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考古与论证论文

摘要：《茶叶与西藏》与《茶与社会》是赵国栋先生的两部著作。两本书的研究方法、内容虽然差异很大，但却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实现一个最终目的：支撑起“茶社会学”这一新学科。本文就两本书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茶文化考古与论证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茶文化考古与论证论文 篇1：

日本茶道跨文化传播中值得中国茶文化借鉴的做法

【摘要】日本茶来源于中国，日本的茶道文化也是在中国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说起茶道第一印象就是日本，日本茶道已发展为日本的一张名片。与此相比，外国人只知道中国茶但是却不知道中国茶文化，由此可见日本茶道跨文化传播中有许多值得我国茶文化跨文化传播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茶道；茶文化；传播载体；跨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2019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从日本茶道的海外推广探讨可借鉴的跨文化传播方式”（项目编号：Hnky2019-92）。

长期开展、多方位多维度并进和多载体支持是跨文化传播所需要的几点重要要素。日本的跨文化传播经验丰富、成果显著，日本茶道、日本和服、日本花道等都是日本被世界熟知的名片，这些名片所营造的古朴、静寂和礼仪也帮助日本树立了礼貌、有原则的国际形象，成为日本的软实力。

一、日本茶道跨文化传播的载体

日本茶道的跨文化传播一开始以美国为主，之后传播到中南美和欧美各国，进而扩大到了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各国。日本茶道的跨文化传播载体丰富，主要是以能够直接感受的文化符号、茶道流派海外活动、文学作品和动漫影视作品为主。

（一）文化符号

在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在美国广受欢迎后，日本政府意识到茶道所体现出来的东方文化对西方国家有着特殊的魅力，因此在那之后将茶道作为日本的一个文化符号进行推广。[1]在政府的支持下，电影、动漫中开始加入茶道文化场景，日本茶道所融合的静寂的人、静寂的景和日式建筑等成为日本文化的符号，作为日本文化的名片之一在全世界被普及。[2]

（二）茶道流派

在传统工艺技能方面起到重要影响的就是世袭制延伸出来的家元制度，它是保障日本传统工艺能够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的重要制度。[3]家元的体系构造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宗族，日本的家元主要是指在传统技艺传承中的本家，家元有着传承传统技艺、管理整个技艺家族事务和发放技艺传承许可证等权利，以家元为首分支出类似于金字塔结构的组织开展活动。[4]

日本的茶道传播离不开“里千家”对日本茶道文化海外传播的努力。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里千家”受到美国司令官戴克代将军在早稻田大学演讲中讲到“日本不必向美国学习，日本有其民主主义，就是茶道。不分身份的高低共饮一碗茶，和敬清寂的精神才是民主主义的根本”的启发，在美国洛杉矶、纽约等地设立了茶道支部，之后在巴西等南美洲国家也设立了支部，同时通过举办茶会、在大学开设茶道文化讲座、寄赠茶室等方式向外国人介绍茶道。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通过参加万国博览会，开展茶道巡回演讲的方式向世界推广日本茶道。在万国博览会上建立茶室，召集“里千家”的人赴美国每天举行茶道表演，并用英语解说。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頻繁参加各地活动和加强美国各大学的合作。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抓紧学术研究，举办“茶道学术会议”，每年收集优秀论文进行颁奖，为茶道研究给予学术支持。

（三）文学作品

日本茶道的文学作品必须提及的就是冈仓天心的《茶之书》，这本书用英文书写介绍日本茶道并在美国纽约出版，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使茶道作为日本文化被世界熟知。[5]《茶之书》是纯英文书写，对很多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国家的人来说容易阅读，不存在因为文化不同导致翻译艰涩难懂的现象。该书出版的时期是日本的明治时期，这本介绍日本文化的书正好符合了时代的要求。《茶之书》中加入了很多神话元素，虽然与茶道无关，但是正是由于这种神秘性使之大受西方欢迎。就像西方对中国功夫感兴趣一样，他们对未知的东方神话也一样感兴趣。

（四）影视和动漫作品

随着《茶之书》在海外的广泛传播，日本很多影视作品和动漫都加入了茶道的元素。影视作品是最简单的文化传播方法。影视作品像《古都》《寻访千利休》等获得国际奖项的影片和动漫，以及20世纪90年代风靡中国的“一休哥”“乱马”等动画中都有茶道的元素。日本影视作品和动漫中呈现的茶道都是通过日本的建筑、庭院、和服还有做茶的手法、饮茶的礼仪营造出一种安静、平和的氛围，将日本传统文化的魅力向世界展示。

