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护方言本质范文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
导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际日益密切，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多种方言，且差异程度不等，在沟通过程中造成了诸多不便，使得推广一种国家通用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全国上下掀起了推广普通话的浪潮。在推普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国民语言素质提高。与此同时，出现了应该如何对待方言的问题，到底是消灭方言差异，还是让方言继续发展，方言该何去何从。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工具，方言是传承各地独特文化的载体，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是让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土壤。另外，普通话从本质上讲也是来源于方言，是方言孕育了普通话，不断充实发展着普通话。所以，方言与普通话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方言要采取保护的态度，并且这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只要把握好原则，二者是可以兼容并存、共同发展的。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语言起到桥梁的作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又受到社会的深刻影响。
我国的国情具有特殊性，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方言的人口大国。随着经济、交通、通信的发展，各地区的人民交流日益密切，在沟通交流过程中，操各种方言的人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造成了诸多不便。推广一种共同使用的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我国的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而且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依据： “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 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第四条 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
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
第五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六条 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管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通用语言文字法总则》)
推广普通话具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更加方便，促进经济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有效措施。其次，推广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提高国民语言文化水平，提升国民素质，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再次，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推行了统一的、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谈到普通话，就不得不谈到方言，两者并非无关，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我国地域辽阔，从北疆到南国，从西陲到东海，不仅自然环境迥然相异，而且存在着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不同的民俗风情，使汉语产生分化，这是与地域特点、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方言，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是指某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例如我国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八大方言。方言，能生动地反映当地人们的生活状况、思想态度以及文化习俗，方言词语生动活泼，是来自生活的口语。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可以说，方言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是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使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形式，也是含义最深刻最丰富的语态。”(《谈普通话与方言的辩证关系》)
方言的内涵很丰富，它孕育了普通话，普通话的基础使北方方言，这是因为中国历代都城以北方城市居多，北方历来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北方方言的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口的75%，分布地域最广。因此，普通话就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但不等于说排斥普通话与其他方言的关系，它也同时从其它方言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很多方言中的词汇因为出现频率高、使用人数多而被吸纳进普通话中。所以普通话比其他方言更丰富，从而具有了被推广的价值。 很明显，普通话很重要，推广普通话也是一件国家大事，但并不是要禁止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保留自己方言的基础上使用普通话。在这个信息化的摩登时代，一切都在不断地更新，瞬息万变，我们总是沉浸在新文化的滋润中，但我们的精神家园却面临干枯，因为我们越来越偏离我们的文化内核，譬如一些鄙弃方言的观点，认为方言过时、用处不大。这种观点不仅不正确，而且很危险，因为它忘记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博大精深、兼容并蓄。方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也是十分独特的一部分。之前在一篇博客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方言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功能，没有了山东话，也没就有了山东快板，没有了北京话，也就没有了京戏，没有了粤语，就没有了粤剧，没有了陕西话，就没有了秦腔，没有了东北话，也就没有了二人转，还有越剧、黄梅戏、沪语、评弹等等民族艺术，方言和地域文化血脉相连，打碎骨头连着筋。”很通俗也很有道理，说出了保护方言的原因，也说出了其中的重要意义。语言的习得主要靠教育，素质教育中的语言教育，会尊重语言的多样性，语言教育的核心目标不是识字，而是使用母语的能力，不是为了交际，而是为了传承民族文化。方言与普通话并不是不可并存，而是可以“长期共存，互惠互利”。
总的来说，在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的工作中，应该把握好二者的继承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把握好原则。一方面，要推广普通话，加大普通话的使用力度，如国家机关、学校、媒体。另一方面，保护方言文化，维护多元空间。方言有其自身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文化传承、丰富普通话等，它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其价值决定方言是不会消亡的。但普通话无疑问是主流交际工具，必须大力推行，充分发挥其作用，推动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将推广普通话进行到底。
第二篇：普及普通话不需要保护方言
谢谢主席，大家晚上好。为了促进社会和谐交流，我国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与此同时，保护方言的呼声也逐渐加大。我方承认方言的确需要保护，但我们要看到的是，普通话的推广真正对方言有较大冲击吗?换句话说，如果方言受到影响，其根本原因是普及普通话所导致的吗?它们是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我方对此持否定态度。因此，我方的观点是，普及普通话不需要保护方言，理由如下。
第一，从事实的角度来看，普通话和方言各有不同的生存空间，使用范围和适用语境。在正规场所使用普通话，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方言，二者并不冲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六条明确显示，在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的政策环境下，方言可以在公务活动、影视媒体、艺术形式、出版、教学、研究等正式场合中使用。所以不存在普通话遏制方言发展的问题。而且由于方言对当地民众的巨大亲和力及凝聚力，较有利于它的保持和发展。以苏州市为例，虽然当地学生普遍认同普通话的社会声望和实用价值，但82%的学生情感上更倾向于苏州话。再加上生活环境的影响，说甲方言的人到了乙地也会逐渐学会乙方言，它们会一直传承下去。普通话与方言不是生物圈中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它们就像大树和小草，在不同空间沐浴着阳光，共同生长，又何来冲突之理呢?
