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
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
【摘 要】根据美国宪政结构中行政行为的不同属性，罗森布鲁姆提出了公共行政研究的三种途径，以此来解释公共行政的知识。这种解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既不能充分反映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多样性，更不能反映今天世界化的公共行政知识中日益弥散的复杂性。从政府的属性出发，我们把关于公共行政的知识分为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其中，组织理论关注的是作为组织实体的政府及其行动，政治理论关注的是作为政治实体的政府及其行动，社会理论关注的则是作为社会实体的政府及其行动。在行政世界日益呈现出社会化特征的今天，公共行政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探索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既通过这种探索来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也通过这种探索来完善公共行政的知识图谱。
【关键词】组织理论;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公共行政;知识图谱
学术研究有两大目的，一是知识的生产，二是知识的再生产。前者以现实世界为对象，后者则以知识本身为对象。前者生产出了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后者则生产出了关于知识的知识。知识的生产从来不是一个怀疑的对象，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都需要认识世界，进而通过对世界的认识来更好地与世界共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语言游戏”，知识的再生产在所有领域都备受质疑，许多人无法理解，既然这样一种活动并不能直接改善我们的现实处境，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事它?在发出这样的疑问时，人们可能忘了，在他们一步步成长为学者的过程中，那些被再生产出来的知识曾经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这些知识让他们获得了关于知识本身的认识，进而才能自如地运用知识去认识世界，去从事新的生产知识的活动。所以，知识的再生产并不只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附属物，而经常都反过来成为了知识生产的一个源泉，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知识的再生产获得关于知识的更加科学的认识，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生产出关于世界的新知识。正缘于此，在所有系统化和学科化的学术领域，知识的再生产都是一块保留地，虽然这块土地上结出的果实并不那么明艳诱人，却总会有人在这上面辛勤耕耘。就公共行政来说，它作为一种知识的历史并不长，但在这不长的历史中，也不断有学者从事着对可能并不算多的公共行政知识的再生产的活动。这些努力提升了公共行政作为知识的知识性，也为我们理解行政世界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与视角。本文也是这样一种努力，希望通过对公共行政知识的重述来更好地理解这种知识以及它所欲认识和加以建构的行政世界。
一、关于公共行政知识的解释
知识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得到生产的，因而具有历史性，无论在什么领域，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关于知识历史的研究就成了知识再生产的主流途径，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历史分期来对知识及其与历史的关系作出解释，进而发现知识生长与历史演进的趋势。公共行政领域也是如此。在我们所熟悉的关于知识的研究中，无论“三阶段论”、“五阶段论”还是强调公共行政知识之间连续性的观点，都是从历史出发来对公共行政知识进行再生产的。当然也有例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森布鲁姆对公共行政研究三种途径的划分，且这种划分也因其广泛影响而成为了公共行政领域中一种新的知识。罗森布鲁姆认为，“公共行政的研究有三条相对分明的途径，各自对公共行政有不同的阐述。一些人把公共行政视作一种‘管理行为’(management endeavor)，与民营部门的运作相类似;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公共行政的‘公共性’(publicness)，从而关注其政治层面;还有一些人注意到了主权、宪法及管制实践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从而把公共行政视作一种法律事务。”[1](P16)由于这种观点对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有着独特的解释力，今天，它几乎成了关于美国公共行政知识的一种标准意见。
三种途径的划分并不是完全非时间性的，相反，每种途径的产生与主导地位的获得都有着明显的时间上的差异;但另一方面，这种对公共行政知识的横向切割又确实起到了将我们关于公共行政知识的理解如苏贾所说的“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2]的效果，而传递给了我们一种空间认知。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罗森布鲁姆在观察公共行政的知识时，他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知识背后的行政世界，具体来说，就是美国行政国家所深植其中的三权分立的宪政结构。罗森布鲁姆是从三权分立的现实出发来解释三种研究途径的产生与区别的，这就是：“管理途径最紧密地关联于行政部门。总统一职承载了大量的角色与功能，但其宪法权力的一大特征是确保法律得到了忠实的执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执行的角色，这种角色是管理途径对公共行政的定义中的核心。相反，政治途径更紧密地关联于立法考虑。它将公共行政官员视为补充性的立法者与一般性的政策制定者，所以强调代表性、回应性与责任。法律途径紧密关联于司法部门及其对个人权利、抗辩程序和公平的关注。”[3]
