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出版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如何出版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随着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纸质出版行业的渐进萎靡，为使出版企业良性发展，本文从经济学角度，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运用微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的方法体系，联系了当今出版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实例。

第一篇：如何出版论文范文

出版企业如何摆脱“内部人”控制

什么叫“内部人”？说白了，就是执掌公司董事会经营行政大权的董事长、董事，以及由董事会聘任的高层管理们。“内部人”控制是一个自从公司制诞生以来就存在的难题，又是公司制必须解决和限制的课题。由于既有意识形态又有市场经济的双重属性，较之其他行业的改革，我国的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明显滞后；但一旦迈开改革步伐，又表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可以预期，全国文化出版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加速改革的新阶段。

此前几年间舆论关注点似乎在文化出版业改制的外部性方面，如谈国家对试点企业的政策扶持、文化出版业的政企分开、出版机制的转变等。但关注文化出版业改制的内部性，即文化出版企业内部改制后如何真正构建现代企业，如何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如何切实保证国有资本的增值保值，如何有效防止“内部人”控制，如何保证所有股东利益的最优化等却不多。随着出版业转企改制越来越普通，已经有9家并将有更多的上市公司，出版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凸显了其重要性。2008年4月，中央召开了文化体制改革会议，进一步部署文化体制改制工作，表彰了37家体制改革中的先进单位，结束了“转制没有时间表”的时代，提出应当转制的文化出版产业单位“在2010年前全部完成转制”。笔者这篇文章，针对我国出版业“上市热”的现状，阐述了我国文化出版产业改制中应重视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防止新建立的文化出版企业重蹈一些国有企业因“内部人”控制，造成企业国资流失、经营失败的覆辙。提出建立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的重要意义，旨在给那些已经上市或准备上市的出版机构以借鉴。

一、出版企业的“非标”现象

如果用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出版业内一些股份制公司，在组织架构和干部设置上，尤其是外董和独董问题上，存在着非标准现象。比如一个最基本的数字是，出版股份制企业董事会中的外董和独董数字远低于国家建议的标准。例如：

——有的国有文化出版公司，有董事长无董事会，有的甚至董事长换了一位又一位，董事会却一直空缺；有的公司，党委会部分代替董事会；有的公司董事长权力过于集中，监事会形同虚设。

——有的公司，党委会与董事会班子、经营班子重构，甚至兼有监事会的职能，党委会代替董事会。一些单位新瓶装陈酒——把老领导班子和机制原样“塞”进新公司的瓶子里，党委成员以执董身份进入董事会，形成董事会成员与党委会成员交叉、重叠。

——有的公司董事长权力过于集中，有些领导集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权力高度集中，这样的优点是决策程序少、决策迅速，缺点是权力缺乏监管，容易一人说了算。

——有的公司监事会像个摆设，监事会形同虚设。财务部长（或财务总监）出任本公司的监事，自己动用资金，自己造财务报表，又自己审计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有的公司非执行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所占比例太少，独立董事更如“花瓶”只起摆设的作用。外董、独董数量少，难以发挥其在董事会内部独立监督、独立建言的作用，议事表决时票数少，形成票决时执行董事占多数，公司被“内部人”牢牢控制。

二、“内部人”控制的几种典型制度经济学表征

新制度经济学描绘了几种典型的制度经济学表征，以此来对照我国出版业的现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囚徒困境”

在“内部人”控制下，企业经营者的心态面临悖论选择，也就是经济学描述的“囚徒困境”——一种特定情况下，当事人心理的尖锐矛盾和人格分裂状态。作为由国家提名、股东大会同意、组织部任命的国企的执行董事，拿着国企执董优厚的年薪，理应将国资利益、股东利益置于崇高地位，努力履行忠诚勤勉义务，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实际上，受“经济人”本能的支配，在国家利益、股东利益与执董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内部人”往往会做出偏向于“内部人”群体的决策，造成国资、股东利益事实上的损失，增加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2.文化公权的权力寻租

