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及其历史演变

第一篇：现实主义及其历史演变

论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经验

王华倬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摘 要：以近代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颁布的有关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学制、课程(教学)计划、体育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为主要历史发展线索,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历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发展演变的过程,做了系统的梳理,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体育课程的特点，总结了体育课程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历史经验，旨在为当前我国体育课程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体育课程;近现代;发展演变;历史经验

自清朝政府1903年颁布实施《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规定在各级学校开设体操科以来,我国学校体育已经走过整整100年的发展历程。在大力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深化学校体育改革的今天,系统回顾和探讨我国近现代100多年来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历程,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课题以近代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颁布的有关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学制、课程(教学)计划、体育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为主要历史发展线索(研究对象实体),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历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系统全面的探讨,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体育课程的特点,总结体育课程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经验,从而为今天的体育课程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1 我国近代体育课程的产生与发展(1840-1949) 1.1 清朝末期的体育课程(1840-1911) 1.1.1 我国近代体育课程的渊源(1840-1902)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体育开始逐步传入我国,在我国的教会学校、洋务学堂、变革的书院,以及资产阶级兴办的新式学堂中,开始设置西方近代体操课程。正是这些学校所开设的体操成为我国近代体育课程的渊源,也为癸卯学制体操课程的正式设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这时的体操课程是作为西学课程开设的,其内容主要是德、日的兵式体操、普通体操和一些运动性游戏,对外国(欧美、日本)的模仿也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据有关资料记载: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W.Mateer)1864年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教会小学,三年学制;1873年起增设高等科,是中学程度,学制六年,该校则设有体操(体育)课程[1]。这是所见材料中最早设立体育课程的学校。教会学校虽然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但就其课程和教学内容来说,是比旧的封建教育进步的,它对我国近代体育课程的产生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洋务学堂虽然不属于普通教育范畴,但洋务学堂所设置的体育性质的课程,无论其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还是其上课组织形式、课时安排,都表现出了近代体育课程的某些特征,特别是把一些田径运动项目与兵式体操、普通体操组合成综合教材,更显现出其近代体育教育内容的特点。新式学堂是从资产阶级全面发展教育思想出发设置体育课程的,它对中国近代体育课程的产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癸卯学制及其规定的体操课程,实际上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孕育过程,存在一个近代体操课程的萌芽与雏形时期。事实上,这个孕育时期的体操课程代表了我国近代体育课程起源时期的状况,它是我国近代体育课程的渊源,又是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 癸卯学制时期的体育课程(1903-1911)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规定我国各级学堂设置体操课程,但未实行。第二年(通常说是1903年,确切地说是1904年1月)清政府又颁布并开始实施《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我国各级学堂均设体操课程,并规定了体操课程的目标、课时、学科程度、教法要求等。其特点主要表现在:1)对日本简单的模仿和抄袭,是癸卯学制时期体育课程的最明显的特征。从体操课程目标、内容,到教材教法、体育教师的聘任,甚至连体育课上的口令也都是用原封不动的“日语发音”。这是我近现代体育课程发展历史上,最突出的拿来主义体育课程———“囫囵吞枣”借鉴式的体育课程。2)兵操为主的体育课程内容。从高等小学校第一年开始直到中学堂第五年均把兵式体操作为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奏定学堂章程》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体育师资的大量缺乏,当时各地学校聘任了大量的从军队退下来的下级军官担当体操教师,由于这部分人从未学习过体操,仅仅会喊几句队列练习的口令,使得部分地方体操课形同虚设,多数情况是以兵操代替整个体操,进而又以兵式体操中的队列、队形变换代替兵式体操。从而使得体操课变成了队列练习。3)注意到体育的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的价值,强调通过体操课程,使学生“发育均齐”、“动作敏捷”、“运动活泼”、“矫正恶习”、“流动气血”、“鼓舞精神”、“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养成“群居不乱”、“行立有礼”、“乐群众动”、“遵守纪律”、“规律肃静”、“体势整齐”、“意气充实”等。4)对体操课程的教学要求,作出了纲要性的规定,章程称之为“学科程度”。5)详细地规定了体操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章程中称之为“学科分科教法”,可以说,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份由国家颁布施行的普通中学体育课程标准。

总体上看,我国近代体育课程以癸卯学制为开端,得到了确立,虽然在其框架结构及实施过程中,有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由于它代表了先进的教育及体育课程思想,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长期沿用下来。

1.2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时期体育课程的演进(1912-1926) 1.2.1 壬子癸丑学制时期的体育课程(1912-1919) 民国成立伊始,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有关学校教育的法令,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这些法令总称为“壬子癸丑学制”。这一时期体操课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基本沿袭了清末的体操课程。民初的体操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时安排、教法手段等都与清末没有多少差别。2)仍然以兵式体操为主,这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着很大的关系,是对当时世界大战的反应,也是对清末丧权辱国的反思的结果。

3)体操课程内容安排的科学性,有明显提高。如随着学级的增高,体操课程内容呈现:适宜之游戏———渐加普通体操———时令游戏———加兵式体操(男)———户外运动或游泳(课内或课外)。特别是规定的“在体操教授时间或时间之外,授适宜之户外运动或游泳”,比之清末有明显的突破,这即是说在体操课上,出现了“非体操的近代欧美体育性质的内容”,这也是第一次在官方课程文件中,对课外体育活动作出了规定。4)武术以合法的方式进入体育课程,成为体育课内容。5)民初学校体育中出现“双轨现象”。民初体操课程也基本上照搬了日本同期的体操,同样是拿来主义的体操课程。

1.2.2 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前后的体育课程(1919-1926)

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11月1日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1922年是“壬戌”年,被称为“壬戌学制”。这个学制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依照美国学制拟定的。次年9月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完成了学制改革。这次教育改革的突出特点是学校教育从过去的模仿日本,转为仿效美国,是我国近代体育课程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具体表现在:1)从课程设置看,体育课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小学体育占总课时10%,在小学11门课程中,百分比与算术相同列第4位。初中体育为16学分,占学生毕业总学分的9%,在初中6门学科中,百分比与自然科相同,列第4位。高中体育10学分,占高中公共必修科目总学分的百分比是,第一组:占14.9%,第二组:占15.6%,在7门公共必修科目中,百分比列第3位。2)体育课程的名称由体操科改为体育科。 体育课正式取代了清末民初以来开设长达二十年左右的,以军国民主义为宗旨的,以兵式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操课,在课程要求上,取消了男女差别。3)在体育课程目标上,明确提出了体育要“顺应儿童爱好活动的本性”,“发展个人之本性及人格”[2];在中学采用分科选科制和学科制、学分制,从而使课程和教学富有灵活性。4)从课程内容看,废除了中小学的兵操,以田径、体操、球类、游戏等为主要教材。与过去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育课程内容相比,多样化的体育教材比较符合中小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有利于提高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初中把生理卫生纳入体育科,高中体育包括了卫生法、健身法和其他运动三方面,这样体育学习和生理卫生知识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使体育走向科学的方向。在课程理论上,这样的体育课程还带有综合课程的意味。5)从课程教学来看,开始重视体育教学法的研究。过去的兵式体操属于军事操练,不可能重视教学法,新规定的体育课程教材有力地促进了人们对体育教学法的探索。如当时在体育课中开始推行“三段教授法”[3]。6)从课程实施过程看,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由于缺乏新的体育师资,体育课只好仍由原来的体操教师任教,出现了体育课内容仍然以兵式体操、普通体操和游戏为主,加之师资、设施等原因,首先在小学出现了“放羊式教学”。7)“选手体育”在学校中有所发展。8)开始着手进行了体育教材建设。

