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考古论文范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世界考古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希望指导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以拉丁美洲史和中、南美洲考古专题为切入点，系统掌握现代考古学经典与前沿理论知识，从而令传统上侧重于历史、语言的文献史料研究路径实现一种新的关键转向。该课程的支撑材料为拉丁美洲考古的相关收获。

第一篇：世界考古论文范文

考古旅游：互动视野下的考古与旅游

摘要　近年来，考古旅游在全世界范围取得快速发展，但其研究却十分薄弱。本文在融合考古学与旅游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考古旅游的概念与范畴，并分析了考古与旅游的互动机制：同时对我国考古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架构了以资源保护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我国考古旅游利益机制。基于考古旅游伦理主体利益的实现，文章提出了以文化资源观、文化保护观、文化认同现为内容的我国考古旅游伦理基本框架。

关键词　考古旅游;互动机制;发展模式;利益机制;旅游伦理

文献标识码　A

考古旅游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200年西方贵族社会中就已经流行埃及金字塔游。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考古热催生了世界近代考古旅游，发掘后的意大利庞贝城遗址、希腊迈锡尼王宫遗址和克里特宫殿遗址等都很快成为当时的旅游胜地。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对中亚(西域)地区的考古探险推动了东方国家考古旅游的发展。但这些旅游活动属于个体性的偶然活动，其目的是文化猎奇、寻找宝藏，不属于现代意义的旅游。现代考古旅游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旅游者主要来自欧美国家，旅游目的地是埃及、墨西哥、秘鲁等文明古国。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旅游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成为当今世界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兴专项旅游。2006年，欧洲参与考古旅游的人数已经比1999年增加了3倍…。我国考古旅游的快速发展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近几年，我国考古旅游需求扩张迅速，政府、旅游界、考古界共同协作的考古旅游供给水平也显著提高。

国外考古旅游(archaeological tourism或archaeotoufism)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学者迪亚斯·蒙特萨洛(Diaz Montexano)是世界考古旅游研究的创始人。1995年他发表了引起社会对考古旅游关注的《考古与历史之谜》(ArqueologEnigmas de la Historia)和《历史考古学》(ArqueoHistoria)等著作，并于2000年创立了世界第一个考古旅游学会。美国学者对考古旅游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代表性的有摩特森(Lena Moensen)对洪都拉斯库班地区(Copan)考古旅游的研究和缪萨法(Maima Musafa)以约旦为个案对考古旅游者行为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秘鲁已经连续举办了4届考古旅游国际研讨会。国内考古旅游研究还十分薄弱，笔者通过CNKI和万方数据以“考古旅游”、“考古与旅游”、“考古旅游”为主题和篇名进行检索，仅找到相关研究文献5篇(检索时间为2009年5月31日)。其研究内容是地区性考古旅游资源及其旅游开发，如谢崇安对广西考古旅游资源的综论，杨杰和李小波等对考古资源向旅游开发转化的研究。基于此，笔者试图融合考古学与旅游学相关理论对考古旅游的概念与范畴、驱动机制、发展模式、利益机制、旅游伦理构建等进行分析，以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考古旅游研究的关注。

1　考古旅游的概念与范畴

考古是通过田野调查或发掘来寻找、发现、取得古代物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整理、保存、研究和利用的专业性活动。旅游是人们对惯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或熟悉的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体验;旅游的动机主要与游憩(或康乐)有关，还包括商务、教育、健康或宗教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考古旅游定义为：以考古活动、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为旅游吸引物，具有游览观光、学习求知、参与体验、休闲娱乐等功能的专项旅游。作为个体活动，考古旅游是考古活动与旅游活动的互动融合;作为业态形式，它是考古领域与旅游业的互相渗透;作为学科领域，它是考古学与旅游学的交叉领域。

考古旅游资源是考古活动和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考古活动包括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通常分为遗迹和遗物，属于文物的范畴。遗迹是指不可移动的古代城址、宫殿、村落、墓葬、窑址、祭坛、石窟、洞穴等，其中，有一定规模者连同其所存在的空间又统称为古遗址;遗物是指可以移动的古器物，如工具、武器、装饰品等，多以博物馆为媒介来保存和展示。因此，考古旅游的基本类型有考古活动旅游、考古遗迹游和考古遗物游。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考古活动、遗迹和遗物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常是在同一时空内存在;考古旅游还可以衍生出修学旅游、科普旅游、探险旅游等。

2　考古旅游的驱动机制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融合是考古旅游社会化的重要保障，旅游需求升级转型和个性化则是考古旅游发展的直接动力。目前，我国旅游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各个领域延伸，考古的功能也正在不断拓展，考古正在积极地走向公众。我国考古与旅游的互动机制已经形成(图1)，考古旅游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扩张。

2.1　考古的功能拓展

证史是考古的传统功能。但在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考古研究应更科学化和人类学化，考古学当属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考古(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认知考古(cognitive archaeology)、行为考古(behavioral archaeology)、社会考古(social archaeology)等考古新领域快速发展。环境考古强调以人为中心，研究主题是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人地关系。它将考古功能延伸到了揭示古代人类与其生活的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之领域。认知考古研究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重视认知和符号信息、社会意识和社会内部冲突。社会考古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重视古代社会组织重构、社会规模、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研究，进而对社会文化变迁进行合理的解释。

近年来，西方考古学的这些新理论陆续传人中国。在其推动下，我国考古的功能快速拓展到了环境与生态、文化与意义、社会与人群、行为与思想等领域。我国考古研究与公众关注间的契合点越来越多，考古与公众间的距离被不断拉近。

2.2　考古走向公众

走向公众是当前世界考古发展的共同趋势，因为“历史不是考古学家的私有藏品，考古学资料是全人类的财富”。

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新博物馆学(newmuseology)、景观考古(1andscape archaeology)在我国的兴起与实践，直接推动了考古走向公众。公众考古兴起于英美，其目标是推动考古的公众化，其核心是考古学家与社会公众的交流(communciation)、考古发现的大众化解释(interpretalon)。新博物馆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强调要重视博物馆的

目的(purpose)，提出博物馆要由物的关注转变到人的关怀。景观考古开始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末，它重视景观的动态性、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景观的符号意义。当前，全球环境保护主义流行、可持续发展主题不断深化，景观考古的价值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在它们的推动下，公众进入考古的门槛降低、通道打开，考古与旅游的融合也就自然而然了。

2.3　旅游者走向考古

旅游者走向考古，可以从两个层面找到答案：一是旅游的因素，主要是寻找见识、寻找真实、凝视差异;二是休闲的因素，指文化资本积累和深度体验。

寻找见识包括个体对客体的认知和个体自身情感的收获两个层面，它是旅游动机的重要部分。考古资源是文化的载体，其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深厚、层次丰富、形式多样，而且是个体在其他文化载体中所难以获得的。旅游者随着个体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为寻求新的见识，流向考古资源就成为一种时尚的选择。真实性是旅游者渴望得到并积极寻求的旅游体验，客观真实(object-related authenticity)是真实性的最基本层次。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是文化的物质形态载体，其所存在的环境也因长埋地下而保持了当时的原态。与历史记载、传说故事等相比，它们提供的是人类所能够取得的那个已经过去时代的最为真实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些真实的要素被发现后是按照“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和原态环境的原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进行保存和使用的。因此，考古领域是旅游者寻找真实的归宿。厄里的旅游凝视理论认为，旅游是一种反向性生活，旅游的目的是凝视与日常生活或工作不同的事物或景观。考古属于专业性极高的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与公众隔离的状态，它对考古学家以外的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典型的“异质领域”。

文化资本是个体在社会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决定性资本。其中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形式存在的具体文化资本能够给个人带来超常的价值(效用)，它是当前个体社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考古资源是实在的、原生的，其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真实性、准确性、直观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对它们的认知会有差异，但他们都能从中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积累。由此，个体的文化资本需求通过“迫使”个体进入“象牙塔”而成为旅游走向考古的动力源。深度休闲的动机在于个体能够通过系统性参与某种活动获得知识和经验，而考古正是其实现的领域。

2.4　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互动

保护是考古研究的永恒主题，模式选择是其核心。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长期以来我们采用的是封闭式的保守保护模式，让考古工作者做资源保护的承担者。但是，在我国庞大的考古资源规模和公众保护意识普遍缺失面前，考古工作者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封闭式的保护一方面使资源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资源的价值不被认可，甚至被所在地居民认为是发展的包袱;另一方面由于公众没有机会参与资源的使用，作为资源所有者的利益得不到实现，直接导致公众资源保护意识一直难以形成。考古资源的所有者是社会大众，缺少了公众的支持，保护是难以实现的。我们过去物与环境隔离、人与物分离式的保护模式，直接导致了考古资源的人脉缺失、传承缺失、环境缺失、文化破碎。我国《“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大遗址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并明确要求设立专门的对公众开放的遗址展示区。2008年10月21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提出：应将大遗址保护同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让大遗址保护的成果惠及社会，实现保护与开发的互动发展。

2.5　文化发展与传播的互动

文化是当今世界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国家发展的支撑力量。丰富和发展国家的文化离不开考古的新探索与新发现，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尚有众多的文化因素需要由考古来揭示。考古能够通过新的发现来验证和扩充文化，推动我国的文化发展。但是考古自身却解决不了文化传播和文化走向大众的问题。长期以来，考古被封闭在“象牙塔”内，其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以少数人能够感兴趣和读懂的研究报告形式对外发布的。而旅游本质上就是公众的一种文化采借行为(cultural borrowing)，文化传播正是旅游的功能优势所在。在旅游过程中，文化的习得性和传承性得到直观的体现，从而文化能够在交流中被广泛的传播。