日本茶道的跨文化传播有日本民间组织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但是最离不开的应该是政府的支持，正是有政府的支持，民间组织才能够在世界各国开展活动；正是有政府的支持，融合日本文化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才能够得到推广。

二、问卷分析

为了更准确分析日本茶道跨文化传播中的可借鉴之处，笔者制作了《关于日本茶道》的调查问卷进行随机发放，共发放问卷119份，回收119份。本次参与问卷调查的群体性别上男性的人数为65人，占比为54.6%，女性的人数为54人，占比为54人，占比为45.4%；年轻人占比高，25～35岁的人数占比为58.8%；月工资水平在4000～6000元的占比最高，为56.3%；在学历上以本科和大专生为主，占比分别为38.7%和32.8%。

在对日本茶道的了解程度调查上采用的是量表题进行测试，得分越高的群体对日本的茶道了解情况会更加的好，本次量表从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并结合自身特色不断发展为自身文化；日本茶道以“和、敬、清、寂”作为茶道的理念；日本茶道遵从修生养性，自我规范；日本茶道始于唐朝，前期作为上流社会才有的消费；日本茶道和中国茶道在传播方式上具有差异；日本茶道在当地的学习途径很广泛，可以很容易接触到日本茶文化；日本茶道学习过程更为复杂等出发进行测试，可以看到得分整体情况都在3～4分的区间，说明调查群体对日本茶道的理解处在平均值以上的水平。其中认可度最高的是认为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并结合自身特色不断发展为自身文化。其次是日本茶道和中国茶道在传播方式上具有差异。

在日本茶道的获取途径调查上可以看到中国群体对日本茶道的关注主要源于日本动漫和影视作品、网络、媒体。其中日本动漫和影视作品占比程度是最高的，接近30%，这也和年轻群体较多有关系，可以看到在年轻群体中通过影视动漫以及互联网了解日本茶道文化的居多。

在是否听说过日本茶道表演上大部分群体还是对茶道表演有所耳闻，听说的人群接近80%，没有听过的群体在20%左右。这里可以看出国人对日本茶道的知悉程度还是较高的。

在对日本茶道的喜爱程度上一般的人数是最多的，而在不喜欢的人数和喜欢的人数占比接近一致，没有存在很大的差距。

综上问卷调查结果，国人本身接触过日本茶道的比较少，而且对日本茶道并没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对日本茶道有一定的了解，了解渠道主要是通过网络和影视作品。

三、中国茶文化跨文化传播的不足

（一）缺乏文化符号

受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影响，我国国人对茶的认知主要在于茶叶，没有上升到茶文化的层面，对茶文化的了解更是知之甚少。相对比日本塑造的“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文化，我国茶文化没有形成具有思想内涵的文化符号，导致外国只知中国茶不知中国茶文化。[6]

（二）缺乏文化传承

日本家元制的文化传承方式和各大流派的组织传承，使得日本社会对茶道的认知度高，认知度高也促进了传承度高，传承度高有利于文化的生生不息和对外传播。相对比，我国并没有相对成熟的传承体系，传承度低导致对茶文化的认知低，对茶文化的认知低也导致传承度低，传承度低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缺乏多样传播途径

众所周知，日本的动漫和影视作品在世界上知名度高并广受关注，因此动漫和影视作品中唯美的茶道场景自然让人印象深刻。作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和获奖最多的亚洲国家，日本成熟的翻译产业也使日本文学作品走入世界，日本文学中所融合的日本文化更是符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神秘文化的向往。日本文学作品、动漫和影视再加上茶道各流派在海外的活动成为日本跨文化传播的三大马车。

（四）缺乏专业人才

跨文化传播需要专业的人才，而且专业的人才应当擅长英语，从日本流派在国外用英语表演茶道就可见一斑。但是根据2019年6月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全国2956所高等学校开设茶学专业的大学只有28所。从我国的基数上来看，能够传递茶文化的专业人才较少。

四、日本茶道跨文化传播中的可借鉴做法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传播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的软实力，这是开展跨文化传播的关键。[7]针对我国茶文化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问题。

（一）发挥三级作用

政府永远属于跨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政府需要考虑确定茶文化传播的大致方向，确定以怎样的文化符号传播中国的茶文化；确定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给予多强力度的政策和经济支持；确定对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动漫影视作品给予多少的自由度和支持。

