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出版自由范文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约翰，弥尔顿关于自由的主张读后感
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虽然原来皇家特许的出版制度被废除，但是当权者对言论的管制并未彻底解禁。1643年，英国国会宣布恢复特许制，规定国会具有管制出版的最高权力，并实行出版检查的措施，1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因出版书籍引起纠纷，被传到议会答复质询。他在议会作了长篇演讲，系统地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这篇演讲后来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并成为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奠基性著作——《论出版自由》。
弥尔顿的基本论点是：人的理性是高于一切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灵性。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人依靠自己辨别正误是非，区分善恶好坏。为使人的理性得以有效的发挥，就必须不受限制的了解别人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和思想。真理是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获得的，不是权力赋予的。必须允许各种各样的学说在大地上流行，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真实的、正确的、积极地思想观念必然被大多数人所接收;虚假的、错误的、糊涂的思想观念必然为人们所抛弃。在这当中，政治和宗教的权利是真理的大敌，只能导致错误和正确的混淆。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权利对思想的压迫和垄断，造成无数的荒谬事情，实际是愚弄了人类自身，导致愚昧盛行。因此，必须限制权力，废除各种钳制言论的制度、规章，让真理通过自我修正，最后战胜各种荒谬、错误、愚昧和无知而自我发扬光大。弥尔顿说，读者自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无须检察官去教，而检察官的水平大多低于读者的水平，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害了不知多少人。因此，任何对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有害而无益。而且，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发行是徒劳的，好的思想会不胫而走，人的理性是无法禁锢的。弥尔顿指出，真理不需要什么策略、计谋或者许可制而取得胜利，而这些花招都是错误的东西用来保护自己，对抗真理的。在真理被权利占有者捆绑住的时候，它就会以扭曲的形态出现，而无法呈现自己本来的面目。
在这部著作中有许多为后世反复引用的名句：“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的进行交易。”“试问我们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制度，忤逆上帝和自然地意旨，取消那些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东西呢?”“试问哪个官员又能保证不听错消息?尤其当出版物被少数人操纵的时候就更容易如此了。”“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着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因为我们的眼睛久已被偏见和流俗所蒙蔽，一眼看到真理时，很可能认为它比许多错误更不堪入目，更不受欢迎。”“只要肯动脑筋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
第二篇：《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论出版自由》是院里开列的必读书目中的一本书，其实也是任何一个新闻传播学甚至包括所有文科学生都必须认真阅读的一本专业读物，自由、新闻自由、思想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人类文明领域一个基本的命题，正如弥尔顿本人所说的“这自由乃是一切智慧的乳母”，人类正是跨过了这道门槛，才有了今天欣欣向荣的现代文明。
弥尔顿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也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战士。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旁证博引， 视野广阔，宏叙古今，雄辩滔滔。令人信服地阐述和论证了废除出版许可法令、实行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完全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洗刷罪名而作的，这也正是本书能够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书分成了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是弥尔顿为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做的努力。他引用了雅典人的例子，即只要是对于渎神的或无神的文字，或者是诽谤中伤的文字，都是不予许可的，甚至那些发表这些文字的人都会遭到惩处。普罗塔哥拉与旧喜剧派作家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这让我想到的是我们所学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确立、维护、发展新闻自由，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就说过自由主义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有自己的利益和快乐的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是上天所赋的权利。
