国最重要的公益机构之一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地沟油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各个领域的诚信危机已成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而对这些社会诚信大面积滑坡现象的公开报道，大众媒介是最有力的工具。以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为例来看新闻媒体的作为。2009年4月21日，匿名人士在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发帖，质疑唐骏的博士学位有假。2010年7月2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方舟子质疑唐骏学历造假》。2010年7月8日，央视《新闻1+1》关注唐骏学历涉嫌造假门：让打假不再是打架。首先，在没有标明任何态度和倾向的情况下，对涉及社会诚信的事件进行全面、客观、连续的报道，给受众提供一个认知的信息场。其次，媒体的大量报道会授予此类事件极高的“地位”，关注度显著提高。 最后，媒体自身的态度会有效的引导受众向既定的方向思考。随着媒体的批判而反思，因媒体的抨击而对此类事件产生负面性评价，理清认知，明确方向。

3.新闻媒体自身诚信价值构建的示范和标杆作用。由于自身认知的局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了解的大部分社会信息都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介。那些想了解但又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实践了解信息的普通受众，可依靠的就是新闻媒体。这就关乎媒体自身公信力的问题。媒体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它是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的标尺，也是媒体赢得受众信赖的能力。所以媒体要首先树立自己的威信，才能赢得受众的信任。无论是新闻机构还是新闻从业者个人，都需要遵循严格的职业道德。严守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原则，忠实报道和评论，并以公众利益和社会公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新闻媒体在塑造社会诚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新闻媒体本身：道德缺位、诚信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闻媒体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媒体可能会放松职业道德自律。某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意识薄弱，在职业理想、职业纪律等方面出现了偏差，甚至价值观扭曲，为了追逐物质利益和轰动效应，制造假新闻，对新闻媒体的公信力造成极大损害，引发新闻行业的“信任危机”。

2.新闻的娱乐化倾向造成新闻媒体对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诚信问题的报道缺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和赖特共同提出大众传播的四大功能是：监测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传承社会遗产;调节身心。新闻娱乐化若能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挖掘新闻的娱乐功能和新闻价值中的人情味，这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来说是有利的事。但是新闻娱乐化必须有一个“度”，如果过多关注纯娱乐化的事件，就会有意无意的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信息，比如重大社会诚信问题，这关涉到社会整体精神文明建设。对受众个体来说，长期接触这类纯娱乐化新闻，会使丧失思考力和判断力。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会造成社会责任感的减弱和丧失。受众对于媒体报道的新闻持有怀疑态度，使得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当媒体报道一些正面的社会诚信事件的时，受众也会产生不信任心理。

四、新闻媒体如何克服在塑造社会诚信方面的弊端

新闻传播行业的职业道德是社会诚信的一部分，只有新闻传媒自身坚持职业操守，才能谈塑造社会诚信。在现代信息社会，虚假信息传布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一些不负责任传播者造成的，新闻媒体一旦加入这一行列，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负面作用都是极大的。喻国明教授曾说过：媒体“要平衡社会情绪，提示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它和受众之间是‘诤友’、‘益友’和‘挚友’，而不是‘酒友’、‘腻友’和‘狎友’”。 新闻媒体应当有追求真理的精神、独立自由的精神以及勇担责任的精神，不懈坚持新闻应有的价值，去为一种社会信念和理想而呐喊。首先要做到恪守自身职业道德，做到新闻诚信，要在思想深处真正确立起诚信理念，并将人类社会交往中的这一基本准则贯穿到媒体的新闻采编和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去。其次，要有目的地组织新闻工作者反对虚假新闻，从而提高媒体自身公信力，并在此基础上传播构建社会诚信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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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 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6).