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民间组织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日本“千里家”的海外活动成果就可以论证这一点。通过在大型会议或者是展馆中开展茶文化表演提升国民对茶文化的认知，进一步促进国民跳脱对茶的通俗认识提升到高雅内涵的茶文化认识。

在茶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中，个人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像冈仓天心所著的《茶之书》就打开了西方世界对日本茶道的第一认知。因此对茶文化或者对传播文化有兴趣的学者应当加强研究，多出版和发表质量高的书籍、论文。有机会接触到外国人的国人也应当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将传播中华文化作为己任。

（二）发挥现代媒体和影视作品的作用

现代媒体使得信息的传递速度更快，受众更广。Criteo 针对1995—2009 年出生的人的研究报告表明，超过半数的美国年轻人每天多次使用Snapchat、Instagram 和 Facebook，每周浏览视频的时间长达 23 小时，互联网和社交软件是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8]

因此茶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要利用好现代媒体和影视作品，现代媒体要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影视作品应当讲好中国故事，作品中加入包含茶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元素。[9]

（三）注重人才培养

不论商贸还是文化的传播都需要人才，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从冈仓天心用英语书写《茶之书》和“千里家”在海外用英语进行茶道表演，都可以看出在茶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精通茶文化也要精通世界学习最广泛的第二语言——英语。因为要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荟萃和培养人才的优势，利用好高校的平台培养综合素质高的茶文化传播者。[10]

参考文献：

[1]张梦已. 禅宗对中日文化影响的比较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理工大学，2014.

[2]代小艳. 日本茶道文化的救赎内涵探究[J]. 福建茶叶，2017（7）：352-353.

[3]张琳. 日本家族制度影响下的家元制[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11）：226-227.

[4]张玥娟. 日本茶道家元制度传承对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启示[J]. 农业考古，2017（2）：48-51.

[5]方若星. 基于类型学之当代茶空间设计研究[D]. 杭州：浙江農林大学，2017.

[6]胡志伟. 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茶道中的禅思想[J]. 福建茶叶，2018（9）：427-428.

[7]张文英.对外文化传播意识的构建：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0）：138-141.

[8]朱帅.国外互联网社交的趋势[J].互联网经济，2019（03）：38-43.

[9]阴艳，付妍妍.文化适应框架：中国影视文化在韩国传播的有效路径[J].传媒，2019（12）：20-22.

[10]黄庆. 高校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J]. 学术动态（4期）：1-8.

作者简介：符婕（1987-），女，海南文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日语、日本相关研究。

作者：符婕

茶文化考古与论证论文 篇2：

简论“茶社会学”学科的构建

摘 要：《茶叶与西藏》与《茶与社会》是赵国栋先生的两部著作。两本书的研究方法、内容虽然差异很大，但却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实现一个最终目的：支撑起“茶社会学”这一新学科。本文就两本书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关键词：茶社会学 赵国栋 《茶叶与西藏》

2015年，西藏民族大学赵国栋先生的两部新著《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和《茶与社会》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由于笔者一直喜欢茶文化，所以对这两本书格外关注。

一、茶社会学的提出与典范著作

赵国栋先生以这两部著作尝试构建一种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茶文华的新学科体例。他在《茶与社会》一书中明确表明了这一态度。他说：“笔者尝试做的不只是科普，也不只是学术，更不是童话，而是讲述和探寻茶叶中的社会和生活以及透过茶叶展现的社会与社会中的那些关系。”（赵著序言）而且他在该书的第一章中首先介绍了以社会学研究茶文华的基础性问题：以社会学研究茶文华的基础、研究对象与方法、茶社会学与文华社会学以及茶社会学研究概况。

虽然《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一书较《茶与社会》一书较早一些出版，但却是茶社会学学科的一个生动而有说服力的实例，是以地域茶文华的系统研究展示他所构建的茶社会学的一个范本。下面笔者简要评析前者的特点。

