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经济师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总经济师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能脱离当今世界文明形态演进这个大背景，仅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目标是不够的。中国的基本国情、国际环境、国内外的发展态势，都说明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应对挑战，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应当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目标。

第一篇：总经济师论文范文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新主题与总战略

从2008年开始的这场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也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构成了中国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以2010年经济规模跃升世界第二为标志，中国建成了一个经济大国，也意味着向一个经济强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开始。内外两方面变化决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关系的发展，既不可能简单延续深化国内改革以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也不应当简单推进外资主导下的低端国际分工模式。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与发展新阶段的开始，都要求我们根据与前30年不同的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新主题提出总战略。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面临新的重大主题

综合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变化，中国对外开放关系的发展至少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新主题。

1.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实现世界经济新平衡从而赢得主动

世界经济中的三大不平衡被认为是这场危机形成的基础，即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贸易的不平衡，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需求与自然资源供给之间的不平衡。危机发生以来，在刺激增长应对衰退的同时，实现世界经济的新平衡成为各国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与方向，其中尤其是贸易不平衡的减少与消除。危机后几年中发达国家贸易逆差明显减少，但为应对金融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却大幅度增加，这些金融资源又以主权债务的形式回流到发达国家。因此，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可能是长期的，实现新平衡的国际协调的需求也将是长期的。

对中国来说，贸易顺差从而高外汇储备在国际社会相当瞩目，危机以来备受指责。从国际协调以恢复平衡的政策需求看，中国需要以扩大内需、增加进口等来缩小对外不平衡。但是，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却是外贸外资巨大的双顺差，特别是外贸出口一半以上为加工贸易，必然形成巨额顺差。因此，世界经济实现新平衡的国际协调，意味着要求中国改变这一基本发展模式，不能继续如此大规模地搞加工贸易出口，或者必须大规模地扩大进口以平衡贸易顺差，大规模地对外投资以平衡外资流入，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型。中国可能通过扩大内需等政策在应对危机的国际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国际社会实现平衡的目标要求是：中国改变现行发展模式。事实上，这是新兴经济体普遍的发展模式，产业转移正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征。人民币没有快速大幅升值的空间，即使升值也改变不了这一格局。在世界经济实现新平衡中，中国将继续承受来自国际上的压力。为此，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来缓解这种压力，其中包括政策协调与机制再造，以争取未来发展中的主动。

2.加强能力建设，明确政策主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益将一些事关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摆到了各国的面前，这场危机的发生又使其中某些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亟待解决，“全球治理”（这里指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各个议题不断被推上国际论坛与对话之中。这些议题广泛涉及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风险监管、服务贸易自由化、温室气体排放、环境产品与低碳经济、大宗商品价格、粮食安全、国际技术转让、竞争政策、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

全球治理议题领域相当广泛，涉及到诸多新领域的国际合作，这一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于中国前30年对外开放主要解决国内体制机制问题，其关系到全球性体制机制问题并将要求各国分别承担义务。由于这些问题大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而日益凸显，因而与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起来的中国密切相关，不可回避。更为重要的是，在某些国际舆论看来，其中有些问题（如温室气体排放和资源产品价格等），尤其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而变得严重，中国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不仅要在舆论上做出回应，更需要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与制度安排上明确原则立场，提出清晰主张，做出正确选择，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未来发展的国际条件；在积极优化自身发展方式的同时，努力减小未来国际制度安排中可能的束缚。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既要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宽松的发展环境，又要承担起应尽的大国责任。由于这些问题在经济技术上的复杂性，仅有大胆和坚定的战略决心是不够的，所有战略选择都需要建立在对可能的制度安排影响的深刻的经济技术分析预判之上，需要以参与全球治理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建设为基础，同时形成能适应未来全球制度与机制需要的国内发展能力和国际参与能力。

全球治理议题的广泛提出，既对中国构成了压力与挑战，也将成为中国发挥大国作用的历史性机遇。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全面参与各个议题的国际谈判与规则制定。因为诸多议题与中国密切相关，离不开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的主张与承诺，这也就为中国通过参与这些议题的国际谈判，给自己营造一个更合理的发展环境提供了机遇。

中国应当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出发，提出自己全球治理的原则主张。例如，碳排放、初级产品价格、贸易不平衡等问题，都是由全球化与世界发展格局的调整所产生的，需要从全球化经济制度的安排上做出选择，而不只是部分国家单方面的承诺。中国应当主张全球治理有利于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有利于改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相对不利的环境。中国应在与各国协商合作中共同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难题，构建合适的体制机制安排，既有利于世界各国，也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参与全球治理意味着，中国将从长期以来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开始向一个共同制定者转变，自身的需要和利益有条件在制度建设中得到更好的反映。中国既要积极推进参与全球治理的整体规划，又要从国家利益出发确定各个议题的具体主张。