2.6　媒体的外在驱动

21世纪以来，媒体对考古的热情急剧升温。电视、网络、报纸、电影、图书等媒体对考古的关注已经成为考古旅游发展的外在动力。1999年3月3日，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进行的埃及金字塔发掘直播，带来了考古与媒体结合的新模式。国内媒体对考古关注的高潮开始于2000年的北京老山汉墓考古发掘。在整个发掘过程中，新华社记者进行了密集的图片和文字跟踪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每天都有5—7分钟的专题报道，2000年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对前墓室清理的直播更是激发了观众对考古的热情。到2008年，全国先后进行的考古直播已经有近10次。在媒体的推动下，考古正在越来越广泛地走进旅游者的视野。

3　考古旅游的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考古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以博物馆为载体的参观模式。近年来，新的开放型游览模式、多功能型休闲模式、创意型体验模式、考古活动参与体验模式等已经逐步成为市场的主导。

3.1　封闭型参观模式

指依托城市博物馆发展考古旅游的模式。出于保护条件、利用率的考虑，加之某些历史、政治和体制因素的影响，考古发现的遗物或部分遗迹经常被移动到城市内的综合类、历史类博物馆来保存、研究与展示。由此，这些城市博物馆得以依托这些资源来开展考古旅游。从旅游供给的角度，城市博物馆实际上是最早的专业化考古旅游产品的生产者，其展览就是最初形式的考古旅游产品。该模式的优点是景点交通条件好、可进入性强，产品的内涵与城市及其地区的历史、文化结合密切，旅游设施完善。但这种模式中遗物因脱离了原有的存在空间，其价值表达容易被加工且不完整，社会、环境等附加信息严重缺失;橱窗展览式的单一形式、充满专业术语的讲解、处处受到限制的行为、封闭的活动空间等经常会使参观者的旅游体验不足。

该模式的主要客源是文化学习者。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能够独立地认知和解析考古资源的文化内涵。最近几年，受公众考古、免费开放等因素的推动，该模式旅游产品的创新已经开始。电子导游、多媒体展示、虚拟场景再现、模拟考古等新元素已经陆续进入到参观者的视野。

3.2　开放型参观模式

指依托遗址博物馆发展考古旅游的模式。该模式旅游产品的核心景观包括两部分：一是覆盖遗址的全部或局部，展示考古发掘后遗址原貌的遗址博物馆;二是专门的遗址展示区。该模式最初是以单纯的遗址博物馆旅游形式开始发展的，其较早的实

践者是定陵博物馆、秦兵马俑博物馆等。目前，遗址展示区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该模式旅游产品中最有吸引力的新元素。

该模式使旅游者的参观由封闭式变为开放式，活动内容也增加了参观遗址、参观考古现场、模拟考古等新形式，旅游者和旅游对象之间关系也由橱窗式隔离变为多种形式的直接接触。而且遗址博物馆保持了遗迹和遗物的原貌，保留了它们的原态(即最初发现时的状态)环境，旅游者获取的知识实现了由物到环境、社会、人等因素的延伸。但是，该类型旅游产品所依托的资源大都远离地区的交通中心，提供的旅游产品要素构成不完整(主要表现在旅游通达性相对较差和旅游设施不完善两个方面)，历史文化的时间延伸有限。其客源主要是学生和高学历人员，大众旅游者进入的难度较大。

3.3　开放型游览模式

指依托遗址旅游区发展考古旅游的模式。遗址旅游区是指由遗迹、遗物、博物馆及其所依托的设施、空间、环境等构成的旅游区。该模式体现了大遗址(指规模和文化价值突出的文化遗址)的概念，是目前我国大遗址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

该模式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与开放型参观模式相比，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进一步延伸，游览的开放性和自主性得到保障;二是产品的专业性减弱，公众接受程度高，从而极大地扩大了考古旅游客源市场。而且该模式特别注重旅游产品要素的健全和旅游服务的完善，是考古资源真正的旅游化开发模式。以四川三星堆遗址旅游区为例来看，其建设有博物馆、展示区、旅游通道、游客中心、休闲娱乐设施、餐饮住宿设施等，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多样性需求。但是，近年来遗址旅游区外部空间延伸过大、设施过度旅游化、产品功能泛化特别是娱乐化和庸俗化等现象十分突出。

3.4　多功能型休闲模式

指依托考古遗址公园发展考古旅游的模式。该模式是在保持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基础上将考古遗址开辟成公共性、大众性的城市公园。这是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协同实现的新模式，是具有文化学习、文化休闲、文化体验等功能的新型考古旅游产品。国内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北京为最早。1985年北京就建成了团河行宫遗址公园，后又陆续建成元大都城垣、明城墙、皇城根等遗址公园。我国《“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建设殷墟、大明宫遗址、阳陵、圆明园遗址4处考古遗址公园示范区，从而探索遗址公园建设的新模式。该模式使考古旅游拓展了休闲功能，实现了保护、展示、文化、环境、游览、休闲等功能的开放式融合。2006年9月开建的殷墟遗址公园规划有文物区、文化区、休闲互动区、创意区、旅游配套区，其中，包括殷墟博物苑、王陵遗址等的文物区是其核心区，发展定位是成为全国最大的集文物博览与服务、遗址展示、文化休闲、园林绿化和环境保护于一身的古遗址公园。

该模式下旅游产品的细分类型丰富、形式多样，能够满足多层次的旅游需求。其客源既包括文化学习者、文化研究者等高层次群体，也包括游览者、文化娱乐者等普通旅游者。

3.5　创意产业型体验模式

该模式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催生物，是考古旅游发展的新模式。其核心就是运用文化创意来深度开发考古资源，形成深度体验型旅游产品，从而满足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实现深度休闲和体验的要求。2008年4月18日建成的云南“世界恐龙谷”是国内该模式的最早实践者。世界恐龙谷是依托禄丰县恐龙化石遗址创意开发的集遗址保护、科学研究、学习体验、旅游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恐龙文化主题园。恐龙谷的核心区是恐龙化石遗址馆(原貌展示)，外围有入口景观广场、重返侏罗纪、侏罗纪历险、侏罗纪嘉年华、恐龙大本营、阿纳休闲观光带等延伸区。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常州淹城春秋文化体验园是国内首家春秋文化创意主题园。该园计划建设生态停车场、入口服务区、诸子百家园、4D动感影院以及烽火连天和空中看淹城等4个大型文化创意项目，定位是使游客与春秋文化“零距离”交流、快乐“玩”春秋。

3.6　考古活动参与体验模式

该模式依托的是各种类型的考古活动。目前，其形式主要有参观考古现场、模拟考古、实地考古调查或发掘、考古探险。

国外考古发掘现场大都对公众开放。最近几年，国内考古发掘也开始对公众开放，见诸报道的有北京老山汉墓(2000年9月15日)、安徽尉迟寺遗址(2001年10月1-7日)、山东汶上分水龙王庙遗址(2008年5月7日)和陕西周公庙凤凰山遗址(2008年10月25日)等的考古发掘。国内模拟考古开始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目前在城市博物馆、遗址博物馆和遗址旅游区中普遍开展。目前，旅游者独立的实地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一般会因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被禁止。国内旅游者一般是通过参与公众考古活动而进行此类活动，如在陕西周公庙凤凰山遗址公众活动日中，旅游者就可以在专家指导下进行遗址和墓葬的实地发掘;国外一般由非官方机构和专门旅行社组织，如2006年6月英国布拉温西岛维多利亚时代遗址发现后，旅行社就曾多次组织旅游者前往参与发掘。考古探险是国外早期考古旅游的主要形式，目前国内考古探险还处在萌芽阶段。

4　考古旅游的利益机制

目前，考古旅游还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加之我国旅游的经济属性被过度强化，全民旅游热情非理性高涨。我国考古旅游发展中，旅游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娱乐的追求与考古对文化原真的守卫、专业精神的捍卫产生了直接的冲突。我国考古旅游的利益实现正面临着诸多困境，利益机制尚待健全。

4.1　考古旅游的利益实现困境

考古资源的所有者是社会大众，考古旅游发展应保证每一位公众都有机会参与，并获得自己所追求的旅游体验。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考古是以高度专业性而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的，考古旅游也是为满足具有丰富历史知识和较高文化水平的精英群体需求而作为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出现的。目前，我国考古旅游开发主要是以简单加工后的遗迹和遗物为基础的，其产品也通常是只有精英能看得懂的专业性展览和展示。

文化性是考古旅游的本质。但是不同层次旅游者对文化的认知能力是有明显差异的。考古活动、遗迹、遗物等所构成的客观真实性文化往往只能够被具备自我解释和独立认知能力的精英所接受，更多的大众则要求对其进行全方位解释和舞台化展示。目前我国考古旅游开发中虚拟系统(虚拟场景再现、虚拟体验漫游等)开始被应用，传统的社会生活(婚礼、宴饮)和文化活动(祭祀、舞蹈等)的场景再现已经被引入到景区。通过这些手段，大众旅游者既满足了感官刺激，又取得了参与的乐趣。但是，文化性和真实性却经常成为旅游者求乐的牺牲品。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考古进入旅游是“呈现为一件美丽的知识外衣”，给求乐加上了求知的外衣。

