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扶贫工作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要想达到扶贫工作的预期目标，需要正确处理好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间的关系。能力扶贫作为保障贫困群体自身权利的一种手段，在实践当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地方政府轻“能力扶贫”而重“产业扶贫”的情形较为突出。
第一篇：扶贫工作论文范文
精准扶贫背景下高校扶贫工作路径浅析
摘 要：随着精准扶贫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高校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所具有的特色与优势逐渐显现出来。本文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以贵州大学帮扶贵州省贞丰县脱贫攻坚的工作案例为研究对象，以选派驻村干部、校农合作、“一院一品”及“博士村长”项目等为研究内容，就高校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帮扶地方脱贫攻坚的有效路径进行了分析，旨在为贵州省决战脱贫攻坚和实现同步全面小康提供参考。
关键词：精准扶贫;高校扶贫;工作路径;校农合作;以人民为中心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0.02.008
Key words：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universities in the wor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pat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rural areas; centering on the people
实现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和使命的表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现实体现，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本质特征的内在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1]162因此说，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现实任务就是动员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发挥各领域协同治理的合力，攻克贫困难题，决战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和消除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而“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1]163高校作为科技人才的集聚地，拥有丰富的科技和人才资源，在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中大有可为，也必能大有作为。
一、精准扶贫的重要性
1.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生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2]83当前，制约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绝对贫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决胜脱贫攻坚路线的方针和最后期限，各级党委和政府将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消灭农村绝对贫困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1]161而精准扶贫是攻克贫困地区贫困难题的有效之举。精准扶贫，其政策核心在于“精”和“准”。“精”意味着对于贫困地区的贫困原因的精细化分析和科学化考证，“准”则意味着对于贫困地区拔出穷根，走向小康富裕的准确性帮扶和根本性的造血。只有实事求是，科学研究，才能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对症下药，根除贫困。所以说，精准扶贫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实现中華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需要。
2.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2]18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体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两个必备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实践，两个因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荣誉、成果和福利也必将由全体人民群众共同享有。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即是说，在社会主义视域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中，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关于反贫困理论的时代创新和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就是要重点解决贫困群众的生活需求问题，打通为人民谋幸福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挪穷窝、拔穷根、立富志、抓发展、享幸福，确保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能够共享发展成果，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所以说，精准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3.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思想的本质特征和集中体现，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立场和宗旨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43因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国家治理的鲜明价值取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精准扶贫部署脱贫攻坚战略等，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发展理念的有力彰显。“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2]40从政治上看，精准扶贫工作中提出的消除贫困奔小康，实现美好中国梦，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特征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路径，突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为民执政的政治理念。从社会治理上看，精准扶贫中的“精准到人到户”“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切实”“六个到村到户”“十项行动”“六大体系”“五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构建”等扶贫制度体系，不仅是对现代贫困治理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向基层延伸，向贫困群众延伸的时代体现，表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诠释。
二、贞丰县的贫困概况及致贫原因
