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当我们用支付宝为一顿丰盛的早餐付费，当我们用微信钱包给亲朋好友发去代表节日祝福的红包，我们不禁想到：终于某一天，纸币将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那沉甸甸的手感、清脆的点钞声也将离我们而去，同时一种风靡一时的炫富方式——晒现金也将成为记忆;代替纸币的将是无影无形的数字货币。
第一篇：数字货币论文范文
货币竞争新格局与央行数字货币
数字化使货币竞争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央行数字货币成为竞争的新焦点，一场围绕主权数字货币的博弈正全面展开。这将从更深层次上推动货币体系变革，重构货币竞争格局，重塑金融生态。
一、 全球货币竞争聚焦央行数字货币
货币天生就是竞争的利器，而来自于货币间的竞争由来已久。随着技术进步，货币竞争的重心不断推移，从传统货币竞争转向数字货币竞争。随着央行数字货币酝酿推出，数字货币竞争聚焦于央行数字货币，这既是金融领域的大事件，也成为货币竞争的新焦点。
(一)数字化加剧全球货币竞争
进入数字时代后，货币竞争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广维度呈加剧化态势。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和应用场景创新， 各种数字货币应运而生，从最初的电子化的代币，到数字化支付宝、微信，以及多种形式的虚拟币、企业币，可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目前，数字货币超过几千种，处于不同的金融生态之中，已经形成过度竞争的局面。
数字货币竞争与传统货币竞争完全不同。互联网提供了基础设施，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商业网络和社交网络，这些网络一旦建立起来，信息就可无障碍流通，货币就会如影随形地跟进。所以，数字货币竞争领域更宽阔，场景更丰富，在很多领域甚至颠覆了货币原有形态。加上数字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促使数字货币不断拓宽应用新场景，也使竞争在多领域、多层次展开，并且为有的国家超前布局数字本币战略打下基础。
数字货币竞争是以数字支付为重點展开的，如何扩大数字支付应用市场，强化数字本币的国际化应用和竞争实力， 这是数字货币竞争的核心要义。为此，主要国家都在积极谋划和行动。在这方面，美国依然是领竞争之先， 比较早地做出规划和布局，试图全面掌控竞争格局。据《新型货币战争》一书披露， 美国早就开始为推进数字美元进行战略布局，着力在三个层面重点展开：
1.在应用端重点发力，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通过“去现金化”行动，在非美元区国家规模推行数字支付应用，在开拓无银行账户庞大客户市场的同时， 为接下来推行数字美元打下应用基础。资料显示，在非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美国公司支持的数字支付正广为应用，并且逐渐形成消费者的支付习惯，并在此基础上也建立起“更为有效的行为控制和操作系统”[1]181。这进一步拓宽了未来数字美元应用的路径，减少了使用者的认知障碍，提高了对数字美元的接受度。 受眼前利益和多种诱惑影响，“当地居民就更乐意接受本币的替代物”，这使得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被这样美元化的国家越多”[1]179，转向在线平台的贸易越多，美元应用范围就越大。
2.在技术端，依托数字企业巨头和数字金融巨头，形成双叠加优势。硅谷数字技术公司如亚马逊、谷歌、脸书等，信用卡机构领军者如万事达、维萨等，以及世界领先的全球在线支付服务商贝宝等都加入其中。这种“技术+市场”的叠加优势，不仅捍卫了传统美元市场，而且拓展了美元新领地。欧美是最大的美元离岸市场，通过货币数字化有利于进一步稳固传统优势。新兴美元市场如非洲、美洲等，在大部分国家都进行了开拓性布局和渗透性耕耘，并且收获颇丰，成效逐浙显现。不仅“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客户源，并且还通过拓展更多业务领域而扩充该数据”。 除获取数据资源之外，“还可以从支付交易的主导地位中获得另一种巨大回报，即货币创造的利润”[1]177。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如果完全采用数字支付， 全球金融业每年可节省超过4000亿美元的直接成本。此外，依靠全球规模更大、更活跃客户群每年可以增加4.2万亿美元的收入”[1]9。不仅如此，他们还以经济援助为由头，对贫穷国家民众发放援助金，但不是现金而是发卡，是以美元结算的一定额度， 限制可支付购买的物品范围。由此建立起来的支付网络和规模宠大的支付群体，不仅身份信息等数据全部被采集，也促进形成支付的习惯性依赖。 而且这些私人公司从中也获益匪浅，并且开拓了长期市场。
3.在操作端，政府联手社会机构和私人企业共同推进，淡化国家色彩，强化市场驱动，让其他国家更易接受。美国除了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架构(如G20的普惠金融伙伴组织)外，还在国际会议机制框架下纳入相关内容， 并得到入会国家的认可。如G20峰会曾以普惠金融为主要议题， 促进形成专门共识性决议，从而打通国际性障碍，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同时，还由企业牵头建立相应的社会机构，如盖茨基金会主导的“优于现金联盟”，“旨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用数字化支付取代现金支付”。还支持亚马逊、脸书的Libra从不同维度推进数字美元快步前行。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和相应机构，都把中国排斥在外，其战略意图和竞争矛头所指，不言而喻。正如国外学者指出的，美国关心的不是数字美元本身， 而是以美国金融和IT企业通过加密美元去对抗加密人民币。“对美国政府而言，无论哪一种模型起作用，只要可以控制其他国家及其货币区的潜在竞争即可”[1]200。
硅谷和华尔街之所以都乐于参与，直接目的便是扩大业务版图，获取直接利益。对此，信用卡公司自述：“万事达卡和维萨必须开发海外新业务。它们需要处女地。在那里，竞争不会影响到利润率”[1]9。不仅如此，为了捍卫美国国家经济安全，促进美国在全球的经济等战略利益，更深远考量的是，通过数字化布局，为数字美元开辟路径。在此框架下，“既促进了相关公司的商业利益，又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利益”。 对美国而言，“美元不受限制的全球主导地位至关重要， 它与军事优势同等重要”[1]184。因为，美国霸权源于美元霸权，所以，美国将不遗余力地捍卫美元地位。
这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最先发生在数字支付领域。 过去五年中国移动支付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长，两大巨头阿里和腾讯已经建立了传统银行支付渠道之外的“平行银行系统”，它们各自的数字钱包都拥有超过10亿用户①，为全球金融体系建立全新数字架构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打破了原有支付格局，客观上对美国占优势的支付市场带来冲击性影响，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其中推进数字美元即央行数字货币就是一项重大举措。因为“对于美联储，即美国的中央银行而言，其自身的数字货币同样也是捍卫美元国际主导地位的手段”[1]199。由此不难发现，美国对美元的霸权地位和数字美元战略行动时刻都没有放松。
(二)央行数字货币成为竞争新焦点
当前全球货币竞争核心聚焦于主权数字货币，也就是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有着数字身份和数字货币领域的思想领袖之称的David Birch在《货币冷战》中特别指出，现阶段全球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 推动了货币之间的一种新的竞争——这个竞争主要来自于私人的数字美元Libra与公共数字人民币DC/EP之间。其实，美国不仅是私人的美元， 也全面启动了央行數字货币布局。福布斯认为，各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正式进入“全球多国央行竞争推出首款央行数字货币的火热战局”[2]。
事实上，美国加快了数字美元进程并进入立法层面，2020年3月底美参众两院分别公布了三项旨在刺激受疫情打击的美国经济提案，均把有关发行数字美元或美元数字钱包的计划包含其中。4月16日， 又一项来自众议院的新提案表达了通过数字美元发行救助款的诉求。虽然提案有关数字货币的信息在最终版的提案中遭到删除，但这足以表明美国策划落地数字美元不是空穴来风，也进一步印证了美国就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做了大量前瞻性研究和战略安排。正如国外专家评价，美国在现阶段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数字美元落地前的最终形态。
2020年5月29日，数字美元项目发布《The Digital Dollar Project Exploring a US CBDC》白皮书，为创建美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提出框架，第一次明确了数字美元的推进计划。进一步申明美国希望一步到位实现支持数字美元的批发和零售双重场景。美国权威人士公开表示，美国须通过保持数字货币领域技术研发和政策制定“两条战线”的领先地位，维持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尽管央行数字货币已经有个别国家率先推出落地，但实际应用效果和影响力十分有限。也有更多国家和经济体正在积极谋划中，据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调查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的央行一改之前犹豫观望、反对禁止的态度，考虑在短期内发行法定数字货币①。 现在全球更加关注中国和美国的举动，因为作为主权货币数字化，是要有强大经济体系来支撑的。同样，依托强大经济体系的央行数字货币一旦推出落地，也会对整个经济体系带来牵动性影响，甚至会重构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格局。所以，其他国家央行数字货币都在积极筹划，蓄势待发，但谁也没有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从大概率分析，美国试图采取惯用的政府加私人企业模式，由私人企业打头阵，政府隐于其后支持，使数字美元可以与私人稳定币一起使用，共同推进美元数字化进程。最近，美国官方对脸书Libra 的态度颇耐人寻味，其中可能藏有深意，不排除政府让Libra先行一步，随后美联储再跟进的可能。如果是这样， 依托脸书业已形成的庞大客户资源，加上美元国际化优势以及数字美元的超前布局，美国大有先声夺人、不战而胜之势。欧美其他国家虽然加快步伐，有的甚至基础已经完备，推出落地似乎指日可待，但更多还是期望争取跟进效应，独立成事的可能性不大。这种情况下，我国推出试点测试，一方面是要进一步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试水举动，看看各方反响。比较诡异的是，2020年4月，我国公开表示选择若干城市试点测试，国际社会一反常态地鲜有评论，表面上虽悄无声息，私下里却暗流涌动，都不约而同地加快行动步伐。这表明，央行数字货币这场暗战开始显性化。
