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开放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具备了经济效率动能、结构转换动能、创新动能、制度动能和数字化新动能。
第一篇：开放经济论文范文
宁夏：内陆开放经济实验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2012年9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这是我国内陆地区首个也是唯一覆盖全省域的试验区，宁夏也由此成为全面加强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及世界穆斯林地区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战略交汇点，首次站在了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前沿。
国家战略 先试先行
国家在宁夏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赋予其“四大战略”定位：打造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重要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集聚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
对此，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袁家军认为，内陆开放是国家的大战略，也是宁夏的新使命。然而内陆开放型经济由于区位的差异，难以简单复制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因此，宁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探索与突破同在。
“先行先试”是国家赋予宁夏的“尚方宝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试验区建设强力推进，日新月异的变化体现出别样的“宁夏热度”：中阿博览会永久性会址宁夏国际会议中心已于8月底封顶，隆重举办了首届中阿博览会;核心区建设初具规模;对外开放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惠农陆路口岸获得启运港退税试点优惠政策;崛起的宁东，充满蓬勃朝气，全力打造世界“烯烃之都”、国家大型煤炭基地、煤化工产业基地和循环经济实验区;中国(吴忠)清真产业园依托品牌优势和清真产业发展优惠扶持政策，吸引国内知名大企业落户园区。
此外，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宁夏提出的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引入“石油美元”股权投资、民族贸易政策、服务业开放门槛、航权开放试点等10个方面、20多条加快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政策上与部分国家部委达成共识。
核心区建设初现宁夏速度
据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张立介绍，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银川核心区由银川综合保税区、银川滨河新区、银川阅海湾中央商务区等功能园区组成。三个区域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发展优势各具特色、功能定位各有侧重。
作为目前西部地区政策最优、资源特有、成本经济、配套完善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平台，银川综合保税区已经享有西部大开发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保税区“四免一保一退”等优惠政策。综合保税区已成为目前西北地区最优越的“投资洼地”。从无到有，从获批到通过验收仅用了一年时间。该保税区目前已吸引来自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阿富汗、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项目入区，并陆续启动建设，到2014年底，将推动银川市实现进出口贸易额翻番目标。
银川滨河新区从一片荒漠沙地上拔地而起，重点发展现代高端产业，预计至2030年，GDP将达到1200亿元。一年来，滨河新区实施新建重点项目37个，总投资434.6亿元。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徐广国指出，银川滨河新区不搞单纯的工业城，而是以产立城、产城一体，生态城、文化城、旅游城、产业城“四城合一”，探索内陆开放引领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切实发挥试验区核心区示范引领作用。
而银川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作为自治区和银川市“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也是银川市委、政府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加快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的重大决策。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超过15亿元;签约引进绿地、远大、新华联等企业投资项目29个，项目概算总投资约202亿元。2013年计划完成投资约30亿元，阅海湾中央商务区建成后预计可聚集总部企业200家，中小企业2000家以上，承载并吸引30万人在商务区及周边工作生活。
对此，袁家军评价到，“宁夏速度”让试验区在突破中发展，在发展中突破，在“东西并进”中推进全方位合作。
搭建中阿企业合作的平台
目前，宁夏区首府银川市与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13个国家和地区存在双边贸易关系，主要出口产品为轻工纺织品、建材与机电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在埃及、阿联酋、土耳其等国设立了宁夏产品销售中心及商务联络处。目前，中阿经贸论坛现已上升为国家级、国际化、永久性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随着中阿博览会和中国(银川)国际穆斯林企业家峰会的召开，参会的阿拉伯国家客商越来越多，中阿之间开展经贸合作的意愿也不断增强，对银川的了解也日益加深，银川市作为中阿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作用开始突显。袁家军表示，一方面，加强了对阿农业、能源、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快国际营销网络、电子口岸等交易平台建设;另一方面，加强了呼包银榆经济区互动发展和西部地区交流合作，推动宁夏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经济圈的跨区域合作，共同开展对阿能源等合作。
随着对阿联酋开放银川河东国际机场第三、四、五航权，开通迪拜经停银川至郑州的航线，自治区商务厅厅长何正荣将宁夏形容为从对阿开放的“后院”变成了“客厅”。一端连接全球最大的航空中转站迪拜，另一端则是快速发展的中西部地区，一条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便捷通道打通了。“空中丝绸之路”开辟后，克服了宁夏对外开放的区位劣势，缩短了与阿拉伯世界交流的距离。
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发展的强劲势头下，综合保税体系、外贸业务体系、离岸金融体系、外包服务体系等众多开放型经济方式将给穆斯林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和优势。作为阿拉伯国家的企业家，来自约旦阿莱米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塔里克·阿卜杜拉·马基德感受尤为深刻。他告诉本刊记者，首个开放型经济实验区的设立不仅仅让宁夏带来更多的优惠政策和商机，更为阿拉伯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更多的交流合作机会。他表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给予了财税、金融、土地、运输、出入境等方面共66项具有可操作性的支持政策，对于想进入国际市场的穆斯林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一条便捷的途径，穆斯林企业可以从这里开拓宁夏市场、中国市场乃至整个伊斯兰地区市场。
作者：郭艳
第二篇：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维度与制度型开放
摘要：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具备了经济效率动能、结构转换动能、创新动能、制度动能和数字化新动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主动推进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构建，将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进出口贸易展会等打造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重要的前沿阵地和新高地，推进国家标准国际化，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匹配的体制机制和营商环境等，以全面的制度型开放大力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向纵深推进。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商品与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Open Economy： Kinetic Dimension and Institutional Openness