3．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实现金融业在开放中的发展

这场金融危机以严酷的事实告诉人们当代世界经济的风险性。全球化下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和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不仅使金融风险增大，而且使风险的全球传播性显著增强。危机发生以来的国际合作并没有真正消除导致危机的原因，形成预防危机的机制。相反，主权债务危机的日益严重，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风险源威胁着世界经济的稳定。主权债务危机失控并导致金融系统的损失与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带来又一场崩溃式的全面冲击。目前的全球金融改革不足以抑制系统性风险。国际社会已经采取措施，引入新的金融监管，但这些措施大多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被逐步引入，对当前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影响还没有显现，应对金融风险的国际合作已经成为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尽管中国成功抵御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各种潜在的国际金融风险依然继续威胁着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合作、支持欧美国家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等，都是中国不可回避的主题。对于一个国内金融还很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中国要掌控变幻莫测的国际金融市场动态并在国际合作监管中发挥作用，抵御风险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不开放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但这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长期选择，而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又因为国际金融中的潜在问题而增大。今天的中国有着前30年积累起来的相当规模的资金实力与外汇资源，但在复杂的国际金融与外汇市场中完全可能因管理经营不善而缩水或流失。一个尚未成熟的缺乏竞争力的金融体系要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并在扩大开放中承受风险日益增大的国际冲击，防止财富流失，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4.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经济大国货币的国际地位

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再次暴露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缺陷：以美元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不利性。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有多种方案，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一个基本原则，同时也要体现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各国相对实力变化的要求。

对中国来说，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两个主题。作为经济贸易大国，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稳定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币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合理地位的基本前提。但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既要在对外金融系统中有效防范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又要在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调控货币供应量，是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中的新问题。从实际推进过程看，人民币的国际化意味着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各国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使用，也就要求在一个时期中大量人民币的净流出，这对一个已经有着巨额外汇储备压力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难题；同时，贸易与投资双顺差的发展格局在近期还不会改变，因而形成了与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矛盾。近年来人民币一直承受着升值的国际压力，当年日元升值后出现日本经济长期不振，如何防范这一局面是中国的重大战略课题。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看，制定经常项目收支余额的量化指标作为一国汇率调整的依据是多种改革方案中的一种，这种方案对以双顺差为特点的中国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在这种制度下汇率升值将成为一种国际义务。可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一个有利于各类国家公平发展的国际货币体制环境，对中国来说十分关键。

5.稳定周边环境，以和平包容发展推进区域合作

近年来，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的困难，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然而，亚太地区包括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内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却相对缓慢。由于同该地区一些国家的领土争端被一再挑起，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受到明显干扰。中国一再宣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周边国家总有一些人鼓吹“强国必霸”，影响了地区合作的深化。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重返亚洲的战略明显针对中国，又给本地区的合作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面临着如何改善周边环境的新课题，这既是政治与外交上的战略与对策问题，也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问题。随着周边国家进一步进入世界市场，与中国的同构竞争将会加剧，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就中国自身而言，这还是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就需要推进包容性发展，减少和消除自身发展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不利影响，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以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推进。

以上分析表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已经在多重意义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向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题。这些历史性的变化要求我们推进国际经济战略，这是30年来对外开放战略的延伸、拓展与升级。在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中，对内要完善经济体制，改进优惠政策，优化发展指标，提高国民收益，平衡战略布局，促进自主创新。对外要参与全球治理，优化发展环境，缓解国际摩擦，维护合法权益，构建发展包容，承担大国责任。简言之，在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上，要倡导“对内提高开放效益，对外优化发展环境”的新开放观。

开放型发展战略的转型升级

经济强国有一系列主要特征，从国家自身的发展水平看，更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居于更高的地位等，显然也是经济强国的重要标志。今天，对外开放的转型升级不只是扩大开放与发展效益的需要，也是如何建设一个经济强国的战略选择问题。对外开放的转型升级至少需要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任务。

1.改变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增长结构，重建发展动力

虽然中国有效地抵御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中国经济在危机中体现出来的矛盾却不只是短期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因为中国的增长结构与发展模式上存在的问题在危机中明显反映出来。中国经济在前30年的高速增长中，外部市场起了关键的作用，是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中国出口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有着较高的依存度，发达国家增长率的下降，直接降低了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从而减小了中国的增长动力，成为危机冲击形成的主要渠道。扩大内需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危机的冲击，但是短期性的政策调节并没有从机制上改变增长的动力结构，不能有效应对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外资引进是前30年发展的另一主要动力，外资流入规模的变化既影响增长又影响出口。危机的影响表明，扩大内需政策不只是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而应是中国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开放的中国需要探索新的增长结构与发展动力。

2.改变价值链低端分工的发展模式，提高对外开放的经济效益

中国走上对外开放道路的前30年正是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年代，在对外开放中发展的中国经济实现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从探索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出发，中国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可称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产品、品牌、销售网络与中国土地、资源、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进行生产，并向世界市场销售。经济全球化即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促成了按产业链分工，超越了传统贸易下的按产品分工。这种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典型地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加工贸易，即中国通过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担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二是产业向内转移，即通过引进外资将跨国公司产品引入，中国同样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而跨国公司则掌握着产品的品牌、技术与国际市场。

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扩大经济规模、创造就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然而，中国在这两种模式分工中的利益却相对较低，资源消耗相对较高，这已日益为国人所认识。改变这种利益有限的发展模式是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当然，转型需要从发展的现实出发，寻找一条稳定渐变的道路，而不能首先抛弃现行格局从头开始。以提高加工贸易国内比重来改进加工贸易的路径，以国内自主创新逐步替代完全依靠外资引进的路径，是转型的基本道路。