为什么央行数字货币会引起如此高重视度?主要是因为央行数字货币竞争的实质是货币主权之争，是国际化地位之争。特别是在数字化大背景下，原有的硬边界已经打通，世界成为互联互通的共同体，数字化创造了新的机会空间，央行数字货币使各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通过竞争合作共同打造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央行数字货币出现使货币竞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技术上，可以在线和离线支付;从功能上，支付领域可延展至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 从定位上， 作为主权数字货币将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央行数字货币完全超出货币本身意义，它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主权货币数字化，具有超强信誉度并直接挑战现有货币体系。尤其是随着一国数字货币的规模化应用， 将会改变世界储备货币结构，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 正如英国前央行行长Mark Carney指出的，“合成霸权数字法币可以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②。这的确是一场“新型货币战争”，并且已经多维度全面开始。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数字货币战略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货币数字化进一步推进其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融合。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更加频繁， 货币的中介作用更加凸显，愈加需要人民币作用其中。然而，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我国经贸规模严重不匹配，不仅不利于贸易双方互利互惠，而且在核心利益上受制于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日益紧迫的重大战略抉择。
(一)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
近年来， 随着开放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活动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务实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出现新局面。在零售支付方面，中国银联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8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实现银联卡受理。在大额支付方面，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参与者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7年5月底，共有28家境内外直接参与者、574家间接参与者，服务延伸至85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从总体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我国经济地位还严重不相称。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 第一原材料和大宗商品采购国，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和原材料采购量占全球的48.1%，但人民币的结算份额只占到大约2%，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定价权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严重不对等①。
虽然人民币于2015年12月1日加入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SDR，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但至今为止人民币占国际结算的份额在2%左右②。根本原因就是在现行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没有结算、定价话语权，极大地限制了人民币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对经贸发展带来深层影响。
所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关乎人民币国际影响力，关乎国家竞争力，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着眼点。形势时不我待，但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在现有国际货币格局下，人民币国际化势必会打破既有的均衡，直接挑战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带来冲突和各种形式的抵制在所难免，甚至还会招致联合围堵和封杀。所以，在传统货币格局下，以固有的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那些“先行者”看来，无异于是闯入他们的业务领地，挤占他们的市场，弱化他们的独占优势，必然会招致顽强反制。
本文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必行之道，也是必要之举，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和重大方略。但是，没必要一定在传统框架下高成本国际化，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机遇，在新的起点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通过数字化来破解瓶颈制约， 化解可能带来的风险，把人民币国际化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
(二)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人民币数字化
数字化不仅推动数字支付空前发展，也为人民币数字化提供了条件，从而拓宽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数字人民币即央行数字货币就是以国际化为取向的， 也将强有力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是毋庸讳言的， 也是央行数字货币题中应有之意。更进一步讲，我国之所以要发展央行数字货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实力。 国内有学者指出，DC/EP虽然有很多中短期目标，但其根本目标在于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实力。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成为CBDC的最核心目标。同时，也是积极应对各种形式的数字货币挑战，尤其是像脸书Libra这样有可能对人民币主权带来“侵蚀”的挑战，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DC/EP作为Libra的应对方案，天然肩负“对外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实力， 对内保护人民币主权”重任[3]。
经济全球化要求人民币国际化与之相适应，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求人民币数字化。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和条件再重复其他国家本币国际化的模式，传统框架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没有前途和出路。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如果继续之前的发展路径，很难获得实质性突破。因为在现实国际金融领域，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不是选择要不要转换模式，而是转换慢了就被动挨打。因为别人都在数字化，就连已经形成绝对优势的美元，也在谋划推行美元数字化， 以进一步提升美元国际化实力。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没有条件和可能在原有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数字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通过人民币数字化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之所以说是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在同一起点上出发，尽管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差异很大，但数字化营造了同步竞争空间，為后来者提供了后发赶超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被看作是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实力的新机会。对此，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说得直白，尽管北京支持的数字货币本身不太可能破坏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它肯定会促进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①。Libra币负责人马库斯在Libra币发行听证会上反复强调，要注意中国研制数字货币的速度，“Libra将会为全球尚未使用过银行服务的17亿人提供金融服务; 如果Libra不做这件事，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将会做。”
