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论文范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旅游扶贫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本文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立足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并以广东省湛江市硇洲岛为例，以建设美丽海岛的视角，深度挖掘硇洲岛的旅游经济价值。

第一篇：旅游扶贫论文范文

精准扶贫视角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

摘要：新时期民族地区扶贫面临着新任务和新挑战，旅游精准扶贫成为民族地区扶贫攻坚的重要路径。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引证，为试验奠定逻辑推理与理论分析的文献支持。選取重庆市渝东南民族地区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归纳提炼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与成功经验;理论构建基于贫困居民受益的4种典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即政府部门+贫困居民参与模式、旅游企业+贫困居民参与模式、村寨农户+贫困居民参与模式、扶贫共同体+贫困居民参与模式，并阐释其模式特征与实施内容;综合比较4种民族地区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在模式特征、适用范围、优点缺点、参与方式、受益领域、实施要点的区别，为民族地区选择合适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旅游利益相关者

收稿日期：2017-11-16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2016QNSH22、2016BS035);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6SKGH073、16SKGH203);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编号：KJ1714360);川藏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协同创新中心协同任务(编号：18CZZX17);“万名旅游英才”计划实践服务型英才培养项目(编号：WMYC20183-096)。

作者简介：陈雪钧(1978—)，男，湖北黄石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产业经济和旅游企业管理研究。E-mail：chenxuejun2005@163.com。

通信作者：李 莉，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产业经济研究。E-mail：lilyjoanh@163.com。

1999年英国国际开发署(DFID)首次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扶贫(pro-poor tourism，PPT)，此后旅游扶贫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与推广运用。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在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部消除贫困的战略目标下，旅游精准扶贫成为民族地区扶贫攻坚的重要战略选择。旅游扶贫模式是指在旅游目的地开展旅游扶贫实践活动过程中所普遍遵守、运用的一套系统的、程序化的运作机制。旅游扶贫模式规划着地区旅游扶贫活动的目标、范围、方式、途径等，是指导地方旅游扶贫活动的重大战略之一。随着旅游地外部环境和自身实际情况的变化，旅游扶贫模式处于不断变化调整的动态过程中。一方面，新时期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科技环境等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须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旅游生命周期阶段、资源禀赋、市场条件等旅游地自身情况的差异，不同旅游地须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旅游扶贫模式。综观国内外旅游扶贫的成功案例，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动态，创新旅游扶贫模式是其取得扶贫成功的重要经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产业经济分工与融合深化、文化创意经济浪潮、“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等环境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研究新时期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主要运用相关理论构建旅游扶贫模式框架，并结合地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国外旅游扶贫模式主要有自然旅游扶贫模式、遗产旅游扶贫模式、农业旅游扶贫模式等。在自然旅游扶贫模式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十分关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旅游扶贫实践;在发展中国家，以野生生物、地质景观等为基础的自然旅游是贫困地区开展旅游扶贫的主要方式[1-3]。在遗产旅游扶贫模式研究方面，Hampton研究了印尼爪哇婆罗浮屠遗产地案例[4]、Wantanee等研究了老挝Viengxay Caves 遗产地案例[5]、Poyya研究了印度遗产旅游案例[6];研究结果普遍认为文化遗产旅游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地区自豪感、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与工艺、推动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在农业旅游扶贫模式研究方面，除了传统的农场观光、农业体验、农业民俗与节庆等领域以外，一些学者从供应链视角探索了旅游扶贫新模式[7]。

国内学者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一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划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国内学者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的观点迥异。首先，基于成功案例的实践总结。如政企合作模式、项目推动模式、产业联动模式和大区带动模式[8];特色村寨模式[9];“旅游 + 片区开发、旅游+N (农业、文体、商贸等)”扶贫模式[10]。其次，基于民族地区的旅游业态划分。如农家乐开发模式、现代农业旅游产业化开发模式、旅游景区依托开发模式[11];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扶贫模式[12-13]。最后，基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主导力量划分。包括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社区主导型[14]。在中国情景下，多数学者均认为政府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中发挥主导作用[15]。二是实证研究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的实践状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并提出对策建议。学者们认为，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实践中普遍存在旅游扶贫目标偏离、精准度较低等问题。邓小海等认为，受益者是掌握行政特权的人和旅游开发商[16];陈友华认为，整体区域缺乏规划、旅游产品缺乏创新、产品配套程度差等[17];李忠斌等认为，“旅游飞地”现象导致当地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18]。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积极探索解决策略，包括非政府部门、私人部门的参与[19];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旅游小城镇[20];社区参与民族旅游扶贫[21];创新“造血式”旅游扶贫、特色旅游扶贫[22];建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链接机制[23];实施旅游精准扶贫[24];建立相关主体利益平衡机制[25]。

2.2.2 模式特征与实施内容 旅游企业+贫困居民参与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是指民族地区的旅游企业凭借其资本优势、经营优势、市场优势等，通过提供经营场地与设施、安排就业岗位、管理与技术指导、资金扶持等方式[30]，帮扶贫困居民参与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及其上下游产业链，获取经济收益并实现脱贫的扶贫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有：首先，民族地区拥有1个或若干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主导旅游扶贫。旅游企业经营业绩良好，具备承担旅游扶贫角色的资本优势、经营优势、市场优势、人力优势等;同时，旅游企业的管理者应具备社会责任意识，具有乐于帮助民族地区贫困居民脱贫致富的意愿。其次，旅游企业主导旅游精准扶贫具有专业优势。由于旅游企业熟悉旅游业务与市场，能够充分利用专业人才和专业管理高效帮扶民族地区贫困居民经营旅游业务或将其转化为企业员工;同时，旅游企业与民族地区的居民联系紧密，互动交往频繁;旅游企业开展旅游经营活动所需的土地、生产生活资料、人力等需要当地社区提供，而民族地区居民也迫切希望通过旅游企业改变其贫穷的生活状态。因此，旅游企业具备帮扶民族地区居民脱贫致富的天然优势。

该模式的实施内容有：首先，旅游企业与贫困居民形成紧密型的经营合作关系。旅游企业通过租赁民族地区贫困居民的住宅、土地、生产生活设施等方式取得旅游经营权并开展经营活动，民族地区居民通过出让土地、资源的使用权而获取租金、利润分红等经济回报。基于“利益共享、责任分担”原则，旅游企业和民族地区居民分享经营权和所有权，旅游企业与居民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31];法律法规有效规范了旅游企业和民族地区居民的責、权、利关系，既调动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又为保障民族地区居民的权益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其次，旅游企业与贫困居民形成松散型的帮扶关系。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旅游企业以公益活动方式帮扶民族地区贫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并获取利益。由于这种方式具有非正式公益活动性质，旅游企业没有必须承担旅游扶贫任务的义务，导致旅游扶贫的效果存在很大的随机性。

2.3 村寨农户+贫困居民参与模式

2.3.1 典型案例分析 重庆市石家乡梦里荷塘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于2013年注册成立，合作社共有116家社员，社员包括3家旅游企业、52个旅游接待户、25个特色种养殖户和技术带头人以及36个贫困户[32]。合作社除了承担服务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职能以外，还承担着帮助贫困户脱贫的职能。合作社主要采用参股分工、劳务用工、农产品收购、技术与管理支持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合作社通过与本土旅游企业签订农产品产销协议，又与贫困农户签订订单收购协议，根据农产品需求量精准分配到定点贫困农户，并派专人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和组织收购，从而将贫困农户精准纳入到旅游产业链的原材料供应环节。2016年合作社收购农副产品共计52.8万元，为113户贫困户创造直接收益4 000元/户以上。在参股分红方面，2013年石柱县试点财政扶贫资金入股委托扶贫，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县财政局将该乡的乡村旅游扶贫专项资金108万元入股“梦里荷塘”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根据入股资金比例按年度向入社贫困户分红。入股资金产生收益的50%用于入社贫困户平均分红，40%用于奖励分配、10%用于合作社运行经费。财政扶贫资金入股委托扶贫机制创新让贫困户实现可持续脱贫。在劳务用工方面，合作社作为中介一方面收集社内旅游企业、旅游接待户的用工需求，另一方面将用工需求精准传达给具有富余劳动力的贫困户，既解决了社内旅游企业的用工需求，又增加了贫困户的工资收入，实现双赢。

