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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评经济师论文范文
美丽经济 引领潮流评卢正惠新著《时尚美丽经济学》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美女跟经济学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个概念，非要生拉硬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在当代经济学里，美女确实与经济学沾了边，而且关系紧密。不信？我们就来看看卢正惠的这本《时尚美丽经济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身边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时尚美丽经济学就是这个时代的新生事物。据卢正惠教授在书中解释：美女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社会经济生活中有关美女与经济的各种关系，是经济学的新兴分支科学。目前，这门学科还处于发展与构建阶段，尚不成熟，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究。美丽经济学的内容包括美女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美女经济现象、美女经济人性基础、美女经济学属性、时尚美女的经济学解析、美女的经济价值、美女的经济行为、美女经济的运行机制、美女的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等范畴。美丽经济学的学科基础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类学、美女等多个领域，目前，还属于一门边缘的交叉科学。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女经济”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兴盛与繁荣则是20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崛起和影视传媒业的繁荣而真正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一大朝阳产业。可以说，美女经济的繁荣是繁华盛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精神需求与审美水平提高的标志。
真正的美，是真与善的完美统一，真正的美女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和谐一致。美女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角，成了活跃经济、繁荣市场的基本要素，经济围绕美女转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美女的影响力、渗透力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辐射至所有领域，浸透到所有行业。
美女是美女经济的先锋和代言人，美女经济是真善美的传播者，人类文明的风向标。所以美女经济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的产物，是社会、经济、科技、文明进步的产物，是审美水平提高的内在要求。政治越清明、经济越发达、社会越进步、文化越兴盛，人们对美的追求越强烈。美女经济的兴起与繁荣，其实是人类对美丽事物、美好生活追求的正常反应，也是满足人类积极、健康的精神需求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学角度讲，美女是优质稀缺资源，稀缺资源的属性是数量越少，其经济价值越高，正所谓物以稀为贵。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经这对矛盾，决定了美女经济永远是短缺经济，永远无法达到市场均衡。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美丽作为一种资本，自然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利用美丽资本获取经济收益也就顺利成章。事实上，因美丽而产生的魅力与影响力是无穷的，但其经济价值长期被忽然，随着人类对美丽资源的认识和深化，美丽即将美女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美丽资源是与体力和脑力并存的第三大人力资本，所以美丽也是生产力，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时尚美丽的消费行为中，我们可以观测到经济兴衰的指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女行为也是经济增长的睛雨表。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长，欣赏水平和消费档次的高级化，幸福消费、快乐消费、美丽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个性消费日益凸显，市场需求结构正悄然发生变化。美女作为美丽的经济资源，其无穷的经济价值正受到前所未的关注与重视，由此形成的美女经济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女人爱美与人类爱美女这一本能，刺激着广告业、影视业、模特业、服装业、美容业、印刷业、包装业、健美业、化妆品业等以及与之相关的产业的发展与繁荣，由此推动的美女经济产业扩张和收益增加是必然的趋势。
相信《时尚美丽经济学》一书会给你打开一扇通向美丽的窗口。
责任编辑： 吴安臣
作者：施凤仙
第二篇：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薛暮桥的新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具有许多特色，这里只说其中根本的一点：较好地贯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项根本原则，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样，《研究》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方面也就做得较为成功。
第一，作者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律方面，是依据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理论的，但又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出发的。长期流行着一种观念：我国农业合作化只有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教训。但作者并没有受这种流行观念的束缚，明确指出：我国农业的合作化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两个方面都是很宝贵的，应该认真进行总结，以免再犯错误。《研究》首先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指出我国实行农业的合作化，开始几年是比较慎重的，步骤比较稳当。所以，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是逐年上升的，没有象苏联那样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农业生产倒退现象。《研究》还着重指出：我们在农业还没有机械化以前就完成了合作化，这是很不容易的。《研究》同时也指出：但是一九五六年前进过快，从这一年起，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牲畜有所减少。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又发展成为农村人民公社，步子很急，有些地区急于过渡到以公社为统一的生产和分配单位，个别县还办了“县联社”，要求全县统一分配，实际上取消了集体所有制。由于“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挫伤了广大革命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其他原因，一九五九年起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其后，多年来许多地区几次企图过早地提高人民公社公有化的水平，以生产大队甚至公社作为基本的生产和分配单位，或者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个体经济的残余，都使农业生产力受到破坏，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显著下降。作者分析了这种“左”倾错误的认识上、理论上的根源。长期以来，我们对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往往急于过渡。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同志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相适应是指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承认生产关系如果变得过急、过快，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许多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只会犯右的错误，不会犯“左”的错误，在犯了“左”的错误的时候，还当做“右倾路线”来批，以致“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影响很大。林彪、“四人帮”就是利用这种错误思想，推行极左路线，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作者的这些分析是深刻的，思想是新颖的，给了人们以有益的启发。