贞丰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行政区划面积1 511.9平方公里，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全省66个贫困县之一，辖9镇3乡2街道(其中鲁容乡为全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168个村(居、社区)，全县总人口42万，居住着汉、苗、回、布依、仡佬等2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数的49%，农村户籍人口近40万。国办系统中共有贫困人口22 865户103 510人。贫困发生率较高，其主要原因有交通闭塞、教育资源短缺、产业支撑缺乏、扶贫资金缺乏、贫困内生动力不足、农村青壮年劳力流失、农村党建工作长期滞后等。具体来说，贞丰县致贫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基层党组织涣散，村支两委执行力差;二是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主要在边远山区，发展资源条件相对缺乏，产业发展难以实现规模化、效益化;三是石漠化问题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四是工程性缺水、综合基础性设施改善难度大;五是贫困户自身发展意愿相对较低，主动脱贫意愿相对缺乏;六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县域经济薄弱。
三、高校扶贫工作路径分析——以贵州大学帮扶贞丰县为例
1.选优配强驻村干部，实现精准派驻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坚决贯彻党中央精准扶贫战略的前沿阵地，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准确实施的根本组织保障。农村基层党支部在农村精準扶贫战略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着团结动员和教育引导广大贫困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在联系群众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近距离倾听广大贫困群众的心声和诉求，同时也可以宣传党和国家脱贫致富的方针政策，促使贫困群众转变之前被动“等靠要”的错误思维，进而萌生主动改变贫困现状的思维意识，增强贫困群众内生脱贫动力;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服务贫困群众的最前沿，也是为群众提供政策支持、智力支撑的大后方。农村基层党组织因其政治性、组织性和群众性等特征，不仅可以利用自身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而为群众提供政策支持和智力支撑，同时也可依据自身治理的工作要求，通过基层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群众，精准掌握群众贫困原因，并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提供精准的政策、智力支撑与保障，履行好“服务人民群众最后一公里”的职责;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正确宣传国家扶贫政策，精准引导国家实施扶贫工作的排头兵。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干部入户走访和调查研究等方式，精细化讲解和宣传扶贫政策，真实掌握群众脱贫的困难和诉求，为国家制定相关扶贫政策提供依据，做到“精准制策”。
抓好党建促脱贫，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带出一个好班子、培养一名村级后备干部”[3]是驻村干部重要任务之一。2015年以来，贵州大学先后选派了33名优秀干部到贞丰县任驻村扶贫干部，抓党建、抓扶贫、抓发展，帮助建强基层党组织，落实精准扶贫任务，推动基层依法治理，做好服务群众工作，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基层党建工作长期滞后、基层党组织涣散等问题。
选派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是党中央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双联行动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有效载体。具体来说，首先，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应该是“政策宣讲员”。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都是精心选派政治素质高、党性修养强的优秀年轻干部，具有丰富的政策知识储备，不仅了解掌握国家相关扶贫政策，而且能很好地将国家政策宣传到群众中去;其次，驻村干部、第一书记还应该是“信息调研员”。他们在开展驻村工作和走访困难群众的过程中，可以近距离倾听广大贫困群众的心声，收集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为党和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依据;最后，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更应该成为老百姓的“致富引路人”。由于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来自各机关单位、高校科研院所，拥有丰富的政策、信息、人脉资源，能够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为群众增收致富提供思路，为技术资金下乡牵线塔桥，带领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贵州大学特别重视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的选派工作，将政治素质作为首要选拔条件，着重考核选派干部的政治、品行、廉政和能力，确保精准选派驻村干部。贵州大学选派到贞丰县的 33名驻村干部中，有副处级3人、正科级6人、副科级2人，具有副高职称以上4人。这些被选派的驻村干部、第一书记都有着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一是拥有思政或党建相关学科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党建工作经验。选派干部不仅考虑思政党建等学科专业，同时考虑担任高校党支部书记、支委等职务因素，力争选派一支党建业务能力突出、经验丰富的干部队伍;二是综合能力突出，环境适应能力较强。选派干部重点考察其政策理论水平、人际沟通和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以便这些干部在深入农村基层时能够迅速转变角色，扎实开展工作;三是工作创新能力强，善于结合当地实际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长期的高校教学科研和党建工作经验，为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们摸索出“党建促扶贫”的工作思路提供了经验积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成功扭转了当地基层党支部涣散和党建工作不强的局面。
2.结合学院专业特色，打造“一院一品”扶贫项目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一项需要举国上下同心同向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精准扶贫讲求社会协同，特别是在人才科技方面更需要精准。高校是教学科研的前沿阵地，是培育扶贫人才的主阵地，也应该成为助力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桥头堡，为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贵州大学立足专业和精准帮扶，充分发挥学院学科专业优势和人才智力优势，实施“一院一品”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发挥学院学科专业和师资优势，整合脱贫攻坚资源，主动激发学院助力脱贫攻坚的主体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围绕学校定点帮扶点——贞丰县的实际需求，坚持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原则，开展组团式对口帮扶，在党建扶贫、科技产业扶贫、智力扶贫、教育文化扶贫、学生实践扶贫、产销对接等方面，结合帮扶点实际，选择其中一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突出特色，务求实效，助力全省脱贫攻坚，形成贵大品牌。
例如，阳明学院在小屯镇利用自身教育优势，对小屯镇各中小学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任课教师等70 余人开展教学能力专题提升培训活动;茶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及美术学院通过对长田镇的实地座谈、走访调研后，结合各学院优势，在人才培养、地方文化发掘和保护、品牌推广设计、茶产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精细化工中心派出博士村长科研团队，深入贵州各地州市农村地区，在田间地头开展农药病虫害防治课题研究，并指导农民进行病虫害预防;动物科学学院利用专业知识赴农村指导农民开展牲畜养殖指导……总的来说，贵州大学各学院积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打造特色帮扶项目和产品，在助力贵州省精准扶贫工作中展现了贵州大学服务国家和社会建设而积极作为、主动担当的品质，展现出贵大师生心系祖国、情系家乡的崇高情怀。