这种解释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产生于美国的公共行政知识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美国宪政体制的产物，也有维护这一体制的功能。在这一点上，它破除了关于美国公共行政知识是一种普适性科学的迷信，因而让读者能够更加中立地来看待这种知识。但同时，由于学者个人视界的限制，这种解释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由于罗森布鲁姆将自己的出发点限定在了美国的宪政体制上，所以这种解释对美国之外的公共行政知识缺乏基本的解释力，事实上，解释这些知识本就不是罗森布鲁姆的目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如果想拿这一解释来硬套本国的公共行政研究，可能是自作多情了。其次，就美国公共行政知识来说，这种解释也有许多可争议的地方，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它在美国公共行政知识与宪政结构间所建立的联系过于简单化，实际上，不同途径与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不同途径之间的区别并不以不同权力机构为界限。第二，它的理论视野过于狭窄，将大量关于公共行政的其他理论和视角排除在了自身的解释范围之外，并且，当这种解释作为教科书而得到传授时，实际上对公共行政研究人才的培养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至今仍在很多领域都根深蒂固的学科化思维的影响下，三种研究途径很容易被译解为三种学科视角，即美国的宪政结构催生了关于公共行政的三种学科视角，进而，管理学、政治学和法学也就被视为了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基础。这一推论虽不能被简单地判定为错误，但它无疑不够完善，既不能充分反映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多样性，更不能反映今天世界化的公共行政知识中日益弥散的复杂性。
根据近代以来的认识论争论，所有知识大致可以被分为经验性知识与非经验性知识两类。其中，经验性知识是直接以经验世界为对象的知识生产活动的产物，非经验性知识则是以知识或知性为对象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产物。两种知识同时存在于所有学科领域，但在公共行政这样一个实践性极强的领域，公共行政知识主要是以经验性知识的形式存在的，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非经验性知识即使不是没有，其存在也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罗森布鲁姆关于三种研究途径的划分就是以对非经验性知识的排除为前提的。公共行政中的非经验性知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学院的现象学运动，这场运动将现象学这一哲学流派的观念与方法引入了公共行政研究之中，构成了20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一种独特路径。[4]现象学者强调“praxis”和“action”，如果我们仅仅从字面含义将这两个概念理解为“实践”和“行动”，那它们仍然是经验性的，但现象学者对它们的阐述和论证则包含了清除人们在看到这两个概念时立马就会想到的所有经验性内容的目的和企图，[5]而当他们这样做时，就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了一种生产非经验性知识的活动。现象学运动之后，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含有生产非经验性知识企图的流派与视角纷纷被引入公共行政领域，使公共行政领域中开始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非经验性的知识。
不过，公共行政毕竟是一个经验世界，所以，当现象学家等宣称为公共行政学科生产出了非经验性的知识时，在他们的反对者看来，这些知识究竟是否公共行政知识则是大有争议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分歧就构成了今天公共行政研究中认同危机的一种基本表现。非经验性知识的出现证明了传统经验研究的缺陷，它并不能为现实的行政世界提供充分的理论解释与知识支持。另一方面，现象学等非经验性知识对经验研究缺陷的回应似乎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使它与经验性知识的关系不仅没有实现互补，反而走向了分裂和对立。这一悖论性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承认非经验性知识的出现证明了既有公共行政知识存在缺陷的判断，那么，对这一缺陷的矫正究竟应当求助于经验性知识还是应当求助于非经验性知识?或者说，公共行政的知识图谱究竟应当如何构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思考关于公共行政知识的新的解释框架，通过知识的再生产来服务于更好地进行知识生产的目的。
二、更新解释框架
罗森布鲁姆关于三种研究途径的分类再次向我们强调了这一观点，即知识是关于研究对象属性的认识。具体来说，三种研究途径间的区别是以对行政行为属性的不同认识为分界的，即管理途径将行政行为视为一种管理行为，政治途径将行政行为视为一种政治行为，法律途径则将行政行为视为一种法律行为。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不同途径间的差异：第一，由于管理行为更多具有一般性而不是特殊性，如果把行政行为视为管理行为，则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就没有什么区别;第二，由于政治行为与法律行为都是政府的特殊行为类型，无论把行政行为界定为政治行为还是法律行为，都必然得出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有着根本性不同的结论。可见，三种途径在关于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的关系问题上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意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关系问题上持相同态度的政治途径与法律途径，二者的区分何在?