1.3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体育课程(1927-1949) 国民党统治时期,教育部于1929年、1932年、1936年、1940年(小学1942年)、1948年分别进行了五次课程标准的修订,其中,1948年的没有实施。1929年的课程标准称为“暂行课程标准”,1932年的课程标准称为“正式课程标准”,1936年的课程标准称为“修正课程标准”,1940年只修订了中学的课程标准,可称为

“重新修正课程标准”。

1.3.1 暂行课程标准时期的体育课程(1927-1931) 这一时期体育课程的特点表现在:1) 1929年教育部颁发的《小学暂行课程标准:小学体育》、《初级中学体育暂行课程标准》、《高级中学普通科体育暂行课程标准》等三个体育课程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学科形式颁布的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也是在国家正式颁布的课程文件中,第一次把以往的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并一直延续至现在。2)从体育课程标准的结构看,包含了课程目标、作业类别及事项、授课时间及学分分配、小学的“各年级作业要领”和中学的“教材大纲”、教学方法要点、小学的“最低限度”和中学的“毕业最低限度”等。3)从体育课程目标看,基本包括三个方面:身体方面,如发达身体,锻炼体格,谋全体的正当发育;发展运动能力方面,如养成生活上必须的运动技能,培养以运动为娱乐的习惯;品德培养方面,如培养勇敢、诚实、公正等品德,互助等团体精神。4)明确把体育课程分为课内和课外两类。详细规定了课内和课外的教学时间,如小学中低年级每周150 min,高年级每周180min;课外每天至少2~3 h以上的活动。5)课内教材内容增加了球类、田径、器械运动等。课外内容分为课外运动、日常姿势比赛、定期运动会等。中学体育教材以“活动”(如游戏活动、韵律活动、野外活动等)分类。6)提出按一定标准(如高中的按年龄身高体重、指数级别分组)进行分组上课方法。7)规定了较科学、较全面的体育成绩考核内容。如小学采用麦克乐氏“运动技术标准”;中学有保持身体姿势、基本技能、身体素质的限度等。

1.3.2 正式课程标准时期的体育课程(1932-1936)

这一时期体育课程的特点表现在:1)初、高中改学分制为学时制。初中体育每周3学时,高中每周2学时。2)体育教材内容的变化是把田径运动、远足和登山提前安排在小学中年级开始。3)提出课外每天要有集团运动和个人自由活动。

1.3.3 修正课程标准时期的体育课程(1936-1940) 这一时期体育课程的特点表现在:1)减少教学时数。初、高中体育课时由原来的每周3 h减少到2 h;小学中高年级的

四、

五、六年级保持原有课时,三年级减少到周120 min,小学低年级唱游(体育与音乐)每周180 min。2)小学低年级把“体育”与“音乐”合并为“唱游”;初中体育及童子军周4学时,规定课内各为2学时,童子军另有课外训练1课时。3)中小学体育成绩考核采用了比较科学、客观的评定方法,规定每年至少进行1次体格检查,并指导学生作身体发育记录。4)规定高中女生进行“每周3学时,共1学年”的军事看护训练。

1.3.4 重新修正课程标准时期的体育课程(1940-1949) 这一时期体育课程的特点表现在:1)小学周总教学时间略有增加,将小学低年级的“体育与音乐(唱游)”,由原来的合科教学又改为分科教学。2)控制中学周总教学时间在31课时以内,中学体育课时仍是每周2 h,同时也规定了“早操或课间操,每日15~20 min”,课外运动“至少每周3 h”。3)为适应战时需要,提出中学体育课程要“训练生活上及国防上之基本技能”的目标,高中设置军事训练或军事看护课程,共3学年,每周3学时。4)增强中学国防教育,既要求渗透于各科教学之中,又规定每周须有2课时为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是我国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成熟时期,是近代课程及体育课程的稳步发展、趋于定型的时期。中小学体育课程编制和实施的质量较之清末、民初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都有了大大的提高,体育课程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2 我国现代体育课程演变与发展(1949-) 本文根据白月桥先生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的历史分期4和课程“代”的划分理论5,把我国现代体育课程发展历史按三代、五个时期分别进行论述。

2.1 新中国第一代体育课程的沿革及其利弊分析(1949-1985) 2.1.1 建国初期的体育课程(1949-1957) 1956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这套体育教学大纲体现了以下基本精神和特点:1)明确规定了中小学体育教育的目的和任务。2)根据中小学体育教育的目的、任务和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教材编选的全面性、科学性、实用性、健康性原则。[6]3)小学体育教材分为基本体操与游戏两大类,基本体操包括队列练习和体操队形练习的基本动作,一般发展和准备的练习,走和跑、跳跃、投掷、攀登和爬越、平衡等;游戏按活动量大、中、小分类编排。中学体育教材包括基本教材和补充教材两部分,基本教材分为体操、田径、游戏三大项。

4)结合“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规定了相应的教学(考核)标准,并以五分制作为体育课成绩考核的评价方法。5)这套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受苏联体育教育思想和模式的影响较大,未能体现出我国体育课程教材的特点;同时由于教材内容偏多、偏繁,使有的教材难于实施;还有的教材内容存在着机械、刻板,不符合学生身心特点的问题。

2.1.2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体育课程(1958-1965) 1961年教育部重新制订颁布了十年制《小学体育教材》和《中学体育教材》,虽然名为“体育教材”,但其内容和结构实为一套新的体育教学大纲。作为新中国第二部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与1956年“大纲”相比,体现出如下特点:1)突出强调了体育的目的是“增强学生体质,向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更好地学习、参加生产劳动和准备保卫祖国”。为达到这个目的,提出了“增进健康”、“全面发展身体基本活动能力”、掌握“基本的体育知识和锻炼身体的技能”、进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等体育课程教学的四项基本任务。2)提出并确立了以“从增强学生体质出发”为主要标准的体育教材选编原则。3)大纲规定:小学教材有体操、田径、武术、游戏(包括球类)、体育基本知识五大项。中学教材分基本教材和选用教材,基本教材约占总授课时数的80%,包括体操、田径、武术、游戏(球类)、体育基础知识五大项,选用教材约占总授课时数的20%。

2.1.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育课程(1966-1976) 文革十年,体育课程建设陷入了停滞和扭曲状态,走上了“以政代体”、“以军代体”、“以劳代体”的极“左”道路,从理论到实践上,完全违背了体育课程发展的客观规律,给我国体育课程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摧残和破坏。

2.1.4 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时期的体育课程(1977-1985) 教育部于1978年制订并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体现了如下特点:1)确定了“全面锻炼学生身体,增强学生体质”,“掌握体育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和“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等三方面的体育教学基本任务。2)强调教材要有利于增强学生体质;教材要有科学性,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要从实际出发。3)大纲规定了各项教材的时数比重。并指出应将基本教材作为体育课的主要教材,选用教材不要过分集中于某一项。4)大纲基本沿用了按运动项目进行教材分类的方法。5)首次详细地规定了体育课考核项目和标准,并要求建立体育课考核制度。6)加强了体育基础理论教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每学年都安排有体育基本知识教材,内容除“体育基础知识”外,还增加有“卫生保健知识”。

2.1.5 新中国第一代体育课程的利弊分析 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颁发的三套主要的体育教学大纲及教材,以及文革后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时期1978年编订的体育教学大纲教材,均属于我国第一代体育课程。第一代体育课程是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高度统一的教育管理制度的背景下,制订实施的,这就决定了这一代体育课程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重视通过体育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历次编订的体育教学大纲,均明确地体现了教育方针的要求,都指出:体育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强调体育对儿童青少年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作用。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决定的,体育课程作为学校课程之一,同样把思想政治教育置于最重要的地位。2)重视必修,强调全国统一要求。1956年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规定的教材,都是必修教材。1961年的体育教学大纲中学首次设置了选修教材,约占总授课时数的20%。1978年颁发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分别规定小学和中学均设置选修教材。从整体来看,我国80年代中期之前的体育课程,必修课在课程结构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必修教材在体育课程结构中也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