ZHAO Ai-ying1，PU Fan2，CHEN Ying3
(1.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741001， China; 2.Shanghai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201800， China;
3.Shanghai Urban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College， Shanghai 201800， China)
Key words：open economy;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mmodity and factor flow opening;institutional openness
一、引言
2015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战略目标，为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体制做出了顶层设计。2018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来华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会的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时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放型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从新发展理念、开放目标战略、开放制度与动力到实践操作层面的全方位的质量变革，以全面的制度型开放助力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使其发展更加充分和平衡，顺应国际经济治理变革趋势。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2]，强调了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开放型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释放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国上下共克时艰，疫情防控取得重要成效，经济快速恢复和发展。2020年我国外资外贸均创造了历史新高，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21557亿元，比上年增长19%。其中，出口179326亿元，增长40%，高于2019年的3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7个百分点;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0000亿元，增长62%，折1444亿美元，增长45%。其中，全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963亿元，增长114%，折428亿美元，增长95%[3]。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71%，实现了连续13个月的同比正增长，充分展示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韧性和质量。与此同时，我国在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治理，在维护公正、合理、透明的多边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秩序，在深化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合作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中国方案，制度型开放成效显著。2022年2月第36卷第1期赵爱英，蒲璠， 陈莹：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维度与制度型开放Feb.， 2022Vol.36 ， No.1
政府管理2022年2月第36卷第1期赵爱英，蒲璠， 陈莹：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维度与制度型开放Feb.， 2022Vol.36 ， No.1
政府管理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迈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谋划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双循环战略模式，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基于国内经济和国际市场相互联动，需要以制度型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凸显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战略规划、产业规划、法治健全、市场化推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营造长期稳定的、可预期的、优质的法治环境，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使我国各项经济制度更加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进一步释放优质的制度红利，激励各类市场主体释放经济活力，以应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全球产业链和外贸环境，形成创新驱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推动并引领全球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推动开放型经济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内涵，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与经贸合作、加快人文交流，成为开放型经济大国，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口占全球约11%，吸收外资占比约10%，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外汇储备等稳居世界前列，外貿依存度约32%，外资对全国税收贡献约18%，外贸外资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超过2亿人，占就业总量的1/4左右，包括了大量农村和贫困地区人口[4]。
(一)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释放了体制机制活力，有力推动商品和要素跨国流动，促进开放型经济高速发展
开放型经济就是商品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能够自由地跨越边境流动，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模式[5]，对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和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引擎[6]。我国开放型经济启动于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基于国内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和经济短缺的条件，以及友好的国际环境，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实施了追赶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抓住了全球要素分工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依托劳动力、土地、环境承载力等传统要素禀赋优势，依托短缺经济下庞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承接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推动商品与要素跨国流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从封闭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巨大转变[7]。