第二是弥尔顿不断地申诉许可制的各种弊端。首先，采取许可制的办法，就必须要有实施此项制度的相关人员，然而，这些检查员的文化水平是不能够保证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念想法，检查员也会有偏重的自己的喜好，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实行许可制，在出版图书时的片面性和武断性。也许一些名人名篇就因为几个检查员的个人情感因素而从此失传。
第三是弥尔顿所分析的英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权利法案》是在1660年时颁布的，意味着英国从封建君主国家变成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而弥尔顿在1644年发表这篇演说，所以，在这期中，民主正在一步一步走向人民。弥尔顿所认为的英国是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英国所独有的文化让他认为不应该存在许可制这样的制度。然而当时的英国，虽然有国会掌握一部分权利的同时，还有另一部分代表上层贵族的长老派拥有一定的地位。此时，英国还有一部分新兴的资产阶级，因此可以说，弥尔顿的演说一定程度也是为了维护这些资产阶级的利益的。
第四便是弥尔顿所设想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这一点书中提到的并不明显，我个人认为在他的言论里所包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如果当这个社会人们的言论可以变得很自由，出版书籍也变得畅通无阻，那么说明了这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了，如果英国可以这样做到，那么绝对是要先进于其他国家的。这可以追溯到在书的一开头弥尔顿所说的“这一事情本身就证明我们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获得了那种人权自由，，而且获得这一成就时是从以往彻底破坏我们原则的专制与迷信的深渊中，用超过罗马人在光复河山中所变现的英勇达成的。”
第三篇：《论出版自由》有感800字
无言 曾经书札
该书是由英国作家弥尔顿与1644年所写，当时英国升职欧洲都处于高压政治下，言论自由显得弥足珍贵。弥尔顿是一位诗人，热情洋溢，关心政治，而他所发表的著名政论便是《论出版自由》一书。
此书从遥远先哲时代，来论述人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他列举了雅典法官所禁的渎神和无神论文字以及诽谤中伤的文字。其中西塞罗虽然反对伊壁修鲁的看法，却没有任何命令禁止他们。之后也举了屋大维和提图斯的例子，充分列举了古代先哲的示范，同时折射出当时教皇和国会对思想的禁锢。
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真理与缪误的解读。他说唯有保持言论自由，才能让真理战胜缪误。阅读好书与坏书怎么处理，弥尔顿巧妙地借用上帝之口来说“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一个人的判断力怎么来，那是通过阅读大量书籍，积累大量经验形成的一种理性且正确的判断与认知。那么如果人类根本没有接触到饿，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做选择呢?就像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恶是连在一起的，强行分开本来就有违约自然。
书上也列出了一些限制出版自由的客观弊端。首先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认知也不同。但是一本书确实要很多个通行证才能出版，这不仅会使好书的出版率大大下降，也会形成单一的书籍知识。试想千篇一律的书本，还有什么思维的碰撞呢。且复杂的审查制度，也会消磨作者写书的动力，就会停止思考，一个停止思考的社会该是多么的堕落，前途该是多么的灰暗呀。
当然，审查书籍也必须要有审查人。作为掌握知识发行的人，他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力及长远的目光。且不说这样的人是否容易找到，在日复一日的审核中，是否浪费他们的时间，后逐渐机械化随意化我们可以想象。若是找了些能力不够审美能力低的人员，那岂不是一场灾难?
弥尔顿书上说，书籍想一个宝瓶，把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但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一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动物，破坏了上帝的圣象，而禁止好书则是误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我想，出版自由权力不该被禁锢，我们应该活在自由又充满挑战的大海里，而不是一览无余的池塘中。
第四篇：新闻自由多么美丽但又是多么遥不可及——《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新闻自由多么美丽但又是多么遥不可及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自由,是人类最美的精神花园。人类从未放弃过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往往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在所有自由当中,有人更是将出版自由成为第一自由,“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全部自由的中心,凡是人们不能自由表达思想的地方,其他自由就没有保证。”真理的宣扬往往与出版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出版自由,真理将无法传播,人类所有进步而伟大的思想也只能成为深埋于泥土中的钻石,即是光彩再耀眼也无法划破漆黑的夜空为人类带来光芒。《论出版自由》让我们在大思想家的精神花园中一睹出版自由那璀璨的光辉 弥尔顿是英国伟大的政论家，《论出版自由》是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代表作。