如前所述，根据罗森布鲁姆的观点，政治途径与法律途径的区别就是三权分立学说以及作为其现实表现的美国宪政结构中的“立法”与“司法”的区别，其中，前者“基于立法与决策的考虑”，后者“强调的是政府的裁决功能、对维护宪政权利的承诺(‘保卫自由’等)，以及法治。”[1](P17)反映到文献的内容上，前一种途径更多是在回应和反驳古德诺关于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的许多文献都抱有这一目的;后一种途径更多关注的则是宪法文本及其司法裁决在行政机构运行中的适用性问题，如罗尔(John Rohr)及罗森布鲁姆本人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探讨这一问题。在立法与司法有着明确区分的美国，关于政治途径与法律途径的划分无疑是成立的，但在立法与司法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的其他地方，后一类的研究通常并不具有独立性。当然，行政法研究是普遍存在的，但在绝大多数地方，它都是法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不是公共行政学中的一种研究途径。换句话说，关于政治途径与法律途径的区分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能涵盖更广范围的公共行政研究状况。
不过，虽然关于三种途径的划分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征，但它却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方法，即我们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属性来对知识进行归类。在这样做时，罗森布鲁姆是从行政行为出发的，无论管理途径所说的POSDCORB，政治途径所说的立法与决策，还是法律途径所说的裁决，都是一种行为，可见，罗森布鲁姆是根据对行政行为的分类来重组公共行政知识的。如果这种重组存在缺陷，那么，造成缺陷的根源也必定在于其出发点，即对行政行为这一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无疑，行为是行政世界中最具可视性的一个方面，也具有把行政世界中的结构、过程与个体都纳入同一个范畴进行探讨的功能，但它并不能完整地再现行政世界。可以认为，行政世界是以政府为中轴所展开的现象世界，因而，与其选取行为这样一个侧面来理解行政世界，不如直接以政府为对象来认识行政世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根据对政府属性的认识差异来重新划分行政知识，从这一角度出发，公共行政的知识可以被我们重新划分为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三个类别。其中，组织理论将政府视作一个组织实体，关注的是作为组织实体的政府运行的方方面面，显然，在所有这些“不重要的方面”，政府与企业“基本上是相同的”;[6]政治理论将政府视作一个政治实体，或者说，视为一个国家机构，因而关注的是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的运行及其与其他国家机构间的关系，显然，作为国家机构，政府与企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社会理论将政府视为一个社会实体，关注的是作为社会实体的政府的运行及其与其他社会实体间的关系，社会实体的概念打破了关于公共与私人的传统二分，而聚焦于处于同一个社会过程中的不同社会实体间的交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7](PP121-122)关于作为社会实体的政府，乔耀章曾提出过“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的概念，[8]已经很接近于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了，非国家机构的定语表明政府的属性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将政府变成了一种社会实体。
显然，对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划分与关于三种途径的划分存在一些交叉的地方，比如，罗森布鲁姆所说的管理途径就可以被纳入组织理论的范畴，而政治途径与法律途径则被归并到了政治理论的名下。那么，读者自然会问，这一解释框架的提出是否是一种“新瓶装旧酒”呢?对此，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在罗森布鲁姆那里，管理途径被分为了两个部分，一是传统管理途径，二是新公共管理途径。两种途径在组织结构、对个人的观点、认知途径、预算、决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相同的是，它们都将行政行为视作一种管理行为。但在本文看来，将传统管理途径与新公共管理途径纳入同一个范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它们关注的都是作为管理行为的行政行为，但即使作为管理行为，在不同途径中，行政行为的属性也是不同的。笔者已经分析过，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传统意义上的管理都是一种组织化的管理，政府与企业所做出的管理行为也都是一种组织行为，而自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管理外包的普及，管理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化的管理，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它们所做出的管理行为也都变成了一种社会行为。[9]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组织化管理的研究属于管理的组织理论，关于社会化管理的研究则属于管理的社会理论，就公共行政而言，所谓传统管理途径与新公共管理途径也就分别构成了公共行政中的组织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基本部分。这一点是本文关于三种理论的划分与罗森布鲁姆关于三种研究途径的划分间的基本认识差异。
阿格拉诺夫(Robert Agranoff)看到了公共管理活动所发生的变化，他认为，“公共管理领域已经确定无疑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其中的问题无论在原因还是在解决方案上都呈现出了多重面向。”[7](P22)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共管理的外部化，“因为许多公共工作都是‘外在于’官僚机构，而存在于‘传导性’(conductive)机构之中的，这些机构的结构与运行同时涵盖了外部与内部的工作。”[7](P2)由于传导性机构的出现，政府机构之间以及政府实体与其他社会实体间的边界都开始消解，一方面，“工作于公共机构内部的公共行政官员和项目专家获得了一种新的内部组织经验，它不那么刻板，跨越了其结构分区的界限，涉及了其他政府机构，并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跨部门和政府间的经验。”[7](P54)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情况越来越少，因为它们越来越依赖于许多治理机制，或通过一些媒介实施远程控制，如合同与监管体制。显然，挑战是在一种传导性的基础上组织和管理公共机构，因此，公共管理者越来越需要离开他们的办公室，而与外部伙伴一道工作。”[7](P210)总之，组织机构之间、组织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边界都被打破了，从而使组织过程与组织间过程都变成了一种开放的社会过程。在这种开放的社会过程中，“不同实体间的管理有时可以超出由协商、汇报、审查、批准、审计与同意构成的互动的范围。它可以深入到包含了彼此程序的多机构运行的层面。”[7](P121)也就是说，朝向社会过程的转变要求组织的程序也要发生社会化，根据交互操作性的要求得到重建，而不再仅仅以满足组织自身的运行为标准。
正如阿格拉诺夫的分析所揭示的，今天，行政行为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组织行为或政治行为，而是变成了一种社会行为，相应的，作为这一行为的发出者，政府也不再仅仅是一个组织实体或政治实体，而是变成了一个社会实体。进而，关于政府以及作为“行动中的政府”的行政研究也就需要从组织理论与政治理论变成为一种社会理论。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实体的政府的出现并没有取代其作为组织实体与政治实体的角色，而是为其增添了一种新的角色，即使政府获得了组织实体、政治实体与社会实体这样三重属性。因此，公共行政的知识图谱也就应当由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这三方面的内容共同构成。
三、朝向社会理论的知识再造
对公共行政理论史的简短回顾将有助于理解本文所提出的解释框架。我们知道，威尔逊与古德诺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的原则，力图将行政——无论作为一个领域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与政治区别开来，但他们的努力在一段时期内并未取得如期效果，因为他们所持有的仍然是传统政治理论的视角，他们眼中所看到的仍是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所以，“威尔逊和古德诺都只能对政治与行政的区别做出一种原则性的规定，却无法告诉我们行政究竟是什么”，[10]无法将行政行为确立为一种与政治行为不同的管理行为。结果，政治—行政二分在一段时期内并未得到承认和流行，公共行政学也未能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行政作为一种管理行为的确立是20世纪初期“市政研究运动”的成果，这场运动用作为公共组织的城市政府替代了作为国家机构的中央政府，从而实现了将公共行政的研究对象从国家向城市的转变，[11]由此，才将作为组织的城市政府的行为确立为了一种管理行为，公共行政学也才作为组织理论而获得了独立于政治学的地位。换句话说，罗森布鲁姆所说的传统管理途径是随着组织理论的兴起才变为现实的。因此，作为前者的前提，选择组织理论的概念来指称关于公共行政知识的这一独特分支，显然更加准确。
威尔逊与古德诺持有的是政治理论的视角，却试图将行政确立为一个管理范畴，这是他们作为开时代之先者不可避免会存在的矛盾。他们试图清除传统政治理论对他们观察行政现象所设置的障碍，却没有找到清障的工具。与他们不同，在20世纪40、50年代的“战后反思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学者都是在组织理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都有过在城市政府这一更像公共组织而不是国家机构的实体中工作的经历，因而对行政行为作为一种管理行为的属性有着切身的认识。但当他们的视线从城市重新转向国家，并大规模地进入国家机构担任实践职务时，[12]国家行政的经验就与组织理论的既有知识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驱使这些学者重新向政治理论靠拢，并提出了“行政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13]的观点，也将政治理论写入了公共行政的知识图谱之中。这就是高斯(John M.Gaus)在1950年所说的，“在我们的时代，一种公共行政理论也意味着一种政治理论。”[14]
