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

第一篇：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

正确处理四大关系：

如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对我们推进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要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并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顾、生产力发展与自然和谐“双赢”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和生态环境双重保障，就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而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特别关注下面几个方面。

确立一大战略。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既着眼当前，又考虑未来，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树立一个观念。即在全社会树立起新的生态观。反思人类干预自然的限度及其合理性基础，扎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们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愿望;运用法律、经济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环境问题，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监督环保工作;对环境资源成本和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进行核算，用绿色GDP真正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形成三种思想。一是天人一体的思想。认识到人类生存资料的有限性和地球的唯一性，抛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积极行动起来，保护好地球这个今日唯一可供生息的家园。二是主动适应的思想。牢记人类对于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类民族一样，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之前首先想到自己永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学会调整自然界本身的平衡。三是环保第一的思想。强力发展绿色科技，并将绿色科技转化为先进生产力，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

采取五大措施：

一是严格控制人口骤增与资源锐减。人口方面，要制定与自然承载能力相适应的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提高全社会的计划生育意识，确保控制人口数量，确保提高人口质量。资源方面，在鼓励使用可再生资源的同时，控制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不能超过其再生和自然增长的限度，提倡少用或不用不可再生资源。环境保护方面，要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和植树造林工程，研究开发无公害生产技术，并把环境、资源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二是努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要充分发挥我国资源总量巨大、品类齐全的优势，自然、有序、适度地开发利用，又要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节约资源上狠下功夫，科学地采

用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建立一个包括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生活服务体系。

三是努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开发和推广新能源、新材料，广泛采用符合域情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生态破坏恢复技术，包括投资少、效益高的废水处理技术、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技术、固体废物的无害处理技术等，全力推行清洁生产，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四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淘汰落后的工艺设备，关闭、取缔污染严重的企业;变传统工业“资源—生产—污染排放”的发展方式为“资源—生产—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方式，促进以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为特征的绿色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护环境的最佳“结合点”;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绿色消费;支持“三农”进行产品质量管理体系(ISO9000)、生产环境管理体系(HACCP)以及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OHSAS18000)等绿色认证，促进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的梯度发展。

五是积极培植绿色环保产业。积极利用目前环保产业正在成为国际经济竞争中最有市场、最具创新能力、最有希望的朝阳产业，现代科技已经为环保产业提供了强力支持和发展空间的机会，通过工业化和经营化农业、细化和品牌化加工业、多样化和清洁化能源业、网络化和联营化交通运输业以及数字化和全球化信息业等重要运作方式，大力发展环境资源和绿色环保产业，在投资、价格、税收等方面予以倾斜，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新的增长点。

正确处理四大关系：

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在发展经济、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决不能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而应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及时修复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严格防范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二是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坚持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在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加强对生态环境状况的监控、环境污染的治理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是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必须从精神文明建设着手，紧紧围绕弘扬生态文明观和文明发展观、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重点，大力建设生态文化，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科学、合理、安全、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以资源节约型、科技先导型、质量效益型为基础的可持续的文明发展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四是当代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改变传统的发展思

维和模式，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既保证当代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篇：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演变

阶段一：新中国成立前期

第一时间段：抗日战阵结束后，成立“联合政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旧政协)。五项决议：„„

第二时间段：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转战略进攻，1948年4月底，中共„„口号„„“五一”„„。

1948年8月，„„河北省平山集合

1949年3月毛„„已经成熟

1949年6月15日至20日„„„9月17日„„改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三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届„„参加会议代表„„(多写一点)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会议闭幕第二天„„

阶段二：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时间段：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该部分概括写)„„ 1949年9月„„政协委员会„„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共召开4次分别是„„

第二时间段：1954年10月到1966年5月。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1954年12月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章程》

1959年4月

1964年12月

第三个时间段：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

„„被迫停止„„文革时期(简写)

阶段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977年12月，第四届„„

1978年12月，在京召开„„

1982年第五届„„1983年6月，第六届„„

1988年3月，第七次

1989年12月30日„„《意见》

1993年3月第八届

1993年3月27日李瑞环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

1994年1月，修改章程《„„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认为:“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一致的。

1995年1月13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提出《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

1998年3月3日第九届„„

2003年3月5日至1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听取报告，选举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等。

2005年2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对参政议政职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强调它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切实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2009年9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切实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积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2008年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列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

第三篇：中国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作者：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周永坤

【编者的话】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引发中国各界关于政法系统改革的关注。本文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先生对中国政法委体系历史沿革的研究，原发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如今读来更有现实意义。经作者本人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公检法三家的“党内领导机构”，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应当将它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下面的检视围绕历史作用、党的领导的原则、法治原则、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进行。

政法委的沿革

1.政法委的历史渊源：法律智库机构

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的文化传统源于设立于1946年的“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库”性质的机构。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自然撤销。这个“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未来的新政权起草法律，属于秘书班子一类的机构。1949年新政权成立，这个“立法参谋”性质的中央法律委员会随之撤销。代之而起的是设在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的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它不同于党委的政法委员会。1954年宪法生效后，政权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它由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宪政分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不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而是独立的司法部门。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

2.秘书性质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

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发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第一次法律委员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该次会议规定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任务是中共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关于法律工作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等问题，并不主管有关部门的具体案件。当时公检法各部门都设立党组，各有关机构的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与法治国家并不存在矛盾。《共同纲领》体制下集权的政府政法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转变，表明了一种法治的倾向，起码在地方上，法院、检察院是独立的司法机关。

