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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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境外投资论文范文

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绩效研究

[摘 要]文章先分析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绩效的动机，研究相应动机主导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绩效的评价机制，对《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进行有侧重点的分析，再结合国内外宏观环境研究制度文化及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影响，延伸到国家政策及国际关系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影响，探析国有企业如何利用“一带一路”的机遇更好的发展壮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关键词]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动机;境外投资绩效

[DOI]10.13939/j.cnki.zgsc.2018.23.060

1 引 言

2017年6月财政部颁布《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旨在优化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改善境外投资绩效，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主力军，投资动机主要有拓展海外市场、获取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寻求稀缺的自然资源。《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自2002年颁布后适用至今，金融市场变化快，境外投资环境影响因素多，国有企业具有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和活力的重要职责，需要根据投资动机对通用绩效评价办法进行适当修整，恰当地评价其境外投资绩效，根据反馈及时改进，提高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能力，在国际竞争合作中赢得一定的地位。

2 国内文献综述

境外投资是个国际贸易学的热点话题，其重要性已被不少学者研究实证检验，张海(2017)认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区域广度有效地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杜群阳、徐臻(2010)提出我國企业可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极为缺乏且难以在国内获取的稀缺资源，提高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倪中新、卢星、薛文骏(2016)运用TVP-VAR模型预测了“一带一路”将逐年化解国内过剩的钢铁产能。

对于境外投资绩效问题的研究，国内对于境外投资绩效的文献较少，冉光、李敬、万丽娟(2006)认为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绩效评价应全面考察投资动机，提出差异化与一致性原则、全面性与总体性原则、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结合评价原则。这篇文章没有细分企业境外投资的动机类型并进行相应研究。杜群阳、项丹(2013)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对外资源获取型并购的发生降低了企业经营业绩、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率，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研究资源获取型企业境外投资绩效。周大鹏(2016)分析了贸易投资议题对中国制造企业母公司绩效的影响。

综上文献，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提高企业生产率，拓展海外市场，获取国内稀缺资源，缓解国内过剩产能等。国有企业作为主力军，境外投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内对于企业境外投资绩效的研究较少，结合动机研究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绩效的文献更少。文章基于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三个主要动机，有侧重点地研究其境外投资绩效评价机制，理论上为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绩效研究领域进行一点补充，实践中为更好地发挥绩效结果的反馈作用提出针对性建议，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和声誉。

3 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动机

Deng(2004)将中国境外投资动机分类为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多元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与技术寻求型较为类似，多元寻求型影响因素过多，所以文章主要研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绩效。

资源寻求型动机是为缓解本国有限自然资源对企业生产的抑制作用，获取东道国丰富自然资源以保证产量。经济发展加大自然资源需求量，吴宏、冯吉祥(2012)认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增加了石油需求量，以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为代表的石油企业海外并购获取他国石油资源，分析发现中石化的并购绩效最好，最差的为中海油。

市场寻求型动机是为了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及扩大市场，经济发展使国内市场趋于饱和，需要对外投资开拓海外市场。温湖炜(2017)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2005—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后产能过剩指数显著下降，提出政府应坚持“走出去”战略鼓励过剩行业大力对外直接投资。

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是为学习他国先进管理经验、技术装备、品牌和分销网络等战略性资产。赵宸宇、李雪松(2017)根据企业反事实专利数量发现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4 国有资产境外投资绩效评价机制

在《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中，列出了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绩效的相关指标。其内容分资产运营效益、资产质量、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和社会贡献五个方面。见下表。

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需侧重社会贡献具体指标中的资源获取数量指标，对于这类企业在国家提供便利和保障、服务措施后，需仔细分析两国关系和东道国政策，稀缺资源的获取成本与收益是否符合企业要求;市场寻求型国有企业绩效评价需侧重发展能力指标中市场占有率，增加销售收入，这类企业需要研究东道国对本国产业保护政策，衡量合法的市场占领量;战略寻求型国有企业绩效评价需侧重发展能力指标中劳动生产率，考察在东道国获取的技术经验或劳动力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对于这类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吸引国外优秀的技术人才入职。同时，针对市场寻求型和战略寻求型企业，政府必要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减轻税收负担，提高盈利，增强企业的发展空间。

5 结 论

文章没有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主要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分析，针对当前试行的《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与绩效的关联关系出发，提出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评价的侧重点，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服务，更好地发挥境外投资推进企业创新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海波.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生产率提升吗——基于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7(4)：95-106.