关于政治理论，本文持有的是一种广义的理解，不对罗森布鲁姆所说的政治途径与法律途径进行区分，这是因为，无论政治途径还是法律途径，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作为政治实体的政府及其对合法政治权威的行使。当然，从学科化的角度来看，对政府行使合法政治权威的两种主要方式，政治学与法学应当予以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但就行政学而言，这样做一方面可能肢解行政过程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则可能造成对非立法或司法式的具有政治属性的行政行为的忽视。更重要的是，对政治途径与法律途径的细分将使我们关于公共行政知识的解释失去对产生于不存在立法与司法的严格界分的地方的公共行政知识的解释能力。反过来，如果我们把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理解为对作为政治实体的政府及其行为与活动的研究，那这一范畴将是可以涵盖所有相关的地方性知识的。换句话说，关于政治理论的这种广义理解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本文的解释框架与罗森布鲁姆的解释框架的最大区别是提出了社会理论这一新的范畴。从实践层面来看，社会理论的提出确认了20世纪后期以来整个管理活动社会化的现实，提升了理论解释实践的能力。从知识层面来看，社会理论的提出让我们获得了观察公共行政知识的新视角，可以帮助我们重构公共行政的知识体系。就后一个层面而言，可以认为，组织理论与政治理论探讨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行政与政治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组织理论将行政视为一个独立于政治的组织过程，政治理论则将行政视为政治过程的一部分。进而，作为组织过程，行政可以专注于效率提升的技术性事实，而无须考虑代表性、回应性等政治价值;作为政治过程，行政则必须把代表性、回应性等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纳入行动的考虑因素之中，而不能只关注技术性的事实。就此而言，关于组织理论与政治理论的划分既解释了围绕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也解释了围绕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所展开的一系列争论。
另一方面，社会理论探讨的则是行政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行政不经政治的中介而直接参与社会过程的可能性及其现实含义与理论推论等问题。在这一点上，社会理论对组织理论与政治理论都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就前者而言，社会理论颠覆了组织理论关于行政是一个封闭的组织过程的观点，而确认了组织边界的消解与组织过程的外部化与社会化，从而掀起了批判官僚制组织经典形象的学术潮流。就后者而言，社会理论的出现宣告了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到来，这一危机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其一，社会理论标志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断裂。在政治理论的设定中，作为政治过程的一部分，公共行政的所有行动都是在政治过程中获取合法性的，只有经过政治过程的中介，社会诉求才能被转化为行政行动。随着行政过程变成了一个社会过程，公共行政越来越多地越过或撇开政治过程而直接介入与社会间的行动，从而使传统的合法性来源发生了断裂。其二，社会理论标志了公共行政合法地位的解构。在政治理论的设定中，作为政治实体，政府是开展社会治理的惟一合法主体，而根据社会理论的解释，作为社会实体，政府则只是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个，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其他社会实体都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于是就产生了这一问题：“既然其他社会实体能够比政府更好地代行政府的工作，那政府还有必要存在吗?”当然，认为其他社会实体在所有方面都能比政府做得更好的观点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但无论如何，政府从具有惟一性的政治实体向具有多元性的社会实体的转变已经引发了关于其合法地位的广泛质疑。这两方面的表现共同构成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由此，我们才能解释合法性的概念为何会成为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15]三种理论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的解释框架不仅具有对既有公共行政知识的更强的解释能力，而且具有促进知识生产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解释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既实现了对已有知识的再生产，也有助于新知识的生产，这种新知识就是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本文虽然发现了社会理论的产生，但用沃尔多的话说，在今天，这种社会理论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并且，政治理论关于合法性的探讨还试图通过重新确立政府作为惟一合法政治实体的地位来扼杀社会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把社会理论看作一颗知识的种子，而不是一种既定的知识，需要努力对其加以建构，而不是根据它已经展露出来的些许特征来解释它和框定它。换句话说，今天的公共行政研究者应当成为社会理论的生产者，并通过对社会理论的生产来服务于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公共行政。
社会理论不等于社会学理论，正如社会科学不等于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就是研究社会过程的科学，因而，当行政过程已经变成一个社会过程时，它所需要的知识就不再是某种学科化的知识，而是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以往的行政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组织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但它们都不属于社会理论，而只是包含了社会学视角的组织理论与政治理论，或以组织现象和政治现象为对象的社会学理论，如周雪光认为“组织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解释组织现象的一门学科”，[16]迪韦尔热则在其《政治社会学》的导言中认为“本书是把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政治现象的一本入门读物”。[17]它们虽然已经将社会过程纳入了研究视野，却仍然预设了组织过程、政治过程与社会过程的边界，而不是将组织过程与政治过程直接作为社会过程来加以探讨。所以，组织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中已经包含了不同门类的知识，但这些知识间的边界仍然是相对清晰的。对社会理论而言，它不仅需要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而且这些知识间的边界也将彻底地消解，正如管理活动的社会化正在消解组织的边界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我们既有的组织理论与政治理论都属于经验性知识的话，社会理论则将同时包含经验性知识与非经验性知识，其中，经验性知识主要承担着解释现实的功能，非经验性知识则主要承担着社会建构的功能，它通过刻意地与经验世界保持距离来为我们想象一个可能世界。事实上，20世纪后期以来产生的所有非经验性知识都表达出了强烈的开展社会建构的企图，但由于过于强调经验性的主流知识对它们的排斥，使它们的这种企图无法实现，甚至至今未能表现出相应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试图生产出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就必须对非经验性知识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也意味着经验性知识与非经验性知识之间边界的消解，在社会理论中，经验性知识与非经验性知识将从对立走向融合，最终作为社会理论的整体来服务于公共行政的行动。
社会理论的提出也反映了人类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如吉本斯等人所说，20世纪后期以来，知识生产正从传统院系结构中的一种学科化的活动转变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由于不断意识到科技发展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各种影响，越来越多的团体希望能够影响研究进程的结果。这也反映在研究团队构成的变化上，社会科学学者和科学家、工程师、律师以及生意人在一起工作，因为这正是研究问题本身所要求的。社会问责已经渗透到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这不仅反映在对于研究结果的阐释和传播中，还体现在对于问题的定义以及对于研究的优先次序的设置上。”[18]这种发展的突出表现一是社会化的研究机构侵入了传统上专属于大学的研究领地，二是各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入侵与相互交融。就公共行政领域而言，前者表现为学院派的研究机构正在受到各种智库日益剧烈的冲击，虽然学院派学者可能不屑于承认这些智库的各种报告是一种知识，但由于这些报告具有极强的社会变现能力，它们的泛滥正在蚕食学院派学者进行知识生产的资源和空间。后者表现为大量其他学科和非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对既有公共行政知识的入侵，使传统上被称为公共行政学的知识日益失去了对社会治理问题的发言权。这两方面的发展都加深了公共行政知识本身的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根源则在于公共行政知识本身社会性的不足，所以难以在一个社会化的时代抵御社会化的研究机构和知识体系的入侵。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实际上是这一学科自救的一种途径。
我们说社会理论的出现根源于政府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实体的现实，但其实，社会实体的概念本身是存在逻辑矛盾的，因为社会作为一个领域并不是以实体的形式存在的。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企业与政府，却无法清晰地辨识出社会，虽然我们可能每天都在谈论社会，却无法清楚地界定到底什么是社会，其原因就在于社会的非实体性，因而我们总是模糊地把所有实体性存在之外的领域称作社会。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说政府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实体呢?对此，我们可以借助“主体间性”的概念来进行理解。主体间性的提出是对主体性认识论的一种颠覆，它不同意后者认为社会是由主体构成的观点，而认为社会是由主体间的关系构成的。二者的区别在于，主体是一种实体，主体间关系则是非实体性的，虽然这种关系也可能表现为契约、法律等实体性因素，但由于并没有一个凌驾于这种关系之上的“主权者”，所以这种关系本身并不能被视为实体。在这个意义上，主体间性的提出标志着学者们认识到了社会的非实体性，由此，现代社会科学在关于社会理论的探索上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此前，我们也把许多关于社会的理论称作社会理论，但它们所描绘出的并不是社会本身，而只是社会中的某些实体性要素。随着主体间性的概念及其所蕴涵的思维方式的深入人心，今天，社会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一种由行动者所构成的网络，而不再是实体间的集合。由此，“行动者网络”就构成了我们关于社会的当代理解，而对行动者间网络式关系的研究就成了当代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解释中，行动者是对实体的解构，它意味着实体本身的非实体化，比如实体组织向虚拟组织的转型就意味着实体组织变成了一种组织化的行动者。这种行动者仍然具有组织的形式，却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因而，其相互间的网络式关系就取代内部的管理成为了组织最重要的活动。相应的，以组织管理为对象的组织理论就不再能够满足这种行动者的发展需要，而必须让位给以行动者间的网络式关系为对象的社会理论了。就政府而言，成为行动者网络中的一个行动者意味着其作为组织实体与政治实体的存在形态的消解，但在可预见的时期里，它又不会完全变成一种“虚拟政府”，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称作一个社会实体，以反映当前的政府形式所具有的过渡性特征。相应的，关于政府的社会理论就是在把政府视为一个行动者的前提下，以政府与其他行动者间的网络式关系为对象的研究。对这样的研究，我们并不陌生，所有以公私伙伴关系、多部门合作为对象的研究都可以被纳入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的范畴，但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又不能被等同于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当前，几乎所有关于部门间合作的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契约主义取向，都试图把不同部门中各行动者间正在生成的复杂的网络式关系化简为一种契约关系，以获得关于这种关系的确定性结论，而这实际上还是实体性思维的一种体现。未来，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需要彻底抛弃和超越这种实体性思维，不再试图对行动者间的网络式关系进行化简和还原，从而将政府与其他行动者间的关系纳入既有的治理框架之中，而是从政府作为社会化的行动者的存在出发来思考对政府与其他行动者间关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
