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轮联盟的历史与演变

2024-04-13

班轮联盟的历史与演变（共6篇）

篇1：班轮联盟的历史与演变

辩护的历史发展与演变

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该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1.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外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1古罗马的萌芽阶段

在公元前4—6世纪的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由于交通便利和民主共和等自然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简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贸易往来频繁，贸易程式繁杂，加之罗马法律纷杂琐碎为一般人所不熟悉，因此“代理人”、“代言人”在罗马共和国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随着法律的演进，职业法学家兴起，辩护制度逐渐为法律所承认。《十二铜表法》正式规定了法庭上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条文。在罗马帝国末期又允许刑事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可自己延请懂法律的人为辩护人在法庭上开展辩论。由于古罗马法学的发达，辩护人多为熟谙法律者甚至法学家，这就大大促进了古罗马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使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刑事辩护最发达的国家。

1.1.2中世纪的压制阶段

在中世纪的欧洲，因基督教权威的恶性膨胀，使得世俗统治之外存在着一个平行甚至高于它的神权统治。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不宽容和独断，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惩治异端，并实行“神罚”。在裁判所中虽容许被告人辩护，但其辩护已沦为对审判官的有罪或罪重观点的补遗，而非依事实和法律予以驳击，因此在裁判所中的辩护是徒有虚名的。而且在中世纪欧洲世俗政权方面，刑事诉讼中奉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在本质上蔑视人的基本权利，几乎剥夺被告人的所有权利，将其置于诉讼客体和司法处置对象的地位。因此，刑事被告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真正的辩护权，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有，也因为法官的预断而难以发挥作用。

1.1.3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李尔本、洛克，法国的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响亮革命口号，在诉讼中他们主张用辩论式诉讼模式取代纠问式模式，赋予被告人辩护权，在审判中实现辩护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在立法中肯定了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赋予了刑事被告人自己辩护和延请他人辩护的权利。英国1679的《人身保护法》首先肯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该法明确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承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而确定了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1808年拿破仑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对辩论作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规定，使刑事辩护系统化、规范化起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西方的辩护制度不断发展趋于完备。

1.2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2.1建国前阶段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刑事诉讼基本上是没有刑事辩护制度的，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最早立法规定是1906年清朝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了律师参与诉讼的内容，赋予当事人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关于律师制度的单行规定是从民国政府制定的《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开始出现的。两个单行律师立法的出现，是我国律师制度的开端。尔后国民党1928年和1941年分别制定和颁行了《律师章程》和《律师法》。总的来看，旧中国的辩护制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刑事诉讼中贯彻落实，且受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带上了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1.2.2建国后近30年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的辩护制度是在对旧中国辩护制度进行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逐步发展起来的。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明令取缔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组织和律师活动，因此在1949—1954年间，律师制度基本上是被否定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具体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从立法上对辩护制度予以肯定，我国新的律师制度才得以真正建立。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原本并不健全的辩护制度在这一时期奄奄一息。十年文革时期，公检法被砸烂，辩护制度更是在群众运动的闹声中彻底销声匿迹。

1.2.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推进，我国辩护制度开始恢复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1978年宪法重新确立了我国法制中的刑事辩护制度。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确立了辩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地位，并对辩护作出了专章规定。其后又通过大量司法解释、批复、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增强了辩护的可操作性。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亦从此日趋成熟。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结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辩护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提前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诉讼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此外，立法机关还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有关辩护制度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获得了自新中国以来前所未有2.2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2.1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改革

我国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79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提前了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数量、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建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这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开始沿着程序的轨道向科学化、理性化的方向迈进。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关于刑事案件被追诉者的法律称谓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对之作了科学的修正。由于在公诉案件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以及自诉案件自诉人起诉之前，尚无人对进行刑事追究的人予以指控，所以理当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被告人。称谓的变化决非修辞技巧，按照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的未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定罪的现代法治原则，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在被提起公诉或自诉之前的诉讼地位，只能是某一个或数个犯罪的涉嫌者，即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他被指控于审判机关时，其诉讼地位才变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未经审判或依法判决之前，始终存在被判定有罪或无罪两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审判机关证实，判定有罪予以刑事处罚；犯罪嫌疑人被审判机关消除或不能证实则判定为无罪，予以法律保护。这一规定同时表明：不仅被告人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犯罪嫌疑人也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

2.1.2关于侦察阶段的辩护形式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将其概括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逮捕者申请取保后审。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活动明显带有辩护性质，实际上属于超前的非正规的辩护。此时犯罪嫌疑人面对着拥有各种侦查手段和侦查权的机关，其人身自由又因侦查机关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而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律师的法律帮助是十分珍贵的，可以或多或少地起到某种制衡作用。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立法中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时起就有权请律师辩护的规定已十分普遍，但在我国侦查领域一向是不许律师进入的禁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氛围下，允许律师在侦查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某些法律帮助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性进步。

2.1.3关于诉前辩护的开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从开庭前七天，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这表明，刑事辩护已由诉后延伸到诉前，即诉前辩护。与诉后辩护相比，诉前辩护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委托人尚未被指控，仍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二是辩护人面对的并非审判机关而是检察机关。尽管诉前辩护中的辩护人责任与诉后辩护相同，仍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裁判和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但由于辩护人只享有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中非律师辩护人行使这些权利须经检察院许可）的诉讼权利，尚不能像诉后辩护那样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指控涉嫌罪名的全部材料，其辩护意见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辩护方式方法上，则由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从程序上只能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所以辩论的方式方法也不能不受到制约。总的说来，诉前辩护虽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已初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刑事追究形成某种制衡。应该承认，96年刑事诉讼法突破了原刑事诉讼法不允许诉前辩护的诉讼格局，即便诉前辩护意见不被采纳，辩护人也可在此过程中赢得较充裕的时间为强化其诉后辩护意见，补充其薄弱环节，为其后的辩护创造条件。

2.1.4关于庭审辩护的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庭审辩护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对起诉书中有明确指控的犯罪事实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决定开庭审判。（刑诉法第150条）。废除了以往的实体性审查。这主要是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地使开庭审理流于形式化、走过场，大体上符合了发达国家通过的“起诉一本主义”原则。显然，在审判与指控功能分离的条件下。庭审中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和举证证明由公诉人承担，但反驳或削弱指控及其举证则由被告人及辩护人承担。讯问被告人也主要由公诉人进行，辩护人亦可向被告人发问，法官对被告人的讯问退居次要地位带有补充性。这种庭审改革强化了指控与辩护两个功能，且排除了庭审中法官取代公诉人的指控功能，也有助于法官“兼听则明”，秉公而判。