考古资源是国家的公共文化遗产。公共性要求

对它们的利用要以实现社会效益为准则，所追求的应是福利大众化。因此，考古旅游应以公益性为属性，以文化传播、社会教育、精神凝聚为主要功能。2008年1月开始的我国公共博物馆免费开放，让我们看到了考古旅游公益性的回归。但是，目前我国旅游的经济功能被过分推崇，旅游更直接地表现为一种商业活动。经济利益的追求也正是当前我国很多考古资源走旅游开发道路的主要动力。因此，考古旅游发展颇有“知识与商业的共谋”之态势。

4.2　考古旅游的利益机制

考古旅游涉及的利益主体有所在地居民、考古工作者、旅游者、经营者、管理者、其他公众。考古旅游利益主体的地位是多层次的，其利益诉求也是多元化的。在考古旅游发展中不同地位主体的利益诉求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即使是相同地位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有层次之差异。

具体来说，所在地居民不仅要求资源的直接使用权，更要求参与资源旅游开发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的分配，期望资源开发能够对其个人及所在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考古工作者则首先要维护文化的原真性，捍卫自己的专业精神;其次要通过开发促进资源的保护，希望让自己所掌控的资源在旅游领域实现经济的增值或解决保护经费等现实难题。旅游者追求的则是旅游需求的实现和旅游消费效果的最大化，但是不同旅游者所追求的旅游利益会因其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差异而明显不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精英追求的是文化和精神体验，而大众所要实现的则是物质、娱乐和感官刺激。经营者作为市场主体要实现的是效益最大化，关注的是投资和经营的效益问题。管理者(即政府)是资源所有者——大众行使管理权的代表，它要对公众负责，对资源负责。因此，管理者一方面要保证大众使用考古资源的权利和机会，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考古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其他公众往往是被看作考古旅游发展的局外人，其利益要求通常被忽视，甚至他们自身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考古资源的属性决定了其所带来的利益是属于所有社会大众的，不直接与资源发生联系的其他公众同样应该分享相关利益。其他公众的利益应该属于考古旅游延伸利益的范畴，其一般体现在经济的关联带动、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精神激励、民族自豪等要素之中。

考古旅游主体的利益诉求是复杂的，要保证各主体利益的有效实现就必须建立健全考古旅游利益机制。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我国考古旅游利益机制构建的原则是以保护资源和以人为本为核心，充分关注资源所在地居民的利益分配，强化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实现，加强管理者的监督管理，保证经营开发的文化性、层次性和阶段性，最终实现福利大众化。具体来看，我国考古旅游利益实现困境出现的最直接原因是旅游景区没有实现合理的功能分区。旅游开发仅仅是依托脆弱的考古资源核心区，从而导致旅游设施大量建设在核心区，大量游客集中进入核心区，其最终结果是资源破坏和旅游者差异性需求难以满足。因此，考古旅游景区合理的功能分区是考古旅游利益机制构建的直接途径。我国考古旅游景区应建立如图2所示的功能分区与利益机制模型，从而保证不同利益主体都能够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

5　考古旅游伦理的构建

目前，我国旅游开发的积极性被过度调动，加之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伦理脱离倾向，我国考古旅游发展中迫切需要加快旅游伦理建设。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是旅游伦理的基本问题，旅游者和旅游利益相关者是旅游伦理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旅游伦理构建的核心就是在保障旅游伦理主体旅游利益合理有效实现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其在考古旅游发展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考古旅游伦理主体利益实现依托的是考古资源，而考古资源的核心要素就是文化。因此，考古旅游伦理就集中地表现为伦理主体的文化资源观、文化保护观、文化认同观。

5.1　文化资源观

文化资源观所规定的是文化经济伦理。其要求是考古旅游伦理主体承认考古资源的经济属性，提高对考古资源经济价值的认可，从而通过旅游开发来满足他们对经济利益的要求。

考古资源是文化的载体，考古活动也是典型的文化活动。在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文化软实力、文化资本等命题的驱使下，文化的资源属性已经形成。资源决定论认为，不完全流动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资源是经济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遗迹一般情况下是不可移动的，遗物的移动也会受到政治、法律和文化认同等的限制，而考古活动更是在原态环境下开展的。因此，它们的流动性弱、差异化明显，具备典型的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旅游伦理主体必须要认识到这些原本脱离公众视野的考古资源正是本地区的竞争优势所在。在资源决定论的引导下，近年来各地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都特别重视名胜古迹和遗址等考古资源的开发利用，以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点和区域核心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考古部门在我国考古旅游发展中不应该仅仅做被动者。他们应该主动将自己所掌控的考古资源推向旅游，以获得必要的经济利益来解决保护经费等难题，从而提高资源的自我保护能力。

5.2　文化保护观

文化保护观规定的是文化可持续发展伦理。其要求是考古旅游伦理主体在使用考古资源的过程中要坚持“保护优先，以利用促保护”的原则，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从而实现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考古资源具有典型的稀缺性、原生性、脆弱性，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考古旅游发展中，资源开发处于粗放状态，急功近利式开发对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旅游者对资源的故意破坏、乱扔垃圾、空气污染等都已经比较严重。从可持续发展伦理要求出发，考古旅游伦理主体应该意识到自己不仅是资源的利用者，更是资源保护的直接承担者。他们必须要做到保护环境、珍视资源。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考古旅游伦理主体在对考古资源的开发、游览、管理以及其他形式的使用中要严格按照景区功能分区的划分，在不同分区采取不同的开发方式和行为方式(图3)，以确保资源保护与他们合理利益诉求的协同实现。

5.3　文化认同观

文化认同观规定的是文化认知伦理。其要求是考古旅游伦理主体要正确地对考古资源价值及其所揭示的文化进行解释和认知，做到尊重、理解、接受并融人文化。旅游伦理主体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特别是旅游者和外来的开发者，要做到全面认识历史，客观解读考古资源所代表的文化;以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不同民族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不能存在文化歧视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按照历史发展观来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历史与现实的差异，避免盲目崇拜思想和文化悲观主义。

对于文化认知伦理，我们还必须要重视对考古旅游符号意义的认知。目前，我国考古旅游的符号意义被严重扭曲，寻宝、掘墓、猎奇等成为目前考古旅游的认知主题。2002年埃及金字塔考古直播前“法老的诅咒真的灵验”、“挖掘神秘的陪葬品”等屡见于各大媒体，当结果是“石门后只是又一道石门”时，直播主持人掩饰不住失望，报纸评论说“没看的遗憾，看了的失望”，网友感叹“被电视直播忽悠了”。笔者收集到2000年8月20日到9月28日间关于北京老山汉墓葬的33条媒体报道中，关于出土文物的有19条，关于女尸(墓主)的8条，揭谜的2条，文化的仅1条。作为一种高层次文化旅游，考古旅游的符号意义应该体现在历史怀旧、求知学习、休闲体验、精神家园等要素之中。正如考古学家齐东方所说“考古发掘绝对不是挖宝……考古的过程中所给我们提供的学术信息，也绝不仅仅是那些精美的东西”。

6　结语

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居民旅游需求将逐步实现理性回归，并呈现出高层次性和多元化，旅游的文化性将越来越显著。作为高层次文化旅游的考古旅游，将会有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从宏观层面来讲，考古旅游也将会在我国文化发展与传播、文化形象塑造、文化软实力提升领域起到关键作用。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张宪玉

作者：王京传

第二篇：“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教学规划

[摘要] “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希望指导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以拉丁美洲史和中、南美洲考古专题为切入点，系统掌握现代考古学经典与前沿理论知识，从而令传统上侧重于历史、语言的文献史料研究路径实现一种新的关键转向。该课程的支撑材料为拉丁美洲考古的相关收获。借此着力训练，可以帮助学生在差异极大的认识跨度和背景条件下提升对各类艺术遗存的发现和解释能力，逐步形成独立于传统历史学之外的专业化研究新思维。同时，在比对中国区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课程的相关训练也可以提升学生个人复合且多路径展开的高级研究技术。

[关键词] 艺术考古 艺术史论 跨学科 跨文化 拉丁美洲

对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来说，考古始终是一门绕不过去的工具性知识。然而艺术院校是否有必要建立完备的考古系科则要另当别论——因考古格外强调研究者对历史遗存的精微勘察能力，在目下世界各国艺术院校的学科设置格局中，考古所能够参与并得到明确提升的空间着实不多。譬如，艺术院校史论专业本科阶段尽管开设了此类课程，也只是将之作为向学生补充的基础常识，甚至只像是绝佳的景区导览，且多流于艺术史范畴，无法切近考古学及其实务操作本身。同样，在此类院校的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史论类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所有一厢情愿遵照学科规律的全套考古学教学实际绝难有针对性地得到贯彻，多只剩放任自流式的“点不到也止”。此情此景是由当今全球普遍存在、过度细分的学术管理逻辑所直接催生的。这一逻辑同时诱发了诸般令人咋舌的畸态连锁反应，导致在专业化培养目标的设定和实际操持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重积弊。