3.立足自身优势，扶贫扶智紧密结合
扶贫必先扶智，扶贫必须扶智。脱贫致富的根本是自力更生，核心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扶贫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人做文章[4]。教育扶贫作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任务，肩负着转变贫困人口落后意识，激发贫困群众决战贫困，发展致富的内生动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育扶贫是阻断贫穷代际传递、打破贫困恶性循环链条的关键措施，通过教育激发贫困人口“要脱贫”“要致富”的内生动力，变“输血”为“造血”。
贵州大学遵循科学发展规律，结合贞丰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立足贫困人口脱贫后继续增收致富等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科研人才优势、学科优势、科研技术优势，不断创新扶贫模式和方法，探索出一条依靠教育提供人力资源扶贫的道路。贵州大学围绕贞丰县当地自然条件与文化特色，组织相关专家教授、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等到帮扶点开展政策宣讲或基础素质培训，将经济扶贫与文化扶贫相结合，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同时，组织在校学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讲座宣讲等方式，宣传讲解脱贫惠民政策、脱贫攻坚成效、脱贫致富事例等，对引导贫困农户轉变观念、克服“等人扶”“等脱贫”的消极思想产生了积极作用，极大地激发了贞丰县贫困居民脱贫致富的热情和信心。
4.依托高校资源，实施“校农结合”
“校农结合”一直以来都是各高校开展扶贫工作的主要思路，也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创新举措，更是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贵州大学在绿色协调发展的理念下明确目标，成立专班专门对接指导，完善相应行动及帮扶机制，拓展农副产品宣传渠道，发挥学校的桥梁作用，将市场与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对接，坚持迎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创新“食堂+校农直销超市”的运行模式，为贫困地区提供长期稳定且数量巨大的产品需求。截止目前，贵州大学总计采购贞丰县蔬菜、鸡蛋、猪肉、红糖、蜂蜜、糯米、水果(香蕉、甘蔗、李子、百香果)合计10万余斤，采购粽子2.7万盒、糯米饭16万份，合计采购金额近170万元。
扶贫不是始终“扶”着贫困户，而是引导其在站起来的基础下走起来，甚至跑起来。为此，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首先，培育市场意识，转变农户种植思维。改变农户原有的自身“有什么卖什么”的被动意识，引导其关注市场需求，培育市场意识，树立“市场需要什么种植什么”的思维，利用贵州大学技术人才优势加强种植、养殖方式与技术培训，提升种植、养殖技能，充分发挥贞丰县各乡镇自然地理优势，发展精品农业，种植优势果蔬;其次，帮助推进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引进技术生产装配，研究农副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形成品牌影响力。利用贵州大学教学、科研和师资等优势力量，深入研究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产业化现代化，以实现种植、养殖、加工、产业和销售一体化，提升产品含金量和影响力;最后，多方联动，加大宣传力度，拓展销售渠道。通过与校园食堂建立长期订购关系，解决农产品、养殖业等销路问题，此外，开办校农直销超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参与全省甚至全国各地展销会等，大力推进黔货出山，打开贞丰县农产品销售市场与出路，促进贫困户的增收和地方产业的发展。
5.实施“博士村长”计划，助力农村产业革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发挥贵州大学服务贵州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优势，自2017年底启动实施了贵州大学“博士村长”研究生实践计划，构建了博士生带硕士生的精准扶贫团队，在助力贵州地方经济发展和精准扶贫方面提供了智力和技术支撑。截至目前，贵州大学“博士村长”团队规模已经扩大到1 000人左右，涵盖农、林、食品、艺术等各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以贵州省重点贫困村为主要服务对象，精准制定产业扶贫计划和精准帮扶计划，切实帮扶农村产业发展，加快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优势学科组合，发挥团队优势助力产业升级;发挥技术优势服务农业发展;发挥智力优势做好宣传引导[5]，助力乡村实现产业振兴。贵州大学在前期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地方需求和实际产业发展情况制定了专门帮扶计划，从全校范围内优选相关专业博士生和硕士生组建了“博士村长”帮扶团队，在产业扶贫、科技服务、人才支持等方面积极行动[6]，先后组织约百余支实践队伍，以贞丰县和大塘镇为主，同时深入25个贫困乡村，共开展服务活动500余次，涉及茶叶、水果、水稻、辣椒、烟草、家禽等产业，积极服务地方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针对一些土地贫瘠地区水稻产量不高的问题，精细化工研究中心农药学研究相关博士生组建小分队，深入这些地区开展水稻病虫害控制和农药化肥科学使用以及科学种植相关技术等培训。通过培训，该地区水稻产量和质量均得到很大提高，水稻市场价格平均提升2倍以上。目前，该项目技术已在贞丰、天柱、黎平、三穗、思南、石阡、播州、湄潭等20余个县示范推广。2019年8月，“博士村长”计划项目团队再次深入贞丰县长田镇、者相镇、鲁贡镇等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教育服务和科技扶贫调研，为当地开设指导学习班，进行技能培训与技术指导、土地采样、学生家访、农户结对、病虫害防治工作等活动，将科研论文写在扶贫的实践中。
四、结语
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具有伟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国家战略和国家行动。高校作为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和输送的主渠道，重任在肩，责无旁贷，也义无反顾。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和精準扶贫工作，不仅是赢得脱贫攻坚胜利的重要之举，也是提升高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高校在扶智、校农结合、专家智库等方面的优势，在资源开发、技术引进、产品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合作与支持，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拓宽致富渠道[7]，创新“校农结合”的深度融合机制，深化产教融合，强化“三农”问题及培扶产业研究，助推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8]，全面助力帮扶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为人才储备和科研高地，高校在贵州省决战脱贫攻坚和同步全面小康战略中应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高校帮扶地方脱贫攻坚，要注重结合学科专业和精准到位，这也是高校助力地方脱贫攻坚的重要价值所在。高校在帮扶地方的同时，也能与地方开展合作，为学校科研平台和团队提供产学研融合的机会，对提升地方高校的综合实力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贵州大学作为文化积淀深厚、发展潜力巨大的百年学府，在贵州省当前决战脱贫攻坚和同步全面小康征程中发挥自身优势，为推动贵州省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精准深入作出了积极贡献，贵州大学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探索出的高校扶贫工作路径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 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 许成坤.发挥高校自身优势 助力精准扶贫脱贫——以黑龙江省选派中省直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为视角[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7(8)：8-11.
