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地制度演变及其启示

2022-09-12

1 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土地制度

1.1 井田制

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的主干。井田制由公田制与私田制构成。井田制存在形式就如同“井”字一般, 分块而耕, 每个方块由一定的面积计量以便劳动者负担田税。也算是为国尽力的一种普遍形式。奴隶主们把受封之地交给家庭而操劳的奴隶们耕种, 自己并不亲自耕作。奴隶一部分在公田上耕作, 无偿地为奴隶主耕种, 收获的粮食全部交纳给奴隶主;另一部分在私田上耕种, 收获的作物则归自己所有。公田与私田的分布并无定式, 而因地制宜、因人而设。《孟子》中有着对井田制的最早记载:“方里而井, 井九百亩, 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 同养公田, 公事毕, 然后敢治私事。”可见, 远在那时, 中国社会已有了分田而耕, 包产到户的农业思想。若说用来形容井田制最好的词语也莫过于“千耦其耕”, 说明当时耕种场面之宏大壮观。

1.2 屯田制与占田制

东汉末年, 中原地区战乱不已, 经济凋敝, 人民生活没有着落。曹操在此背景下, 让各郡县实行屯田以恢复发展经济。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是令士兵屯田, 按原有军事编制, 由长官直接监督管理;民屯则是由无地流民接受国家分拨的土地, 按军事编制进行农业生产。因屯田而有耕种机会的人, 可免除繁重的徭役, 还提供多样生产工具让其安心在天地劳作, 有助于稳定迷茫无助的底层人民, 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且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国家逐渐失去对屯田的实际控制权, 一部分仍在国家手中以屯田形式惨淡经营着;另一部分, 多为门阀士族所掌握。公元280年, 西晋司马炎为减少世家大族对国家财政的威胁而颁布了占田制, 这实际上限制了土地兼并, 限制了农民土地数量。并规定以户为单位交纳一定数额的赋税。占田制促使劳动力开发国家范围内的多杂荒地, 增加了政府收入, 为后世经济再发展奠定基础, 也缓解了农民与士族之间的尖锐矛盾, 稳定了社会秩序,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1.3 均田制

占田制实行两百多年后, 另一种更进步更完善的土地制度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均田制。其产生背景也与前期屯田制类似,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胡汉统治者内部矛盾不断激化, 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这使冯太后和孝文帝不得不进行改革。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受露田40亩, 妇女20亩;休耕一年, 男女加倍受田;休耕两年加两倍受田, 身死或老 (男70女60) 还田官府。男子受桑田20亩, 种满一定数的桑、枣、榆树, 女子不受。不宜种桑地区, 男子改给麻田10亩, 女子5亩。桑田为世业, 但与露田一样不得买卖。均田制并未触及士家大族根本利益, 并吸引流民。使劳动者和荒地结合, 对巩固统治、扩大租赁征收来说有重大意义。因其有着时代的生命力。均田制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唐朝初期。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1.4 承包制

承包制是我国现代土地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1956年, 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 温州地区有1000个农业合作社在1957年实行包产到户, 但随后得到批判;因抗御旱灾的需要, 安徽省不少生产队在1978年春天实行包产到户, 凤阳县小岗村最早恢复包产到户, 得到邓小平和时任安徽市委书记万里的支持, 并于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予以认可。包产制在坚持土地仍旧归国家所有的条件下, 把土地、农业生产承包 (包用工、包费用、包产量) 给农户负责, 实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一种做法。这措施改变了农业生产的生产单位, 由农民自我管理和生产、分配及经营。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 既能适应分散经营的小规模经营, 也能适应相对集中的适度规模经营, 因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2 我国土地制度演变的逻辑