3.“政法小组”的突进与文革中的毁灭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政法小组，通知说，“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布置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个通知其实是逐字逐句照抄了时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的相关批语。从此，中国开始形成了至今难以改变的党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体制。特别严重的是，从1958年开始，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这个体制不仅在立法上，特别是在司法上强化了人治体制，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委第一把手专权的制度，党的领导成为书记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从此一步步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

这个政法小组的作用在于迎合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人治偏好，毁坏了正在起步的中国法治建设。例如，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这个报告直接导致全国立法工作陷于停顿。特别严重的是，它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引发了“公安大跃进”，这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大灾难。[7]中央政法小组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结果形成了完全违背宪法(1954)体制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公安为头”的极端人治体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法院检察院都成了公安的下属单位。警察领导法院，这在任何正常体制下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个措施无疑与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存在因果关系。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党委被踢开，政法机关被砸，中央政法小组自身也难免其祸。中央政法小组在名存实亡了数年后，自1972年3月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谢富治病故后，它就连形式都不存在了。这是党政不分、极端人治的制度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4.文革后智库性质政法机构的重建

文革结束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197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小组，协助中央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政策方针问题。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中央文件规定新成立的政法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作中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问题”，它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的关系由“领导”变成“协助”，可见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摆脱文革前政法小组一元化的老路，这个新的政法小组是上述政治机构的“智库”或助手，这是对1956年体制的回归，而不是对1958年那个导致党政不分的体制的回归。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放弃文革及其以前的极端人治的阶级斗争体制的意向，体现了一种朦胧的法治追求。

一年后，这个思想更加坚决地体现在“64号文件”中。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64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消除了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制度障碍。64号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规定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五项职能中，主要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其作用在于领导新时期繁重的立法工作。不过在此同时，各地也建立了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机构普遍建立。虽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的职能部门、领导政法工作，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在发挥党委职能部门的作用，已经在宏观上统一组织领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这一向文革前的党政不分体制的“自然”回归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十三大将实现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与突破口，报告指出，“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作为贯彻十三大报告的重要一步，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政法小组的职能较政法委员会大大削弱，它一般不开政法工作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不过，大多数省级以下党委政法委员会并没有来得及撤销。

5.90年代起维稳需求与政法委的违规扩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9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当时中央还是坚持了党政分开的原则。中央要求，“政法委员会恢复以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谈及恢复政法委员会时特别强调“宏观指导”，坚持党政分开，反对干预个案。他说，“对一件件案子总会有不同看法，处理上也未必件件都绝对准确。党委如果直接过问一些案件的具体处理，法院就不好下决心了。”他还说，“不论哪一级政法委都要管得虚一点，着重抓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从中央文件所列举的政法委员会五项任务来看，也是“宏观指导”性质的。

随后，政法委员会又两次扩权。1994年，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7项。1995年又扩大至十项。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员会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与此相应，实践中政法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政法委员会的活动缺乏法律和程序依据，它的活动主要由书记说了算，因此，它的第一把手由谁担任就特别值得注意。在实践中，政法委员会书记通常由两种人担任。一是公安局长。在这一体制下，实际上使法院、检察院成为公安的下属机构，是向1961年规定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制度的回归，司法公正受到严重威胁。二是政府的副职，这使法院、检察院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由于缺乏法律与程序规制，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实际效果也很糟糕的，只是由于担心“否定党的领导”的指责，大家讳言而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冤案后面，都有政法委的影子。在全国引起恶劣影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是其典型。[17]随着政法委员会的不断扩权，特别是当它掌握了“综合治理”的权力的时候，它事实上成为政府以上的政府，法院以上的法院。这个体制加上党的集体领导难以实现的体制性缺陷，各地在维稳的旗号下埋下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政法委是在弱化党的领导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党对国家领导的一个方面，它是更为广泛的党政关系的一部分。在党政关系上，中国历来在两种思路中徘徊：一是一元化，二是党政分开。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要求，但在战争环境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建国以后，党政不分的体制事实上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求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这是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的开端，不过这一体制受到1956年八大精神的扼制。1958年起逐渐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做决定，政府执行”政权行为模式，党的各口和职能部门既管各口的干部也管业务，党组织可以用行政化手段直接部署政府工作。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包办，事事点头，样样都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文革中，这一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正是党政不分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在政法领域它始终没有退出。而这一切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必须研究什么是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现象……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当时的中央领导反复强调，党的领导不是“党委高于一切”，也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早在建国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建国以后，这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党内的有识之士提出来，但是始终未能解决。在建国之初，彭真同志就说：“党、政府、群众组织要分开。过去实行„一揽子‟、„一元化‟，现在不行了”1951年董必武同志强调：“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1953年，周恩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负责人，主张政府工作必须坚持党政分开。他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时就强调：党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

针对党委包揽司法工作的具体事务，司法机关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错误倾向，1961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面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努力并没有能改变强劲的党政一元化趋向，最后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所谓“一元化”体制，谁要是坚持党政分开，谁就有“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 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工作中的党政不分体制受到普遍的质疑。邓小平同志率先将党的领导与党政分开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他多次提出改善党的领导，要实现党政分开，党法分开。他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前述中共中央64号文件(1979年9月9日)就是确立党领导政法的新体制——党政分开体制——的努力的重要一步，它从法治的高度将“党政分开”作为党领导政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十多天后(7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发布，通知规定，“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决支持司法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明确提出要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十三大报告(1987年)指出，不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问题，“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十三大报告特别规定：“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请注意，这里其实明确指出了撤销政法委员会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党委政法委员会体制都不是加强、而是弱化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第一，政法委员会违背了党领导的基本原则：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原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存在违背了这个原则，这个体制使党成为实际的“行动者”，无法行使“领导职责”。