一、跨越与挣脱：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及考古理论的重点引入

然而，为了持续加强对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的积极追踪和利用，同时促进本科与研究生教育课程上的必然连续与衔接，借此全面推进艺术学学科各专业领域深层研究的真正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完全可将围绕考古学理论及思想展开的专题讲授纳入艺术院校史论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相应培养规划中。必须注意到的是，在多数情况下，考古学本身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愈是晚近愈趋向于以人的艺术、设计创造孑遗为核心。故此，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略有了“美术考古”这一讲法后，20世纪后半叶渐次出现了“艺术考古”这类所谓的跨学科分支专业。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艺术考古”这一讲法在考古学等多个领域引起了较大争议，并且对当前本科阶段展开此类课程产生了明确的负面影响。不过在研究生培养阶段，笔者认为仍有必要进行艺术学和考古学两学科间的比照参详与穿插运用训练，并承认“艺术考古”在某种意义上具备必然存在的价值，尽管其本质仍未脱离艺术学科的基础框架，且当前主流的考古学理论研究亦将美学含义更强烈的艺术创作内容直接设置在“认知考古学”范畴之内。[1]不过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借此可以推动研究生对该专业之所以形成这般跨学科情状，以及相关背景信息和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充分的学术史研辩。承前所述，在艺术院校研究生培养阶段突出讲授考古学理论和思想及设置考古学类课程，断非草率地默认艺术学与考古学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共生现象”或“姊妹情谊”。笔者认为，相关培养手段的独特意义在于对两个迥异学科的演进规律和思想理论进行扬弃与统合，并从艺术史论的角度出发，借助科学化的考古认知方法，充分促进对艺术学相关内容的严谨梳理与系统研习。

换句话说，就艺术史论类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的教学安排而论，围绕美术和考古内容展开的跨学科思辨将指向一个同单纯借助考古成果这一教学形态完全不同的崭新角度。也就是说，“艺术考古”若真正存在所谓的跨学科性，则其必是以科学考古为关键手段，不会仅仅依赖图像或文献信息，而是着力于立体式辨析各种艺术遗存，并以此重构更加真实且超脱于记录式历史之上的崭新知识田野。落实到具体课程内容的设计，我们不准备全面围绕中国史这一单一范畴展开，因为中国自“信史”出现以来，积存了大量庞杂的文献。在训练初期，这些文献将会阻碍学生从美术或艺术创作规律本源的角度进行考古学式的深度开掘，导致他们陷入对历史学文本的穷搜状态。这显然无助于学生独立考察艺术学本身的独特属性与价值。

“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强调于初始阶段暂时先剥离某些过分“一元化”、單向度的历史学影响，成为多元化、“中观性”的课程。这是所谓“艺术考古”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据此，我们将引导学生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巧妙运用远距离文化研究法，先阐明海外交通史等研究的可能成果，实事求是地反对草率的“唯传播论”，[2]然后特别将关注点投置到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领域。这样做的原因是，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研究所高度依赖的往往是包括平面图绘、意音文字、复合织物(包括记事用的印加绳结)、雕塑或神庙建筑等历史遗存在内仅存的古代美术资料。对这一领域开展研究，是对脱胎于早期古物学、博物学、人类学的现代考古技术和理论的锤炼与精进。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研究其实形成过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考古理论层面非常紧要，应该开展充分研究，只是东亚研究者一直难以对其进行真切接触，以致其长期以来遭到漠视。[3]这一研究领域可谓是考古学实务在“人种—族属”“聚落—城镇”和“试验—复原”等系列理论影响下，不断得到国际学术检验和理论更新的前沿阵地。

二、挑战与提升：“新考古学”基础上的“师生教研组”

前文所述教学设计的基本理念是希望指导艺术院校史论专业研究生以拉丁美洲历史和中、南美洲考古专题为切入点，系统掌握现代考古学经典与前沿理论知识，从而令侧重于历史、语言的传统文献史料研究路径实现新的关键转向——通过比较的方法重启对艺术、人群生成法则和先民“文化装备”[4]与组织力量的终极探寻。“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支撑材料便是拉丁美洲考古的相关收获。我们之所以在该课程中开展拉丁美洲历史和考古研究，是希望借此帮助学生摆脱单一文本记录的束缚，在差异极大的认识跨度和背景条件下提升对各类艺术遗存的发现和解释能力，逐步形成独立于传统历史学之外的专业化研究新思维(安第斯美洲史研究中早已出现了历史资料同考古发掘分立讨论的倾向)。[5]同时，相关研究更是要在比对中国区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升学生个人复合且多路径展开的高级研究技术。

本课程与某些院校史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两门专业必修课程——“文化人类学与神话学”“东方纹样史专题”密切关联。可以说，从这两门课程的训练入手，学生在第一学年上学期即能形成一个清晰的研究导向：艺术历史与理论绝不仅仅是历史、哲學或文学专业学习内容的“集成品”。对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而言，历史、哲学或文学方面的学习内容是他们本科阶段便应完成的基本训练，学生个人应已对其建立起相对成熟的认知。至于对人类学和纹样的组合考察，我们将之汇总、整合到了第一学年下学期的“考古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之中，目标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一套相对自洽的知识内循环小系统，从而总结本科各类学习成果并从中实现升华。

按照上述方法，还可实现引“西学”入“中学”的新启蒙：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调动他们的求知欲与能动性，鞭策其全面阻断求学期内极易养成的“学习—学术惰性”。从培养规划来看，该课程搭配上研究生其他专业必修基础课和全校各类研究生选修的“文化史研究专题”课程，可形成知识系统上的高度呼应。这最终暗合了20世纪中期以后，因西方科学考古技术的全方位确立及重要探勘成果的大规模收获，世界范围内逐步构建起来的、强调循着人群属性和文化过程脉络化铺开的“新考古学”理论。

左：秘鲁纳斯卡人丘陵地画《抽象人形》及航拍河道干涸地貌(摄影：李亮、连冕)右：秘鲁纳斯卡人丘陵地画《鲸鱼等线形》及航拍河道干涸地貌(摄影：李亮、连冕)

通过观察研究生的实际培养过程会发现，在教学中，指导教师遵照单门课程大纲所进行的垂直、固定式灌输往往会适得其反。“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则不仅将学生的视野牵引向更广义的地域史专题研究层面，而且改造了以往在教研组中流行的集体备课模式——学生与教师将共同参与纲目的规划、讨论和草拟，这使得学生既积累了知识和方法，又提升了沟通与协作能力。该课程还结合每届学生的特质，在细节方面进行个性化调整及补充，以期构建一个能够彰显研究生独立学术运用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教学新趋势。而拉丁美洲史和相关考古学情报[6]的引入恰恰能够在东方语境下的艺术类研究生教育中发挥融合剂的作用，从而促成以上教学理想目标的实现。

三、板块与布局：从艺术与设计的根本属性出发

随着教学中师生交流、探讨的逐渐深入，史论类研究生在“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中面临的首要困惑主要根植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分野和异同。教师作为教学执行的主导者，在“师生教研组”内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之际，应及时且明白地对学生的困惑给出回应，从而进一步调节学生在基本掌握知识到高级运用知识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迁移和焦虑。这项工作也是对教师学术素养的一次整体考察。这里有必要指出，前述困惑仍要归咎于现代学术分科的演变史，以及尚存于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中各种“因地制宜”的学科设置状况。汲取相关经验后，我们可以将之着落到课程规划等的编订上，借助点与面的巧妙设置高效解决相关问题，如“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在结构上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教学、训练板块：“知识论”里的“记录—田野”板块、“世界观”内的“社会—传播”板块，以及“技术圈”中的“科学—公众”板块。

马丘比丘全貌(摄影：李亮、连冕)

在这三大板块中，“知识论”是课程的逻辑前导，从宏观角度叙述了“考古史学与考古学思想史”和“年代学、层位学与类型学”这两方面内容在考古学与人类学层面的区分，以及考古学的学科特色、主要研究手段和存续逻辑。而在“世界观”这一板块中，我们又将考古学与现代人类学于某种层面上进行了多元统合——此乃“新考古学”立基之所在。[7]同时，以“社会—传播”为切口，逐一重点分析生态及环境、文化及文明、人种及族属、聚落及城镇、农业及贸易、艺术及设计等关键议题，以此回应现代学术研究除依赖人类学调查和历史学文献外，对考古学手段所能揭示的过往情形的各色期待。比如对“艺术及设计”这一项议题的分析，不仅对应了艺术院校的相关专业领域，而且借此可以更明确地提请考古等其他各学界充分关注一个曾遭到人们恶意鄙薄或存心遗忘的事实，即人类文明最后的“剩余物”总归要汇集到艺术品及相关创作行为之上，而形成艺术的根本策略又体现在我们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身的设计思维之中。[8]至于“技术圈”板块则又回到了考古学所高度强调的科学语境内，并且走出了研究者的小圈子，致力于将相关研究延伸向公众的体验与认知层面。在这一板块内，我们将讨论埋藏和遗存、勘探和计算、实验和修复、比较和展演等趋向于“知识考古学”的十分具体的学科专用“方法”。

其实就“艺术考古”而言，在“世界观”板块下，它除了能够初步回答“艺术及设计”这一问题，剩余五个问题都不在其知识领域内，许多所谓的“艺术考古”研究者往往只能凭着历史学的方法与成果来爬梳出尚算合格的答案。至于“知识论”板块和“技术圈”板块(尤其是这一板块涉及的科学手段)，在目前世界各国多数的艺术院校教学中，纵使时髦如“艺术考古”亦殊难深入堂奥而获得真知。

秘鲁阿雷基帕武器广场耶稣会耶稣陪伴教堂正立面(摄影：李亮、连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部分艺术专业院校面对复杂且精尖的高级学科教育时，在课程设置方面还是难以避免陷入种种尴尬与窘迫的境遇。当然，目前也有不少艺术学科规划者在教学中积极引入考古学体系，这倒也是相中了后者文理交融的特点。而有些具备前瞻意识之人，则抽取了“技术圈”板块里的一两个小议题，如“埋藏和遗存”与“实验和修复”进行拼装，借助地域优势与博物馆学的辅助，依赖本身艺术实践专业的积累，同时辅以大量用起来常常半生不熟的现代机具仪器、网络设备等，或科学或技术地开设了“古物模拟及修复”“古风复原及创作”等别致的专业方向。不过必须讲明的是，对于那些光鲜的新专业来说，在背后支撑它们的仍旧是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思想。只是有一批不明就里者、耳食好事者、浑水摸鱼者，异常积极地乐于将之宣扬为所谓的“艺术考古”。