[4] 曾天山.以新理念新机制精准提升教育扶贫成效——以教育部滇西扶贫实践为例[J].教育研究，2016(12)：35-42.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大学实施“博士村长”计划助力乡村振兴[EB/OL].(2019-06-18)[2019-11-20].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56/201906/t20190619_386467.html.
[6] 媒体贵大.教育部官网：贵州大学实施“博士村长”计划助力乡村振兴[EB/OL].(2019-06-21)[2019-11-20].http：//news.gzu.edu.cn/2019/0621/c11068a118612/page.htm.
[7] 周小韵.精准扶贫中高校主体参与优势及作用提升路径——以南京邮电大学定点帮扶村为例[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75-83.
[8] 吴忠权.高校“校农结合”的问题及路径创新[J].科技和产业，2019(3)：52-56.
(责任编辑：杨 波)
作者：李昕昌
第二篇：精准扶贫工作中“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融合对策建议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要想达到扶贫工作的预期目标，需要正确处理好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间的关系。能力扶贫作为保障贫困群体自身权利的一种手段，在实践当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地方政府轻“能力扶贫”而重“产业扶贫”的情形较为突出。然而，二者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正视“能力扶贫”的重要性，协调其与“产业扶贫”的关系对进入总攻阶段的脱贫攻坚而言极为重要。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
“精准扶贫”顾名思义就是要让扶贫工作更精确、更准确，对此王思铁曾下过一个更为详细的定义。他认为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2]贫困问题不是铁板一块，往往会因致贫原因的不同，呈现出多维度与周期性的特征。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漫灌式扶贫”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其成效已渐显疲弱。早先的贫困大多是因为生产条件落后、地方经济欠发达所导致的普遍性贫困，以保障生活、提高地方经济水平为主的扶贫手段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下，在大规模的“漫灌式扶贫”之后，涌现出了新的问题，由于导致贫困发生原因繁杂多样，从而导致无法彻底根绝贫困的现象出现，这不仅使得返贫压力骤增，还可能导致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难以实现。现在的情况是常规型“一刀切”的扶贫手段在当下也难以继续发挥理想的效果，而扶贫成果在返贫的压力下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亟须注重扶贫工作的“靶向性”，有针对性应对不同的贫困发生原因，更加注重贫困户的个体需求，关注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因地制宜地推行下一步工作，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必然要求。
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的发展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提出分批分类的扶贫理念，并概括为“四个一批”，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总体来看，“四个一批”反映了精准扶贫的两个基本面向，即“民生面向”与“发展面向”。前者主要通过政府引导的产业扶持政策，创收增收，以地方经济发展为引擎，加速脱贫步伐，也称为“产业扶贫”。后者则通过完善既有的社会救助制度，通过为贫困群体编织社会安全网，保障其生活、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需求，改善其自身的生存环境，通过降低贫困群体所应对的必要支出与健康风险，促使贫困群体拥有能力自发的摆脱贫困，也称“能力扶贫”。
能力扶贫一词源自于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而这套理论已成为世界诸多学者研究能力扶贫时所引用的理论依据。森认为即使在基本必需品集合和贫困线被确定下来之后，贫困的定量化分析似乎也需要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结合起来考虑，绝对贫困度量必须由相对贫困来补充。[3]换言之，即便在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识别标准订立后，仍需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对贫困发生的原因进行甄别和判断，从而达到根治贫困发生的效果。“可行能力扶贫”理论的提出，为分析贫困发生原因及扶贫手段提供了新的方向，传统观念认为，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力的落后，即“外部条件”不足所导致，生存物资的匮乏导致贫困个体无法改善自身生活条件，在他们辛苦劳动后的支出仅能果腹，没有盈余，甚至还可能负债累累，从而导致贫困的发生。近现代大多数的扶贫都在“给予物资救助”这一方向上下功夫，通过满足贫困群体的物资需求以期他们能够逐渐摆脱贫困。然而，扶贫的根本问题不是扶“物贫”，而是“扶人、扶能力、扶创新、扶创造”，[4]“可行能力扶贫”理论更关注的是贫困个体的特殊需求，如求学、就医、工作能力、公平竞争能力等等，这套理论认为，如果无法保证贫困群体的特殊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就很难获得较好的扶贫效果。这就意味着，对于贫困群众的扶助不仅需要关注其“外部”需求，还需要解决其“内部”需求，通过二者的相结合，综合性地解决贫困问题。外部条件可能表现为由地域经济条件落后而引起的贫困，地理位置不佳、自然条件不好而导致的贫困等，这类“外部”条件通常指向贫困的表层共象，即物质资源的匮乏。以“外部”条件作为识别贫困成因与解决贫困的“线头”，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思维，即通过不断增加其物质资源、不断改善其生存条件，通过“给”的方式，就能够彻底摆脱贫困。而可行能力导向型扶贫则与传统的扶贫理论不同，其更为关注贫困发生的“内部”因素，例如，工作能力的有无，受教育权利的有无，生存竞争能力，应对风险的能力有无等等，强调扶貧不仅需要从改善“外部”条件着手，要想彻底摆脱贫困，杜绝返贫现象的发生，更需要的是从导致贫困的“内部”因素着手。通过关注扶贫对象的差异性，针对其特殊需求对症下药，确保扶贫对象拥有实质性的自身权利保障与扶助，有较强的能力应对或抵御各种风险冲击，最终达到帮助扶贫对象拥有内源性脱贫能力的目的。但是，仅强调能力扶贫，则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扶贫资金投放在为贫困户的特殊需求“买单”上，陷入了“兜底买单”的误区，能力扶贫的目的是帮助贫困群体以其自身能力摆脱贫困，而非在政策的投入下减轻负担，仍需要与地方经济条件等因素相结合，地方与地方间财政所能负担的能力扶贫支出并不一样。同样，仅强调产业扶贫，不断提高地方经济条件，增加就业岗位与创收，如不能保障贫困群体有相应的工作能力、公平竞争的能力、解决其就医、求学支出等特殊需求，又可能使贫困群体陷入一个循环怪圈，无法脱贫，也可能导致已脱贫的群众重新返贫。因此，必须注重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的相结合，有目的性地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达到“精准”的扶贫效果。