第二，政法委员会体制有违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党的领导是党的集体领导，这个集体就是党委，是党代会。政法委员会在党委、党代会外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这必然会集体领导，尤其是当政法委的权力极度扩充以后。如果政法工作要有一个“政法委员会”，经济工作就要有一个“经济委员会”，文化工作就要有一个“文化委员会”……以此类推，各行各业都要有一个主管的“××委员会”，党委、党代会岂不架空?正是这个原因，设在党内的种种“委员会”先后消失，政法委员会是仅存的一个党委外的“权力中心”。

第三，政法委员会使党的领导“不能”。所谓党的领导(在政法问题上)是党领导人民形成意志——法律，而后领导人民落实实施法律，依法办事。完成这一领导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制度依托，这就是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制度。政法委员会制度、特别是地方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恰恰是建立在否定这一制度安排之上的，它使党的领导因失去制度依托而成为“不能”，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制度。

政法委与法治国家的实践相悖 党的领导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应当遵守一定的原则，在法治国家，这就是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有两方面的规范依据：一是党章依据，二是宪法依据。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宪法中的规定则见之于宪法序言和宪法第五条。

但是政法委员会制度明显违反这一原则，它与法治原则的冲突表现在： 第一，政法委员会的设置与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的宪法框架相冲突。仅仅从形式上看，这一点也是不证自明的。有一个台前的公检法，又有一个幕后的政法委员会，而这两个制度的行为规范与工作目标其实不一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第二，实践中政法委员会扩权现象严重，使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体制受到极大侵蚀。政法委员会的扩权冲动源于单一维稳思维下的政绩冲动，近年来一直处于高位的信访与群体性事件刺激并强化了政法委的扩权。

这个扩权表现在三个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近年来，各地政法委员会制定种种规范，这些规范常常与现行法律相冲突，造成法律的紊乱。例如，2003年，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处理轻伤害案件的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如果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积极赔偿损失，被害人要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对其作出撤案、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理。2003年，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员会作出《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内中有多项违背国家法律。在实践中，许多不为当事人与律师知晓的政法委员会以各种名目制定的规则，事实上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律，它的效率甚至在法律之上，它可以直接作为改变合法判决的依据。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法委员会掌握了信访权与综合治理权，在“综合治理”的口号下，有的政法委员会不仅控制了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包括了国安、武装警察系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政府、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政权以外的一个权力中心。例如，河南义马市的信访体制“改革”，撤销信访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挂回信访局牌子，两部门合署办公。这个群工部(信访局)权力有：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等等。在地方上，通过涉诉信访的管辖权，政法委员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方政法委员会干脆设立宪法规定的体制以外的“法院”，而这个“法院”听命于政法委员会，且很少受法律程序约束。这一切，使政法委员会成为不仅集公检法于一身，而且集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于一身的超级机构。

第三，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导向与公检法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协调，协调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检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认识上(可逮与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过调查案件，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部门……这种结果往往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权威的运作……”

这种工作方式与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宪法模式明显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集权的方式，而宪法规定的体制运作方式是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裁判。就导向来看，政法委员会制度也与宪法规定的制度不一致的。政法委员会“整个案件协调的过程是以政治化为导向，按照政治制度逻辑运作而不是司法制度逻辑运作的模式进行的”，而所谓“政治导向”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导向”，甚至是“政绩导向”，而宪法体制下的公检法三家运行的导向是权利导向的，规则导向的，这两者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目前我国暴力强拆、暴力截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制度原因。

第四，干预司法成为政法委员会工作的常态。我国的宪法、组织法、诉讼程序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种种规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却是合三家为一家，虽然也说政法委员会尊重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在政法委员会掌握财权、人事权的情况下，通过政法委制度的统合，政法委员会书记成为法院和检察院事实上的政治上级。在此制度环境下，虽然在理论上政法委员会的结论对公检法机关只是“建议”，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敢于否定政法委的结论。这就使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成为常态。 第五，政法委员会使许多审判沦为作秀。法官不是真正的裁判者是中国司法长久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其严重性程度不同，但它始终存在。文革前长期实行的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是“审判秀”的典型，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64号文件)从形式上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使审判成为“真实”的，而非“作秀”，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随着政法委员会权力的崛起，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事实上成为实质性的“审判”，在重大案件上，通过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使审判再次成为作秀。一个还在侦查阶段、或者在起诉阶段的案子，或者在审判中产生分歧的案子，进入政法委员会“协调”程序后，政法委员会就成为实质性的审判者，而法院只是贯彻政法委员会的指令而已，这使法官沦为尴尬的“作秀者”。“审判秀”对法官良心，法官责任，对司法权威、对法治的影响是根子上的，这也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法官与律师辩论”、律师被逐出法庭的制度根由。

存废将是法治国家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1999年，法治入宪，这意味着法治国家成为中国的目标，法治成为举国遵守的最高原则，制度设计当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并接受它的检视。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逻辑现象，与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明显冲突，在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干预司法的倾向，因此，取消政法委员会制度的主张其实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法律实务界均为主流。