3.立足自主创新，在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中实现结构升级

从国际范围看，在认识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后，以产业创新走出危机已经成为各国的重要战略取向。世界产业结构正在酝酿着一场历史性的大调整，信息革命的成果在更广泛领域中采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发展将出现一个高潮，新能源、新材料、低碳经济、环境产品等将成为新一轮工业化的标志。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都高度重视，提出了重要的政策措施与机制安排，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竞争已经开始。

中国前30年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效利用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一大批传统产业转移到中国，既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又提高了中国的出口能力。然而，这场产业国际转移的历史进程已经基本结束，全球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过剩，中国不再可能以这种方式继续推进未来的发展。但是，中国现行的发展机制、政策取向与生产要素结构等，仍然停留在这种引进型发展模式上，与新一轮产业创新完全不相适应。新一轮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基础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与市场创新等，这些创新要素与机制在中国是严重缺乏的。尤其是前30年外资引进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竞争压力与人才争夺，对新一轮发展构成困难。中国所熟悉的引进外资的发展模式如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优化调整，转变为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中外资企业共同发展的新模式，是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性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各国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利用这一机遇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正是中国当前的历史性课题，面对这一课题中国可能获得发展新机遇的重要条件就在于前30年的发展基础。在前30年中，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走过了传统工业化阶段，并形成了政府积极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为中国应对新一轮全球产业大调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国内体制机制与市场需求规模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使跨国公司在新产业的全球布局中可能把中国作为主要选择。同时，国内市场潜力与企业的成长以及政府制定规划运用政策的优势等，都为产业创新发展准备了条件。在各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有可能占据产业链高端要素，以提升知识含量为重点推进基于创新要素作用的新型工业化战略，着重提升在信息技术开发制造与服务高端环节中的地位，从而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性任务。

建设经济强国的整体战略

以上内外八大主题是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新主题，这一阶段的转变就是：从摆脱贫困建成经济大国阶段走向实现富裕建设经济强国阶段。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必然要求系统的战略与政策的顶层设计。

从长期发展看，这场金融危机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提升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按汇率计算达到美国的4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美国的7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这一转折的标志。今天，中国的发展正对世界产生着各个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规模大但发展水平低这一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如果说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在于中国如何适应世界的话，那么今天突然出现了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新问题。中国也开始面对基于现行发展战略和影响未来发展战略的所谓“战略性压力”。

一个世界大国的战略转型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其中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意义上的矛盾与摩擦。一是进入障碍：已有世界列强不愿接受格局的改变，必然要维护自己在经济技术与国际事务中已有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从而不利于中国地位的变化。二是空间约束：中国的趋强将继续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既会提供他国发展机遇，也将挤占他国发展空间，带来摩擦与矛盾，中国能否突破这种发展空间是对中国战略选择的挑战。三是竞争压力：当前世界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普遍进入了由弱变强阶段，发展需求有相似性，使中国从科学技术进步到分工地位提升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四是路径依赖：中国必须从现有开放格局出发，从产业外资主导与贸易低端分工出发，开辟走强之路，而不可能理想化地在封闭经济中搞创新。

在国家对外经济战略的顶层设计上，笔者以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1.把“以大求强”作为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基点

面对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各种障碍，从总体上讲，中国需要走一条“以大求强”的崛起之路，即依靠“大”这一现实基础和规模优势构建走“强”的战略空间与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全新的战略主题，与前30年的战略任务有着显著的差异。

世界抵御这场危机的过程表明，由于巨大的经济规模和持续的增长能力，中国经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拉动了各国的增长，提供了各国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国资金充裕，实体经济稳健而发展空间巨大。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协调中成为关键一极，世界需要中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开始逐步承认中国的话语权。

规模优势向话语权的转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战略空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世界各国更加认识到现行国际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现行的国际经济体制，是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在某些方面更适合于发达国家而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近年来这一体制暴露出的矛盾迫切要求进行改革。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参与是必然的。中国发展到今天，正需要更合理的国际经济体制与机制，参与制度建设是中国为未来发展营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的历史机遇。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协议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巨大且持续提升的经济规模为国家广义上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空间，对外经济合作战略将在与政治外交的互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在国际事务与体制机制建设中话语权的不断提高，将为长期全面发展争取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经济规模和发展潜力的有力支撑下，中国要通过在各类国际事务中承担大国责任来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已经在对世界贫穷国家的发展援助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增持欧元债券、推动中欧经贸投资合作等一系列措施，在欧洲应对主权债务危机中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当然，作为一个人均国民收入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半的国家，中国能够提供的财力是有限的，与国际社会的高期待是有差距的，与世界各方面对大国责任的要求存在着矛盾。为此，中国需要善于综合推进经济援助与外交战略，使有限的经济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成为世界公认的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需要有效地回应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负面影响的关切。虽然中国提供的优质廉价产品给世界各国创造了福利，但一些国家依然对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甚为关切，因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和整体经济增长影响了世界资源价格和产品市场价格。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确实不可能再简单延续偏重规模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然而要完全消除中国增长对其他国家的不利影响，取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调整与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以及增强与各国的互补性，而非出台一两个政策所能实现。因此，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需要高度关注作为一个大国发展的国际影响，努力减少规模持续增大对他国构成的压力，以发展模式的优化构建共同发展的有利条件。在强国战略中，中国特别要注重发展的包容性，从而减少持续发展中的阻力，这是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2．推进与新兴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新世纪世界经济格局的历史性变化表现为多极化的显著特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大国，分别成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由于新兴经济体的普遍崛起，世界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日益成为共同的需要，而非个别国家的主张。