数字化造就了央行数字货币，而央行数字货币继承了数字化基因，更加体现数字化本身具有跨时空、无边界的特点，更容易穿透边界，包括地理、司法和货币边界，形成超常规的国际化途径，对固有格局带来冲击性影响并推动重塑国际货币体系。在传统模式下，货币通过国际支付或成为全球价值储备工具实现国际化。数字货币拓宽了货币国际化的方式，针对开辟新的贸易机会和国界以外扩散交换媒介，数字网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不是想不想国际化、要不要国际化，而是推出央行数字货币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现象，已经处于国际化进程中，这是不言自明的逻辑。数字世界是联通的，任何人为设限都于事无补，正像全球化不可逆一样，数字化也是不可逆的。 央行数字货币既然是货币的数字形态化，其国际化也是不可逆的，其国际化能力恰恰是其竞争力所在。所以，从长远看不应也不可能把央行数字货币限制在国内部分范围，这有违央行数字货币的主旨和设计的初衷。对此，我们不必讳莫如深，其实所有人都看得清楚，花如此大的代价研发央行数字货币，仅专利就申报了几十项，这绝不应当是仅在国内用于替代部分现金，也不可能仅限于国内流通。现在，我们更应关注的不是数字人民币能否国际化，而是国际化的能力如何。会不会出现有人担心的在美元为首构成的“货币岛链”中成为“货币孤岛”现象，这才是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应对的。
(三)用数字货币战略强化人民币国际化
央行数字货币是货币国际化的主战场，各国争相主权货币数字化目的就是要在新一轮货币国际化竞争中争取优势、赢得先机。我们也要审时度势、相机而动， 决不能错过央行数字货币国际化的时机。在具体战略举措上，应当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1.以大宗物品结算为切入点，发挥买方优势和规模效应，打造全国统一的大宗商品现货贸易数字货币的应用生态圈。 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定价权，逐步扩大数字人民币结算规模。运用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技术，实现我国在大宗商品领域采用数字人民币的交易结算机制， 替代美元结算，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大突破。
2.与“一带一路”结合，在经贸合作中通过主权数字货币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信任度。目前，在支付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初具规模。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服务延伸至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1个，形成金融与“一带一路”建设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推广数字人民币应用，应当是水到渠成②。
3.与数字贸易结合，通过数字货币支持数字贸易加快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1.6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5%。其中商品、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为30.6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2%;电子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规模达2.9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5%。这为央行数字货币提供了巨大的发挥作用空间[4]。
4.与微信、支付宝结合，共同拓展零售支付领域数字人民币的应用。目前，支付宝已经在国际化支付领域打开局面， 支付宝网络用户接近7亿，季度交易额达到7万亿美元。如果能使数字人民币作用其中，将会取得双赢的结果。
5.开发境外支付业务新领域。加快境外市场拓展，支持支付服务、技术、标准的对外输出，抢占支付行业全球发展的更多“制高点”，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好的环境。
三、 以“数字货币区”为央行数字货币的空间载体
数字货币区是当今金融开放的重要形态，也是数字货币竞争的关键所在。构建“数字货币区”，推进数字人民币率先落地运行，可以放大优势、引领发展，进一步增强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影响力。
“货币区”概念通常指一种货币的应用规模和货币地位， 往往具有使用规模集中和空间集聚特点。在现实研究中，不乏有“美元区”“欧元区”和“人民币区”的说法，但其规模程度差别比较大。例如，美元区在所覆盖的领域中占有绝对优势。虽然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已从1969年的38%下降到如今的24%， 同时自2000年以来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已从约70%下滑至约60%， 但美元仍然是全球贸易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全球金融体系中最复杂的部分，众多数量庞大而复杂的衍生品也主要以美元计价①。 学界往往把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概括为传统货币区或最优化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OCA)。
数字货币区是一个全新概念，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特别是数字支付的规模化应运而生的概念。“数字货币区”(digital currency area，DCA)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提出并正在转化为现实行动。其定义的核心内涵是：以特定数字货币进行付款和交易的网络，而这一数字货币是“仅限于”该网络使用②。数字货币区与文献中的传统最优货币区(OCA)截然不同：最优货币区(OCA)的典型特点是地理位置接近、参与者有能力将汇率作为调节工具。 而数字货币区(DCA)由数字连接，只要参与者使用的货币形式一致，不管它是否以自己的记账单位计价，都会形成强大的货币联系。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减少交易成本， 减少交易障碍。数字货币区是数字时代的必然产物， 而手机支付是数字货币区形成的主要动力。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围绕数字货币区而构建。就算这种情况不发生，数字化也会通过越来越大的货币竞争重塑国际货币体系。数字货币区的最大优势，就是数字网络提供的额外信息和社交连接性促进了数字货币区的更大凝聚力，其紧密程度要大于传统的货币区。
梳理数字货币区理论的核心要点：数字货币区存在于网络空间，区别于传统货币区的物理空间;以平台为载体、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支撑;数字支付成为数字货币区形成的主要动力;互联互通增强凝聚力和紧密性;数字货币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此前，国外就有学者把线上支付规模喻之为“数字货币区”。 例如把支付宝线上的支付规模形容为“数字货币区”，认为支付宝事实上构建了“数字货币区”，余额宝的余额即成为蚂蚁金服的数字货币③。
从技术上讲，数字化将打破壁垒，跨越国界，但多个无法分割的维度最终会带来一个更为分割的国际金融体系， 区域化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我们要认真关注金融发展的新动向， 顺应变化大趋势，规划发展新路径。
“数字货币区”理念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可以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在特定物理空间区域打造真实意义的“数字货币区”。从而把传统最优货币区(OCA)和数字货币区(DCA)的优势叠加，既发挥网络资源优势，又突出最優货币区“地理位置接近”特点，创造最佳金融环境，为央行数字货币率先落地运行提供实验空间。这样做既有利于央行数字货币充分发挥功能作用，也为央行数字货币试点测试补齐短板，为其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推开应用创造条件。央行数字货币试点测试在国内四个城市展开，但都是侧重国内应用，缺少面向国际化的内容。数字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逆的大趋势，也是央行数字货币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同样需要试点测试。特别是在央行数字货币竞争愈演愈烈的趋势下，更应提早布局，抓紧试点测试，越早准备越主动。美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据《数字美元白皮书》透露，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构建了庞大的汇款通道，预计未来将会基于此对数字美元的独立组件进行测试。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数字货币竞争态势，更应当通过构建“数字货币区”，开启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征程。需要说明的是，建立“数字货币区”不是追求封闭运作，而是打造区域性金融开放空间，优化小环境改善大环境，推动形成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自由、更国际化的金融环境。
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得天独厚的试点测试条件，也是最佳的开放环境，可以为央行数字货币未来国际化探索经验和路径。 央行数字货币应当优先落地海南自由贸易港，同时把它打造成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区。
为此，我们建议“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数字货币区”。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开放创新、先行先试优势，以及金融要素自由流动、市场互联互通条件，打造一个线上线下融合、以数字人民币为主体的“数字货币区”，形成真实的国际化环境。
1.把构建“数字货币区”纳入海南开放大格局。作为自由贸易港落实“两个率先”原则的重大举措，整体规划、一体运作。同时，积极争取成为央行数字货币的试点测试区域， 作为应对货币竞争、拥抱数字化的积极行动。