从封闭到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是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过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优先开放沿海地区和国内消费品市场，优先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发挥了开放型经济体制安排和战略部署的窗口效应，随之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开放，确立了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与外部自由市场经济接轨，商品与要素在国内外双循环和流动，资源配置突破种种限制，按照市场机制在世界范围配置，极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激励多元化经济主体活力的所有制、产权制度、分配制度、信用机制等逐渐确立，释放了体制机制活力，经济主体的活力和盈利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乡镇企业、个体与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快速成长，国有企业实现了转型发展[8]，并具备了国际市场适应能力和开拓能力，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我国促进开放型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内外贸体制和外汇金融体制的不断深化改革，极大推动了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在宽松的自由贸易框架和履行相应的承诺背景下，外贸企业抓住了进入全球市场的战略机遇，价格优势与制度和传统资源优势叠加，形成我国商品与生产要素的国际竞争优势。2008年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贡献率在30%以上;2009年以来出口规模成为世界出口与贸易盈余的第一大国;2010年起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一，在利用外资方面基本属于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年稳居世界第一;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世界银行跨境贸易指标全球排名中，我国已经从2017年的第97位大幅提高到2019年的第56位。在世界范围内开放型经济依然呈现出较高的发展速度、韧性和质量。
(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促进中国商品与生产要素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链，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产业链、价值链也逐渐完整和升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在WTO国际规则框架下，我国商品与资本、技术、人员等资源要素跨国流动的各种壁垒逐渐消除，在跨国公司推动和主导下，以国际资本投资为纽带，商品和生产要素以低价竞争优势跨国流动。同时，我国制造业抓住了全球工业革命、欧美去工业化和产业全球转移的机遇，以低端嵌入的方式全面而快速地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之中，实现了规模扩张与转型发展。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接近30%，全球500强中我国占129家，位居第一，钢铁、汽车、水泥等220类工业产品位居世界第一;全球80%的空调、70%的手机、60%的鞋类产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强劲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迅速崛起[9]。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唯一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产业配套能力强大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还成功实施了“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创新”模式，培育了自主创新能力，夯实了基础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一大批原创成果。与此同时，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向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加快转移，战略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支撑我国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完整和升级，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并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三)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推进中国城市化与开放型经济协同发展
伴随开放型经济高速发展，商品与生产要素跨国顺利流动，与外部自由市场经济有机衔接，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进而以一种市场化机制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对全国城市化进程具有显著的正效应[10]，对外贸易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推动城市化进程。净出口贸易总额每增加1%，城市化率平均上升0.014%[11]。可见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发展关系[12]，三者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三者紧密相关，国际贸易可以通过促进商品、资源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引发就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变。更多的商品、人口、资本等要素在国内城市的聚集、流动，推进了城市化进程，这是一种通过市场化机制推进的城市化。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不足20%，2011年达到51.27%，到2020年达到了63.89%，实现了城市化的大跨越，这是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化引致的资本、土地、商品、劳动力的集聚为国际贸易部门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人力与资本支持，而城市化率提高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国际贸易部门降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成本、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资本与技术的外部经济效应，有利于我国贸易上规模、上层次、调结构。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与调整优化，1978年外贸依存度仅为13.93%，到2011年达到48.62%，实现了城市化与国际贸易的协同发展。2011年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成本的快速攀升，成本优势不再，开放型经济进入调整和转型阶段。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内需求不断上规模、上档次，科教文卫等城市社会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更大发展，大量受到良好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青壮年劳动力成长起来，与高速发展形成的充足的资本优势、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叠加，支撑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要素禀赋结构不断优化，外贸依存度随之调整优化，2019年为32%，依然居世界首位，商品与要素的流动性开放和城市化两者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共同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发展。
三、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维度
商品与要素流动型开放为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有利的要素禀赋条件，一系列符合国情和外部环境需要的开放型经济制度与政策的实施，以及2018年来“六稳”措施的实施，有效抵御了外部冲击，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提高[13]。随着完整统一、公平竞争、内外开放的市场体系和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机制的形成，开启了多维动力支撑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一)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自由化流动，以及国内大市场，为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经济效率动能