在我国，由于出版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国家要求出版业的主导权须掌控在国资法人手中。这样，出版企业法人就有了部分本来属于社会大众的文化公权,如媒体的发布权、作品的发表权、出版权等。由于权力属于稀缺资源，权力通过需求市场可以带来利益，因此，尽管国家通过种种举措打击滋生腐败的权力寻租，但少数法人权力寻租、谋取不当利益的事件屡禁不止。

3.文化公共产品的“搭便车”

公共产品本来是由政府提供的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公益产品,这类产品以公益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内部人”利用国家赋予的公共产品生产运营权，在文化公共产品提供中使自己的产品“搭便车”。如教材发行中搭售教辅图书，平均一种义务教育教材要搭售至少2种以上教辅。这种利益驱动的“搭便车”，是广大中小学生负担加重的直接原因之一。

三、上述表征的成因分析

“内部人”控制表征的成因主要包括：

1.三个缺位

a.即“内部人”控制下的股份制企业中的国资投资者的代表缺位；

b．不担任执董的中小股东的代表缺位；

c．公司产业链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企业员工、书店、生产厂、消费者）的代表缺位。

2.对“内部人”控制的姑息、纵容

在改制前，出版机构是清一色的国有事业单位，业外人士很难插入，形成恒定的“内部人”控制的利益集团。

转企改制后，一些上级主管主办部门只相信自己培养的干部，对业外来的干部心存疑虑。出于防止权柄落入外手的担忧，配备股份制公司董事会董事时，外董、独董的数量不敢也不愿达到证监会要求的“不少于50%”的标准。

个别董事会选取独董时放弃“独立性”标准，只找听话的人担任独董。

“内部人”的控制不解决，就像炸弹在股份制公司中埋藏着一样，不知何时就会爆炸。这并非危言耸听，早被国内外股份制公司的无数案例所一一证明。打开窗户看看国外，安然、大宇那样大的公司说垮就垮；再看看国内，上市公司如三九、郑百文昙花一现，“中石油事件”背后清晰可见“内部人”控制下的高管滥权的影子。出版股份制公司虽然有意识形态特殊性，但只要搞股份制公司，只要不想重蹈覆辙，就得遵循公司治理的理念和法则，就得按规则游戏，就得想方设法防止“内部人”控制公司。

四、对加强文化出版股份制企业外董、独董建设的建议

根据权力制衡的理念，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只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才能保证不被滥用。要在文化出版业真正建立现代企业，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从三方面着手：

1. 应大力宣传公司治理中的契约思想和制衡理念

当前，文化出版业公司治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忽略了现代企业三权分立、契约和制衡的理念宣传；文化出版业及其主管主办单位有不少人不了解、不懂得董事会议事决策规则；多数董事上任前没经过培训；外董、独董在董事会被边缘化。 当前在文化出版业公司治理上，笔者认为存在这样几个误区：

一是只注重现代企业形式的宣传，而忽略了现代企业三权分立、契约和制衡的理念宣传。

二是文化出版业及其主管主办单位有不少人不了解、不懂得董事会议事决策规则，从感情上难以接受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

三是多数董事上任前没经过培训。文化出版股份制公司的多数董事或出身于政府部门，或成长于本单位，没经过现代企业的历炼，没经过专业董事的培训，对如何履行董事权利义务心中无数。

四是外董、独董在董事会内容易被边缘化。文化出版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自己人”的圈子。当外董、独董提出相反意见时，一些执董心理失衡，觉着“碍事”、“麻烦”，议事决策时想方设法避开外董、独董。

上述现象证明在文化出版业推进改制的同时，有必要进行公司治理理念的教育；有必要对已经转制的股份制公司的领导班子、高管人员进行公司治理理念的补课；有必要对文化出版企业的“婆婆们”进行公司治理理念的培训，目的只有一个：降低文化出版股份制公司的运营费用和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益。