2.认真谋划，分步推进。第一步，增加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央行数字货币试点测试目标地，进行面向国际化的试点测试， 有针对性地进行落地准备。并且从潜在可能性、价值、未来发展以及长期重要性等方面充分评估。第二步，为央行数字货币落地运行创造条件，明确落地应用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框定应用领域和范围，确定运行机制、监管架构等。第三步，在自由贸易港全面推进数字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建设“锚定人民币的数字货币生态圈”。
3.探索数字人民币率先落地运行。建立全息运行环境，直接应用国际贸易场景。在数字货币区内，以数字人民币为结算货币和数字支付工具，实行自由兑换、便捷支付。国内其他四个城市试点测试的重点更多在技术层面和稳定性方面，海南自由贸易港则可以更多地在应用场景方面进行测试。积极试水跨境、跨国人民币结算、贷款、国外融资债券等国际业务，并可衍生更多的国际金融业务新业态。
4.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提高风控水平。通过数字货币区构建风险防范体系，防范多种形式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强跨境反洗钱合规制度、流程监控、系统建设、业务培训等方面建设，提升跨境反洗钱合规风险的防范能力。同时，为防止对外发生渗透性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借鉴“电子围网”方式，对数字货币区进行围网式隔离，以保持相对静态实验环境。
5.加强数据能力建设。致力于更广域的数据采集、全域的数据整合，建立共建共享的数据使用管理机制，提供多样化数据服务，打造互利共赢的数据生态。
6.为央行数字货币提供技术经济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贸易等为重点发展信息产业，这将为央行数字货币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和产业支撑， 也将提供巨量的应用市场，有利于夯实央行数字货币应用基础。数字化交易支付平台的出现，将引领数字货币的发展。而数字经济的规模发展，不断拓展数字货币应用空间。
总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与央行数字货币发展历史性地交汇，相互助力发展，定会相得益彰，共同推进国际化。
参考文献：
[1]【德】诺伯特·海林.新货币战争[M].寇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2]龙白滔.全球数字货币竞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公共数字人民币DC/EP与私人数字美元Libra[J].财经问题研究，2020(4).
[3]龙白滔.数字货币潮下的货币竞争与体系重塑[J/OL].(2019-11-08).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91108/4626245.shtml.
[4]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中国电子商务报告[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李丹;校对：卢艳茹)
作者：白津夫 白兮
第二篇：数字货币是货币进化的必然
当我们用支付宝为一顿丰盛的早餐付费，当我们用微信钱包给亲朋好友发去代表节日祝福的红包，我们不禁想到：终于某一天，纸币将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那沉甸甸的手感、清脆的点钞声也将离我们而去，同时一种风靡一时的炫富方式——晒现金也将成为记忆;代替纸币的将是无影无形的数字货币。尽管是那样的不舍，但正如金银代替了实物，纸币代替了金银，货币进化的脚步从不停歇，让我们顺应自然规律的更迭，看看未来的数字货币。
什么是数字货币
目前，数字货币(Digital Money)没有统一定义，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价值的数据表现形式，通过数据交易并发挥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及价值存储的功能，但它并不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货币。没有政府当局为它提供担保，它只能通过使用者间的协议来发挥上述功能。因此，数字货币不同于电子货币(Electronic Money)，电子货币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表现，被用来进行法定货币的电子化交易。但从各方面的观点来看，数字货币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数字货币是一个完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货币形态，包括支付、结算、储存等，都可以在没有人工核准的情况下自动完成，并保存所有无法销毁的路径信息;其次，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监管、调控等成本一定更低，应远远低于纸币市场，否则数字货币将缺乏根本的生命力;第三，数字货币自身“价格”稳定性高，定位明确(是货币而非商品)，跟现有纸币系统有相应的转换规则;第四，有法定的发行程序和安全可靠的技术做支撑。
在现有的数字货币中，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但也有一些是“中心化”的。
2016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了会议并就数字货币的必然性、数字货币的特征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是时隔两年周小川再次谈论数字货币。
在这次会议中，周小川勾画了自己眼中的数字货币，从周小川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它与国际上现有的数字货币存在巨大差异。
数字货币的形式
目前，数字货币的主流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其代码是公开的，其他“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多数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系与比特币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并不是某些“比特币原教旨主义者”鼓吹的“完全去中心化”(Totally Decentralized)，即使在形式上，也有“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比如瑞波币(Ripple Coin)等。
目前市场上活跃的数字货币有下述几种。
1.比特币
比特币的概念最初由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在2009年提出，现在比特币也用于根据中本聪的思路设计发布的开源软件以及建构其上的P2P网络。
与大多数传统货币不同的是，比特币不依赖于特定的中央发行机构，而是使用遍布整个P2P网络节点的分布式数据库来记录货币的交易，并使用密码学的设计来确保货币流通各个环节安全性，比特币经济使用整个P2P网络中众多节点构成的分布式数据库来确认并记录所有的交易行为。比特币只能被它的真实拥有者使用，而且仅仅一次，支付完成之后原主人即失去对该份额比特币的所有权。
2.莱特币
与比特币类似，莱特币也是一种加密数字货币。它是一种P2P的开源数字货币，属于比特币的一个分支衍生货币。坊间素有“比特金，莱特银”的说法。
莱特币虽然基于比特币协议，但是并不要求极高的计算能力，使用普通电脑也可进行挖掘。莱特币的算法，源于Dr Colin Percival为Tarsnap安全在线备份服务(供linux及其他开源操作系统备份)设计的算法。
3.狗狗币
狗狗币，英文名Dogecoin，是一种基于Scrypt算法的小额数字货币，诞生于2013年12月8日，由澳大利亚品牌与市场营销专家Jackson Palmer和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程序员Palmer共同开发，是目前国际上用户数仅次于比特币的第二大虚拟货币。
狗狗币以“神烦犬Doge”为设计原型，拥有自己的核心文化，即小费文化、慈善文化和草根文化。狗狗币交易过程比比特币更加便捷，且狗狗币的总量更多，价格低廉，转账迅速，适合网络打赏等。独特的平民化发展思路，使狗狗币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替代加密货币之一。
4.元宝币
元宝币(已升级为“新元宝”)是类似于比特币的虚拟数字货币，号称中国版的比特币。元宝币由元宝团队发起产生，创始人为清华大学毕业生、北京云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邓迪。
元宝团队是一群比特币的爱好者和最早的支持者，但在看到比特币的问题之后，决定尽自己的力量，用最新的技术，来开发一款适合中国人使用的电子货币。这也就是采用元宝币这样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货币名称的原因。
目前新元宝已经推出了众筹、资产抵押等多种应用，未来还将在跨国汇兑，跨国支付等领域进一步发力。
5.福源币
福源币，原名Fortune Coin，简称FTC，是一种新型去中心化数字加密虚拟货币。福源币未来将应用在全球珠宝协会所有企业当中，主要是通过这种数字货币转化为积分，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商圈，来促进商业合作，扩大业务范围的模式。目前国内外部分大型金融、贸易、能源等传统企业都在尝试着开发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与其他数字虚拟货币不同，福源币项目自立项之初就定位于打造数字商圈流通新介质这一理念，主推数字货币的实用性。
另外，福源币专业线上交易平台——福源币交易所也已经于2015年9月初正式上线。福源币交易所的正式上线标志着其完整的产业链系统已初步形成。福源币交易平台面向全球，前期主要服务于中国用户，并致力于为广大福源币爱好者提供一个最安全可靠的交易平台，以及最好的服务体验。
6.瑞波币
瑞波币(XRP)名为Ripple Credits，即“Ripple信用”，总量固定为1000亿个。Ripple是一个开放源码的点对点支付网络，它可以使人们轻松、廉价并安全地把金钱转账给互联网上的任何一个人。瑞波币是基于这个网络而存在的虚拟货币，人们通过Ripple进行交易时会消耗一定的瑞波币，但这个交易费用很小。
瑞波实验室(瑞波币开发团队：Ripple Labs)要求每个瑞波账户都至少有20个瑞波币，每进行一次交易，就会销毁十万分之一个瑞波币。另外，在流通和兑换过程中，瑞波币也渐渐变成了一种“桥梁货币”，成为各种货币兑换之中的一个中介物。
2015年5月，瑞波实验室获得2800万美元的A轮融资。IDG资本、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下属的投资部门、希捷参与了此次投资，其他的新进投资者还包括杨致远的雨云创投公司、华岩资本、华创资本以及全球电子交易公司联合创始人DanTierney。另外，今年6月，瑞波实验室业务发展团队的研究主管Ryan Zagone加入美联储。7月，美国前财政部官员Michael Barr加入瑞波实验室的顾问委员会。