《论出版自由》这本书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广为留传，影响巨大，是关于出版自由理想的经典论述。该书创作于1644年，是弥尔顿在国会作的长篇政论演讲词。这篇政论首先介绍了《出版管制法》的内容：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弥尔顿全面批评了这一出版检查制度的弊端，认为它只能“破坏学术、窒息真理”，并且指出任何历史上的文明国家、政府都未采用出版许可制，同时，弥尔顿还认为，异端邪说的传播于书籍的出版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出版许可制的必要性;作者也对出版检查员的品质产生怀疑，认为他们检查出版物是对“学术和学者的最大的打击和侮辱”。另外，作者指出出版许可制限制了学术的发展，滞后了英国先进的文化，应当坚决废除。弥尔顿在本书中强调了人民拥有言论出版自由权。他认为，人们具有理性地辨别正误的能力，人们必须不受限制地去了解各种思想和言论，他提倡一种“兼容并包”的阅读法。弥尔顿相信，真理是肯定的，主张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真理才能战胜罪恶，帮助人们“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而政府没有必要限制真理的斗争，不应该约束言论和出版。 弥尔顿在国会作这篇演讲时，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内战时期，全国斗争日益尖锐。出版检查制度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在言论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在政治上争取更多的权利。弥尔顿献身于反君主政体和教会的斗争。他故意不征求书刊检察机构的同意，印刷了该演讲词，以示对书刊检查制度的蔑视，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弥尔顿在书中提出了反对集权主义控制的强有力的论点，即在自由主义传统上写出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光辉论点。弥尔顿认为人的理性是高于一切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真理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中获得的，不是权力赐予的。人的理性完全可以区分真实与虚假，正确与错误，积极与糊涂。这一思想奠定了现代“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理论的基础。
从弥尔顿的言论立场来看，不难发现，他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并且走在了理性时代的前列。十七世纪的欧洲社会，封建主义渐趋衰落，资产阶级正在孕育着变革，整个欧洲开始了从蒙昧时代走向理性时代的进程。十七世纪的英国，扼杀个人自由和社会生机的绝对君主制度和文化专制主义已日薄西山。当时英国的出版管制法，扼杀了众多进步资产阶级的言论，限制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在新闻出版上，自然要求自由和理性，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弥尔顿强调理性主义，是对古希腊自由传播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开创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主义思想，并且是现代报刊理论“社会责任论”的重要来源。因此，弥尔顿要求废除管制，主张出版自由，无疑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 然而，由于时代的因素，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
第一. 弥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他所说的自由，仅仅是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恩格斯说过：“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身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取的，出版自由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因此，我们应当清醒 1
地认识到，在反对封建统治时，资产阶级力主出版自由。然而在对待他们的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时，资产阶级并不赞成这些权利。马克思说过：“在检查制度的国度里不是完全没有出版自由，有一个国家机构能享受这种自由，那就是政府。”这句话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出版自由的本质，弥尔顿所说的自由仅仅只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有。 第二. 弥尔顿倡导自由的同时，虽然承认自由讨论的权利可以加以限制，但是没有指出这种限制的一般性原则。他要求的是那些虽然有意见分歧，但却是诚实和认真严肃的人，应该享有不受政府检查的自由，而其他如罗马天主教徒和当时影响很小的新闻工作者却不能有充分的自由。他的主张缺少限制的一般性原则，或者说没有具体执行的尺度，这样在出版管理中，便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诚实和认真严肃”，势必还会回到原先的出版检查制，毕竟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根据诚恳标准，制定出个人诚恳信用制是可笑和不现实的。
第三. 弥尔顿主张允许各种各样的学说在大地上流行，并且认为任何对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有害无益，政府在出版问题上不应该插手。这样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是典型的矫枉过正。我们应当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现，但是同时，政府对言论、出版也要有管理权，否则任由落后反动的思想横行，势必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第四. 弥尔顿并不要求完全宽容一切出版物，他倡议毁谤和黄色内容军不得出版，但是他还提出无神论出版物也应该受到限制。弥尔顿出身于清教徒家庭，自身也带有清教徒观点，因此，他反对唯物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发展壮大，弥尔顿也具有了唯物主义倾向，在十七世纪革命的后期，这种倾向与清教徒观点发生了矛盾。事实也证明，唯物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五. 弥尔顿没有全面论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则。这样的自由，只能是一种无序的，混乱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它必须受到一定原则的约束，而这个原则同时也应当是出版自由的基石与保障。