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自由化流动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体现在外贸和外资规模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整体贸易所呈现的大进大出模式支撑了国内消费和资本形成的持续增长，培育和打造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市场活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大中小型新型股份制外向型公司，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和技能水平较高的人力资源，世界上最完整、规模最大、深度嵌入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工业供应体系，规模最广阔、需求多样、消费质量加快升级的国内大市场，都是支撑开放型经济有规模经济效应和有集群经济效应的高质量发展的比较优势，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依靠国内外循环为基础的经济效率动力，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保持高效率竞争优势，更有利于制造企业降低研发和制造成本，实现新技术、新工艺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形成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的新优势。2014-2019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递增11%，利润年递增98%。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比上年增长164%，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比重为178%，是利润增长最快的工业行业板块，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20年我国能耗强度继续下降，全年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01%;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04%[1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效率动力显著凸显。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结构转换动能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有针对性地解决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的矛盾和问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应关注的核心要素[15]。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6]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17]。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确定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并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2019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加6.2%，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76.6%，同比高出0.1%，万元国內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6%，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为23.4%，同比高出1.3%[14]，供给体系质量明显提升。而国家层面上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工程、工业强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绿色制造工程、装备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和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以及推动“三去一降一补”，“破、立、降”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极大推进开放型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开放型经济供给侧要素以最佳的方式进行组合，消除供给侧的结构性瓶颈，供给结构得到优化调整，进而改进外贸增长的结构及效益，满足灵活多变的国际需求，使供给发展与需求发展相匹配，开放型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结构转换动力已经形成。
(三)创新要素流动性开放，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创新动能
全球化条件下，按照产业要素区域差异和要素流动理论，先天要素禀赋不同和相同的国家间都可能产生国际合作，并依据要素自由流动，通过要素升级优化与集聚，灵活地参与新型要素组合国际分工，在保持产业间贸易优势的同时，重构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优势[18]。我国在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和WTO自由贸易框架下，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性开放，开展产业技术引进、学习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活动，并致力于产品、技术、工艺、制度等全方位的创新，培育了自主创新动能，推动产业要素禀赋结构快速升级。
为了促进创新驱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不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2013年起，研发经费总量超越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科技研发市场。2020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4393.1亿元，增长10.2%，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40%，比上年提高0.16个百分点[19]，科技进步贡献率近60%，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36.1万件(居世界首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居世界第14位，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而国家层面上实施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的联合公关等举措，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开放共享，不断强化外源性的创新驱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500口径的射电望远镜、散裂中子源、大深度载人潜水器、P4实验室、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潜水器母船等大科学装置，建成了20多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31个国家生物种质和实验材料资源库以及98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4000余家单位、10.1万余套大型科学仪器、80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纳入了开放共享网络，为面向科技前沿和原创性研究提供坚实而强大的基础支撑，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和方向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占领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
微观层面上，我国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平台迅速发展，大力激励创新创业，2020年底市场主体数量增长到1.38亿户，外贸企业内生性创新力量也不断强大，人力资本、技术研发、培植品牌、创新营销方式等高级产业要素和创新要素大幅增加，给中国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时代活力。华为、阿里、大疆科技、小米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在国际合作中创新，并不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了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产品支撑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建材、三一重工、中铁集团、国药集团等一大批国企积极实施国际合作与创新，累积高级制造要素，演变为全球化企业，在规模上、核心技术创新和核心产品制造能力上发挥引领作用，带动了关联产业的生产，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具备了可持续性贸易优势和创新优势。