2.3.2 模式特征与实施内容 村寨农户+贫困居民参与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是指民族地区村(寨)集体或富裕农户基于“邻里互助”思想，通过经验传授、生产资料租借、雇佣帮工、生活接济等方式帮扶贫困居民参与旅游经济活动并实现脱贫的方式。该模式的特征主要有：首先，民族地区村(寨)集体或富裕农户在旅游扶贫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民族地区的村(寨)，村(寨)集体或富裕农户具有较高的声望和号召力，容易动员贫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同时，村(寨)集体或富裕农户对贫困居民的实际情况更加了解，其对贫困居民的帮扶措施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由于彼此居住在一起，村(寨)集体或富裕农户与贫困居民的交往联系更紧密，从而能够保证旅游扶贫措施落到实处。其次，朴素的“邻里互助”“饮水思源”思想是民族村(寨)集体或富裕农户帮扶贫困居民的动力。民族地区的民风淳朴，村(寨)居民世代长期生活居住在一起形成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民风盛行，从而促使民族地区自发地开展互助互帮的扶贫模式。最后，民族地区村(寨)集体或富裕农户帮扶贫困农户的数量、程度有限，难以形成规模扶贫效应。由于资源和能力的限制，民族地区村(寨)集体或富裕农户只能帮扶较少数量的贫困农户，且帮扶的程度也受其自身能力条件限制。

该模式的实施内容有：首先，非正式邻里互助。村民之间通过生产资料租借、雇佣帮工、生活接济等方式帮助贫困居民参与到旅游业。其次，“1+1”结对扶贫。由1家富裕农户对接1家贫困农户，由富裕农户通过传授旅游经营管理经验、提供工作岗位、技术指导等方式帮扶贫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富裕农户可以获得国家的政策奖励和村民的赞誉，实现其自我价值，而贫困居民则收获了知识技能、提高了经济收入，最终实现双赢。最后，合资经营扶贫。民族地区村(寨)集体、贫困居民以股份制方式成立集体所有制的旅游企业，其中贫困居民以土地、房屋、生产生活资料等折算成资本入股;贫困居民既可获得股份分红，又能获得劳务工资，从而充分保障了其收益。

2.4 扶贫共同体+贫困居民参与模式

2.4.1 典型案例分析 随着重庆市旅游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公益团体(志愿者)等多元主体构成的扶贫共同体逐渐形成，为解决重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问题发挥着重要贡献。(1)政府部门方面。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农业委员会、重庆市林业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及县(区)各职能部门“条块结合”，综合性地开展纵向和横向的旅游扶贫工作。在行业协会方面，重庆市的扶贫开发协会、商业联合会、旅游协会、农业产业化协会等行业协会积极发挥联系产业与民族贫困地区中介纽带作用，积极向民族地区引进扶贫项目、资金、物质、技术等。(2)企业方面。一方面，重庆市成立了18个扶贫集团对口帮扶18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由市属国有企业出资24亿元定点帮助酉阳、彭水、巫溪、城口等4个重度贫困县[33]。另一方面，重庆市广泛鼓励、支持和引导各行业的民营企业、合资与外资企业参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成效显著。在公益团体(志愿者)方面，重庆市慈善总会、扶贫基金会、红十字会等政府公益组织和民间公益组织通过设立专项扶贫资金、联系扶贫项目等方式支援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多元主体既相互独立，各自利用其业务专长、资源优势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又相互配合，在当地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协同合作、优势互补，协同推进重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

2.4.2 模式特征与实施内容 扶贫共同体+贫困居民参与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是指政府部门、旅游企业、社会组织、公益团体(志愿者)、民族村(寨)等多元社会力量构建“多主体、多层次”松散型的旅游扶贫共同体，由旅游扶贫共同体帮扶民族地区贫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并实现脱贫的扶贫模式。扶贫共同体+贫困居民参与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是旅游扶贫进入成熟阶段的结果。该模式的特征主要有：首先，旅游扶贫共同体是松散型的非正式组织。旅游扶贫共同体的各方社会力量协同合作、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旅游扶贫的网络系统。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是松散型的合作关系，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强制约束力的契约关系;各成员之间通过动态的多边对话和协商机制形成不同层次的“多边关系”，以协调各方关系并采取协同一致的扶贫行动策略，实现最大化旅游扶贫效果。其次，旅游扶贫共同体的指导思想是“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体的各成员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资源及优势，其在共同体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并发挥作用[34];“互惠互利”的利益博弈机制保障各成员在共同体中实现“公益”与“私利”的动态平衡。最后，旅游扶贫共同体各方力量均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各成员既独立承担各自旅游扶贫的作用和功能，又共同构成民族地区多层次、多主体、立体化的旅游扶贫系统，发挥社会扶贫的协同作用。

该模式的实施内容有：第一，政府部門负责为旅游扶贫提供政策与制度保障，提供政策指导、政务服务、教育培训、信息咨询、营销宣传、基础设施服务、公共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通过服务外包、委托授权、奖励制度等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引导和规范旅游扶贫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第二，旅游企业开展旅游经营管理活动，缴纳税收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和经商条件，购买当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实施公益活动等。第三，旅游行业协会负责搭建旅游企业与民族地区村(寨)以及贫困居民联系的平台，为旅游企业参与旅游扶贫提供信息与统计数据、咨询服务等，为民族地区筹集扶贫资金、物资等。第四，民族村(寨)负责统筹协调外部援助与贫困居民的对接，同时又接受上级政府部门领导开展旅游扶贫工作。第五，公益团体(志愿者)通过资金支持、物资支持、人力支持等方式自发参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同时通过公益团体渠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旅游扶贫工作(图1)。

3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的综合比较

4种民族地区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的共同点是以基于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参与为核心的旅游扶贫模式;而在模式特征、适用范围、优缺点、贫困居民参与方式、贫困居民受益领域、实施要点等方面，4种发展模式各有特色(表1)，适合不同内外部条件的民族地区。

参考文献：

[1]Spenceley A，Habyalimana S，Tusabe R，et al.Benefits to the poor from gorilla tourism in Rwand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2010，27(5)：647-662.

[2]Job H，Paesler F.Links between nature-based tourism，protected areas，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rises-the example of Wasini Island (Kenya)[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2013(1/2)：18-28.

[3]Kiernan K.The nature conservation，geo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 nexu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case study from the LaoPDR[J]. Geoheritage，2013，5(3)：207-225.

[4]Hampton M P.Heritage，local commun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5，32(3)：735-759.

[5]Wantanee S，Thomas B，Haiyan S.Pro-po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viengxay，laos：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J]. Asia Pacific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09，14(2)：153-168.

[6]Poyya M G.Promotion of peace and sustainability by community based heritage eco-cultural tourism in In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Peace，2003，19(1)：40.

[7]Rid W，Ezeuduji I O，Prbstl-Haider U.Segmentation by motivation for rural tourism activities in the gambia[J]. Tourism Management，2014，40(2)：102-116.

[8]李 佳，钟林生，成升魁. 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J]. 旅游学刊，2009，24(8)：71-76.

[9]王 群，孙 沁.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旅游扶贫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吉首市德夯村为例[J]. 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4)：94-96.

[10]毛 峰.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策略深化[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10)：212-217.

