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论文范文

2022-05-09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通过判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只依靠一项或两项经济政策不可能实现调控目标，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第一篇：财政政策论文范文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变迁及当前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分析

摘要本文系统回顾了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我国财政政策的变迁和发展，总结了各个历史阶段实施的财政政策的基本特点和效果，在此基础上对当前财政政策实施重点进行了针对性分析，并提供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

一、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变迁

财政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既可以直接作用于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可直接作用于供给，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建国60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为保持宏观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直接调控(19491977年)

这个时期宏观上通过财政投资支出调节和影响经济波动，微观上财政直接调控到企业，并通过“平衡预算”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二)改革开放前期的财政宏观调控(19781992年)

这个时期的财政政策有三个特点：1.仍以計划指令为主要手段;2.初步探索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调控经济运行;3.开始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的财政调控(1993年至今)

1.1993年实施适度从紧财政政策

19931997年为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达到了反周期调节的预期目标，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运行的“软着陆”和经济稳定增长。

2.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矛盾突显、内需不振、经济增长回落等情况，我国启动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从执行效果来看，积极财政政策措施得力、规模适度，政策效果比较理想，成为中国应对外部经济冲击的典型经验。

3.2004年实施稳健财政政策

稳健财政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个字。从执行效果看，经济运行出现了“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群众受惠较多”的局面，同时为中国建立现代意义的中性财政政策积累了宝贵经验。

4.2008年启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8月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转向新积极财政政策阶段。这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保”和“促”两个方面，“保”就是保增长，推动总需求和总供给规模扩张;“促”就是促调整，优化当前结构，提升经济效率。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两年多来，已基本控制住经济的衰退趋势，主要经济先行指标都出现回暖的迹象，取得较好效果。

二、当前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分析

过去的6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财政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将面对更多严峻的挑战。在新形势下，财政要发挥积极作用，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强经济预测监测和分析，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贴息、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协调配合，不断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在保增长过程中，要着眼于中长期重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强化自主创新，强化节能环保，注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在较长时期内内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加大对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稳步推进基本民生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通过保障民生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三)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

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加快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税制体系。按照强化税收、清理收费的原则，完善收费制度，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为促进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大局提供体制保证。

(五)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财政管理绩效

要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坚持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提高财政管理绩效，保障财政职能作用充分发挥。要完善财政管理的法律体系，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优化预算编制办法，构建编制科学、执行严格、监督有力、绩效考评、各环节有机衔接的预算管理机制。推进财政政务公开，自觉主动地接受全国人大、审计和社会监督。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60年来中国财政发展历程与若干重要节点.改革.2009.10.

[2]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谢旭人.扎实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党的建设.2011.1.

[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中国金融.2011.1.

作者：李红旭

第二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中）

摘要：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通过判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只依靠一项或两项经济政策不可能实现调控目标，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从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及其前沿，对当今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政策协调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政策协调

文献标识码：A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探讨中国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路径和策略，本部分重点对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