(四)体制机制改革与法规的不断完善，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制度动能
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国内政策和制度不断做出相应的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合国情和外部环境需要的开放型经济高速发展的体制机制、法规与政策，并不断完善，保障对外開放在法治轨道中推进、转型和升级，是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的最佳方式[20]，也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营商环境的优化奠定了充分的法制保障和制度动能。从改革开放历程看，我国各级政府在改革开放和渐进式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构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法治体系，务实和合乎时宜地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发挥了宏观调控的巨大优势，发挥了政府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是推动开放型经济符合规律的、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动能，也是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动能[8]，而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也会对参与主体的行为产生硬约束，降低无效交易的概率及交易成本[15]，助力经济效率动能。
法治与制度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加入了APEC、CCC、ESCAP、ICAO、IMF、IMO、ISO、ITUC、WTO、WHO等国际组织，先后出台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等法规，在开放型经济高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法规保障作用。《外商投资法》作为专门的新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是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对接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于2013年在自贸试验区试行和2017年全国范围实施以来，负面清单越来越短。2020年6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对外发布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2019年的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2019年的37条减至30条，放松了两条，成为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建设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大制度性成果。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体现了内外资一致原则，给外商在华利益提供了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更加坚定了各方对中国外向型经济高水平发展的信心。2020年以来，疫情防控和扩大开放的制度和政策效应不断显现，在外资外贸方面的表现更加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创连年来的新低，2020年较去年减少40%。而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上半年直接投资顺差187亿美元，其中来华直接投资659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1-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4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上提(折合1572亿美元，同比增长21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93%，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0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3%[21]。美中贸易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91%受访的美国企业表示在华业务保持盈利，83%受访的美国企业表示将中国视为其全球化战略最重要的前五大市场之一，近70%的受访企业表示对中国市场未来5年的商业前景预期乐观[22]。这些数据凸显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也是中国改善营商环境的必然结果。
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展会等成为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平台、新市场采购和贸易业态，随之产生了大量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良好示范作用。为了发挥自由贸易区、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和展会等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和新高地的作用，工信部和商务部要牵头组织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标准、公平开放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的同时，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大力推进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不断提炼具有通用性、国际性、推广性的贸易规制，向引领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化发展，为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要扩大自贸试验区的范围和改革自主权，创新外资外贸新举措，发挥外资外贸的引领作用;对标国际规则标准和最高水平，全面实施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制度，实施零关税相关的软硬件配套政策、监管制度和减免关税的优惠政策等一系列有利于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政策制度，大力降低通关成本和物流成本;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贸易方式上的创新应用，比如创新展会的举办模式，线上与线下结合，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虚拟现实等，结合跨境电商试验区、海外仓建设、匹配体验场景等，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面交流、展示、合作的平台，为激活全球贸易创造新的合作与贸易机会，助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使世界各国可以共享中国大市场机会和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红利。
(三)对标国际标准，推进国家标准国际化，助推开放型经济高标准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加快实施标准化战略，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标准代表规则话语权和竞争制高点，可以释放标准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催化效应和倍增效应[27]，倒逼我国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有利于构建技术、标准、质量、品牌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近年来，我国各类新标准不断出台，已经有37764项现行国家标准，涵盖了所有产业、行业和社会事业各个领域，部分领域标准与国际标准的移植性水平达到80%以上[28]。