[2]赵宸宇，李雪松.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6)：105-117.

[3]杜群阳，徐臻.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与风险：评价模型与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9)：65-71.

[4]倪中新，卢星，薛文骏.“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化解我国过剩的钢铁产能吗——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平均的预测[J].国际贸易问题，2016(3)：161-174.

[5]杜群阳，项丹.资源获取型海外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3(10)：159-166.

[6]吴宏，冯吉祥.石油行业海外并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12)：123-136.

[7]冉光和，李敬，万丽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与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6(7)：66-71.

[8]周大鹏.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母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3)：70-80.

[9]温湖炜.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产能过剩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4)：107-117.

[10]林鹤.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风险防范分析[J].中国市场，2016(11).

作者：丁雪苗

第二篇：个人境外投资会放宽吗

提要：个人5万美元投资境外证券短期落地并大规模开展可能性小，开展初期可能通过局部区域试点并由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高净值人群先行先试。

小标题：先行先试

2月19日，《中国外汇》刊登了对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叶海生的专访。

叶海生表示：“研究有序放宽个人资本项下业务限制。修订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管理规定，取消年度购付汇额度限制，优化管理流程;研究论证允许境内个人在年度5万美元便利化额度内开展境外证券、保险等投资的可行性。”

市场人士解读认为，外管局有意放宽个人资本项下业务限制，放宽个人投资境外证券和保险，是进一步放宽个人境外投资限制以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新举措。

结合当前人民币持续升值、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以来企业和居民结汇持续上升的趋势来看，也有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外汇收支平衡的意味，这和外管局特别提到的“促进跨境资金双向有序流动，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逻辑一致。但境外投资额度共享原政策的5万美元个人购汇额度，显示开放的节奏仍保持稳健。

资料显示，2007年外管局出台相关规定，个人每年5万美元以内的购汇、结汇，凭身份证件在银行直接办理;超过5万美元的，凭有交易额的证明材料在银行办理。

“个人5万美元投资境外证券短期落地并大规模开展可能性小，开展初期可能通过局部区域试点并由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高净值人群先行先试，居民少量投资境外证券市场不影响A股市场稳定性。”浙商宏观团队认为。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CIO)的观点是，外管局目前只是研究开放投资境外的可行性，新规未知会否建立在港股通政策之上，对市场构成的影响也较长远。

当前，个人投资者要参与港股通，证券及资金账户内合计资产不得少于50万元人民币，并需要满足知识水平及风险承受能力等要求。

一旦允许境内投资者配置海外证券及保险等，将有利于个别面向内地市场的境外银行及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销售业务，大湾区政策及经济融合的港股将受益。

小标题：跨境理财通

叶海生还表示，国家外汇管理局将配合人民银行做好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试点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还拟在部分区域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对外开放试点。在试点地区集中出台一揽子开放措施，内容涵蓋跨境贸易、投融资各个领域，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此外，在资本市场开放方面也有重大举措。据了解，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工作重点将会是证券市场开放。

2月初，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与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澳门金管局签署有关“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涵盖监管信息交流、执法合作及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为地区深化互联互通进一步奠定基础，但执行细则仍有待公布。

在“跨境理财通”下，不仅境内投资者资金可以“走出去”，中国港澳地区居民也可以认购内地金融机构发行的境内理财产品。

瑞银财富认为，中国蕴藏独特的科技及高端制造业机遇。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国债的收益率一枝独秀，收益类理财工具也具有吸引力。

在政策支持下，除了证券交易所、基金及财富管理等企业有望受益于其中，跨境人员及资金流动提高料将拉动大湾区内房地产、消费、基建及物流业需求，中国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也将得以巩固。

小标题：升值持续

瑞银认为，即便允许境内投资者“走出去”，这不代表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即将“脱轨”。基于投资者配置境外资产的需求日益增加，中央政府也希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放宽投资境外。

虽然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但跟中国债券收益率相比仍有相当大差距，资金持续流进中国债券市场，1月境外机构投资者净买入2994亿元人民币债券。

此外，中国去年经常账户顺差2989亿美元，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2%，体现了跨境资金流动双向平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瑞银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月左右走强至6.2。

小标题：利好券商

开源证券认为，后续涉及非银金融行业的资本项目便利或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①修订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管理规定，取消年度购付汇额度限制，优化管理流程;研究论证允许境内个人在年度5万美元便利化额度内开展境外证券、保险等投资的可行性。

