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包括央行数字货币在内的数字货币，是当前监管层、经济学界、金融界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数字货币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金融可能的影响。要真正理解这些，必须把数字货币放在一个更广的视野中考察，要通过了解货币制度的演变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形成，来分析数字货币今后的走势以及它对经济、金融、货币制度的影响。
第一篇：货币制度论文范文
法定数字货币对我国现有货币制度体系的挑战
關 键 词：法定数字货币;加密货币;货币制度体系;货币政策;利率调控
DOI：10.16620/j.cnki.jrjy.2019.04.002
一、引言
近些年来，数字货币的发展一直是各国货币当局关注的目标，其高效快捷的支付特性以及对于隐私权的保护相较于传统实物货币交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各国都加速了对其研发的步伐。从对数字货币积极监管的国家来看，在数字货币发行方面， 发达国家对加密货币的研发更加积极主动。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货币当局通过采取“监管沙盒模式”， 即注重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在监管法律与制度方面，给予加密货币较大的自主发展空间。金融科技型企业甚至可以向新加坡政府申请一定程度的监管豁免， 只要申请合理，加密货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得到政府的资金补助。这样宽松的监管环境使新加坡在数字货币的研发方面一直位于世界前列。
虽然我国监管层对比特币这类代币发行融资一直保持着抵触的态度，但对于区块链技术以及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尝试和研发。实际上早在2014年， 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数字货币研究所就开始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可行性的研究与实验，随后几年又对数字货币领域一系列的重点问题发表了许多研究报告。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货币当局对于加密数字货币研发的重视程度在不
断加深，这对于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在我国问世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①。
二、文献综述
自加密货币问世以来，西方学者对其态度一直是比较积极的， 随着数字货币的应用逐渐广泛，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其对现有货币制度体系的影响。Stevens(2017)提出新型加密货币的出现将对传统货币制度体系带来冲击，它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传统货币政策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会带来机遇[1]。Rogoff(2015)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角度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相比实物货币的优势是可以突破零利率下限，使中央银行在非常环境下可以采取负利率政策，以此作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传统货币政策进行补充[2]。与之相反，Fung等(2016)则认为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会弱化货币政策传导效果，限制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3]。Bordo等(2017)在研究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货币政策体系时进一步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利率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从而减少量化货币工具或依靠财政干预措施来推动经济复苏的需要[4]。
李思永(2019) 从货币供给量的角度分析了数字货币的推出将可能使央行对货币供给量掌控的有效程度下降[5]。刘树新(2018)基于审慎稳健的理念， 从数字货币对实物货币替代效应出发，并从货币供给及货币乘数的角度探究其对货币体系的影响[6]。杨胜刚等(2018)认为数字货币影响流通中的现金及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进而增大央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最终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7]。与之相反，姚前(2018)认为基于合理机制设计的情况下，央行数字货币不仅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中性”，并且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以此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8]。张伟等(2019)从四个维度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分类，分析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行对整个支付体系、 货币政策及金融稳定的影响[9]。
综上，对于数字货币的研究方面，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学者聚焦于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另一部分学者研究数字货币对现行货币体系的影响，主要是货币体系中的货币供给部分，其中有关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对现行货币政策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将聚焦于法定数字货币对三大货币政策基本工具的影响以及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现有货币制度体系的挑战;在货币框架外部，选取第三方支付以及互联网理财作为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代表去分析数字货币出现带来的挑战。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对数字货币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展望和政策建议。
三、数字货币相关概念界定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区别
目前国际上对于数字货币的定义并不统一，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将其定义为“价值的数字化体现，这种虚拟货币既非由一国货币当局或央行发行，也不与法币挂钩，但可以作为支付手段进行电子化形式的存储、转移及交易。”这是国际上对数字货币比较主流的观点。数字货币在我国被官方定义为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替代实物货币，提供交易便利性的数字性货币。关于加密货币背后是否具有政府的信用背书，这是我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对数字货币定义最大的不同，具体体现在数字货币的法定性及币值稳定性两方面。