当然，成为社会实体并不意味着政府作为组织实体与政治实体的属性不复存在了，更符合现实的情况是，政府开始获得了三重属性与三种存在形式，同时具有作为组织实体、政治实体与社会实体的各种特征，相应的，也同时需要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来应对政府在行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但对政府而言，它作为组织实体与政治实体所面对的问题完全可以在已经高度发达的组织理论与政治理论中得到妥善的解决，当前，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作为社会实体的属性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尚未得到清楚的认识，因而，公共行政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社会理论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既通过这种探索来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也通过这种探索来完善公共行政的知识图谱，从而证明公共行政学科在当今世界中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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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梁波)
作者：张乾友
第二篇：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基
[摘要]邓小平理论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方法方面的保障;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的基本观点的轮廓;其科学性亦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创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最基本的条件，奠定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根基地位。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基
[收稿日期]2015-02-26
[作者简介]瞿晓琳(1983—)，女，湖北洪湖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2CDJ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共产党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项目编号：2013M540630)的阶段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把它们统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是这一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理论，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成为党的基本理论后来继续创新和发展的新起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最为直接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五大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三大和十五大的定位，充分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理论。并且，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它们之间的历史关联与思想渊源的说明也足以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它得以提出的基础。党的十四大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冠名称谓邓小平理论;而党的十五大指出，由于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所以，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十六大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来源时说，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则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然而，仅从邓小平理论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来把邓小平理论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厚根基”，显然在逻辑上是缺乏说服力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应该从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来看邓小平理论的“根基地位”。
从一般意义上，凡是能够称之为科学的“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关键是要看是否具备了以下四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其中，二是有着力解决的中心问题，三是有围绕中心问题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四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1]P9党中央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在于它们在上述几个方面存在内在的一致性。首先，这几大理论成果都坚持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其次，这几大理论成果都着重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第三，这几大理论成果始终坚持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和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上，虽然几个理论成果都有新的进展，但就总体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讲，都保持着基本一致，或者说是在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的进展。这包括：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关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判断;关于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选择;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政治主张;关于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不断培育“四有”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设计;关于“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构想;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关于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的重要理念;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战略思考等等。第四，这几大理论成果均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又都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得到检验。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毫无疑问，从历史的时序性与连续性来看，最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独占历史先机，显然在回答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最为紧迫和最为重要的问题中，创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最基本的条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基。其根基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方法的保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运用“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思想武器，正确地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历史证明，毛泽东所创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确保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事业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正如陈云在1977年所指出的那样，七大以后，“革命发展的那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的形势真是大大超过了预料。今天回顾起来，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通过延安整风掌握了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个作風，的确起了决定的作用。”