读赵国栋先生的《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体验了西藏茶文化以及西藏社会历史。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尤其作者运用的多学科多视角、大量的实例数据方法让我们的体验得到了升华。作为一名热爱文化、迷恋西藏的普通读者，这本书会让读者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茶叶与西藏》之所以吸引人，我们觉得以下方面最为重要。第一是这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西藏茶文化，据我所知，这是第一部西藏茶文化学术专著。第二是这本书第一次使用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让读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面去感悟茶叶与西藏的关系，而且做得非常成功。第三是书中的许多资料让人耳目一新，从零星繁琐的大量史料中提取出关于西藏茶叶的信息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并且还有一些国内见不到的外国资料，这就增加了书的价值性与可读性。第四是这本书打破了普通茶文化书本的局限，也突破了普通学术著作的模式，把可读性与学术性有效结合，是了解西藏传统社会的一面镜子。

显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把西藏和茶叶联系起来的有两样东西：茶马古道和酥油茶。但读完赵国栋先生的作品后，不由得让人感叹：原来茶叶与西藏的关系如此深远，茶叶被历史赋予了如此重要的使命！比如对英印茶叶的介绍，英印展开的茶叶入侵让人不禁深深体会到那个历史阶段的腥风血雨。全书47万字的笔墨，590多页的篇幅完全用于介绍和分析茶叶与西藏的关系，这是一种绝对的精耕细作。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本著作足够让一名普通读者不舍释手。

作者在书中以社会学的视角为中心，极具张力地综合了其他学科的学术视角，融社会分析、历史分析、文华分析于一体，恰到好处且极为全面地展示了茶叶与西藏的种种关系。这些正是他在《茶与社会》中论及的茶与社会关系的真实写照。

总体而言，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社会学研究为中心，融合多学科多视角，具有强烈的学术冲击力。作者巧妙地把多学科和多角度的学术研究融合一体，正如解放军理工大学陶德臣教授所说的：“研究方法独到，视角新颖……赵国栋先生的大著采用社会有机体的研究范式来揭示茶叶与西藏在文化、历史、社会之间的联系……”（ 《西藏茶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读<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让读者围绕着茶叶而自然转换，自然流畅，水到渠成，学术的骨感与丰腴之姿跃然纸上。

第二，涵盖大量的有用信息，具有信息的放射性。读者被在书中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触接触到大量的新鲜信息，这些信息又牵引出更多有用信息，正如解放军理工大学陶德臣教授所说的：“研究资料丰富，面广量大”（ 《西藏茶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读<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有一种能够满足读者的愉悦感。

第三，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有机化的研究。作者看似只研究茶叶与西藏的关系，但实质上，他是以茶叶为纽带，论证了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根基与血脉关系。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此的论证收放自如，恰到好处。

第四，是对茶文华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探索的集成。江西社科院的施由明研究员在《新视角与新探索—— 赵国栋《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述评》（《农业考古》2015年第2期）中提到的那样，从茶文华研究视角而言，“这部著作呈现了一位‘70 后’青年学者对中国茶文化的新探索，代表了当前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成就和新水平，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厚重之作。”

二、茶社会学学科架构的尝试

后来，有幸得到了一本赵国栋先生的另一部新著《茶与社会》。这是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她同以往我接触到的有关茶叶的书籍完全不同。虽然许多内容对普通读者而言是晦涩难理解的，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体悟出来由茶构建起来的一个学科的魅力所在。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内容是那样生动而富有创意。

用赵国栋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所做的不是简单的介绍茶文化，而是尝试做茶与社会关系的学科性研究。該书从诸多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茶与社会的关系，有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通过分析让人觉得：原来一片小小的茶叶居然如此重要，与社会居然有这样深的关系。

茶叶消费的社会纬度让我感觉到了普通的购买茶叶、消费茶叶的过程原来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它建立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却有着自身的规律性。这种规律在这部书中被作者清晰地展现出来。虽然笔者以前非常喜欢看茶文化文章，但它完全突破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水平，可以说是对社会中茶叶消费的一种全新的学术分析。即使如我一样的普通消费者，也不禁惊讶。

作者把茶融入社会之中，介绍和分析了茶的社会角色，茶消费的社会纬度，喝茶与社会化的关系，茶与社会互动的关系，茶在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中的作用与地位，茶文华作为社会文华的诸多特征，茶与社会分层的关系，茶与社区的关系，茶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关系，茶在社会工作和社会控制中的运用，等等许多方面。

在书作的后半部分，赵国栋先生运用社会学的视野分析了许多中国名著，让人颇为过瘾，而且还分析了中国旧时女性与茶叶的关系，让人印象深刻，还有神农与茶叶的关系，等等。

总体而言，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学科面涉及较为全面，体系较为完善。笔者认为，作为一部开拓性的奠基之作，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易。书作二十个方面的论述已经展示了作者的这种努力。