作者：杨妍

第二篇：群众新闻路线：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启示

【摘要】近年来，中国特色新闻学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也呈现出不少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如何重构?研究发现，群众新闻路线是破解当前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发展困局的一个可取的、替代性重要的思路。群众新闻路线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新闻史的遵循，而且也对当代的参与式新闻、社区新闻学、用户新闻学等具有解释力，还能与专业主义的新闻观念、新闻话语构成对话关系。群众新闻路线除了要求新闻工作者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工作原则进行新闻生产与传播外，至少还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群众参与新闻实践，二是新闻参与社会治理。

【关键词】群众新闻路线 中国特色新闻学 百年新闻史 新闻专业主义 社会治理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001

近年来，中国特色新闻学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也呈现出不少的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需转变观念，重新审视影响中国数十年的西方专业主义新闻理论，重返新闻学和新闻业的逻辑起点——实践，[1]将目光转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

一、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遇到的问题

在检视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建设的时候，黄春平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学科发展定位不清晰、学科理论的套用照搬、学科方法论的消解等。[2]受此启发，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主要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指导思想与学科建设的张力

近年来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者越来越多，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学者越来越少。如此鲜明的对比提示我们，中国特色新闻学不能仅作为一个“应景”的研究方向进行学科建设，而忽略了其指导性和总体性的特征。

在实践中，一方面，中国特色新闻学受到西方传播学理论的严重冲击。根据向芬等的研究，当代新闻学和传播学呈现出一定的紧张关系，西方舶来的传播学以“科学”的名义在不知不觉间消解了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新闻事业的实践经验、宣传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3]另一方面，童兵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受到西方新闻学话语体系的严重冲击。[4]李海波等进一步提出，西方特色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几乎已经到了“独霸天下”的地步了。[5]如新自由主义、客观主义、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已经成为不可颠覆的“真理”。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甚至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价值，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为我国媒体提供了一种抵抗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话语”。[6]

究其本源，这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如有学者质疑：“新闻传播学就是新闻传播学，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吗?”[7]随即有研究者批评指出“中国特色”并非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它具有特定的政治意涵，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具体到中国特色新闻学，它所探究的新闻学基本问题，与西方新闻学理论在立场、价值和方法上有着本质区别。[8]

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将中国特色新闻学“降格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甚至新闻理论的一个分支”，[5]或者将其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纯粹的、无涉价值的专业知识。中国特色新闻学应该贯穿于整体性的中国新闻学的理论体系、教育体系、业务体系，做到实践全过程的融入，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对新闻学的全面指导。

2. 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张力

李彬提出当今知识界存在一种倾向，实践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创新，有太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知识分子却躲在象牙塔中，写作着一些无关紧要、不触及社会痛点的论文。[9]理论与实践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一方面，理论框架日渐陈旧和内卷;另一方面，实践发展过于迅速。

面对“学界乐于规训业界，而很少为业界说话”的质疑，曹林曾对数位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进行访谈，在与董天策的对话中，他们认为，学界和业界要合作生产专业知识，提升共同体意识。[10]在与韩立新的对话中，他们呼吁新闻学界与业界应有基于相互需要的知识融合。[11]可见，无论是新闻学者还是从业者，均已意识到这一断裂，并开始了弥合工作。

在中国特色新闻学领域，不少学者热衷于对经典原著和历代领导人讲话进行释读，从哲学和思辨的角度探索理论真谛，这是重要且必要的。但仅这样是不够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与实践展开对话，解释力就是引导力，解释权就是话语权。如小到一个突发事件，如何解释它?如何引导舆论?它有可能演变为对党和体制的攻击，也有可能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又一次生动联结，关键在于理论的声音是否具有解释力。大到一条道路、一种模式，对于延安时期以来的重要经验，如政治家办报、正面宣传、舆论导向、人民主体、深入群众等，如何用新时代的话语，用贴近人民的话语进行解释，是摆在当代新闻学者和媒体从业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如果我们的话语没有解释力，仅停留在一些政治正确的空话层面，那么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就会“替”我们解释，[12]并以此蛊惑人心。因此，理论与实践的张力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争夺人心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尤其是中国特色新闻学领域，更需要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去理解。