[11]王兆峰.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2]曾瑜皙，杨晓霞.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3(3)：91-98.

[13]桂拉旦，唐 唯. 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以广东林寨古村落为例[J]. 西北人口，2016(2)：64-68.

[14]王 晴.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机制选择与绩效评价——以西藏当雄县为例[D].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

[15]冯伟林. 重庆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受益模式研究[J]. 改革与开放，2016(3)：45-47.

[16]邓小海，曾 亮，肖洪磊. 我国扶贫旅游产业链优化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2015(3)：167-175.

[17]陈友华. 我国旅游扶贫模式转型升级新思路[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30(6)：717-721.

[18]李忠斌，李军明. 民族地区贫困人员参与旅游扶贫的障碍与对策研究[J]. 民族论坛，2015(6)：15-21.

[19]覃建雄，张 培，陈 兴. 旅游产业扶贫开发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4(7)：134-138.

[20]邱硕立.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可能性、重要性与模式选择[J]. 贵州民族研究，2013(5)：148-150.

[21]卢丽娟，曹务坤，辛纪元.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开发的财产制度瓶颈与破解[J]. 贵州民族研究，2014(5)：116-119.

[22]王 弘，靳慧祎，贺立龙.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J]. 贵州民族研究，2013(3)：86-89.

[23]辛纪元，曹务坤，勾清芸.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链接机制完善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15(8)：189-192.

[24]陆 娇，方世明. 旅游精准扶贫体系研究——以广东丹霞山夏富村为例[J]. 湖北农业科学，2017，56(2)：360-364，369.

[25]卡茜燕. 精准扶贫视野下的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研究——基于大理双廊村的调查[J]. 旅游研究，2017，9(1)：74-82.

[26]耿文杰. 基于社區参与的旅游扶贫模式研究[J]. 知识经济，2010(1)：61.

[27]陈祥碧，唐 剑. 长江上游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施现状及问题研究——以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2016(4)：147-152.

[28]吴应香. 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研究——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D]. 昆明：云南大学，2010.

[29]黄国庆. 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J]. 求索，2013(5)：253-255.

[30]王 颖.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旅游扶贫PPT(Pro-Poor Tourism)战略研究[D].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

[31]李 瑞，黄慧玲，刘 竞. 山岳旅游景区旅游扶贫模式探析——基于对伏牛山重渡沟景区田野调查的思考[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1)：94-98.

[32]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石柱县积极探索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带动机制[EB/OL]. (2015-10-12)[2017-10-20]. http：//www.cqfp.gov.cn/contents/120/74779.html.

[33]重庆市扶贫办. 重庆实施扶贫攻坚“五个一”[J]. 中国扶贫，2015(20)：30-32.

[34]龚 艳，李如友. 有限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3(6)：115-121.霍 强，王丽华. 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及供需偏差研究——基于云南农村贫困地区239户家庭的调查[J]. 江苏农业科学，2019，47(5)：342-346.

作者：陈雪钧 李莉

第二篇：精准扶贫背景下海岛旅游扶贫路径研究

摘 要：本文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立足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并以广东省湛江市硇洲岛为例，以建设美丽海岛的视角，深度挖掘硇洲岛的旅游经济价值。基于充分调查硇洲岛，从当地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农业资源等方面综合分析硇洲岛精准扶贫的研究对象，立足于湛江“五岛一湾”发展战略，发掘硇洲岛自身特色，得出具有实施力的扶贫措施，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精准扶贫;旅游经济;产业协调

1 引言

2013年，我国扶贫攻坚战略首次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一方针的提出使精准扶贫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点工作。为此，海岛旅游扶贫以旅游产业为依托，成为我国精准扶贫长线工作的其中一个重要支撑点。

截止目前，国内在旅游扶贫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秋华、纪金雄提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应由识别、帮扶、管理三方面共同作用，并总结出“三产五化”扶贫路径。国内学者毛峰通过研究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的“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模式，认为旅游扶贫应从政府主导、因地制宜、整合资源、精确识别、营销机制、创新驱动六方面着手。据笔者查阅，基于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海岛旅游扶贫路径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本文即在精准扶贫的社会背景下，立足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以广东省湛江市硇洲岛为例研究其旅游扶贫的实践做法、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出海岛旅游开发路径，为海岛旅游业发展提速，并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2 硇洲岛概况

硇洲岛，古称硭，位于湛江市区东南约40公里的海面上，北纬20°51′9″～20°56′9″、东经110°32′9″～110°38′3″，长约10.7公里，宽约7.1公里，面积56平方公里，属坡头区。硇洲岛以拥有独特的火山海岛旅游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著称，岛由火山喷发而成，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根据《广东省海岛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7—2030年）》，广东省将构建海岛旅游“一核一带，一湾三点”的总体布局，而硇洲岛作为“五岛一湾滨海旅游产业园区”其中一岛，拥有丰富的发展前景。

硇洲岛孤悬于广州湾海外，是湛江市的岛中之岛，和东海岛相邻，扼守雷州半岛以东的海域，面临广阔的南海，环岛海岸曲折，是广东省著名渔区。“硇洲古韵”是湛江市八景之一，昔人有“极天鲸浪黑，向日鲎帆红，朝夕云烟变，蓬瀛远近通”的诗句描写此地风光。岛上文物众多，有宋皇城遗址、硇洲灯塔、古炮台、窦振彪将军、津前天后宫、渔业公会会址等。大体有几类资源：

2.1 自然旅游资源

2.1.1 火山岩地貌。 硇洲岛由火山喷出岩经剥蚀形成的火山岩地貌，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岛上散布黑色火山熔岩石，尤以那晏海石滩最为典型。

2.1.2 那晏海石滩。 位于硇州岛东南面，银色的沙滩和一片怪石嶙峋的乱石林，构成了石滩的独特景观，在海浪侵蚀的作用下，由于海浴场承受面积小，长年累月环是波浪滚滚，因而有“无风三尺浪”之称。石滩两翼中间有长约100米，宽约300米的沙滩带，沙滩松柔，洁白如银。

2.1.3 柱状节理玄武岩群。 毗邻那晏海石滩，火山喷出岩经剥蚀后形成的大型柱状玄武岩，其六角柱形的柱状节理，是由于岩浆冷凝收缩而造成的裂缝，最为奇特的是每个冷凝中心发生向三个方向的裂隙，它们之间的夹角约成120°，形成了正六边形柱子。每个柱体直径在50厘米左右，每边长约40厘米，高近20米左右，绵延数里，整个陡崖像一根柱子挨着一根柱子，排列而成一幅巨大屏风，是自然界极为罕见的奇观。

2.1.4 海底奇观。 硇洲岛地处北热带，海域水温较高，年间可有8个多月可下水潜泳，海水能见度达8米，在海底可用水下相机清楚拍摄到各种火山地貌、珊瑚礁及海洋生物。

2.1.5 广东省著名渔区。 硇洲岛附近的海域是南中国的著名渔场，盛产鲍鱼、龙虾、对虾、乌贼、鱿鱼、石斑、白鲳、黄花等，渔业很发达。

2.2 人文及历史旅游资源

2.2.1历史旅游资源

2.2.1.1 宋皇城遗址。 位于硇洲赤马村，曾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昰和赵昺兄弟駐足的地方。另外还有一此遗迹，相传端宗君臣兵马初上岛时，缺乏淡水饮用，有战马以蹄刨地，淡水涌出，乃建井汲水，后人名之为“宋皇井”.井为石砌，井口圆形，水深约为4尺，现仍可饮用。