3)重视体育的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教学。这代体育课程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它强调的是系统的体育知识、技术和技能的传授。我国第一代体育课程适应了当时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符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为造就国家大批政治、经济、科技人才;为培养各行各业亿万合格劳动者;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第一代体育课程同时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缺陷和弊端。主要是:1)高度统一集中的大纲和教材,脱离我国各地的实际。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发展很不平衡,高度统一的大纲教材不能适应我国各地的实际,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2)由于受苏联体育课程模式的影响,体育课程的内容和结构基本上是以运动技术教学为主,围绕竞技运动编订的,忽视了广大学生的现实需要和未来生活工作的需要。

3、体育课程目标与内容缺乏有机联系;教学要求固定、单

一、死板、缺乏弹性;教学组织和方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启发性和趣味性;教学内容过多、陈旧,未能及时予以更新等。

2.2 新中国第二代体育课程(1986-1999)的特点、反思与第三代体育课程(1999-今)面临的挑战

2.2.1 改革开放高速发展时期的体育课程(1986-现在) 1985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我国逐步实行“一纲多本”,由“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基本打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课程体制,从此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和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2年11月正式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用)》。作为这一时期体育课程的主要标志,这套大纲与以往大纲相比,表现出如下变化:1)这套大纲把体育课程定位在义务教育课程的各年级必修课程,其根本宗旨是育人。2)沿用了体育教学“一个目的,三项基本任务”的提法,提出的体育教学目的是“通过体育教学向学生进行体育卫生保健教育,增强体质,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构建了按学段(小学和初中)分别提出体育教学的目的、任务,各项教材的要求,各年级理论知识教学、身体锻炼、掌握运动技术的目标、各项身体素质和技术考核标准等的目标体系。3)提出了“符合学生生理特征”、“适应学生心理特征”、“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体育”等七条教材选编原则,采用“综合分类”的方法进行教材分类,把原来的“武术”教材拓展为“民族传统体育”,比重也比原来稍有提高。4)沿用了1987年体育教学大纲规定的结构综合考核方法,规定了各构成部分考核内容所占比重,并制定了评分表。

2.2.2 素质教育下体育课程教材改革探索———从体育教学大纲到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01年6月,教育部制订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研制了包括《体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7在内的基础教育各门课程的课程标准,并于2001年9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验。

新一轮的体育课程改革中,沿用了半个世纪的体育教学大纲将悄然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体育课程标准。与以往体育教学大纲相比,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特点体现在:1)课程标准着眼点是未来国民的素质,重点指向学生,而教学大纲的重点是指向对教学直接做出规定。2)课程标准关注的是学生体育学习的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和健康目标,而教学大纲强调的是知识、技能和体质目标。3)课程标准没有规定具体的教学内容,只是提供一些建议或指导,而教学大纲则对教学内容和要求做了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4)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学,强调体育学习的过程与方法。5)课程标准提出了多元的评价建议。6)课程标准为教材编写、教师教学提供了创造空间。

2.2.3 新中国第二代体育课程(1986-1999)的特征与反思 1985年以后编订的体育教学大纲,是典型的第二代体育课程的突出代表。其特征主要表现在:1)体育课程体制有了新变化。1986年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从此我国的体育课程管理由原来的编审合一的“国定制”转变为以编审分开专家审定为标志的“审定制”。2)体育课程体系本身有了新变化。以第二代体育课程的主要标志———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为例:这套大纲建立了完整的目标体系,包括学段体育教学目标、年级教学目标,理论知识与身体锻炼目标,发展身体素质、掌握运动技术目标,各项素质、技术考核标准等;增加了民族传统体育内容及时数比重;增大了选择性和灵活性,既按统一要求确定必学内容,又可根据地区、学校、学生的条件进行一定的选择;制订了结构考核办法等。83)中小学体育教材(课本)有了新发展。在国家“一纲多本”方针的指导下,各地相继编写了具有不同风格、适用不同地区的体育教材(课本),如1990-1996年,列入国家教委推荐目录的体育教材(课本)就有六套。

新中国第二代体育课程仍然存在不少弊端,主要表现在:1)体育等“次要”学科所占比重过小,如体育、音乐、美术三门学科只占整个课时比重的21.9%(

五、四制)或23.9%(

六、三制)。2)体育教育观念滞后,阶段体育观、体质教育观、竞技体育观、技术第一教学观等还在相当范围内存在,这些观念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教育改革的需要。3)体育课程教学目标笼统、层次性与操作性不强,且课程内容、评价内容与课程目标要求不太一致。4)教学内容设计反映以学生为主体不够,选择性幅度还不够大,选修内容比重还比较低,与学生身心特点、社会生活还存在脱节现象。5)在一定程度上过分注重了接受学习、机械记忆和被动模仿,发现探究、合作交流、主动参与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体现的还不够;实施过程以教师为中心、以竞技运动为中心、以发展身体素质为中心等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6)在一定程度上过分注重了学生的体能与运动技能,对学生的态度、心理、行为等方面关注还不够,评价标准“一刀切”的现象还比较明显,与素质教育多元化的评价要求,还有一定差距。7)体育课程管理还存在着过于集中的倾向,还没有达到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建立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的要求。

2.2.4 新中国第三代体育课程(1999-今)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以过渡性《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的颁发试用和《体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研究与实验为主要标志,新中国第三代体育课程开始进入了起步阶段。新中国第三代体育课程,依然面临着多种的问题及挑战:1)课程标准采用的是目标编制模式。目标模式强调的是目标越具体越量化越好。因此,容易造成对一些难于量化或无法测量的教育教学效果的忽视,而这些又很可能是最有教育价值的效果,如学生的个性特征、情感特点等。此外,由于“目标模式还趋于把知识、技能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人的发展的手段。”[9]因此,目标模式就有可能造成学生主体地位的缺失,个性的丧失,使体育教育活动轮为纯粹的肢体活动,使学生轮为被动训练的对象。2)体育课程应以“素质教育”和“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问题是“素质教育”和“健康第一”是针对整个学校教育提出的,位居上位的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和位居下位的某门课程的指导思想就必须是一个吗?它们之间就没有层次的不同吗?这些问题还需深入研究,给予回答。3)不同学段体育与健康教育如何系统衔接问题,目前的体育课程标准是在小学称作“体育课程”,其内容却包含了与体育密切相关的健康知识,在初中称作“体育与健康课程”,其内容也是包含了与体育密切相关的健康知识,在高中称作“体育与健康课程”,其内容又包括了“健康教育”,小学、初中、高中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如何系统化?如何衔接?而健康教育理应对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更为重要。

4)目前,仍然对大纲教材有着很高程度依赖的广大体育教师,面对没有规定具体教材内容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真的体验到一种“自由”和“解放”吗?他们会不会产生另一种束手无策和不知所措之感呢?