早在法治入宪的第二年(2000年)，著名刑事诉讼法教授崔敏就从司法权配置的角度对政法委员会的设置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抵触。2008年，崔教授进一步指出：“没有必要在各级司法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发号施令。”2001有学者将撤销地方政法委作为提高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之一，2003年有学者通过对政法委员会个案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政法委员会在人事上实际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会越过政法委员会制度设计的界限，从而导致干预司法的产生。”事隔八年，这位学者再次指出：“越来越多的地方由公安首长担任地方党委常委或政法委书记，这有可能使得案件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法院和检察院更有可能只是配合公安机关而很难发挥制约功能。” 2010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陈光中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应当取消地方政法委对案件的拍板权。因为这种权力不仅违反了基本的诉讼原则及直接言词原则，属于“判而不审”，而且一旦发生错案，也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则明确表示：“中国应该废除政法委制度。中国最需要重树司法的权威……赵作海案已经表明，政法委制度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必须尽快废黜。”

在历史上，党政不分现象同样存在于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领域，其他领域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比较容易地解决了，政法委员会是文革式一元化体制的唯一遗存。因此，从不同工作领域的横向比较来看，政法领域的党政不分体制已经严重落后于其他领域，造成中国改革开放的“跛足现象”，拖了改革开放的后腿。因此，对政法委员会的改革当确立为一步政治体改革的首要目标。作为过渡，可以考虑先撤销地方政法委员会，保留中央的政法委员会，其职权借鉴当年的政法小组的规定，当为党内的政法智库。 (注：因篇幅体例限制，本文省略了学术文献注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第四篇：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史学月刊>>2007年 第08期

作者: 刘保刚, 郑永福,

是否有权利意识，是现代公民与传统臣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关于中国近代公民权利意识问题，学界有所论述。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近代之人权觉醒》一文中，就主要讨论了晚清时期人权的觉醒。大陆法学界的学者也有所讨论，夏勇在《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从法学、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近代权利问题有所分析。大陆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对该问题也或多或少论及。本文则在前人基础上，对其演变和特点进行阶段划分和系统考察。

一 权利意识觉醒时期(甲午战前～1899年)

中国近代权利意识觉醒主要得益于西学的输入。严复在《主客平议》一文中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1](p373) 事实上，民权、人权概念的提出，都是受西学启发的结果。 据学者考证：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1875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2](p9) 此说还不敢确定。康有为仿照几何原理编著的《实理公法》(1887年)一书中称：“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3](p333) 这应该是较早提到人权概念的，同样也受到西学的启发。虽然在甲午战前，民权、人权都被提到过，但作为一种主张被公开宣扬，并形成一种思潮，是在甲午战后。严复首先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赋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4](p73)

从甲午战前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关于权利的论述，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基于人的价值实现谈论人权。比如谭嗣同说：“大抵全体，竟与一副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1](p386) 其二，基于人格平等谈论人权。皮嘉祐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佛氏，立法于泰西。墨子兼爱尚同也，佛法之平等也，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已，而倡为君民一体也，名不同而旨则一也。”[1](p387) 其三，基于人道主义谈论人权。比如黄遵宪在阐述妇女缠足的危害时，其中一条就是阐述妇女缠足有违人道。黄遵宪说：“夫讥不亲迎，《春秋》平等之微言;妻之言齐，《礼经》应有之义例。而乃曲附抑阴扶阳之说，只为冶容好色之求。以充服役，则视之如犬马;以供玩好，则饰之如花鸟。既不学以愚其心，更残刑以斲其性，遂使遇强暴则膝行而前，嗟实命则抱足而泣。锁闭在室，呼吁无门;战战在心，拳拳缩足。人权丧失，何义之有?”[5](p530)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权利的论述还仅限于抽象观念。既没有指出权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区分所谓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更没有理论展开。

二 参与意识觉醒时期(1899～1915年)

戊戌政变的发生，阻挡不住思想解放的潮流。特别是随着新的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中国人对权利内涵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基于人格的觉醒认识人权。人格觉醒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之为人的人格觉醒。何启、胡礼垣说：“夫自主之谓，何谓哉?盖以人之一身而言也。人之一身而不能自主，此说也，虽极至下愚之辈，绝无学问之人，亦断断乎不谓其然。”[6](p412) 二是公民人格的自觉。公民当然是与奴隶、臣民相对而言。戊戌变法前，国人基本上没有提到过公民的概念。戊戌变法后，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的内涵当然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利意识。邹容在阐述国民人格与奴隶人格的差别时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峙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曰奴隶矣，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7](p357)

2.争取权利的意识。权利不仅是价值上所应必有，而且要努力去争取。梁启超说：“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8](p129) 权利的保障，在于人们的争取。“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力而无所厌，天性然也。是故权利之为物，必有甲焉先放弃之，然后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8](p128) 要想争取权利，必须放弃圣君贤相的观念。“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入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曰趋于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则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固已久矣。”[8](p132)

3.对权利认识进一步具体化。戊戌维新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是抽象的、整体的，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具体而言，也就是没对权利作出进一步的具体区分。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具体化。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7](p362) 这一时期，国人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也作出了区分。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者，为消极自由。“人人有自发达其体力之义务，同时有不使他人妨害吾发达之权利”，为积极自由。[9](p1076)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女权意识的兴起。戊戌维新时期，对妇女权利的认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主要关注缠足等不良习俗对妇女身体的戕害。这一时期，对女权的认识上升到要求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权的层面。秋瑾在《勉女权歌》中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10](p341)