法定数字货币因为发行的背后是一国政府的信用背书，拥有绝对法偿性，因而币值的稳定性较高，可以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纳入货币制度体系[10]。其必须与传统实物货币共同遵循相应的流通机制，以便央行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控;而虚拟货币的发行机构大多是一些互联网科技型企业，基于区块链账簿技术的加密货币并非由官方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发行，缺少信用保障而不具有绝对法偿性，表现为币值的波动性十分剧烈。以人们最熟悉的比特币币值为例，自2008年诞生以来，比特币的价值经历了一些年的低位后从2016年开始大幅波动， 频繁上演“过山车”式的行情。2016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比特币的市场价值才不到1000美元/枚， 而在2017年的12月28日， 盘中交易价达到了历史最高值19 666美元/枚，不到一年的时间，比特币的身价涨了20多倍，吸引了大量投机资本的注入。之后随着我国监管层有关代币融资违法的相应规章制度出台，比特币的价值又遭到“腰斩”，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盘中价格跌到了3122美元/枚的历史低点①。加密货币如此剧烈的价值波动无法承担起作为法定货币币值稳定的基本要求，这也是非官方的虚拟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最大的区别。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机制
在2017年年初， 央行就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进行了特定票据交易平台上的流通试验，数字货币的流通机制依旧采取“央行-商业银行-公众”的二元结构。之所以采用传统货币流通结构是考虑到传统模式的基础较为成熟稳定，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开发具有成本效应也进一步降低了监管风险[11]。在数字货币的流通过程中，居民和企业能够开立独立的数字货币账户，分为个人数字钱包和单位数字钱包，央行数据中心通过商业银行数字货币账户来间接掌控用户数字货币钱包中的信息，用户间的交易清算由商业银行负责，在央行以及商业银行端建立相应数字货币数据库，对居民的交易信息进行记录，保证每笔交易的有迹可循。流程如图1所示。
数字货币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中流向并不是单一的，图1展示的是央行发放数字货币到用户钱包中的走势。 当不同用户间进行数字货币交易时，由商业银行负责收集不同用户数字货币钱包中的交易信息， 记录在银行相应的数字货币数据库中，以实现信息的存储，每一笔交易都会被记录，商业银行数字货币数据库的使用权由央行完全掌控，以此来实现数字货币供给的有效投放以及对交易的动态监测。
四、 法定数字货币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内部的影响分析
数字货币的出现对央行现有货币制度体系的挑战既包括对传统货币政策框架内部循环的影响， 也包括在货币政策框架外部通过对以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产品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发生作用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将着重分析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对于传统货币政策框架内部以及外部的影响，在货币政策框架内部进行分析时具体可分为货币政策基本工具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两部分。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挑战
传统的货币政策是以数量调控性政策为主的，无论是法定准备金率，还是再贴现业务和公开市场操作，其操作对象都是市场中的货币数量，通过将货币投放到市场中或者从市场中回笼货币，来达到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以此实现相应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将对传统的数量型调控产生巨大的影响，削弱貨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本文从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三大基本工具入手分析，具体而言：
1.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
传统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央行完全控制，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中有部分必须上交央行作为随时应付存款人提款的准备金，而上交部分与吸收存款部分的比例就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传统的狭义货币量供给公式中，M1=m1B， 狭义货币乘数m1。 可以直观看到法定存款准备
金率的调整将通过货币乘数的改变进而间接影响货币供给量。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会对法定准备金率产生影响，数字货币将对银行的活期存款以及流通中的现金产生替代效应，替代程度的大小受市场对数字货币的需求程度决定。根据央行在数字货币试验中采取的“二元发行机制”，数字货币将在“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数字货币库——数字钱包”间高效转移和运作[12]。由于数字货币存放在商业银行货币库中不会有利息收益，且在实际交易中更具便捷性，因而相较于实物货币，公众会更倾向于持有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当数字货币被保留在公众手中时， 存款人随时提款的需求将会下降，因而商业银行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实物货币准备金，法定准备金率可能会呈现下降趋势，货币乘数将会增大，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此外，由于数字货币的出现将成为基础货币中全新的一部分，因而货币乘数的分子部分将增加一个新的变量，数字货币的出现可能导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降， 存款的派生创造能力将会增加，最终通过货币乘数的增大来增加货币供应量。
2.对再贴现业务的影响
再贴现业务作为央行基本的三大政策工具之一，其决定因素是再贴现率。根据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M→i→I→Y，利率市场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也会对再贴现率产生直接影响。数字货币高效快捷的支付特性将使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从而提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流动性的增强将使利率市场的期限结构更加平缓，央行通过利率传导工具进行货币调控的有效性将有所提高，依赖金融市场短期利率的再贴现率的精准性也将有所提升，但再贴现业务受到商业银行的主观需要影响程度较大，且随着移动数字支付的不可逆发展趋势影响， 票据的使用程度将会面临下降趋势，这点对于央行再贴现业务的开展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13]。总体上，利率工具将成为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的又一利器，在此条件下，再贴现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将比实物货币时代有所提升。
3.对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
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业务是中央银行通过对市场中的货币进行回收或增加供给，进而调节市场流动性而达到相应货币政策目标的工具。直观上来看， 由于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对象是有价证券，数字货币的出现对于央行进行有价证券的购买或抛售是不存在直接影响的。但上文已经指出数字货币出现后，央行货币政策对于利率的敏感性程度将会有所提升，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精准程度也有所提升， 因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将更具灵活性、针对性，更能因时制宜，央行采取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单次规模可能会呈现下降趋势，但频率会相应增加。 从利率稳定的角度出发，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流入和流出都需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来注入流动性和吸收流动性，目前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指标，当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真正推出后，数字货币市场的利率也将直接影响到公开市场操作业务。