5、体育与健康课程要求学校制订符合本校实际的教学方案并组织实施,这一任务无疑将落在体育教师身上。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体育教师长期缺乏课程意识,更谈不上独立地进行课程设计和选择组合教材。因此,尽快提高体育教师的课程理论与实践素养,成为保证体育与健康课程设计和实施的关键问题。

3 历史经验

1)正确处理体育课程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2)正确处理社会、儿童、知识三大要素之间的关系。3)关注并加强对体育课程发展内在逻辑的研究与运用。4)重视体育课程发展的社会强制约性与历史局限性。5)正确认识体育课程演变过程中的“钟摆”现象。6)把握体育课程发展的动态性与阶段性。7)正确处理体育课程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4 结 论

1)我国近代体育课程以1903年颁布实施癸卯学制为标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癸卯学制及其规定的体育课程,实际上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孕育过程。

2)我国自1903年癸卯学制正式设置体育课程,到1922年学制和课程改革,我国近代体育课程的发展经历了从“背离或不管不问儿童身心特点”的以兵式体操为主的军国民主义体育课程,到“努力适应儿童身心特点”的以田径、球类、游戏、体操为主的近代体育内容的转变过程,实现了体育课程的从“体操”到“体育”的飞跃,成为我国近代体育课程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3)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体育课程发展进入了现代体育课程的发展阶段。

4)新中国第一代体育课程基本停留在近代体育课程发展阶段,但它是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体育课程,在新中国体育课程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为我国第二代体育课程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新中国第二代体育课程以1992年义务教育体育教学大纲为主要标志,走向成熟。

5)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受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和制约。

6)社会发展的要求、学生的身心特点、体育学科的知识体系等三大要素作为外在动力,深刻地推动了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的演变发展,但外在动力只能通过体育课程的内在动力机制才能发挥作用,体育课程内部的一些最基本的矛盾或关系,构成了体育课程演变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形成了体育课程演变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正是在多种内外动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演变发展到今天的。

7)开放引进对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的演变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8)一百多年来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内涵上经历了“体操———体育———体育与健康”的发展历程;形式上表现了“课外———课内———课内外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价值功能上体现了“生物学———心理学———人文社会学”的自我认识提升;发展上呈现了“拿来主义———本土化探索———再度国际化”的三阶段发展模式,近代与现代均同样如此;并且表现出钟摆式或重演式的演变特征。这是体育课程发展演变中的一条规律。

9)一百年来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总的特征是统一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我国体育课程管理的基本趋势是在保持国家对体育课程统一性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灵活性。

10)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在体育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评价、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尚未形成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体育课程理论和实践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课程是历史赋予广大体育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参考文献: [1]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5. [2]苏竞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01. [3]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218. [4]白月桥.课程变革概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65. [5]白月桥.素质教育课程构建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9-10. [6]深化学校体育教学改革课题组.深化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3.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体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李晋裕、滕子敬、李永亮.学校体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38. [9]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74-175. [10]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第二篇：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

吴果中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起源于美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政党报纸解体和媒介商业化、煽情化，新闻专业主义兴起。至20世纪中期，由美国民主政体、实证科学原则和公民意愿的强烈催生，它从而发展成为诠释和评判新闻事业的主导话语，并于1947年以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正式提倡媒介专业化：“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由此，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成熟的话语实践，导演着新闻事业的一幕幕实践画像和争论图景。

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

19世纪30年代，美国便士报产生并逐步发展，其中立、公正的理想追求，带来了以新闻为主、关注百姓生活的新闻理念。如《纽约太阳报》创办者本杰明·戴倡导“刊载每天所有新闻”的出版宗旨;《纽约先驱报》设计“提供一幅世界的正确图画”的经营理想;《纽约时报》的雷蒙德树立要使该报成为一张“刊载每天发生在世界各地所有新闻的报纸”的鸿鹄之志，以及1896年的继承者奥克斯更明确提出“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的经营意图。这些均显示报人对新闻报道以及新闻关注公众生活的高度重视和对政党信息的有意偏离，表明新闻专业理念在传播者意识领域的初步萌芽，体现出新闻从业者理想追求和职业伦理的单纯维度。当然，由于报人的商人属性、报纸的企业本质以及办报的盈利动机，便士报的新闻专业主义追求以及形成的办报模式都被视为“广告自我”，新闻专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办报者手中能赋予效益和价值的“广告”魔杖，增强了传播者的职业神圣和受众的青睐程度，为报纸发展路向奠定了社会基础。

就专业水平而言，美国便士报时期，报界缺乏集体作战的“组织”形式，“个人新闻业”以主要的发展样式而存在，其出版宗旨、经营方式、人员组合模式均难以成为一门正式职业并得到社会的认同。这一时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以及由此而来的传媒实践都给新闻专业主义套上了无形的镣铐，致使其步调踏不上“专业”的正常轨道。从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就是一种缺乏自觉的职业意识，或是一种偏离本来面目的行业利用。而自觉以新闻为职业，并运用专业理想和专业实践逐步完善新闻专业主义，那是19世纪末独立报刊时期才有的历史事实。

19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报刊兴盛而促使雇佣专职记者逐渐涌现，直至80—90年代，记者已成为一个社会职业，以尊重事实、精确新闻报道的实践，开启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雏形。独立报刊在美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呈现出的“职业化报刊样式”和“新闻信息模式”，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摹本，也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致思路径。

美国独立报刊是一个复杂的新闻现象。一方面，新闻专业理念已成为他们的职业道德理想以及新闻报道、写作和编辑的行为准则。《纽约先驱报》贝内特公开宣称：舆论是最高目标，为此，“一个编辑必须总是与人民在一起”;《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声称该报“是真正民主的……站在人民一边而不依附于任何有钱有势者”;格利里更是努力使《纽约论坛报》成为社会的改革者，“致力于促进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的健康良好而起到推动作用”。在意识形态深处，报刊经营者遵循新闻成为一门职

业所应具备的行业规则和专业理想，在新闻写作、新闻报道和编辑实践中也履行着这些规则的专业操作。与20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相比，美国独立报刊在新闻主导地位的确立背后，加重了新闻的公共性、人民性以及新闻对普通大众的思想辐射力度和舆论扩张能量。可以说，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并指导新闻业发展的大规模尝试，从而也就导致新闻专业主义的纵深衍变。

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报刊时期的新闻专业主义衍变是一个复杂、多方面因素的聚合效应。由于传播者的新闻专业素养、传播动机以及舆论的历史生态环境，这一时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以及传媒实践致使报纸经营和新闻传播在社会中成了一门正式且得到人们认同的职业。19世纪中期，注重事实的新闻采访开始出现，专业化水平从媒介经营、新闻报道等领域逐渐提高，报纸记者对新闻职业的认同逐渐成为自觉追求，并且内化为一种职业道德自律。正如《纽约论坛报》的瑞德所说:“我们的最大报纸都是严格按照新闻业是一个专业的观念来运行。”因此，美国独立报刊事实上就是职业化报刊。这样的概括和认识是对历史事实的合理解释。就在这种简短精确、客观公正的职业追求环境和培养新闻采访、报道、编辑、评论等专业技能的舆论语境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了新闻从业者的新闻技能和新闻素养，新闻专业主义渐趋完善。

然而，发展到报刊的大众化时代，新闻业成为一种广泛的“集体组织”样式，新闻专业主义自然也脱离不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传媒所有者、广告商或者政府的参与而产生的外界压力，迫使媒介经营者和新闻报道者不断调整媒介生产模式或报道的内容选择。“正如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所言，在经历了客观新闻与专业主义的高峰期后，美国主流新闻又大有回到党派新闻和鼓吹性新闻年代的迹象。”面对金钱和政治利益的强大诱惑，传播者会以煽情的传播手段(如黄色新闻)、商业化的管理模式(如广告管理)或附庸权力机构的传播理念(如“喉舌”论)指导新闻业的发展走向。为了迎合政府、广告商和传媒集团本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新闻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原则不断遭到侵蚀。首先，他们在追求传播者的新闻自由、传播内容的客观性和深度解释及调查性研究等方面，仍然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操守，从而使之更加规范和完备。然而，在这些追求背后，他们不免制造或平庸或虚假或富于强烈倾向性色彩的信息，以哗众取宠的煽情方式勾起受众的低级欲望和情感偏向，削弱了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社会监督功能和大众服务功能的本质性规定。因此，在日益尖锐的媒介批评面前，新闻专业主义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尴尬处境。

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悖论

理想与现实的悖论常常存在于一切形态中。西方新闻从业者在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过程中，由于现实因素的规范与制约，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悖论，解构了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客观”、“公正”、“独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神话。