2. 应与其他行业外董改革同步

a.借鉴深圳外董改革试点经验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国有公司董事会外董制度改革方面，也走在其他省市的前面。2006年6月22日，深圳国资委下发了《深圳市国有独资董事会建设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深圳市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深圳市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试点工作实施细则》三个文件，把引入外董、独董作为董事会改革的突破点。深圳市国资委要求外董占董事会比例须达到或超过50%，保证董事会能做出独立于经理层的判断与选择。担任外董的人选必须为公司主业、投资、经管、财会、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规定拟定外董人选的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两年内未曾在公司或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任中层以上职务，两年内未曾与公司有直接商业交往或未持有公司所投资企业股权，未曾在与公司有竞争或潜在竞争关系的企业任职。

b.外董、独董薪酬的解决思路

引进外董，必然会使人关注其薪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独董不得收取任何薪酬。但这一苛刻的规定并没有降低美国很多人士希望成为独董的热情。原因在于某人担任独董，证明了其专业水准和良好信誉，在原有行业提高了知名度，反可以在原行业赚到更多的钱。但中国自有中国的国情。对外董、独董的高级劳动，应由相关部门支付合适的报酬。

据《上海证券报》2006年3月6日报道，央企外董的薪酬今后将由国资委直接支付，支付的来源就是100家央企上缴的“红利”。也就是说，国家将着手建立董事基金，统一解决外董、独董的薪酬。国资委在《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编报办法》中明确表示，央企申报的预算支出只包括资本性支出和费用性支出，包括外董薪酬在内的其他支出由国资委解决。深圳试点企业的外董津贴由市国资委决定，由任职公司支付，每年人民币10万元。近两年，上市公司给予外董股权和期权的增多。就证监会来说，外董持有非常小的期权，容易贴近中小股民，便于充当国资和中小股东的代言人。

3.应在业内按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出版企业

从文化出版企业实践看，主管、主办单位作为大股东代表，应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外董、独董的法律地位，应以公司章程或制度的形式明确下来；严格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董事会要尊重、支持同级党委或党组织的工作，抓好经营班子，支持外董、独董工作，防止“内部人”控制企业；

a. 扮演好机构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在新经济条件业态下，为了应对频繁变化、日渐复杂的文化出版产业的经营环境，企业相互之间的依存变得更为紧密，形成一种网络型的组织业态，因此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诸如：雇员、债权人、政府、社区、供应商等等，参与公司治理变得更为必要。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为这些主体更便利地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可能。现代通信手段的发展，使得小股东完全可以通过电视会议、网上投票等形式参与到对公司重大决策的票决中。从文化出版企业实践看，主管、主办单位作为大股东代表，应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采用“抱怨”机制而非“退出”机制，更多地参与了文化出版股份企业的公司治理。

b.建立健全外董、独董制度

外董、独董的法律地位，应以公司章程或制度的形式明确下来；外董、独董的人选，如何培训、薪酬多少、如何给付，应有长期通盘的考虑；外董、独董的数量应当达到董事会董事数量的半数以上，以保证公司决策的客观、公正，保证国资和全体股东利益；外董、独董在董事会内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对公司执董、经营高管层的督导、评价，财务、重大项目的审计，决定执董薪酬，受主管单位委托提交对董事长的评价、薪酬考核等。

外董、独董的来源包括卸任的老领导，资深的经济学、法学或文化出版学科的相关学者，有名望的职业经理、律师等。应以省市为单位建立出版产业外董、独董人才库。个人一旦进入这个人才库，须与管委会签订契约合同，之后通过相关职业培训，取得外董、独董的候任资格证书。董事会需要外董、独董时，由主管主办单位从人才库中提名，经股东大会差额票选产生。在职期间成绩显著者，可以连任最多两届。不称职者，由主管单位提请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c.外董、独董的薪酬及薪酬来源