[2]遗憾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党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纠正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一度遭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提倡实事求是。邓小平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非凡的革命胆略，率先批评了“两个凡是”，开启了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先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做必要的舆论准备;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具体地说，邓小平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在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精髓地位和在实践中的决定地位。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多次谈到：“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3]P143“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3]P126他认为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起着决定作用。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完整的表述。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P278虽然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可以包含在实事求是中，在实事求是中得到体现，但是邓小平的表述把四者连贯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不仅使概念更加明确，更重要的是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到了新的高度。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此基础上正式表述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十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多次修改党章，但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述一直沿用十二大的。第三，把解放思想看作是实事求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深刻分析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联系。为了打破思想禁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大声疾呼“解放思想”。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P279“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3]P62能否解放思想，能否从过了时的思想、观念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是能否做到实事求是的前提。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连为一体，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要真正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邓小平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与实质，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原则，而且是首先确立起来的原则。其次，实事求是是新时期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得以制定和贯彻的基础和条件。正如江泽民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每一步前进，改革和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4]P250显然，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二、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实践程度和表述方式，虽然都面临着共同的历史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其各自对这一历史主题的理论揭示具有重点、程度、方式的差别。邓小平理论侧重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同时，着重回答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科学发展观则在上述回答的基础上，侧重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而邓小平理论所回答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所谓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指学科或思想体系所要首先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研究和解决学科或思想体系内其他所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这一学科或思想体系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研究和解决的路线与方向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学说或思想体系的性质和方向;这一问题的成功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其他基本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在理论上高于其他问题。
而从上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主题的理论回答来看，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回答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为基础性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人们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固定的观念，存在种种不同程度的误解和偏差：把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构想当成了勿庸置疑的先验原则，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些“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和苏联模式普遍化，这使得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挫折。邓小平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會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5]P116“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提问方式本身就极具胆识和洞见，它抓住了整个社会主义的主题、核心、灵魂和命脉。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新论。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最后，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多年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他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新的而且是结论性的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这一论断，把手段和目的统一起来，廓清了不合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还要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最终要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中得到回答。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方位覆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的宏大社会系统工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畏艰辛、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实践中，提出了小康目标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并且提出了保证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管用”的路线方针政策，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非常看重。他多次讲：“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5]P370-371他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的政治路线，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5]P64，“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3]P278，“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5]P368。这条路径在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最大的创新之处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把资本主义也区分为制度层面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论层面，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所用，从经济体制层面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的基本观点的轮廓邓小平理论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观点相互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非常鲜明的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还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毛泽东关于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邓小平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的基础上，更为科学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他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强调党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邓小平根据20世纪后半叶国际局势的变化，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因此，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的实践经验，第一次初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道路。他在毛泽东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他强调不照搬书本，不照搬外国模式;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还在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有的正確判断的基础上，以比中共八大更为坚定态度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邓小平还根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从理论和实践上初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他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把新中国建立之初和随后形成的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