二是在上述庭审方式和审理格局中，在指控方讯问发问被告人之后，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发问。理论上称为主询问。——从正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反过来，对对方申请到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发问称为反询问。辩护人的主询问、反询问的优化选择与运用，可以使庭审调查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接近和符合客观真相，因而也从根本上对辩护功能的发挥有利。而辩护人除进行询问外，还可以申请通知新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和勘验。由此，辩护开始摆脱消极被动状态，在一定条件下积极主动地展开。

三是在简易程序中的辩护更为灵活方便。对于公诉方建议或同意使用该程序的，有公诉人出庭的，庭审中双方直接反复辩论，无公诉人出庭时，庭审中被告人可直接陈述和辩护，辩护人只需对起诉书发表辩护意见；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庭审中辩护人更可同自诉人直接进行辩论。程序的简易性决定了辩护的灵活性，同时也就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与便民原则，节约了诉讼成本。

2.2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使辩护人无论在诉讼权利的行使范围上还是在诉讼的介入时间上都有所改进，但这只是一种立法上的努力，静态的立法成果并不一定和动态的司法实践一一对应。目前我国的刑事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行使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辩护人的权利大量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辩护人本人的人身权利也经常面临威胁。我国的律师辩护现在正陷入几难境地。2.2.1会见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可以聘请律师”，“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两院三部一委”发布的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要求“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这里的“应当”是要求办案机关必须在四十八小时或五日以内作出安排。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尚未得到认真的落实，具体表现在：一是办案机关以种种借口无限拖延；二是非涉密案件还要层层审批；三是不允许单个律师会见；四是以本案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准会见；五是在会见场所秘密安装摄录设备；六是限定会见时间和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等，使律师在行使法律赋予的会见权时步履维艰，会见制度形同虚设。

2.2.2调查取证难

律师要进行有理有据的辩护必须占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因此，是否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以及律师如和调查取证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案件质量，实现司法民主、公正的原则性问题。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的现状并不乐观，据统计新刑事诉讼实施以来，全国已有200余名律师因调查取证被冠以伪证罪而遭受拘留和逮捕，最后绝大多数又以无罪予以释放。[12]这一反常现象造成辩护律师的恐慌心理，不敢大胆从事调查取证活动，甚至多数律师接受委托后，干脆不作任何调查，导致辩护质量下降，刑事案件的辩护率也降低。

2.2.3阅卷难

在辩护活动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只有全面了解案中的证据材料，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辩护或代理意见。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都十分重视这一环节，为实现律师的知情权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为查阅案卷材料提供充分的机会和条件，但我国的刑事诉讼从立法到实务，辩护律师的该项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即使是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限制有加。

2.2.4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

就我国刑事案件实际状况而言，律师介入刑事案件进行辩护的比率并不高，高水平的律师更是不愿参与刑事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

2.2.5维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难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 [13]这些要求已经被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所吸纳。但是在我国的现实中，还时常有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遭到侵犯，致使无罪被拘留或逮捕，甚至送交法庭审判的情况。特别是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实为少见。

2.3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构想

鉴于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非常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上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切实保障和完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2.3.1保证律师的会见权

由于种种原因，律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行使会见权遇到种种障碍。刑事诉讼法第96条、六部门《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检法有关的实施细则，均规定了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六部门的上诉规定专门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的问题，即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等等。但是，六部门在以下规定中又为侦查机关干预会见提出借口，即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实践中，由职权主义侦查模式性质所决定，侦查机关从部门利益出发，多以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情况特殊等理由不予安排会见；或严格限制律师会见的次数、时间，如一些地方侦查机关规定律师会见不超过两次，每次不过30分钟；或以在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为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等等。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也经常出现类似情况。同样，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会见权也受到种种限制。

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疑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些规定，就可以保证律师通过会见从被指控人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了解被指控人是否受到追诉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被指控人提供法律帮助，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辩护作用打基础。而且“会见”犯罪嫌疑人也只有在侦查人员或监所官员“看得见但听不见”的秘密状态下才有其实际意义。

篇2：班轮联盟的历史与演变

教学评价和整个教学系统一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的来说，教学评价经历了古代教学评价和现代教学评价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古代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几乎和正规教育具有同样长远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就有文献记载了周王命令静在学宫中掌管射猎，并在一段时间后考验其教学效果和赏赐他的史实。我国古代最早一部教学论专著《学记》中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表明当时的学校已建立了稳定的具有明确内容和标准的“考校”制度，即教学评价体制。这可是最早的教学评价思想。

科举考试从公元606年开始，在中国持续近13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教学评价形式，是一种通设科考试并根据学科考试成绩录用官吏的考试制度，主要也是针对考核学生学力水平而言。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06年），置进士科，创立科举考试制度。自此以后，科举考试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教育教学评价的主要方式。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在形式上，“唐取士以诗赋，宋取士以经义论策，明、清取士用八股文”。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前后历时1300年，在世界上开创了文官考试的先河，是古代社会最有影响的教学评价体系。它能破朋党之私，对选拔统治人才有积极作用。但它题少面窄，评价标准的客观性不强，并且容易导致士子醉心于功名利禄、荒废学理，使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这是一种典型的突出管理性功能而牺牲教育性功能的教学评价制度。

西方，考试制度建立要稍晚些，大学考试用口试是在1219年，中学笔试是在I599年，毕业考试论文式作业考试是在1787年，法国于1791年参照我国科举制度建立文官考试制度。

在很长时间里，考试作为一种鉴定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起积极作用，且对检查记忆性知识、检验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也是比较有效。但这种传统考试存在许多严重弊端，如考试内容大多是有关陈述性知识，偏于记忆，命题缺乏科学性，评分标准不统一，不够公正、客观、准确。为改进考试方法，教测验便应运而生。

现代教学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实验心理学个体差异研究的进步和教育统计学的发展，教育理论工作者们开始探讨如何将心理测验的方法应用于教学领域，实现学业成绩考核客观化、标准化与数量化。现代教学评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并在随后的岁月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美国学者e．枯巴和y．s．林肯研究指出，现代教育评价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四代不同的教育评价理论和方法。与此相联系，现代教学评价的发展也可以区分为相应的四个基本阶段。