总之，法定准备金、再贴现业务以及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在数字货币出现后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注重对货币供给数量的直接调控，而在数字货币出现后，数量调控的有效性将受到冲击，进而向利率(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数字货币将会加强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以及存款利率的传导。但是数字货币的引入也会对现有的货币政策提出新的挑战，并通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而产生新的影响。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现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挑战
1.基础货币以及货币供应量目标的调整
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桥梁中，以基础货币作为操作指标、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效果指标是数量调控型货币政策的典型特征。考虑到基础货币作为货币供给量的源头是由法定准备金以及流通中的通货组成，这部分可以由央行直接控制，为了保证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可控性，我国采取货币供应量作为效果指标进行观察，与利率指标相比，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抗干扰性更强，依据流动性的强弱划分为M0、M1、M2等不同的层次。数字货币的出现将对基础货币以及货币层次产生相应的影响。
(1)对基础货币变动的影响分析
央行货币研究局在设计法定数字货币时，将其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源头加入到现行的货币层次中，即基础货币中的通货部分将出现一部分新的变量，由法定数字货币组成，因而基础货币组成中的通货部分将会增加。根据基础货币的组成公式B=C+R， 进一步考虑法定准备金数额的变动，法定准备金根据央行的具体货币政策而制定，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在这方面并不会有明显的差别对待，因而本文认为数字货币并不会对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直接影响，而是根据央行货币政策的调節而发生改变的[14]。此外，数字货币的推出能够使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降低发生“挤兑”的风险，加之商业银行出于追求盈利性的目的将会降低超额准备金，使资金流向放贷等业务，因而在超额准备金方面，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将使超额准备金率呈现小幅下降趋势， 最终体现为货币乘数的增大，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在整体上， 数字货币的出现将改变原有的基础货币形式，央行在货币供应量源头处的控制需要加入数字货币部分的内容。
(2)对于现行货币层次划分的挑战
我国现行货币层次的划分依据是金融资产流动性的强弱，主要分为流通中的通货(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广义货币供应量(M2)。数字货币作为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将对传统的各级货币层次都产生冲击。一方面，数字货币由于自身低成本、高流动性的特点，很容易实现不同金融资产形态间的转换，从而缩小了货币层次之间的流动性差异， 原有的货币层次将沿着M0、M1、M2…向更高的层级运动，央行在使用中短期票据便利工具时要更注重流动性变化带来的差异[15]。另一方面，金融资产流动性与收益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将导致公众在较少损失流动性的前提下，更愿意持有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这将导致流通中的现金以及活期存款的数额呈现下降趋势， 处于流动性层级底端的M1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会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交易性货币占比在近些年来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处于流动性层级底端的M1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会降低”是吻合的。目前导致这种现象最主要的现实原因是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以支付宝和微信钱包为代表的非现金交易导致了以传统货币层次计量的交易性货币占比呈现出下降趋势， 而当央行数字货币正式推出后， 这种趋势只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因而货币当局在将数字货币引入新的货币计量层次前，必须提前设计好相应的计量体系，对传统的货币层次做出相应的调整。
2.增强利率调控对货币市场传导效应
(1)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在数字货币时代，传统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效果将减弱，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反应将变得更加敏感，数字化支付方式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一步加强，货币需求的变动将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可测性都进一步降低，因而数量调控型政策需要向利率(价格)调控型货币政策转变。数字货币高效快捷的支付特性将使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从而提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流动性的增强将使利率市场的期限结构更加平缓，央行通过利率传导工具进行货币调控的有效性将有所提高[16]。
第一，传统政策利率对中长期利率的指导效果要比短期利率差很多，数字货币利率推行后，央行可以借此提高政策利率对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效果。
第二，如果数字货币的利率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线，则央行可以通过对数字货币利率的调控去调整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
第三，从准备金率角度看，如果央行的数字货币利率高于准备金利率，则它将取代准备金率成为货币市场利率走廊的下限[17]。
传统货币政策面临的“货币政策传导不当”“逆周期调控困难”“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等负面效果本质都源于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同质单一性、难以追踪以及时滞效应，数字货币将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利率调控将取得比传统数量调控更优化的效果。
(2)打破“零利率”货币政策束缚
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使突破“零利率”下限成为可能， 这将成为货币政策工具中全新的一部分，传统的名义利率下限为零，当利率变为零时所有资金都会向现金转变，货币政策趋于无效。但数字货币的出现，可以使我国在应对一些特殊的经济情况时启动“负利率手段”，通过规定数字货币的利率下限可以突破零或者采用对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等手段，释放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进一步刺激生产消费[18]。因而数字货币的出现在给传统货币政策带来挑战的同时， 也可以拓展货币政策的形式，基于合理的机制设计，数字货币的利率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利率(价格)调控机制下发挥更好的效果， 增强货币当局对经济目标的把控程度，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五、 法定数字货币对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挑战