结语

为全程观照史论类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的教学法，我们有必要简单提示“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将以怎样的形式结课。

艺术院校史论类研究生结课时，学校的惯例是要求学生提交一份中长篇学术写作习作，必要时外加配套的、由学生亲自进行的口头报告。不过，就“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执行来看，中长篇写作习作对高层次、高年级学生的学术生产来说显得更为紧要。至于低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因课时及其学养见识受限，我们建议在“师生教研组”的小型讨论会模式下，以30页至50页图、文、表共呈的书面案例编写配合课堂报告的方法完成课程的期末考查。在这一过程中，应以案例编写为重点抓手，组织学生重点研究拉丁美洲经典考古个案，同时指导学生逐一明晰关涉跨文化、比较学等领域的各个现实知识点。[9]如此，便是在“远距离文化研究”的框架下，帮助学生从经典个案案例起步，使他们的接触内容从二手信息开始渐次过渡向一手资料，同时积极投入对田野调查、科学考察所得“零次文献”的深度探析，最终进一步戒除“扶手椅式”研究的习气。

从教学技术层面来讲，这一做法不仅适用于低年级研究生培养阶段，而且对学习本课程的非艺术史论类专业学生来说亦是极佳的训练方式。同时，高年级的学生借助这一做法，可以贴近观察、梳理、吸收、运用那些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考古理论和发掘收获，充实自己的方法论储备库。当然，相关训练还适合与精细化的“专业写作”课程穿插或搭配进行。

另外，从这一课程的训练过程来看，其间势必存在所谓的跨文化鸿沟，这意味着学生对外语的掌握能力亟待提高。不過，随着语言专业人士不断加入这一领域，拉丁美洲地区那些以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书写的当代史地类、考古类文献逐步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译介。东亚地区各大型学术图书机构对美国20世纪40年代前后集中铺排出的另一支英语叙述脉络的巨量原始信息建立了专业级收藏。以阅读、诠释此类英文文献作为支点，配合中文、日文与其他语言的相关译文、原文材料，以及海内外纪录视频或实时影像等作为教学辅助材料，“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开展路径不失为一条光明的坦途。多语种文献的交叉互用不仅充分活跃了艺术院校的国际学术交流气氛，而且为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案例编写提供了难得的复合视角，呼应了世界范围内多元的研究大趋势。

从“考古学理论与艺术考古”课程的训练目的来看，关注考古实物及相关阐释性理论并非必然会将研究导向冗繁的文本辩证。我们的首要目标仍在于探索艺术如何形塑其自身这一根本法则之上。这才是小小寰球里，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语言。

(连冕/中国美术学院)

注释

[1][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六版)[M].陈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363.

[2]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7.

[3]蒋祖棣.玛雅与古代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13-14.

[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22.

[5][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74.

[6]Silverman H.Continental introduction[G]//Silverman H，William H. Isbell.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Archaeology.New York：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2008：3.

[7][英]马修·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M].魏峻，译.长沙：岳麓书社， 2005：29.

[8]同注[1]，289页。

[9]同注[6]，17页。

作者：连冕

第三篇：民族考古与华南民族史、文化史的考古学重建

一. 略说民族考古学

“民族考古”曾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范畴，它的学科定位、性质、方法、领域及学术史等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实，“民族考古”（ethnoarchaeology）的性质已经明白地表现在字面上了，它就是民族学（ethnology）和考古学（archaeology）的组合，这一组合源于美国的人类学学术传统。

人类学的本质是“他文化的历史学”。对于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流社会而建立的国家，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他文化的印第安人历史，都是“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史，因此美国历史的重建无法通过文献史学，而只能依赖人类学。美国人类学所涉及的分科如民族学即狭义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就是适应复原他文化的印第安历史这一特殊的需要而组合起来的，具有鲜明的功能色彩。在这些分科中，作为“活人”人类学的民族学和“死人”人类学的考古学担任起了更直接、更重要的责任，在复原印第安历史的学术实践中，民族学与考古学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在美国人类学学术史的早期，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常常身兼二职。在这一总体学术背景下，民族学与考古学的跨学科整合——考古学家借用民族志资料（强调直接历史法）、甚至参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即所谓的“行动考古学”或“活的考古学”）等，民族学家运用考古学的资料、借用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分析当代民族文化等，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必勉强拉合！据我所知，这种水到渠成的学术整合才是“民族考古”的精神和灵魂所在。当然，随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与学术实践的推进，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合作情况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

我国的民族考古完全是近代学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完全不同于美国，民族考古在中国的学术实践、性质地位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的古代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一个以“华夏中国－四方万国”格局为特征的“多元一体”构架，古史的核心是“华夏（汉）中国”的本民族文化史，浩瀚的汉文史籍和丰富的文化埋藏，使得历史学体系的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在古史的重建上担当重任，人类学系统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即便借口“失之礼而求诸野”，在中原、“华夏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上借用他文化的“四方万国”的边疆民族志、甚至飘洋过海仰仗印第安人的“古代社会”，终究因陷入“间接历史”的误区，成功的很少。这也许就是李济、梁思永这些受过美国人类学训练的学术前辈，在回国后的“中国考古”主流学术上少谈民族学、人类学的缘故吧！

当然，在以“华夏（汉）中国”为核心的我国古史框架中，处于他文化状态的“四方万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边缘地带、边疆社会历史的重建则另当别论，由于多数“四方”边疆族群本民族自身文献历史的缺失，重建他们的历史同样只能通过他文化的历史学方法——人类学来实现。因此，边缘、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史，是我国民族考古发育的沃土。不管是林惠祥、冯汉骥、梁钊韬在南方高校倡办民族考古传统，还是汪宁生、宋兆麟、李仰松等先生南方民族考古上的卓越贡献，以及李济先生赴台后重举民族考古大旗、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都是基于同样的区域文化背景和他文化历史重建的功能需求。

在“四方万国”的民族文化格局中，华南是“南蛮”的故地，东南百越、中南荆楚、西南百濮大致构成南蛮民族文化的三大系统，在现代华南民族文化、乃至华南“汉人”文化上无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华南民族史、尤其是土著民族史是我国民族考古学在古史重建上的最重要课题。由于“背依华夏，面向南岛”的文化史地位，华南土著、尤其是东南百越先民与南岛语族文化关系亲缘，放眼东南亚、太平洋也将是华南民族考古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华南土著民族史相对于华夏、汉民族文化的“他文化”性质，决定了华南历史研究、尤其是华南土著古史重建的人类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民族学、考古学的整合，吸收历史学、语言学、生物人类学等材料和方法，重建“南蛮”土著民族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形态，是华南民族考古的根本任务。

二. 华南民族史的考古学重建

“民族（nationality）”或“族群（ethnic group）”是什么？对这两个外来学术概念，民族学界有过不同的理解和运用。世界上有哪些民族，并没有哪个民族学家能说清楚、说准确，因为不同的民族学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民族区分的标准都不一样{1}。我国的民族识别也有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民族划分的标准千差万别，以至于迄今划定的56个民族都很难讲就是我国民族存在、民族关系的客观状态，费孝通先生就说：“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2}”当代民族的识别尚且如此，我们对史前、古代民族的识别——就是民族史的探索也必然会存在更多困难，民族史的考古学重建会面对更多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民族是人们共同体的一种形式，民族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要素既有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心理、语言等层面。从理论上说，考古学文化表现为特定时空的一群遗迹、遗物，应该是古代民族共同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夏鼐先生就认为考古学文化的本质就是“考古学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俞伟超先生更明确指出：“历史上一定时间、一定空间里面的一定的人们共同体，往往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文化。这种文化遗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考古学文化”{3}。在实践中，考古学文化的认定往往与真实的古代民族共同体之间会有差距，这需要通过更多的探索、研究来解决。当然，倘若借口“考古学文化不能完全等于‘民族’”，甚至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民族群体的对比研究说成是“中国考古学和前苏联考古学一直秉承的传统考古学的理论框架”，而否认民族史的考古学探索{4}，知难而退，因噎废食，与考古学的学术使命是相悖的。我们主张，考古学文化是观察、研究史前、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重要手段，甚至是最重要的手段，民族史的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民族史的考古学探索，从方法论上区分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谱系法、文化因素分析法和多学科的整合研究。

1. 通过全局性或局域性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探索古代族群的时空分布及其嬗变，重建全局性（如“中国民族史”）或局域性（如“百越民族史”）的民族史大系。

全局性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主要着眼于史前、上古时期，这与华夏、汉民族文化扩张、融合、统一之前人们共同体或族群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的空间关系格局有关。经典性工作，就是从苏秉琦先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到严文明教授的中国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论述，最终形成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总结{5}。严文明教授以“重瓣花朵结构”概括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生动地再现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区域、多层次的考古学文化向心结构，及其所反映的传说时代到上古时期以中原华夏为中心的多民族集团时空体系，实际上就是考古学文化谱系话语下的“中国-四方万国”民族文化关系框架。而费孝通提出的以中原汉人为核心凝聚起来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结构，就是对民族、历史与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探索的学术总结。