尽管弥尔顿的思想、主张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但是他本人光辉的著作和虽遭迫害却不妥协的精神却是历史的进步。《论出版自由》是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在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奠基的时代，这部著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弥尔顿和随后的约翰•洛克，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创立上功不可没。他们为以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逐步进入实践范畴做了重要的准备。
今天，我们倡导新闻自由，更不应该忘记约翰弥尔顿，和他的《论出版自由》。这部著作中为后世反复引用的名句永远值得我们回味：“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让我们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弥尔顿在其著作中，从天赋人权、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婚姻自由等几个方面阐述自由主义思想。弥尔顿认为自由、财产、生命是人们的自然权利，不可侵犯，认为人们有权推翻侵犯人们自由的暴君。他还抨击英国对书籍出版的审查制度，反对这种扼杀真理的做法，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为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创造条件。在争取了这些权利之后，弥尔顿进一步肯定了人的存在。在宗教观上，他提出理性的信仰，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观，要求人们拥有理性，自由选择，培养美德，以一个善的个体直接与上帝交流和沟通。弥尔顿提出了自己不同于神学化、世俗化的封建教育的改革方案，试图建立一种近代教育体制。同时，由于弥尔顿自身的婚姻经历，他特别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在革命失败后，弥尔顿开始了三部著名长诗的创作,在他的三部曲中反映出自由的主题，表达了诗人作为一名顽强的自由主义战士在复辟后失落的情绪下，仍然坚信革命必胜的信心。 讨论
大家都知道，我国目前没有《出版法》，2007年开始实施、2001年再次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基本法规。其实，《出版管理条例》最初就是按“出版法草案”来讨论的，但最终出来的却不是法而是条例，降了一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
问题出在大家对“出版自由”原则的争论上。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出版自由按其严格意义上的含义应包括发表权和创办权，而在我国，众所周知，创办权是没有完全放开的。要制定《出版法》，就必须依照《宪法》沿袭出版自由原则，即必须开放创办权，同意私营出版社进行登记，否则就等于违背了宪法。这是个很大的尴尬。所以，虽然1994年出版法草案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进行审议，但面对这一问题，国务院最终研究认为还是先颁布行政法规，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法律。出版法的议案也就撤回了。
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版法》迟早是要出台的，那将是一次大破大立，我们可以想像它对我国出版格局会有多么大的影响。
弥尔顿1644年发表的《论出版自由》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倡出版自由、反对封建书刊检查制度的著作，也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性著作。弥尔顿也成为西方新闻自由运动和新闻自由思想发展史上的先驱和奠基人。我们承认其巨大的积极历史意义，但是也有同学看到其观点中的片面性和虚伪性。
可见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最关心的首先是学术、学者的言论、观点的自由。“出版自由”并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这一点在他随后论述“人民主权”时暴露无遗。他认为“一切人都是生来自由的，但‘粗野的普遍人民’也具有非常坏的本性”，所以，他以为只有从“理智的”、“能干的”人们中间才能选拔出执政人员。不言而喻，这些“理智的”、“能干的”人就是资产阶级新贵族。
弥尔顿要求的自由并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自由，而是代表他所在的阶级和教派的自由，他诉诸的对象也只是神、理性、议院，这就是他的局限性所在。1649年以后，他出任了拉丁文秘书，他自己也成了检查官。
总之，弥尔顿在整个《论出版自由》中，花大篇幅论述的“兼容并包”的思想，不过是在为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宗教派别争取“意见自由市场”的一个手段而已。
1651年春，约翰·弥尔顿(1608一1674)正在写作的时候，凶猛的病魔向他袭来，一只眼睛突然失明。医生对弥尔顿提出警告:需要休息，否则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但是，弥尔顿回答说:“我情愿为自由而牺牲我的目光。”
双目失明后，在写给他的学生 的诗中吟咏道:
你要问这是什么在支持我吗?朋友，
那是道义呀，我为了保卫自由而失明，
保卫自由，这是我祟高的职务，
全欧洲到处都以这事为谈话的中心。
这个思想引导我穿透世界的假面具，
我虽然瞎了也满意，我有了无上的指针。