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产品标准的国际化，增强中国标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仅推动和引领各行业高质量高标准发展，促进各行业在国际分工中积极寻找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提升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国际竞争力，更有助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首先，实施中国标准国际化战略，跟踪国际标准动态发展趋势，大力扶持优势产业领域制定先进技术标准，在处于优势发展的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等数字经济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无人车间、智慧工厂、智能机器人、3D打印等重点智能装备领域建立标准协同创新基地和平台[21]，实现与国际平台的接轨，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参与者、制定者和引领者。其次，倡导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要加强对国际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交流与学习，特别要精准扶持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和规范制定，扶持优势企业主攻国际标准的对标、采标和提标，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将创新结果转化为国际标准，积极构建与国际一流标准接轨的、高规格的材料、技术、性能、工艺、环保、节能、安全等标准体系，更要鼓励这些企业向世界市场扩张生产能力和服务网络，打造“中国制造+中国标准”的标志性跨国企业。最后，主动对接自由贸易区协议国标准，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标准，对接ISO/IEC(国际标准委员会)、DIN(德国标准化学会)等标准组织的标准制定，加强标准国际化合作，强化国际标准话语权，为国家标准的国际化奠定基础，加快形成以技术标准和品牌质量为核心的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四)深化政府改革，优化制度性安排，助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
为了适应制度型开放和主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的要求，我国各级政府必须不断深化政府改革，强化政府效能，优化制度性安排，完善经济社会治理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提高统筹国际国内市场和资源要素的能力。这就要求我国政府首先要以国内大循环为战略基点，打好各项扩大内需的政策、制度和措施的组合拳。重点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居民收入增长机制，积极推动具有社会包容性、资源可持续性和高質量城镇服务功能的新型城市化进程，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完善财政再分配调节机制等，有效扩大内需，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此同时，要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国内市场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让国内大循环有效“转起来”[29]，促进消费回流与消费增长，形成国内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新循环，与稳外贸稳外资措施相结合，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连通，打造中国“世界创造”“世界制造”与“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构建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推进与市场开放进程相适应的优质法规与制度供给，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尽快修订《反垄断法》，积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实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对标国际标准，大力提升和人们美好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健康教育、金融电信等领域监管水平，突破国内高品质消费的瓶颈，使广大人民享受到开放制度带来的红利;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市场竞争机制基础性地位，实行竞争中性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投资政策，加快出台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在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中享受公平待遇、国民待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采购制度、预算管理制度、公务员管理制度、监管公正执法制度、人才培养与激励制度等，高水平推动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强化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外协调，发挥贸易大国全球经济推动者和引领者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对自身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全球经济有重要的“溢出效应”，密切跟踪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机构的沟通对话，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外协调[22]，通过建立健全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打通国内外双循环的堵点，有效提高国内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
(五)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匹配的体制机制和营商环境，以自主创新驱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交汇的关键节点，只有依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等，才能推动产业链高端化。全球产业技术壁垒不断提高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或压制，可以引进的技术存量越来越少，通过“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创新”和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提高技术水平模式的空间越来越有限[30]，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更成为发达国家压制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撒手锏，成为技术瓶颈，其根本原因在于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大，长期以来我国R&D经费侧重于试验发展研究，相对忽视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31]，科技基础比较薄弱，核心关键技术和元器件进口依赖度相对较高，核心芯片、工业软件、控制系统等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屡屡遭到发达国家管制和封锁。为了实现我国于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科技强国战略，必须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弥补过去引进创新模式形成的科技进步的迭代差，改变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为此，宏观层面要进一步大力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构建面向全球科技前沿和原创性研究机制，建立对非共识项目和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和管理机制，集中科技资源开展大攻关、大创新，开展全方位的产学研用合作、协同创新、知识转移和技术扩散，从源头上解决各种关键性和“卡脖子”技术背后重大的知识创新问题。同时创造有利于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财政税收、风险投资、金融支持等政策制度环境，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构建经济安全的管理体制[32]，继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以及人才发展工程等，支持上游关键技术设备公关，支持有创新要素优势的地区开展协同创新，形成区域创新驱动发展高地。