四、中国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阶段性特征

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历程做一概括，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这一阶段，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计划涵盖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有独立的产业政策；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言，由于实施“大财政小银行”的管理模式，所以，基本没有货币政策可言；就汇率政策和外贸政策，由于对外经济交往较少，国际贸易和汇率对国内经济影响极小，所以，也基本没有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当时，财政政策基本就是国家全部的经济政策，从而也就不存在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政府并不深谙经济之道，所以，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试图简单地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货币供给量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张，而忽视了经济的承受能力。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同时财政政策也是扩张的。这一阶段，总体上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但是，由于货币供应量投放过多(净现金发行量达262亿元)，结果导致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1985～1993年)。由于1984年经济过热的势头开始显现，因此，到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被迫转向紧缩的货币政策，实行了以信贷规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紧缩银根”的政策；同时，财政政策也逐步收紧，即实施了“双紧”的政策搭配。但是，到1986年，由于“双紧”的经济政策紧缩过头，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改而采取“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开始走向宽松，即又实施了“双松”的政策搭配。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又开始抬头，中国人民银行又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冠名以“紧中有活，区别对待”，即在工业生产陷入衰退时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出现过热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同时，配以压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压缩消费基金增长的紧缩性财政政策。这样的紧缩政策延续到1989年，对经济震荡较大，1989年9月工业产出为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于1990年上半年又开始进行货币扩张，直到1991年经济重又复苏为止。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1996年)。这一阶段，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政府决策部门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中，慢慢开始分别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在经济增长速度并未降低的同时，使通货膨胀率最终降至1996年的6.1％，实现了“软着陆”。值得提及的是，从1996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办理国债公开市场业务，这意味着，从此中国货币政策有了公开市场业务这一有力工具。与此同时，财政部门也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采取了增收节支、加强税收征管、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增强对重点行业的投资和扶持力度等措施，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五阶段，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1997～2003年)。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延续其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内外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经济出现了内需不足、外需疲软的不利局面。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下半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为了克服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国家还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组合，对于维持经济快速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为现在严重存在着的流动性过剩、消费投资关系失衡留下了隐患，特别是对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及各项经济政策的相互配合重视不够，也使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及深层次矛盾进一步严重。

第六阶段，最近几年(2004～今)。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均在9％以上。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投资增长过快而消费需求不足，社会流动性过剩而银行经营效益不高，进出口贸易数额巨大但同时贸易纠纷不断等。因此，近年来，中央政府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也进行了汇率制度的改革，并注重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五、中国经济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也由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逐步过渡，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两种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大财政小银行”管理模式的束缚，再加上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所以，至今中国货币政策取向选择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始终在反通货膨胀与拉动经济增长之间摇摆不定。这样，使本来就较为复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又增加了更大的难度，从而也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市场在国际间逐步融合，使一国经济的国际关联度和对外依赖性大大增强。于是，如何在市场融合中寻求国际经

济合作，在国内、国外市场的共存中寻求均衡，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和协调发展，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伴随中国逐步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大国以及由贸易顺差而产生巨额外汇储备局面的形成，各种贸易纠纷不断，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样，也就产生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相应地，政府决策部门正在致力于寻求良策，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

下面就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之间存在的摩擦及问题做一分析。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定位偏差

当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两者定位出现偏差，没有充分有效的形成政策协调的合力，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政策内耗”。

政策协调的相关理论告诉我们，在通货紧缩时期，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在经济复苏和繁荣阶段，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则更加突出。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先是在通货紧缩中低迷徘徊，其后又进入了经济高涨的阶段，随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两个阶段以2002年为分水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2003年以前和以后的表现并不理想。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果断地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搭配扩张的货币政策这样非常激进的政策组合模式，希望能迅速扭转经济低迷的局面。从财政政策角度看，政府加大了国债发行力度，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提高了转移支付的规模，试图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启动消费；还提高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以此刺激出口。表面上看，财政政策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上，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不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措施部分程度上偏离了财政政策的功能性要求，虽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内，但是从长远看，其距离政策目标会越来越远，甚至最后伤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国债资金的运用不合理。1998年—2004年中央财政共发行了9100多亿元长期国债，这些筹集来的资金主要投向交通通信、农林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特点是周期长，一旦开工，必须在建成之前每年都投入相应的资金，才能保证工程顺利完成。由于这方面的开工项目过多，使得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拐点后，最具投资乘数效应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无法立刻削减，财政政策不能及时对经济变化做出调整，给本就升温的经济继续添薪加火。

其次，财政政策生产性过强，缺乏功能性。投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大，而财政的公共消费却偏低。2003年中国政府储蓄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42.7％，而同期这一比率在美国是－16.0％，在日本是-16.4％，在德国是—7.2％，这说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中投资的比重偏高。过高的投资意味着公共消费，即功能性支出的不足。以教育投入为例，据教育部长周济在2006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2004年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仅有2.79％，尚未实现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上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9％的水平相比；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更是不足，截至2002年，每年农村仍有1％的学龄儿童不能上学，超过7％的农村小学毕业生不能进入中学。