新闻专业追求与现实表现的悖论。客观、公正、独立、真实地描述新闻现象真相以反映事实的本质，并以服务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为实践理念，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公众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利，这是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核心内涵。但是，这种专业追求在现实表现中产生了困惑。早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媒介研究学派埃尔德里奇教授就已明确指出，“客观”在实践中的意义是千变万化的，而新闻是一定文化的构建。新闻文化的影响，形成传播者不同的文化差异和舆论环境，致使他们常常自拟一种既定的新闻操作模式和解读方式，从而，新闻从业者对客观与主观、

公正与片面、真实与谎言、独立与依赖等概念的把握和判别存在模糊的、不可确指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理解困难自然产生了实践的现实差异。另一方面，政府、国家和媒体所有者对新闻话语权力的直接操控，加强了新闻客观性中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蕴含，使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政府权力话语的挑战。如“9·11”事件之后“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化，使北美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北美新闻与政治民主之间关系话语的明显体现。

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的悖论。从结构功能角度看，新闻对社会施以“中立的把关人”和“忠诚的看门狗”角色。在传播信息时，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进行取舍，凡符合新闻价值要求的信息，便责无旁贷地传播;反之，便铁面无私地舍弃。然而，“消费者对于他们想看的和想读的越来越挑剔”，而“主流媒体所做的仍然是把复杂多样的现实翻译成简单的、只有少数几种声音的符号世界”。于是，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成为抵触的两个概念，致使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之间产生较大的差距。正如格拉斯哥小组所论证的：媒体往往是为主流社会服务的，它往往反映的是一种精英意识。而实际情形表明，社会需求是大众化和多层次的。悖论由此而产生。

新闻职业道德与效益利润的悖论。新闻专业主义严格规范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新闻从业者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须遵守职业的道德标准和团体组织的规范制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重。而新闻是“由新闻行业的商业运作、政府以及他们的媒体顾问操控的传播技术，以及公民的品位和娱乐习惯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就增加受众和收视率而言，它们也是影响新闻机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润的主要维度。而且，媒体不同传播样式以及同种传播样式的激烈竞争，新闻从业者往往偏离新闻职业道德的制约，以迎合企业、政府及受众的特殊企求，尽力地传播政治信息，新闻报道内容和形式、媒介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流程以财团利益及其对媒介利益的影响为思考出发点。

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属性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向来宣称新闻与政府、政党的完全独立，政治上不偏不倚，宣称新闻记者在新闻报道时严格忠于事实，宣称国家资助的媒体不服务政府利益等美妙的“神话”。然而，真实的情形又如何呢?

2003年3月31日，正在巴格达采访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广播公司(NBC)记者彼得·阿内特被公司解雇，其理由是仍留在巴格达的他在战时接受了伊拉克官方电视台的采访，并在节目中发表个人对于战争的看法。他说：“显而易见，美国的反战力量越来越大，布什总统在战争问题上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我们关于此间平民伤亡，关于伊拉克部队的抵抗的报道，都将反馈到国内，它对那些反战者质疑现行政策、论证自己的观点可以起到帮助作用”，“美国方面错误地估计了伊拉克部队的决心”。阿内特站在相对独立的立场，把自己在伊拉克境内的所见所闻和事实真相告诉受众，其言论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体现。可是，尽管NBC竭力为阿内特辩护，在白宫的批评压力下，NBC不得不解雇阿内特。

2003年5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部《今天》栏目记者安德鲁·吉利根援引一名“匿名英国高级官员”提供的消息说，政府指示情报部门将伊拉克在45分钟之内部署并发射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句子加入到政府报告之中，以赢得国会和公众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凯利被作为“匿名者”遭受政府的打击，于7月17日“自杀身亡”(赫

顿报告结论)，这时，BBC才由当初的矢口否认转到公开承认：凯利是吉利根的消息来源。由此，在政府的指控和赫顿报告的双重压力下，BBC记者吉利根、董事会主席戴维斯、总裁戴克相继辞职。2004年2月1日，BBC董事会考虑集体辞职，后被劝阻。BBC 面临新闻专业主义合法性与共识危机，“凯利事件”，更确切地说，“BBC事件”显示出政府权力及其法律权威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杀伤性侵袭。

这就是西方所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一个新闻从业者所尽力维护，而外界力量所竭力解构的专业门类，一个西方政府歪曲事实，不顾民主和人权、维护自身利益的美丽幌子。依托这个幌子，缺乏新闻职业道德和专业理念的个别人员进一步侵入新闻专业主义的机体，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虚假的本质属性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9年3月，《纽约时报》曾发表过一篇被白宫称为“爆炸性新闻”的所谓“独家报道”。该文无中生有，对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进行了百般诬陷和恶意中伤。这篇报道不仅使李文和被解雇，遭到9个月的无辜监禁和可能被判死刑的迫害，而且还在美国煽起了一股反华风，给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很大伤害。本应对此负全部责任的《纽约时报》，后来只是很不情愿地发表了一则道歉声明，对“制假”记者未作任何处理。

2003年5月1日，27岁的《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在半年内发表的70多篇报道中有36篇是杜撰、剽窃、失实的，因而被迫辞职，成为《纽约时报》152年来的最大丑闻，致使执行总编豪威尔·莱尼斯与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双双辞职。正如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布莱尔事件”只是美国新闻丑闻“冰山的一角”。

2005年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古巴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的美国审讯人员曾把《古兰经》放进厕所，甚至将其冲入便池，以此作为对信教者的惩戒。此报道引发阿富汗等国穆斯林的抗议，经证实报道事件内容是不准确的，美国《新闻周刊》不得不就此道歉。尽管《新闻周刊》编辑惠特克声明，在报道未刊登时已派出记者让两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过目，一位官员拒绝表态，另一位官员也没有驳斥亵渎事件的报道。然而，从本质上说，新闻工作者对真实报道的专业理念在许多因素的侵袭面前常常摇摆不定。

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关于1948年总统竞选而出现“杜威击败杜鲁门”假报道之后的近60年，即2006年1月21日，不仅《纽约邮报》、《纽约每日新闻》等小报，而且《纽约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等大报，对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萨戈煤矿矿难的报道，将13名矿工只有一人获救的事实报道为“12人仍活着，1人罹难”的新闻，从而受到美国受众的激烈批评。虚假报道的不断出现，再次证明美国媒体从业人员及美国媒体在专业领域未能过关。

可以说，美国主流大报代表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和平时代如此，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和军方对媒体报道的严格限制、对萨达姆生死报道的虚假操作等，都显示出美国政府对新闻媒体舆论的左右，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理念和职业精神严重缺失。

四、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三个因素

新闻专业主义不是真空中的绝对存在，新闻媒体是一定阶级的产物，都会受制于国家和集团利益，新闻从业者的道德伦理也将影响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悖论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个因素是政府。以美国为例，媒体报道是美国政治的生命线，政府与媒介的关系一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在非常情况下甚至能左右政局的发展。“美国政府多年来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美国新闻署在内的庞大新闻传播体系， 而这个传播体系的核心是白宫的新闻局和总统新闻发言人办公室， 主导行政当局日常新闻工作。”媒介影响政府、政府操纵媒介成为200多年美国历史上各界总统控制舆论的一贯政策。一方面，选举政治、上任后的政治运作、国会议员的政治活动都需要借助新闻媒体的报道建立起在民众中的民主形象;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下，新闻媒体能赢得发展的自由空间和宽松环境，也会乐此不疲地效劳政府，自愿接受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信息封锁的影响和左右。由于新闻媒体与政府圈子纠缠在一起，西方新闻媒体漠视民众的意见，渐渐地失去了公民精神，既使民众无法得到准确的新闻资讯和参与他们处身的社会，也使政府官员无法听到民众的声音，从而堵塞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另一个因素是垄断资本集团。美国新闻业大多是私有的，商业巨头、金融寡头、媒体大亨等国家的权力利益集团操纵了新闻媒体，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能决定全国观众将看到什么，2000家左右的报纸每天从垄断集团支配的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全国性新闻，期望顺当地从垄断集团获得媒介的经济收益。当今，美国新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来自商业和金融业的压力：40%的压力来自国内市场，37%的来自地方市场。新闻产业成为资本主义商业，成为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在金融财团的利诱下，新闻专业主义举步维艰。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第三个因素是新闻从业者的“失律”。“失律”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律”的缺失。一方面，商业和资产阶级新闻道德的核心是“利己主义”的，把一味追求利润看得高于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因而，新闻规范和原则在“巨无霸”公司和政府的干扰面前以及一味迎合受众、赢得“卖点”，最终赢得效益和利润面前常被忽视，新闻职业道德和专业理念被“异化”为效益和利润，新闻“自律”条文失效，新闻从业者游离于自我约束和内化记者角色的体制之外，缺乏自主的独立人格。新闻传媒“失律”了，美国新闻媒体发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被冠以“无冕之王”、手中握有“第四权力”的新闻从业者权力自我膨胀，肆无忌惮，“谁来监督媒介与媒介工作者”是美国新闻界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问题。