第二，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方言的变化并非大部分因为推广了普通话。早在普通话诞生之前，各种方言便有的相互交融，有的与时俱进，也有的走向消亡。推广普通话也许加速了方言的发展，致使方言原有的一些特点淡化而向普通话靠拢，但我们要看到它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语言的演变是客观规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它并不是推广普通话造成的。另一方面，我方承认方言的确有弱化的趋势，这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就来认真探讨一下，为什么在没有推普之前，已有许多方言消失了呢?这主要是因为说该方言的人口基数少，该地区不发达，由于经济原因而被迫迁移到较发达地区，学习说较发达地区的语言，即使没有普通话，它也会被其他具有影响力的方言所同化。这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原因，和普通话的普及没有太多关系。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以“推广普通话，建设先进城市”作为政绩，对当地方言采取灭绝措施，直接加速当地方言弱化，这是人的贪婪和极端惹出的大错。同时也是未认识到当地方言魅力，对本土文化极其不自信的表现。如果这都一股脑怪在普及普通话的政策身上，让它活生生的做替罪羔羊，未免也太可怜，太不公平了。
通过上述两点，我方已论述出普通话的普及不是挤压方言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国政策一再表明，推广普通话并不禁止说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会说方言的基础上还要学会国家民族的主体性语言——普通话。既然普通话的推广与方言的生存没有必然联系，深入分析之后，我方观点得以成立。谢谢。
第三篇：关于保护及弘扬汉语方言的倡议书
朋友们：
语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开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沟通的主要媒介，关于保护及弘扬汉语方言的倡议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语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受到多么严重的限制。如果说文字是语言的衍生物，那么相对于文字而言，语言则是一种缺乏固定性的沟通媒介。
由于受自然环境、地域、种族等客观因素的交替影响，生活在不同国度的现代人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体系，同一国度的现代人也由于上述原因，逐渐形成了细化的语言派别。其主要特点，即依附于同一种文字(指汉字，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字)，但口头发音略有区别。在习惯上，我们把这种依附于同一种文字，但口头发音略有区别的汉语称为“方言”。
虽然语言的形成、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但随着地域交流的频繁和深入，特别是普通话的推广，方言在一点程度上呈现出萎缩的现象。普通话的作用是便于人们的口头交流，事实证明它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由于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十里不通风，百里不通俗”的现象已经基本成了历史。在普通话推广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的今天，只要一个人的口语能力没有太大问题，他(她)在沟通方面就不会有什么困难，普通话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通行证”。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普通话为人们消除了种种沟通障碍的同时，也无形中侵占了方言的发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方言的萎缩。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转变，人们逐渐由乡村涌向了城市，倡议书《关于保护及弘扬汉语方言的倡议书》。而相对来说，城市的普通话氛围要比乡村浓烈得多。另外，随着中国教育水平的提升，70后从小学开始就满嘴的普通话，紧随其后的80后、90后就更不在话下了。虽然由于上一辈的缘故，方言不会在上述三代人手上消失，但在这样一个普通话占据主导地位的语境下，特别是人口大流动的今天，他们的下一代会有多大的几率继承家乡的方言呢?当然，由于人口大幅度流动，方言有可能被用交叉感染的方式被外地人继承，但这种互补就像美国人背《论语》背得比中国人熟练一样，是一种莫大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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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方言理应像我们生命中的遗传密码一样，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世世代代传下去。假如这种延续变得刻意了，甚至是仪式化、职业化了，那就证明我们的语境出问题了。它原本最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这就证明它应该永远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一份不言自明的遗产。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或许能给后代留下各种各样的遗产，但他们最需要其实只是一种纯正的方言，是带着乡土气息的无声召唤。他们凭借着那一声召唤，就可以循着到这个民族的文化根基，包括一些很琐碎，但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方言继续萎缩下去，势必会带动地方文艺的萎缩，以戏曲为代表的地方文艺将越发后继无人。虽然地方文艺的萎缩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了方言这个根基，正宗的地方戏曲必然会荡然无存，中华民族的文化会出现一个无法弥补的缺口。假如没有几个90后会说安徽话了，我们难道就用普通话唱黄梅戏吗?