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统计的数据显示，所有致贫原因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42%，整个陕西省因病因残(合并统计)导致贫困的比例也达到48%，特别是患大病和患长期慢性病的人口疾病负担沉重。2017年，陕西省卫计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健康扶贫新规，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新农合大病保险覆盖率均达到100%;对贫困人口住院报销比例在2016年的基础上再调高5个百分点、大病保险起付线由2016年的5000元下调到3000元;为全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重大疾病补充保险;实行贫困人口就医“一站式”即时结算。而在未来的工作部署中，加强贫困地区医疗人才的培养、加强贫困地区医疗人才的招聘，对健康扶贫政策的普及，等等。这些新规进一步提高了陕西省贫困地区医疗保障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提高了贫困户应对因病致贫、返贫风险的能力，以保障扶贫成果与确保如期脱贫。
但是，地方政府在推行精准扶贫的具体过程中，往往不能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重产业扶贫，轻能力扶贫”的工作倾向。究其根本在于“产业扶贫”能够显著提高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便于在短期内“交成绩单”。能力扶贫作为对贫困群体兜底性的权利保障(如健康、教育、公平竞争能力)，以期促使其具有自发型的脱贫能力，呈现长期性、稳定性等特征，对于一项任务而言，效果并不“显著”。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产业扶贫更多的表现为“收入”，而能力扶贫更多的表现为“支出”，产业扶贫与能力扶贫没能打通其中间的壁垒，无法形成对贫困群体有利的扶助循环，能力扶贫的效果在预期上显得更不稳定。“产业扶贫”作为改善贫困地区经济条件、增加贫困群众收入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适用于许多因经济条件落后、收入不足而引发贫困的地区。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产业扶贫”的工作后，不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摆脱了贫困并因此得益，从而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大规模效仿。但是，若仅以经济收入、物质条件保障作为识别贫困的标准，则容易引发“数字脱贫”的风险，效果并不稳定，一旦产业扶贫停止，一切又可能回到原本的模样，而当下的产业扶贫工作中还存在一个典型的现象，那就是扶贫工作对形式重视有余，对效果却关注不足，大家更关注的是将该项目进行落地实施，但是至于项目的最终结果如何，则少有人关心。[5]在产业扶贫所能产生的效益逐渐进入平缓阶段时，单一的产业扶贫所能带来的收益并不如从前。
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相融合的必要性
产业扶贫能够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条件，增加部分贫困人口的收入，却不能增加其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不能惠及所有的贫困人口。因病返贫、因学返贫、因市场风险返贫因、无工作能力无法脱贫等等现象成为了导致贫困发生的新难点、新问题。返贫与脱贫的压力都集中在了一个点上。况且，在实际的产业扶贫开发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如扶贫资金在管理过程中的擅自挪用、漏出率高、效率低下等问题仍旧突出，[6]依然一味地在“产业扶贫”上下功夫，或许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在进入脱贫攻坚战的新时期，能力扶贫更成为不可忽视的扶贫工作切入点，从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到精准甄别贫困发生原因，从注重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到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巩固扶贫取得的成果。将“产业扶贫”和“能力扶贫”二者相辅相成，能有效地应對贫困成因多元化问题，有助于形成长效、动态的扶贫机制，防止返贫现象、数字脱贫现象的进一步蔓延，确保真脱贫，脱真贫。
赋权提能，是基于阿马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强调以“机会均等”和“公平共享”为核心反贫困理念，要求减少与消除权利和机会的不均等，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来治理贫困。精准扶贫政策是对这一理念的发展，强调采取教育培训、产业发展、制度创新等措施赋予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个体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发展能力，让贫困人口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实现脱贫致富。[7]近年来，“能力扶贫”即注重加强对贫困群体的人力(健康、教育)保障与建设，日益引起国际政策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拉美地区精准扶贫的实践经验中，已通过“综合各类因素识别贫困人群”“根据可行能力的缺失情况进行分类救助”“设置领取救助的附加条件以激励可行能力的发展”等手段展开扶贫工作。[8]在我国，受传统“救济”观念的影响，地方政府长期将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定位在“温饱线”(也称兜底扶贫)的低水平上，忽视了对贫困群体健康与教育能力的保障与投资，也没能重视这方面支出对贫困群体造成的影响，使得贫困甚至非贫困群体的健康与教育支出风险成为诱发“致贫”、“返贫”危机的断层线。