作者依据上述的社会主义改造经验的分析，揭示了我国集体所有制发展的客观规律。象我国这样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不但集体所有制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且集体所有制经济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公有化水平较低的小集体发展到公有化水平较高的大集体，然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研究》还指出，我国在城市中还存在手工业生产，在若干行业中还广泛地存在手工劳动。今后还需要继续发展一批新的集体所有制经济。那种认为集体所有制只能在农村中存在，在城市中不能存在，更不能让它重新产生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的。显然，《研究》的这些论述，不仅在国内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由于上述流行观念早就传到国外，因而全面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其意义也就越出了一国的范围。①
第二，作者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我国国民经济的两起两落的经验、教训出发的。
作者在论证按劳分配规律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劳动具有两方面属性的理论。一方面，劳动者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成员的资格来参加劳动，他们的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还部分地归个人所有，他们的劳动还具有个人谋生手段的性质。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劳动的这两方面的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是到处可以觉察到的。它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过程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并且在劳动者的意识上也得到反映。作者还强调了提出劳动力部分地归劳动者个人所有问题的意义。过去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回避劳动力的个人所有问题，……甚至根本否认劳动力也有归谁所有的问题。这样，就容易把历史上几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混淆起来，也会把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本质区别抹杀掉。作者认为这会妨碍我们更深入地探讨按劳分配的问题。②
作者在阐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时，首先肯定了国家计划是主要的调节者，同时又强调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并为此作了理论上的论证。作者批判了我国长期忽视价值规律调节作用的错误倾向。过去二十多年，我们不善于利用价值规律，不懂得采取合理调整价格的办法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按比例发展。许多种重要的农产品价格偏低，影响了农业的扩大再生产。为了解决供求之间的矛盾，我们没有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及时调整价格，而是单纯采取行政手段，过多地采用征购、统购、派购和定量供应等办法。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在一个时期内采取这些办法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长期采用这些办法，范围也不能太广。有些同志宣称这些办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措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就更加错了。这样，作者就澄清了这个问题上长期广泛流行的错误观念。在工业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多数采掘工业产品价格低，盈利少，甚至亏本，发展慢;许多加工工业产品价格高，盈利多，发展快。结果，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供应愈来愈紧张，有些加工工业产品则大量积压。这表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不利用、甚至违反价值规律，国家计划也会失去调节作用，甚至适得其反的。这样，作者对价值规律调节作用的论证，就不单是停留在理论的分析上，而是建筑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上。③
作者在论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时指出：三十年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就必须自觉地、经常地保持比例，特别是要安排好积累和消费之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作者批判了我国长期违反这个规律的错误倾向。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是完全成功的。但作者在肯定一五期间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农、轻、重的比例失调在这个期间已经开始了。因为这个期间实行的征购、统购、派购和定量供应，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已经满足不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和由此所引起的城市人口增长的需要。一九五八年发生的“左”的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第一次发生了严重的比例失调。一九六一年开始调整，到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恢复正常状态。但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破坏，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作者依据三十年建设的经验，揭示了这个规律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始终自觉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的方针，农业生产快了，轻工业就跟着迅速发展，不但可以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而且财政收入愈来愈多，为重工业提供的资金也愈来愈多。这样，我们的道路就会愈走愈宽，工农业生产就能够持续增长，人民的生活供应将愈来愈充足。反之，如果违反了这个方针，为发展重工业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滥用征购、统购、派购和定量供应等办法来保障城市人民生活，我们的道路就会愈走愈窄。④
第三，作者在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时，并不只是限于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而且十分注意这些规律的运用。作者依据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规律的分析，提出不仅要在农村中，而且要在城市中发展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不仅要在手工业中，而且要在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行业中发展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作者把劳动力的部分个人所有作为根据之一，论证了按劳分配原则。与此相联系，作者还提出劳动者在就业方面应该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需要把这一点同国家的统一安排和企业的自由选择结合起来。作者依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分析，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管理，一方面必须有统一的国家计划，另一方面应该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作了充分的论证，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但这应做专门的介绍，这里就不详论了。⑤