面对这个看似滑稽的问题，我们应该沉默，并且行动起来。
第四篇：保护人权与限制政府权力是宪政的本质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西方语言中的“宪法”一词，源于古拉丁语Constitutio，意为“组织、结构、规定”，其相关含义有以下三个方面：(1)宪法是有关城邦组织和权限的法律，不同于普通法，包括有关公民资格、公民权利与义务、城邦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法庭的选任、权限、责任等内容。类似于当今的组织法，源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2)皇帝颁布的诏书、谕旨、敕令。以此区别于市民会议制定的普通法规，源于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3)是用来确认教会、封建主和行会势力的特权以及他们与国王等相互关系的法律。源于中世纪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等。
在古代汉语中虽然很早就有“宪法”一词，但是其含义却很特别，既可以做动词用，也可以做名词用。作为动词指颁布、宣布或公布实施法律，如在《中庸》中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等;作名词使用，指一般的典章或制度，主要指刑法。如《国语·晋语》中的“赏善罚奸，国之宪法”，《管子·七法》中的“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韩非子·定法》中的“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等，表达的均是类似含义。此外还指法令的公布、法律的实施等。如《周礼·秋官·小司寇》中有“宪，刑禁”，《周礼·秋官小宰》中有“宪表悬之，若今新布法令也”，《唐韵·集韵·韵会》中有“悬法示人曰宪”等等。
在亚洲，日本是比较早引进宪法概念的。1873年，日本学者林正明在翻译《美国宪法》、《英国宪法》时首次使用宪法一词。明治15年伊藤博文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中文近现代意义的“宪法”由清末思想家郑观应从日文引入，郑观应在其所著《盛世危言》中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近现代意义的宪法概念，是在西方古代普通法律的意义上发展起来，即是在组织法的基础上发展的。首先，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就明确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列宁也曾指出：“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由此看来，宪法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其次，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民主事实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确认和保障，而宪法的目的就在于此。宪法与民主紧密相联，民主主体的普遍化，或者说民主事实的普遍化是宪法得以产生的前提，基于宪法的根本地位和基本内容，因此可以说，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一般法律形式所不具备的。其三，最主要的，是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对国家体制的规定，对政府机构的职能、活动和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调整以及规范国家管理的规定等。如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立法权授予国会，并规定了国会的各种权力，第二条将行政权授予共和国总统，第三条规定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以及规定各州权力等。美国开国之初宪法虽然只有七条，但是对联邦和州的公共权力做出了明确规定和限制，防止权力烂用和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相反，某些国家的所谓“宪法”却公开规定某个团体是“领导一切的”，赋予其绝对权力，这与宪政精神直接背离，虽有宪法之名，却无宪政之实。
近代宪法的产生
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与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密不可分。首先从经济方面讲，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奠定了其经济基础。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地被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而商品生产要求人们成为地位平等且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的权利主体，要求建立自由平等的竞争机制，反对等级特权，要求限制权力专横与保障公民权利，以保障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顺利进行。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导致了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这就是宪法。
从政治条件方面讲，发达的民主政治氛围使得人们能够以宪法的形式来“限制君权”“保障民权”，使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化、宪法化，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并将这种以追求平等自由为目标的政治规定在法律中，这就是法治。
从思想文化方面讲，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是宪法产生的文化条件。在欧美十七世纪开始的以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为主的文化革命中，人们明白，民主与专制对立，大众与贵族对立，科学与神秘主义对立等。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提出“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和“法治”等学说，反映了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成为反对封建专制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观念上为宪法的产生打下的理论基础。