新兴经济体的普遍崛起也改变了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的外部环境。除了前30年与发达国家合作实现转型升级外，中国可以通过开辟与新兴经济体的双边或多边合作，营造新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模式，其中尤其是与金砖国家的合作，包括项目合作、技术合作与资源开发合作等，既能为中国创造投资机遇、促进技术进步，又有利于资源瓶颈的突破，形成发展的新机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特别表现在体制机制建设的国际谈判中立场的协调上。由于这些国家在崛起中对国际环境需求的相似性，对现有国际体制改革的共同利益，对全球治理的各类问题有相近的利益诉求，立场协调也有较大的可能和必要。这种协调不仅可增强新兴经济体整体的谈判力量，也将有利于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减小来自于发达国家谈判方的压力。

3．发挥现实优势实现发展的战略选择

30年前，当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时候，资金外汇严重短缺，体制机制问题广泛存在，国际市场参与度十分有限。这些条件对发展战略的选择形成了明显的约束，脱贫致富需求十分迫切。为解决就业与资金、外汇等问题，中国在与外商谈判中处于相当被动地位，发展战略的选择空间有限，以至于不得不接受低价格出口、低端分工，承受巨大的环境与资源成本。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已经根本不同了。无论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对外开放的机制运转，还是国内外市场的开发，国家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全社会的资金积累与国家的外汇储备，各个方面的变化都为新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效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是中国新阶段发展的关键。在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水平的同时，应努力用好国内资金，着力实现自主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目标。在注重政府战略导向与企业投资机制的完善这两个关键环节，要努力把资金优势转变为技术与产业进步的战略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与外资的合作，以创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巨大的外汇储备提供了扩大进口的可能，中国应高度注重进口先进技术与重大装备，走出一条二次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的产业进步模式。中国要在国内改变政策体系，变单纯鼓励出口为同时有目标地鼓励进口；对外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限制，消除政治障碍，使中国的外汇优势得以发挥，在产业结构大调整中赢得先机。此外，要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得国外技术或品牌型企业，实现技术和品牌向国内的回流，在这一方面同样需要打破发达国家的政治障碍。在国际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国内地区发展差距留下的发展空间，通过产业向内地转移在沿海地区创造新产业发展空间，也是中国发展的“以大求强”之路。

编辑 李 梅

作者：张幼文

第二篇：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目标的思考

摘 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能脱离当今世界文明形态演进这个大背景，仅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目标是不够的。中国的基本国情、国际环境、国内外的发展态势，都说明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应对挑战，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应当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目标。为此，要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级阶段，并在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发展低碳经济、尽早开始“消费转型”等方面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目标相配套的战略思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今中国之必需，这是共识。但在何种目标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必须在突破工业文明的框架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转型目标的变化。前者界定为从粗放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增长，是生产技术方式上体现的转型。实现这个转型不等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包括：发展的目的由追求GDP增大转变为改善和保障民生，发展要保持全面、协调、持续的态势，发展要由基本依靠投资、依靠物质资源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管理增效、劳动者积极性和素质提高，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发展成果由仅注重经济成效转为同时注重社会、生态成效。此外，很多论述都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

上述内容，作为状态描述，不会有歧义。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能脱离当今世界呼唤的文明形态演进这个大背景。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不断加深，人们呼唤着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来取代现有的工业文明，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部分国家都在致力于将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不同程度地走上生态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之路。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已经有了这个趋势。

然而，当今世界，除了发达国家可称为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工业化的实现而努力，整个世界处于工业文明时代，中国也不例外。而就在工业化继续推向世界许多地方之际，还发生了信息技术革命，这场兼有技术—产业革命的生产力变革极大地改变了工业化的内涵。原来的工业化概念包括机械化、电气化，以钢铁与电力为代表物，现在则有电脑与网络广泛运用于各个产业部门。大工业将延伸人的肢体的机器体系，推广到延伸人脑的信息技术装备，由此，工业化划分为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前者实质上是在构筑“延伸人的肢体的机器体系”，一系列传统工业部门承担着这一使命。后者实质上是在前者基础上，构筑“延伸人脑的信息技术装备”。因此，新型工业化提出之初，它的内涵就是“工业化加信息化”。中国作为传统工业化未完成的国家，不能等待走完传统工业化道路后才开始搞信息化，必须一方面继续完成传统工业化承担的“延伸人的肢体的机器体系”，一方面积极构筑“延伸人脑的信息技术装备”。于是新型工业化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要点。迈上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在工业文明框架内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符合了这一现实考虑。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概念，根据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表述，包括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等几个要点。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重新概括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些都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争取实现的内容。