弥尔顿大胆地对出版管理法的荒谬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它违背了人的理性，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愚笨做法，“这种侵害人权的残暴制度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效果都和原来的目的
3相反”川。因为出版管理法主要是审查书报刊物，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们的视听、言行等，都可以说是一本写出的无形状的书，对于交流思想、阐述真理、弘扬正气、抨击丑恶等，其效果与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么，其他表达思想的形式是无法禁止的，这样，官方的检查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弥尔顿赞同并引用英国思想家培根的话说:“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他以一种挪榆的口气写道:这种出版管理法只不过是一位自作聪明的绅士企图用关上花园的门挡住鸟儿一样愚蠢可笑。
弥尔顿反对书籍检查制度是与其对书籍传播真理的作用有着正确认识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对丰富人类的生活有重要意义。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蕴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像作者一样的活跃;它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著华保存起来;它又像神话中的龙齿一样，繁殖力极强，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会迅速地长出勇敢的武士来。好的书籍绝不会使心灵纯洁的人腐化。至于写作，这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实行书籍检查制度，按照官方的尺度对书籍的优劣作出粗暴的判断，只会扼杀好书的出版。而随意地禁止一本好书出版，它犹如杀人一样，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他说: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都是同样的罪恶。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即使从生存的意义上比较看来，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其造成的损失不容忽视。同样，各个时代的革命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蕴含真理的书籍得以恢复，这 种损失要比一个人的失去使整个世界所受到影响还要严重。因而，每个人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的人物和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否犯下了什么迫害行径，看看自己是否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给糟蹋了。对于一个作者来说，禁止他的一本书出版，就会犯下杀害作家罪，甚至杀死的这个作家正是一个为真理而献身的人。若是遭到禁止的书很多，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那么，将构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就远不止是众多的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害了精英或理智本身，将给整个民族文化发展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例如，欧洲的意大利是个由宗教法庭推行书籍检查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对书籍出版的限制极为野蛮粗暴，有价值的著作无法通过那一道又一道的关口，“就是由于这种状态才使得意大利智慧的光辉一跟不振。近年来除了馅媚阿谈之词以外并没有写出过任何其他东西来”川。结果，这个国家文化学术的发展陷人长期停滞的状太。
作为一个视写作如同生命一样重要的弥尔顿饱尝了写作的艰辛，因此，特别注意尊重作家的写作自由权。他认为，严肃认真的写作并不是像检查官想像那样，如同课堂上做一道简单的文法练习题马马虎虎就能完成的。写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要让思想有充分的驰骋自由，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压制。假如一个享有自由权的人从没有柞凌干犯科之名，而他的写作活动又不能自主，那么，他只能认为在自己的国家里被看做是一个傻瓜事实上，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全部的智慧辛勤地探讨、努力地思索，不仅汲取前人积累的经验，而且还谦虚地征求贤明友人的意见，使自己的见解更加完善。当他做过这一切锤炼之后，才可以认为自己写出的作已经不亚于已往的作家，因为，这作品是他忠诚地劳作，并运用成熟的智慧得出的最完善的成果。
第五篇：论自由新诗的“自由”
●李长空
【摘要】自由新诗的自由性，是以诗歌的共性要素为创作前提的。只有遵循诗歌创作的基本法则，在共性要素的必要限制中，它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绝对没有限制的自由新诗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难以成其为“诗”，这是“自由性”与“诗”的艺术辩证关系。
【关键词】自由新诗;“自由”;自由。
一、关于自由新诗
自由新诗是现当代诗体中的一种，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于欧洲，其特点是诗体结构自由，段数﹑行数﹑字数没有一定规格，语言有自然节奏而不用韵。一般认为，美国诗人惠特曼是自由新诗的创始者，代表作为《草叶集》。五四前后，自由新诗开始在我国流行，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李金发的《弃妇》等。