上述这些思想的集中概括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邓小平又把他们概括为“一个中心”和“两个基点”，并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长期坚持不动摇。
——邓小平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在发展的目标上，邓小平在由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总目标和过去已经形成的“四个现代化”这一具体目标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民主政治);并强调通过体制改革达到这些目标。在发展步骤上，邓小平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指明了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尤其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矛盾，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明确阐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他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邓小平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陆续提出的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即“一纲四目”的基础上，根据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和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这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上述这些重大理论观点，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继承前人，又根据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创新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成果。当然，以上所述仅仅是邓小平理论的荦荦大端。它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但就其所涵盖的内容和涉及的范畴而言，它已经是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如果分析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我们发现它由三个理论层面构成：一是基本内涵理论(或称基础理论)，包括本文第一部分的思想路线、第二部分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等。它们回答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质的规定、历史方位、实现途径等最基本的问题。二是总体布局理论(或称实体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是实现条件理论(或称保障理论)，包括国防和军队建设、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实践证明，开创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包括内部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系列必备条件的切实保障。正如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6]P204邓小平理论是指导全党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整套科学思想。因此，这个理论必然包括实现条件和保障手段的内容。即使就一般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言，“条件理论”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从“条件理论”的角度，把科学社会主义概括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如同所有有生命力的事物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结合新的实践，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都是对上述诸方面的丰富和发展。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在邓小平设计的“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理论作出更为科学的概括，使其突出党的建设和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党的十八大则更加突出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扩展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理论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四、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不仅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而且证明了邓小平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有力的支撑，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在经济总量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2年的518942亿元，居世界第二，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远超同期世界2.8%的经济年均增速。197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仅有381元，1987年达到1112元，2003年超过万元大关至10542元，2007年突破两万元至20169元，2010年突破三万元大关至30015元。而2012年人均GDP达到38420元，扣除价格因素，较1978年增长16.2倍，年均增长8.7%。与此同时，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多人口吃饭问题。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30多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长71倍，年均增长13.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增长58倍，年均增长12.8%，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5%。扶贫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先后采用过不同的农村贫困标准。根据1978年标准，1978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2007年下降为1479万人，平均每年脱贫811万人。按照2008年标准，2007年农村贫困人口为4320万人，2010年下降为2688万人，平均每年脱贫544万人。按照2010年制定的新扶贫标准，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为16567万人，2012年为9899万人，不足全部人口的10%，平均每年脫贫3334万人。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2.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6.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7.1平方米，增加29.0平方米。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彩电、电冰箱、空调、电话等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汽车、电脑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提高。2012年末，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计算机和家用汽车拥有量分别为212.6部、87.0台和21.5辆，分别比2000年末增加193.1部、77.3台和21.0辆。[7]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理论的发展，可以说，一切皆源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理论的渊源方面，也可以说主要源于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党把“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的理论结晶，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这一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持续付诸实践的结果，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是持续的理论创新的结果。总之，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创造性的独特贡献，搭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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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Deng Xiaoping Theory;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groundwork