4.特别强调国民对国事的参与权，尤其是国民对国家的义务。虽然这一时期思想界人人谈论权利，但他们强调的权利更多的是参政公权，而不是个人私权。正如严复所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1](p267) 思想界所希望的是，通过对国民参政公权的强调，国民由爱一己之权利，去争取国家之权利。严复说：“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11](p267) 这也就是说，参政公权是为了让国民关心国事，了解世界大势，从而培养其爱国之心，为国尽义务。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参政公权而非个人权利成为当时思想界关心的首要问题。邹容说：“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与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12](p100) 权利是义务，争权利首先是为国争权利。梁启超说：“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当尽之义务也。”[8](p132) 所以说，此时思想界所强调的“权利意识”、“权利思想”，其实是一种义务思想、责任思想。呼唤的是国民挽救危亡的责任心。

三 伦理人权时期(1915～1925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提到新文化运动，人们自然想起科学与民主。其实，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先提到的是科学与人权。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青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3] 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明确提出个人人权：“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14] 将这一时期称作伦理人权时期，就在于思想界主要从伦理角度论述人权。

1.国家伦理与个人人权。国家与个人孰轻孰重?国家与个人谁是目的?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即国家是目的。民国建立后，有所谓的民权派与国权派之争，其实是反袁与拥袁之争。双方在对国家权力的认识上并没大的原则差别。当然，随着袁世凯一步步以加强国权为名，走向专制独裁，也有人强调了国民个人权利。章士钊是其代表。章士钊指出，如果不爱护人的权利，人道主义将不复存在。“人民自由权利之尊，宗教民族利益之异，皆置之于不甚爱惜之伦，以为无足轻重之事……治道至此，一如机

盘，轮轴一旋，举凡人道主义所赖以存，民之秉彝所赖守，博爱行谊之风，衡平司直之道，悉为磨洗以去，不可复求。”[15](p172) 章士钊还认为，国家、社会公益是一时，个人权利是长久。“为权说者之通病，在昧于一时久远之分。有时抹一小己一阶级之权利，诚不失为社会暂时之益。然若为社会计及久长，求其福祉，则此种权利，将万无蹂躏理。”[15](p17) 无疑，章士钊关于权利的论述，在中国权利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位置。但在当时，这种看法尚属空谷幽音。真正将个人权利置于国家权利之上，作为一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接受，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一涵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一文中说：“今吾国之主张国家主义者，多宗数千年前之古义而以损己利国为主。以为苟利于国，虽损其权利以至于零而不惜。推厥旨归，盖以国家为人生之蕲响，人生为国家之凭借。易词言之，即人为国家而生，人生之归宿也，即在国家是也。人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小己对于国家绝无并立之资格，而国家万能主义实为此种思想所酿成。”[16] 要想改变国家万能主义观念，必须首先改变国家伦理观念。高一涵认为，把国家当作人生道德，幸福的归宿，必然造成国权过大，“必损人民之自由以为国家之刍狗”[16]。正确的国家观念应该是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而是保护权利的机构。“国家职务在立于亿兆之间，以裁判其相侵相害之事实，调和其相需相待之机宜。奖励其自由，所以发其自治之动因;保护其人格，所以期其独立之结果;人民求其归宿，必取径于权利之一途。国家惟立于人民之后，持其权力，鼓舞而振起之，以杜其害，以启其机，足矣。”[16]

2.政治伦理与人权。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君师主义。严复曾说：“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矣，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11](p191) 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于这种传统的君师主义也作了深刻批判。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一文中，对君师主义的危害作了详细剖析。其危害有三：(1)专制政治的基础。“扩张国家的权力，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凡信仰、感情、思想等事，莫不受国权之拘束;则道德的范围，道德的解释，皆由统治者自定，于是专制的弊端见矣。”[17](2)贤人政治的基础。“柏拉图以道德为国家的绝对目的，所以柏拉图又尊尚贤人政治。因凡在道德法律混合的国家，其国家的元首，不是教主，即是家长，不然则是„首出庶物‟„天亶聪明‟的伟人……所以被治者之沦灵启智，皆须得治者为之引导。此即贤人政治所以成立之基础，以元首不自信为贤人，则必不敢“揭櫫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也”。[17](3)政教混合政治的基础。“中古以后，道德属宗教的范围，法律属国家的范围，本有界线。惟元首并法律道德而皆干涉之，则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教主与„元后作民父母‟的皇帝合而为一矣。”[17] 总之，君师主义是极权政治、神权政治的思想沃土，不消除君师主义的思想，人权社会就建不起来。

3.社会伦理与人权。人与人当如何相处?传统伦理的要求是克己无欲，牺牲一己以利他人。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高唱为我主义，个人主义。李亦民在《人生唯一之目的》一文中说：“撒格逊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也。富于独立自尊之心，用能发展民族精神，以臻今日之强盛。我国惩忿窒欲之说，入人最深。凡事涉利己者，皆视为卑卑不足道，必须断绝欲求;济人利物，乃能为世崇仰。不知自我欲求，所以资其生也。设无欲求，则一切活动立时灭绝，岂复有生存之必要。顾欲以人力禁制之，于是日言合群公益者，尽变为涂饰耳目之名词。”[18] 济人利物， 只能建立在先有自我的基础上。“如谓人曰汝须爱人，须利人，须爱物，顺利物，为达爱人利人，爱物利物之目的，虽牺牲本身，亦为当然之事，则必决定一前提曰„人也者，为人与物而生者也‟，然后乃有立脚之根据。否则其结论为不可通。盖叩其何以爱与利不在本身而在人物，不能得切当之解答也。人类既无为人为物之天职，则所当为者舍我而外，更有谁哉……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无可为讳……人性之自然，天赋之权利，吾人所当自为主张者也。”[18]