宪政发祥地：英国
英国立宪历史久远，是不成文法的代表，它最先产生了议会政治，建立了代议制度，为后来许多国家所仿效，被人们称誉为“宪政之母”。
英国宪政是在“光荣革命”过程中逐渐产生的(1628-1701年)，其主要内容是：1628年科克勋爵等人向英国国王递交《权利请愿书》，其中制定了某些英国人权利的法律;1679年《人身保护法》的制定者们以此制约英国政府的权力，并且保证有权利反对自己认罪以及“以惩罚对付犯罪”;英国革命者在1689年的《权利法案》中限制了英王的权力并获得了言论自由和议会辩论的权利;随后在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中进一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
英国宪政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一是妥协性，其表现是政治上、经济上新兴者占据优势，但封建贵族的地位与某些财产仍得以保留，旧的制度外壳继续存在如皇家形式;中世纪的法律和习惯继续沿用，如1215年的《大宪章》等成为新宪法的组成部分，英王统治“万世一统”不可变易，比如今天的英王家族生活支出仍是国库的一项巨大开支，这反映了英国新兴革命者的不彻底性，它是两种势力相妥协的产物。因此，封建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制度外壳被保留下来。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正是它的妥协性和包容性，才使得宪政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二是不成文性：英国宪法是在革命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是由一系列的宪法性文件积累而成的，形式上表现为不成文宪法，即英国宪法没有统一的成文宪法典，而是由许多分散的、不同年代产生的宪法性文件、判例、惯例所构成。不具备某些国家所谓的根本法的形式特征;三是灵活性，英国宪法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不拘一格的宪法形式，具有保守性和不健全性的特点，因而可以灵活的变更并加以应用。英国宪法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执政者解释与有效利用，这种代议制的权力制衡能保持政局稳定和政权巩固。
宪政典范：美国
美国宪法同英国宪法不同，它基本上属于一步到位的宪法，是在独立战争和协调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首部成文宪法，也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典。美国宪法以1776年的《独立宣言》为先导，通过了《邦联条例》，建立了国家联盟，但由于松散而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因而有了立宪要求。开国英杰们于1787年5月召开立宪会议，制定了宪法，并于1789年3月生效。
美国联邦宪法具有以下特征：①具有独特的产生过程：为独立而形成《独立宣言》，同时具有反封建性质，为协调州际关系而产生，为适应对外关系才发展为《美国宪法》;②简短：《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制定之初只有序言和七个正式条文所组成以及27个修正案;③原则性强，美国宪法确认的基本原则有四个：a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即代议制政府原则(现代国家标志是打破神权的束缚，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依据);b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c联邦与州分权原则;d文职人员控制军队原则，有人把这一原则概括为“突出根本制度原则”;④国会地位下降，总统权力强化：美国是总统制共和国的政体、总体既是国家之首，又是政府首脑，他不对国会负责而直接对选民负责，这使得国会不能直接干涉总统行使职权，因此在长期政治实践中，总统的权力已大大超出了宪法给予的权限，可以说从代议民主制转到了行政集权民主制。
美政制完善，宪法相对稳定，并且为解释宪法留有余地，总统制所表现的权力分立，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正常运转。
宪政本质
近代以降，各国宪法虽然内容纷呈，但在理念上与西方近代意义的宪法应当是脉络不断的，而近代意义的宪法，其根本目的即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近代宪法的基本特性为：宪法是人民依其自由意志所制定;宪法内须有基本人权的规定;为保障人权，须有权力分立制，而不可将统治归于一人或一个机关行使;在原则上应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其内容。概言之，近代宪法的实质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统治机构及其权限划分，二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而就这两部分的相互关系而言，对于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有利于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使，并且限制国家权力的初衷或基本出发点即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因而保障公民权利在宪法中居于核心的支配地位。
(1)对基本人权的保障