(责任编辑：朱文鸿)
作者：瞿晓琳
第三篇：论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体系的新概念，弄清楚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正是缘此，本文从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以及框架结构等的角度，论述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申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基础地位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系统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内涵深刻，意义深远，需要做出深入的科学解读。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能够使我们更好地领会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实质。
一、邓小平理论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
新中国建立后，探究社会主义的形式、本质和具体建设道路便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新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再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形成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建设发展之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建国后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和党内“左”倾错误的逐步发展，致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未能实现，甚至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究其原因，首先是在思想上没有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其次是在理论上没有突破苏联的理论框框，有的也只是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做些修修补补。更重要的是，没有在实践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从新确立为我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准确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认为只要用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做指导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实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坚决顶住了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全面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在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由此可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正是面对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思想僵化的现象提出来的，有很强烈的针对性。他还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仅指导了拨乱反正，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全面改革的进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思想保证。
改革开放的实践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确定提供了实践基础。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高度概括。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把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进行过探讨和预测，也指出了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论述是以社会主义首先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为前提的，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并没有具体的描述，现实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初的设想。很显然，如何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崭新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胆略和实践气魄，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为之一振。在实践中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方位、本质特征和发展路径，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崭新境界。正如小平同志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在实践中走出来的道路。
二、邓小平理论搭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诸多的理论成果，它们都是源自小平同志在十二大中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十六大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清楚说明，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十七大阐述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论时明确指出，它们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加以概括，突出了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
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现实依据与国情基础。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政策。”邓小平同志清醒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状况，明确指出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于不发达、不完备、不成熟的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确立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方针是改革和开放，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康庄大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对我国国情认识的。
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揭示理论主题和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能否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解决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科学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概括，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概括为社会主义本质特点，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立足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分析，邓小平同志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平息了关于社会主义姓“资”姓“社”的抽象的理论争论；并提出了衡量人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使人们树立起科学的价值判断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理论突破和经验升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直接影响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成效。邓小平同志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巨大作用，针对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进行拨乱反正，把实行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的问题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区分截然剥离开来，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把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实现途径，最终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充分发挥出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理论内容是很广泛的，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一國两制等各个方面构成了一系列上的理论，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适应时代要求和符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总而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也是对它的发展。由此看来，邓小平理论它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品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不懈的动力。
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保障，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有了新的内容，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正确理解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熊 辉 周 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