3. 新闻历史与当代探索的张力

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志于连接中国新闻史和当代新闻实践/新媒体研究，但这两个研究却是割裂的，归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方向，分别由不同的学者展开研究。

对于新闻史的研究，可谓成果卓著。如陈力丹等对群众办报、开门办报、政治家办报的研究;童兵、郑保卫等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相关论述的研究;朱清河、李海波等对延安时期新闻历史实践的研究……总之，中国新闻传播的专题史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奠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此外，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個案研究，如李文的黑板报研究、田中初的革命根据地工农通讯员研究、沙垚的农村读报组研究等。

对于新媒体的研究，同样蒸蒸日上。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很多现象级的新闻传播景观。如以李子柒为代表的乡村田园风和国风国潮短视频的国际传播大获成功，在全世界取得数以亿计的点击量，受众主要是“Z世代”的年轻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来自民间的新闻传播方式大获关注，尤其是2020年年初武汉“封城”期间，民间短视频、微信公众号、个人直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传递了正能量。还有研究者关注到，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如何应对基层的组织涣散和人口外流、空心空巢等问题，新媒体大有可为，一些依托社区的微信群、视频号和直播者为乡村重新聚集了人气，通过在线联结反哺线下的公共生活，最终建构出新的、具有公共性的乡村内生秩序[13]……这引发思考，在新闻专业主义之外，应该存在一种群众性的、业余性的媒体运行方式，两者互为补充。一个新的新闻传播的时代开始了。

但问题在于，这两个学科方向间缺少对话，各行其是，并未统一于中国特色新闻学。这就需要一个新的兼容两者的分析框架去跨越历史与当代的鸿沟，把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传统与今天新媒体/融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协同接通。那么，这个框架是什么?

二、群众新闻路线：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对话

近年来，众多学者提出重构中国新闻学或传播学的要求。如李彬认为主流传播学理论“无法与当代中国及其传播实践展开生机勃勃的对话”;[14]黄旦认为由于传播技术的革新，新闻传播学科亟须整体性的理论转型;[15]赵月枝认为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重构需要激活三个层面的资源，一是历史资源，要继承农业社会的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二是当代资源，强调农民的首创精神和文化主体性，三是世界资源，提出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坚决批判。[16]在此基础上，朱杰提出，重新书写传播学史的前提是“穿透”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念的主导，进入更为长时段的20世纪，对20世纪中国有整体性的把握，尤其是从群众路线中得到理论和实践的启示;[17]黄平认为破解当前意识形态和新闻事业发展危机的根本之道是诉诸群众，延安道路、中国道路的本质内涵是群众路线，无论工作方法还是思想、政治和组织原则，无不如此。[18]

群众路线成为学者们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聚焦所在。事实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群众路线作为生命线和根本路线，因此讨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路线问题，绕不开群众路线。林爱珺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一直依靠人民，走群众路线”，它不仅回应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使命要求和时代呼唤，服务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19]一方面，群众路线指向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即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所以中国特色新闻学也必须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闻学;另一方面，群众路线也指向了当代基层群众实践，包括民俗节日活动、乡村春晚等，群众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参与社区生活，讨论村庄公共事务，回应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种种风险。通过群众路线，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很好的勾连。

基于此，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呼之欲出，即群众新闻路线。首先，与中国新闻史和新闻理论家们所倡导的在群众路线指引下开展新闻活动的思路一脉相承，如政治家办报、坚持深入基层、坚持为人民服务，发展工农通讯员，开展基层读报组、黑板报活动等。其次，在万物皆媒、全民记者、直播短视频流行的新时代，专业新闻机构“独领风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群众参与性不断增强，新闻生产和传播坚持群众路线，并以此构成一种制约平台资本主义和重建基层公共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众新闻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获得了新的解释力。