自由新诗是新文学领域中的先行者。五四运动前，旧体诗词充斥着腐朽气息：在思想内容上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在诗体形式上顽守着陈腐不化的格律。“形式与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28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七言五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1]。于是，在语言问题上，胡适把文言诗词和自由新诗弄到了生死对立的地步，而这一主张，又成为了后来自由新诗创作的经典理论。
由于自由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甚至彼此间形同水火、争论不休，无法构建其审美规范并达成审美共识。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瞎子摸象”：触其牙者言象形如萝菔根，触其耳者言如箕，触其脚着言如臼，触其脊者言如麻，触其腹着言如瓮，触其尾者言如麻„„而且都以自己摸到的是正宗，再不愿承认或包容其它。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自由新诗的随意性愈演愈烈，你方唱罢我登场，诗人们的精神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时尚、喧嚣、庸俗、腐烂的方向，大家一味地“先锋”，一味地“解构”，一味地摧毁传统，一味地拉帮结派争先恐后做伪证，于是伪命题、伪概念、伪诗及伪诗人充斥着当代诗坛，大白话(如梨花体、羊羔体、口水诗、废话诗)、大黄话(如垃圾派、下半身)、大黑话(如先锋派、晦涩诗)流行自由新诗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令读者敬而远之，极大地阻碍了它的健康发展。
二、自由新诗的“自由”
自由新诗在新文学思潮推动下，摒弃了僵死的文言词语，扫除了旧体诗词唱滥了的那套封建主义的审美情趣，走上了诗体解放的道路，其产生与发展是适应着时代的呼唤的。但是，“由于急切‘求解放’的历史情结，也由于文言向‘白话’转换过程中现代汉语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20世纪中国诗歌虽然在20年代出现过‘新月诗派’那样的集体试验、磋商诗歌格律的局面，但格律诗与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格局并没有真正形成。而作为主导形式的自由诗，在急于替代古典诗歌的语言体系和形式秩序时，又对‘自由’与‘诗’的辩证关系存在着不少误解，影响了现代汉语诗歌的美学探讨和形式规律的探索。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基本形式背景的诗歌是文类模糊、缺少本体精神的诗歌，偶然的、权宜性的诗歌，是无法被普遍认同和被传统分享的诗歌。中国新诗的发展最终还要回到自己的美学议题上来。”[2] 由于自由新诗追求创作上的极端“自由”，而创作者把“个性写作”等同于“个人写作”，不厌其烦地对生活琐事与两性肉体作毫无意义的唠叨，并以创作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的诗作为荣，导致读者群体不断萎缩，甚至“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昔日的辉煌终成明日黄花。
诗歌是一种精神的产物，缺少了精神的钙质，就成为行尸走肉;诗歌是一种凝炼的语言艺术，无节
制的随意和口水，会令其成为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自由新诗不受任何创作约束的“自由”，是当下诗歌创作流弊之源：
一、语言散乱，故作高深。现在的许多自由新诗其实就是散文诗或诗散文——分行排列是自由新诗，分段排列是散文诗或诗散文——这还算比较好的，更多的其实连散文诗或诗散文也不是，是随笔，是杂言，是无任何意义的大白话。更有甚者，或如三岁的孩子牙牙学语时随意蹦出的前言不搭后语的梦呓般的断句，或如某些小学生作文时生吞活剥的造句，或如精神病人无厘头的胡言乱语，故意让读者不知其所以然。
二、肤浅呈现，一览无余。由于对诗歌语言和形式没有约束，加之作者体验生活的肤浅和太多太盛的理念入诗，不少自由新诗显得平铺直叙，一览无余，即便那些描述社会人生苦难生活的诗作的写实手法也较肤浅，多以旁观姿态和一些生活表象的罗列堆集手法来呈现，而缺乏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更深刻的刻画，这种过分直露和明快的通病不仅使诗作本身缺乏应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从整体的构成上丧失了诗歌的美感。
三、结构松散，篇幅冗长。纵观当前的自由新诗，普遍存在结构松散、篇幅冗长的弊病：把本来用几行文字就可以很好地阐明主旨的诗歌，硬要人为地拉成散文、小说或者其它载体，好象诗人不写“长诗”、“史诗”，不从篇幅长度上把别人比下去，就愧称诗人似的。
四、孤芳自赏，自我枯萎。时下不少自由新诗，患有一种“自恋症”。很多诗人对诗歌精神与格律形式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嗤之以鼻、激烈批判。与此同时，他们选择了滑向平庸、堕落、低俗和散漫的深渊中，用媚俗的主题、散乱无章的结构、缺乏风骨的病句、雕虫般的技巧来制造文字垃圾，并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最后自我枯萎。
五、急功近利，山头林立。著名诗人北岛说：“自50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3] 一方面是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诗人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另一方面是许多诗人诗评家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以其诗作诗评作为谋取名利的工具，他们拉帮结派，炮制种种宣言，成立各类组织，渗透各式平台，不仅对当前诗歌创作进行翻云覆雨、指鹿为马的干涉，还利用相互吹捧、炒作、甚至漫骂和人身攻击来吸引眼球，千方百计地寻觅着出名捞利的机会。而一旦“修成正果”，在各地如火如荼举行的各类研讨会、评奖会和笔会中，就总是少不了他们忙碌的身影，自然出场费他们也没有少拿。虽然自由新诗山头林立，乱花迷眼，但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诗人，也缺乏让读者心灵震颤的经典诗歌。
三、自由新诗的自由
中国古诗形神兼备、简洁典雅、意境深远，是世界诗歌史上所罕见的。但白话新诗却失去了应有的魅力，正逐渐走向衰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反思。