显然，所有这些论述对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非常有益的。但《研究》的意义并不只是限于这一点，还表现在理论研究方面。毛泽东同志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说：看起来这本书是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没有概念、规律这一套;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这两种人没有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作者在《研究》的序言中表示：曾多次反复温习这个教导，力求不要重复苏联那本教科书的错误。看来作者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的。上述这些情况表明：《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依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比较系统地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
《研究》能够较好地贯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另一方面，作者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几近半个世纪，做经济工作也长达三十余载，而且作者是抱着“必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大胆创新，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再错再改”⑥
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有半个多世纪。这种不成熟的实践就决定了不成熟的理论。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并不是例外。事实上，《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包括我们在前面介绍的一些观点)，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阐发，并从实践上验证。这是需要我们大家都来努力的。
①本段内容，依次见《研究》第43、42、16、44、262、263页。
②本段内容，依次见《研究》第70、72页。
③本段内容，依次见《研究》第125、261—262、131.103页。
④本段内容，依次见《研究》第260、20、21页。
⑤本段内容，依次见《研究》第25.48、63、190.151、180、240页。
⑥见《研究》第2页。
作者：汪海波
第三篇：评经济学中理性人概念的方法论基础
摘要：形式化理性人概念之所以能够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不在于它以某种“理想化的”方式实现了对现实的抽象，而是它在客观上吻合和反映了物质资本利益主导的社会经济现实，其中物的逻辑、数字的逻辑是支配性的逻辑，工具理性相对于价值理论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形式化理性人概念与劳动者(或消费者)的行为逻辑并不一致，它在经济学中扮演的角色，井不像自然科学中对数学的应用那样是中立的、自由选择的，而是由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形式化理性人概念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工具理性建立在对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二分法基础之上，强调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一致性，即采取有效的手段以实现目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概念暗合于韦伯的工具理性，这表现为它把个体的决策模式，用形式上最为理性的方式即约束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来表示。理性人概念的精确形式化不仅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微观基础，而且从方法上讲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最终走向形式上的规范化、科学化道路中扮演丁关键的角色。理性人概念既是经济学家分析问题的基本工具，同时也是经济学侵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武器。很多经济学家如贝克尔、科斯等都认为，使得经济学区分于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在于其研究的领域，而在于其研究的方法。而实际上，一旦经济学家大胆地将理性人概念应用于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如法学、社会学，这些领域似乎都成为了经济学的“殖民地”，于是经济学的理性同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一道都被传播到了更大的范围。如同几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价值观的碰撞中西方的价值理念常常被宣称是普适的一样，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碰撞与交流中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概念也被经济学家们宣称为是普适的。虽然在法学、社会学等领域内对此不是不存在抵制的力量，但总体而言，借着“理性人”的东风，经济学的理性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渗透似乎是大势所趋。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概念可以被认为是对现实中个体行为的高度抽象：一方面，现实中的个体行为模式，从总体上讲基本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概念;但另一方面，现实中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个体完全像经济学中的理性人那样行事。通常，高度的抽象对于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伽利略研究自由落体运动时抽象掉了空气的阻力，波义耳一查尔斯定律抽象掉丁气体分子的体积，这都是理论研究中抽象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很少质疑他们的抽象是不对的，因为正是通过合理的抽象，人们才能够从对已知事物的规律认知逐步过渡到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才是合理的抽象?我们凭什么断定经济学中对于理性人概念的形式化处理，一定是对现实中的个体的合理的抽象呢?
一、具体的理性与抽象的理性
虽然抽象对于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是必要的，但抽象的层次不同，同一个概念的表示方法也会非常地不同。在经济学领域，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经济规律，而古典的以及新古典的经济学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规律，因此，在如何理解理性人概念，以及是否把理性人概念作为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问题上，两者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路线。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资产阶级学者抽象地谈论人性，而忽略了现实中的个人，并认为整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先于个人决策。因此在他们眼中个人理性总是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视角试图在历史时间的长河中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试图在变化的整体社会经济背景下找出某种不变的因素。这种考虑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更高的、更抽象的层面上讨论规律，因此，在他们眼中没有不变的理性，而只有随着客观社会经济条件而变化的理性。这里，客观社会经济条件就好比个体决策的约束条件，当约束条件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时，个体的决策模式自然也会有所变化。显然，这种跨越历史长河的理性人概念是无法运用形式化的方法予以精确表达的，因为这中间涉及到开放系统中个体与整体之间最为复杂的因果转换关系。相反，以研究特定社会经济现象为己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则只需要考虑：个体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具有典型意义?并在此之上构筑对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时代具有解释力的各种经济模型。
如果我们把那种考虑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的理性称为抽象的理性的话，那么，相对而言，那种仅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有效的理性就可以认为是具体的理性。对于后一种意义上的理性概念，要把它从诸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来似乎并不那么困难。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理论家应该被允许按照一种关于事实的‘理想化的’观点进行工作——也即人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一般的趋势，无视个别的细节，并根据‘好像’方法(‘as if’method)进行工作，也就是说，建立一项能够说明这些‘理想化的’事实的假说，而不一定专注于概括事实或倾向历史的精确性或充分性。”事实上，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理性人的理解或阐释正是由此而来的。