首先，“能力扶贫”不到位会极大弱化贫困群体抵抗“灾难性支出”风险的能力，不仅使来之不易的扶贫成果因庞大“药费”“学费”开支而付诸东流，还会导致贫困边缘群体不断扩大，增加目标人群精准识别的难度，一场自然灾害，一次市场风险，一次疾病支出都有可能导致贫困边缘群体一夜之间回到赤贫状态;甚至可能形成“黑洞效应”，贫困群体将自身仅有的资源、精力大量投入在抵御“灾难性支出”的风险上，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庞大的“生存成本”蚕食着贫困群体、贫困边缘群体仅有的资源，不断削弱其生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最终导致这类群体返贫或阻其脱贫的可能性，使得贫困在代际间流动。
其次，忽视“能力贫困”，会降低扶贫工作目标定位的精准性。以陕西为例，全省贫困户中普通劳动力占绝大多数，达到62.61%，丧失劳动力和无劳动力的分别为5.95%、30.53%。其中，对于丧失劳动力和无劳动力的群体，可通过既有的低保及社会救济制度“瞄准”兜底，降低他们对家庭的负担和生存的成本。但对于更大一头的普通贫困劳动力来说，改善其人力资本(健康、教育)的投资与保障状况，通过能力扶贫使得这部分困难群体能够有稳定的收入与社会的保障，使其逐渐具备内源性的脱贫及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无疑对于解决此类困难群体的贫困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根据调查经验，在西北落后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很高，陕西省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比重高达40.91%，居各项致贫原因之首。不可忽视的还有部分边缘性群体，如患慢性病的群体，他们长期承受着高昂医疗费用的支出，因病返贫的可能性很高，却难以被精准识别出来。如果在这些地方片面强调产业扶贫，往往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后，从长远来看，产业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人的发展，精准扶贫凸显“以人为本”，如果贫困群体自身健康水平与教育水平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与提升，那么产业扶贫就是“无本之木”，扶贫成果也将大打折扣，不仅无法充分调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能动性，且更容易受到贫困群体个人或家庭健康与教育风险的冲击而难以为继。
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的融合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如下：
首先，增加中央特别是省级财政对“能力扶贫”的支持比重与力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安全网对贫困与弱势群体“灾难性支出”的预防和保障水平。截至2012年，我国已普遍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和社会救济(五保供养)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社会服务体系。落实精准扶贫目标，强化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需要高度重视精准扶贫与既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牢牢锁定以“低保群体”为基础的贫困基本面，完善目标定位动态调整机制，逐步覆盖贫困边缘(脆弱)群体，并通过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灾害救助提升其自身的健康与知识水平以及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在医疗救助领域，一方面要通过资助贫困人群参加新农合(资助参合)的方式，促进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制度衔接，让贫困群体能够享有更好的门诊与住院服务。另一方面，要将精准扶贫救助资金与大病救助有效结合起来，逐步降低或取消大病救助起付线，提高资助水平，增强贫困群体抵御“灾难性支出”风险的能力。
第二，推动“产业扶贫”与“能力扶贫”的有机结合，突出产业培训在整个产业扶贫工作链条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推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动员社会资源，完善管理机制。对于那些产业发展禀赋较好的地区，要结合产业投入、运营、销售等环节的具体需求，建立较为系统的技能与管理培训办法，提升贫困群体的自主意识，增强其产业自主组织与管理的能力，真正让符合地方发展需求的特色产业扎下根去;对于那些自身不具备产业发展条件或产业开发成本过高的地区，可根据周边产业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由政府牵线，有针对性地为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提供技术培训，输出劳动力。另一方面，加强教育救助与精准扶贫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对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或在校学生，通过教育救助，资助其就读职业技术学校或高等教育，防止出现代际间的贫困流动。
第三，创新精准扶贫资助与服务递送模式，减少扶贫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福利病”问题。精准扶贫不仅要求对贫困群体实现精准“覆盖”，同时还要形成动态管理，实现对已经脱贫的或自身实际不符合救助要求的群体的精准“退出”。根据调查发现，在很多地区，由于被纳入扶贫范围的“困难户”能够得到来自各级政府及社会的现金资助与信贷优惠，使得扶贫政策成为一种“变相福利”，致使不少人已经脱贫却不愿摘帽，不少家庭將本应履行的法定义务(赡养与抚养)转嫁政府，甚至出现因贫困资格认定不公而聚众闹事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对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完善档案卡登记制度，逐步探索有效的贫困退出机制，对于已经脱贫或不符合救助要求的要及时摘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创新精准扶贫资助与服务递送模式，建立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服务包”制度，即除强化低保兜底功能外，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应减少对直接的无条件现金转移项目，改为按人头补贴供给方(比如公立机构、民营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等)的形式，动员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向贫困户发放服务券，提供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扶贫服务包”(医疗保健、技术培训、信息咨询等)，根据目标群体服务包使用情况及效果，评估其能力贫困状况与脱贫意愿，并作为是否提供进一步救助的重要依据。
参考资料
[1]宋扬.坚持扶贫大格局，坚持打赢扶贫攻坚战[EB/OL].http：//theory.gmw.cn/2017-10/24/content_26592249.htm，2017.10.24.