4.家族伦理与人权。关于传统家族伦理对人权的危害，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人批判过。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批判更为猛烈深入。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总结了宗法制度的四大危害：“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幼卑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生产力。”[14] 应该说， 其他批判家族伦理的文章，虽言词激烈，但基本上没超出陈独秀的论证范围。

四 法治人权时期(1929～1936年)

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论战的开始。1932年12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拟定宪法。围绕着制宪问题，人权问题又被提起。这一时期围绕着人权论战与制宪问题，国人的权利观念有哪些变化发展，这正是笔者要讨论的问题。

1.厘清人权概念。自从严复在中国介绍西方天赋人权的概念后，一个时期内，人们从没有对天赋人权的内涵作出详细的解释。进入民国后，有人对天赋人权，特别是“天赋”二字提出质疑。严复在《民约评议》一文中，就认为天赋人权不合事实。“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也。”[11](p337) 章渊若在《民国日报》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不应该用“人权”，而应改为“民权”。章渊若认为“人之本义，既带天地之性，则人权之上，即不带天赋二字，亦有天赋之精神也”。而天赋人权是过时的理念。他认为把“人民身体、言论种种之自由”，作为“构成人格之要素，为做人之自然权”，“国家目的，只在保障人权”是不对的。[19] 还认为：“国权之所以应限制，国家之所以不得任意侵犯人民之自由，乃因人民之自由，为发展人民智德体优性之所必需;而人民之所以必须发展其智德体优性者，则因社会联立关系之需要，为完成其分工合作的社会使命也。故现代人民之自由，不仅有其消极的限制，复应有其积极的限制。”[19] 这也就是说身体、言论自由等权利不具价值目的，只有工具意义，为了人的积极发展，国家可以进行积极干涉。

对于这些质疑，人权派作出了回答。首先，他们认为人权是人生必需，而非抽象名词。罗隆基说：“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进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目的的必须条件。”[20] 这也就是说，人权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是“抽象的名词，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口头语”，而是切切实实的维持生命、表现自我所必需的条件。其次，他们认为事实与价值不能混为一谈。人权派也并不认为，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人类有过完美自然的社会，那里一切人权都是具备了。但是，人权派坚持“人权先国家法律而存在，意谓先承认了这些人类生活上必须的条件，而后才谈得上国家，谈得上法律”[19]。关于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派认为：“国家……是人的工具;人不是国家的工具。”[19]

2.法治与人权。这一时期，关于人权讨论的显著特点是非常重视法治与人权的关系。人们对法治的认识，除了强调人人守法，特别是当权者更应守法外，更注重的是法律应具的精神：(1)拥护人权的人认为，法律精神应该是保障人权。 罗隆基说：“争人权的人，主张法治，逻辑上是对的，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20] 如果离开保障人权而谈法律，那就是法律之治而非法治。 罗隆基说：“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21](2)人权先于法律而存在。丘汉平在《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一文中说：“说人民的权利是宪法所给予的，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要有人权就要有宪法，这是很不通的，很矛盾的，因为人之生存权利是先宪法而存在。”[22] 人们之所以强调人权先于法律存在，有两个考量：一是强调人权的至上价值。因为如果认为人权依赖法律为根据，那么法律既可予之，亦可取之。二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而言。在中国，把人权规定于法律之中，始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无论是《临时约法》或以后制定的约法、宪法，在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中，都有一句话：“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正是这条规定，给统治者以玩弄法律的凭据。所有权利都成了“左手与之，右手取之”。人权拥护者希望的是，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法律是不能干涉的。即使有特殊情况，也应该是只能限制，不能停止或取消。

五 权利理论的深入探讨期(1945～1949年)

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关于权利的讨论趋于沉寂。抗战胜利后，思想界的讨论重新活跃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权利的社会基础，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强调普通人的权益意识，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础。以前思想界探讨权利意识，更注重的是国家权利，或言论、思想自由等。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确，但毕竟与普通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这一时期，思想界更强调普通百姓争取权益的重要。李浩培说：“笔者以为我国的不真正实行法治，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人民自身。权利需要主张，方能确立，需要维护，方能保持。一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可能被他人违法侵害。于此被违法侵害的情形，如权利人能依法保护其权利，以各种合法的手段与违法者相周旋，并寻求适当的救济，则其权利仍有保持的希望，而法律效力亦赖以保持。故权利人的努力卫护其依法享有

的权利，实有拥护法治的效果。相反的，如权利人不卫护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则权利人的行为，等于权利的抛弃。如权利人每次被违法侵害权利时，每次予以容忍，则在侵害者与一般人的心理中，将逐渐视违法的侵害为正当，而权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将归于乌有，法律亦将等于具文。故不卫护依法享有的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实毁弃法治。不幸，我国的一般人民，大都有权利而不卫护。”[23] 这也就是说争取权利，争取法治，不但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

2.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自由是指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民主更注重对政治的参与权利。无论自由或民主，都是思想界极力提倡的。但二者关系如何?谁是基础?以往思想界基本上是二者并重，从某种程度而言，或许更重民主，认为民主是自由的保证。这一时期，思想界更重视自由，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邹文海说：“民主政治产生于自由主义之后，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闭塞的社会，迷信的传统，专制的威权，完全是不能生长民主种子的石田……人民从无知无识的奴隶，变成有选举权的公民，还是要经过无数的奋斗和努力的。但是没有自由主义作动力，一切的运动都会归于失败。”[24]