法国《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凡权利无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说明宪法具有权利保障书的特性。从历史渊源来说，英国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于1679年迫使议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以保障人身自由，1688年光荣革命胜利后通过的《权利法案》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法国1789年革命胜利后即通过以《人权宣言》为序言的1791年宪法，进一步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不仅资本主义宪法如此，社会主义宪法也十分强调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列宁深刻地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18年的《苏俄宪法》，就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列为第一篇，可见社会主义宪法同样具有权利保障书的性质。
关于公民权利保障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是，应当处理好多数主义和弱势主义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公民权利理论从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认为民主就是多数决定，公民权利就是保证多数人(处于社会底层和中层的第三等级)能够享有和少数人(国王与贵族)相当的权利，因此其关注的中心在于剥夺少数人的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当然是宪法中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方面和必然阶段，然而在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保护少数派尤其是易受歧视的弱势群体，应当成为现代宪法与人权保障的主流，这种发展可以说是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或许可以将之称为弱势主义的人权保障观。不难发现，在现代宪法当中，受到质疑的公共权力除了传统的行政权力之外，代议机构的立法者成为新的被“怀疑”对象——因为代议机构的活动原则就是多数决定主义，他们常常倾向于追求那些反映多数派利益的决定。
(2)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国家统治机构的组织与权限划分是宪法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宪法规定了主要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活动原则和方式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宪法实际上成为授予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据;另一方面，由于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序与方式，因此宪法同时也是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政治权力是国家实现社会的安全、秩序和正义必不可少的工具，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政治权力对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与维护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由于权力本身又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因此政治权力又常常被滥用，成为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根源。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近代启蒙思想家极力鼓吹国家权力的分立，即将国家权力按照权能分配给不同职能部门并相互制约。最重要的分权理论是由洛克和孟德斯鸠提倡，经麦迪逊发展而来的“分权与制衡”学说，它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述。在立宪主义中，分权原则包括两个层次上的权力分立，即职能性分权和地域性分权。
英国最早确立了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立制度。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确认了议会主权，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确认法官除两院弹劾外不得免职，法官的独立标志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三权分立”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现，不过相同的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成文宪法都规定了某种形式的职能性分权。英国宪法学家韦德曾经总结了现代国家分权原则的含义：在三个国家机关当中，同一人不得成为一个以上的国家机关的成员，例如内阁成员不得同时兼任议会议员;政府的一个部门不得控制其他国家机关或干涉其工作，例如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行政机关;某一政府机关不得行使其他政府部门的职权;不存在绝对的权力分立，分权的目的在于权力制约。实际上，西方的三权分立并非真正分离，经常存在权力部门对于同一权力的交叉行使。当然，主张分权并不一定是反对权力行使的交叉，有限政府思想的核心是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并以此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权力行使的一定程度的交叉无碍于此。
在分权原则与法治原则之下，立法机关权力有限的理念就相应产生了，因为民意代表所代表的民意是不完整的。从历史上看，曾经出现过大量由民主产生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就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为德国最高统帅的。因此，对于代议机关应当进行适当限制。从目前各国的实践来看，立法机关的权力通常受以下几方面的限制：其一，不得制定某些法律。如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其二，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维护地方自治。其三，限制征税权。除此之外，立宪主义者还力图通过宪法的分权原则防止立法机关吞并其他部门;主张召开会议向人民呼吁、加强公众的舆论监督等。在实行两院制议会制的国家中，则通过两院的分工达到制衡立法机关的目的。