第二，做了一些开创性研究。由于专门的茶社会学研究始自赵国栋先生，所以书中自然包括了这一学科的开创性的内容，如茶消费的社会纬度研究，把茶叶的消费提升到学科的高度。

第三，学科的抽象性与茶文华的形象性相结合，具备一定的可读性。这主要体现在作者对茶文华内容的介绍和分析，也体现在女性与茶的社会学视角研究、唐宋传奇中茶的社会学、《西游记》中以茶构建的社会世界、《红楼梦》中茶的社会学以及神农与茶关系的再审视等篇章的内容之中。

第四，基本实现了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学科视角的提炼与升华。全书从十三个视角梳理和分析了茶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通的茶文化研究上升到理论层次。

《茶与社会》一书的可读性虽然不及《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但却同样给读者能够留下深刻印象。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谈的书中所具备的突破性。

三、结语

总体而言，两本著作较好地完成了一个学科应具备的任务：实际研究应用与学科整体构建。另外，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给世界的一项重要贡献。目前，饮茶文化已经风靡世界，中国茶叶和中华茶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对茶文化的研究，也不能忽视用茶叶及其文化来武装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一，茶文化是一种高雅文化，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在大力推進文化繁荣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茶叶与西藏》以及《茶与社会》两部力作就被赋予了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巩玉双， 深圳华盛商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作者：巩玉双

茶文化考古与论证论文 篇3：

“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桑梓情怀

2017年4月14日，是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也是《吴觉农集》新书的首发式。在他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八方宾朋，笃交至友，聚集一堂，思轶事，忆故人，颂精神。

茶之故乡，生机盎然。在梁湖镇吴家楼村的天香茶叶有限公司大厅里，笔者看到了总经理陈金富与吴觉农的一张合影照片。提起这张珍贵的照片，陈金富有点激动：“那是我参加吴老90岁生日活动时拍的。挂在这里，就是时刻提醒我们做茶人，不能忘记吴老的教诲：做好人，做好茶。”陈金富认为，吴老对家乡的情谊和贡献、对茶农的深深眷念，家乡人民一辈子忘不了。

在陈金富看来，没有吴觉农的教诲，也就没有他如今这样对茶文化、茶事业的痴情和热爱。

一生事茶，功勋卓著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位被誉为“茶圣”的人物——神农氏、陆羽，他们分别引领着源远流长的中国茶叶文明之历史进程的两个阶段——茶的发现与茶文化体系的奠基。在中国现当代茶业史上，也有一位被誉为茶之圣者——吴觉农。

吴觉农是上虞丰惠镇人，祖辈世代务农，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茶叶专家。据史载，从清末开始，中国茶业日趋衰退。出生于茶乡、早年毕业于浙江农校（浙江农业大学前身）的吴觉农，矢志振兴茶业，于1919年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我国最早专门研究茶叶的留学生。在日本，他发表了蜚声海内外的《茶树原产地考》等文，追本溯源，驳斥了某些外国学者“茶原产于印度”的偏见。吴觉农认为，日本的茶业是由到中国学习取经的最澄和尚带回茶种后，才广为发展起来的。

据考证，最澄和尚（762—822）于公元804年初冬来中国天台，次年初春，入越州龙兴寺从泰岳灵岩寺师从顺晓大师所在地峰山道场受密法（峰山道场位于上虞百官街道境内，离曹娥江约3公里）。最澄和尚学成后于公元805年初夏，携带佛教信徒所撰的抄本《茶经》及峰山道场附近的茶种回日本，在滋贺群版皖村及琵琶畔繁殖茶园，之后便逐步扩大发展，最后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产茶国之一。由此，日本茶的引种、发展与繁荣，根在中国，缘系上虞。后来这一论据也在中日两国佛教界和考古界组织的专家勘踏后得到了印证，专家们还在峰山道场顶峰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座顺晓大师的石雕半身遗像。当时这一重大发现在日本茶界引起轰动。

后人总结了吴觉农对茶文化、茶事业所做的十大主要功绩：他是论证“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第一人；他是中华茶出口标准的组织者与制订者；他是中国现代茶学的开拓者；他是茶农生产合作社的创建者；他是成功实施对俄茶叶贸易的组织者；他是在我国高等院校首先建立茶学学科的教育家；他是全国茶叶研究所的创建者；他是中国机械制茶奠基人；他是新中国茶业公司的创始人；他是提出茶叶出口退税、取消农业税的最早建议人。