法定数字货币除了在货币政策框架内部产生影响外，也会通过对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影响而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发生作用。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是“去中心化”以及“脱媒化”，本文以第三方支付以及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为例去探究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带来的改变。
(一)对第三方支付带来的挑战
2013年以来，移动支付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根据《中国支付体系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2—2017年， 我国移动支付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34.02%， 在带来消费便捷性的同时， 移动支付也对传统的数量调控性货币政策框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倒逼许多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金融时代下的支付模式改革。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将着力构建更加高效稳健的支付体系，促使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更加顺畅，同时给现有的第三方支付带来挑战。
第三方支付在现实交易时虽没有涉及到实体货币，但实质上仍然涉及到银行电子账户上资金间的转移，运用第三方支付时经历了“付款——转账——收款”的过程，中间离不开付款方银行账户以及收款方银行账户间实体货币的划拨，存在着不小的通道成本以及管理费用[19]。
数字货币支付则是基于“点对点”交易的P2P模式， 用户间的交易直接在彼此的数字钱包间进行，省去了转账的过程，通道成本及管理费用大幅降低，交易的便捷性进一步得到提升。因而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会抢占目前的移动支付市场，第三方支付将会面临不小的挑战，但移动支付将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20]。
此外，在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方面，法定数字货币作为国家顶层设计， 央行统筹规划的产物，其运行效率将比目前的移动支付效率更高，更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 为整个支付体系注入新活力。
(二)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敏感性增强
近些年来， 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推出络绎不绝，随着网络众筹、智能投顾等“去中心化”理财产品出现， 用户投资的自主化以及多样化趋势不可阻挡。本文从用户最关心的收益率去分析，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的高低与央行制定的基准利率息息相关。以余额宝年化收益率为例，作为市场化利率的典型代表，余额宝收益率的高低是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间接反映，2017年我国进行“去杠杆”时， 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维持在4%的高水平，這是投资者在流动性收缩的环境下做出的投资选择。 而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去杠杆”的基本结束，央
行的货币政策向宽松面转换，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达到历史低点， 目前维持在2.4%左右① ，对投资者的吸引程度大幅降低。可见，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的高低是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体现。
前文已经论证过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使利率市场的期限结构更加平缓，如果央行的数字货币利率高于准备金利率，则它将取代准备金率成为货币市场利率走廊的下限。目前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制定也将受到数字货币利率的影响，基于双方“脱媒化”的共同点，数字货币利率有望取代商业银行基准存贷款利率成为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制定的重要指标。这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对数字货币利率的敏感性将会增强， 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数字货币利率将作为一种全新的政策工具，央行可以借此来调节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通过数字货币利率进行调控时，一方面，传统的时滞效应将得到有效缓解，因为点对点交易减少了传导渠道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利率曲线的平缓化将使理财产品收益率的设计更加精准，调控效率有所提升。货币当局对于互联网理财产品管理的有效性将会显著增强，用户对于互联网理财产品的选择也将变得更具多样化和精准性。
六、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与展望
我国央行对于数字货币的研究正在开展， 在数字货币币值的稳定性以及流通机制方面，央行货币研究局在不断地进行试验。近期Libra(天秤币)的诞生吸引了全球监管层的目光，其克服了以往加密货币币值大幅波动以及强烈的投机成分，以一篮子“低波动性”资产作为储备，就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而言具有较大的现实参考价值。可以预见到在不远的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将成为货币供给量中全新的一部分。对于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而言，新型货币种类的出现将对中间目标以及传导机制方面都产生新的挑战，货币供应量的源头——基础货币构成将变得更加复杂，相应的货币乘数部分也会得到改变，因而传统数量型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将会削弱。但这也正是货币政策手段进行调整和修缮的契机，数字货币的加入使得金融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更加平缓，对利率的调控将会更加精准有效，因而传统的数量调控型货币政策框架可以向以利率(价格)调控型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整过度。
法定数字货币的加入，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国货币研究机构需要在货币政策研究和储备上做好前瞻性的设计，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数字货币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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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怡超
第二篇：货币制度、现代中央银行和数字货币
包括央行数字货币在内的数字货币，是当前监管层、经济学界、金融界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数字货币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金融可能的影响。要真正理解这些，必须把数字货币放在一个更广的视野中考察，要通过了解货币制度的演变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形成，来分析数字货币今后的走势以及它对经济、金融、货币制度的影响。