当政府、财团力量和社会需求超越于专业理念、新闻价值要求和新闻职业精神的整合力量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就会在权力利益的诱惑下，忽视新闻的专业要求，呈现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特性。

(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335期)

第三篇：“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逆袭及其克服

【摘要】互联网言论已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风向标，“反思”与“颠覆”逐渐上升为网络舆论的两大主导性看点，这暴露出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然而，回到历史真实框架之中，其巧言说辞实在难以掩盖“虚无主义”的脆弱性。要及时有力地抵制“诋毁说”，摆脱虚无主义干扰，将互联网上的文化反思引向理性、科学的轨道。

【关键词】 英雄 历史虚无主义 诋毁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对英雄邱少云事迹真实性的诋毁，在互联网上又点燃了一把火。这把火看似基于人体科学认识论的理性求证，实质上，振振有词的所谓“生理学”说辞背后，折射出的是网络舆论场上潜藏的一股意识形态暗流。“诋毁说”引爆了一直以来引而不发的思想“燃点”――互联网“颠覆观”背后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及“过度反思”所掩盖的文化不自信和价值观危机。

“反思”与“颠覆”：

“诋毁说”的网络看点

及真相揭示

互联网言论已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风向标。近年来，多元声音裹挟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起起落落，国内外各种意识形态交锋愈演愈烈。“反思”与“颠覆”逐渐上升为网络舆论的两大主导性看点。客观地说，一些客观公正的批评文章，揭露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现象、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政治舞台上的腐败现象，表达民心民意，启发人们认清真相，呼唤精神文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现实社会、网络环境的作用。

但是，有些网络言论却格外钟情于“控诉”，特别热衷于“曝光”，津津乐道于鞭打“丑陋”、“阴暗面”，“冷嘲热讽”、“丑化”中国现实，极端偏激、情绪化，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干预性、煽动性。近来对英雄邱少云的诋毁就显露出这样的色彩――貌似站在“常识”立场上，以“冷静”、“客观”的面目质疑英雄的真实性，文字后面却隐含着不张自明的政治台词：英雄行为纯属伪造、英雄事迹不存在、中国人受到了共产党军史的“欺骗”和“愚弄”。这一言论并非偶发，它和不久前网上对黄继光、董存瑞、罗盛教、雷锋等一系列英雄人物的“诋毁”连成一片，混淆认识喧嚣一时。系列“英雄诋毁说”主要表达几个议题：英雄人物并非真实而系 “伪造”;中国共产党军史谎言为官兵“共谋”;为所谓“正义”而战的英雄实属受“忽悠”的政治“炮灰”，和中国人一道蒙受欺骗;中国政府话语没有可信度。

从表达方式上看，“诋毁”舆论亦有其突出特点，或以图文并茂的大篇幅报道和链接吸引“眼球”，强化刻板印象和持续性关注;或伪造持不同说法人士的“回忆录”、“真话”、“独白”引发不满;或翻文革中的“拔高宣传”历史旧账，通过渲染、夸大、暗喻与联想，构造“谎话中国”的今世印象。互动言论对立化，不仅充满价值判断，粗口、脏话屡屡凸现，语言暴力本身也很容易助长外部对中国网民的负面印象。

新闻与言论相呼应，真假文本交叉运用，史料与戏骂掺杂配合，构建了一种“谎言”与“绝望”之下的抗议语境和议题框架，使所谓“反思历史”负面声音连成一片，加剧了一些人认识上的茫然，使之对中国军人的良好印象大打折扣，也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干扰着人们对党史真实性的评价，给中国文化社会制造新的不安定因素和舆论风险。

反思是自觉的前提，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通过反思历史审度今日，达到批判性的补充、超越，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但关键是，反思的标准是什么?以何种尺度作为评判历史的依据?反思目标又指向何处?对这一系列问题的不同回答，是思想认识领域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关键，也是我们能否到达理性认知的前提。

从历史的角度还原事实，将具体事实放诸于时代环境之下做具体分析，公正客观地发掘真相，寻找形成历史人物精神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根本立场，也是科学认识历史文化的必然选择。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中国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援助朝鲜人民的自卫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堵枪眼的黄继光、烈火烧身的邱少云、冰窟救出落水朝鲜少年的罗盛教、在平安北道遭美机轰炸牺牲的毛岸英……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军人，在极端残酷的战争中，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保家卫国、英勇无畏，谱写了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赞歌，向世界彰显了中国人民无私无畏的精神力量和追求和平正义的高尚品格，在军史、党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辉煌壮丽的篇章。对此，即便是当年作为对立面参战的一些美国士兵，对英勇无畏的志愿军也有着震彻心脾的记忆。在《听美国士兵讲中国志愿军的故事》中，一名叫霍尔的美国兵就这样说，“从这时起，我第一次认识了中国人民。以后经过的种种事情，使我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了不起的人民，伟大的人民，你们确实是不寻常的!”并由衷地感慨：“(中国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有高度觉悟和战斗力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种种历史记忆难以磨灭，历史真相更无法抹杀，中国英雄驰骋疆场为正义而战的历史写真，是不能凭某些人主观想象任意篡改与割断的，更不容诬蔑质疑信口推翻。

尊重历史还原真实，反思必须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得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有启发的结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是对反思最起码的要求。非此，反思必然误入认识歧途，而以歪曲的事实编造真相，更是对历史的背叛与践踏。

“诋毁说”：欺骗性表象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

“诋毁说”经不起推敲，它全然不顾或伪造摆弄史料史实，罔顾战争亲历者的见闻，对于特殊环境下人的意志潜能也置之不理，却极端片面地将历史僵化于“生理学”一点之上夸大其辞。但是对于缺乏历史知识和战争认知的普通人，这种说法表面上却很具迷惑性，表现出四种舆论特征：

第一，它是以客观、冷静的面目出现，以科学常识的名义做出评判。比如，“人体承受机枪枪口的冲击力而不倒，违背人体物理规律”，“燃烧弹下，神经元的反应难以控制”云云，听上去很有人作为物质体、生理存在的真实性。

第二，说理看似通俗“质朴”，容易让人理解。比如，“以主观能动性歪曲事实，达到宣传的目的，这是教育的悲哀”，似乎对中国历史和国情很有了解和触痛。

第三，貌似现实、“接地气”的说法，易于引发某种心理共鸣。比如，“尊敬谈不上了，那种为了给民众洗脑而炮制出来的所谓英雄只会在真相被戳穿后遭到耻笑”，进而谴责抗美援朝战争的不合理性。