1．1900～1930年左右是现代教学评价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测量理论的形成和测验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美国学者莱斯1894年开始研究儿童学习拼音的成绩测量问题，并于1897年发表了测量量表；l905年心理学家桑代克发表《精神与社会测量导论》，提出“凡存在东西都有数量，凡是有数量东西都可测量”。1909年又发表“书法量表”。桑代克被称为“教育测验之父”，拉开了美国教育史上著名测验运动的序幕。在此期间，各种学科学习量表先后问世，形成教育测量热，例如，斯东（1908年）和克梯斯（1909年）发表了算术成绩测量量表，有关拼字、作文、语文等方面的学习成绩量表也纷纷出现。各种学绩量表产生后，很快为许多学校所采用，例如，1911～1912年，纽约市曾对 3万名儿童进行了多种学科的学绩测验。俞子夷1918年编制《毛笔书法测验》，开我国编制教育测量量表的先河。20年代，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尤其是智力测验）量表编制和试验工作在我国取得了较大进展。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教学评价，基本等同于教育测量，评价者在评价中仅扮演测量技术员的角色，评价的中心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求客观的标准，以矫正主观方法的弊端”，对教学评价中如何科学地解决教学信息的收集问题作出了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考试主观、笼统和偏于事实性知识与死记硬背，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它企图用数字来表示受教育者全部特征，难免流于形式机械化。学生态度、兴趣、创造力、鉴赏力等是十分复杂，很难全部量化。

2．1930～1940年前后是现代教学评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最早倡导从“测验”转向“评价”的是美国教育评价与课程理论专家泰勒。在美国的“八年研究”中，由泰勒领导的评价委员会的工作是这一时期教学评价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泰勒认为，评价必须建立在清晰地陈述目标基础上，根据目标来评价教学效果，促进目标实现。枯巴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对测验结果作描述，评价的目标不再是学生本身，而是什么样的学习目标模式对学生学习最有效。例如，泰勒他们编制了许多测验去测量学生是否掌握了教师要求他们学习的那些东西，据此辨别、区分有效的目标模式。

3．现代教学评价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5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期注重了真正的价值判断问题。目标参考测验在这一阶段发展起来。目标参考测验以教学目标为评价标准，关注的是教学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它和教育目标分类学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关心教学目标的实现，注重以目标为参照系进行价值评判，是教学评价第三个发展时期的突出特色。这一阶段对评价标准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4．80年代以来，教学评价又有了新发展。项目反应理论把教学评价引向了计算机化和因人施测的方向。模糊评价法发展了教学评价的数据处理技术。枯巴等人提出的“第四代教育评价”，突出了教学评价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强调评价者和评价对象之间的不断交互作用、共同建构、全面参与，对教学评价作了有益的反思和建设性构想。阿莫纳什维利在总结六七十年代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质性评价理论。实质性评价是贯穿于教学过程始终的特殊教学活动，包括教师的评价、在集体的学习一认识活动中的评价、在学生个别独立的学习一认识活动中的评价三种形式，特别重视学生自我评价能力的形成以及教学评价的良好心理氛围的设计，强调了教学评价中的定性和描述等侧面。总的说来，80年代以来的教学评价，比较关注教学评价的人文精神和教育作用，可视为现代教学评价的第四个发展阶段。

（三）教学评价的发展趋势

考察教学评价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有助于我们观察教学评价的未来走势。从当前教学评价改革所显示的信息看，今后一段时间内教学评价发展可能会呈现出以下若干重要趋势和特征。

1．评价模式的多样综合。迄今为止，已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教学评价方法和技术。不同的教学评价方法、技术，各有不同的优势和不足。为了保证教学评价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必须把各种不同的评价技术进行必要的综合、组合、改造和创新。事实上，当前的教学评价改革已注意到了评价模式的多样综合问题，比如强调定性和定量结合、模糊与精确结合、日常观察和系统测验结合、他评与自评结合，等等。这种评价模式多样综合的特点在今后将更加明显。

2．注重教学评价的教育性功能。在教学评价中，人们最初重视的是管理性功能。历史发展表明，过于关注管理性功能而忽视教育性功能的教学评价，往往给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这样，在现代教学评价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性功能就逐渐受到了重视。它强调的是，教学评价作为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自觉地服务于教学宗旨，成为实现教学目的的促进性力量，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当前，教育性功能已逐渐突出出来，形成性评价和实质性评价的出现和发展，是有力的论据。今后，这一方面的功能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3．重视学生的评价能力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只有具有良好的评价能力，才能合理地选择和行动。帮助学生发展评价能力，是现代社会对学校提出的重要要求。学生的评价能力需要通过评价活动才能发展。在整个学校教育活动体系中，教学评价是最基本的评价活动，是发展学生评价能力的基础性活动。教学评价的未来发展和

改革，将突出通过评价培养学生评价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通过教学评价，使学生掌握有关评价的原理、标准和方法，给予学生评价自我和他人的机会，从而提高评价能力。

篇3：班轮联盟的历史与演变

联盟研究的热点之一就是风险问题。Peter&Andrew (1994) 将联盟的风险来源归纳为两类, 一是不可知外部风险, 二是内部合作风险[1]。Miller (1992) 同样认为战略联盟包含外部与内部两类风险。本文认可Das&Teng (2002) 的观点, 认为战略联盟风险划分依据是绩效与关系[2]。在此此研究关系风险, 讨论信任与控制如何影响联盟关系, 从而为降低联盟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信任与控制机制是确保供应链联盟顺利合作、防范风险发生的两种基本手段。供应链联盟关系管理就是在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的相互作用下维护联盟关系稳定的。其内在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首先讨论供应链联盟信任机制。信任是对他人的行为与承诺怀有信心、存有期望, 一般可将其归纳为理性与感性思维的融合。联盟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与联盟目标利益是信任机制存在的基础。信息沟通交流机制与合同的制度约束可以加强供应链联盟的信任关系, 从而使联盟更具活力。其次, 讨论供应链联盟控制机制。控制是依据预期目标与预设规则, 将控制对象进行制约与影响的行动过程。供应链联盟潜在风险对联盟合作的结果具有较大的威胁, 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手段采取控制, 以使联盟合作状态更加接近预期目的。

2 供应链联盟信任的形成与发展机理

供应链联盟属于典型的中间型组织之一, 不稳定性与脆弱性是其内在属性。因此, 供应链联盟信任也具有动态特征。很多关注此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Zaheer等人 (1998) 认为战略联盟形成初始信任之后, 进一步的信任关系需要联盟伙伴通过持续的合作沟通与信息交流来获取。Lewicki&Bunker (1995) 将战略联盟的信任关系置入动态空间, 从过程维度进行分析, 认为信任关系的演化是从计算型信任、了解型信任发展到认同型信任阶段。Parkhe (1998) 的研究显示, 多种因素都会形成信任的基础, 如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以过程为基础的信任和以社会文化为基础的信任[3]。归纳各个学者的不同观点后, 本文认为, 供应链联盟的信任模式需要经历三个演变过程。首先是计算型信任, 契约与法律威慑以及经济效益是其产生基础;其次是认知型信任, 演进转折点是掌握联盟伙伴的协同能力与社会声誉;最后是认同型信任, 形成条件是彼此认同企业文化与价值观。