理论层面，群众新闻路线还具有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展开批判式对话的能力。胡翼青、汪睿提出，相较于新闻生产的客观标准，新闻专业主义更是一种媒介经营管理的理念或方式，且具有遮蔽性，用职业操守和专业信仰的方式遮蔽了其背后高度的功利性。通过高举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可以减少媒体机构运行的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强调客观、中立等所谓的专业标准，一方面可以约束新闻从业者，使之不至于权力滥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新闻记者及其机构最大限度不受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的支配。[20]因此要认识到，一方面，绝对的客观、中立是不可能的，媒体必然是有立场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强调新闻专业主义，更多是出于政治经济的考量，因为新闻机构是其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经济力量;[21]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主导的社会格局中，新闻专业主义不过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与民众间还存在很大的脱节甚至分裂。[22]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反思，专业主义的发展路径一定不是新闻发展的唯一路径，应该存在一种替代性的新闻生产与实践的方案或途径。李海波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业及其所依托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业界实践和学术思考的重要参照，甚至是理想化的“乌托邦”，但当下这个参照系自身却陷入严峻危机。[23]因此，对西方新闻理论及专业主义的本质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进而建立新聞业的新范式，其实也是一种“去内卷化”的体现。[24]

20世纪中叶，雷蒙·威廉斯就开始对专业主义进行激烈批判，他号召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要去讨论“如何在日益增强的专业化和真正的共同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25]近年来，也有一些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沿着这一路径提出业余性原则，以构成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替代。如李海波通过研究延安时期新闻大众化运动，提出新闻实践的“业余路线”，认为延安或许可以构成一个他者，一种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历史资源。[23]笔者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读报组的研究中也分析了其业余性，“业余性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重启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白领、中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相联结并进而有机统一的进程，成为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26]这些思考，开启了探索群众新闻路线的先河。

借用阿兰·巴迪欧的说法，这个媒体世界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想象另外一个世界，“不能想象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27]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新闻实践，可以为我们打开未来新闻传播新的想象。一些论者在思考全球新闻传播理论危机的“解救之道”时，指向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统。

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统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大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渐露颓势，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赵月枝认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外抗争，正在开始新的回合，这或许构成了一个机遇。以市场化、专业主义、精英主义为主导范式的西方新闻模式，同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2]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从山沟沟里发展起来的。[28]百年来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国新闻事业中独特的历史经验应被强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创的一系列制度和做法，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理应成为当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基础和遵循。[29]

三、群众新闻路线的基本内涵

基于上述分析，强调客观性、中立性和专业性的当代新闻理论与强调生活化、业余性和参与性的群众新闻活动显然存在较大分歧。当代新闻理论很难分析和解释民众广泛、热情、主动地参与新闻实践，将新闻传播融入日常生产生活的新闻传播行为。这迫使新闻学者反思当代新闻理论的生成机制、合法性，以及再生产的可能性。因此，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这一传统理论与实践资源，提出群众新闻路线。

1. 群众参与新闻实践

(1)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开门办报。自延安以来，中国新闻实践便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大量受过党的教育的新闻工作者到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与群众打成一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总结问题，然后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呈现出来。很多时候，组织还要求新闻工作者到群众中传播新闻作品，接受群众检验。这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独特而重要的经验，不仅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且融洽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使开门办报成为可能。在群众新闻路线中，新闻工作者不再是传统的知识精英，而是在思想、情感和立场上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有机知识分子。

(2)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新闻信息。这种传播方式中包含着一种必然的内容再生产，即把广播、报纸、电视等现代媒介的内容转变为传统的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再生产之后的内容也必然地区别于以媒体为中心和以城市为中心的新闻机制，因为从形式到内容都要站在受众角度进行考量，把新闻实践放回到一个更漫长的时间序列和更遥远的空间序列中，对现代新闻业构成了某种反思。中国特色新闻学应重视这种立足中国的本土式的新闻表达方式。虽然从传播形式上看，群众依然是被动接收新闻的，但从媒介形式上看，却给予了群众极大的主动性，这符合群众新闻路线的内在要求。