2.2.1.2 硇洲灯塔。 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是广州湾（今湛江）沦陷后由广州湾法国公使署主持设计和建造，是世界仅有的二座水晶磨镜灯塔之一，与伦敦灯塔和好望角灯塔并称世界著名的三大灯塔。硇洲灯塔位于硇洲岛马鞍山山顶83.8米处，海拔103米，灯高23米，底宽5米，顶高4米，射程26海里。灯塔的独特之处是它用岛上的玄武岩（俗称麻石）叠成，灯塔内壁与外层石砖以榫槽相接，层层齿合，间隙极细。[1]灯室内，安放这由139条弧形水晶三棱镜片和两面凸透镜组成的双抛物面“牛眼透镜”，该水晶镜片已无厂家专门生产。

2.2.1.3 窦振彪墓。 窦振彪将军墓南北走向，地势南低北高，墓道两侧伫立有断首或断足石像8尊，石狮4个，石象、石羊、石马各一对，气势雄伟。

2.2.1.4 津前天后宫。 毗邻硇洲镇政府大楼北面约100米的津前管区办事处隔壁，天后宫始建于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和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曾两次修葺。坐东北向西南，前临大海，尽摄“犀牛望月”之胜。[2]

2.2.2人文旅游资源

2.2.2.1 硇洲八音。 硇洲八音流传于明朝万历年间，硇洲津前村成立八音民间艺术团，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了男、女独奏对以及合奏队，每队约十几人，其中女子八音队很有特色，演奏的乐器主要是由上下板、中小鼓、小中大锣、苏锣、小中大钹、唢呐等乐器组合而成。演奏的曲目《盛世乡音》，据说是由春秋时期口传的《风人松》、《三度洋》、《红灯拜花》等曲调改编的。[3]

3 硇洲岛旅游业市场分析

3.1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旅游业是世界公认的产业，市场前景广阔。据中国报告大厅发表的报告显示，全球旅游业进入飞速发展的时代，旅游总人次达118.8亿人次，增长13.14%，预计在相关产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发展下，到2020年旅游产业收入将达16亿万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0%。2017年我国国内旅游市场人数达到50亿人次，国内旅游总收入已达4.57万亿元;2018年我国旅游业继续保持发展迅猛，全年全国旅游业总收入达5.97万亿元，对我国GDP的综合贡献为9.97万亿元，占我国国内GDP总量的11.04%。旅游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中新的支柱产业，国际国内旅游业的繁荣景象为硇洲岛提供了良好的旅游市场。

据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我国滨海旅游业增加值不断提升，到2018年达到16078亿元，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47.80%。滨海旅游经济持续增长，发展潜力巨大，已經成为沿海城市发展旅游产业的重点。

3.2硇洲岛发展旅游业目标市场的选择

3.2.1市场空间划分与选择

根据客源地情况、客源地据硇洲岛的距离，以及市场开拓条件和潜力，将硇洲岛旅游市场分如下四级：

一级市场：即近距离市场，主要是湛江市所辖地区及周边城市，包括湛江本市、茂名、阳江等城市。这些城市距离硇洲岛较近，地域联系较密切，人员来往频繁，可作为硇洲岛一级市场进行首要开拓。

二级市场：即中程市场，包括广州、深圳、佛山、南宁等城市。这些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较高，有强烈的追求自然风光尤其是海滨风光的愿望，可作为硇洲岛二级市场进行开拓，应多加强旅游宣传合作，开发特色旅游线路，吸引二级市场入湛入岛旅游。

三级市场：即远程市场，包括东北地区的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三省的主要城市，以及西北地区的内蒙古东部通辽市、呼伦贝尔市等地区。这些城市深居内陆，工业较发达，对海滨、海岛景观情有独钟，可作为硇洲岛三级市场进行重点开发。早在2016年2月，湛江市就为开拓旅游市场做了相关工作，市长曾到东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主要城市开展旅游推介，在旅游度假、养老服务、医疗卫生等方面建立有效合作机制，签订合作协议，吸引东北游客来湛江冬休度假。12月，副市长带队到东北大连、沈阳、哈尔滨三市开展“冬休来湛江”旅游推介会，拜访当地旅游部门和重点旅行社，研究客源互送工作，进一步拓展了冬休旅游市场。除此之外，湛江市还出台了《湛江市东北旅游市场引客入湛奖励暂行办法》，对东北来湛的航空团、专列团、火车团给予每人100—500元不等的奖励。2016年，湛江接待东北大型旅游团队130个，游客1.3万人，东北过夜游客7.2万人。[4]

机会市场：除上述三个级别市场意外的其他市场，包括国内其他地区游客及国际游客，根据湛江市的位置和硇洲岛的情况，近期内尚难以开发，可作为远期开发市场。

3.3旅游市场产品类型选择

硇洲岛作为一个综合旅游区，“在‘十一五’期间，应做好整体旅游规划，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建设火山观光设施、潜水山庄、红色旅游参观点、休闲度假会议接待中心，把该岛建成我市休闲、会议、观光、度假等重点旅游区。”根据硇洲岛的基本情况，可分为以下四种旅游市场产品类型：

一是海岛观光型：硇洲岛具有良好的海水、沙滩、火山岩海岸以及岛礁、古迹等景观资源，适合开展各种水上、陆上娱乐活动及观光游览活动。这一类型主要面向中青年人群。

二是休闲度假型：硇洲岛气候宜人，环境优雅，海滨风光迤逦，场地平坦开阔，适合开展度假旅游活动。当前家庭旅游越来越普遍，这一市场可作为旅游发展的主攻方向之一。

二是疗养旅游型：硇洲岛环境安静，空气清新，乡村生活气息浓厚，适合开展休养、疗养活动。东北地区老干部、老工人多，为这一市场的开拓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硇洲岛可以与市内外、省内外各地的老干部组织、老年人组织合作，开展老年人的休养、疗养旅游。

三是会议商务型：硇洲岛具有与大陆隔离、安全、保密、方便、安静的特点，可以开展会议、商务旅游。我国中小型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应逐步完善通讯、交通、服务设施，加强宣传合作，使之逐渐成为商务活动中心之一。

4 硇洲岛发展现状分析（SWOT）

4.1硇洲岛发展的优势（strength）

4.1.1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资源：硇洲岛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岛内有许多经火山喷出岩剥削而形成的火山岩地貌，尤其以那晏海石滩、柱状节理玄武石最为典型。岛内海拔低，受潮水影响大，附近海区水深较浅，容易形成大面积的滩涂[5]，且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良好的自然条件能进一步推动海岛旅游的发展。此外，岛内还存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硇洲灯塔、宋皇城遗迹、窦振彪墓、津前天后宫等。

4.1.2海域资源的利用：由于硇洲岛地处北热带，海域水温较高，年间有8个多月可下水，海水能见度能达8米，在海底能清楚地拍摄到各种火山地貌、珊瑚礁和海洋生物[6]，因此，硇洲岛海域资源也可作为旅游开发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4.1.3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前景：随着近年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发展的推进，硇洲岛内所具有的渔家民俗风情、民宿以及海鲜产品可作为优势开发利用，将会带动当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4.2硇洲岛发展的劣势（weakness）

制约硇洲岛发展的条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推广力度薄弱。由于湛江市的旅游品牌价值较差[7]，前往湛江旅游的外地游客量相对而言较少。另外，岛内经济条件较差，景点的建设起步迟，旅游设施还不够完善，在国内地区影响力不够，前往岛内旅行的游客也多来自于湛江地区。

二是政府和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从地理位置上看，硇洲岛处于较偏远的粤西地区，交通条件成为制约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与珠三角等地相比，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的引进，成为了当地发展的阻力。

三是发展规划不力。未能很好的发挥出湛江市作为沿海城市和优良渔港的优势，进一步发展旅游业。

4.3硇洲岛的发展潜力（opportunities）

近年来，中央和省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对大力扶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方面都有所强调，湛江市休闲农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在《关于以休闲农业为抓手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中提到：以硇洲岛为起点，向北经东海岛、特呈岛、南三岛沿省道吉兆湾建滨海旅游区，主要发展蓝色海洋文化、海岛文化、火山文化等产品。随着乡村旅游政策的带动，岛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会更深入地被挖掘，宣传力度会进一步加大，更好地推动岛内旅游经济的发展。