第四，迎合一些人所谓反思“中国宣传史上传播手法失误”的心理。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称：“当年的宣传手法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点与为政治服务的特征，人物往往高、大、全，事迹常常惊天地、泣鬼神。到了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取向、民众独立思考能力的提高，这些英雄人物和事迹已经很难打动现在的年轻一代。”但即便是这篇貌似中立的文章也不能不承认，它“折射出的是中国网络上政治立场的复杂多元”。①在网络的围观炒作之下，种种以“反思”为名的“反常”说辞，对以青年群体为主流的中国网民，尤其具有蒙蔽性和欺骗性，进而扰乱他们尚不成熟的思想认识和文化心态。

“诋毁说”堂而皇之地打着“反思”旗号，在价值观多元化、相对主义流行的网络语境中，“颠覆”历史、“颠覆”传统共识，企图另辟蹊径，制造新的价值认同。究其根源，这暴露出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就如海德格尔所说，“虚无”呈现出的是一种“基于存在的被遗忘状态”。它只是将“存在”缩减为一种“生理常识”意义上的曲解，一种偏颇的认识，却轻而易举地遗忘了作为“存在”的战争史实，也滤掉了特殊环境下，科学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人类强大精神意志力。

回顾中国文化史，历史虚无主义汹涌来袭，曾掀起几次大的逆流，造成对文化中国的强烈冲击。一次是在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近代史上，中国知识界被严酷现实所震惊，一些人对国家、民族的悲惨境遇百思不得其解，生发出不如“洋人”甚至“东洋人”的痛苦心态和悲观绝望情绪，彻底否定传统的虚无主义“反思”因之而生。一次发生在十年“文革”历史阶段，人们疯狂破“四旧”、砸烂旧世界，迫不及待地和传统分道扬镳，造成文化虚无主义的大肆泛滥。其结果是历史的发展逻辑颠倒、文化中的精华惨遭破坏，糟粕泛滥价值观迷失，文化中国伤痕累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的当口，振兴中华百业待兴，一些人却因生活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反差而悲观失望，虚无主义思潮乘势再一次涌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否定东方文明，中国社会传统再度遭到摧残。

20世纪末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等错误思潮在全球化传播环境中沉渣泛起，又一次挑起意识形态争斗。其言论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极尽鼓动、干预之能事，已造成了西亚北非、拉美一些国家、地区不可挽回的社会动荡和文化悲剧，也一直干扰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文化意识形态发展。与以往不同，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不再大动干戈，而是变换了姿态，暗藏于民间话语、各种文化论坛等传播形态之中，或以“质疑争鸣”的面目出现，或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或以“重评历史”为名俟机待发。互联网赋权、去中心化、隐蔽性强的舆论环境，以及舆论中对自由和开放的曲解，更助长了这股暗流。于是乎，谩骂被当作水平、大批判被用作武器、认丑作美，无良被当个性，“颠覆”逻辑下的“反思”，再度加剧了一些人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无知、茫然与不自信。近期诋毁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种种说辞和风潮，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又一表征。其言论制造新的思想混乱，干扰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界的理性认知与和谐稳定，其逆袭之潮，来得尤为迅猛。

抵制“诋毁说”：“历史虚无主义”网络逆袭的克服与防范

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文化的延伸。虚无主义的互联网逆袭，凸现出加强中华文化、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现实紧迫性。历史已昭然揭示，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采取彻底否定、彻底抛弃的态度，不仅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理智的。在互联网上，历史虚无主义导向下彻底反传统的做法一旦付之实践，将是对一代人中国精神、中国风骨、中国品格的侵损，其后果不堪设想。果真如此，才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悲哀。

及时有力地抵制“诋毁说”，摆脱虚无主义干扰，将互联网上的文化反思引向理性、科学的轨道，首先要坚定科学的理论指导，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思想方法，将它作为观察历史、探讨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科学地认识世界，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从而摆脱片面性、主观性与偏听偏从。无论是对中国古代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现实文化还是互联网文化，都要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辨明真伪、力戒盲目，也不能随波逐流、哗众取宠。

其次，抵制错误思潮的逆袭，也要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和定力，挺起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书记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要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从历史国情，从社会现实出发，着眼于时代特征，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汲取营养，借鉴一切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先进成果，既不颂古讽今、也不盲目崇拜，学会通过理性思考、负责任的反思，获得真理真知，增强文化前进的信心与力量。

第三，在对错误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博弈中，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正能量，积极回应网民需求，提升“主流话语”的引导能力和水平。要更好地运用新闻媒体、网络、手机APP等新媒体主流话语平台，及时发现问题主动出击，追踪新的热点解疑释惑，增强舆论影响力。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强化平民意识和微观视角，综合运用文字、漫画、游戏、微电影等新媒体音、形、意表达方式，使主流话语的传播更具亲切感、亲和力。也要积极发挥论坛、朋友圈等话语平台的互动作用，使正能量贴近舆论呈现的“最后一公里”，取得更好的传播实效。

第四，从长计议，要通过深入开展网络新媒体素养教育，提升人们理性运用新媒体的能力。帮助人们辨析和正确对待多种文化思潮，增强文化自信心和自觉性。增强责任意识和国家历史荣誉感，自觉利用网络抵制谬论，展示中国美好形象。

第五，建立起防范错误思潮的长效机制，加速推进网络法治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严格法律监管为正能量的发挥保驾护航，让谣言和“历史虚无主义”宵遁于法律框架的强大规制里，消逝于人们不断提升的文化理性之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

【注释】

①薛之白：《从邱少云看中共宣传话语困境》，《联合早报》，2015年4月21日。

责编/刘瑞一 张夏梦(见习) 美编/于珊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问题

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领导人民已经走过了65个春秋。出生在90年代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吃苦挨饿，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没有一起陪我们的党走过它的艰难曲折，我们所享受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经过艰辛探索带给我们的丰硕果实。这一路走来，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等待我们去细细品味它其中的酸甜苦辣。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后30多年党的基本经验;1992年，党的十四大总结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将近14年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1998年，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20年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2001年，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总结了党成立后80年的基本经验;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及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又重点总结和认识了改革开放30年“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2013年，以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又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在于它对自身历史的重视并科学地加以总结，得出规律，不断的汲取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同时在继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客观实际出发，大胆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有关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1.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调整和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相滞后的生产关系，视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胡锦涛同志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今后，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p19—20)

2.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改革不断壮大公有制经济实力。同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即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1](p8—9)新时期，总结经济建设层面的基本经验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有关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1.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不断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加强我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巩固我党同党外人士的战略联盟，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方针，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2.依法治国，不断推进法治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法治现代化，目前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3.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面临着诸多因素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着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全面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在政治和党的建设层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中国共产党有关科技和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1. 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

指导思想是治国理政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报告上指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兩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p7—8)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认真总结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注重建设先进文化。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1](p23)

3.科技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发展教育，重视科学技术，建设创新型国家。注重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突出培养大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高素质人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2]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位置，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胡锦涛同志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1](p14)

四、中国共产党有关生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正确认识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发展的沉重代价，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树立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发展循环经济和运用绿色GDP作为经济衡量指标，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消费模式。

五、中国共产党有关外交的基本经验

1.实现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有效结合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的伟大抉择，统筹解决好国内国际兩个大局中治国理政大政方针问题。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通过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有效结合，通过坚持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构建和谐世界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处理与各国之间关系，并丰富发展形成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国际关系四项原则，倡导构建和谐世界，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为世界安全与稳定做出了伟大贡献。

六、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新时期,我们随时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机遇与挑战,为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规律、更好推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进程向前不断发展,我党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基层建设问题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需要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诸如温家宝总理在联大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3]。这在偏远的农村屡见不鲜，农村人不愿去看医生，原因很简单，怕检查出病来，因为治不起，所以宁愿等到晚期，直接死掉，不给子女添负担。同时基层制度建设很不健全，村民贿选过于常见，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每到选举之期，那些“积极分子”便活跃起来，走街串巷，拉帮结派，“壹佰元一张选票”，就这样当选的干部如何为村民服务，如何让村民致富。中国现代化则面临着中国底层的成功转型,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最有挑战性的一项。因此,新时期需要积极面对这些问题,采取有效举措予以解决,才能更好的推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顺利发展,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伟大复兴。