可以断言，信息化并非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所说的“第三次浪潮”，引领人类社会走上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信息社会”这第三个历史发展大阶段，而只是工业文明的高级阶段。轿车广泛进入家庭是工业社会发达的标志，电脑广泛进入家庭是信息社会的标志，这两个标志在美国、西欧是分期发生的，而在中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中国快速步入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实际上都是在工业文明的覆盖下。

然而，我们不得不想到另一种思路：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大趋势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什么要有这种思路？

将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目标，可以涵盖很多的内容，如实现集约型增长、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管理增效、劳动者素质提高，经济结构调整与降耗减排，体现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如果端正了发展目的，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的实惠，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注重社会、生态成效必将是有限的，无法解决严峻的现实矛盾。

其一，工业文明在产业与技术上是以黑色金属材料与化石能源为支撑的，这也是它被称为“黑色文明”的来由。这一特征表明工业文明建立在这类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新型工业化没有改变这个基本特征，只是要求在黑色金属材料与化石能源为支撑的各个产业部门加上“信息化”的设施，提高生产过程的人工控制程度。只要这个基本特征存在，不管在原料加工、能源利用上如何提高效率，都不能摆脱矿产与化石能源日趋紧缺、耗竭为期不远的前景，不能解决碳排放不断加重的“温室效应”。因此，工业文明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

其二，工业化进程必经从轻纺工业为主向重化工业为主的阶段推移、由一般加工制造向高技术组装推移。工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等量价值的工业品产出中，原料与能源消耗总体上增加。生产呈现资本有机构成与技术构成同时提高的态势，其中资本有机构成必定造成物耗增加，技术构成虽能使物耗降低，但并不能够抵消物耗增加的结果。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未能降低物质消耗，反而使消耗更大。社会生产中不仅体力劳动，而且脑力劳动都全面依赖电力，信息技术设备的更新速度远远超过工业机器设备的更新速度，一系列新型的物质浪费由此出现。

其三，工业文明的行为机制是以扩大市场、扩大消费为驱动力的。在工业文明框架内，所有企业无不希望市场兴旺、消费趋热的情景出现、延续，这样产品才能畅销。一旦消费减缩、市场萧条，企业就将从利润下降、成本无法回收、资金无法周转到难以维持。于是在工业化中出现这样的判断：哪种产品能够最大数量、最持久地拉动消费，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最有贡献。因此，工业化的经济效益提高的主要依托不是资源节约，而是商品数量增大。现在我们看到轿车这个产品，人们发现，它就是进入小康社会后符合上述市场特征的产品，可谓工业文明之花。于是轿车工业理所当然地成为工业化的战略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至于轿车普及之后，对于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以及道路需求带来的土地占用，由此对城乡环境的总体影响，就不是工业发展所关心的了。仅从原料与能源消耗一项来看，有数据显示，汽车使用着世界钢产量的20%，铝产量的10%，锌产量的35%，铅产量的50%，所有天然橡胶产量的60%。同时消耗世界全部石油的1/3以上。可以说，汽车的燃料消耗成了吞噬地球石油资源的无底洞[2]。

其四，工业文明带来社会生产当中持续而快速的技术进步，但工业文明片面的经济发展观仅仅着眼于不断强化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而不顾新技术的生态功效。与工业文明紧密联系的市场竞争，是在催生技术进步的功利性、短视性和唯经济利益，诱导和助长技术创新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价值取向，这就必然加重对自然资源的耗费与对环境的污染[3]。而工业文明当中为成本节约而鼓励的节能节材、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进步，并不能从根本上抵消技术进步总体上带来的负面生态效应。

其五，工业文明的精神动力在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社会前提在于财富占有的不均。于是社会在追求物质富裕，个人在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人们努力工作的基本动机。许多经济学家还论证，贫富差距是造成这种动力的社会前提（只是人们一般不直接说，而是反过来说，贫富差距消失，经济就没有效率）。既然如此，要想实现贫富差距消灭的社会效果，就是不合理的。工业文明产生的生活观、财富观成为社会批判贫富差距、追求和谐社会的最大精神障碍。

上述论证表明，只有突破工业文明的框架来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才能取得中国需要的社会、生态成效，真正建设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只能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级阶段

那么，我们能否降低标准，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取得有限的社会、生态成果就足够了呢？

这的确是值得思考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的逻辑推论，就是在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上，除了工业化加信息化之外，再加上生态化。工业化加信息化与生态化，这就是新型工业化[4]。但本文认为，这个观点所体现的愿望仍然是不足的。

不错，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今天中国产业发展之所需，信息化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战略措施，加上生态化，对资源环境的相关矛盾缓解大有作用。但这个目标，只能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级阶段，不能作为转变的长远目标。在这样的阶段，我们要将经济增长集约化，使中国各个产业的生产要素利用率、特别是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能源）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使科技、管理、劳动者技能等“新要素”或智力型要素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大大减少经济发展对物质资源的依赖，也大大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耗竭与环境的损害。这样，就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但仅仅达到这样的成就，还是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类危机或挑战。