4.4硇洲岛的发展困境（threats）

与其他旅游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岛屿相比，硇洲岛的知名度还比较小，旅游开发的力度不足，大多数客流量会更倾向于流向南边的海南岛，岛上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压力。尽管岛内没有大型工厂所带来的工业上的污染，但当地生活污水、垃圾的排放，以及养殖户的不环保的行为对海水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岛内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也会对硇洲岛旅游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

5 硇洲岛扶贫开发体系

5.1 硇洲岛空间布局开发

硇洲岛开发的空间布局可以概括为“两点三线四文化”。“两点”即湛江市区和东海岛，湛江市区是硇洲岛的主要客源，而硇洲岛濒临东海岛，除水运外，东海岛大桥是连接硇洲岛的必经通道，要吸引湛江市区的客源，加强与东海岛的联系。“三线”即高铁线、高速线和环岛观光公路线，发挥广湛高铁的快速通道优势，吸引二级市场，加快建设硇洲岛环岛公路建设，加强岛内交通连贯作用，做到在登岛后，港口与环岛公路无缝对接。“四文化”即发展硇洲岛海洋文化、火山文化、红色文化、宋史文化，根据本岛独特的地理资源，可开发潜水探海、游钓等项目，体验热带农业和渔港风情，品尝新鲜海鲜。重点建设火山观光设施、潜水山庄、红色旅游参观点、休闲度假会议接待中心，建设成独特的海滨旅游文化區。

5.2硇洲岛扶贫开发策略

5.2.1 管理创新，推动产业有序发展

硇洲岛的管理是与硇洲岛的盛衰成败是息息相关的。作为一个旅游海岛，硇洲岛发展滞后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体制不健全，表现在政府各部门与硇洲岛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体制不健全、法律不完善等方面。而以往，我们注重的是技术创新;现如今，管理创新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内容。创新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可以有效地推动产业有序发展，进一步促进硇洲岛的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岛上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根据现阶段硇洲岛发展存在的问题，管理创新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成立硇洲岛发展委员会，形成一个统一规划、协调的管理机构。硇洲岛旅游发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统筹规划硇洲岛旅游资源产业开发、旅游产业开发，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相互依托的情况下，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为硇洲岛的旅游开发奠定良性发展的基础。

二是进行有效的系统性管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管理：在人事管理方面，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强化硇洲岛秩序管理;在沟通方面，与当地居民建立良性互动的沟通关系，获得当地居民对政策执行的支持;在监督方面，采用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方式，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化，鼓励人民群众对其监督、内部人员互相监督，促进管理的现代管理水平。

三是重点推动湛江市各大海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湛江独特的精品旅游线路。首先，以硇洲岛为起点，向北经东海岛、特呈岛、南三岛延伸到吉兆湾建设滨海旅游区，串联起湛江海岛旅游线路，打造湛江独特的精品旅游线路。

四是丰富湛江市海岛旅游的配套设施，实现“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转型升级，改变湛江市内缺乏成熟的旅游市场面貌。规范硇洲岛的旅游市场秩序，努力实现以市场为导向，提高消费动力，将成熟的精品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是创新硇洲岛基层治安管控模式。依托大数据进行精准管控，坚持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共同维护硇洲岛治安管理。

5.2.2 产品创新，发挥产品特色优势

一是打造多元休闲度假项目。目前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一级市场（湛江及周边粤西城市）和二级市场（珠三角地区）对休闲旅游有较高的消费欲望。硇洲岛可大力发展休闲度假产品，以特色海岛住宿为核心，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开发相应的住宿产品，如海岛奢华精品度假酒店、海岛团游度假村、海岛主题民宿等。二是建设生态科普基地。海岛生态科普产品与陆地生态类产品存在较大差异，以火山观赏资源为特色的硇洲岛，对消费群体具有一定的旅游吸引力。岛上那晏海石滩、柱状节理玄武岩群等风景区是硇洲岛火山文化的最好见证，是国内外研究火山活动学者、地质学者良好的场所，也是家庭旅游拓展知识面的风景区。建设生态科普基地，可以以硇洲岛的独特名片为重点，如“中国第一大火山岛”、“世界三大灯塔之一——硇洲灯塔”等，在重点发展火山文化科普产品的同时，还应完善岛内观景平台、智能解说系统、休憩设施等基础建设。

三是开发特色文化体验产品。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是硇洲岛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宋元交替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近代中国解放海南战役的见证者。岛上宋皇城遗址、津前天后宫等风景区是硇洲岛人文历史的凭证，是认识宋元历史、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良好场所。硇洲岛可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重点发展历史文化、海洋文化和民俗文化三大文化体验产品，开发遗迹探寻、文化体验等科普教育与观光旅游于一体的项目。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可持续化发展，硇洲岛还应拓展淡季旅游产品。丰富淡季旅游产品除了可以解决硇洲岛淡旺季流量分化的问题，还可以及时调整本地经济结构。针对此问题，硇洲岛可重点强化特色海鲜美食、商务培训两类特色产品供给。首先，硇洲岛可以通过丰富海产品类型、突出海岛美食特色、提高渔文化体验性等方式，打造硇洲岛面向冬夏两季的海岛美食节，擦亮硇洲岛海岛美食的名片。其次，针对企业团建、商务培训等户外场地供给不足的问题，硇洲岛可以借助自身产品性价比高、环境私密等优势，开发海岛型培训、会议产品，提供大型户外拓展场地。

5.2.3 产业协调，服务提质增效升级

一是组织开展“硇洲岛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专题调研。硇洲岛产业以农业、旅游业为主，其中第一产业的占比最高，但是目前硇洲岛存在“乡村规划不够完善”、“耕地丢荒”、“文化遗迹受损”等现象，为了进一步加强“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部署，首先要对硇洲岛规划进行统一的规划，并落实培育发展硇洲岛的特色产业，如红心火龙果、释迦果、鲍鱼、龙虾等特色农渔产品，推进硇洲岛招商引资，充分发挥硇洲岛发展委员会的优势和基础作用。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从当地民众的利益和需求来看，首先应切实保障好农渔民利益，推动岛内农渔业供给侧改革，实现硇洲岛农渔业两开花，让农渔民充分参与和收益，使岛内农渔业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从而带动农渔民脱贫致富，实现产品增产、农渔增效、人民增收。从民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来看，应加快建设岛上的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公民合理的旅游需求。根据资料显示，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达到3000至5000美元时，就将进入旅游休闲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期。目前，国内个人平均工资和工作休闲时间增加，旅游需求量不断地上升，而民众对旅游的质量也有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践行好“以人为本”原则，促进当地旅游业更加科学化和人性化。

三是抓好日常管理，提高发展委员会的服务水平。在广泛开展各项视察、调研、座谈、通报等活动的基础上，开展遍访委员活动，加强委员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加强与村级企业的对接工作，激发委员履职创新的动力。发挥硇洲岛发展委员会的纽带作用，通过加强与委员的内部交流，广泛联系发展委员会所联系界别以及相关界别委员，推进发展委员会工作日常化、制度化、规划化。

四是强化村民主体责任意识，动员村民参与规划编制。号召村民自主谋划、编制乡村规划并参与硇洲岛产业建设，以硇洲岛的亚热带水果种植及海鲜养殖业的特色产业发展为支撑点，充分结合岛中火山遗迹以及岛中众多文化遗迹和海洋景观等旅游资源，充分考虑各方需求，有效地引导村民参与其中，切实谋求岛民利益。