首先分析计算型信任的演变。这种依靠经济利益维系的信任阶段, 其可靠性与稳定性不强, 因此供应链联盟的控制能力对盟员信任度深浅将产生很大影响。但是正式控制又存在不完备性的特点, 单纯依赖正式控制时, 会限制供应链联盟深入开展合作活动。

其次是认知型信任的演变。盟员在合作中会逐渐加强了解, 因此对方行为的可预见性渐渐增加, 从而发生机会主义事件的可能性减少。在此阶段, 供应链联盟的正式控制机制渐渐变成次要手段, 盟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沟通逐渐变成影响信任关系的主要原因。认知型信任存在的基础是掌握对方充足的信息, 而搜集盟员信息的重要途径是沟通。

最后是认同型信任的演变。通过长时间的合作之后, 联盟的制度规范逐渐完善并得到认同, 盟员的合作情感更加深厚。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联盟文化可以涵盖盟员的共同利益并且具有显著的联盟标记。机会主义行为在联盟文化的阻隔之下更不易发生。联盟伙伴之间的行为认可与文化认同在此阶段成为影响信任关系的基础, 合作摩擦不断减少, 共同利益更加广泛。

3 供应链联盟关系管理的控制机制

3.1 控制方式的类别

按照采取的策略以及作用原理的差异, 供应链联盟控制可以分为两类, 正式与非正式控制[4]。首先, 正式控制又称权力控制, 通常凭借具有强制色彩的法律法规或社会规范等外部干预力量, 结合内部制订的规则、政策、标准与流程来协调管理从而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按照控制处于的环节差异将正式控制划分成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事前控制是通过各种控制手段监控行为过程, 而事后控制关注于监测评价行为结果。其次, 非正式控制是运用价值观、社会惯例、人文道德等文化层面的要素影响控制对象的行为。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的主要差别是正式控制偏重于采用明确的指标体系或条款约束管理各种行为, 对于偏离预期目标的行为结果进行严格惩罚。而非正式控制偏重于采用精神层面的约束手段, 引导控制对象自觉地实现预期行为要求。

3.2 选取控制方式的依据

正式控制无法防范合作过程中的所有不可预期事件, 因此非正式控制的补充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共同作用下更易实现预期目标。各类控制方式的作用原理、成本耗费、影响范围、预期效果等存在较大差别。供应链联盟的不同组织形式或合作深度适宜选择的控制方式并不一样, 因此应针对联盟自身特征谨慎选择正确的控制方式。

总体而言, 行为过程的可规范化程度与行为结果的可测评精度是影响控制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当行为过程的可规范化程度较低但是行为结果的可测评精度较高时, 适用正式控制中的结果控制方式;反之, 当行为过程的可规范化程度较高但是行为结果的可测评精度较低时, 应当实施正式控制中的过程控制;当行为过程与行为结果均难以进行量化时, 适合实施非正式控制方式保持联盟关系稳定。

4 结语

本文主要目的是构建供应链联盟关系管理模型, 分析供应链联盟信任机制与控制机制的本质、形成及作用机理。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之间具有交互作用、紧密相关的特点, 通常需要结合供应链联盟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策略方法的效果, 实施复合的供应链联盟关系管理体系, 建立起信任机制与控制机制双重组合作用渠道, 从而提升联盟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1]Peter S.R., Andrew H..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Cooperativ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 (19) .

[2]Das T.K., Teng, B.S..The Dynamics of Alliance Conditions in the Alliance Development Proces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2 (5) .

[3]Parkhe A..Building Trust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98 (33) .

篇4：班轮联盟的历史与演变

【关键词】国际班轮运输协议；P3联盟；航运竞争法；法律规制

0 引言

国际海运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带来了航运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成本日益上涨和经济持续疲软的背景下，全球航运企业面临着总体运力过剩、运价长期处于历史低位的困境。为了改善财务状况，提高盈利水平，航运企业之间不得不抛弃“单打独斗”的传统经营模式，转而寻求“抱团取暖”的方式以降低经营风险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早期的“四联盟两公司”的航运联盟格局发展至今，联盟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较大发展。由班轮公司马士基、地中海航运、达飞轮船宣布组建的典型形式P3长期运营联盟（简称P3联盟）也因此应运而生。

2014年6月17日，商务部发布的《商务部关于禁止马士基、地中海航运、达飞设立网络中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以下简称《商务部禁止P3联盟公告》），预示着P3联盟在我国运营计划搁浅。商务部认定P3联盟具有紧密型联营的法律性质，将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因此，否决P3联盟运行。随着航运界越来越紧密的战略合作趋势，航运市场的集中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在竞争法下对航运领域经营者的集中行为如何进行法律规制以及是否应当赋予联盟协议的垄断豁免特权值得进一步思考。

1 国际班轮运输协议的演变

1.1 类型和产生原因

传统的国际班轮运输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者之间订立的关于收费项目及其费率、运价或者附加费等内容的协议，包括班轮公会协议和协商协议。班轮公会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运价控制，成立目的在于限制和调节内部竞争以及防止或对付外部竞争，以垄断航线的货载份额。协商协议作为代替班轮公会协议的合作形式，侧重于维护航线运力平衡和运价的稳定性。相异于班轮公会协议，协商协议的内容对成员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班轮运输协议的产生源于航运市场的特殊性。

（1）供给不均衡。作为航运市场主要产品之一，船舶运输服务具有不可储存性和时空差异性，产品需求弹性小，运输成本占贸易价格比例较低，因此，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灵敏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无法有效发挥，甚至容易引发恶性竞争，损害航运业的发展。

（2）产业政策。由于航运业具有一定的战略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而非单纯地追求经济利润，具有一定的国家保护色彩。

（3）航运市场竞争的侧重点。相较于其他市场以价格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航运市场更加侧重的是提供多元化、高质量服务，以满足货主的特殊需求。服务水平已经取代价格成为航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2 发展趋势