[2]公衍勇.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综述[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32(03)：75-78.
[3]王磊，张冲.能力扶贫：精准扶贫的发展型视角[J].理论月刊，2017，(04)：157-161.
[4]李楠.把能力扶贫列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6(28)：21+23.
[5]邢成举，张森.当前扶贫工作面临的九个突出问题[EB/OL].www.snzg.cn/article/2017/0809/article_41909.html.
[6]徐龙顺，李婵，宋娜娜，黄森慰.精准扶贫：理论内涵、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基于山东菏泽两个村庄的调查[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6)：41-45+61.
[7]王介勇，陈玉福，严茂超.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03)：289-295.
[8]杨帆，章晓懿.可行能力方法视阈下的精准扶贫：国际实践及对本土政策的启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4(06)：23-30.
作者简介
杨江海 陕西省健康管理协会副会长，西安北大助企商会副会长，陕西爱普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者：杨江海
第三篇：精准扶贫要求下的地方高校扶贫工作路径探究
摘 要 以合肥学院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实绩为例，从组织领导、人才选派、智力帮扶、志愿服务、产业扶贫等方面，探索精准扶贫新要求下，地方高校在定点帮扶工作中的路径和方法，为地方高校助力脱贫攻坚，进一步服务地方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 地方高校 脱贫攻坚 精准扶贫 合肥学院
1 贫困村基本情况和特点
作为贫困村，均存在贫困发生率较高、无集体经济收入、基层党建软弱涣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薄弱等基本特点。合肥学院帮扶的泗县陡张村位于皖北平原，由17个自然庄组成，全村2052户，总人口7887人，土地面积14680亩，现有党员17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252户，859人。村里在帮扶前无特色产业，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从事小麦、玉米、大豆等的种植，无规模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人员多为老人、中年妇女和孩童。帮扶村在基本特点的基础上，还存在党建薄弱、教育落后、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和产业发展落后等自身独特的特点。
2 合肥学院的做法
(1)合肥学院确定以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作为帮扶工作第一责任人，校办公室负责协调、督促落实学校扶贫工作部署，校办下属的扶贫办公室负责具体业务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系(部)，协助分管及联系本系(部)院领导，落实好具体的帮扶任务。
(2)通过激活驻村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合肥学院直接落实单位各项扶贫措施。驻村干部以扶贫工作为统领，依靠地方，制定年度帮扶计划和三年发展规划，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帮扶内容，稳打稳扎，落实好扶贫工作，全面参与基层党建、乡风文明、环境整治和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树立了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素质过硬的驻村干部形象，得到了地方的肯定和大力支持，连续被县委组织部评为优秀等次，并获得各类荣誉称号。
(3)针对帮扶村是软弱涣散村的局面，合肥學院经过实地调研，制订了基层党建结对帮扶项目。单位协调捐赠10万元建立了陡张村村部文化广场，使陡张村办公有场地、党员活动有阵地，并协调资源改善陡张村的办公环境，给村里带来电脑、打印机、投影仪等办公设备;通过驻村干部和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智能手机和计算机使用培训，提高党员干部的信息办公水平和业务能力;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带头上党课，注重后备干部培养和党员发展，帮扶村于2016年顺利摘掉软弱涣散的帽子，党员干部作风得到明显改善。
(4)合肥学院结合自身拥有上千名教职工，18000多名学生，积极开展“农校对接”帮扶工作，实施种养帮扶项目和农产品捐购活动。学校还建立销售网页，由学校在种子、运费等方面提供补贴，收购贫困户的鸡蛋、蔬菜等农产品，在提高贫困户收入的同时，拉近了与贫困户的感情，精准帮扶效益明显。建设贫困户分散经营、企业集约管理、校企产销对接的“农校对接”扶贫示范产业园，以泗县农产品龙头企业作为载体组织农产品货源，在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就食堂采购的品种、价格机制、检疫、接送和结算达成共识，使定向采购变成现实。学校食堂设立爱心菜窗口，专门销售泗县的农产品菜肴，实现食堂与农产品企业满意，贫困户和师生也都受益的良性运转。
(5)合肥学院投入近百万元，连续四年向泗县教体局捐赠电脑机房和图书馆，帮助地方改善教学设施，同时，利用职教中心等平台，积极帮助泗县环保工程学校提升办学能力，改善学校实验条件，为环保专业制定了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对环保专业骨干教师进行培训，同时，累计投入20多万，培训泗县中小学教师和干部1200多人。合肥学院每年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村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社区募捐和雷锋月志愿服务活动，先后有近200名大学生志愿者进入贫困村开展各类服务活动。如开展的“筑梦远航”爱心结对活动，学校110个团支部、8个公益学生组织结对帮扶147名贫困家庭学生，已有5200多名大学生参加该项活动。合肥学院还通过联系海恒等社区、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和各类企业来为扶贫点筹措更多财力、物力，并引进与地方合作的产学研项目、创业扶贫项目等，达到多渠道、多方式的扶贫效果。
3 完善高校扶贫路径的思考
3.1 强化组织领导，统筹谋划扶贫工作是前提