货币制度的演变
一般人们接触货币主要是使用其交换、计价和价值储存功能，因而自然而然地比较看重货币的材质和物理形态。但是同样材质的货币所包含的制度因素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以纸币而言，宋朝时我国已经在世界上首先使用了产生于四川的“交子”，但它与我们现代用的纸币相比，在发行主体、发行方式、使用范围以及对金融的影响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些学者在研究货币史时，把货币分为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前者对应的是所谓自然经济，后者对应的是货币经济。这样划分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金、银等贵金属本身也有使用价值，也可以被认为是实物。因此，我们应该针对货币的演变过程，从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从货币发展的过程来看，超越了其材质、形状和构成的是其内涵，即发行（制作）主体、发行方式及其支撑，可以简称为货币制度。可以把货币制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货币本身包含了使用价值。其中包括人们熟知的，在货币发展史中出现的贝壳、牛、羊、丝帛等，一直到贵金属。这当然也可以称为无货币制度，因为其中的货币本身就具有使用价值，而制作者可以是个人或群体。第二类是指在货币本位下的各种货币的形态。所谓货币本位是货币的标杆或“锚”，一般是指重金属，也可以是储备货币。比如，香港现在采用的货币局制度，它的货币本位就是美元。货币本位制下的货币可以由中央银行发行，但历史上很多时候由商业银行发行，而且发行者的数目有收敛的趋势。第三类为信用货币制度。全球性货币信用制度一般认为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形成的，各国政府或央行垄断了法定货币的发行，其背后没有任何有形的东西支撑而仅靠政府的信用支持。
信用货币制度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某一种技术而触发的，而是由于经济发展给货币制度带来的自然而然变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随着战后日本、西欧经济在全球格局当中的占比逐步上升，以美元作为锚的金汇兑制度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格局，所谓的“特里芬”两难导致了它的崩溃，无意中促成了全面的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的产生。现代货币制度最主要的特点是货币的发行无需任何物质的支撑，而是纯粹依靠政府的信用支撑，政府的信用则是依靠政府的强制力实施的。所以，这样的货币的发行适应了经济的全球化和经济的较高速的发展。
全球性信用货币时代的出现颠覆了以往人们对金融货币规律的一些认知。例如，货币主义的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行一时，而它的缺陷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指出，通货膨胀并非全是货币的现象。货币跟实体经济非常相关，但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一对应。做一个比喻，如把货币的数量比作一根橡皮筋，它具有一定的伸缩能力，但这个能力也有限度，拉得太用力就会断裂。同样，货币数量过多或引起通货膨胀，或引起资产价格泡沫。另外，我们所熟知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这一规则仅仅适应于贵金属时代。但在信用货币时代，良币驱逐劣币或者说信用強的货币驱逐信用弱的货币，才是一个普遍规律。
这种情况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了前提条件。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控制住高通货膨胀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可以说，信用货币制度的出现促进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形成和完善。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形成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是瑞典政府于1659年设立的瑞典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银行演变的自然结果。十七八世纪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席卷全球，商业银行应运而生。商业银行发行商业票据，票据进行交换和清算需要有一个中立的、独立的机构来进行。商业银行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也会出现挤兑和破产的情况，这也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强大的机构来进行清理。中央银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所以它常常被称为“最后贷款人”（The Last Resort of Credit）。
对全球影响更大的是英国的中央银行，1694年靠光荣革命登上国王宝座的威廉三世批准成立了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时，英格兰银行以向政府提供贷款为条件获得了货币发行权。1844年，根据《皮尔条例》，英格兰银行独占了银行券的发行，一步步垄断了全国货币的发行权，并于1928年成为英国唯一的货币发行银行。垄断法定货币的发行可以说是现代中央银行的一个核心职能。
除上述原因以外，各个国家中央银行的建立与该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也是密切相关的。这里分享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即美国的中央银行与解放前中国的中央银行的成立和发展。两家中央银行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成立。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1914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1904年，中国（清朝）成立了户部银行，也就是中央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总部设在北京。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改名为中国银行。尽管两国成立中央银行的时间相近，但其社会背景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曾经在100多年当中三次尝试过成立中央银行（它们是1781年的北美银行、1791年的第一合众国银行和1861年的第二合众国银行），但都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个州都有自己的利益，各地各方的利益冲突使得全国统一的中央银行难以成立。各州监管的混乱让私营银行从中渔利。1907年美国发生了经济恐慌，最后不得不用一个妥协的办法，通过设立大区分行来成立中央银行。随着美联储的成立，历时一个多世纪的有关货币发行主体的竞争最终落下了帷幕。这不仅使美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继续较快发展，而且对于美元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在近代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所以当时尽管建立了中央银行，但之后中央银行并没能真正地垄断货币的发行。当时军阀混战导致政局不稳定，各个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都可以自行发行货币，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推行“废两改元”的货币制度，进行法币改革。至此，中央银行才真正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从各国实践看，中央银行制度在历史演进、基本目标、治理结构等方面呈现一些共性特征，但也不完全相同。1983年，国务院决定由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迈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银行职能配置作出新规定，强化了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等职责，使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相适应。