德国大诗人歌德认为：“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认为：“对想干好一件事的人来说，没有一首诗是自由的„„某种平易的格律的幽灵应当潜伏在即或是‘最自由’的诗的花毯后面，当我们昏昏欲睡的时候，它驱使我们;当我们惊醒之际，它又悄然隐去。换言之，只有当自由在人为的限制下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中国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认为：“诗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世上只有节奏比较简单的散文，决不能有没有节奏的诗。本来诗一向就没有脱离过格律或节奏”[4];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宗白华也认为：“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底情绪中的意境„„这能表写的，适当的文字就是诗的‘形’，那所表写的‘意境’，就是诗的‘质’。换一句话说：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所以要想写出好诗真诗，就不得不在这两方面注意”[5]。可见诗歌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和自主的，古今中外概不例外。诗人反叛僵化的形式是为新形式的到来作准备，而不是在“自由”的名义下把诗歌写成拙劣的散文或小说，甚至毫无意义的口水。只要是写诗，就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就该受到一定的约束。当前汉语自由新诗创作，不能完全以西方自由诗标准
为圭臬，同时需要重视自己的民族、语言和音乐的特点，在中西诗艺交融下使其恢复活力，走上健康发展之大道。
无论是格律诗词还是自由新诗，它们首先必须是“诗”，必须具有汉语诗歌的共性特征。简言之，自由新诗也必须要具有：
一、抒情性。现代著名诗人郭沫若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诗是通过抒发情感来反映现实和认识现实的，但它抒发的情感不限抒个人的情，它要抒时代的情，抒大众的情”[6]。抒情性是诗歌的根本艺术特征和灵魂，尽管《诗经》所反映的内容与我们相距十分遥远，但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三千年前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让我们为其真挚饱满的诗情所打动。
二、意象美。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论意象》中写道：“意象是构成诗歌艺术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一首没有意象的诗，正如我们很难想象一首没有节奏的诗。”诗歌的思想感情必须通过清新、灵动、贴切的形象化的语言来传达。因此，营造新奇的意象是诗歌创作的核心，而脱离或排斥意象，就会导致诗歌的概念化，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苍白无力的陈述。诗歌形象化使读者得到美的感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三、语言美。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诗歌没有小说那样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没有戏剧那样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只有凝炼、准确、张驰有力、富于色彩的语言，诗人要用生花妙笔，把平淡无奇的文字，组合成优美、生动、有余韵的诗歌语言，抒发满腔的激情，从而打动读者内心深处的心弦。
四、音乐美。诗歌与音乐，是各类文艺中最接近的两种艺术。诗歌的音乐美，体现在节奏和押韵上。自由新诗的自由性，决定了其可能拒绝刻意的音韵节奏对称和平仄关系，但它却不能够没有内在的节律和自然的音韵协调，分行也必须伴随意蕴的需要而定。没有抑扬顿挫的音韵节奏，便难以传达出诗歌要表达的情感，不能从心理上引起读者的共鸣。
五、意境美。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意(意)和客观物景(境)互相交融而成的艺术境界。一首诗只有意没有境，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只有境没有意，犹如一个死寂的世界。诗歌是一种精神食粮，自然和谐、积极健康、崇高美好、情景交融的意境，能够带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和启迪。
一语概之，自由新诗的自由性，是以诗歌的共性要素为创作前提的。只有遵循诗歌创作的基本法则，在共性要素的必要限制中，它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绝对没有限制的自由新诗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难以成其为“诗”，这是“自由性”与“诗”的艺术辩证关系。
路遥知马力。期望自由新诗能够充实当代意识，扩充题材领域，探求内在节律，促进审美规范，达成审美共识，驰骋在诗的王国里，与格律体新诗、当代诗词互相借鉴、相互启迪、逐步完善，共同推动中国当代诗歌的稳健发展，最终实现中国当代诗歌的真正繁荣。
【参考文献】
[1]胡适.谈新诗[c]//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2]王光明.自由诗与中国新诗//百度文库. [3]老枪/北岛.北岛答记者问实录//新华网.2003-03-04 15:29:40. [4]闻一多.诗的格律[J].北京晨报·副刊,1926.5.13. [5]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一卷8期. [6]沫若诗话，第10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摘自《上海诗人》2012年2期)
【作者简介】李家庆，笔名李长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致力于汉语诗歌创作与研究。诗学诗评散见《上海诗人》、《诗歌月刊》、《淮风诗刊》、《诗评人》、《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红楼梦研究辑刊》等报刊，著有诗评集《长空诗话》、格律新诗集《梦中家园》《尘世书》、自由新诗集《李长空诗选》《露骨的水》《叹息与疼痛》《迷乱的星空》、诗词辞赋集《镣铐之舞》、散文集《灯下漫笔》。电子信箱:ckyq197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