传统的以运价控制为核心的班轮公会协议和协商协议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航运企业之间以航线安排、运输服务、辅助服务等服务领域为主的联盟协议。P3联盟协议作为一种新型的合作形式，其目的在于通过建立共同的运营调度中心来调配东西向航线的运力配置，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周班航线、更多直接挂靠的港口，以达到彼此之间成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能源的优化效应，增强联盟成员的整体竞争力。协议内容不涉及收入摊派和利润共享，各方仍保有市场独立性，与传统联盟排他性的竞争理念相比，更加注重竞合关系，淡化同业排斥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联盟协议若想顺利通过相关监管机构的反垄断审查，必须证明其协议的内容不会导致运价的不合理上涨以及服务质量的不合理下降。同时，各主管机构还须综合考虑港口覆盖面、航线网络、班期密度、运力和送达时间等因素来判断联盟协议是否对国际班轮运输市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2 国际班轮运输协议的主要内容

国际班轮运输协议依据协议内容和管理结构的区别，可以分为松散型协议和紧密型协议。松散型协议主要采用舱位互换、船舶共享、定期联络磋商的协作会议制度维持运营，各成员拥有很大的自由度；紧密型协议通过选择联盟一方或者共同设立第三方作为经营人，由经营人以法律实体身份统一经营，具有公司实体制运作特征。《商务部禁止P3联盟公告》中将P3联盟协议认定为紧密型协议，理由在于交易方通过设立网络中心，整合了东西航线的运力并进行日常管理运营，与传统的航运联盟存在本质区别，联盟成员的独立性受限，其实质是一种类实体或准实体，涉及联盟协议的合作形式、运营程序和费用分摊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以P3联盟协议为例，内容包括协议的全称、目的、主体、适用范围（所涉航线）、授权、管理、终止取消、承诺等，其中核心部分为授权条款，即协议成员可以从事的活动范围。P3联盟协议的核心相较于以往航运联盟协议旨在通过舱位互租实现舱位互补而言，其实质是搭建联盟成员共享的运营调度平台，按照市场需求及时进行运力调整，以提高联盟整体的协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市场的有效竞争产生制约和阻碍。

3 航运竞争法视角下的国际班轮运输协议

3.1 法律效力

从实质上看，国际班轮运输协议的目的在于稳定运价水平，通过协议的方式限制和减少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自然调节机制的有效性，属于横向垄断行为。由于近年来海运业整体运力过剩，激烈的竞争使各班轮公司的边际成本趋于近似，原先的价格竞争转变为运力竞争。寻求运力调控的联盟协议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市场集中度的提升给航运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构建和相关上下游产业链带来了隐忧；鉴于航运业的特殊性，联盟兼并行为是否意味着反竞争行为值得深思。因此，国际班轮运输协议在竞争法下的法律效力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应简单地否定限制竞争行为的有效性，而应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就是否适用除外条款作出特别规定。

3.2 适用反垄断豁免的条件

反垄断豁免适用的依据在于，垄断行为在某些特殊行业和领域存在合理性，实行一定程度的垄断比自由竞争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的维护。打破这种垄断反而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除了特殊行业或行为不适用以外，各国反垄断法中通常均有反垄断豁免的规定。对具体的国际班轮运输协议而言，从欧美规制路径来看，欧盟第4056/86号条例规定了技术性协议和班轮公会协议不适用或者豁免适用一般竞争法的垄断协议规制制度；2000年第823/2000号条例赋予航运联盟反垄断集体豁免权；2006年第1419/2006号条例取消班轮公会反垄断集体豁免，但于2009年颁布的第906/2009号条例中依然赋予航运联盟以集体反垄断豁免的特权，只是享受豁免特权必须评估其是否具有垄断效果，是否影响航运市场的自由竞争，而且在相关市场中所占份额不得超过30%，即使不享有集体豁免权这一“推定豁免”，仍然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协议内容满足《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第3款规定的4个累积条件①而继续享有。根据美国1916年、1984年《航运法》和《1998年航运改革法》，美国对国际班轮运输协议的管理主要实行运价备案和运价管理制度。反垄断豁免适用的对象为班轮公会协议、远洋公共承运人协议、班轮公会之间协议、评估协议和海运劳工协议，条件为“减少因竞争而导致的运输服务的不合理减少或运输费用的不合理增加”。

从我国规制路径来看，现有的《反垄断法》和《国际海运条例》并未建立完善的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反垄断法》第19条对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比例进行界定；《国际海运条例》第35条规定了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实施调查的影响公平竞争行为类型。根据《商务部禁止P3联盟公告》的规定，交易方在亚欧航线上的合计运力达46.7%，将显著增强市场控制力。为了削减运力规模，避免越过监管红线，马士基与地中海航运于2014年7月10日宣布将在亚欧、跨大西洋、跨太平洋航线上开展10年船舶共享协议，成立2M航运联盟。与P3联盟不同的是，2M航运联盟不存在共同拥有的具有执行能力的独立实体，在性质上属于松散型联盟协议，享有反垄断豁免权的可能性较高。我国在制定和完善相应航运反垄断豁免法律制度时，既要考虑实体评估标准（个案审查的弹性化考量和刚性化的市场份额要求），又要考虑程序方面的备案和登记手续等。

3.3 法律适用和国际合作

国际班轮运输协议的成员具有跨国性，加之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国际班轮运输协议的法律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涉及管辖权冲突和域外适用问题。从目前的解决途径来看，通过国家间的协调合作来减少冲突和有效遏制垄断行为是合理的选择，主要做法有2种。

（1）消极礼让。当一国的执法程序影响另一国的重大利益时，应通知另一国，并尽最大努力不损害另一国的利益。从形式上看，表现为行为国（被请求国）的单方行为，受影响的一方（请求国）可能具有被动性。

（2）积极礼让。请求国如果认为被请求国的执法程序对本国重大利益构成不利影响，可以要求后者开展适当的执法活动，且不排除请求国自己另外采取执法活动的权力。

因此，国际班轮运输协议所涉航线的目的港国家认为本国竞争秩序受到影响，可以要求起运港国家依据本国法律启动调查程序。由于这两种做法具有自愿性的政策特征，导致约束力上的“柔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目标的顺利实现。但是，在缺乏国际统一执行机制的情况下，这两种做法不失为平衡竞争法域外效力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有效手段。如何进一步修正完善引入国际航运竞争法合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篇5：班轮联盟的历史与演变

孙凌齐

 2011-03-06 22:41:48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内容提要] 最早的俄行政区划单位是省。十月革命后，国家行政区划进行了几次大的改动，增加了自治区、自治共和国、边疆区等。苏联解体后，联邦主体成为国家的最高行政区划单位。虽然行政区划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地域划分，但是国家的政治、文化、人口以及经济等人文社会因素才是行政区划的最重要的划分标准。研究俄罗斯联邦行政区划，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俄罗斯联邦行政区划的现状和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对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划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俄罗斯；行政区划；历史；改革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5)05-0106-05