之所以断言传统工业化加信息化与生态化不能取得足够的社会、生态成效，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人口达到13亿多，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人口比例。我国占有的煤、油、天然气人均资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我国拥有的资源量占世界的比例为：石油1.8%、天然气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均远远低于人口占世界22%的比例[5]。这样的资源占有量对我国的工业化造成严峻的生态约束。如无根本的发展转型，未来几十年内，我国矿产品的需求量将大幅度增加，保障程度将大幅度降低。

（二）国际环境

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势必千方百计地阻挠。从国际专利制度及标准制度的制定、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从国际金融的货币战、从全球气候框架协议的走向、从对中国对外投资的谣言攻势、从国际政治斗争态势等等，无不反映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打压、遏制[6]。

（三）国内发展的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在经济、社会、生态方面都有巨大的正面成效，而负面效果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社会、生态方面。

社会方面，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市场经济，促使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已恶性膨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将不择手段获取金钱作为他们生活的信条，社会诚信缺失已到危机地步，社会两极分化趋向严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许多学者眼光局限在工业文明尤其是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的工业文明之内，对贫富差距心存肯定，认为这是经济发展所需的效率的源泉，而对共同富裕则疑惧重重。工业文明的生活观、财富观营造了广告传媒界与部分富裕阶层大搞炫富性消费，我国在人均收入仍很低时竟然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奢侈品市场，致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普遍的仇富心理。

生态方面，由于工业化阶段推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更加增大，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在微观经济上提高资源利用率，但产业结构决定了工业化发展将从宏观上对资源的消耗更大。各地为追求GDP增大，不顾产能过剩，经常盲目上马大项目，在重化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特别耗费金属材料和能源的行业大投资，“三废”排放急剧增加，环境损害有增无减，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20多年里集中出现[7]。大量农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被侵蚀，18亿亩耕地红线岌岌可危。由于企业生产造成环境污染而与群众爆发的冲突大量出现，社会公众与忽略生态只顾政绩的官场矛盾加深。在工业化快速发展中，商品质量日趋令人堪忧，食品不安全事件层出不穷，造成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下降形成了正相关。

（四）国际发展态势

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绝对强势，向国际市场输出的逐渐不再是工业制成品。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这三类趋势：

1. 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仅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各国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国际分工，而且实现各国在同一产业不同规格、类型的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进而通过国际生产合作实现同一产品在不同经营环节之间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分别在国际生产合作中占有不同经营环节，形成国际生产链，也就是国际价值链。前者占有的经营环节需要更多的技术或知识，获得更多价值，后者占有的经营环节则耗费比重更大的劳动与物质，获得的价值相对小。

2. 从商品贸易向技术贸易发展，发达国家从“出口商品”转向“出口知识”，含有知识产权的贸易对象，如专利、商标，越来越增多。此外，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图书、音像制品），以版权形式大量对外输出。

3. 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发展，在服务贸易的四种类型：跨境输出、消费者移动、人员移动、商业存在当中，发达国家除了人员移动的规模难以增大之外，其它三种类型都在不断增大，于是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金融、教育、电信等部门开展的大量业务是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大量人员到发达国家留学、就医、旅游、学术访问，发达国家的新兴、高端服务部门（会计审计、银行、咨询等信息服务）大量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所有这些产业变化，形成了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与生活水平并未降低的同时，大大减少了工业化给资源消耗与环境损害带来的负面生态影响。我们在发达国家看到的景观，就是工厂很少，环境优美、天空更蓝，人口由城市向乡村转移，人们的休闲时间增多。应当说，这反映了生态文明悄然走来的一个侧面，也说明发达国家不自觉地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笔者将另行论证，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社会形态是与共同富裕道路及共产主义社会终极目标不可分割的。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凭借经济与科技实力与文化发展的某些先进性，在生态文明道路上率先迈步）。

当然，发达国家出现生态文明“色彩”的现象，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也会有上述三类趋势。但中国本身就是后发国家，还是人口大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都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中国迈向生态文明必定有自己的特点。

鉴于上述论证，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只有在一个更高的追求、更高的眼界中转型，才能具备能够应对挑战、解决各类问题的能力。这个追求与眼界，就是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在中国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有识之士认为：生态失衡敲响了工业文明的丧钟；工业文明已走到尽头，必须被生态文明取代；从对大自然的掠夺型、征服型、污染型的工业文明走向环境友好型、协调型、恢复型的生态文明[8]。许多论著认为：以工业文明的思路应对生态经济矛盾无济于事，以生态文明的思路来解决矛盾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在文明形态演进目标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路

由此，本文所论证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相联系。要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级阶段，并在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发展低碳经济、尽早开始“消费转型”等方面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目标相配套的战略思路。

（一）将“工业化加信息化加生态化”的新型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级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努力中，基本完成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任务，缓解我国在经济与生态两方面的巨大压力。鉴于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有市场支持的信息化已经成就显著，今后更要注重产业生态化改造，节能、降耗、减排应当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发展循环经济与工业化框架是兼容的，需要大力推进。