局域性工作无非是考古学文化区系中某一环节的探索（如中原区、海岱区、东南区等）。由于我国多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作为“四方万国”、华夏边缘之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延续得比较晚，这些区域的史前、上古乃至中古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仍是重建局域民族史的根本途径。华南民族史之考古学研究，主要是通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新石器、印纹陶文化的谱系梳理，探索“百越”民族的源流史。1977年在南京举行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学术讨论会”，探讨了跨越长江南北、有以行政区划之“江苏”划定考古学文化范围之嫌的“青莲岗文化”的问题，认识到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新石器文化序列（所谓“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与江北序列间的根本区别，代表了“吴越”与“东夷”两个系统的先民文化，为华南土著民族史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确定了方向{6}。1978年在庐山举行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研讨会”，基本上是在“百越民族之印纹陶文化”的共识下进行的，李伯谦教授随即发表了华南印纹陶文化的七大区系理论，为通过印纹陶的时空谱系研究“百越”的族群分布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7}。此后，通过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总谱系或单一区、系序列的梳理，重建百越民族的时空分布或特定支系之民族史，时有新的研究。如突破单一层次的印纹陶文化“分区”，提出“分地带、多区系而一体的印纹陶文化总谱系”，看到了东南土著民族多层次、繁复的空间关系；或通过单一区系的源流梳理分析百越支系民族的发展、变迁，如依据闽江流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七闽、闽越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8}。

2. 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探索古代族群的形成、关系与互动。

这一研究是在前者全局性或局域性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探索、民族史大系重建基础上，对某一或某些环节之民族文化内涵的来源剖析、民族关系的评判，并佐证、修正已有的全局或局域谱系。如林惠祥先生通过印纹陶、有段石锛等个别典型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华南古民族（百越）与东南亚马来人（南岛语族）的民族文化关系，是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种初步的文化因素分析法{9}。李伯谦教授在吴城文化的研究中，通过吴城文化甲组（土著）为主、乙组（商文化）因素为次的分析，提出吴城文化不是商文化，而是受到商文化影响的一支先越文化，这一成果为通过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剖析华南百越与中原夏商周的民族文化关系提供了经典的范例{10}。类似的研究还有不少，比如通过闽越国王城遗址及闽越国内之楚汉移民墓地的多种文化因素分析，考察华南民族地区楚、汉、越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关系；或通过广西青铜文化的分区研究，将历史文献中含糊不清的“西瓯”、“骆越”两族文化区别清楚；有的分析滇墓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阐明“三大族群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共同造就了滇文化”{11}。

3. 多学科整合研究民族史。

构成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要素是多方面的，主要从物质文化入手的考古学只是民族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在重建华南土著民族史上都有独到的角度和见解，多学科整合是未来的方向。

在民族学方面，当代民族志是特定民族文化历史过程的积淀，运用民族志比较研究的文化类型学方法“排列”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曾是古典进化论民族学的基本研究套路，迄今在方法论上仍是科学有效的，不必赘述。此外，特定人群的口传资料也有许多的民族史信息，比如流行于浙、闽、赣、粤畲族中的口传“盘瓠王歌”，都追述广东潮安凤凰山祖地，在畲族起源研究中屡被征引{12}。因此，类似的华南族群的口传文学调查研究在民族史上仍有深厚的潜力。

在语言学方面，语言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定语言的现实形态也是历史语言的积淀，比如在“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上，西方历史语言学家相信语言变异、复杂性程度最高的地区就是族群的起源地，于是选用苏瓦迪士（Swadesh）的“基本词汇表”，调查、研究“今南岛语族”的语言形态，提出台湾为“南岛语族”的起源地{13}；不过，最新的研究已经质疑西方历史语言学在“今南岛语族”的取样上缺乏华南材料的漏洞，并且同样使用苏瓦迪士“基本词汇表”调查、比较华南壮侗语族、华南汉语方言，发现确实存在不少“古南岛语的底层”，这就为研究华南土著与南岛语族的文化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14}。

在体质人类学方面，虽然种族与文化的关系非常复杂，从理论的角度来说，种族属性不等于民族属性，但民族学实践中仍把人群的体质特征作为民族区分、民族史探讨的重要参照或指标。传统民族学的体质研究属于人体解剖学的范畴，通过现代人群活体或古人遗骸的测量数据比较，分析古、今特定人群的种族属性或种族杂交背后的人群移动历史，比如古人类学家先后通过和县猿人、马坝人、柳江人等人类化石的测量及与华北、东南亚人类化石的横向比较，发现了东亚化石人类的南方类型不同于北方类型{15}；或通过河姆渡、昙石山、河宕、鱿鱼岗、甑皮岩等地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人骨的测量，提出史前至上古时代的“古华南类型”人群的存在{16}。当然，我们还要重视体质人类学微观视野即分子人类学的基因研究在民族史上的初步实践，比如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带领的课题组通过对现代人血样DNA和古人遗骸的DNA的大量采样，做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SNP）突变的比较分析，研究百越地区古代人群的传承、百越与现代族群的关系，获得了有价值、有趣的民族史线索，如M119C这种SNP突变在现代壮侗语族（壮、侗、黎）、东南汉族（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高山族（布农、泰雅、排湾、阿美族）、古代的马桥与松江人骨（分别属于良渚文化、马桥文化、明代）中很高的出现频率，而在苗瑶语族（苗、瑶、畲）、东北亚民族（鄂温克、蒙古、满）中出现频率极低或者为零{17}，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在华南民族史上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与其他区域性民族史的研究一样，历史学即文献史学方法曾是华南民族史的主要途径，在未来研究中当然是不可偏废的{18}。然而，华南土著民族史的传统史学方法所依据的“文献”都只是“汉文史籍”，只是华夏、汉人视野下的“客位观察”，从本质上说是华南的“古民族志”，人类学家必然担心华夏汉人站在中原“遥望”华南、东南之模糊印象的客观性、真实性、系统性。因此，华南土著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的发掘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比如目前唯一被发现、确认的华南土著本民族的历史文献是作为骆越后裔的水族的文书，迄今黔东南三都水族自治县还存在丰富的“水书”，这是一种只有个别“水书老人”才能识别的象形文字体系，文书内容大致包括天文历法、始祖故事、节庆丧葬、礼仪习俗、神灵信仰等，“水书”的发现与释读为透过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献重建华南土著民族史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19}。

总之，华南民族史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多元的，都有过许多精彩的研究，也都有巨大的潜力。不过，无论是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方法之于民族史的重建，还是考古学文化谱系法和文化因素分析法见证民族史的大系，单一的行动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如由于民族学、语言学资料只有相对的时间先后而缺乏绝对的年代深度，体质人类学（尤其是微观的DNA）采样的代表性，历史学之“文献史料”的真实性，前述考古学文化与民族文化的重叠与否，等等。所以，多学科整合是华南民族史研究的未来方向，也是华南民族考古的优良传统，是华南民族史学者和考古学者都应该秉持的学术理念。

三. 华南文化史的考古学重建

“文化”是与自然相对应的存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产品和产品的传承模式。人类学家笔下的“文化”是人类在满足生物性需求时所创造了一个新的、第二性的、人工的环境（即物质环境如栽培、驯养、聚落建筑、服饰、取火、车马、舟楫等），以及使这个人工环境得以永久地维持、再生产所创造的共同体层面上的“生活规格”即组织、制度、思想等更深刻、更高级层面的精神文化{20}。考古人类学家也将“文化”理解为“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问题的适应系统”，这些基本问题涉及到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济）、人群的内在关系（社会）、人群与不可知的象征思维领域的关系（观念），而所有这些关系都会遗留、表现在考古学的物质文化遗存中，为考古学重建人类文化史的三个层面——经济史、社会史、观念史奠定基础{21}。因此，考古学家既要通过文化遗产的空间关系即谱系的研究，探索民族发展史，也要研究物质文化遗存本身的内涵，并通过物质文化史窥见经济史、社会史、观念思想史等更深刻的文化史课题。

1. 物质文化考古。

物质文化是人类创造文化的直接产品，是考古学的永恒课题，就是通常所说的遗迹和遗物的研究。物质文化史的考古学研究应有两个层面的工作，即性质、功能的判定和源流的梳理。

一方面，对特定遗物、遗迹的性质与功能的判定，是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基础层面。从理论上说，特定遗存的功能和性质是考古学者主观性的判定，是考古学者根据当代的知识去推测古代的状况，这对于史前、上古等年代遥远的物质文化遗存的认识，对于他民族的物质文化遗存的认识，很容易出现误判。传统民族考古学的主要出发点，就是寻求民族志在考古学物质文化解释中的参照、启示，缩小认识与真实之间的误差，老一辈的民族考古学者就曾在华南地区做了大量的民族考古类比研究工作，也是我国半个世纪民族考古工作的主要实践内容。比如林惠祥运用太平洋民族志解释华南史前石锛的使用法和装柄法；李仰松通过云南佤族制陶等复原古代制陶技术，佤族村落研究姜寨等史前遗址，佤族葬俗启示史前人类葬俗等；林声根据彝羌纳西族的“羊骨卜”说明殷墟卜甲；汪宁生运用大量民族志探索骨针穿孔、角器制穴、以火攻木、玉器磨光等原始技术，盘状石器、穿孔石器、三角石刀等用途和用法，参照他鲁人、彝族、纳西族的羊卜骨研究古代的甲骨占卜等；宋兆麟的著作中收录了他的十多项民族考古研究，诸如以纳西藏彝等族的飞石索解释史前石球，彝族黎族的纺纱法类比考古出土纺轮，华南二十多民族纺织机上的打纬刀解释薛家岗文化多孔石刀的功能，以纳西族的住俗解释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等{22}。