可以由年金和期权两部分组成。建议参照深圳标准，外董、独董年薪按10万元发放。工作满两年以上且履行职责的，可以享受一定数额的公司溢价期权股票。为了保证外董、独董的相对独立性，为避免企业与独董产生关联利益，须切断企业与独董的利益脐带，如有必要在上级主管单位建立董事基金，由相关企业向上级主管单位交纳基金。外董的薪酬从主管单位的董事基金中支取。这样既解决了外董、独董的薪酬，又和本公司利益有所切割，便于保持其应有的独立性。

d.加强董事会信息披露制度

严格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加强外董、独董制度建设的基础工作。只有做好信息披露，保证信息及时、准确、足额地传递，保证外董、独董对公司情况做出公正、及时、独立、客观的判断，才能使外董、独董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加强信息披露制度须做三件事：一是制度的完善，包括信息披露的时限、内容、方式、职责、奖惩的制度制定；二是硬件系统的完善和建设，尤其是网络系统应便捷、保密；三是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应按章办事，奖罚分明，对事不对人。

e.正确处理董事会与平行党组织的关系

端正角色，互不隶属，各司其责。党的组织和同级董事会是平级机构，互不隶属。党的组织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条例》，按“党要管党”的原则，集中精力抓好单位的党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员队伍先锋模范建设，支持董事会和经理层班子工作，决不干涉董事会和经营班子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同样，董事会要尊重、支持同级党委或党组织的工作，出版的内容产品要符合国家法律，集中精力抓好董事会自身建设，抓好经营班子，支持外董、独董工作，防止“内部人”控制企业。建议党委书记和董事长职务由同一人担任，但董事长和总经理应分别有两人担任为妥。

作者：晓　辛

第二篇：如何调配出版业的经济活动

摘 要：随着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纸质出版行业的渐进萎靡，为使出版企业良性发展，本文从经济学角度，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运用微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的方法体系，联系了当今出版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实例。从出版资源配置的成本分析，得出降低出版企业成本的方法;从调配出版企业的生产活动，得出调整出版企业的方向及重心;从探讨出版企业的资金运转，讨论如何能规避出版企业内部及外部的资金风险，从以上三个方面着重论述如何调整出版企业的经营重心以及改革方向。

关键词：出版资源;配置;活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逐渐成为了强大的实体，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断繁荣发展的中国出版业，在努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出版业改革与发展证明，若想使出版企业利润最大化、使企业的效益得到提升、使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对出版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整是当务之急。本文从出版资源配置中的成本状况、调配出版企业的生产活动、调整出版企业的资金运转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出版资源配置的成本分析

所谓的出版资源是指构成出版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的集合，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版权、专有出版权、版号、专有技术以及品牌、各种有利的市场信息等。目前，中国出版业在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出版产业集中度低下、版权贸易工作薄弱、出版产业资源浪费严重等。我们将从出版资源的要素着手来分析资源配置当中的成本问题，从而达到杜绝出版资源的浪费，以求得最佳的出版资源配置。

企业希望用最小的成本，产生最大的利润。为了减低成本，企业管理者必须确保原材料最便宜，所采用的技术成本最低，职工忠诚敬业，以最经济的方式作出其他决策。下面我们通过对成本进行分析，力求达到企业管理者的最终目的。

成本是企业用来计算基于一定产量水平而在要素市场购买投入的货币。

总成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①

出版成本按性质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以及混合成本。

固定成本指在一定期间和一定业务量范围内相对固定，不随出版业务量增减变动而改变的出版物成本总额。

排版费+制版费+拼版费+组稿费+编辑经费+人员工资+......②

变动成本是指在一定期间和一定业务范围内，出版物的某些随业务量的增减变动而做正比例增减变动的成本总额。

材料费+印制费+录制费+版税稿酬+印数稿酬+......