3.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关系。抗战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以苏联为榜样，还是以英美为榜样。其争论的背后，包含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哪个重要。或言之，也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哪个更重要。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是：“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权，而利则不足;苏联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权则不足。”[25] 最理想的当然是二者兼顾。杨人楩说：“民主政治演变到今日，显然要包括经济民主的意义，否则便是倒退或固着，必为自由主义者所摈弃。不过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努力达到兼而有之的地步。”[26] 那么二者不能统一时怎么办呢?有人说：“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而自由则更可贵。”[25] 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看法是，虽要二者兼顾，也有主次之分：个人自由第一，社会公道第二。张君劢说：“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说一国之中，有千万人民，各人的才能、思想、职业、境遇各不相同，政府无法以一种统治的大法使其平均发展，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能力，唯由听其自由发挥所长，倘使政府干涉，才能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人民，既各有各的职业，境遇，好比工程师、工匠、农夫无法使其一律，但其生活程度，教育机会、求业机会、参政权力，应差不多求其平等，否则，要使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压迫无产阶级，不令其得到自上发展的机会，人生乐趣的享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公道为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27](p366)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人们对公民权利问题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具体深化的。经过考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缺憾。笔者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探讨明显不足。虽然人们认为财产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思想界几乎无人将其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比如，张知本一方面认为身体、居住、言论、结社等自由应绝对化，一方面认为对私有财产应严格限制。张知本说：“与社会生计有重大关系的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等，我以为无妨使之社会化，换句话说，即无妨加以严格的限制。本来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绝对个人主义时代，所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谓„个人意志自由不能干涉‟，是不容许法律对于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加以任何限制的。但个人本位法律观念一变而为社会本位后，此种有关社会生计之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已是要在维持社会福利的范围内，才得受到保护。”[28] 应该说，类似观点在当时思想界是非常普遍的，这自然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

第五篇：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为“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阶段;1984年到1991年为“逐步放开与分类管理”阶段;1992年到1999年为“市场取向与政策调整”阶段;2000年至今为“整合力量与全面推进”阶段。这一政策演变，大大促进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改革与进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人才工作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 人才政策 历史演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人才政策迅速摆脱了“左”的错误倾向，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新时期党的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逐步放开与分类管理、市场取向与政策调整、整合力量与全面推进四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1978-198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但由于计划体制的束缚和屡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首先遭遇到人才瓶颈。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和干部队伍“四化”原则的指引下，党在人才政策上开始了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

平反冤假错案。十年“文革”以及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受害者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工作已经从局部开展起来，但进展较慢。1977年12月，中组部在胡耀邦主持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到1985年，平反工作基本结束，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工作。他们倍加珍惜重新获得的工作机会，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或担任新的职务，精神振奋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推翻“两个估计”，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 “两个估计”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作了全盘否定，它像枷锁紧箍在全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1977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此后，党中央撤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这一举措，为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开创人才工作的新局面提供了条件。“两个估计”的推翻，等于否定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基于此，1978年4月5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

2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戴在许多知识分子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这项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了适当安排。

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10月10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1982年2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消除党内和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建国初的“团结、教育、改造”转变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上来。与此同时，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事情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将知识分子放在与工农兵同等的地位，为大批知识分子入党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543恢复高考等教育制度。1977年8月，邓小平在召开的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中断了十一年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终于恢复了。此后，党中央还在1978年4月至5月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会议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尊师重教”等方针，对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指导我国的人才培养工作走上正确轨道具有深远的意义。

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1983年10月，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本着“管少、管活、管好”的精神，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和分部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下放干部管理权限。1984年4月，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提出，要实行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办法，把下管两级改为原则上下管一级、考察两级的制度，同时提出给企事业单位更多的用人自主权。这一改革，扩大了下级党委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管理权限，调动了下级用人的积极性，有效地解决了统得过死的问题，促进了管人与管事的合理结合。

二、逐步放开与分类管理(1984-1991) 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起点，我国拉开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帷幕。各项改革事业的深入，必然要求对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才人事制度进行全盘改革。党的十三大后，党和政府以建立

6 2 公务员制度为突破口，逐渐放开了在人才管理、培养、就业、流动等方面的管理制度，探索适合改革开放要求的分类管理体制。

以分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人事制度改革。我国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统一，这种利用单一模式统一管理各类人才的人事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基于此，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在分析我国传统人事制度弊端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其基本思路是：“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为建立分类管理的人才人事管理制度，党中央选择的突破口是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庞杂的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十三大报告指出：“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律和规章，对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同时，党中央还明确提出了“政企分开”的原则，强调行政力量不再干预企业的运行和管理，事实上给予企业在人才工作上的极大自主权，这就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开始独自探索人才人事的管理方式开辟了道路。

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人才培养体制改革。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的新阶段。《决定》指出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在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上，《决定》指出：“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这一举措，扩大了地方办理基础教育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夯实了我国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程。在高等教育方面，《决定》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因此，必须“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决定》提出要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

实行更加灵活的人才就业体制。我国传统人才就业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国家统包统配，这种体制容易造成人才的积压与浪费。为了从整体推进我国的人才就业体制改革，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86年先后制定颁发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四个文件，提出要普遍推行劳动合同制，废除“子女顶替”和“内招”职工子女的办法。文件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在改革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消除我国传11109

87 3 统就业制度中包得过多、统得过死、能进不能出的弊端，逐步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就业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人才就业体制的放开，改革大学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制度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和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三种不同办法。此后，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思路：“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毕业生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