在2016年1月20日的数字货币会议上，周小川眼中的数字货币显然和以上货币都有巨大的差异。
周小川明确，中国的数字货币需要遵循几大原则：要提供便利性和安全性;做到保护隐私与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平衡，尤其针对洗钱、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要保留必要的遏制手段;要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和传导;要保留货币主权的控制力，数字货币是自由可兑换的，同时也是可控的可兑换。
最最重要的是，在周小川看来，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必须由央行来发行。因此，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交易，都与传统货币实施同样原则的管理。说白了，数字货币跟传统货币也就是一般意义上钱包里的“钱”，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现钞的发行和回笼是基于现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的二元体系来完成的。数字货币的发行与运行仍然应该基于该二元体系完成。只不过是“数字货币”的运送和保管发生了变化：运送方式从物理运送变成了电子传送;保存方式从央行的发行库和银行机构的业务库变成了储存数字货币的云计算空间。
这说明中国货币主管当局对数字货币的认识是及时的，也是非常深刻的。
数字货币的正反两面性
数字货币的好处多多，一是数字货币理论上使得用户可以不通过金融机构直接进行点对点(Peer to Peer)的交易，能提高交易效率并节省成本。二是其分布式总账系统理论上可以让任何参与者都无法伪造数字货币，减少交易风险。三是数字货币的较低交易成本会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服务水平，降低交易费用。四是数字货币与移动金融商业模式相结合，能够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货币的负面影响也不少，一是理论上会对传统货币体系造成冲击，影响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由此可能危及金融稳定，以比特币为例，其价格与价值偏离幅度较大，风险极大，甚至与一些金融衍生工具相结合，极大地放大了金融风险。三是可能危及金融诚信，数字货币的匿名性和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正在被用于恐怖融资与洗钱活动。四是数字货币的技术安全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数字货币在国外
数字货币代替纸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正如周小川所指出的：从安全、成本等角度看，被新技术、新产品取代是大势所趋。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范围内支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都是十分必要的。
实际上国外在货币数字化道路上走得更远。
2013年6月，德国议会决定持有比特币一年以上将予以免税后，比特币被德国财政部认定为“记账单位”，这意味着比特币在德国已被视为合法货币，并且可以用来交税和从事贸易活动。2013年8月19日，德国成为全球第一个认可比特币合法地位的国家。
据海外媒体报道，挪威最大的银行DNB近日呼吁该国应该彻底停止使用现钞，这是全球货币电子化时代中出现的最新表态，事实上挪威已经有数家银行关闭了部分支行的现金业务。据悉，挪威在货币数字化的路上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据挪威央行统计，挪威的现金交易量自2001年以来逐年减少，2001年这一比例为11%，而现在只有5.3%。
随着全球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欧洲地区的数字货币化进程正在加快，2015年，数字货币在欧洲相关国家地区的交易量超过了10亿欧元。数字货币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正在被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认可。
2016年1月，由捷克中央银行、欧洲电子货币协会、英国云鼎集团(Cloud Dtripod Group co. LTD)、捷克IKORUNA公司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共同举办的“泛欧经济论坛”上，英国的云鼎集团(Cloud Tripod Group co. LTD)正式签署了收购捷克IKORUNA电子货币支付系统(IKORUNA Payment Systems，SE)的协议。
IKORUNA公司是欧洲知名的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是捷克共和国仅有的几个官方授权发行数字货币的公司之一，拥有捷克中央银行授权的数字货币发行牌照及相关许可证，拥有多项国际网络安全专利认证。IKORUNA公司除了在捷克共和国发行数字货币之外，还在积极地发展全球业务，针对全球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在线支付服务。
出席这次论坛的欧洲数字货币协会(Electronic Money Association)主席萨布里(Thaer Sabri)指出，在2015年，欧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允许非银行机构介入金融交易，这将在欧洲地区以及更大的范围内带来新的商业机会。数字货币(E-money)发行机构在得到注册地国家政府及国家银行授予发行牌照的情况下，可以在全欧洲运营，也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以代理公司的方式，或者以会员制的方式来运营，就像成为VISA或Master Card这些支付机构的会员一样。
欧洲第一家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的PayPal公司副总裁罗伯特(Robert Caplehorn)出席了本次论坛。罗伯特(Robert Caplehorn)指出，根据欧盟关于数字货币的相关法律规定，数字货币发行机构在申请银行颁发的数字货币发行牌照之后，可以进行包括信用在内的宽泛服务。2009年，Paypal公司将总部迁到卢森堡，获得了卢森堡中央银行颁发的数字货币发行牌照，如今在全欧洲有6000万活跃用户，业务已经覆盖全球。
目前美国的一些州也接受数字货币为合法货币。
数字货币面临的挑战
虽说从很多方面来讲，数字货币相比纸币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推出数字货币仍面临不少挑战，诸如法律问题、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数字货币本身的安全技术、数字货币如何调节流动性，等等。
关于推出数字货币面临的法律问题、数字货币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应该不是个大问题，实际上在更多的大城市，由于移动支付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无现金”生活，纸币的电子化给数字货币的推出提供了良好的实践。
真正最关键的，是处理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发行数字货币的关系，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创造出一套独立发行数字货币的技术，而对私人技术形成强大的隔绝或壁垒。比如中国推出了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这些数字货币跟比特币等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前者的优势在哪里，如何定义和交易，就得依靠各种值得信赖的规则，而不是技术本身。
美国已经明确了比特币属于大宗商品，也就是说，以后在美国，无论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影响力多大，依然要用美元去计价，这就为推出法定数字货币之后，处理法定数字货币跟私人数字货币的关系提供了方向。
另外一个挑战在于，如何在多中心化的条件下，调节数字货币的流动性，以及如何有效地实施监管。从近几年的数字货币发展情况看，由于区块链技术等领域的发展，数字货币在提升交易活动的便捷性和透明度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但同时在监控洗钱、资金跨境流动、逃税漏税等方面违法犯罪行为也屡见不鲜。
如果要达到未来的监管要求，多中心化之下的数字货币，还需要攻克两点技术，一是数字货币的锚如何基于实体经济，而不仅仅是互联网技术，在经济周期变化的过程中，数字货币如何利用价格工具或量化工具来调节货币的流动性，技术方面如何实现;二是交易的可逆性，以及交易数据的可追踪、可追回，且要有非常畅通的查询和公布渠道，以达到纠正和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目前比特币市场加密和交易的不可逆，导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终止比特币的交易，除非出于交易者的自愿。
参考文献：
[1]郑昊宁.周小川提到的“数字货币”意味着什么[OL].新华网，2016-2-17.
[2]季天鹤.人行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为何变化[OL].和讯网，2016-2-8.
第三篇：法定数字货币对我国现有货币制度体系的挑战
關 键 词：法定数字货币;加密货币;货币制度体系;货币政策;利率调控
DOI：10.16620/j.cnki.jrjy.2019.04.002
一、引言
近些年来，数字货币的发展一直是各国货币当局关注的目标，其高效快捷的支付特性以及对于隐私权的保护相较于传统实物货币交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各国都加速了对其研发的步伐。从对数字货币积极监管的国家来看，在数字货币发行方面， 发达国家对加密货币的研发更加积极主动。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货币当局通过采取“监管沙盒模式”， 即注重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在监管法律与制度方面，给予加密货币较大的自主发展空间。金融科技型企业甚至可以向新加坡政府申请一定程度的监管豁免， 只要申请合理，加密货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得到政府的资金补助。这样宽松的监管环境使新加坡在数字货币的研发方面一直位于世界前列。