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上阳书院
第五篇：简析南京方言从吴方言到江淮方言的历史变迁
摘
要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经历了千年变迁，历史上有六朝古都之称。而南京方言也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南京方言目前属于北方方言下的江淮次方言,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南京话在魏晋时期以及魏晋以前都是隶属于吴方言的。本文从南京方言的起源开始,通过史料记载的纵向对比和其语言特点与周围的吴方言的横向对比，在几个重点历史时期找出南京方言的历史变迁，论证南京方言是由吴方言向北方方言转化的。并探求出影响南京方言转变的外部原因，分析南京方言的现状，寻求保护南京方言的方法。
关键字 吴方言;江淮方言;历史变迁;语言融合
一
绪
言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与北京、安阳、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同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七大文化古都。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在今天南京的中华门西南侧建城，开创了南京的城垣史，迄今已有2471年。
公元3世纪以来，先后有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以及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共10个朝代和政权在南京建都立国，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南京地理位置优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依钟山而扼长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南京，其文化和语言也经历了漫长的变化,根据史书记载和后人的推断,南京话最早是属于吴方言的,而目前南京话被划分为北方方言下的江淮次方言,这其中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还原历史面貌探求个中缘由并提出可靠有力的证据。而追溯南京方言的变迁和发展也对现代南京话的保护与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二 南京方言的历史演变
商代末期，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来到江南建立吴国，以今天苏州为都城，逐渐发展壮大，领长江下游两岸地区。春秋时期吴国强大，向北扩张，最早的南京城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据《建康实录》里记载：“越王筑城江上镇，今淮水一里半废越城是也。”淮水指秦淮河，废越城在今南京中华门外右侧，越城筑于周元王四年，这是南京城最早的起源。随着城市的建立，人口的聚拢，南京本土语言在此繁衍发展起来。三国时，吴称建业，西晋灭吴后改称建邺，又因避讳司马邺讳，改称建康。隋唐以后有蒋州、江宁、上元、白下、升州等名称。明代始称南京，历史上通称金陵。和南京的称谓一样，南京话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
(一) 六朝前期南京话属吴方言,同时存在一种外来方言
据有关史料记载,六朝前期的南京方言属吴语系统。南朝乐府民歌中，有一类题为“吴声歌曲”的民歌，这类民歌，多流行于长江下游一带，是用吴方言传唱的歌曲，温柔敦厚、婉转缠绵，歌词中有相当部分保留有一个典型的吴语词汇
“侬”。据统计，吴歌《华山畿》二十五首之中，用“侬”的有五首，占五分之一，《读曲歌》八十九首之中，用侬的有二十二首，几乎达到四分之一[1]110。孙吴西晋之时建业城绝少有外来居民，人口变动极不明显，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统治者及官兵都是当地土著，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奇，唯闻作吴语耳。”王丞相指王导,东晋初年大臣。刘孝标注云：“吴人以冷为渹。”这件事发生在建康，王导王丞相会见刘真长，刘真长名惔，字真长，沛国相人。刘是北方人，王导和他谈话仍用吴语，可见当时的建康话也是属于吴语区的。袁家骅先生也在其著作中写道六朝时期“金陵方言似属吴语范围” [2]232。
但是,自四世纪初晋安永嘉之乱以来，怀帝愍帝相继被俘，北方人民遭到巨大灾难，争相南逃避乱。到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北方的世家大族更是大举南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王、谢两家，居住在今南京夫子庙附近的乌衣巷内。建康是京城，是南渡客户最集中的地方，随着大量北方人的涌入，北方官话开始在建康流行，特别是从旧都洛阳南来的人带来了洛阳话，结束了有史以来吴方言垄断江南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吴方言被彻底取代，南京方言在此就彻底向北方方言转变。事实上东晋时期，吴方言仍在南京方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晋郭璞注《尔雅》《方言》，其中称“今江东人呼某为某”、“今江东呼某”、“今江东音某”等，共一百七十余条。但是建康是江东首府，地位十分重要，郭璞在区分方言时并没把这一地区另外处理，可见当时的建康话在吴语范围中[3]38。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南方土著居民中的士族阶层颇为时兴说北方话，吴方言与北方方言在建康并存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南朝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描述当时建康方言状况时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皆操吴语，所以‘数言可辨’;北方士庶皆操北方话，所以‘终日难分’”。语言成为区分南北士庶的一个标志。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时期的南京城内存在着两种方言并存的现象，一个是以洛阳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另一个是南京土语为代表的吴方言。