（二）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增强生态建设的力度

生态建设是以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为对象、旨在恢复自然再生产的能力、以国土建设与增加基本资源（森林、淡水、土壤、牧草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包括植树造林、环保产业、江河治理、田间工程建设、节水灌溉工程、农村能源建设、“三废”处理工程、水土灾害防治等。增加生态建设势必挤压其他经济建设，主要是挤压基础设施建设。从表面上看，基础设施建设较直接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产生宏观经济效益更快、更直接、更明显，而安排生态建设不是靠宏观经济效益驱动。为了增加生态建设的驱动力，要有新的战略型核算，通过研究，将生态建设的间接经济效益纳入到宏观经济效益中作对比核算。仅仅是减少自然灾害对经济的打击破坏一项，就相当于某种比例的由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经济收益。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民航支线，体现的是工业化发展的水平，能否将这个领域的建设放慢一些，腾出更多的财力来增强生态建设的力度，包括提升生态建设的技术投入，这是我国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面临的战略性问题。

（三）处理好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避免在城镇化中陷入误区

在传统工业化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是齐头并进的。我国由于人口众多的国情，必须有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共同发展，因此在我国强调的是城镇化。我国过去有过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格局，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城镇化超越工业化发展的另一极端。不管哪种格局，都是城乡发展失衡的体现。而城镇化超越工业化发展的局面出现，是由两个错误造成的，一是错误地将城镇化规模扩大建立在征地加房地产开发扩张的基础上，忽略了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二是只顾城镇发展，不顾农村萧条，错误地将城镇化建立在农村萧条的基础上，以为依靠对农村圈地、圈人、圈钱就能带来城镇化推动的新一轮增长。这一误区完全罔顾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要城乡共同繁荣、各个产业都要实现现代化。陷入误区的城镇化加剧了农村“空壳化”，严重冲击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一些人根本没有看到后工业社会出现的“逆城市化”趋势，也不认识这种趋势，完全不认识农业现代化在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中的意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正确开展城镇化的指导，我们需要的城镇化发展，不能以某些西方国家的城乡人口比例、农业与非农产业比例为标准，而要以是否促进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为标准。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与生态文明的要求，我们的城镇化发展要体现这几点：均衡发展——城镇化的进度要与新农村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进度相互照应，而不是城镇化发展一头单兵突进；互动发展——城镇经济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互相促进，而不是牺牲农村土地、人力、资金、资源来发展城镇；内涵发展——城镇化内容要重点解决可定居农民工的市民化转型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扩大城镇规模；多种模式——主要推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城镇化模式。

（四）发展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包含着节约能源与开发新能源两方面。生产上节约能源是工业化的效益目标，科技发达的国家在能源利用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要努力追赶的。而开发新能源，摆脱对化石能源石油、煤炭的依赖，这才是减少经济系统向大气层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措施，才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根本方向。这一方向，体现出文明形态由“黑色”转向“绿色”的跃迁。“碳”是黑色的，“低碳”就要从根本上降低化石能源这类“黑色能源”的使用比例、用非“碳”能源替代“黑色能源”。美国这个产业经济上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其科技的发达造就了其在生产力方面的前沿眼界，现在美国政府推行“绿色新政”的主要措施，就是开发新能源，这点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借鉴发达国家现实的发展趋势远比盲目借鉴人家过去走的路更重要。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能源紧缺的压力下，新能源发展步伐加快，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都有可观的发展势头。我们不能将此仅仅作为应急的措施，而要作为迈向生态文明的关键一步。新能源开发利用要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

（五）尽早开始“消费转型”，逐步从追求物质富裕到精神富裕，转变产业发展的市场取向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全国人民总体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较低，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者，但是另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失衡也日趋严重。富裕者与特权者在生活方面带坏的社会风气正在向各个阶层扩散，追求奢侈型、豪华型的物质生活成为时尚，不理智的消费带动的市场需求造成不合理的生产，导致自然资源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地方。针对于此，在致力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要有强有力的“消费转型”引导，将更多的非物质生活需求引入消费领域，如体育健身、高尚的文化娱乐、旅游、读书学习，减少吃喝、穿戴、轿车、装饰、日用方面的浪费成分与多余的物质消费，消除盲目攀比物质富裕。应该认识到，消费结构越是合理，物质耗费就越是相对节省。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正确的解放思想，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确立这样的总目标：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就要通过解放思想来认识，在认识路线上做到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打破常规、展望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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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玉宏，等.轿车进入家庭的生态包袱和生态足迹[J].生态经济，2005（12）：58.

[3]宁 森，等.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技术选择及其创新激励机制的比较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4）：135.

[4]周生贤.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中国环境报，2012-12-03.

[5]潘 艳.我国自然资源的基本状况及面临的严峻问题[J].决策探索（下半月），2009（4）：60-62.

[6]李欣广.“科学发展”理论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36.

[7]王晓樱，徐可.发达国家百年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N].光明日报，2004-11-22.

[8]姜春云.跨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J].求是，2008（21）：20.