③

混合成本是指在同一成本项目中存在不同成本性态。出版成本总是在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之间或不同水平上的固定成本之间或不同水平上的变动成本之间发生变化。因此，从出版成本总体角度观察，并将出版物销售业务量发生的期间与范围缩小，或者扩大延伸，则按照性态划分的出版成本最终只有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两类，并且满足以下关系式：

出版成本总额=Σ固定成本+Σ变动成本=Σ固定成本+Σ(单位变动成本*出版物的生产数量)④

为了更好的分析成本与产量的关系，这里我们引入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

边际成本(MC)：多生产以单位产出而增加的成本。

出版物的边际成本=总成本变化量/销售量的变化量

⑤

平均成本(AC)：总成本除以产品的单位总数。

通过比较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与价格，企业就能得知是否获利。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存在以下规则：当MC在AC之下，它将平均成本拉下;当MC在AC之上，它将平均成本拉上;当MC等于AC，AC不上升也不下降并且位于最低点，这意味着一个追求最低平均成本的企业，其产出应该是位于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

(一)出版企业的总成本

由以上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的关系可知，如使出版企业的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即可达到成本最低的最终目的。分析平均成本，我们从总成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之和)着手。

即使企业的生产为零，他也必须支付固定成本，如果产量发生变化，这些开支也不会改变。所以降低固定成本，如排版费、制版费、拼版费、组稿费、编辑经费、人员工资等，在产量一定时，有利于总成本的降低。除了寻找各种经济的排版、制版、拼版、组稿等费用外，采取减员增效的模式，雇佣高产出的员工，对节约固定成本可谓重中之重。

从出版企业可变成本来看，材料费、印制费、录制费版税稿酬、印数稿酬等。这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随着单位产品的产出而增加的费用，如材料、印制、录制、印数稿酬等费用。一类是相对发行量而言的版税稿酬(是出版者以图书定价乘发行数乘版税率的方式向作者付酬)，虽然可变成本都与图书的发行量相关，但第二类版税稿酬相比第一类对成本的影响更大。为了减少可变成本，对于第一类成本可以采取降低首次印刷册数，当然这里也存在印数的多少决定可变成本费用，本文不加讨论。若想节约第二类可变成本，出版企业要有着挖掘新生代作者的潜力，不把目光全部投放在知名的作家当中。

(二)出版企业的平均成本

当我们了解如何能控制企业的总成本，下面来探讨，如何使得MC在AC之下，从而将平均成本拉下。

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所以从长期来看，所有投入都是可以得到调整的，包括劳动、原料和资本。为了追求企业的最小成本，企业应该购买各种投入，直到花费在每一投入上的每一单位货币的边际产量都相等为止。这样就不会出现边际成本拉高平均成本，而能尽量做到使平均成本有所下降。现将A、B分别假定为不同类型的成本：

A的边际产量/A的价格=B的边际产量/B的价格=...... ⑥

由此得出一个推论就是替代法则：如果一个要素的价格下降，而企业其他所有要素的价格保持不变，则企业用现在更便宜的要素替代其他所有要素，直到所有投入的单位货币的边际产量都相等，这便是有利可图的。

从出版行业目前的成本可见，随着物价的飞速上涨，除非有新能源不断产出，即便如此也需要相当长的普遍接受时期，才能降低这种新能源的成本。单从当前出版业成本而言，数字出版相比纸质图书的大量的印制成本，其可以做到按需复制，大大节约了纸质图书的印制风险以及仓储、物流成本。由此可见，数字出版是当前生产成本相对于纸质图书生产成本较低的一种节约成本的方式。

我们单从成本控制而调配出版企业的资源，不足以使整个企业的生产做到良性循环。

二、调配出版企业的生产活动

从当今出版行业的现状可知，目前整个行业面临竞争激烈，同类产品居多，出版社库存压力大，报废品种居多，经销商利润率下降。面对种种当前纸质出版行业的压力，出版企业应努力调整出版活动的方向。