俄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的多民族国家。由于疆域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制度的几次变革，行政区划单位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本文依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简要描述俄行政区划演变的基本轮廓，力图将这一演变过程同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以求从另一个侧面为俄罗斯问题研究提供有益的素材。

一、俄行政区划演变的历史

1.沙皇时期行政区划的演变

俄国的第一个省是1702年彼得大帝在从瑞典人手里抢来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建立的。1708年12月18日俄又通过法令，建立了8个省：莫斯科省(管辖39个县，280万人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8人)、圣彼得堡省(管辖28个县，200万人口，每平方公里4人)、阿尔汗格尔格罗德省(管辖20个县，90万人口，每平方公里0.6人)、基辅省(西部边界包括第聂伯河在内，管辖56个县，70万人口，每平方公里2.5人)、斯摩棱斯克省(管辖17个县，50万人口，每平方公里5人)、喀山省(管辖71个县，100万人口，每平方公里0.6人)、亚速海省(管辖77个县，160万人口，每平方公里3.6人)、西伯利亚省(包括彼尔姆省和维亚特卡省的北部，管辖30个县，70万人口，每平方公里0.05人)。到1719年，俄国共建立了11个省。1780年颁布的地方自治法令，首次将行政区划分为两级地域单位：省——拥有30—40万人口，县——拥有2—3万人口。1781年6月13日的法令将整个俄国划分成40个省。

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已经拥有78个省和19个州，其中41个省和6个州位于俄联邦境内。管理省和州的首脑是省长，由沙皇亲笔签署的上谕任命和罢免。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省长的地位高于省里所有的公职人员。省长只接受皇帝和执政参议院的指示和命令，并且只向他们作书面和口头汇报。根据1897年5月26日的法律，参议院如果要对省长进行侦讯、将其交付法庭、临时或彻底解除其职务时，必须预先得到皇帝的许可。

从1775年起，沙俄帝国设立了十个总督管辖区：华沙总督管辖区(管理波兰王国的十个省)、维尔纳总督管辖区(管理维尔纳省、格罗德诺省和科夫诺省)、伊尔库茨克总督管辖区(管理伊尔库茨克省、叶尼塞斯克省和雅库茨克州)、高加索总督管辖区(管理高加索地区的省和州)、基辅总督管辖区(管理基辅省、沃伦省和波多利斯克省)、莫斯科总督管辖区(管理莫斯科省)、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管辖区(管理阿穆尔州、外贝加尔州、滨海州和萨哈林岛)、斯捷普诺耶总督管辖区(管理阿克莫林斯克州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土耳其斯坦总督管辖区(管理谢米列奇耶州、外里海州、锡尔河州、萨马尔罕州和费尔干纳州)、芬兰总督管辖区(管理芬兰大公国的八个省)。

一个总督管理几个省。接受总督领导的省长只能通过总督向沙皇政府报告自己的活动。

除行政区划外，宗教教会还在俄国设62个教区，这些教区绝大多数同省的疆界相吻合。

沙皇俄国共有14个军区，俄罗斯境内有6个：圣彼得堡军区统辖6个省，莫斯科军区统辖14个省，顿河军区统辖顿河的军队，喀山军区统辖10个省，西伯利亚军区统辖4个省和1个州，阿穆尔河沿岸军区统辖3个州和萨哈林岛。

2.十月革命后的行政区划改革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废除了沙皇俄国时期将俄罗斯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政策，开始实施联邦制。

1917年11月2(15)日通过了《俄国各民族人民宣言》，规定俄国各族人民享有平等和主权，有自由自决直至分立并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1]1918年发表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2]。1919年通过的俄共党纲也规定，“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3]。根据这些文件精神，在俄国建立了两种行政区划形式：以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自治区为基础的联邦制和苏联各独立共和国的联邦制。

于是在“让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和自治区”[4]的基础上，确立了三种苏维埃自治形式：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土耳其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1年建立的哥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2年建立的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自治州(1920年建立的楚瓦什自治州、沃特自治州、马里自治州、卡尔梅克自治州，1921年建立的科米(济良)自治州、卡巴尔达自治州，1922年建立的卡拉恰耶夫自治州、阿迪格自治州、车臣自治州、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奥伊罗特自治州)；劳动公社(1918年建立的伏尔加河流域日耳曼人劳动公社，1920年建立的卡累利阿劳动公社)。自治共和国是自治的最高形式——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宪法、最高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各机构的名称都同全俄相应机构的名称相同；有些自治共和国最初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参与外交和外贸交往，有运输管理和发行货币的权力。[5]但到了1920年，后一项职能就被中央收回，交给全俄机构。自治州在法律地位上拥有行政区划最大单位——省的所有权利。而两个劳动公社到1923年就改建成为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伏尔加河流域日耳曼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从1917年开始，还逐步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区(比如，将阿尔泰省从托木斯克州划分出来，将布克耶夫省从中亚乌拉尔州划分出来)，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原有的省和州开始瓦解。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将全国划分成21个大经济区，其中11个区在俄联邦欧洲部分(一个西部区包括了整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有一个南部采矿工业区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9个区(包括3个吉尔吉斯—土耳其斯坦地区)在俄联邦亚洲部分。

1923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同意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行政区划方案划分区域。当年就将国家的“铁匠铺”乌拉尔的3个省份——叶卡捷琳堡省、彼尔姆省、车里雅宾斯克省连同秋明省合并成为大乌拉尔州，中心设在叶卡捷琳堡(1924年改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该省管辖15个区(1925年又补充进来一个民族区——科米—彼尔米亚克区)。1924年开始将顿河州、库班—黑海州、斯塔夫罗波尔省和捷列克省组建为东南州，但最终还是决定建成北高加索边疆区，中心设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同时还包括高加索的哥里自治区和格罗兹尼区。接着又于1925年建立了西伯利亚边疆区(由鄂木斯克省、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省、托木斯克省、叶尼塞斯克省、阿尔泰省以及奥伊罗特自治州组成)，中心设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后改称为新西伯利亚市)。1926年组建远东边疆区(由阿穆尔省、外贝加尔省、滨海省、堪察加省和萨哈林岛北部组成)，中心设在哈巴罗夫斯克市。