另一方面，是在特定物质文化性质、功能确认的基础上，对其源流、发展史的梳理，是物质文化史考古研究的主要目的，也是我国考古学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如从小到单种器物、遗迹的源流，如史前陶鬶、陶甗、陶斝、铜盉、铜鼎或越式鼎、铜壶、铜鼓等器物谱系，或石窟寺、崖葬、砖石墓等遗迹的类型学梳理，大到某种类型遗物、遗迹发展史的系统叙述，如陶瓷史、青铜器史、铁器史、兵器史、农具史、建筑史、城市或都城史、墓葬史等等，其方法不必赘述。

华南民族生存的环境背景与文化形态特征鲜明，凌纯声先生曾以华南海洋民族的“珠贝、纹身、舟楫”概括地对比于华夏的“金玉、衣冠、车马”{23}。华南史前、上古考古学上呈现出大量特殊的遗迹和遗物，而且与当代华南民族志多有直接的源流关系，因此进一步开展华南民族物质文化史的考古学研究，一定能有许多珍贵、有趣的新发现。比如，最近几年邓聪先生系统研究了华南及东南亚考古发现的史前石拍形态与功能，联系华南、东南亚与太平洋民族志，重建了树皮布文化这一十分珍贵的华南土著物质文化内涵{24}。最近，吴春明进一步观察、分析东南沿海先秦“独木舟”上的构造痕迹，参照太平洋土著民族志的边驾艇独木帆舟形态与结构，钩沉东南沿海与太平洋间的史前交通工具{25}。

2. 经济考古

经济是人类面对自然、满足自身生物性需求的最直接的文化表现，是人群、文化与自然背景间的缓冲体，经济形态、规模与内涵是一切人群社会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经济考古学的目标是重建特定环境背景下的生计、产品、工具、技术、组织、分配等内涵和模式。考古人类学家在重建文化的经济技术亚系统时，可以通过物质文化遗存的分析、研究回答许多具体的问题，如环境中可供开发的资源有哪些？食物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人们的生产方式（耕作或采集、渔猎及工具）如何？是否存在与环境的季节变化有关的经济活动圈？群体劳动的组织、劳动分工、产品分配方式是什么？生产、分配与年龄、性别、地位的关系如何？产品消费是以家庭还是整个人群为单位？是否存在交换关系以及定期市场的存在？以及相关的人口问题，等等{26}。由于工具、技术等的研究与物质文化史课题重叠交叉，生产的组织方式、产品分配与交换等研究同社会史课题重叠交叉，因此经济考古学者更多关注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经济与人口的关系，从而产生了经济考古学的两个主要议题，即环境考古学与人口考古学，以作深入的探讨。

任何一个人群都生存于作为资源和能量来源的自然环境中，因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建越来越成为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但从欧美考古人类学的具体实践看，环境考古学的切入点是环境但重点却不能是环境，而是经济文化，重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资源开发的考古学研究。一方面，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动物、植物的考古研究，发现人群开发自然的主体内涵。比如动物考古，就是通过脊椎动物骨骼的种属的鉴定与统计，分析各类动物的多度、丰度、比率，野生物种与驯养的比率，人群对不同种属的依赖度。在植物考古上，通过残余植物的采集（如浮选法），鉴别各类植物种属的构成，野生种与栽培种的成分关系，人群对不同物种的依赖度，通过人体骨骼样品中C12/C13比值的测定分析生前摄取植物类食物的差别。另一方面，可以在掌握特定人群开发资源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探讨资源与文化整合课题，如环境变迁、资源压力与开发形态变迁的关系研究，资源腹地与资源开发区域的分析，C12/C13所反映的在摄取不同类别食物上两性差别、角色差别等{27}。

人口是文化与自然、生物与社会互动的最直接结果，如果说研究资源开发的环境考古是经济考古学的基础课题，那么人口考古则是经济考古学的上层课题。人口考古学就是通过骨骸的鉴别与统计分析，研究史前人群的疾病、寿命、年龄/性别/角色的死亡比等健康问题，人群的营养、性别/角色的营养差别，人群内外的生物学差别与关联、产生过程等人口动力学问题，人口数量、密度、年龄/性别结构、死亡率、死亡者的年龄/性别/角色/阶级结构等人口统计学问题{28}。

我国考古学上虽还没有经济考古学的理念和系统实践，但经济考古学的许多重要技术方法也相继运用于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并依据史前考古的动、植物遗存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栽培水稻、小麦及家畜的起源研究{29}。资料显示，华南土著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形态与黄河、长江干流明显差别，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相对独立，华南史前经济考古有许多特殊的课题。比如，在大家把目光都投向河姆渡的稻作遗存的时候，张光直先生却根据河姆渡、罗家角等遗址中的动、植物种类的多度形态，分析了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特征，把握了史前人类适应环境的完整形态，这种系统性认知才是经济考古学所追寻的人群开发资源、文化适应环境的文化生态学理念{30}。赵志军系统收集、整理了岭南的桂林甑皮岩、资源晓锦、邕宁顶狮山、英德牛栏洞、曲江石峡等遗址的野生、栽培植物的种类及其编年，发现华南地区不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而是块茎作物的栽培区{31}。华南土著民族农耕作物形态的特殊性延续得很晚，汉晋间北方汉人南下就惊讶于土著“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薯、芋等块根作物也是与华南土著关系密切的东南亚、太平洋“南岛语族”中重要的农业文化内涵。西方经济考古学家在农业与定居聚落起源的研究中发现，东南亚与大洋洲属于“非中心的热带”区域之一，在稻作农业从华南传入之前，已经在“和平文化广谱采集狩猎（Hoabinhian Broad-spectrum Hunting and Gathering Foragers）”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以栽培芋、竹笋等根茎类植物为特征的早期园艺农业{32}。而现今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的原始农业的基本作物形态仍为甘薯（南岛语Kumara，’Uala）、芋头（Kalo）、山薯（淮山）、葛藤根、甘蔗（Ko）、椰果（Niu）、面包树果（Ulu）、香蕉（Mai’a）、葫芦等{33}。总之，华南民族考古上有许多有趣的经济史课题，目前的发现还只是冰山一角。

3. 社会考古

人类是群居、社会的动物，人群内在与外在的关系模式即社会组织、制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层面，社会史的考古学重建就是通过遗迹、遗物空间布局形态的识别来解释人群的社会组织关系。考古人类学家一般是从聚落形态的微观解剖入手，如首先确定人群模式化行为的最小空间、区分空间单位中两性活动的差别、家庭居住遗迹、聚落中不同功能区的划分等，在此基础上探讨人群内在关系的“规则”即社会结构，如婚姻居住形态、亲属关系与世系规则（父系、母系、双系）、个体角色与社会分层，在宏观聚落形态分析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复杂化引发的政治组织，如国家或非国家的社会等。不同于传统史学从已有的文献描述中“钩沉”社会史，社会史的考古学重建或“社会考古学”取向于人类学的传统，与社会史的民族学重建一样，都是从人群、族群内外的社会关系“现象”中直接观察、评估社会史，只不过考古学面对的是“死的现象”，民族学面对的是“活的现象”。不过，从“死的现象”中发现社会关系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考古学家曾在一项对废弃前、后的印第安人聚落的调查、记录与发掘、重建的对比实验中发现，考古学家面对遗迹所做的常规解释完全误解了这个印第安人群社会组织关系的真实状况。因此，在社会史重建课题上“直接历史法”的民族考古学整合是至关重要的{34}。

在我国，社会考古学有很长的学术史，最具代表性的无非是仰韶文化社会性质讨论和国家文明起源研究。关于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考古学者主要是依据元君庙、横阵、半坡、姜寨的仰韶文化墓地多人二次合葬等葬俗和村落、房屋等聚落遗迹的布局形态，分析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35}。在这组“民族考古类比”中，虽然不少学者参照了我国南方佤族、纳西族、黎族等民族志材料，但所重建的社会组织形态多还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所列举的“氏族”、“胞族”、“部落”等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模式，因为这些模式被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引用。苏秉琦先生说“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释考古材料自然是应当的，可那时又常像穿靴戴帽，终是不能深入肤里。{36}”汪宁生先生则运用大量民族志阐明，葬俗是一种宗教行为，与社会组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多人二次合葬者常常没有亲属关系，民族考古上的大房子也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婚姻、世系与房屋大小也没有必然的联系{37}。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更是中国百年考古学史上的“显学”，经历了殷墟考古、夏文化探索、大汶口“文明”论争、中国文明“多元起源”与“满天星斗”的讨论，到最近几年大规模的“探源工程”，考古学者着眼于我国早期国家文明的内涵与模式、早期国家社会产生的时间与动力、早期文明的区域关系与中外关系等，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无疑促进了中国考古学在古史重建上的深化{38}。最近，陈星灿、刘莉将欧美流行的聚落考古重建社会史的方法引入我国，调查河南伊洛河流域仰韶时代到周代聚落形态的演变，籍以了解文明起源核心地带的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我认为在方法论上才具有真正重要的指标意义{39}。