(3)群众直接利用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中国共产党一向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基层群众通过通讯员、黑板报、读报组等方式直接参与新闻生产，表达自己的观点，讲述身边的故事，同时做到向更广泛的群众传播新闻和信息，实现群众宣传群众。[30]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识字的乡村青年被动员起来，撰写黑板报、墙报、油印小报，开展屋顶广播、读报小组等活动，对新闻时事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二次传播。这些探索打开了群众直接书写新闻的历史，同今天的参与式新闻——“公民作为主体参与到新闻活动中”[31]的做法如出一辙。虽然具体的媒介形态发生了变化，但群众新闻路线的内在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 简言之，群众新闻路线的当代启示之一便是群众参与新闻实践，这或许可以成为当前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

2. 新闻参与社会治理

(1)认识论层面凝聚共识，强化社会主义认同。基层新闻是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即如何在党和人民群众间架设一座桥梁，实现信息交流的畅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开展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传达党的声音并凝聚共识，成为彼时的基层社会治理以及新闻传播实践的首要任务。用娱乐的方式讲新闻，在娱乐的间歇讲新闻，用接近性的方式增加村民的认同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广播、读报、开会等各种新闻传播的形式，引导群众放眼全国、放眼未来。在这里，“历史的支持”以及“更加感性并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表达方式，[32]成为关键所在。换言之，从群众的自身经验、切身利益出发，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建立个体与未来、社会主义的新联结。只有这样，未来才可能被多数人所认同，并为之奋斗。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深入基层一线、行之有效的文化宣传和新闻传播活动进行全面动员，才最终实现“党和国家上层与乡土社会基层在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联通”。[33]

(2)文化宣传系统组织化，提升基层社会组织力。基层组织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是把一些人、事、物都纳入人民公社体制。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归类并不利于研究的开展。笔者在很多文章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中国农村普遍成立的农村俱乐部，认为自此以后，农村的新闻传播和文化宣传才告别分散化、个别化的时代，真正有了组织性。由农村俱乐部来进行农村文宣资源的协调与整合，包括广播、报纸、电影、幻灯、黑板报、戏曲等媒介形式，使其更好地形成合力，作用于乡村生产生活。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大传播”的理念，即新闻活动不再是一个单独的门类，而是与乡村各类文艺和传播形态结合在一起，有组织、系统化地开展活动，彼此难分难解，这是一种更尊重实践的态度，而且新闻活动与组织化、制度化建设紧密相连，且更为常态化地进行。这种组织化，恰是日益空心化、原子化的當代乡村所缺失的。[29]从这个角度来说，刘绍华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治理”[34]是有道理的。文化宣传系统的组织化有效地将“处于政治生活和历史之外”的群众重新纳入“政治生活及历史”中 。[35]

(3)结合中心工作，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农村地区进行新闻宣传，不能仅满足于讲政策或读新闻，而是要结合村里的具体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如读报组，当时文件里就明确要求读报员做到“一读二讲三讨论”，引导村民结合新闻讨论和排查自己村里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有问题要及时向组织反馈。如农村广播，作为一个外来的“新媒体”进入乡村，它必须嵌入乡村的社会结构或政治经济结构，参与劳动生产的协调和管理，参与社会治理，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内生的、大众的媒介。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央也一再要求与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县级融媒体建设要引导好群众、服务好群众。一方面，只有服务好群众，解决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群众才能认同、聚集，并增加媒介使用黏性;另一方面，在服务群众中引导群众，只有在与群众的互动中，才能增强基层媒体的传播力和舆论引导力。

总之，当代新闻媒体正受到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双重夹击。新闻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路要求不再以新闻生产为核心考量，而是结合时代主题，转向信息服务，深度介入社会治理，关键要看能否组织群众，提升基层组织力。