微观层面上，新时代我国各类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放眼全球科技前沿，不断创新优化商业模式、生产方式和管理机制，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完善创新链和产品链，转型为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企业。这就意味着我国企业必须依靠不断完善与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匹配的体制机制，聚集和优化配置企业家创新精神、人才、技术、制度、品牌、管理、合作等高级经营要素，构建高效能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全面落实扶持和鼓励企业创新的研发投入抵扣、政府采购、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与风险补偿机制、人才优先发展、科研院所无形资产入股和量化激励机制等支持创新主体自主创新的各种政策制度，为持续提升外贸企业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可控能力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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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收稿日期：2021-12-13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建构”(13CGL003);“西北深度贫困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研究”(19XKS032);甘肃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创新基金项目(2020A-101);天水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20-ZCFGK-5433)
作者简介：赵爱英(1966-)，女，甘肃西和人，教授，主要从事政府成本与战略管理研究;蒲璠(1991-)，女，甘肃天水人，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经济;陈莹(1985-)，女，浙江慈溪人，硕士，研究方向：零售管理。
作者：赵爱英 蒲璠 陈莹
第三篇：开放经济环境下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探析
摘 要：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高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和创新的运用密不可分。我们处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时代，经济模式在不断变化，大数据、互联网、新媒体、P2P等经济产品的使用促进了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应用经济代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论经济的创新和发展，应用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各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本文主要研究开放市场下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开放经济环境;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
前言
自从应用经济出现以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与其他的理论不同，应用经济学对实现经济活动有着重要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加快，进一步深化开放程度，应用经济的应用对当前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推动作用，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
一、开放经济环境下应用经济学
首先，应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领域，主要是对一些经济理论原理和经济环境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单位、不同部委或不同经济活动的研究。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经一体化，在当前世界经济物化的趋势下，各国的经济发展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表明，原有理论的研究方法完全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因而当前一体化开放的经济环境对以往应用经济理论的影响很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首先，在当前实体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逐步对外开放，促进学习，原有的应用经济理论体系已经落后，而随着物质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往的应用经济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环境[1]。其次，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理论认识缺乏社会的实践性和综合性的研究，这就不能把现有的经济方法应用到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去，传统的经济体制可能会限制当前的经济发展。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探讨新经济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应用更为重要。这就需要相关人员相互沟通，学会发现和探索问题。
二、开放经济环境下应用经济的现状分析
应用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各领域发展规律的学科，我国现在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市场经济是我国的主导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逐渐与世界接轨，结构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完善，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这就需要改变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内部结构，保证平稳发展。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我国经济必须要创新，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的主要部分，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今天的社会公民深刻感受到了网络时代的便利和快捷，网络购物、网络经济、金融经济已经在经济中形成了很大的比重，并逐步上升，我们需要尽快完善相应的经济体制，以适应市场的发展。
三、开放经济环境下应用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比较落后
虽然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但大多数应用经济体仍然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也不能适应实际的经济环境。理论要先于实践，研究方法更加先进于现状，要想进行实践，需要完善研究方法于研究内容，避免其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到发展。相关的研究人员要注意这一问题，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完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应用经济研究体系，但相关机构过于强调理论知识。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过分强调理论知识，忽视了最重要的实践环节[2]。但目前的经济学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很少有人深刻的理解，很少有人进行调查，没有得到非常有效的改善。针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尽快出台解决方案，以适应当前的新形势。
(二)研究体系不完善
当前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第一，各国工业在工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但在经济方面却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速度，工业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小。其次，为了提高产业化水平，我们在不同单位进行研究和研究的同时，总是向发达国家学习，从中获取利益。第三，与工业相比，真正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是区域经济和金融业，两者都与国际市场相配合。由于应用经济在开放、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面临的问题，最初应用经济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定位已不能适应当前国际经济领域变化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拥有开放经济环境的国家对应用经济研究的新方法提出了要求。在当前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有必要讨论现有的经济研究方案，原有的应用经济需要解决许多问题，同时也为新的应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当前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步伐逐步加快，社会对外开放的环境迅速成为统一开放的经济环境体系，合并开放的经济环境给当今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由于其他应用经济体已经有了坚实可靠的研究过程和研究过程及体系，如果这些过程和体系为经济环境开辟了道路，将限制經济发展的速度，这导致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说明我国的研究体系非常落后。