2、腐败问题

当代社会，腐败现象很普遍，腐败是全世界的执政党的最大敌人，它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国家的兴衰。腐败无关乎于人，是任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腐败是不可能彻底杜绝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针政策来降低腐败的程度。习总书记上任以来，已经加大了对反腐败的实施力度，同时也卓有成效，但依然不够彻底，我党应该继续努力。我的几点建议：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归根结底是深入群众。只有加大调查研究力度，从而掌握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避免虚假、欺上瞒下的现象重复上演,才能从根本是解决腐败的问题 ⑵加强法制治裁腐败的力度。邓小平同志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考的住些。”因此，在反腐败过程中，法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政府应该努力完善法制，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处力度。⑶更好的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人民作为监督者，他们身在底层，往往看的最清楚，但是手里没有权利，所以大多时候会因为惧怕权利而不敢出来指正。因为害怕打击报复。政府应该完善法制，来降低他们揭发腐败的恐惧。

3、环境问题

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容乐观。APEC期间，为了维护良好的坏境，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会议刚刚结束，雾霾天气又重新袭来。所以如何把APEC蓝变成正常蓝成了所有人的呼声。

在十八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建设发展体系，是中国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公共管治、市场和国际管理的制度体系等。首先在法律上要加紧修改和完善《环境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建立《气候变化法》。

⑴要严格环境监管部门的职责和干部的考核，真正发挥好环保一票否决的权力。监管工作中采用行政的手段多，缺乏应用市场的有效手段。例如监管部门要求污染企业关门整顿，但没有实质性的高额惩罚金，往往使整顿流于形式。环保部门在各区域的办公室必须加强，因为有些环境危害是跨区域的，例如大气污染、雾霾、酸雨和河流水污染等都带有区域性，必须加强区域的管理部门的职权和惩罚力度。省级政府要对县的环保部门进行直管，减少和摆脱当地政府对县环境监管机构的掌控和影响。

⑵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以及推行资源有偿利用。中国人口多，资源禀赋差，人均生态足迹高。节约资源要首先从源头的开采管理做起。在开采中要明确产权，明确产权的归属和监管单位。防止在资源的开采中滥采滥伐，使大量的可采资源丢弃，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环境。

(3)在全国的区域划分中有不同的功能定位，特别是生态保护区域，要明确的划定环境保护红线和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在生态优先的区域，要严格禁止任何污染企业的进入。为了保护环境生态系统，例如水源、珍稀植物资源和生物保护等，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政府的补贴和资助是十分重要的手段，维持生态保护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江泽民.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7-17(1). [3]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N」.人民日报,2010一9一23.

第五篇：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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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投献等强制手段夺取土地还相当严重，但随着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通过买卖日益成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带来的变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贵族地主扩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现和发展是地主制经济充分发展的标志。在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官私庄田契约租佃关系日益普遭，随着土地私有权的日益深化，佃户手中的使用权亦在向长期化方式发展，形成了永佃权，以及土地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新因素的渗入，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由超经济强制发展为经济强制。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的新特点。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标志。

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奴隶社会

土地公有制为原始社会，周王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国君交纳贡赋制、派兵打仗。

井田制背景：人们为了争夺肥美的土地和水源，厮杀拼打，乱的不可收拾。此时，大禹已经建立起第一个国家“夏”。大禹是开邦君主，面对混乱，他发明了一种耕作方式：井田制。

井田制具体实施：在广袤平坦的肥沃平原上，将土地划分成无数个“井”字形的大方块，每八家一“井”，中间一块是公田，由八家合力耕种，收获物上缴国家。八家唯一的水井，在公田中央位置。人们每天清晨前来打水，顺便就在井边交换剩余的物品。八家田地(一井)的周围，是灌溉的水渠和道路。十井一里，十里一社，人们在平展展的田野里组成了互不侵犯的相望里社。那时人口不多，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划出的方方正正的井田，足够当时的人口居住耕耘了。

封建社会

战国

确立土地私有→奖励军功，促进新兴地主崛起。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变法。新的国家赋税制度和法律条文，促使土地所有制逐步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如春秋时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cui)征”和鲁国的“初税亩”，都属于这一情况。

秦朝

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税(地租)、按户籍征发赋、役(兵役和杂役)

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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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租税(少)、按人丁负担赋、役(重), 基本上是以税人为主，人身控制严格。

其间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魏到隋唐时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国有制→以人丁为主负担均田制、租庸调制(庸在隋出现，唐朝取消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府兵制。

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

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地主进行土地兼并→国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实(均田制彻底崩溃，租庸调制无法实施)→780年实行两税法(户税和地税、时间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动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现，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

两税法实际上是在国家承认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据土地资产向地主征税，性质上属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是对“庸”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是对两税法税地的继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贫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些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即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折银征收。说明了封建国家重视土地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重视人口。而折银征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清朝的摊丁入亩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历史进程。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康乾时期经济的较快发展;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促进了我国人口增长。

中囯各時朞土地制度

1、 原始社会

氏族公有，集体耕种，平均分配

2、奴隶社会(夏商—春秋末年)

井田制，千耦齐耘

(1)实质：国王所有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2)表现：① “公田”：贵族占有; ②“私田”：分授给农夫，只有使 用权，没有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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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容：①一切土地名义上属于国家公有;②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买卖;诸侯要向国王交纳一定的贡赋。

(3)瓦解：齐·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初税亩，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秦·商鞅变法，承认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推动地主经济的发展。

3、封建社会(战国—1840)

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 国有——“官田(公田)”

私有——①自耕农土地私有制;②君主土地私有制;③地主土地所有制(豪强地主、士族地主)。 土地来源：占有公田转私，获赐，兼并买卖(主要)。

租佃关系：战国产生，汉代普遍;自宋代始，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明清时期，租佃制普及全国，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

地租形态：劳役-实物(宋)-货币(明清)农民雇工自主权积极性提高。

人身依附关系：东汉豪强地主形成田庄，田庄的劳动者与田庄主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依附关系越来越减弱，特别是明清时契约纳租方式确立后。解脱出来的农民，生产自主权提高，提高了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4、清末民初(1840—1924)

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体(截止1952)

(1)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农民个体私有，平均主义。 (2)辛亥革命：平均地权(理念)

5、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

目的：为发动农民反对军阀。 政策：耕者有其田(口号)。

影响：有利于开展农民运动、反对军阀统治。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6、十年対峙时期(1927—1937)

目的：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政策：1927 打土豪，分田地;1931土地革命，农民土地所有制。

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影响：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调动了他们革命的积极性。

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1)进行根据地建设—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军垦屯田。

①目的：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

②影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 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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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时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①目的：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②影响：中共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承认了地主土地所有权、地主对农民的债权和租佃关系。但对地主的封建剥削又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这一措施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解放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利于团结地主抗日，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

8、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目的：调动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

政策：1946-5《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 影响：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认识：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9、建国后(1949至今)

(1)1950土改。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按劳分配。

①目的：新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 ②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③特点：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④影响：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彻底废除;广大农民翻身解放，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

(2)1953-1956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1958后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规模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①方针和原则：积极发展稳步前进、自愿互利。 ②方法：典型示范逐步推进。

③过程：互助组(社萌芽：土地私有、共同劳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社：土地归公、集体所有)

(3)1978 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 大规模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①主要形式：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

②方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改革后新体制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 ③性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④实质：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使农村获得生产和分配自主权。

⑤意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凋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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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改革逐渐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发展。它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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