首先我们引入一个经济学概念——垄断，即整个行业的市场完全被一家厂商所控制的状态，即一家厂商控制了某种产品的市场。这就是所谓的“独家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垄断的企业就是价格的制定者而不再是接受者，他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产量和销售价格，从而使自己利润最大化。垄断企业还可以根据获取利润的需要，在不同销售条件下实施不同的价格，即实行差别价格。

在当今社会，符合完全垄断的企业是不存在的，即使历史上一度出现过，也为《反托拉斯法》所禁止。但尽管完全垄断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但垄断模型却能分析已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的近似完全的垄断的现象。通过对垄断模型的分析，企业就能掌握控制市场中的某些垄断力量的有力工具。

一家公司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和他的高定价一直被视为判断垄断地位的直接经济依据。一家或少数几家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越高，这个市场的垄断性就越高，竞争就越低。所以大企业和规模经济也常被人们与垄断联系起来。

由上所述，出版企业如果找到自己的相对垄断地位，就会在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纵观整个图书零售市场，近20年，科技类图书销售一直处于较稳定的态势。2000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计算机图书以及相应的电子产品类图书相继崛起。如2005年逐渐热销的摄影类图书。但随着更多的出版社介入此类图书的出版，生产这一类别图书的出版企业，面临了库存积压以及更多的出版风险。但与之不同的是医药类图书，从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每年平均增长20%的销售状态。其中医药类的龙头人民卫生出版社，从2008年到2012年销售码洋增长了近7个亿。通过分析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企业生产活动，不难看出，其一直致力于医药类专业出版，尤其在2009年保健图书被大众广泛追捧期间，其并没有将重心转移，而仍是坚守自己的医药教材以及专业图书的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一直坚持出精品医药图书的原则，在2013年出版了权威的养生图书《中国人该怎么吃》，半年的时间即销售达2万册。

从人民卫生出版社长久以来坚持专业出版的路线，可以得出出版企业的垄断法则：一是不盲目跟风，走专业路线，才能出专业精品;二是图书品种具有特异性，不能被替代，将其他竞争企业拒之门外;三是对“垄断”品种采取符合市场经济的高定价，即能产出专业的、有针对性的高端产品;四是根据市场的销售条件，对不同产品采用差别定价，符合不同的读者群体，减少消费者剩余，以获得最大的垄断超额利润。

三、资金运转

首先，出版企业的会计人员必须采用一套公认的准则来记录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从而可以衡量同行业其它企业、企业不同的项目，并真实地反映(下转194页)(上接178页)企业的历史成本和现实表现。使企业及时了解其资金运转并能对企业管理人员以及财务人员形成约束。

其次，减少在途风险，是避免出版企业经济损失，保证资金的重要原则。这类风险一般是由于企业内部控制不力，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应收账款比重过高或存货量比重过大，使得现金流量受阻、资金周转困难。虽然出版企业的风险是不确定的，但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对账款资金风险的概率及其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程度作出主观评价，并选择适当的客观尺度对发生的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估，从而为出版企业选择应对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利用现代计量方法和先进的应用技术测量出版企业风险。对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来近似勾勒出企业风险的动态规律，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并对未来风险将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程度、风险的未来价值进行评估，从而为制定资金货款风险管理的战略和选择方法奠定基础。

四、结语

本文从出版资源配置的成本分析、调配出版企业的生产活动、资金运转三个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出版企业的经济活动，从而能从容应对当今出版行业不断萎缩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1] 张其友主编.出版经济管理与实务[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顾颖、房路生、郝心华、张晓宁主编.企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 崔伟主编.现代经济学新释[M].海南.海南出版社，2010.