结语

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融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利用新媒体手段发布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新闻传播的生态得到极大改变。学者们普遍认为，必须重新定义新闻。备受争议的、从西方舶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如火如荼的新闻实践缺乏解释力。很多一线媒体人也认为，新闻学界已丧失了对新闻业界的指导能力。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重构中国新闻学。如何重构，一些学者从美国转向欧洲，试图在哲学和思辨中寻找线索，但更多的学者转向历史，试图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新闻实践中总结规律，按照群众路线开展新闻事业。群众参与新闻和新闻参与社会治理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新闻学界和业界不争的趋势/方向，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解决危机的思路;不仅是中國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设，更是当代新闻实践的前沿探索。

问题在于，面对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困境，不少学者依然坚持采用西方舶来的公民新闻学、参与式新闻学、用户新闻学、底层新闻学、民生/社会新闻学等话语框架。但20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实践留下了独特的历史遗产和工作经验，与上述舶来的新闻分析框架背后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不一致。因此，只有回到汪晖所强调的历史的“内在视野”，[36]并以此出发反思性地观察当前主流的新闻知识、理论、信念和世界观，在比较视野中，才能更深刻、更清晰地感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理论，进而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间建立一种内嵌的、有机的、延续的、富有生命力的联结。只有不忘初心，才能行稳致远，进而有为。

甘惜分先生提出“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37]可以说群众新闻路线是对这一原则的遵循，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另一方面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新闻事业出发，同时与西方专业主义新闻理念展开对话，探索面向未来的新闻路径。做到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新闻与传播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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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Line Journalism： Enlightenment Based on Journalistic Practi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A Yao1，2(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1， China;2.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1， China)

Key words： mass line journalism;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entennial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social governance

作者：沙垚

第三篇：论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

摘要：新闻评论是对新闻事实发表的意见。相比于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具有鲜明的价值属性，对社会制度情境的依赖更强，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也更突出。概括起来，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三个方面。新闻评论的三重社会责任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情形下，由于新闻评论的政治、法律与伦理价值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承担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就成为一种讲求周全、兼顾的平衡艺术。

关键词：新闻评论;社会责任;要素

新闻评论不是新闻，不是事实报道，而是事实评价，是基于新闻事实或有新闻意义的事实而发表的意见。相比于新闻报道，由于新闻评论对社会制度情境的依赖更强，因而，新闻评论带有鲜明的价值属性，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也更为突出。

一、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提出

无论是以事实描述为特征的新闻报道还是以价值规范为特征的新闻评论，都属于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因而都处于一定的传播及媒介制度中，进而处于规定传播及媒介制度的整体社会制度之下。所谓制度，就是系统。社会制度就是社会系统。从社会学意义上的系统论角度而论，处于社会系统内人化的各个要素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同其他人化的要素相互制约，并统一受制于整个社会系统，服从并服务于该社会系统。就传播媒介及其传播内容而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脱离了自在状态而进入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整个社会系统之内，从而受制于整个社会系统。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大众性而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它理当更多地体现为公共的意志(“公意”)和公共的利益(“公益”)。正是从这个意义说，作为大众媒介传播活动的新闻评论不仅是个人和媒体机构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

针对大众传播媒介为追逐利润而逾越新闻自由的界限和抛弃应对社会担负的基本责任，西方人很早就提出了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思想和理论。1788年，被美国人誉为“自由开创之父”的托马斯·杰斐逊在支持制订旨在保护新闻自由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的同时，就指出：“报界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可信的、准确的和重要的消息与意见。”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制订了《记者信条》《新闻法规》等规约，业界要尊重公民自由和对公众尽责的行业规范。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非政府机构—新闻自由委员会(“哈钦斯委员会”)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有关媒体社会责任论的基本思想：现代传播媒介应当“将自己视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社会中所有重要的观点和利益都应该在大众传播机构上得到反映”，要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以及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等。[1]其后在50年代，美国学者T.B.佩特森(Peterson)提出了作为“现代社会公众通讯工具”的媒介所应承担的包括以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讨论或辩论来服务于政治制度，启发和提高公众的自我决策意识，对政府进行监督等各项职责和任务，他认为：“自由伴随着一定的义务，享受着政府赋予的特权地位的报刊，有义务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2]70年代，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制定伦理规则明确要求：“报纸应当为人们交流评论与批评提供论坛，特别是当那些评论与社论立场相左的时候。”[3]凡此种种，表明的是新闻媒介在追求和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所应承担的方方面面的社会责任。在所有这些对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规约中，几乎都涉及到发表意见的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