②继续推进证券公司结售汇业务试点工作，选择部分实力较强的证券公司开展跨境业务试点，支持证券公司做大做强，发挥证券公司对外汇市场的积极作用。

③优化保险机构境外投资管理政策，对保险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实施分别管理。

目前境内个人受购汇用途限制较难直接参与境外证券投资，若限制放开，个人购买境外股票便利化程度将明显提升，满足居民全球资产配置需求，跨境投资业务需求扩容整体看对境内和境外互联网券商均是利好。

一方面，目前境外互联网券商相较中资券商在门槛、价格、便捷和产品上具有优势，跨境投资限制放松将提高便捷度，直接利好境外互联网券商。

另一方面，政策放开下，境内券商在客户资源和渠道上具有优势，若有结售汇资格加持，有望实现份额提升。目前该政策尚处于研究论证阶段，落地周期或较长，短期影响较小。

跨境业务试点下，实力较强的券商有望优先获得业务资格，拥有资格券商在业务种类和额度方面或得到更多便利，对头部券商零售和机构端跨境业务形成全面利好。

小标题：激发配置境外保险

在保险方面，目前境内个人购买境外保险往往需要出境。开源证券认为，若跨境购买保险便利度提升，或激发境内个人海外保险购置需求。

在额度方面或与境外证券投资共用5万美元购汇额度，对理财型需求满足程度有限，对国内保险公司影响较小。从投资端看，优化保险机构境外投资管理政策利于境内险企分散投资风险、加强资产负债匹配。

申万宏源认为，赴港购买保险是内地个人境外保险等投资的重要渠道，友邦和保诚是中国香港保险离岸市场龙头。

如果放松内地居民赴港购买保险限制，银联或重启香港保险保费的缴纳，但额度会被限制在“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额度之内，此前为突破上限存在的“擦边球”行为或将纳入监管，跨境资金流动得到进一步规范。

若银联重启，则理赔、给付、年金等或有可能通过银联，将显着提升内地居民赴港投保积极性。

作者：张学庆

第三篇：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初试身手

近来浙江华立集团的董事长汪力成心情格外舒畅，公司新近提出的购汇600万美元进行境外投资的申请，很快就将走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审批程序。而三年前华立集团首次申请300万美元的境外投资计划时，从提出申请到最后获得批准，竟然花费了八个月的时间。

比汪力成更有理由兴奋的，是2002年10月以来已然获准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的浙江18家企业的老板们——这一切都缘自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浙江省分局自2002年10月1日起进行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式改革。

这一改革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要求，对原有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包括取消境外投资的购汇限制、取消境外投资的外汇风险审查(但保留资金来源审查)、取消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允许境外企业的利润留在境外使用、实行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制等。

在浙江之后，去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又批准在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和山东等省市从2002年12月1日进行类似的试点改革。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王雅范介绍，北京、天津等地最近也提出了参加试点的要求，改革半径将会进一步扩大。

外汇管制每一颗螺丝的松动，都将对现实经济的流水线产生联锁反应。王雅范认为，这些旨在简化境外投资用汇审批程序的试点改革，将会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的成本，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事实上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还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属于资本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这一试点也是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然而现实也不容许过于乐观。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邢厚媛认为，由于中国对外投资体制涉及许多政府部门，包括国家计委、外经贸部、经贸委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企业境外投资必须先得到其它部门的批准，才能到外汇管理局办理相关审批和资金汇出。因此，如果要更好地促进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除了外汇管理部门的改革外，还需要其它部门的改革和配合。仅仅是外汇管理环节的改善尚难以带动整体效率的提高。

先行者浙江

2002年9月2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了浙江省分局上报的《浙江省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办法》，同意从2002年10月1日开始，在浙江全省开始实施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方式改革。

在此之前，中国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模式是以1989年发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为基础的。总的基调是对企业境外投资实行严格审批与控制。这既是对当时我国外汇资金缺乏的应对措施，也与当时多数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为国有企业有关。因此，政府在对外投资管理方面履行的既有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外，也发挥了其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职能。

对于有境外投资计划的企业来说，既有的管理框架意味着层层关锁：由外汇管理局负责境外投资的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企业在办理登记时，应当按照汇出资金数额的5%缴存汇回利润保证金;境内投资者来源于境外投资的利润和其他外汇收益，必须在规定时间调回境内，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结汇或留存;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适用其它外汇资金等。