第三，财政的生产性支出中，投向农村的相对不足。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农村的生产性投入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并呈逐年下滑的趋势。从财政支出项目看，用于农业的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3.43％下降至2003年的7.12％。从国债支出的项目中看，1998年至2002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一直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门列为一个主要投向。1998—2000年，直接与城市相关的国债项目共占同期国债项目总投资的29％，与农村直接相关的只有19％。从这几个对财政支出的分解可以看出，真正对农村生产有支持作用的财政支出已到了必须大幅增加不可的地步。

生产性财政投入的不足带来的后果，第一是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生产活动的开展。比如国家对农村电网投入不足，使得长期以来对农村低压电网的维护和建设支出基本由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第二是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不利于引导私人投资进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期不足，使农村与城市相比，投资环境日趋恶化，私人资本长期徘徊在农村以外。第三，投资向城市的过分集中，带来城市工业部门资本边际产量下降，工业部门效率低下使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的构想大打折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日益加剧。

在财政政策没有做到合理启动经济的同时，货币政策却被赋予了过多的责任。现在中国经济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而这正与1998—2003年扩张的货币政策直接相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快速增加。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5.08万亿元，同比增长16.48％；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3681亿元。可以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是银行的信贷供给行为。

那么，银行为什么愿意也能够向经济部门投放大量信贷呢?

我们认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手中积聚了相当的信贷投放能力。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直未收到预期效果的情形下，多次使用降息等手段，希望能迅速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在中国经济进入上升周期开始复苏之后，货币政策并未做出及时的调整，而是在2003年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之后才开始收紧。但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向经济中投放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只不过这些货币一直滞留在银行体系，并未流动到实体经济部门。如果将实际GDP增速扣除掉银行利润率之后的数值作为实际经济部门利润率的近似替代指标，那么中国始终在奉行低利率政策，其后果必然是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无论这些流动性停留在银行内部还是实体经济中。

(二)内外经济均衡面临严峻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并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随后，政府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是我国经济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在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对外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对于合

理配置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出口的增加能为劳动就业开拓新的门路，为国内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从而使国内生产规模能够在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下不断扩大；而进口的增长，特别是技术、设备进口的增长，则能够使国内投资的技术构成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

但是，就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

1.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制约程度越来越高。近些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2006年高达65％。外贸依存度的逐年提高，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在逐年提高，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的波动，中国经济势必受到较大的冲击。同时，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还容易与其他国家产生贸易摩擦，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阻碍，从而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对一些国家的国内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从而招致进口国的贸易壁垒，也引发了不少国际经济摩擦。从某种程度上讲，贸易摩擦已成为当前阻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其根源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贸易顺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长远看，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对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和稳定发展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潜在需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在于扩大内需。

另外，更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贸易对象过分集中给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中国的三大主要贸易对象为欧盟、美国和日本。实事上，中国前些年的贸易对象也主要是欧盟、美国和日本。这就是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盟各国、美国和日本所左右，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波动，中国的对外贸易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状况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结合在一起，就使欧盟各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周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给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及货币政策调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国际贸易连年顺差，推动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加，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这为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另一方面，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将使国家外汇占款及其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同时上升。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每年都以千亿美元的数额增加。在当前结售汇制度下，外汇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对本币需求的增加，外汇市场必然呈现本币供不应求的局面，进而会导致本币汇率的升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币值、维持汇率，中央银行必须一方面增加货币供给以收兑外汇，另一方面又要做大量的对冲回购以收回为收兑外汇而多投放的货币。外汇占款占货币供应量比重的不断上升，就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难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因为，在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因素时，中央银行既不能自如地调控货币供应量，又不能灵活地运用利率政策。