同时也要看到，经过长期发展改革，我国已经成为金融大国，国家金融安全稳定形势复杂严峻，金融科技深刻改变金融业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面临很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宏观审慎管理、系统重要性金融機构监管等职能纳入央行职责，这有助于现代央行制度的建设。修订草案还规定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将为发行数字货币提供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发表《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文章，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意义、内涵、重大举措进行了详细阐释。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目标是建立有助于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任务的中央银行体制机制，管好货币总闸门，提供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服务，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外部溢出效应，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治理格局。
数字货币的成因、定位和前景
2008年9月以中本聪一篇文章为起点，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比特币狂飙突进，截至2021年2月19日，比特币价格达到5.6万美元高点，总市值达到了1万亿美元大关。比特币的出现并非偶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稳定金融市场，发达国家的央行执行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发行了大量货币，市场对于货币的信心跌到低点。货币的基本要义是提供流动性，为经济实体之间的交易提供便利，具体体现在它的计价、交换以及价值储存三个基本功能。人们看待货币主要是关注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当时，人们更多地关注各个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的稳定性，即它的价值是不是可靠。与此相对应，比特币采用了区块链作为底层的技术，采用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电子记账系统，固定发行2100万个比特币，试图表示其价值的稳定。但实际上，且不说由于黑客的侵入，有些账户中的比特币好几次被盗窃，也不说犯罪分子利用比特币洗钱，让人们不能普遍使用比特币的主要原因是其价值波动非常大，像过山车一样，一天可以升值或贬值20%以上，无法达到人们对币值稳定的要求。十几年过去，比特币仍不能成为人们可使用的货币。针对这样一个缺陷，又出现了同样以区块链为基础技术的稳定币。稳定币与现有的法定货币以某种形式挂钩，以保持它的价值的相对稳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脸书（Facebook）的天秤币（Libra）。Facebook于2019年发表了Libra第一版白皮书，2020年又发表了第二版。尽管Libra由于使用人数众多、加盟企业接口广泛的特点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因为它挑战了各个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的主权，还是出现了“难产”。
在这样的冲击和影响下，各国央行开始研究考虑采用数字技术，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CBDC）。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当前已有相当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正在研究CBDC，但大部分仍局限于在概念框架的范畴内进行研究，实际上投入制作或试验的并不多。根据各方面的研究结果来看，CBDC具有降低货币的发行成本，提高货币交易的效率，有利于促进普惠金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跨境交易的便利性等优点。尤其在支付领域，可能会比现有的机制更有优势。美联储曾有一项研究，从七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和论证，它们是可访问性、匿名性、无记名工具性、独立性、运营效率、可编程性和服务可用性。该研究指出不可能在这七个方面同时都获得益处。CBDC与比特币、Libra等私人货币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尽管都采用了数字技术，但CBDC与私人数字货币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CBDC实际上是常规的、传统的主权法定货币在时间和技术轴线上的延伸。它是数字化的法定货币，所以具备了法定货币的基本职能，无论是以现金的形式或者是以其他形式出现，这是区别于私人数字货币的一个基本特征。虽然私人数字货币也是以数字技术为形式，实质上它更多地具有资产的属性，人们购买私人数字货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冲货币可能的贬值，为了保值的需求。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否可以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样，多种货币共存，央行的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在社会上共存，同时流通？如前所述，经过很多国家在不同时间的试错，货币从实体走向了信用，货币的发行也越来越集中，走向央行的垄断。历史已清楚地表明，过去多种货币共同流通的局面已经翻篇，就像金本位一样不可能再回潮。还有一种说法认为，CBDC可能会使得货币的跨境交易发生根本性的改变。CBDC无疑有利于跨境交易，但是目前资本的跨境交易所存在的费用高、不便利等问题并不是由于技术困难造成的，而是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造成的。具体地说，因为每个国家对资本管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即使是不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对于携带现金出境或入境的数量都有一定的限制，而这并不能靠数字货币来解决。
总而言之，无论是个人数字货币还是CBDC，都是正在出现的新事物，我们可以进行大量的研究、实验和观察。从目前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加密货币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一种资产;以Libra为代表的全球稳定币，如想成为超主权的全球货币，可能性很小。但如果它后退一步，不以成为货币为目标，而仅作为一种支付平台，那么它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至于CBDC的未来，取决于央行如何设计它，如果采用批发型的，即目前个别账户—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结构保持不变，那是稳妥的做法，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将是边缘性的;如果采取零售型的，即让个人/企业直接在央行建立账户，那在技术上、稳定性方面会遇到很多困难，不过可能会对金融体系产生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乔依德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本文编辑/王晔君）
作者：乔依德
第三篇：论传统中国货币制度之特征
[摘 要]传统中国货币制度表现出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明显特征，由于政治、经济和物产、地区联系等的特殊性，导致我国传统货币制度以中央集权行使管理权，以金属铜作为主要货币材料源，而贵金属由于物产的稀少只作为辅助源材料，且由于封建商品经济的繁茂发展，我国拥有了使用纸币的最初经验。但没有意识到货币供给的经济规律，传统中国货币政策必然是盲目的而难以超越封建的时代。