迄今为止，新闻(包括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即新闻责任问题一直是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界及其整个社会的公共议题，西方的新闻业始终处在追逐商业利润、享受新闻自由与接受新闻审查、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

中国自近代引入新闻学以来，对新闻的认识和理解就包含了对新闻责任的关切。在论述报纸社会功能和意义时，无论是梁启超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严复的文章《国闻报缘起》，还是徐宝璜的著作《新闻学》，都涉及报业即新闻业的社会责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使命和道德。[4]尤为突出的是，鉴于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和革命的时代主题，联系国事是报纸的第一要务，报纸所担当的更多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和义务，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备受重视。由此，基本上可以说，报纸不是以新闻而是以新闻评论为本位(只是到了后来，报纸才向新闻本位回归)，而报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更多地是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新闻界的这种评论本位主义盛行至改革开放前，并存留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于西方，中国人所谓的新闻责任首要地不是新闻报道即新闻本身的社会责任，而更多地是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其中的政治责任。

一般而论，从人类新闻实践来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说，新闻报道要早于新闻评论，因此，对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关注要晚于对新闻报道社会责任的关注。作为广义的新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主观性更强的新闻实践活动，相比于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因其与新闻本身的差异而使其社会责任问题更难以被评判，更难形成公认的标准。但是，基于新闻评论更强的社会性及对公众的社会影响力并不亚于新闻报道，对新闻评论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媒介批评同样成为一种媒介实践的必然。因此，迫切需要对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加以主题化研究。

二、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要素

基于新闻与社会的多重关系，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这三重社会责任成为对新闻评论媒介批评的主要标准和依据。

(一)政治责任

新闻是观念的产物。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新闻实践活动是一种界定和调整权力关系的权力话语活动。如果说，新闻报道是“用事实说话”，是把报道者的倾向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因而表达的是“无形的意见”，那么，新闻评论则是“有形的意见”，是基于事实的立场和观点的价值偏向性表达，它总是受一定的权力即政治意识形态框架支配。而作为意识形态机构的新闻媒体把关后的新闻评论，更是一种制度性(而非个人性)行为，因而其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或“党性”完全是一种必然的品性。在意识形态的框架效果即筛选、过滤机制作用下，新闻评论具有鲜明的价值特征和价值观差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评论是一套言说定义(或规范)现实世界的权力话语，新闻评论活动是政治性的活动，从事新闻评论就是从事政治。恩格斯曾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么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5]从事政治活动的新闻评论当然要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这是一项必然的逻辑。在自由主义的社会语境下，新闻评论要承担充当“社会公器”和被喻为的“看门狗”(watchdog)的角色，为社会(公益)服务，肩负起对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公司企业进行新闻舆论监督的政治责任，要求成就为“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语境下，新闻评论要承担充当执政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及舆论支持、舆论引导(导向)和舆论调控工具的政治责任。新闻评论履行舆论监督和政策宣传等政治功能，就是在承担政治责任。这种对政治责任的承担集中表现为合政策性，即要为一定的政策所约束，服从和服务于政党和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

(二)法律责任

从法律学的角度看，新闻评论是一种关涉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人的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等社会关系的新闻实践活动。基于新闻评论的权利和自由是有底线和疆界的，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更多地表现在不作为上，力求避免评论权利的滥用和误用。新闻评论因此主要成为被社会规范的对象(而非社会规范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基本上是消极性的、否定性的责任。事实上，新闻评论承担法律责任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即要合乎法律精神的要求，要受一定的法律规范的约束(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合法之法或“良法”。从原则上说，对不良之法或“恶法”，作为社会舆论工具的新闻评论不但不能在精神上受其束缚，而且在行动上要通过新闻批评的方式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使之尽早得到修正)。[6]换而言之，新闻评论要在法律允许的界限内进行，具体是指新闻评论主体选择评论的新闻事实和人物及得出的相关结论必须是法律(主要是新闻传播法)允许传播的内容，不会对他人或某个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及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不得侵犯他人的个人权利，不得损害法人的利益，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不得败坏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得造成干扰独立司法审判的“新闻审判”现象。