3.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引进外资方式，对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不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国际资本在大量流入中国的同时，其流入方式及资本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中，对外借款所占比重较大；但进入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1年起，国际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率已超过95％。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国际资本流入实现了从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向以企业信用为基础、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利用外资对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不大。有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占整个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近90％。这种状况无疑会加剧我国的地区间贫富差异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贸易方式来看，我国主要依赖加工贸易的方式，在2003年的出口总额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价值额占到55％以上。加工贸易虽然能够发挥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缺乏技术性，对国内产业的带动作用很小，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企业的比较劣势地位。在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又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也达到55％，而且，在中国越来越大的进出口规模中，也同样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中国净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在50％以上。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倡导发展对外贸易，也采取了出口退税等鼓励政策，同时还大力吸引外商到中国来投资，希望能从中学到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的民族产业、自主品牌仍然落后，许多企业只是作为外商在中国的加工厂；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在逐年扩大，但实际上贸易量增长最快的还是外商投资企业。中国实际上只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引进外资并没有真正提升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缺乏呼应

根据日本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可知，初期的产业政策围绕着资金展开，现在的产业政策则主要是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适当的环境，建立由初创到兴起再到成熟的平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结构还相对落后，List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启示我们，要适当地通过国家的力量，对朝阳产业进行扶持。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角度看，这一扶持就是货币资金的支持；而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上并不理想。

首先，在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上，究竟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还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至今仍在不同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财政政策主导对产业政策的支持，因为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手段具有明显的结构调整功能，而货币政策，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则只是一个总量调节手段，没有向某个或某几个行业倾斜的能力。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应当由货币政策主导对产业政策的支持，其理由是中国市场化较1978年早就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生产领域的投资主要依靠金融工具来筹措，财政投资在全社会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小，所以应当通过货币政策引导通过金融渠道的资金流向政府希望扶植的行业，而非财政政策。

其次，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缺乏协调。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考虑，总是希望中央银行能够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降低财政借贷的成本，在对产业进行扶植时，财政能够节约相当大的利息支出；而从货币政策角度看，首要的目标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反通货膨胀。这就与财政政策的一厢情愿发生了冲突，所以常常看到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扯皮，政策协调变成了政策内耗，产业政策的实施一直不理想。

第三，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财政政策缺失的现象，财政大量占用货币资金。在产业政策的具体操作时，既需要货币政策的信贷倾斜，更需要中央财政的投入。然而，现实是：当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财力时，往往要求商业银行对其扶植目标进行贷款。而商业银行的逐利性要求它的贷款必须有偿还保证，即使是优惠利率贷款，也必须得到财政的相应补贴；若政府不给予相应的担保或补贴，等于是财政在占用银行资金，属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既降低了产业政策的效率，发展下去还会引发通货膨胀。

责任编辑　刘洋

第三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

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1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0年12月3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1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做好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于“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90周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提出，2011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统筹当前和长远，把握好政策实施的重点、力度、节奏，既要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切实推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化解潜在风险，为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努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众收入，积极扩大商品消费，大力拓展服务消费;发挥好政府投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促进社会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防止乱铺摊子和盲目重复建设。要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稳产增产，严格保护耕地，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增强科技支撑作用，完善农业扶持政策，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专业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要加强市场保障和价格稳定工作，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完善市场调控预案，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价格秩序。要扎实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要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加强重点节能环保工程建设，深入推进循环经济，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要稳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稳定外贸政策，促进对外贸易平稳增长，积极扩大进口，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要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积极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深化农村改革，做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强社会保障薄弱环节建设，基本完成医药卫生体制改革3年重点工作任务，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加强社会管理。

(综合2010年12月4日《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

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经济政策新信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0年12月3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2011年经济工作。透过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遞出的经济政策新信号，我们可以判断出2011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转方式：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最大课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课题。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要开好局必须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摆在突出位置。”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分析指出。

“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来寻找新的、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指出。

“一松一稳”：财政货币政策重新组合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必须有相应的扩张手段，防控通胀压力要求不能再搞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有必要维持一段时间的适度扩张，但要更有针对性，做到有保有压，更加注重优化结构，增加有效供给。”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

稳物价：积极稳妥管理通胀预期

姚景源认为，当前经济增速已经趋稳，为把更多精力放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上，可以适当降低对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但物价和通胀预期问题突出必须解决好。

“一方面应当高度重视价格上涨问题，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物价、保障民生;同时不宜过度夸大通货膨胀压力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不必恐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