1929年1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行政区划改革告一段落。共建立了13个大行政区划单位(6个州和7个边疆区)。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共建立了176个区(取代了1923年的766个县)。州包括了俄罗斯居民明显占多数的地区以及国内所有的老工业基地；边疆区是多民族地区以及发展农牧业和林业经济的地区；而民族区划单位(7个自治州)绝大多数都在北高加索边疆区，同其他边疆区相比，其经济明显落后。[6]边疆区内保留所有的自治州建制。

取消革命前的行政区划单位和扩大行政区划所有环节的等级是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的，即自上而下改革社会和平衡所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做法主要是根据新经济政策的原则，通过扩大区域化，建立经济相对自给自足的“特殊经济同盟”[7]——更大的州和边疆区，让这些地区能够根据自己的资源和商品交换的需求，利用当地的生产力，生产出更有特色的产品。

20世纪30年代，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夭折以及工业化和“全面”集体化的“推进”，新一轮行政区划改革几乎在第一轮改革刚结束时就马上开始了。

这一轮改革使苏联的“不完全”联邦制向“社会主义单一制”迅速过渡。这个阶段经历了1938年的肃反、1941年的卫国战争和战后权力超常集中的过程。20世纪30—50年代苏联大规模的行政区划改革建立了严格垂直的政治领导，直接由莫斯科通过党政部门各级官员、各部门人民委员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系统以及兵营式的“分支系统”来统一管理国家的工业、建设和大部分农业。

早在1930年夏季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对“区域划分的总涵义”做了这样的阐述：扩大乡而把它们改为区，取消省的建制，而把它们改为较小的单位——专区，最后“成立州作为中央的直接据点”。[8]进一步改革行政区划就是将这些“据点”扩大到几十个区划单位，把它们置于中央的监督之下，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单一制”。

一方面，实行“全盘”集体化要求将行政区划的单位划小，将基层的区分散开来(比如，在乌拉尔州就有200多个区)，以利于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另一方面，实行工业化又要求经济管理的部门原则高于地域原则。于是，1932年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分为重工业人民委员会、轻工业人民委员会和林业人民委员会，开创了建立各部门委员会作为振兴经济的部门的先例。

行政专区是20世纪30年代行政区划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建立后很快又取消了。专区的数量总共不超过十个。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又着手进行“恢复列宁原则”的两种不同的行政区划改革：第一种改革是修改“歪曲列宁民族政策”的行政区划，于1957年恢复了被强制移民的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的自治区；第二种改革是改变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监督方针，提出“将具体领导工业和建设的重心转移到地方，靠近企业和生产部门”。

在1957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建议，把“按行业和部门管理的模式变成按地域原则管理的新模式”[9]。为此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初曾计划将全国分为20个大经济区，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个新体系被分成若干块，“列入到”行政区划网中：在俄联邦境内建立了70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占全苏行政区划总数105的2/3)，覆盖了14个自治共和国及55个州和边疆区；莫斯科市设专门的国民经济委员会。

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57年5月10日批准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和建设管理机构》的法令指出，统一的中央无法深入管理10万个生产部门和20万个企业，计划将国民经济委员会变成经济管理的主要环节。在不久的将来把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变成同专业化和合作化有关的行政经济单位。国民经济委员会对隶属于它的企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拥有全部权利和责任，并将75%的工业和建设组织的设备合并起来，用自己的资金(利润、折旧基金、节约资源得到的资金)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声明指出，“通过改革工业和建设管理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机构的主动性„„为我们的经济开辟了补充资源。”[10]

最初，这种做法在减少原料和产品在运输中的损耗、加强同一地区企业之间的合作化联系方面确实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仅头两年(1958—1959年)，国民经济委员会就保证了工业和建设产品的年增长率超过往年(7%)，达到12%，由于降低成本和生产超计划产品，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国民经济委员会常常把保证地区利益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助长了地区主义。

1962年赫鲁晓夫又建议修改宪法，打算用新宪法的形式将国民经济管理的新结构固定下来。宪法草案第94条规定，“地方苏维埃根据生产和地域原则组成”。赫鲁晓夫坚持要让最高苏维埃和其他苏维埃在经济领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民经济委员会成为苏联行政区划的第二种尝试。但是，扩大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权利是同当时国家稳定的行政区划相矛盾的。这一改革触及到各部门干部的切身利益，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1962年11月，俄联邦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数量减少到24个(全苏联减少到48个)。

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上曾提出同贪污行为做斗争的问题，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成立数千个党政监督委员会，但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赫鲁晓夫下台后，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表现”被取缔，经济又回到通过部委管理的部门原则上。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于1986—1987年开始实施自由化管理方式并提出改变地区和部门管理原则的新任务。1986年7月5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和加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责任》的决定。1987年7月17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作出关于激进改革的决定。这些决定为各地区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它们认识到，现政权依赖的是由各部委、部门及其企业掌握的财政和物资技术资源。因此，各地区开始积极寻找对自己有利的重新分配财富的组织和法律形式。在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以及边疆区和州又开始出现按地区核算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地区要求更广泛的自治权：将经济综合体建设所必需的项目归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所有，建立各种预算外基金，将闲置的货币资金集中到本地区，有权进行对外经济活动和建立外汇储备等。[11]地区主义势力得到逐步发展。

与此同时，迫于各地区要求扩大自治权的呼声，俄联邦政府出台了在一些地区建立自由经济区的方案。在地方政权同中央政权发生对立时，俄联邦领导人又提出“想要多少主权，就给多少主权”的口号，从而使脱离苏联中央政权控制的离心过程出现不可逆转的势头。结果，1990—1991年，几乎所有共和国都宣布自己为联邦共和国，五个自治州中的四个(阿迪格、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克、哈卡斯、戈尔诺—阿尔泰)也宣布自己是属于俄罗斯联邦成员的主权共和国；犹太自治州、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泰梅尔自治区、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以及楚克奇自治区都提出要改称自己为自治共和国。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自由经济区的指示成为在建立市场关系条件下确定边疆区和州的地位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继滨海边疆区(1990年10月的“纳霍特卡”自由经济区)之后，1991年在阿尔泰边疆区、萨哈林、赤塔、克麦罗沃、加里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州等地都相继建立了自由经济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联邦中的联邦，加盟共和国中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或州中的民族自治区。

自治共和国、州和区的“主权化”更加刺激了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自治共和国、州和区积极开展争取提高地位的活动。为了缓解民族矛盾，避免联邦分裂，政府屈从于“民族独立，建立国家”的胁迫，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一再作出让步。1992年3月31日形成法令，承认俄罗斯所有区划部分为俄罗斯联邦主体，将俄罗斯联邦境内的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和5个民族自治州升格为共和国，不久又以宪法的形式赋予民族共和国以“国家的特殊地位”。