虽然我国监管层对比特币这类代币发行融资一直保持着抵触的态度，但对于区块链技术以及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尝试和研发。实际上早在2014年， 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数字货币研究所就开始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可行性的研究与实验，随后几年又对数字货币领域一系列的重点问题发表了许多研究报告。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货币当局对于加密数字货币研发的重视程度在不
断加深，这对于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在我国问世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①。
二、文献综述
自加密货币问世以来，西方学者对其态度一直是比较积极的， 随着数字货币的应用逐渐广泛，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其对现有货币制度体系的影响。Stevens(2017)提出新型加密货币的出现将对传统货币制度体系带来冲击，它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传统货币政策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会带来机遇[1]。Rogoff(2015)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角度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相比实物货币的优势是可以突破零利率下限，使中央银行在非常环境下可以采取负利率政策，以此作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传统货币政策进行补充[2]。与之相反，Fung等(2016)则认为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会弱化货币政策传导效果，限制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3]。Bordo等(2017)在研究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货币政策体系时进一步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利率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从而减少量化货币工具或依靠财政干预措施来推动经济复苏的需要[4]。
李思永(2019) 从货币供给量的角度分析了数字货币的推出将可能使央行对货币供给量掌控的有效程度下降[5]。刘树新(2018)基于审慎稳健的理念， 从数字货币对实物货币替代效应出发，并从货币供给及货币乘数的角度探究其对货币体系的影响[6]。杨胜刚等(2018)认为数字货币影响流通中的现金及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进而增大央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最终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7]。与之相反，姚前(2018)认为基于合理机制设计的情况下，央行数字货币不仅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中性”，并且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以此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8]。张伟等(2019)从四个维度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分类，分析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行对整个支付体系、 货币政策及金融稳定的影响[9]。
综上，对于数字货币的研究方面，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学者聚焦于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另一部分学者研究数字货币对现行货币体系的影响，主要是货币体系中的货币供给部分，其中有关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对现行货币政策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将聚焦于法定数字货币对三大货币政策基本工具的影响以及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现有货币制度体系的挑战;在货币框架外部，选取第三方支付以及互联网理财作为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代表去分析数字货币出现带来的挑战。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对数字货币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展望和政策建议。
三、数字货币相关概念界定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区别
目前国际上对于数字货币的定义并不统一，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将其定义为“价值的数字化体现，这种虚拟货币既非由一国货币当局或央行发行，也不与法币挂钩，但可以作为支付手段进行电子化形式的存储、转移及交易。”这是国际上对数字货币比较主流的观点。数字货币在我国被官方定义为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替代实物货币，提供交易便利性的数字性货币。关于加密货币背后是否具有政府的信用背书，这是我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对数字货币定义最大的不同，具体体现在数字货币的法定性及币值稳定性两方面。
法定数字货币因为发行的背后是一国政府的信用背书，拥有绝对法偿性，因而币值的稳定性较高，可以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纳入货币制度体系[10]。其必须与传统实物货币共同遵循相应的流通机制，以便央行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控;而虚拟货币的发行机构大多是一些互联网科技型企业，基于区块链账簿技术的加密货币并非由官方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发行，缺少信用保障而不具有绝对法偿性，表现为币值的波动性十分剧烈。以人们最熟悉的比特币币值为例，自2008年诞生以来，比特币的价值经历了一些年的低位后从2016年开始大幅波动， 频繁上演“过山车”式的行情。2016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比特币的市场价值才不到1000美元/枚， 而在2017年的12月28日， 盘中交易价达到了历史最高值19 666美元/枚，不到一年的时间，比特币的身价涨了20多倍，吸引了大量投机资本的注入。之后随着我国监管层有关代币融资违法的相应规章制度出台，比特币的价值又遭到“腰斩”，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盘中价格跌到了3122美元/枚的历史低点①。加密货币如此剧烈的价值波动无法承担起作为法定货币币值稳定的基本要求，这也是非官方的虚拟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最大的区别。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机制
在2017年年初， 央行就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进行了特定票据交易平台上的流通试验，数字货币的流通机制依旧采取“央行-商业银行-公众”的二元结构。之所以采用传统货币流通结构是考虑到传统模式的基础较为成熟稳定，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开发具有成本效应也进一步降低了监管风险[11]。在数字货币的流通过程中，居民和企业能够开立独立的数字货币账户，分为个人数字钱包和单位数字钱包，央行数据中心通过商业银行数字货币账户来间接掌控用户数字货币钱包中的信息，用户间的交易清算由商业银行负责，在央行以及商业银行端建立相应数字货币数据库，对居民的交易信息进行记录，保证每笔交易的有迹可循。流程如图1所示。
数字货币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中流向并不是单一的，图1展示的是央行发放数字货币到用户钱包中的走势。 当不同用户间进行数字货币交易时，由商业银行负责收集不同用户数字货币钱包中的交易信息， 记录在银行相应的数字货币数据库中，以实现信息的存储，每一笔交易都会被记录，商业银行数字货币数据库的使用权由央行完全掌控，以此来实现数字货币供给的有效投放以及对交易的动态监测。
四、 法定数字货币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内部的影响分析
数字货币的出现对央行现有货币制度体系的挑战既包括对传统货币政策框架内部循环的影响， 也包括在货币政策框架外部通过对以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产品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发生作用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将着重分析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对于传统货币政策框架内部以及外部的影响，在货币政策框架内部进行分析时具体可分为货币政策基本工具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两部分。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挑战
传统的货币政策是以数量调控性政策为主的，无论是法定准备金率，还是再贴现业务和公开市场操作，其操作对象都是市场中的货币数量，通过将货币投放到市场中或者从市场中回笼货币，来达到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以此实现相应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将对传统的数量型调控产生巨大的影响，削弱貨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本文从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三大基本工具入手分析，具体而言：
1.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