长期以来，由于大一统文化史观的制约，华南土著社会发展史的特殊性没有引起考古学者的足够重视，有关先秦华南土著社会形态、地域文明起源等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不多。我曾经依据有限的考古资料，分析闽粤桂沿海先秦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主张约当中原编年夏商时期仍处于土著新石器文化封闭发展的简单社会，在西周春秋时期青铜文化初现基础上产生方国文明的萌芽，战国秦汉时期的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民族国家”是该地区最早的文明社会组织，较中原内地落后1000~1500年{40}。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那大学人类学系安赋诗（Francis Allard）博士也持续关注关于岭南早期社会的研究，从元龙破、银山岭、马头岗、鸟蛋山、乌骚岭等大墓资料及罕见贵重器物的出现，探讨土著人群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复杂化{41}。不过，由于田野资料的不系统性，尤其是与社会组织形态关系密切的聚落遗迹的缺环，土著社会史的考古学研究仍有极大的深化潜力。

4. 认知考古

观念思想史是文化的最深刻层面，是在人们共同体（民族或族群）水平上对宇宙自然、对人类社会的集体认知，体现了特定人群稳定传承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族体心理，是人群对付自然与制约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考古人类学家主张，人群的物质文化、社会形态、经济技术内涵并非只是功能主义的需求满足，而且是受世界观制约的自我表现形式，由于观念亚系统的文化属于人群的主观世界，是难以观察和真实把握的，在考古实践中常被回避或处于争议中。但认知考古学还是力图通过物质文化内涵的模式、艺术风格去发现古人的主观世界，通过考古遗存中的祭祀与宗教遗迹、雕塑偶像与绘画艺术、器具建筑物等形态与装饰风格、随葬品与墓碑内容等的研究，获得古人世界观的线索{42}。

在我国考古学中有不少观念史的探索、研究。张光直先生就中国史前、上古文明中的巫术、宗教、祭祀与王权的发展接连进行探讨，如仰韶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人首蛙身纹彩陶壶、巫舞地画等反映了通天地、通人神的巫觋宗教或萨满教，良渚文化贵族墓葬中随葬的玉琮也充当了神巫沟通天地的阶梯，“亚美巫教”代表了包括中国与玛雅在内的环太平洋文化的共同底层等{43}。也有学者从墓葬考古线索中探索龙山时代“礼制”的形成及其在文明起源中的意义{44}。华南自古“背依华夏，面向南岛”，土著社会观念领域的大量“非我族类”的内涵特征需要通过民族考古调查去发现、研究，如佤族、高山族（泰雅、赛夏、卑南、阿美、排湾、鲁凯、邹族等）、印尼婆罗洲土著等猎头习俗的宗教涵义，东南沿海史前人骨及高山族、壮族、闽粤汉人等民族志中屡见拔牙文化的民族心理，或者“弥高者以为至孝”的崖葬民族的世界观等{45}，在做物质文化史层面论述的基础上，仍需要探讨其观念方面的意涵。

《汉书·地理志》引臣瓒语：“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和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相继军事剪灭东、南两越王国，标志着“非我族类”的华南最终纳入华夏、汉为核心的中原王朝政治版图。华南土著民族或遁逃山谷、辗转迁徙，或就地汉化、供奉河洛，民族文化变迁的进程十分复杂，迄今仍在华南非汉民族及“华南汉人”文化上保留着深刻的土著烙印。因此，在重建“他文化”的华南土著民族史、文化史上，民族考古学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南方文物》依托考古，立足华南边疆，开辟“民族考古”专栏，为南方民族考古的志同道合者提供一个讨论学术、交流心得的平台，在促进华南历史的重新认识、民族考古学科的发展上，都是一项很好的创意！希望今后有更多华南民族考古的研究者、兴趣者、爱好者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吴春明

注释：

{1} a.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b.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3} a.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b.俞伟超：《关于当前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问题》，《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岳麓书社，1982年，转引自《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4} 吕烈丹：《运用考古学资料研究民族史的几个问题》，载《岭南考古研究（3）》，中山大学岭南考古学研究中心，2003年。

{5} a.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b.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c.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民族论坛》1987年第3期；d.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6} a.严文明：《论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b.吴绵吉：《长江南北青莲岗文化的关系》，均载《文物集刊》第１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7} a.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b.李伯谦：《我国南方地区几何型印纹陶问题的分区分期及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8} 吴春明：《从印纹陶文化的总谱系看土著民族的地域关系》、《闽江流域流域先秦两汉文化的初步研究》（原载《考古学报》1995年3期），均载《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9} 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10} 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11} a.吴春明：《汉化中的“越王城”与越化中的楚汉墓：秦汉东南民族变迁模式举偶》，《东方博物》第四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b.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c.彭长琳：《滇文化族属再探》，均载《百越研究》第一辑，广西科技出版社，2007年。

{12} 蒋炳钊：《畲族史稿》，第7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13} R. Blust，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A Linguistic Perspective.Asian Perspective,Vol.26 (1), P45~67, 1985.

{14} a.吴春明等：《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闽台说”的商榷》，《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的四个误区》，《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b.邓晓华：《客家话与畲语及苗瑶语、壮侗语的关系》，《民族语文》1999年第3期；c.邓晓华、王士元：《壮侗语族语言的数理分析及其时间深度》，《中国语文》2007年第6期。

{15} a.董兴仁：《中国的直立人》，b.吴新智：《中国的早期智人》，c.吴茂霖：《中国的晚期智人》，均载《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d.吴新智：《中国晚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其南邻（尼阿人和塔邦人）的关系》，《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2期。

{16} a.朱泓：《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吉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b.潘其风、朱泓：《先秦时期我国居民种族类型的地理分布》，《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17} 黄颖、李辉、高蒙河：《古代基因：百越族群研究新证》，《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a.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b.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c.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9年。

{19} 2005年8月笔者与车越乔、蒋廷瑜、杨式挺、陈国安等考察黔东南期间，访问三都水族自治县档案馆。

{20} Bronislaw Malinowski,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P37-40,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21} L.R. Binford,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28),1962, 217-225.Guy Gibbon， Anthropological Anthropology， P135~13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22} a.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b.李仰松：《从佤族制陶探讨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考古》1959年第6期；《西盟马散佤族村落研究姜寨遗址村落的启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佤族葬俗对研究史前人类葬俗的启示》，《考古》1961年第7期；c.林声：《记彝、羌、纳西族的“羊骨卜”》，《考古》1963年第3期；d.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e.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中篇，第91-194页，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兼谈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考古》1964年第8期。

{23} 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湾联经图书，1979年。

{24} 邓聪：《古代香港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浅释》，《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从二重证据法论史前石拍的功能》，《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25} 吴春明：《中国东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第四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中国西南及相关地区史前文化研讨会”论文，2007年11月广西南宁。《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26} Guy Gibbon, Anthropological Anthropology, p.18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27} Guy Gibbon, Anthropological Anthropology, p.183~189,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28} Guy Gibbon, Anthropological Anthropology, p.204~21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29} a.袁靖：《关于动物考古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4年第10期；b.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c.王建华：《关于人口考古学的几个问题》，《考古》2005年第9期；d.袁靖等：《中国科技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年第9期；e.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f.李水城：《考古所见中国古代小麦的出现与传播》，“古代文化交流与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演讲论文，2004年9月，北京。

{30} 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辑），1987年，引自《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31} 赵志军：《对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再认识》，《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32} Richard MacNeish,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d Settled Life, P. 267-272,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1992.

{33} T. Barrow,Art and Life of Polynesian, P. 30,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Inc, Rutland, 1971. Robin Yoko Burningham & Ann Rayson,Hawaiian Word Book, P.23-27, The Bess Press, Honolulu, 1983.

{34} Guy Gibbon, Anthropological Anthropology, P. 161~16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35} a.西安半坡博物馆：《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看母系氏族公社》，《文物》1975年第12期；b.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c.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的考察》，《史前研究》1981年第1期；d.吴汝祚：《从墓葬发掘看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考古》1961年第12期；e.王珍：《略论仰韶文化的对偶婚和群婚》，《考古》1962年7期；f.张忠培：《关于根据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探讨仰韶文化社会制度的问题商榷》，《考古》1962年第7期；g.邵望平：《横阵仰韶文化墓地的性质与葬俗》，《考古》1976年第3期；h.李文杰：《华阴横阵仰韶文化墓地剖析》，《考古》1976年第3期；i.夏之乾：《对仰韶文化多人合葬墓的一点看法》，《考古》1976年第6期；j.王仁湘：《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二次合葬及其社会性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36} 苏秉琦：《编者的话》，《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1987年。

{37} 汪宁生：《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研究——对仰韶文化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文物》1987年第4期。

{38}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

{39} 陈星灿、刘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40} 吴春明：《从考古看华南沿海先秦社会的发展》，《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41} Francis Allard，Interaction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Lingnan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B.C.,Asian Perspectives, Vol.33, no.2, 1994; Growth and Stability Among Complex Societies in Prehistoric Lingnan, Southeast China, Pap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Vol.8, 1997; 安赋诗：《岭南青铜时代权力、互动和文化的稳定性》，载《铜鼓与青铜文化的再探索》，民族艺术杂志社1997年；Francis Allard, Prestige Goods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China, “第四届南中国及临近地区古文化国际学术会议——古代香港与东亚”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11月。

{42} Guy Gibbon, Anthropological Anthropology, P. 169-17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43} 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1994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文化底层》，原载《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2期，均转引自《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原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转引自《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

{44} a.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b.陈剩勇：《良渚文化的礼制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45} a.宋兆麟：《猎头祭谷与出土人头骨》，《民族文物通论》，第17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b.古野清人：《台湾原住民的祭仪生活》，第348页，台北原住民文化，2000年；c. A.C.Haddon,《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d.杨式挺：《略论我国东南沿海史前居民的拔牙习俗》，《越文化实勘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e.吴春明：《中国南方崖葬的类型学考察》，《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