5.2.3 路径创新，人岛共享发展红利

一是明确硇洲岛农渔业的发展地位。硇洲岛盛产热带水果和海鲜，尤以红心火龙果、释迦果、鲍鱼、龙虾闻名，且品质优良，湛江市区内知名海鲜食肆多从硇洲岛进货，但是岛内的水果和海鲜仅在本市内闻名。因此，应该按照“双核心”的总体布局打造硇洲岛产品知名度，即湛江市和珠三角地区。本市和珠三角地区是硇洲岛岛上农作物和海鲜的消费重点区域，其一，湛江市农渔消费市场中，硇洲岛产品有一席之地，是一级市场;其二，珠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力处于全国平均消费水平第一梯队，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是二级市场。现如今，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和副省级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依托湛江市建设副省级区域中心城市，可以打响硇洲岛优质农渔产品的招牌，重点吸引广东省人民前来消费。二是推动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岛内旅游发展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当地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当地居民和旅游者对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意识。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强对当地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的普及工作，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排放、堆放都应该有指定的区域，养殖户要有环保的养殖行为，从而减少旅游环境生态方面的压力，提高旅游观光的质量。减少对岛内农渔业资源的过度开采，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等。二是制定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衡量好岛内环境承载能力，适度开发旅游资源，制定好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包括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如何保护好岛内的生态绿化，有规模地控制旅客数量，保护好岛上的文化遗迹等。三是发展生态旅游。利用岛内良好的海水、沙滩、火山岩海岸以及岛礁，发展生态旅游，开展各种水上娱乐活动。

三是打造特色旅游产品。为进一步扩大硇洲岛旅游的影响力，利用旅游产品可扩大其宣传的力度，包括较为精巧的纪念品、工艺品等。首先，要挖掘与岛内有相关联的元素，发挥创新性。旅游产品应该有其创新性，体现当地特色，更能吸引游客的注意，以达到其宣传的效果。其次可培训一批在当地制作旅游产品的工艺者。利用当地居民发展手工艺，尽量减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为当地居民增加多一条致富的道路，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等。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硇洲岛现状及其发展潜力的分析，可见硇洲岛具备发展现代特色产业的基本条件，硇洲岛所拥有的资源条件与国内知名旅游海岛所具备的条件有相似之处，即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加之岛上独特的农渔业，这是海岛产业发展的基础，未来硇洲岛依靠岛上的特色产业与其独特的旅游资源，依靠“双核心”的总体布局打响硇洲岛的知名度，实现产品增产、农渔增效、人民增收，从而带动村民脱贫致富，促进硇洲岛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方志强：《硇洲灯塔》，《湛江文史》第七辑[M]. 1988年，184-185页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湛江市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以来湛江文史资料选编[M].2016.12： 238页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湛江市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以来湛江文史资料选编[M].2016.12： 240页

[4]湛江市年鉴编纂委员会.湛江年鉴（2017）.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336.

[5]司徒尚紀.雷州文化概述[M].广东人民出版社.186页

[6]《广东省志（1979-2009）》（资源？环境卷）[M].方志出版社.267-268页

[7]董志文.中国海洋城市旅游品牌价值与竞争力研究[M].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126-127页

作者简介：

梁昊楠（1999.04-），男，汉族，广东佛山人，共青团员，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学生;

刘海婷（1999.05-）女，汉族，广东茂名人，共青团员，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

黄君婷（1998.12-），女，汉族，广东佛山人，共青团员，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

梁卓凡（1998.04-），男，壮族，广东清远人，共青团员，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

项目名称：精准扶贫背景下海岛旅游扶贫路径研究—以硇洲岛为例，归属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编号是 CXXL2019114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  广东  湛江  524003）

作者：梁昊楠 刘海婷 黄君婷 梁卓凡

第三篇：乡村旅游扶贫研究评述

摘 要：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系统，以“旅游扶贫”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得出我国乡村旅游扶贫经历了起步、初步发展、快速发展、巩固调整4个阶段；有关旅游扶贫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旅游扶贫中居民社区参与问题、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旅游扶贫战略模式、旅游扶贫生态问题、旅游扶贫效用6个方面；通过文献评价，提出乡村旅游扶贫的建议。

关键词：乡村 贫困 旅游扶贫

旅游与贫困的关系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旅游业作为扶贫的一种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国际社会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之后，发展中国家非常关注旅游发展如何促进社区参与、从而实现旅游为消除贫困作出贡献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如何促进旅游发展与扶贫相结合，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重要研究课题。

1 研究历程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系统，以“旅游扶贫”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相关文献共计1929篇，如图1所示。

我国关于乡村旅游扶贫问题研究是随着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旅游开发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总结逐渐开展研究的。据检索，最早以“旅游扶贫”为题，进行论文发表的是1991年发表的《坚持科技兴县 振兴老区经济》一文。从相关文献的数量及研究内容来看，我国旅游扶贫问题研究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

第1阶段（1990-1995年），这是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起步阶段，文献研究最突出的研究重點是旅游扶贫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助于贫困地区脱贫。在研究文献数量上明显有限，仅11篇。文献显示，199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最早对旅游扶贫研究进行科研资助。

第2阶段（1996-2000年），这是我国乡村旅游扶贫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提出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口号，研究内容上包括了对乡村旅游扶贫路径的探索、地域旅游资源优势分析、旅游扶贫建设构想等，对生态旅游扶贫进行了初步探索。

第3阶段（2001-2010年），这是我国乡村旅游扶贫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在研究地域上主要集中在贵州、云南、甘肃、安徽、广西等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在研究内容上包括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对策研究、发展模式研究、可行性研究、特色资源旅游扶贫研究等。这一时期旅游扶贫的快速发展与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背景紧密联系，同时国家旅游局2006年提出“中国乡村旅游年”的宣传主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旅游扶贫的热潮。

第4阶段（2011-至今），这一阶段对乡村旅游扶贫的研究论文数量持续膨胀，但在研究内容上呈现更多的批判性、反思。这一阶段我们称为巩固调整阶段。研究对象转为具体的某一景区、某一民族、乡镇；研究内容上，包括对乡村旅游扶贫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辨析，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才参与旅游扶贫、受益情况研究，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对地域、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影响，乡村旅游扶贫效用、绩效评价，适宜于当地旅游扶贫的路径研究等。这一时期特别重要的事件是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从立法的角度，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保障。

2 研究内容

2.1 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指出，我国70 %的优质旅游资源分布在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边境地区等贫困地区，在全国贫困县有832个，其中近300个县属于国家主体功能区的限制开发县，经济发展落后生态环境却良好，在全国12.8万贫困村中，具备发展乡村旅游基本条件的至少占一半。贫困地区与生态系统脆弱地区之间存在高度的耦合性，因而，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就成为突出矛盾。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常规的产业发展模式受到了限制，但是贫困地区所拥有的旅游资源则为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张遵东（2011）[1]通过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苗寨实地调研，发现乡村旅游的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整体上呈现出一致性，但由于某些因素的限制扶贫效果并不显著，提出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乡村旅游扶贫中的主导作用，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及参与能力，提高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蒋睿（2009）[2]通过分析怒江峡谷地区贫困现状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探讨旅游扶贫机遇、资源、结构、优势、特色策略；汪侠（2011）[3]以桂林市的5 个贫困村落为例，运用方差分析方法，分别考察这些因素对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蔡运龙（2006）[4]认为西南喀斯特地区特有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等旅游资源优势，通过生态旅游开发，顺理成章地可转换成产品优势；秦其文（2004）[5]通过论述湘鄂渝黔边自然生态游、文化游等旅游开发项目，提出吸引贫困农民参与旅游开发、扩大就业的旅游产业带动、建立旅游扶贫开发经济实体、推进湘鄂渝黔边旅游产业一体化、建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管理体制的政策措施；杨冬琴（2012）[6]以政府主导的云南省彝良县木椿沟苗族风情园建设，提出在扶贫过程中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为依托，积极发展旅游业，在开发过程中政府主导型扶贫旅游开发可以发挥政府职能优势，快速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状况，实现经济可持续、生态环保的发展。