(二)隋唐、宋、金、元时期南京方言进一步向北方方言靠拢
南京在六朝三百年间，经过历代的建设，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很发达，到梁武帝时期，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城市。但是经过侯景之乱，建康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建康一百多万居民大量减少。隋兵灭陈后，隋文帝又下令“建康城邑，平
荡耕坑”把南朝偏安的基业彻底根除[4]123。建康经历这两次大破坏，人口变动很大。隋唐两代对金陵都采取抑制政策，但是由于金陵的重要地位，还是逐步恢复，南唐建都南京，经济文化相当繁荣，其中当地居民中不少是来自北方。南唐后期，宋兵南下，金陵人又经历了一次大聚散。北方人参与其间，推动金陵话继续向北方话转变。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北方人民又大量南来，早期多集中于建康，随后金兵破江宁，次年抢掠烧杀而去，建康遭毁灭性破坏，遗留下的居民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这次浩劫后，大批北方人逃来，而且多为汴洛人，后来建康又逐步繁荣起来，在这一人口聚散过程中，南京话自然又向北方话进一步转变。元初金陵人口只有九万五千人，比南宋《景定建康志》所记载四十三万人大为减少，由此可见其中人口变动之大。
(三)明清时期南京方言结构有所变动
明朝时期，朱元璋建都南京。据史书记载，明初南京人口变动很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三云：“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虑反侧，尽迁其民于云南，而徙南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命户部籍天下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徙其家实京师，曰富户。”时至今日，昆明、西宁等地有许多人都说她们的祖辈是明初从南京迁来，昆明方言到现在还和南京方言有某些共同点，在风俗习惯上也很相似[5]43。而迁来的富民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来自江浙地区。他们的语言极其复杂，由于吴语区的语言较多，可以推测，当时的南京话中的吴语成分有所增加。由于南京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南京话也被作为官话广为传播。明初官修的《洪武正韵》就是以当时的南京话为主体，“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的基础上编订的。由于南京话在前面历朝的演化中已经趋近于北方方言，而中原汉语自古为全国通语，因此为了更好地行使官话的职责，南京话被官方修订为更接近中原汉语。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如利玛窦、金尼阁等，他们就是学习了以南京话为主体的明朝官话。他们回国后著作的《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用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拼写汉字，采用了汉语传统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声调，是符合当时的南京话的。直至清代，南京话的官话地位才被北京话取代。清代直到民国期间，南京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经历了几次战争涂炭，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日军大屠杀，都给南京本地人口带来巨大的冲击。随后填充来的人口大多来自江淮方言区的苏北一带的人
民，南京方言的北方话成分又大大增加，对向北方话转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这样漫长得历史变迁，南京方言已然逐渐的脱离了吴方言向北方方言靠拢。
三 南京方言中的吴语痕迹
虽然目前南京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下的江淮次方言，已经与吴方言相去甚远，特别在语音上，已经很难寻找到吴方言的痕迹了，但是通过研究词汇，我们还是能发现不少南京话与吴方言相通的地方。【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6]8，有方言一篇，所举皆明代中叶流行南京之常用语。“南都方言，言人物之長曰‘苗條’，美曰‘標誌’，蠲曰‘乾淨’，不蠲曰‘齷齪’、曰‘邋遢’„„;其不聰敏者曰‘鶻突’、曰‘糊塗’„„”其中所列的词语如“龌龊”“鹘突”是吴方言也在使用的词汇。
《江苏省志 方言志》第五章[7]43常用词对照表中江苏各地的方言词汇都有列举，其中一些词汇,南京方言和吴方言区的苏州方言有着相通之处。如“正宗、地道”苏州话会说“道地”，而南京话即说“地道”也说“道地”。形容不错，苏州话说“蛮好”，或者“勿错”，而南京话也习惯用“蛮好”，等等。
不难看出，南京方言中还和吴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由于吴方言相对稳定和保守，而南京方言经过几次动荡变迁，相对易变和开放，和吴方言间的联系已经越来越远了。
四 探究南京方言演变因素
(一) 空间因素
又可称作地域因素，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沿岸，靠近东南沿海地区，是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且地势开阔平坦，水陆交通便利，成为人口流动量大，相对开放和包融的地域。因此在南京这里，融合了多民族多地域新事物新思想的复杂文化，这种文化的包容性也带动了语言的开放和包容性。我们知道南方方言，如吴方言、闽方言等等许多词汇到现在都沿用自古语，保留的相当完整。而南京话中词语的更迭十分频繁，从古流传下的词汇几乎没有了。易中天在其著作《大话方言》中解释道：南方坑坑洼洼，重重叠叠，云遮雾障。南方更向往“鸡犬相闻，民至老