Thinking on the General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Li Xinguang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作者：李欣广

第三篇：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下建筑经济管理分析

【摘 要】当前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是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建设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十分有利，能更好地实现工程项目的质量、进度、安全、造价等目标，对于EPC总承包企业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结合作者多年经验，

对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下建筑经济管理的实现路径和管理方法展开探讨。

【关键词】工程项目；EPC总承包；建筑经济管理

0.前言

总承包模式有助于降低业主方的风险和减少业主方的工作量，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为广泛采用的建设模式，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自从我国加入WTO后，国际通行的EPC总承包模式逐渐被我国企业所接受，给工程项目管理注入新鲜血液。EPC总承包是指总承包企业负责工程项目从设计到采购、施工、运行的全过程的管理，因此能够将设计与施工良好地统一起来，避免设计、采购和施工的脱节，对于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十分有利，能更好地实现工程项目的质量、进度、安全、造价等目标，同时对于EPC总承包企业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下建筑经济管理内容

EPC总承包模式下项目管理各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建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可从质量、进度、造价、安全等更方面入手，具体如下：

1.1质量管理

质量是一切建筑工程项目的立身之本，离开了质量则工程的使用价值就得不到体现，因此质量是否达标成为EPC总承包单位和业主方最为关注的问题，一旦质量出现不达标的情况，就会根据质量缺陷的程度进行评估，进行后续的返修或返工工作，给项目的进度、造价等都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应当成为建筑经济管理需要高度重视的方面。

1.2進度管理

工程项目的进度管理就是按照合同工期的规定以及业主方的要求对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进行合理的安排，通过横道图法或双代号网络图法、时标网络图法等对各项工作的顺序进行科学编排，以实现项目的进度目标。在项目进行中，会由于设计变更或材料进场延误等多方面原因改变进度计划，为确保进度目标的实现就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工期的合理压缩，因此一般来说进度控制是一种动态的控制，进度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业主方和EPC总承包方的利益，因此也是建筑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1.3安全管理

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是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实现项目安全目标的重要保证，如果安全管理不到位，一旦出现事故隐患或者发生了现场安全事故，就会对项目的质量和进度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会增加项目的成本，因此在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下的安全管理是建筑经济管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性工作。

1.4造价管理

EPC总承包项目的造价在签订总承包合同时便已确定，因此对于业主方来说在造价方面需要承担的风险很小，而对于EPC总承包商来说，造价管理却是其获得好的经济效益的最直接手段之一，在项目中，所涉及的材料种类繁多、价格波动较大，机械设备的购买和租赁价格较高，施工人员数量众多、人工费用数额庞大，因此通过对工程项目的功能和价值进行比对，可作为衡量项目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

2.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下建筑经济管理办法

2.1质量管理办法

首先，EPC总承包单位应当构建科学、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项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贯彻相关法律、法规、质量标准等内容。其次，要加强质量管理相关培训，强化本单位相关人员和各分包单位人员的质量意识，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再次，EPC总承包单位的质量管理目标应当被分解到各个分包单位质量目标内，通过分包单位对质量的自检以及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业主方对质量目标是否达成进行检查和考核，对于出现的质量问题，施工单位应当按照监理单位的要求进行返修处理或返工，使质量达到标准的要求。最后，应当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将质量责任分解并落实到责任人之上，再辅之以科学的绩效考核，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使质量目标更好的达成。

2.2进度管理办法

EPC总承包单位应当提升进度管理质量，从工程项目全局考虑，通过以下管理办法来实现项目的进度目标。第一，要求各主体必须严格执行进度计划的内容，将总进度计划分解到设计、采购、劳务作业等各个阶段上，第二，工程项目管理中心应当制定进度管理规范，经常性地对项目过程中进度目标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对于进度落后的，应当分析原因是否属于业主方或不可抗力的原因，如系自身原因则应当采用合理的手段（加大资金或人力、设备等的投入）赶进度。

2.3安全管理办法

对于业主方来说，应当为施工现场的安全施工提供和创造条件，例如为EPC总承包方提供准确的施工现场地质勘探图，包括地下管线位置、周围建筑物与施工现场距离以及水文气象等资料。另外，业主方不应当主动授意或默许总承包单位违反安全文明施工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的活动。对于EPC总承包单位来说，应当切实按照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督促各分包单位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建立企业主管、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兼职安全员组成的立体安全管理机制，提升现场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的能力，对于较为复杂的重要岗位例如电焊工、电工等要求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2.4造价管理办法

工程项目造价报审过程中，应当保证工程的投资项目不遗漏、不重复，并保证总投资不超出，在工程施工审核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估计不可预见费用以及可能出现的设计变更等，尽量将出现的问题在施工之前处理完毕，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费用的投入。建筑经济管理中，造价管理应当从工程项目各过程所完成的工程量以及工程预算情况进行控制，由于造价管理工作涉及范围极大，因此实际工作中应当做到主次分明，对于关键项目以及项目的关键部分进行主要控制，建立工程价格管理系统、定额管理系统、造价控制系统以及造价评估系统等，提高造价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程项目EPC总承包合同签订后，业主方与总承包方应当共同从质量、进度、安全、造价等各个方面着手，做好建筑经济管理工作，因此实际工作中，应当做到职责明确，精细分工，科学管理，这符合工程项目各方主体的共同利益。 [科]

【参考文献】

[1]韩杰.浅析EPC总承包模式的项目管理要点[J].项目管理技术，2014，12，（1）：20-24.

[2]林羽.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下建筑经济管理与发展探讨[J].广东科技，2014，（20）：32，28.

[3]张树生.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下建筑经济管理分析[J].中华民居（下旬刊），2014，（6）：382-383.

作者：于晓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