民族、贫困特定地区的旅游扶贫从文献检索结果看，特定地区扶贫旅游是从当地良好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的改善情况、地理位置、市场潜力以及当地旅游资源存在的优势及劣势等面寻找当地旅游资源可以达到扶贫的目的，特定地区实施旅游扶贫，既有固有的发展劣势，如地理位置偏、交通发展程度略差等，也有由此而保存较为良好的、原生态的旅游资源优势。

2.2 旅游扶贫中居民社区参与问题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也是民族、贫困地区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还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旅游扶贫已经成为政府扶贫的重要手段，然而旅游开发过程常常会自发地偏离旅游扶贫的初始目标，为了避免“旅游飞地”现象，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参与旅游”是真正让旅游区贫困人口受益的有效路径。从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证调研来看，普遍存在村民参与意识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人员不平衡和参与的不可持续等问题。饶勇（2008）[7]主张通过“社区参与”来克服单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刘筏筏（2008）[8]探讨社区参与作为一种策略在保护民族文化中的措施和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叶俊（2015）[9]通过分析大别山旅游扶贫的现状，提出必须构建社区参与赋权机制、培育社区参与意识、加强知识技能培训和完善评价反馈体制来保证社区可持续参与旅游扶贫；潘植强（2014）[10]提出从社区参与到社区增权，增权即增强权能，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郭文（2009）[11]通过个案调查村民参与旅游决策、管理、利益分配各个环节，得出村民的弱势地位在增权中提升的结论。实践表明社区增权对提高社区和居民民族旅游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有着积极的意义。

民族旅游中社区参与和居民参与理应是2个不同的层面，因此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区内部和居民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必要性。贫困地区人们在旅游开发中的有效參与是脱贫的成功经验之一。王汝辉（2009）[12]引入人力资本产权理论，认为民族村寨中民族风俗习惯等非物质文化资源内在化于居民，植根于居民的思想态度和言行举止中，其产权天然属于当地居民个人，民族村寨居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其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性的内在要求。张俊英（2012）[13]在实地调研和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状况，得知村民仅限于参与到旅游民俗接待的经营活动中，很少参与到旅游规划、决策、管理及教育培训等方面来； 张洁（2005）[14]以云南省中部古州野林彝族村寨、大槟榔园花腰傣村寨2个生态旅游景区为例，通过分析得出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积极性的相关因素，即社区经济和旅游业发展水平、景区优势旅游资源、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认知、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民族传统习俗。孟昭荣（2016）[15]提出通过立法建立居民参与的法律保障体系，政府重视保证社区居民的实质性参与，开展社区活动，提升居民参与能力。王帆（2015）[16]在宁夏泾源县回族冶家村和青海互助县土族小庄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应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理论，提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差异，导致这种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旅游业起步方式不同、发展历程不同、社区居民自我发展能力不同和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同。

从学者们研究社区、居民的扶贫参与感知表明，成功的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既要提高旅游产品和提高居民的选择谋生的权力，也必须考虑社区、居民的参与。在乡村旅游扶贫中，必然会存在小部分人先富裕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优先富裕的人群先天的资源禀赋的优势，如个人能力、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如何使先富带动、影响后富，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需要攻克的难题之一。强调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首先必须让让旅游扶贫的社区、居民意识到参与的重要性，破除“等、靠、要”的惰性思想；其次权力部门应通过各种渠道、手段、措施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的实现做好保障；最终使贫困居民、社区受益得以实现。

2.3 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成武（2010）[17]在分析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实施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提出旅游扶贫实施中应该注意的十大问题，包括多重目标的有机结合问题、资源开发与保护问题、旅游扶贫与小城镇开发建设问题、旅游扶贫与提升人力资源的问题、旅游扶贫与规划问题、旅游扶贫与其他扶贫方式结合问题、旅游扶贫理论与实践结合问题、旅游扶贫的短期性的个别人收益与长期性的多数人受益问题、旅游扶贫与其他产业的结合问题、旅游扶贫和西部大开发结合问题；蒋焕洲（2014）[18]旅游扶贫开发转型发展受贫困人口参与度低、盲目开发、产品雷同、质量差、投入机制单一、扶贫绩效弱和专门人才匮乏一系列问题的困扰；周歆红（2002）[19]提出旅游扶贫目标定位于贫困人口的脱贫和发展，因而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是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但现实显示经济增长不等于贫困人口的受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2014）强调，经济增长是缓解贫困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促进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增长将需要通过社会包容政策，给弱势群体参与并受益于经济增长的机会。郭清霞（2003）[20]提出科学的旅游扶贫开发是在政府扶持和引导下，政府扶持、群众共享，全程引导、追踪培训，保护环境，找准特色；张晓明（2015）[21]提出拓宽资金来源，提高社区的参与程度，实行统一管理；坚持可持续发展，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实施旅游扶贫的地区，大多为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域，而生存环境是当地贫困人口“靠天吃饭”的资本，仅依赖于现成的自然食物和收入来源，导致环境的迅速恶化，而这种生活方式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收入差距，形成恶性循环，这表明人口增长、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相互联系。

2.4 旅游扶贫战略模式

旅游扶贫的模式的研究对旅游的开发，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黄国庆（2013）[22]分析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认为现有扶贫模式存在产业联动效应不高、注重经济效益、参与程度较低、参与主动性不强、旅游与扶贫缺乏关联度；提出旅游扶贫模式构建的原则以及构建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模式；邓小海（2015）[23]从精准扶贫的背景出发，提出旅游扶贫战略成效并不明显，存在大多数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当地旅游发展项目外、旅游扶贫招商与项目选择并非基于社区实际和贫困人口利益诉求、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并未给予区别对待等问题，进而构建了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的市场甄别机制和“意愿—能力”识别模型及旅游扶贫项目识别的“RHB”框架；毛焱（2009）[24]提出PPT战略是通过发展旅游来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利益的一种特殊的旅游扶贫形式；郭清霞（2003）[20]通过对湖北旅游扶贫成功范例的分析，提出旅游扶贫战略的特征是：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特色资源为依托特色旅游产品为支柱、当地居民受益为目的脱贫致富为目标；陈通（2009）[25]就贫困地区实施PPT 战略的游资源、区位交通条件、客源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管理体制等基础条件进行分析，探索运用机会成本思想可以减少贫困地区实施PPT 战略时决策过程的风险；陈江美（2010）[26]在分析鄂西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机制， 多元化投资、宽领域融资的融资机制。

通过文献分析，笔者认为乡村旅游扶贫的各种战略模式，要达到以下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发展机遇；增加为贫困人口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形成多样化的生存方式，特别是在偏远地区；促进反贫困的政策出台和贫困程度缓解；有利于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

2.5 旅游扶贫的生态适宜性

在20 世纪90 年代，旅游发展的又一个重点是生态旅游，而且是一个持续增长的领域。1999 年我国启动“生态环境旅游年”，2000 年第1个旅游扶贫试验区在生态资源丰富的六盘山建立，生态旅游扶贫逐步受到关注。罗盛锋（2015）[27]认为当前关于生态旅游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扶贫的概念、可行性、参与主体、开发思路与模式、扶贫绩效等5个方面，研究尚不成熟，定量研究和模刑运用较少；何誉杰（2014）[28]结合旅游扶贫和生态农业旅游的研究现状，提出体验型生态农业旅游能使农村贫困人口真正受益，结合传统旅游分析了体验型生态农业旅游的特征，阐述了体验型生态农业旅游的社会经济意义；吴铮争（2004）[29]立足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分析，提出了基于生态环境价值补偿机制的我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与旅游扶贫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以保证和促进西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邸明慧（2015）[30]通过对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县旅游扶贫适宜进行研究，以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和旅游产业聚集程度2个指标建立旅游扶贫适宜性分类模型，构建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黄燕玲（2016）[31]提出旅游扶贫生态适宜性评价作为1种事前评价，对旅游扶贫开发具有指导作用，通过分析发现，交通、经济、旅游资源是决定旅游扶贫适宜性的关键因素。