作者：金璐

第三篇：大学出版如何践行立德树人的使命

【摘 要】 大学出版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践行立德树人使命是新时代赋予其的重要责任，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守牢把好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前沿阵地，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大学出版践行立德树人使命，要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高等教育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 键 词】立德树人;大学出版;教材出版;新发展理念

【作者单位】毛立刚，广西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的长效机制与实施路径研究”(19BKS147);2021年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三全育人’视域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

大学出版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版高等学校教材、学术著作、校园文化图书和满足师生学习生活工作需要的其他图书的主力军。因此，大学出版既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力量。践行立德树人使命是党和国家赋予大学出版的重要责任，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及党和国家有关教材建设的政策，守牢把好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前沿阵地，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立德树人是大学出版的重要责任和时代使命

大学出版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建设教育强国征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和时代使命。

1.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和教材建设。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九个坚持”的重要论述，强调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都要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来设计。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时强调，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新论断新部署，为教育事业特别是教材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出版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优秀教材和学术著作是大学出版的核心业务，相关出版单位必须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论断和部署要求，践行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为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2.守牢把好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前沿阵地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出版导向是大学出版的生命线，对于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大学出版作为社会主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通过规划、编制、审查、修订教材等手段传授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外，还承担着筑牢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阵地、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因此，大学出版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前沿阵地，践行立德树人使命必须成为新时代大学出版的价值归宿。大学出版必须将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目标融入大学出版事业，守牢把好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发挥好举旗帜、聚民心、展形象、兴文化的作用。

3.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我们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深刻把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核心特征和战略目标，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从广义上讲需要两个群体共同参与：一是教育的主体，即教师队伍，包括专任教师、行政管理服务人员、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等;二是受教育的主体，即大学生。要实现教师队伍的高素质内涵式发展，首先要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教师队伍;其次要将人格培育与知识培养结合起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而大学出版的最主要目标读者就是教师和学生群体，大学出版的定位是服务高校教学和科研，出版高校所需要的教材、学术著作。因此，践行立德树人使命是大学出版响应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自觉。

二、大学出版践行立德树人使命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和新机遇

在加快建设教育现代化、全面开启建设教育强国历史的新征程中，大学出版在践行立德树人使命上面临以下新任务、新要求和新机遇。

1.新任务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大学出版工作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主动服务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把化解广大师生对高質量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出版供给之间的矛盾作为战略任务;另一方面，大学出版正进入从粗放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通过践行立德树人使命来提升出版质量，通过出版工作全面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因此，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成为新时代大学出版的重大使命。

2.新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四十三章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纲要”把立德树人作为“十四五”时期和到2035年更长一段时期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再次凸显了立德树人在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中的核心作用。

大学出版要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服务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特别是服务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要准确把握我国“十四五”时期教育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牢牢把握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和文化出版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深化出版改革，打造满足高校师生教育教学需要的教材和图书，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为高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供给。

3.新机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科技强国和数字中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一方面，高等学校全面开启了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新局面，加快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给大学出版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5G技术为代表的新一波信息技术与教育出版行业深度融合，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引发了全球性教育出版变革，也给教育出版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大学出版作为教育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好新时代新机遇，立足于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出版产业转型升级，以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大学出版践行立德树人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五年后，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既是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的发展理念，也是高校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科学观念，更是大学出版践行立德树人使命、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所必须遵循的科学观念。

1.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推动立德树人守正创新

创新发展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大学出版工作服务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创新发展的理念需要准确把握守正与创新，着重把握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这是创新的根本方向和灵魂所在。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到“四个服务”，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因此，大学出版必须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把握正确的出版方向和价值取向，这是大学出版服务于教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创新的目的是推进大学出版自身不断追求卓越、超越自我，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助推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大学出版要不断更新出版观念，丰富出版内容，改进出版方式，创新出版手段和载体。

三是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高校的师生。大学出版的最主要目标读者是高校的师生，因此，大学出版要满足高等学校教师、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特别要紧扣“教育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题主线，主动服务于“五育并举”素质教育，主动响应党中央关于加强体育、美育、劳育教育的部署要求，补足过去一段时期大学生体育、美育、劳育图书出版不足的短板，坚持目标导向，打造更多满足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文化精品，不断改进文化供给结构。

