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特征的演化

2022-10-23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我国学界的焦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 不同学派和立场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是新时代更好推进改革进程的关键理念前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 在不同发展阶段和时期,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特征表现并不相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特征的变化, 可以说体现了基于不同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而做出的科学选择, 也是理解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

一、筑基础、调剩余: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 国内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 因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特征表现为筑基础、调剩余, 即政府承担着筑基础的任务, 市场承担着调剩余的任务。在当时阶段, 尽快建立工业体系、构建基本的产业体系、快速恢复经济是我国面临的主要经济任务。为此, 我们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几乎包办了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不仅工业生产、分配都由国家统一协调配置, 而且绝大部分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也由国家调控, 人员就业也实行统分统配。之所以有如此的选择, 主要在当时的现实背景, 只有发挥政府的强制力特征, 才能以最快的速度,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构建基本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工业体系, 并在这一过程中保证不会产生两极分化, 也不会由于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建设而导致经济体系的混乱。通过这一阶段的发展, 我国实现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为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 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各类商品的统分统配甚至人员就业都由计划调控, 因此, 市场在经济体系中仅起到微弱的调节剩余的作用。尽管计划经济也存在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交换关系, 但由于企业间是按计划调配生产资料, 消费者是凭票定量购买消费品, 因此, 并不存在自由的交换关系, 市场机制并不发挥作用,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 仅限于完成派购任务的剩余农产品。而且由于当时社会物资的长期匮乏, 这类农产品剩余量也非常小, 所以市场在该阶段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1]。

二、促增长、添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九大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特征

随着经济的发展, 计划经济机制的弊端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一是企业生产以计划指令为标准, 以超额完成任务为表彰, 导致产品堆积问题严重, 社会资源遭到极大浪费。二是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弱、动力不足, 已无法满足社会日益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三是企业办社会导致企业发展压力越来越大, 而发展资金留存不足严重削弱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更具体地说, 政府的官僚性特征成为经济良性发展的阻碍, 其所强化的强制力特征致使经济体制严重僵化, 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急需破题。基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判断, 我国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重新将我国竞技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进而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进入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 针对先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当时的主要任务,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特征主要表现为促增长、添活力, 即政府采用更多手段、放开更多领域以全方位促进经济增长, 市场发挥其灵活性特征, 为经济体系添加活力和动力。在这一阶段, 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及其诸多具体改革措施, 政府将更多市场领域彻底放开, 充分发挥市场的灵活性特征, 既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空间、创造环境, 也为国有企业发展带来了活力和更广阔的需求市场。同时, 政府通过妥善利用其强制力特征, 一方面, 通过将地方政绩考核与经济指标相挂钩的方式, 激励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招商引资力度, 为搞活经济、促进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 各地方通过汇集各类财政资源, 积极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在带动地方投资和就业的同时, 不断完善地区硬件环境, 为经济发展铺好路。而由于社会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和需求空白, 不仅市场的灵活性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而且并不用担心市场的扩张性可能导致的经济过度膨胀, 只要关注个别领域的过快发展, 即可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甚至高速增长。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 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创造了“中国式经济增长奇迹”[2]。

三、保民生、扩增量:党的十九大后新时代下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特征

2017年10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调整是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客观选择。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同时, 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 民生问题尤为突出, 传统的发展模式急需转型。当前, 我国的民生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民生问题日益严峻, 收入差距问题较为严重, 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尚未建立。二是民生的内涵日益丰富和复杂化, 人们对绿色食品、清洁的环境、便捷的交通等更加重视。三是已有手段在解决当前民生问题方面有所不足, 且政府的官僚性使其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四是欠缺新的更加有效的民生问题解决政策工具, 制度创新亟待加强。同时, 公平的法制化市场环境尚未形成, 国企与民企的差别待遇问题普遍存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体系尚未建立, 资源和环境价格扭曲问题有待解决。因此, 新时代,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特征主要体现为保民生、扩增量。虽然继续深入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但改革阻力较大, 尤其在收入分配领域, 对收入存量改革的困难大、涉及广、阻力多。因此, 需要在解决部分存量问题的基础上, 更多依靠增量的提高与合理分配, 来尽快缓解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但由于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手段存在路径依赖问题, 因此, 需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的灵活性, 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 不断扩大经济增量, 在辅以相关政策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 尽快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难题。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较大, 企业更追求短期的经济利润, [1]而资本的先天优势即其稀缺性, 容易进一步深化当前的主要矛盾。因此, 在新时期, 政府必须明确市场“必须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两个方面。一方面, 需要围绕收入倍增计划、建设生态文明等宏观目标, 加快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 为新时期市场建设、企业发展增添新的内容, 通过明确“必须做什么”, 以法治化为手段, 保证社会发展长远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经济总量规模巨大, 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因此, 在充分发挥和利用市场灵活性特征的同时, 必须限制其扩张性特征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明确“不能做什么”, 如, 设置合理的负面清单准入管理制度, 为市场的发展划定合理的边界, 为市场的运行设计规范的轨道, 从而更好地完成保民生、扩增量的阶段性任务。同时,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所有领域都“市场说了算”。[2]政府不仅需要做好新时期市场体系的制度创新工作, 而且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以保民生作为所有工作的中心, 推进社会事业改革,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及时弥补过去工作中的失误与不足, 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不断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四、结语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 不仅需要结合历史文化, 还要结合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特征从筑基础、调剩余到促增长、添活力的变化, 体现出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以及政府在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是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客观选择。新时代下,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特征体现为保民生、扩增量, 这是适应我国当前阶段主要矛盾和发展任务的科学选择。

目前,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完成, 接下来应当在更加具体的领域, 充分落实以保民生、扩增量为具体特征的改革任务, 而这也是未来工作中最为艰巨的部分。其中的困难不仅在于制度创新与职能转变本身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更在于制度的执行与职能的落实并非易事, 也非一朝一夕即可实现。旧有制度固有的惯性会严重阻碍新制度的形成和发挥作用, 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坚定深化改革决心, 将具体工作落到实处。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其具体特征从筑基础、调剩余到促增长、添活力, 再到现在的保民生、扩增量。这种特征的演变, 体现出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以及政府在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是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客观选择。新时代,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完成, 接下来应当在更加具体的领域, 充分落实以保民生、扩增量为主要特征的改革任务, 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政府,市场,关系特征,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