[关键词]传统货币;中央集权;金属货币;宝钞;货币政策
中国有着悠久的货币活动和使用传统，上溯至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就有了货币的记载。《史记平准书》记高辛氏之前就有了“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古今治平略》“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以为棘币…而钱币自此始矣”。约到殷商后期逐渐产生金属货币。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到了金属货币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诸侯国货币和制度分呈，但有了广泛的金属货币活动则是不争的历史。首先对货币的统一，是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而汉代秦后，继续了货币制度的统一，由此传统货币制度延续了2000多年直到近代。同欧洲、近东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中国在传统货币制度上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
对于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之始，是从秦还是从汉，学者们有所争议。石俊志在《半两钱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秦代历时甚短，统一的货币制度没有全面贯彻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秦王朝轻罪重罚、法网严密所造成的高效率来看，可以相信秦代是比较全面地废除了旧的区域性货币制度，并贯彻了全国统一的半两钱制度。”并考证总结出秦时垄断铸币权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禁止民间私铸、确定铸造官署以及统一铸造形制。现在能够普遍认同的是秦代统一了货币的铸造形制“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秦统一中国后，将秦半两的使用推行到全国，统一了货币;但就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而言，虽然有禁民私铸的证据，但依据是秦朝之前秦国时期的睡虎地秦墓《封诊式》的私铸犯罪的记载，而铸造官署依据的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秦代官职治粟内史的记载，问题在于管理货币同铸造货币的专门管理还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秦代的禁止私铸和铸造官署的论断还没有直接的史证予以证明。所以秦代是否有效实现了中央政府的统一铸造，还待考证。而张履鹏、史自力等编著的《中国历代货币形制与融通》则将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大臣桑弘羊主持的汉代“三官钱”改革，视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取消郡国铸钱权，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设在上林苑的钟官、技巧令(均输)、辨铜令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但不管如何，从漫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秦汉时期中国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是明确的。
其后随着中国天下分分合合，朝代更迭的历史演变，“朝代的更换，对于币制多有所改革;朝代若不更换，则改革属于例外。中国各历代帝王，多不愿改变他们祖宗的成法。譬如汉朝的货币，显然和战国时期的货币不同。王莽变制失败后，光武就恢复了西汉的币制。到唐朝钱制又一变。而宋钱又另具一种风格，制度首尾约略一贯。元明的钱币也各有其独特的体制。”虽然这套制度中的具体操作内容屡有改变，但是各个王朝遵循统一的货币形制制度，统一的中央货币铸造制度，统一的货币量衡制度这些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的主要方面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国家才有权铸造发行货币，惟一只有国家准许形制的货币才能流通，民间没有私铸货币权，国家大致维护货币的固定的重量成色。从历史发展来看，汉法所定5铢(一铢约0.65克)，很长一段历史中都大体成为铜钱的重量标准。虽然七铢，十铢，三铢，二铢钱也不少见。
不管具体制度如何，中国传统的货币制度皆令出于君主国法，虽然屡屡有违犯抛弃之史实。任由民间自由决定货币、铸造货币的情况不是常态。货币统治权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统治方面的重要权威。但由于古代中外经济交流总体而言较少，所以中外货币交换并未成为常态，传统货币制度对此也无规定之律。货币权对外的制度空缺，造成了近代清朝在币改之前对于外币国境内流通的忽视态度和如何处理的认识不足。对外之货币主权观念和制度本来仅是近代世界以来的事情。
二、铜币为中国古代的主要货币
“考吾国货币制度，历代兴革，各有差异，大率以铜币为主。汉书食货志有三品袅蹄货布之属，然度其时，已不恒用。宋元以来，则有楮币。顾行之不慎，往往害国病民。为贤者所弗取。故世所通用者，惟铜币而已。”中国选取铜币作为主要货币是有中国自己的原因的。
首先是中国地域内的金银铜三种货币主要金属材料中，铜的产量最大。“如唐代元和年间约计产铁200万斤，铜26万斤，银6千余斤，金160斤。”虽然铁在中国的产区最多，产量最大，但是铁主要用于工具制作用途广泛，若垄断而为货币材料必然影响国计民生，且铁产区过多，矿产来源丰富，不宜控制铸冶。若以铁为币，私铸、滥铸几乎无法避免。所以中国历史上屡有铁币，但是都流行时间不长。而银和金，产量少，不能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所以我国选取铜作为主要货币材料是同中国金属产出相关的。而且就金属而言，产量同价值成反比关系。在以金属价值标量货币价值的铸币时代，，选择价值适中的铜作为主要货币材料也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也有不少论者从经济交换的需求规模上来解释铜币成为了主要货币的原因。中国传统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需要交换的商品不多，日常商品的价值不高，“人们大量日常的交易可能仅是几升、几斗米与几斤几两盐、茶之类的交易。这样的交易规模如果用其他贵重金属来充当交换工具，就难以执行。”在晚清币制改革的争议中就有不少守旧的官僚，如张之洞等以“物贱民俭”为据，反对币制改革。
中国的铜币发展也遵循了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早期是称量货币形制，以重为纪，在铜币上统一书写货币重量，如秦半两，五铢钱，虽然在铸造时候不一定按照称量铸造，或轻或重，但以表面名义重量为铜币价值充当交换等价。其后，发展到以年号为纪，不再在铜币上书写重量而只书写铸造时的年号。这是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的，自此进入通宝钱阶段，直至清末，铜币都是以年号为纪了。政府用年号来标注货币，无疑是对货币用国家权威和法律予以肯定。货币的价值不再寄托于金属本身价值，而是由官府统治权威来支撑了。铜币从重量标称来宣示价值到由国家统治者来宣称货币法定效力和支撑货币价值，由此成为货币意义上的国家法定货币了。而符合中国文化理念和铸币技术实际的外圆内方的货币形状也随着铜币秦半两之始，成为中国传统货币的法定专用形制，直至清末。
三、金银对货币的辅助作用
《史记平准书》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黄金和白银在中国历史上也长期的作为货币使用过。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未出现过金币或银币，黄金和白银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是以称量为单位的，从经济交换通货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为称量货币。但是若以货币的法定性来定义货币的话，就如本文主要以货币法定性来界定货币，金银不能算做货币。而且前已述，中国金银产量有限，无法承担主要的交换一般等价物职能。所以金银在历史上长期是作为铜币的辅助通货而使用的。