2.以协调发展为指引，提升立德树人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协调发展强调的是整体效能，注重系统性、全面性和协调性，因此需要统筹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大学出版隶属于教育范畴，其最终目标是服务于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通过其生产的文化产品，包括教材、专著等，实现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初心和使命。因此，大学出版必须坚守社会效益优先这一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大力提高教材和学术专著的出版比例，合理压缩诸如教辅读物、非高等教育阶段读物的出版比例，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同時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发展。

二是构建大学出版与母体大学发展的共同体。大学出版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以母体大学为依托，在获取先进思潮、办学观念和学术创新上与其他出版业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母体大学催生了大学出版并推动大学出版的发展。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依附关系，大学出版必须为母体大学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为大学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务。特别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实施“三全育人”系统工程的大背景下，大学出版作为高校重要的育人资源，要把大学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向社会推广，以社会文化成果反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从而形成良性互动。

3.以绿色发展为方向，提升立德树人的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绿色发展阐述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理念，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在“互联网+”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大学出版要以绿色发展理念践行立德树人使命，强调育人的实效性，以内容建设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保障，开发多维度的产品形态，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这就要求大学出版既要满足高校线下教育教学的需要，也要坚持读者导向，主动适应碎片化阅读需求和在线教育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新型出版形态，推进产品数字化，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不断提高大学出版服务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效性、针对性和感染力、亲和力。

此外，大学出版还要加强人才意识，努力打造一支与建设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相适应、与高等教育发展格局需求相融合、与新兴技术应用相衔接、与教育出版发展规律相匹配的高素质、专业化出版人才队伍，并使他们永葆育人情怀、富有创新活力，从而为大学出版践行立德树人使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确保育人的可持续性。

4.以开放发展为抓手，拓展立德树人的国际化视野

开放发展是大学出版主动服务于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需要，以开放发展的理念践行立德树人使命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做好海外留学生立德树人的工作。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约有70万大学生到海外留学，随着教育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这个数字还将持续增长。如何做好海外留学生立德树人的工作，是高等教育甚至整个中国教育系统面临的新问题。大学出版既要充分用好信息化技术优势，打造体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感恩精神的文化精品，又要用好“疫情防控”这个生动的教材，坚定留学生的“四个自信”，助力解决好“为谁培养人”这一重大命题。

二是做好在华留学生的学业教育和文化培育工作，培养知华友华的国际友人。预计到2035年，在华留学生总数将达到100万人左右，这些国际友人将成为有效推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深入实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力量。这不仅给高校提出了新的课题，也给大学出版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为此，大学出版必须拓展出版视野，立足全球化格局，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强化学术著作选题和出版，助力高校相关课程设置和对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建立具有世界眼光、中国情怀、时代特征的国际教育体系，助力我国高校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5.以共享发展为目标，增强立德树人的责任自觉和行动自觉

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大学出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解决好“共享什么”的问题，即共享的内容。大学出版共享的是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主要包括教材和学术著作。因此，大学出版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重要阵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要渠道出版优质教材，推出精品成果，做大做强正面宣传。

二是解决好“由谁来共享”的问题，即共享的主体。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是高校教师、学生的共同期待，构成了共享的主体。因此，大学出版要聚焦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目标群体，坚持目标导向，精准聚焦、做大做强做优文化产品，从而大力提升大学出版在助力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基本职能的契合度和贡献度。

三是解决好“怎么共享”的问题，即共享的路径。大学出版要主动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特别是大学出版发展规律，创新文化产品呈现形态，进一步畅通共享的渠道、路径，切实打通大学出版践行立德树人使命的最后一公里。

诚然，大学出版践行立德树人使命任重而道远。在面向新发展阶段，全国上下主动融入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新征程中，大学出版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抢抓机遇，久久为功，为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推动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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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