12 鼓励和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在统包统配的人才就业制度下，由于缺少人才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在户藉和档案管理等制度的约束下，人才很难在社会上流动。针对这种情况，1986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通知》在给予科技人员一定的择业自主权的同时，对人才流动中的争议也作了一些规定。1987年1月20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提出了“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的“双放”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科技人才的正常流动，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人才的自身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也提出：“党内党外，都要创造人员能合理流动、职业有选择余地的社会条件，破除论资排辈等压抑进取心和创造性的陈腐观念。”此后，我国的人才流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人才市场也就在适应人才流动和人才就业体制的改革中呼之欲出了。

三、市场取向与政策调整(1992-1999)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使党的人才政策面临又一次新的调整，主要任务是把计划体制下的人才工作机制和体制调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

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体系。建立比较完善的人才市场体系，让人才市场在人才资源合理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的人才市场是由政府人事部门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演变而来的，但这些人才服务机构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纯粹市场化的社会组织和完全的利益主体。1994年，党的十四届三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并把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列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之一。为培育和规范我国人才市场的发展，中组部、人事部于1994年8月联合下发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人才市场的意见》，《意见》提出我国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个人自主择业，单位自主择人，市场调节供求，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意见》还对人才个体、用人单位、人才市场和政府的地位与作用做了原则性的规定。1996年1月29日，人事部又颁布了《人才市场管理暂行规定》，为规范我国人才中介活动、单位招聘和人才应聘等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才市场13 4 的正常发展。

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党的十四大后，党中央以推行公务员制度为重点，以市场化为导向，按照“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的要求，全面推进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结合机构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按照这一要求，国务院在总结前一阶段国家公务员制度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1993年8月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公务员制度入轨工作基本到位，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中央和省、地(市)、县、乡(镇)五级政府机关基本建立，标志着我国人事人才分类管理制度初步确立，也标志着我国政府机关人事管理工作初步实现了由适应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

适应科教兴国战略的科技与教育政策调整。1995年5月，党中央确立了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为配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科技政策和教育体制改革也出台了新举措。在科技政策方面，党中央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这一方针，不仅有利于科技人才的自由流动和活力激发，也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在教育改革方面，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2月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坚持协调发展，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办学效益，实行分区规划，加强社会参与”15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全方位战略。为落实好《纲要》，党中央、国务院又于1994年6月召开了新时期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使《纲要》规定的目标进一步细化、量化，任务分阶段、分步骤到位，政策措施更具有可操作性。

人事人才工作的两个重大调整。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6的要求。经济社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人事人才工作要调整思路，实现自身的变革。基于此，国家人事部制订了《人事工作1996-2000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我国人事人才工作要努力实现两个重大调整，即把适应计划经济的人事管理体制调整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上来，把传统的人事管理调整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上来。“人事人才工作的两个重大调整”犹如人事工作的两个轮子，一个是改革创新人事制度，坚持依法治事;一个是坚持以人为本，重点抓好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随着人事人才工作“两个调整”的确立、实施和深化，我国的人事工作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事管理模式的束缚，人事部门的角色和职能、人事人才工作的宏观思路、总体布局、目标任务、工作重点、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四、整合力量与全面推进(2000年至今)

14 5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2001年12月加入WTO后，我国人才工作的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与此同时，我国的人才工作也进入到需要进一步整合力量、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人才资源在事业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整体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党管人才的原则，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了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整体推进。2000年6月，党中央颁布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在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措施，拓宽和加大了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标志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开始由单项突破阶段进入整体推进阶段。《纲要》颁布后，党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人事工作的法规和文件，重点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改革：2002年7月9日，在修订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3年12月31日，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年，先后颁布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等“5+1”文件，重点解决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干部监督等问题;2005年4月27日，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法》，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日益完善。2007年11月召开的的中共十七大继续提出要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

在党管人才的原则下整合力量。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和完善了党管干部原则。进入新世纪后，在总结党管干部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于2002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党管人才的基本原则。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和此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对党管人才原则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阐释。党管人才原则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方位变化和领导方式转变的自觉认识和科学把握，有利于人才工作更好地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有利于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人才工作合力。为落实党管人才原则，2003年6月9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作为全国人才工作的领导机构。与此同时，各地方陆续建立了专门的人才工作领导和管理机构。在党管人才原则的通领下，全国上下基本上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

人才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2003年12月19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会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是今后我国人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全国人才会议的召开和《决定》的颁布，是中国共产党人才工作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的人才工作进入到全面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新阶段。会议结束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人才工作的发展规律，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从多方面探索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新方式方法。在 6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抓住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等重点人才队伍建设。在促进人才流动与人才市场建设方面，人事部于2004年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人才市场的意见》，提出了“健全机制、创造环境、理顺体制、完善体系”的人才市场发展目标。在人才培养方面，逐步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学费，放缓了高校扩招的步伐，加大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支持力度。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论述科学发展观时继续指出，要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人才政策逐渐摆脱了左的错误倾向和计划体制的束缚，改革越来越深入，思路越来越清晰，处理党与人才群体关系的方法也越来越理性。在党的人才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人才工作各个环节和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才工作的民主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明显提高，制度化建设稳步推进，市场化环境日益成熟，人本化色彩日趋明显，国际化态势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的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大大促进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改革与进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人才工作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3《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49页。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36页。 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页。 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9《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4页。 10《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7页。 1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31页。 1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页。 1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1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1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1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