扶贫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面较广，帮扶单位是否重视，直接关系扶贫工作的落实和成效，只有单位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强化责任担当意识，统一思想，才能凝心聚力，发挥效应。要紧密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充分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论证，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因地制宜、又突显特色的要求，以贫困户增收致富为目标，以产业扶贫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为依托，以改变地方思想、转变作风为突破口，结合单位优势，做到全面对接包保，深入精准帮扶。着重完善五个工作机制：一是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主动开展走访调研，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有关措施;二是明确部门分工，由具体部门牵头，各系部等相互配合，保障有效运转;三是建立考核指标体系，把各部门的定点帮扶工作，作为学校对部门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加以固化，激发和提高各部门参与的积极性;四是设立专项扶贫资金，为扶贫工作有效开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五是畅通沟通渠道，在校政搭桥的基础上，通过微信群、驻村干部和走访调研等及时建立对接平台，确保需求与帮扶一致。
3.2 转变思路，勇于担当责任是要求
地方高校的办学层次、社会服务能力、科研实力决定了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基层。脱贫攻坚作为时代主题和地方当下重要任务，应强调参加扶贫工作不是学校的负担，而应是学校负责任的表现，是高校服务地方的重要方面和大局意识的体现。要注重转变帮扶工作思路，把“要我帮”变成“我要帮”，积极拉近与贫困户的关系，在具体帮扶过程中，把扶贫与扶志相结合，强调扶贫而非养贫，是“造血”而非“输血”，应主动帮助解决问题，激发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
3.3 组织保障，选派优秀人才驻村帮扶是关键
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在选派驻村干部时，应通盘考虑选派素质高、能力强、能吃苦肯奉献的干部，尤其是对农村和农民充满感情的干部。学校组织部应加强对扶贫干部的指导和关心，解决生活工作中的困难，确保驻村干部沉得下、干得实。全力帮助扶贫干部成长，应明确“扶贫点就是培养干部的一线党校，是锻炼干部的熔炉”，把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作为提拔党员干部的重要参考，对优秀干部及时给予提拔。
3.4 帮扶基层党建，提升党员干部素质是核心
“农村富不富，全靠党支部”，村级基层党组织是党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战斗力的基础。是党员干部的素质和作风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重要原因。在帮扶过程中，高校应结合社会发展要求，开展结对帮扶工作，通过投入资金和精力，利用驻村干部，坚持抓党建促脱贫，重视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提供村干部交流学习的机会，注重对村干部的培养，从党员阵地建设、党建制度规范、党员后备干部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上入手，从思想和作风上改变基层党员干部。
3.5 开展农校对接，助力产业发展是路径
脱贫不是把贫困户“抬”起来，而是帮贫困户“站”起来，让贫困户“走”起来。改变传统的送钱送物“输血式”帮扶模式，高校应充分整合自身需求，根据帮扶点的种养习惯和惠农政策，围绕增加贫困户收入，转变贫困户思想的主题，把产业帮扶工作做细、做实、做准。
发挥高校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优势，通过校政搭桥，把精准产业扶贫到户和面向采购等农校对接方式结合起来，探索模式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学校食堂、教职工的直通車，在产业帮扶模式上从短期数量型向长期质量型转变，实现点面、量质的结合，促进贫困户的增收和地方产业的发展。
3.6 用好智力资源，提升地方发展动力是根本
“扶贫先扶志和智，帮困先帮技和艺”。高校有平台、有资源，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构建大学生、教师、学校三个层面的帮扶体系，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人才交流培养、产学研融合、投入扶贫资金、媒介宣传等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既有利于激发地方自身发展动力，提高地方人力资源素质，也可以实现高校特色帮扶效益最大化。
争取社会资源投入扶贫工作也是高校可以充分发挥的地方，高校与社会各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扶贫不应局限于校内现有资源，还要放宽视野，搭建各类平台，以高校作为媒介积极宣传并争取社会上的各方资助，调动社会上的部分力量共同参与到扶贫中。
高校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必须。扶贫工作中强调的“地方性、精准性”的特点，决定了高校可以深度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在参与脱贫攻坚的过程中，高校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部分办学质量较高的地方高校，则会利用此契机，提升产学研能力、培养教育党员干部、打造学校名片，成为当地文化教育和产业技术领域甚至是对外合作交流的引领者和平台搭建者，高校扶贫模式的探索实际上也是高校服务性、应用型的一种探索，意义非凡。百校百面，每一所高校优势资源各异，只有科学决策、分类施策，才能在路径上突出特色，推动高校帮扶工作深入，从而助力脱贫攻坚精准有效。
项目：本文为2017年合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成果
参考文献
[1] 翁庆余.略议新世纪高等教育职能[J].中国高教研究，2001(9).
[2] 王立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经济是地方高校的必然选择[J].中国高等教育，2007(11).
[3] 张文基.关于农校对接的思考[J].经济师，2012(11).
[4] 马丽文.高校，新阶段扶贫攻坚生力军[J].中国扶贫，2013(11).
作者：张伟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