传统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央行完全控制，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中有部分必须上交央行作为随时应付存款人提款的准备金，而上交部分与吸收存款部分的比例就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传统的狭义货币量供给公式中，M1=m1B， 狭义货币乘数m1。 可以直观看到法定存款准备
金率的调整将通过货币乘数的改变进而间接影响货币供给量。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会对法定准备金率产生影响，数字货币将对银行的活期存款以及流通中的现金产生替代效应，替代程度的大小受市场对数字货币的需求程度决定。根据央行在数字货币试验中采取的“二元发行机制”，数字货币将在“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数字货币库——数字钱包”间高效转移和运作[12]。由于数字货币存放在商业银行货币库中不会有利息收益，且在实际交易中更具便捷性，因而相较于实物货币，公众会更倾向于持有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当数字货币被保留在公众手中时， 存款人随时提款的需求将会下降，因而商业银行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实物货币准备金，法定准备金率可能会呈现下降趋势，货币乘数将会增大，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此外，由于数字货币的出现将成为基础货币中全新的一部分，因而货币乘数的分子部分将增加一个新的变量，数字货币的出现可能导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降， 存款的派生创造能力将会增加，最终通过货币乘数的增大来增加货币供应量。
2.对再贴现业务的影响
再贴现业务作为央行基本的三大政策工具之一，其决定因素是再贴现率。根据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M→i→I→Y，利率市场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也会对再贴现率产生直接影响。数字货币高效快捷的支付特性将使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从而提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流动性的增强将使利率市场的期限结构更加平缓，央行通过利率传导工具进行货币调控的有效性将有所提高，依赖金融市场短期利率的再贴现率的精准性也将有所提升，但再贴现业务受到商业银行的主观需要影响程度较大，且随着移动数字支付的不可逆发展趋势影响， 票据的使用程度将会面临下降趋势，这点对于央行再贴现业务的开展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13]。总体上，利率工具将成为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的又一利器，在此条件下，再贴现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将比实物货币时代有所提升。
3.对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
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业务是中央银行通过对市场中的货币进行回收或增加供给，进而调节市场流动性而达到相应货币政策目标的工具。直观上来看， 由于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对象是有价证券，数字货币的出现对于央行进行有价证券的购买或抛售是不存在直接影响的。但上文已经指出数字货币出现后，央行货币政策对于利率的敏感性程度将会有所提升，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精准程度也有所提升， 因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将更具灵活性、针对性，更能因时制宜，央行采取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单次规模可能会呈现下降趋势，但频率会相应增加。 从利率稳定的角度出发，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流入和流出都需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来注入流动性和吸收流动性，目前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指标，当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真正推出后，数字货币市场的利率也将直接影响到公开市场操作业务。
总之，法定准备金、再贴现业务以及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在数字货币出现后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注重对货币供给数量的直接调控，而在数字货币出现后，数量调控的有效性将受到冲击，进而向利率(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数字货币将会加强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以及存款利率的传导。但是数字货币的引入也会对现有的货币政策提出新的挑战，并通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而产生新的影响。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现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挑战
1.基础货币以及货币供应量目标的调整
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桥梁中，以基础货币作为操作指标、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效果指标是数量调控型货币政策的典型特征。考虑到基础货币作为货币供给量的源头是由法定准备金以及流通中的通货组成，这部分可以由央行直接控制，为了保证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可控性，我国采取货币供应量作为效果指标进行观察，与利率指标相比，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抗干扰性更强，依据流动性的强弱划分为M0、M1、M2等不同的层次。数字货币的出现将对基础货币以及货币层次产生相应的影响。
(1)对基础货币变动的影响分析
央行货币研究局在设计法定数字货币时，将其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源头加入到现行的货币层次中，即基础货币中的通货部分将出现一部分新的变量，由法定数字货币组成，因而基础货币组成中的通货部分将会增加。根据基础货币的组成公式B=C+R， 进一步考虑法定准备金数额的变动，法定准备金根据央行的具体货币政策而制定，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在这方面并不会有明显的差别对待，因而本文认为数字货币并不会对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直接影响，而是根据央行货币政策的调節而发生改变的[14]。此外，数字货币的推出能够使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降低发生“挤兑”的风险，加之商业银行出于追求盈利性的目的将会降低超额准备金，使资金流向放贷等业务，因而在超额准备金方面，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将使超额准备金率呈现小幅下降趋势， 最终体现为货币乘数的增大，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在整体上， 数字货币的出现将改变原有的基础货币形式，央行在货币供应量源头处的控制需要加入数字货币部分的内容。
(2)对于现行货币层次划分的挑战
我国现行货币层次的划分依据是金融资产流动性的强弱，主要分为流通中的通货(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广义货币供应量(M2)。数字货币作为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将对传统的各级货币层次都产生冲击。一方面，数字货币由于自身低成本、高流动性的特点，很容易实现不同金融资产形态间的转换，从而缩小了货币层次之间的流动性差异， 原有的货币层次将沿着M0、M1、M2…向更高的层级运动，央行在使用中短期票据便利工具时要更注重流动性变化带来的差异[15]。另一方面，金融资产流动性与收益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将导致公众在较少损失流动性的前提下，更愿意持有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这将导致流通中的现金以及活期存款的数额呈现下降趋势， 处于流动性层级底端的M1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会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交易性货币占比在近些年来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处于流动性层级底端的M1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会降低”是吻合的。目前导致这种现象最主要的现实原因是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以支付宝和微信钱包为代表的非现金交易导致了以传统货币层次计量的交易性货币占比呈现出下降趋势， 而当央行数字货币正式推出后， 这种趋势只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因而货币当局在将数字货币引入新的货币计量层次前，必须提前设计好相应的计量体系，对传统的货币层次做出相应的调整。
2.增强利率调控对货币市场传导效应
(1)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在数字货币时代，传统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效果将减弱，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反应将变得更加敏感，数字化支付方式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一步加强，货币需求的变动将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可测性都进一步降低，因而数量调控型政策需要向利率(价格)调控型货币政策转变。数字货币高效快捷的支付特性将使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从而提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流动性的增强将使利率市场的期限结构更加平缓，央行通过利率传导工具进行货币调控的有效性将有所提高[16]。