四、开放经济环境下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探析
(一)转变研究方法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受到重创，计划经济体系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后来，在不断研究中，中国在90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一阶段中，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应用经济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影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理论基础，开放环境下的经济研究方法既要适应中国国情，又要符合马克思理论的要求。应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必须要改变传统的方法，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高知识论在不同学科中的整合效果，在开展定量分析，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开展实证研究，从不同方面来分析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3]。在利用经济发展进行论证分析，将研究返回给相关的部门，适当的调整相关经济政策。同时，应用方法能够进行应用经济研究，保证应用经济方法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改进研究方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以往的发展模式，根据市场经济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自己探索，不断更新，不断改变研究方法，把数据和信息融入应用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保证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才能够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现阶段，我国许多的经济模式在世界上位于前列，这说明我国与世界接轨，比如物联网、金融结算。中国这些独特的经济模式，共享单车、打车，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有世界上最舒适的金融解决方案，也有最成功的经济特区，越来越多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去，不断进行实践与创新是应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构建新型的研究体系
经济研究方法要注重与实践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完善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体系，保证研究目标合理、公平。建立应用型经济体系，考虑以下三个方面：1.我国目前处于开放市场，研究应用型经济，建立应用型经济体系，采用的是数据采集的定量方法，但由于市场的差异性较大，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有必要对抽样操作进行规范，数据信息必须全面合理。2定性与定量的不断结合，定性主要就是方向与指标，我国的应用经济除了结合自身理论来进行实践以外，还参考了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和研究方法，有必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特色应用经济体系，借鉴国外成熟经济发展体系，进行筛选，选择适合我国的经济体系。对数据进行定性分析，改变以往的经济体系，实现定性话语定量相结合的经济体系。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将哲学与经济学完美融合起来，建立以哲学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研究体系，更好地利用机遇，迎接挑战，更加注重长远发展，只有加强技术研究，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活动，才能寻求更有效、更科学的方式。
(三)建立多样性选择和实证研究方法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研究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避免对现有研究方法的统一、不断修改和补偿，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应用经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我们可以通过广泛的选择使研究方法适合我们，通过广泛的论證、广泛的研究，取其精华，失其资源，丰富其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构建多元化研究中，要避免个体在研究过程中的主观行为，重视实践，重视市场，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研究的准确性、合理性和科学性[4]。引入实证研究方法，同时进行多元化决策，这是推动我国应用经济研究方法的关键。由于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基于个体的研究方式，所以有必要保证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改变现有的应用经济研究方法，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世界上还没有此先例，苏联和东欧国家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与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不同，所以，我国在研究发达国家经济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现状，选择适合的经济理论与方法。多样性选择主要就是指应用经济学中研究方法的数量和范围，了解研究内容的范围，保证资源的整合，促进资源的完整性。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来加快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转变研究的核心，传统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更加注重理论与规范，实证研究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其对经济现象本身和过程的研究分析。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结合，通过实证研究来为规范研究奠定基础，能够显著提高应用经济学的科学性，完善研究方法。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进程的加快，我国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竞争的种类越来越多，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应用经济学研究有着丰富的历史，有很大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力，这也是应用经济学研究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传统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无法跟上时代发展步伐，需要不断进行完善话语调整。因此，有关专家和工作人员应加强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现实经济环境的关系，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推动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进步，同时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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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