死不相往来”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8]24,而南京通便的地理位置和条件也使得其很难保持吴方言的语言特点。
(二) 人的因素
根据史料记载，我们能轻易的发现，南京不仅仅在空间上人口往来频繁，在历史的时间层面也经历了多次人口聚散。人口的巨大变动带来的是对南京原有文化和语言的冲击。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种性质决定它的发展只能是渐变的，而且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是语言发展的两大特点[9]177。因此虽然南京话早在六朝末期就已经存在两种语言并存的现象，但是真正的完全脱离吴方言转而投向江淮方言也经过了极其漫长和反复的过程。具体包括以下点: 1 人口迁徙导致外来方言在同化本地语言的同时留下了原住民语言的底层
根据史料记载和语料资源我们可以推断出在六朝时期南京方言是属于吴方言区的，随着永嘉之乱北方人口大举南迁，带来了包括洛阳方言在内的北方方言。在接下来的数百年时间内，随着一次次北方人南迁带来大量的北方方言，南京方言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已经属于了北方方言的江淮次方言。虽然南京方言已经由当地的吴方言转化为了江淮方言，但是在今天我们仍能在今天的南京方言中发现吴方言的痕迹。可以说,形成现在的南京方言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迁徙,同时也离不开在人口迁徙前的原住人口的语言作为现在南京方言的基础。 2 多层次、多来源的移民层层叠加，形成了层叠型的方言结构
南京历史上经历了大大小小数次人口聚散,补充到南京人口既有北方方言区的人口,亦有来自南方吴方言、赣方言等方言区的人口，同时人口迁移的年代各不相同，在多种方言与南京原住民方言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方言层叠的现象，构成了现在南京方言的形式。
3 人为的设立通语促进了南京话的转变和传播发展
南京在历史上有六朝古都之称，是多个王朝的都城。作为政治中心其语言必定会作为官方语言广为传播，特别是在明代，南京话作为全国通语的基础为全国通用甚至流传海外。但纵观历史，中国帝都多建在北方，除南京外通行的通语也都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因此南京方言要成为全国通语其无论是语音还是词汇语法上都要受到北方方言的影响，被人为的加以规范和整理并大面积推广使用，使
得南京方言不仅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生转变也在成为通语的过程中受到规范和转变。
目前的南京话，虽然已经不再是全国通语，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南京方言也受到极大地影响，已经逐步在向普通话靠拢。
五
南京方言的现状
在今天的南京市区，并存着两种南京话，称为“老南京话”(被称为“地道的南京话”)、“新南京话”(一般所指的“南京话”) 。所谓“新”、“老”，也仅就当代而言;相对于历史长河中各个时代不断变迁的话音则没有意义。目前南京城区同时并存着老南京话社区、新南京话社区和普通话社区。普通话和新南京话之间很容易沟通，而和老南京话则较难沟通。老南京话，即一般所指的“地道的南京话”，俗称“白话”，是明清两代南方官话的代表方言,它和北方官话的最大不同在于保存了入声系统，往往被称为“真正正宗的南京话”。老南京话主要通行于老城区的南京本地居民社区，流行于城南及城西的老南京居民中。此外，古代南京居民移居外地而传统保持较好的群体，如西南地区屯堡“京族”的屯堡话，和老南京话有接近的地方。老南京话和新派的南京话分歧较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老派的南京话有尖团之分，而今天60岁以下的南京人已经不能够区分。如，老派南京话中，“江”和“浆”，“千”和“牵”都是不同音的，而现在它们都同音。
2.老派的儿化音很丰富，新派的儿化音在消失之中，这可能是受附近扬州、镇江、芜湖以及南京郊区的江浦、六合方言的影响(这些方言都无儿化)。
3.老派的卷舌音zh,ch,sh ，r有区分，如：“张”与“脏”，“竹”与“足”都不同音。而新派的卷舌音只出现在i和e前。如：“迟”和“词”能区分，而“张”和“脏”不区分。
4.老派的an,ang不能区分，如“关=光”，而新派受普通话的影响，则能够区分。
5,.普通话中读e的非入声麻韵字今天的年轻人都读成如普通话的e，而老派则读[E]或[EI];普通话里读e的果摄字，老派都读[o],而新派[o]和[γ]任意
读[10]20。
以上是语音上的差别，新、老南京话在词汇上的差别也很大。对于许多老方言词，使用新南京话的年轻人都会感觉陌生，比如“手勒儿-手帕、捋绳儿-窗帘、孟浪-冒失”等等，同时老南京话中常用的儿化词和以“子”结尾的词，如“筷儿、小孩儿”等，如今在新南京话中也很少使用了[11]86。今天南京城区的年轻人，大多已经不会说纯正的南京话了，这一点就连南京人自己也承认说的是“南普”。而江宁，江浦等地还保留着比较正宗的方音土语，但是由于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的缘故，郊区人到了南京市区也会改说不纯正的带有普通话味道的“南普”，或者直接讲普通话。如果再不加以保护，过不了多久，这种正宗的南京白话就再也听不到了。可见新老南京话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了，并且老南京话迅速衰退，新南京作为主要方言已经成为目前南京话发展的趋势。
六
结
论
通过史料的记载和后人的推断以及南京方言中残存的吴方言的痕迹，我们可以推断南京方言最开始是属于吴方言的，经过长达千年的历史演变，及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人口变迁，南京方言逐步向北方方言靠拢，目前属于北方方言下的江淮次方言，并有进一步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普通话的推广对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普通话的推广，许多方言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特色而逐步向普通话靠拢，这并不利于文化和语言的多元化发展。目前来看，在南京青少年中，老南京话已经很少人使用了，出于对本地方言的保护，建议在提倡普通话的基础上同时加强对青少年南京方言的教育，加强他们对家乡语言的认同感，这将不仅仅是对语言的保护，也是对南京古城千年历史和文化的保护。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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