黄金充当货币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楚国就有黄金货币了，称为“爰金”或“卢金”。秦汉时期，黄金形制并无固定，主要以重量作为结算单位。虽然汉代有马蹄金，麟趾金的形制，但宁勿说是货币，不如说是工艺品，用作随葬之用。秦代和两汉从未用固定形制的金以数量单位来计载。而且黄金，用来作为流通手段的，实现交换媒介的货币职能的很少。虽然秦汉都将黄金视为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汉代“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汉代黄金和铜币之间有比价，法定是黄金一斤值铜钱一万枚。黄金使用范围也非同一般铜币。“黄金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国与国的交往，封建贵族、大商人买卖珍贵的奢侈品，统治者们朝贡、馈赠、赏赐、贿赂也都使用黄金”黄金在当时年代主要是充当货币功能中的价值尺度和财富象征。而随着黄金用作其他用途如装饰，塑像等方面的逐渐增多，黄金作为货币而使用则逐渐减少。成各种形制的金币虽然在汉后也可以见到，但始终是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财富储藏手段，广泛流通使用的还是各朝的铜币。
白银之使用较黄金为广泛些。但古代中国白银产量也不大，唐代白银产量每年不过一二万两。但宋元以来，中国白银很多来自国外，尤其明清以来，一则云南银矿的开采，提供了大量的白银;一则国际贸易上，一直出于入超状态，中国的瓷器，丝织，茶叶为中国换来了大量的白银，所以从明中期以来，尤其是清代以来，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中西方贸易导致白银向中国流动的史实，有论者通过分析白银国际流动，得出结论“总的来看，十六——十八世纪期间国际自银流动的主流是由西方向东方流动，即从西属美洲流向欧洲，再从欧洲流向中东，然后流向南亚次大陆，东南亚与中国。此外，还存在着两条支流，一条是沿着联系美洲与亚洲的西班牙大帆船航线而流向中国，另一条是东亚区域内部的日本白银流动，其方向也是中国。”而这一段时间，以1635—176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白银额为例，总计：6 101 135.5两，折合228 792.56公斤。每年平均输入：47 295.6两，折合1，773.56公斤。而明代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银矿主产区，福建每年产银4万余两，浙江收银9万余两。天顺年间(公元1460年)全国产银18.3万两，其中云南约10万两。清代从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十七年(公元1685—1837年)云南全省产量年平30到40万两。而上述白银流入数据还是仅仅英属东印度公司一家，就高达每年4万7千两。国内国外一比较，可见白银流入之大。论者甚至以白银向中国流动，导致欧洲区银荒，结论是导致欧洲近代走向金本位货币制度。但白银所起到的货币作用还主要是税赋征收，大宗交易买卖。日常普通交易还主要是用铜钱来完成。由于赋税征收的折算，形成了在计重的白银和铜钱之间的一定比较关系。清政府早期颁布的比价是约1两白银值1千文。但实际上随着白银价格变动，这个价格围绕着1千文为中心，上下波动还是比较剧烈的。
四、宝钞制度之兴废
宝钞即纸币。我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发行流通纸币的国家。彭信威在其《中国货币史》中说到，“兑换券和纸币是中国所发明的，西汉的白鹿皮币和唐代的飞钱，都有一种纸币的性质…中国纸币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促成的。第一是宋代商业的发达，因此不但需要更多的通货，而且需要更轻便的通货。第二是自五代以来，中国形成了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有时使用纸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铜钱外流。第三是有许多区域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非常不便。第四是两宋政府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中国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虽然交子何时产生及由谁创制的，历史上有所分歧不清楚。但是交子作为第一种纸币，是大家都承认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可兑换货币，也就是说它本身没有价值，价值靠它之上所书写的可兑换铜币来确定。铜币在这里成为了交子的本位。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中国不仅发明了法定货币，而且那里的政府也把握了维持硬币储备的必要性，这些储备最初为纸币发行的3/7，1107年开始出现麻烦，与鞑靼人的战争给国家带来资金压力，这些都只有通过供应大量的纸币来缓解。纸币持有者实际上不再能够兑付到硬币了。”交子的不可兑换性和超发引起的通货膨出使得交子迅速的贬值，并导致交子被废止。而元明清时期也都出现过纸币。元代的中统元宝交钞开创了元代的纸币时代，市场上除了银元宝外，几乎都是纸币。元代货币主要是不可兑换货币，虽然纸币面上书写有铜钱单位，但是由于不可兑换，铜币单位成了一个名义和符号来表征货币价值，而实际情况是铜币在元代初期被禁用，白银流通也受到限制，所以纸币成为了一种以银作为本位的不可自由兑换的法定货币。但是这次纸币实施同所有其他纸币一样，极为容易超发而导致泛滥，因为通货膨胀而崩溃，最终在元顺帝年间又恢复了铜制货币的铸造和流通。明初同元制用钞不用币，发行过“大明宝钞”。但后来还是使用的白银和铜钱为主要货币，尤其是白银得到广泛的使用，纸币逐步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清朝时期，纸币的出现和流通也成为了暂时现象，而没有如元代一般，长期大范围的使用纸币。并且纸币在中国的数次使用均以滥发造成通货膨胀而结束。
五、盲目而任意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中心问题，一矢破的地说来，就是怎样才能使得货币的购买力安定”。维护货币的购买力安定，对内来说就是通过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对外来说就是通过货币进出口管制维护货币汇率稳定。传统中国货币法律制度中，由于没有对外汇兑交换的需要和观念，主要是对内通过货币来维持物价稳定和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早期的统治者意识不到治国之策中商品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货币发行的数量就更不能够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来进行控制。古典货币数量供应学派发展到极致的“剑桥”数量方程式和费雪方程式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在英国出现。所以古代中国根本不会对货币与商品和经济的关系有明确理性的认识。由于发行货币的根据是纯粹统治者的财富好恶或者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所以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中的发行政策是盲目而任意的。“在中国历史上，自公元前360年至公元1905年这2265年间，货币价值大的起落达20余次，货币贬值的时间超过1200年;货币回值或平稳的时间不到1000年。其中绝大部分回值是暂时的，而且基本上是还未完全回落又重新上涨。中国古代货币流通的黄金时代只是汉唐的三个120年，即西汉文景之后的120年;东汉明帝以后的120年和唐贞观以后的120年。”铸币超发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货币跟不上经济发展，导致物价下跌的情况也是有的。彭信威在其《中国货币史》一书中对北宋年间的丰年物贱有过叙述“司马光曾说太宗平河东的时候，米价每斗十余钱，那大概是在太平兴国四年的事情，端拱二年粟价每斗十钱。淳化二年岭南米价每斗只要四五个钱。”
但是开始关注到农商贸易经济的发展与货币的需要和供应，而有意识的调整货币政策，在中国古代还是有的。货币贬值的情况常常是出现在朝廷货币超发的时期，所以解决办法是要么打击金银铜的私采和货币私铸，要么停止引起货币贬值的变币政策。如历代的改铸大钱、铁钱政策最终废止，就是此法;而针对货币数量跟不上经济需要的措施则采用如价格调整“宋会要稿食货四一：‘太祖建隆中，河北谷贱，添价散籴，以惠贫民。’”而发行铁钱，大钱，纸币宝钞也是很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变造新币发行，若掌握不好限度又会引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此外，还有限制储藏货币金银和海禁来限制货币外流等方法。这些方法措施一并构成了中国货币法律制度历史中幼稚、粗浅的货币宏观调控政策。
项目来源：湖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预研究项目
作者：谢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