旅游扶贫生态适宜性评价作为1种事前评价，对旅游扶贫开发具有指导作用，旅游扶贫的顺利实施是通过交通、经济、旅游资源多、利益相关者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考虑政府的主导作用，创造适合旅游业发展的良好环境；需要合理规划，科学开发；需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本地居民参与，真正让利于民；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注重本土文化，开发特色产品。

2.6 旅游扶贫效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扶贫实践的不断深入，旅游扶贫效用评估研究日益成为旅游研究的重点之一。相对而言旅游扶贫是一种全新的扶贫方式，但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如涓滴效应 、旅游漏损、产品模仿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弱化了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效应。李力（2010）[32]对广东省梅州市的实证调查发现旅游扶贫资金支持的部分旅游景点项目资源品位不高，景点分散，旅游项目单一，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黄梅芳（2014）[33]利用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结合德尔菲法和定量模型方法，从长期和短期2个维度构建了关于民族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赵小芸（2004）[34]从投资贡献（量）和投资效率（质）2个方面对西部地区的旅游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定量研究，结果显示，旅游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效用，在发展趋势上，投资效率因素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罗盛锋（2015）通过对滇桂黔石漠化生态旅游景区扶贫绩效进行评价，探索建立客观绩效、感知绩效与潜力绩效3个一级指标在内的生态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

在旅游扶贫实践中还存在旅游扶贫资源规划、产业布局等不合理，影响了旅游扶贫开发的效果，对于贫困地区扶贫效果不显著直接影响该地区对旅游扶贫的投入，旅游扶贫投入的不足或不重视，反过来又影响旅游扶贫效果，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地方旅游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好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一个成功的、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扶贫效用，需要提高旅游产品品质，需要增强贫困人口的选择谋生的权力，需要考虑社区、居民的参与度；经济效益是旅游扶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必须关注社会、环境和文化成本和福利。

3 结语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扶贫实践的不断深入，乡村旅游扶贫研究日益成为旅游研究的重点之一，研究视角由最初的宏观层面资源丰富地区的扶贫，已经拓展到微观层面的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贫困人旅游收益、扶贫权力以及旅游扶贫感知等的研究。由最初的侧重经济发展转化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的综合研究，并且兼顾到了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在微观层面上，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研究时间节点也从原来的事中、事后向事前转变，事中控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扶贫的影响因子分析、居民感知以及参与行为研究、旅游扶贫模式的探索等，事后评价主要是对旅游扶贫效用的评价，包括旅游扶贫的扶贫绩效、生态绩效、感知绩效等进行了的研究；事前研究包括可行性、生态适宜性、规划发展等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建议在乡村旅游扶贫中，应注重最大化地保留当地的旅游收入，使旅游收入相对公平地分布在利益相关者中；对地域文化与环境，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支撑，政策支撑；提高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意识；实施教育和培训计划，强化民族、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强化旅游业经营者的培训、管理与创业；改善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以避免贫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环境退化与文化扭曲。

参考文献

[1] 张遵东， 章立峰. 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雷山县西江苗寨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1，32（6）： 66-71.

[2] 蒋睿，杨世瑜.怒江峡谷地区旅游扶贫策略探讨[J].生态经济，2009 （1）：158-161.

[3] 汪侠，吴小根，章锦河，等.贫困地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差异及其成因——以桂林市的5个贫困村落为例[J]. 旅游科学，2011（3）：45- 56.

[4] 蔡運龙.生态旅游：西南喀斯特山区摆脱“贫困陷阱”之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113-116.

[5] 秦其文.湘鄂渝黔边旅游扶贫开发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23（4）：68-72.

[6] 杨冬琴，吕叶. 政府主导型少数民族扶贫式旅游开发探索—以云南省彝良县木椿沟苗族风情园建设为例[J]. 旅游管理研究，2012（10）：

19-20.

[7] 饶勇，黄福才，魏敏. 旅游扶贫、社区参与和习俗惯例的变迁—博弈论视角下的可持续旅游扶贫模式研究[J]. 社会科学家，2008（3）：88-

95.

[8] 刘筏筏. 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社区居民参与的视角[J]. 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8（2）：75-80.

[9] 叶俊.基于社区参与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2015，54（7）：1766- 1769.

[10] 潘植强.社区增权：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有效路径[J]. 旅游论坛，2014（6）：43-49.

[11] 郭文.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J]. 旅游学刊，2010，25（3）：76-83.

[12] 王汝辉.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理论的民族村寨居民参与旅游的必要性研究[J]. 旅游论坛，

2009，2（4）：559-562.

[13] 张俊英，马耀峰.民族地区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以青海互助土族小庄村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81-88.

[14] 张洁，杨桂华.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积极性的影响因素调查研究[J]. 生态经济，2005（10）：

303-306.

[15] 孟昭荣，徐淑梅.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小城镇发展之策略[J]. 学术交流，2016（2）：134-137.

[16] 王帆，孙新.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比较研究———以宁夏回族冶家村和青海土族小庄村对比分析为例[J]. 开发研究，2015（6）：96-100.

[17] 王成武，白明英，赵丽丽. 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实施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J]. 特区经济，

2010（7）：151-152.

[18] 蒋焕洲. 贵州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践：成效、问题与对策思考[J].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4

（1）：34-37.

[19] 周歆红.关注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J].旅游学刊，2002（1）：17-21.

[20] 郭清霞.旅游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经济地理，2003（4）：558-560.

[21] 张晓明，张辉，魏伟新. 基于旅游扶貧战略的效应分析及创新对策研究—以星子县为例[J].生态经济，2015（5）：138-152.

[22] 黄国庆.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J].求索，2013（5）：253-255.

[23] 邓小海，曾亮，罗明义. 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研究[J]. 生态经济，2015（4）：

94-98.

[24] 毛焱，梁滨. PPT战略：基于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观[J]. 求索，2009（6）：65-67.

[25] 陈通，孙东峰. 实施PPT旅游扶贫战略的可行性研究[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2）：

65-68.

[26] 陈江美，吴尊华，张丽利. 鄂西“旅游扶贫”发展战略[J]. 安徽农业科学，2010（13）：6961-

6963.

[27] 罗盛锋，代新洋，黄燕玲.生态旅游扶贫研究动态及展望[J].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5，35

（3）：642-648.

[28] 何誉杰.基于旅游扶贫角度的体验型生态农业旅游研究[J]. 农业经济，2014（6）：92-93.

[29] 吴铮争，杨新军.论西部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建设[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18（1）：

31-35.

[30] 邸明慧，郑凡，徐宁，等.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县旅游扶贫适宜模式选择[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5，31（3）：123-126.

[31] 黄燕玲，代新洋，罗盛锋.基于GRA的桂西北石漠化地区旅游扶贫适宜性评价[J]. 广西社会科学，2016（1）：84-89.

[32] 李力，闭海霞.旅游扶贫效用分析——基于广东省梅州市的实证调查[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27）：15353-15355.

[33] 黄梅芳，于春玉.民族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J].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

2014，34（2）：406-410.

[34] 赵小芸.旅游投资在西部旅落扶贫中的效用分析[J]. 旅游学刊，2004（1）：16-19.

[35] 罗盛锋，黄燕玲. 滇桂黔石漠化生态旅游景区扶贫绩效评价[J]. 社会科学家，2015（9）：

97-101.

作者：付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