吴觉农先生一生为弘扬祖国茶文化，研究茶文化作出积极贡献。陆定一曾为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作序：“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就是二十世纪的新茶经。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说陆羽是‘茶神’，那么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上虞区农林局副局长施清海介绍：“上虞自古以来就是茶乡。史料记载，在汉代，县内东南山区就已有一种叫作‘大茗’的野生茶树生长。到了唐代，就已有人开始进行人工栽培和加工茶叶了。公元764年，唐代‘茶圣’陆羽曾搭舟沿舜江（现曹娥江）经东山、上剡溪考察。在他撰写的《茶经》中，就提到包括上虞在内的越州茶，并明确指出：浙东会稽郡的越州茶乃茶中上品。近年来，上虞区的茶文化和茶叶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形成规模，与吴觉农的关心、关注不无关系。吴觉农与家乡茶叶工作者的书信往返有37次之多，内容涉及上虞茶场的规划设计、机械化、初精制工艺系列化及上虞茶叶振兴等许多内容。部分书信现保存在上虞档案馆，已成为上虞籍乡贤情系故乡、关爱故乡最生动的教材。”

心系农民，“觉农”为农

吴觉农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吴觉农原名荣堂，后改为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现在农村里，茶农还有許多困难，希望你们到农村去看看，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茶农搞好科学种茶和制茶，增加经济收入，使茶农一天一天地富裕起来。中国茶业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茶叶生产发展了，中国茶文化也会兴旺起来。”可见，改名“觉农”表达了他立志献身农业，并唤起农民觉醒以改善生活的决心。

1961年，吴觉农偕夫人回上虞考察，听取了上虞负责人的情况汇报，然后到了下管、丰惠、章镇等茶区视察，针对出现毁茶种粮、单位产量不高等情况，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1983年9月，年逾八旬的吴觉农又专程来上虞。当时正值茶叶销售困难，他在听了当地领导的汇报后，提出如何提高质量，及利用上虞自然资源，发展一些新茶园等问题。此后上虞专门成立了民间茶叶研究所，吴老在故乡人民的邀请下，欣然同意担任名誉所长。

陈金富说起吴觉农，不由得提到另外一位上虞乡贤——钱樑。作为吴觉农的弟子，钱樑也是上虞丰惠镇人。他从1935年踏入茶业始，数十年如一日，以身许茶，为振兴茶业、发展茶业、开创新时期茶文化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陈金富说：“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上虞区茶产业最为艰难的时期。作为一名农技干部，我始终想突围，却找不到出路。这时，正好碰到了筹建上海市茶叶学会的钱樑教授。由于钱樑教授的大力支持，我负责成立了上虞茶叶实业公司，组织全区茶业干部兴办珠茶精制厂、红茶厂、花茶厂。收购茶农的珠毛茶进行精加工，又生产眉茶、功夫红茶等，供给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上虞茶叶的销路一下子打开了，突破了原有单一渠道销售体制。后来，吴觉农听说了此事非常高兴，直接给我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我还记忆犹新，中心思想就是发展茶业一定要与农民群众结合起来。”

梦魂萦绕，难忘故乡

吴觉农一生为农奋斗，献身茶业，用他最勤恳的心默默地耕耘，他对生活同样充满乐趣，对音乐、艺术等方面也同样精通爱好。“我从事茶叶一辈子，许多茶叶工作者，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同我共同奋斗，他们不追求功名利禄升官发财，不慕高堂华屋锦衣玉食，没有人沉溺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大多一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清廉自守，无私奉献，具有君子的操守，这就是茶人的风格。”

在吳觉农生平展上，笔者目睹了吴觉农先生的诸多茶叶著述、信札、笔记以及他的生前所用物件，切身感受到了他为我国茶业所做的杰出功绩。可以说，他为祖国茶叶事业的恢复和振兴付出了辛勤劳动，功绩是巨大的。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觉农集》执行主编沈冬梅介绍，晚年的吴觉农还不忘关心家乡的茶事活动。1983年，86岁高龄的他还坚持赴杭参加“茶与健康”茶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还乡上虞。他70年来精撰的茶业论著，大大丰富了祖国茶业的历史宝库。他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具实践经验的著名茶叶专家、导师，更是一位受家乡人民深深爱戴的乡贤、名人。