(三)伦理责任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新闻评论是一种辨别善恶并影响社会价值取向的软权力话语行为。“言论是一种试图影响人、改变人—改变人的价值观、行为和信仰—的文本，因此，它不能不受到伦理的审视。”“就像论说可以用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定并改变他们的生活一样，‘论说’也可以破坏和伤害人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和‘私民’，我们必须以监督和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所制造和接受的论说。”[3]作为一种广为传播的社会言论(“论说”)，新闻评论的伦理品性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评论的伦理目标应当是使传播对象或者说受众“耳聪目明”，更具思考力、鉴别力、批判力和创造力，总之，更自主、自由，更有个性，而不是相反—更易于被人所操控、役使和同(质)化。换而言之，新闻评论者即“论(说)者的伦理”旨在“强化个人和社群”(strengthening th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使之更有力量。而要实现上述伦理目标，就必须要求新闻评论者像古希腊圣人苏格拉底那样，做知识和真理的“助产士”，通过“辩证法”与人“理论”，目的不在驳倒对方，而在于共同达到真理，达成共识。事实上，今天的新闻评论者更应平等对待传播对象，平等交流，做到理性劝服。如果说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主要是一种消极性作为的责任，那么，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更多地表现出积极性作为的责任一面，它要积极作为，执行一定的社会基本职能。譬如，新闻评论要尽可能多地提供全社会的各种声音，搭建“开放的话语空间”和“意见的自由市场”，尤其是确保话语权和发言机会的均衡分配，让弱势、边缘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有，新闻评论要尽可能地彰显人性中的光辉，显示人道主义和推崇人文关怀，弘扬和释放道德力量的正能量，以凝聚社会共识和舒缓社会情绪。当然，从根本上说，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要求新闻评论合道德性(“合德性”)，即要求新闻评论遵守德性社会的道德约束，其评论主体所选择评论的、作为公开传播对象的新闻事实或人物及得出的结论都应该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为之所接纳。概括起来说，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包括：在内容上，要“公正”(fairness，而非不偏不倚，impartial)，不要碰触和突破民主、法治和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底线;在形式上，要公开，不得隐匿或模糊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得使用不利于读者全面、深刻地理解、把握事实，独立、合理地进行判断、推论的论证方法或修辞手段。应该指出的是，基于伦理界限和规范不像法律界限和规范那么硬性和明确，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比其法律责任要宽泛也要宽松一些，承担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也就要求更自觉、自主一些。

三、结论

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内生的，是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形态的内在属性所规定和赋予的。一般而论，新闻评论的三重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与伦理责任—是统一的，但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新闻评论的政治价值标准、法律价值标准与伦理价值标准即合政策性、合法性与合道德性并不完全一致。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言论—“每个社会都有维持和平和秩序的权利，因此就有权禁止宣传报道带有危险倾向的意见……执政者在限制他所认为的危险意见时，他在道德上或神学上可能有错误，但是他在政治上则是正确的。”[4]—恰好从对立面上反映了这种多重价值标准的非统一性。因此，承担新闻评论的三重社会责任就成为一种讲求周全、兼顾的平衡艺术。此外，承担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还要求注意一种情形。上述政治、法律和伦理三重标准有可能与新闻价值标准都不一致。譬如，有些事实具有新闻价值，以新闻价值标准来衡量是值得评论和传播的，但从政治、法律或伦理的角度看，又都不适合评论和传播。因此，在承担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时，还有一个平衡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与传播责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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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智，男，博士，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薛耀晗)

作者：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