2.1 土地具有“天然公有”属性

进行社会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社会资源称生产要素, 它们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所必备的基本因素, 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地是一种综合的自然资源, 与水、矿产、生物等单项资源相比, 对人类生存来说, 土地是最基本、最广泛、最重要的。因之, 土地是第一要位的生产要素。土地具有整体性、有限性、非再生性、固定性、区域差异性、多用途等先天属性, 任一项属性都决定了土地非“公有”莫属, 否则, 会对国民经济运行、社会安定团结产生莫大影响。自奴隶社会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演变至今天的土地属全民或集体所有, 我国土地制度从未远离“公有制”。就是在漫长2000年的封建社会里, “公有制”一直存在, 要么与土地私有共同存在, 要么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区域独立存在。

2.2 土地具备充实国库的先天优势

土地是第一要位的生产要素, 对维系和推动国民经济运行、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发展至关重要, 是满足全社会收入需求的基本来源, 自然也是充实国库的先天资源。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 承认土地私有并允许土地买卖, 是新形势下征收税赋充实国库的必然选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奴隶社会后期, 大量不被国君掌握的私田被开垦, 大家就开始努力耕种自己的私田, 而不去管公田的生产, 放弃公田、用私田所产交贡, 未就私田所产交贡。为就私田征收税赋, 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 同样是在变更土地制度。曹操推行屯田, 保证了军粮供应, 为统一北方提供了物质条件。

2.3 土地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据地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下土地私有的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社会不公加剧, 引发战乱, 战乱又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安定。在战乱期间或战乱之后, 统治者往往变更土地制度, 依靠土地固定“流民”、安定社会。三国时期, 曹操推行屯田制, 这是政府或统治者组织的农民或军队开荒种地。屯田制的推行, 安置了大批流亡农民, 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康熙平定三藩后, 他下诏将藩王的土地无偿交给所在地的农民耕种, 号称“更名田”。“更名田”的实施, 使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 不再成为“流民”, 不再滋生事端, 赢得了民心,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反过来, 农民种田取得收益后, 积极缴纳赋 (税) , 使清政府的国库日益充实起来。

2.4 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制度最具生命力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夏商周采用井田制, 不是奴隶主、君王有多高的觉悟, 那是受限于极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 需要与原始社会那般集体耕作, 没有井田制这样的土地公有制, 社会生产无以为继。春秋晚期, 井田制逐渐瓦解。促成这一变革的物质因素, 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大量私田的存在。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 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我国20世纪80年代普遍实施承包制, 也是基于原有的土地制度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生产力难以充分发挥。

3 土地制度演变对当代的启示

3.1 抓住土地公有不放松

土地的天然公有属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属性, 决定了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必须咬定土地“公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 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 是国家引导、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对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 提高我国国际地位, 具有关键性作用。我国土地制度演变告诉我们, 土地私有制会造成土地兼并, 使大量农民失去田地, 失去生活的根本依赖, 贫富差距悬殊更大, 社会矛盾更尖锐。我国现在虽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 但, 依然有大量农民未能洗脚上岸, 保障民生、维护安定是我们奔小康的根本基础。土地公有是我国现行经济政策的不二选择!

3.2 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

分田到户, 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业生产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生产力发展需要。如果去掉田埂, 我国耕地面积就可以扩大百分之二十, 国家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因为地块太小, 农业机械无法施展, 这与现代化农业生产格格不入。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 把土地集中到种粮大户手里, 去掉田埂, 把小地块变大, 让各式农业机械开进田间地头, 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土地具有多用性, 用途不同产生的效益不同。我国已经脱离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前信息社会, 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效益远低于用于工业等其他用途。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 不能仅仅限于农业土地内部流转, 还应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 推进各项用途间的土地流转, 这会产生很多社会矛盾, 但, 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制度最具生命力, 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制度最具生命力是我们面临的绕不开的课题。

摘要:适应生产力发展, 为充实国库、维护安定, 我国不同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的土地制度, 但因为土地的“天然公有”属性, 我国土地制度从未远离“公有制”。我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启示我们一定要抓住土地公有不放松、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是我国目前土地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

关键词:土地制度,演变,公有制,土地流转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 张海鹏, 王光字, 夏子贤, 中国通史[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2]张海鹏, 王光字, 夏子贤, 中国通史[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3] 吕思勉.中国通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3]吕思勉.中国通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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