这些严格的外汇管理规定，加上其它部门的严格审批，不仅使审批的时间大大延长，使企业丧失了有利的投资机会，而且加大了企业有形和无形的投资成本。结果就是我国境外投资发展缓慢，处于零星、自发的状态，缺乏国家境外投资战略的引导。据统计，2002年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各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共35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9.83亿美元。而当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除此之外，繁琐、严格的审批还促使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各种渠道，绕过外汇和其他方面的管制，进行境外投资。然而没有任何部门知道这部分境外投资的规模、流向，国家对这部分境外投资缺乏有效的管理。

民营经济遍地开花的浙江再一次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改革仍然是典型的自下而上。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资本项目管理处处长吴水平称，随着对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意识越来越强烈。2001年9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即根据本省企业情况出台了《关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意见》。这使得职能部门的有关规定滞后问题与“走出去”战略的矛盾日渐显性化。

为全面了解浙江省境外投资情况，2002年3月外管局浙江分局组织调查组，深入浙江省对外经济最为活跃的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四个地区开展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专题调查，先后召开了四个地区的企业座谈会，与60多家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实地走访了10多家企业，与有关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交换了看法。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讨论后，浙江分局调查组指出了现行对外投资外汇管理制度的诸多弊端：外汇局进行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是管理越位，多此一举;审批要求提供材料过多、过滥，使得企业望而生畏;不得购汇投资政策限制了企业“走出去”;汇回利润保证金政策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外管局对境外投资重事前审批，轻事后跟踪监督，对实际的境外投资情况并不清楚。

结论已十分明显：在对待企业境外投资与外汇管理的矛盾问题上，要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并结合浙江的经济特点和实际，重点解决外汇管理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问题。因此调查组提出了在浙江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的建议，并起草了《试点报告》。

“刚好5月初，总局在杭州召开境外投资座谈会，大家汇报了情况，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相同的看法，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打下了基础。”吴称。

详解试点方案

始自浙江的试点涵盖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诸多环节，对此外管局资本司司长王雅范给予了详细解读。

王雅范认为，试点将从多方面促进我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首先，给予每个试点省份的2亿美元的购汇额度是对当地企业“走出去”的实实在在的支持;其次，试点取消了外汇风险审查、汇回利润保证金等滞后于企业境外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第三，试点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核材料从过去的11项减少为五项，并缩短了审核时间，从而简化了审批程序，有利于企业把握投资时机。第四，试点不再强制要求调回境外企业生产的利润，在政策上鼓励境外企业通过自身积累发展壮大，实际上也是对“走出去”政策的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项政策跳出了以前政策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模式，消除了由于投资主体所有制性质不同而产生的政策差异。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走出去”，在外汇管理上保障其合理的境外投资需求。这对于浙江等民营企业发达省市的民营企业摆脱原来的外汇管理政策束缚，开展境外投资是一大利好。

那么，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改革是否会加剧资本外逃的现象呢?有专家认为，两者间没有什么关系。我国的资本外逃多是通过对外贸易中的价格转移，以及地下钱庄等体制外渠道进行的，与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关系不大。

外管局浙江分局吴水平也认为，浙江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中相当部分为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家会为自己的资金负责的。此外，改革尽管取消了对外投资的外汇投资风险审查，但在资金来源审查方面加入了投资主体资格审查的内容，以加强对企业性质、结构、产权、资产规模等的审查。这包括一系列明确的条款：企业拟境外投资金额加上企业已经实施的对外投资金额之和不得超过该企业净资产的50%，以强调企业投资的适度性和可行性，也为管理其境内投资主体创造条件;境外投资企业除了应当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外，还应对境外投资财产处置权进行认定。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应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同意批文;股份制企业境外投资应有其董事会的同意决议;民营企业应有其董事会或合伙人的同意决议。凡此种种，都在减化程序的同时封住了境内资本恶意外逃的去路。

瓶颈千万重

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试点无疑将会大大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然而这种乐观是有节制的。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邢厚媛就认为，尽管外汇管理方面的改革有利于境外投资的发展，但在其它政府部门的审批没有改革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

据外经贸部合作司境外企业管理处李永军处长介绍，目前我国实行的境外投资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搭建于1991年～1992年，其中最主要的文件是199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境外投资管理的有关通知。由于当时正处于三年治理整顿末期，相关规定都显得比较严厉。