第一，传统政策利率对中长期利率的指导效果要比短期利率差很多，数字货币利率推行后，央行可以借此提高政策利率对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效果。
第二，如果数字货币的利率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线，则央行可以通过对数字货币利率的调控去调整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
第三，从准备金率角度看，如果央行的数字货币利率高于准备金利率，则它将取代准备金率成为货币市场利率走廊的下限[17]。
传统货币政策面临的“货币政策传导不当”“逆周期调控困难”“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等负面效果本质都源于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同质单一性、难以追踪以及时滞效应，数字货币将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利率调控将取得比传统数量调控更优化的效果。
(2)打破“零利率”货币政策束缚
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使突破“零利率”下限成为可能， 这将成为货币政策工具中全新的一部分，传统的名义利率下限为零，当利率变为零时所有资金都会向现金转变，货币政策趋于无效。但数字货币的出现，可以使我国在应对一些特殊的经济情况时启动“负利率手段”，通过规定数字货币的利率下限可以突破零或者采用对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等手段，释放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进一步刺激生产消费[18]。因而数字货币的出现在给传统货币政策带来挑战的同时， 也可以拓展货币政策的形式，基于合理的机制设计，数字货币的利率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利率(价格)调控机制下发挥更好的效果， 增强货币当局对经济目标的把控程度，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五、 法定数字货币对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挑战
法定数字货币除了在货币政策框架内部产生影响外，也会通过对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影响而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发生作用。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是“去中心化”以及“脱媒化”，本文以第三方支付以及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为例去探究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带来的改变。
(一)对第三方支付带来的挑战
2013年以来，移动支付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根据《中国支付体系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2—2017年， 我国移动支付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34.02%， 在带来消费便捷性的同时， 移动支付也对传统的数量调控性货币政策框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倒逼许多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金融时代下的支付模式改革。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将着力构建更加高效稳健的支付体系，促使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更加顺畅，同时给现有的第三方支付带来挑战。
第三方支付在现实交易时虽没有涉及到实体货币，但实质上仍然涉及到银行电子账户上资金间的转移，运用第三方支付时经历了“付款——转账——收款”的过程，中间离不开付款方银行账户以及收款方银行账户间实体货币的划拨，存在着不小的通道成本以及管理费用[19]。
数字货币支付则是基于“点对点”交易的P2P模式， 用户间的交易直接在彼此的数字钱包间进行，省去了转账的过程，通道成本及管理费用大幅降低，交易的便捷性进一步得到提升。因而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会抢占目前的移动支付市场，第三方支付将会面临不小的挑战，但移动支付将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20]。
此外，在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方面，法定数字货币作为国家顶层设计， 央行统筹规划的产物，其运行效率将比目前的移动支付效率更高，更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 为整个支付体系注入新活力。
(二)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敏感性增强
近些年来， 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推出络绎不绝，随着网络众筹、智能投顾等“去中心化”理财产品出现， 用户投资的自主化以及多样化趋势不可阻挡。本文从用户最关心的收益率去分析，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的高低与央行制定的基准利率息息相关。以余额宝年化收益率为例，作为市场化利率的典型代表，余额宝收益率的高低是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间接反映，2017年我国进行“去杠杆”时， 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维持在4%的高水平，這是投资者在流动性收缩的环境下做出的投资选择。 而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去杠杆”的基本结束，央
行的货币政策向宽松面转换，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达到历史低点， 目前维持在2.4%左右① ，对投资者的吸引程度大幅降低。可见，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的高低是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体现。
前文已经论证过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使利率市场的期限结构更加平缓，如果央行的数字货币利率高于准备金利率，则它将取代准备金率成为货币市场利率走廊的下限。目前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制定也将受到数字货币利率的影响，基于双方“脱媒化”的共同点，数字货币利率有望取代商业银行基准存贷款利率成为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制定的重要指标。这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对数字货币利率的敏感性将会增强， 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数字货币利率将作为一种全新的政策工具，央行可以借此来调节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通过数字货币利率进行调控时，一方面，传统的时滞效应将得到有效缓解，因为点对点交易减少了传导渠道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利率曲线的平缓化将使理财产品收益率的设计更加精准，调控效率有所提升。货币当局对于互联网理财产品管理的有效性将会显著增强，用户对于互联网理财产品的选择也将变得更具多样化和精准性。
六、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与展望
我国央行对于数字货币的研究正在开展， 在数字货币币值的稳定性以及流通机制方面，央行货币研究局在不断地进行试验。近期Libra(天秤币)的诞生吸引了全球监管层的目光，其克服了以往加密货币币值大幅波动以及强烈的投机成分，以一篮子“低波动性”资产作为储备，就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而言具有较大的现实参考价值。可以预见到在不远的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将成为货币供给量中全新的一部分。对于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而言，新型货币种类的出现将对中间目标以及传导机制方面都产生新的挑战，货币供应量的源头——基础货币构成将变得更加复杂，相应的货币乘数部分也会得到改变，因而传统数量型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将会削弱。但这也正是货币政策手段进行调整和修缮的契机，数字货币的加入使得金融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更加平缓，对利率的调控将会更加精准有效，因而传统的数量调控型货币政策框架可以向以利率(价格)调控型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整过度。
法定数字货币的加入，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国货币研究机构需要在货币政策研究和储备上做好前瞻性的设计，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数字货币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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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怡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