“难忘茶乡养育恩，朋辈戚友人人亲，曹娥江水深千尺，不及父老赐我情。”这是吴觉农作的一首《怀茶乡》七律诗，字里行间透出他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受吴觉农茶学思想指引，如今上虞已成为全国无公害茶叶标准化示范县（区）、国家级龙井茶原产地保护县（区）、中国茶文化之乡。以吴老名字命名的“上虞觉农茶业有限公司”发展蒸蒸日上，出口茶基地日益扩大，精加工茶企年加工量4.5万吨，产值超6亿元，出口贸易量达2万余吨，出口额超2亿元，外贸出口比重不断提高，成为国内较具规模的珠茶出口集散地。

120年风风雨雨，120年波澜壮阔。如今吴老已长眠在他的家乡，倚龙山而居，傍曹娥江而眺。这里峰峦叠嶂，树木繁茂，灵秀温婉，清幽静谧。

“上虞为吾故乡，虽青年时代即离家奔走四方，漂泊无定，然无论身处国内海外，顺境逆时，对故乡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总是梦魂萦绕，不能忘怀。”

April 14， 2017 marked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day of Wu Juenong （1897-1989）， revered as the “tea sage of modern China”. The day also saw the success of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in his hometown in Shangyu，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For Chen Jinfu， General Manager of Tianxiang Tea Company based in Lianghu Town， the picture hung on the wall of the company’s foyer will always be a reminder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tea sage’. For him， Wu Juemin was not only a tea expert but also a mentor who serves an example about how “to make good tea and be a good man”.

Tea， which acts as an antidote against the poisonous effects of some seventy herbs， is said to have been the discovery of Shennong - a legendary deity in Chinese religion and a mythical sage ruler of prehistoric China. Legend has it that he first tasted it from tea leaves on burning tea twigs after they were carried up from the fire by the hot air and landed in his cauldron of boiling water. The tea culture of China reached its maturity after the world’s first book dedicated to tea was written by ‘tea sage’ Lu Yu （733-804）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In modern times of China， the relay baton was taken by Wu Juenong， a Shangyu native. Born in a farmer family in Fenghui Town， Wu Juenong graduated from Zhejiang Agriculture School （today’s Zhejia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and went to Japan to further his study in 1919 as one of China’s first overseas students majoring in tea science and culture. During his study in Japan， Wu Juenong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that proved the verdict about India being the origin of tea groundless and the Japanese tea culture has its roots in China， or more specifically， in Shangyu， Shaoxing.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Saichō （767-822）， a Japanese Buddhist monk credited with founding the Tendai school of Buddhism based on the Chinese Tiantai school he was exposed to during his trip to Tang China beginning in 804， is the first to bring tea from China to Japan. In 805， Saichō and his party boarded the ship back for Japan and arrived in Tsushima with Buddhism texts， and tea seeds from Fengshan. Although he had only stayed in China for a total of eight months， his return was eagerly awaited by the court in Kyoto. The seeds were sown in a village in Shiga-ken and Biwa Ko in Japan， opening the country’s tea cultivation tradition. After his death， he was awarded the posthumous title of Dengyō Daishi.

Wu Juenong is not only the first one to announce China to be the origin of tea cultivation but also a major player in China’s tea export standardization. He is the forerunner of China’s modern tea science and the inventor of the country’s tea producers’ cooperative mechanism. He is the organizer of China’s tea export in Russia and the founding father the tea science as a formal discipline at th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in China. He is also the founder of China Te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machine-based tea processing， and the first one to propose the country remove agricultural tax for tea export.

， written by Wu Juemin， is praised by Lu Dingyi – former Culture Minister of China， as “a modern version of Lu Yu’s masterpiece”. Wu Juenong dedicated his entire lifetime to China’s tea science and culture. He was also a life artist and a huge fan of music and art.

It is his dedication and insights that brought the tea farmers in Shangyu out of the marketing plight in the 1960s and 1980s. In 1983， 86-year-old Wu Juenong took part in a tea culture forum held in Hangzhou and made his last visit to his hometown. Guided by the tea sage’s knowledge and vision， Shangyu has become a model of organic tea production and one of China’s largest tea exporters.

The ‘tea sage’ rests in peace in his hometown， surrounded by lush mountains and the beaul Cao’e River he had always craved to come back to.

作者：徐继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