《通知》确定了不同政府部门的分工。外经贸部作为国务院授权的境外投资企业审批和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对境外投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统一管理。国家计委负责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外投资的外汇投资风险审查和资金来源审查——这种管理办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当时的情况下，《通知》强调政府对境外投资进行事前审批的作用，即“批项目”，包括批立项和批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着眼的管理对象是国有企业，这与当时国有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体的状况是符合的。随着我国经济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这种注重微观项目审批的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就用旧的政策来套用在新的经济成分”。

其实，境外投资管理上的这种注重项目可行性审批和部门审批权力分割的状况，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类似的，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延伸。只不过国有企业在决策方面有了很大自主权，而在境外投资管理方面，计划管理和部门分割的现象仍然严重。

就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放开后对我国境外投资会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记者与国家计委外经司海外处的孙伟副处长进行了联系，孙以对外投资管理政策很长时间没有变化为由拒绝了采访。

实际上，对外投资管理权限的惟一变化发生在1999年，国家经贸委获得了境外加工贸易的初审权。当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这份文件从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工作重点、有关鼓励政策、项目审批程序、组织实施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支持我国企业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走出去”的具体政策措施。该意见是我国目前惟一的、比较全面的鼓励境外投资的产业政策，并成为稍后形成的我国“走出去”开放战略的前奏。

这样在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的审批上，国家计委负责一般对外投资项目的立项和可行性研究的审批，而国家经贸委负责境外加工贸易投资的初审权。

然而这种管理框架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要求。首先，以“批项目”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注重对项目可行性的审批，这实际上是政府部门在行使所有者的职能，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管理的职能。如果这种审批对国有企业还是有一定理由的话，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就是越俎代庖了。因为政府审批部门并不承担民营企业投资失败的风险。

其次，政府部门多头审批造成审批效率低下。对外投资涉及15～16个政府部门，几乎所有跟经济有关的部门都要参与有关管理，其中最主要的几个部门是：国家计委(负责一般对外投资项目)、国家经贸委(负责境外加工贸易项目)、外经贸部(负责除金融保险外的境外投资项目，包括贸易型项目)、外汇管理局(负责与境外投资相关的外汇投资风险审查、资金来源审查以及资金汇入汇出)以及财政部。而且审批是从下到上(即从省一级到国家部委)，表面上均对境外投资负责，各司其职，但审批内容重叠，职能交叉。各部门、各级别的层层审批加大了企业境外投资的成本。这与加入WTO后减少行政审批，并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的精神不符。

最后，事前审批与事后监管的脱节。各个部门都非常强调对外投资项目的前置审批，而对事后的监管却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者无能为力的状态。在上面提及的参与境外投资管理的主要政府部门中，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只承担前置性审批(立项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职能，而不负责对审批了的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监管，使事前的审批失去了意义，不符合“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财政部不负责前置审批，却负责对境外国有资产的运营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外经贸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全过程的管理，但许多企业拿到境外投资的证书后，便与主管部门保持距离，而主管部门业务缺乏相应的手段进行管理，使许多事后监管措施也流于形式。

显然，外汇管制的放松只是打开了最后一道锁，提高境外投资效率，还有太多的环节需要疏通。

资本项目开放的一小步

“外汇”、“境外投资”，很容易勾起人们对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进程的遐想，然而事实上，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式改革不过是整个进程的一小步而已。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管制的外汇政策。经常账户下的交易，只要交易真实合法，都可以得到外汇供应。但对资本项下的交易和汇兑有很大的限制。对开放风险较大的证券投资、对外借款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对风险较小的外商直接投资等则实行相对宽松的管理;对能够促进技术转移、产业升级的产业资本交易实行开放，对于注重短期利益、以获取交易收益为目的的金融资本交易放缓开放;对长期性的资本交易优先开放，对于短期流动性的交易则控制较严;对于资本流入的交易采取鼓励政策，而对于资本流出的交易则控制较严。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放宽的企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属于长期的直接投资，因此开放的风险要远远低于短期证券投资和对外借款。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认为：“国际上通常所说的资本项目开放，在多数情况下是指证券投资或者商业银行对外借款的开放。这些项目的快速开放导致的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企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放宽属于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内容。”

有研究境外投资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支持企业到境外投资，跟资本项目管制的关系不大。无论在实行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还是在市场化的情况下，政府为了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去都是责无旁贷的。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的赵先信博士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我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放松。“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500多亿美元。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不得不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大量购入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外管局放宽企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限制，既可以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也可以缓解日益增多的外汇储备形成的压力。”

作者：李树锋　黄锫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