1998年金融危机后，俄罗斯联邦会不会再次解体的问题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为避免俄罗斯国家分裂，当时的总理普里马科夫曾设想通过合并行政区划，减少联邦主体的数量，达到稳定国家根基的目的，并就此问题开展了讨论。但随之出现的一些地区不稳定的苗头令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12]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后，一直到苏联解体，俄联邦行政区划经历了“分散—集中—再分散”的演变过程以及“条条”(中央垂直领导)和“块块”(地方部门领导)的发展变革，确实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但本文不在此一一赘述。

目前，俄联邦存在六种不同的基层区划单位：即共和国(国家)；单主体的边疆区和州；多主体的边疆区和州(其中包括自治区)；自治州；不包括在其他联邦主体内的自治区；联邦级市。这在世界联邦制国家建设实践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在89个联邦主体中，有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2个联邦级市、1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区。

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制原则是在俄罗斯单一集权制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民族区域与行政区域结合的混合型联邦制。它屏弃了单纯按民族区域组成的原则，也没有照搬西方按行政区域组成的模式，而是将民族—地域结合起来。因此，俄罗斯联邦的主体形式呈多样化：以民族共和国为代表的民族区域实体，以边疆区和州为代表的行政区域实体，以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为体现的自治实体。不同类型的联邦主体和复杂的行政区划，为联邦中央协调中央与各主体之间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造成极大的困难。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远没有理顺，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首先，联邦宪法只规定民族共和国可以制定自己的宪法，而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制定与联邦宪法相违背的宪法，因而造成有些共和国的宪法与联邦宪法相对立。比如，车臣共和国的宪法规定，“车臣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平等的主体”[13]；鞑靼斯坦共和国宪法规定，“鞑靼斯坦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和国家法的主体，根据相互授予职权和管辖对象成为俄罗斯联邦的联系国”[14]。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决策形成制约，各地区的政治离心倾向增长。一些地区出现严重的“主权化”，时常发生破坏联邦宪法和法律准则的事件，使国家的完整性受到极大的威胁。

其次，联邦主体数量过多，财权过于分散，在一定程度上呈“诸侯经济”。地方不断向联邦中央讨价还价，使联邦中央受制于地方。联邦中央拥有的再分配资金越来越少，消灭地区间差距的能力相应地也越来越弱，联邦政府搞经济改革步履艰难。由于俄罗斯幅员辽阔，横跨世界11个时区，地区差异很大，各地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加之，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表现(税收分离主义、预算分离主义、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分离主义等)，造成产业结构单一化和资金外流等。因此，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分离主义成为建立俄罗斯统一经济空间的两大障碍。加之，国家财富(自然资源)的分配不合理，不同领域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均衡，各地区缺乏统一的人才调节市场，国家在实行统一的社会经济改革政策时遇到很大的困难。

二、俄罗斯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轮廓

进入21世纪，特别是普京再次担任总统后，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治国理念——加强垂直的政权领导，力求权力机构统一，凝聚国民意志。第一个措施是于2000年5月13日组建7个联邦区，将89个联邦主体全部包括在内。2004年9月的“别斯兰事件”后，普京决定取消地方长官直接民选的办法，改由总统提名，经地方议会选举产生联邦主体行政长官，这是第二步措施。下一步措施将合并联邦主体，撤消共和国和民族地区建制。这意味着，新的行政区划改革正在或即将开始。

目前，俄罗斯酝酿进行的国家行政区划改革旨在弱化行政区划的民族特征，减少联邦主体数量，根据政治、经济、资源、人口、财政等因素重组联邦国家。通过行政区划改革，保证到2010年实现国内总产值翻一番的既定目标并争取在三年内将贫困居民的人数减少到总人口的10%以下。出于对国家政治、经济、地理、人口等方面的考虑，改革决策者认为，合并过程不宜过急、过快，不能搞一刀切，应在合并过程中不断摸索经验。

这次行政区划改革的目的是：第一，通过减少联邦主体数量，加强中央领导，缩小空间分化，防止国家分裂；第二，整合地区资源，形成统一的信息空间和全俄商品和服务市场，增强国家和各地区的经济竞争力；第三，改变联邦财政税收体系，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社会稳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总之，此举是为了防止国家分裂，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是普京总统实施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上，凡是国家强盛时期，都实行高度集权；凡是国家衰落时期，中央政权都相对软弱。目前，俄罗斯居民希望“铁腕治国”，因此中央集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目前专家们提出了两种改革方案，即“硬方案”和“软方案”。

“硬方案”是把联邦主体按地区合并为一个个整体，分别把各自周围的落后地区吸纳进来，对落后地区进行“物资”改造，并对落后地区在预算财政方面给予特殊政策。

“软方案”是通过各种相互关系形式实现地区间的联合，暂时不改变各地区的地位，逐步建立联合后的新地区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和信息市场，为它们的一体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譬如签署地区间合作条约，将各地区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清楚；签署地区间的合作协议，整合各地区的预算；建立地区间国家管理方面的联合专家委员会；制定地区间共同的投资方案；建立解决地区间共同发展问题的相互关系协会；建立地区间的“利益中心”，共同参与实现地区间的目标计划等。

由于在讨论两种方案时，“硬方案”遭到一些民族自治区的激烈反对，现在更多的是实施“软方案”。

与此同时，俄联邦政府通过了一些与行政区划改革配套的联邦法令和法规。2004年3月，两个联邦主体——彼尔姆州和科米—彼尔姆自治区实现合并。2005年4月17日，三个边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埃文基自治区和泰梅尔自治区就合并一事举行全民公决。结果，三个地区的居民都支持合并。合并后的行政区划称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从2005年起，俄罗斯政府取消了自治区享有的24项国家权力(总共有41项)，将其转交给边疆区和州。

俄罗斯下一步的地区合并将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合并对象包括勘察加州和科里亚克自治区、伊尔库斯克州和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布里亚特自治区、哈巴罗夫斯克边境区和犹太自治州、秋明州、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和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

这一切都说明，尝试性的合并过程已经开始，更多的合并还在后面。

注释：

[1]1917年11月3(16)日《真理报》。

[2]《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24页。

[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5页。

[4]《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1页。

[5]“雅库特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纸币就是在酒的商标上标上“1卢布”、“10卢布”和“25卢布”。

[6]H.切尔单采夫《在中央计划总轮廓中的民族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载于《计划经济》1926年第7期。

[7]D.西尼茨基《苏联经济地理》1925年莫斯科版第282页。

[8]《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2页。

[9]《联共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所做的决定》莫斯科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