通过这种方式提炼出来的理性人概念本质上也是一种抽象，只不过此时抽象的程度实在太低，与社会现实离得太近，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它的这一性质。同时，也正由于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过于直接的关联性，人们也容易忽视对其科学性的进一步追问。稍加修饰后的理论性概念由于给人感觉直接源于生活，因此，它的正确性似乎是毋庸质疑的。不过，我们下面的分析将要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所运用的理性人概念作为一种服务于其理论建构而抽象出来的产物，它的科学性或正确性并不是可以通过简单地诉诸于社会现实就可以保证的;只有当它恰好与一定的社会生产结构相吻合时，它才有资格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石，支撑起整个理论的大厦。
二、工具理性与经济学中的形式化理性人概念
“工具理性”最早是由马克斯·韦伯引出并由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总结出来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所谓“理性化的劳动和生产组织”。后来雷蒙·阿隆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对利润的追求和合理的纪律这两者的结合”。韦伯又将合理性区分为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理想类型。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而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则以信念、理想、主观价值为目的，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韦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理性概念进行的解剖，而我们的研究是要表明，工具理性与经济学中的形式化理性人概念完全相通，它們都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和劳动是最为基本的两大类生产资料;资本家和劳动者分别作为资本和劳动的人格化化身，他们的对立统一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切矛盾的症结点。目前主流经济学中使用的形式化理性人概念，严格地讲是与资本家的行为模式相吻合，而并不那么与劳动者的行为模式相吻合。具
体而言，资本家作为资本利益的人格化代表，他对于成本收益的算计，或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的”，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又是由工业经济时代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物质资本在生产中的主导性地位所决定的。换句话说，资本家的理性决策(体现于对于成本收益的算计或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本质上是由工业经济生产模式下物质资本的增殖要求所决定的。虽然资本家也是人，他也具有最大化物质利益以外的其他需求。但应当看到，他之所以还能够被认为是资本家，就在于他做到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这本身就意味着。他有效地保障丫资本的利益，使资本在市场竞争中能够不断地增殖。如果他的行为模式不是建立在理性的成本一收益算计的基础上，不是致力于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从这个角度讲，与资本家作为自然人的其他方面特征相比，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是主导性的，是第一位的，因此把它作为对资本家行为模式的抽象也就是合理的。同时，由于资本家的成本收益算计，着眼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是工业经济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微观机制。因此，把资本家的理性决策模式作为建构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基础，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上图用简单的脉络表示出了与工具理性以及形式化的理性人概念所对应的客观社会经济基础。简单地讲，在物质资本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下，物质资本的逻辑是支配性的，它的逻辑就是物的逻辑、数字的逻辑，也就是增殖的逻辑或最大化的逻辑。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商业体制，其功能通过金钱，使各种事物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在批判那种不问条件地使用算计理性解释人类行为的做法时也指出，数字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只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
可以说，没有以物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条件，就没有所谓的数目字管理;没有数目字管理，也就不可能有工具理性的主宰;而作为现代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形式化理性人概念无非是这一切社会现实最直接的反映。
三、生產者的理性与消费者的理性
如果说资本家的理性决策模式完全适合于用形式化的理性人概念来加以表达，那么，类似的理性人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劳动者的决策模式呢?由于在今天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地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由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表现的，因此，为了与之适应，我们这里用企业来代替资本，用消费者来代替劳动者。在西方经济学中，形式化的理性人的概念是不加分别地既适用生产者也适用于消费者的。这表现在，从形式上看，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们的决策都被表示为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是在既定的要素价格水平上决定各种要素的投入比例，而消费者则是在既定的消费品价格水平上决定各种商品应该消费多少。这种做法有一个表面上看很明显的好处，那就是使得所有微观个体的决策都有了共同的形式化基础，使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达到了高度的协调和统一。所有的学过经济学的人都会记住不同版本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告诉他们的这个“事实”或接近于事实的假定(hypothesis)：经济学中的个体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决策总是可以表示为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但是，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只是为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事物强行地套上了一个相似的外壳。而一旦抛开这层人为套上的外壳就会发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由工具理性所支配，适用于形式化的理性人概念;而后者则不是简单的工具理性所能支配的，相应地形式化的理性人概念也并不适合。具体而言，生产者的理性决策模式的关键，在于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这里的利润最大化可以通过一个客观的数字大小来表示，而消费者的所谓效用最大化却根本无法找到这样一个客观的数字来衡量。现实中到底消费者是否遵循了效用最大化模式也是一个根本无法实证检验的问题。
既然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不如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假设来得“实在”(指有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支撑)，那么如何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它的执迷和重视呢?这就必须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讲起。大家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核”是一般均衡理论，市场均衡既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归属点;围绕市场均衡概念而形成的微观经济学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价格理论，它把生产者决策、消费者决策以及市场价格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但这个目的的实现建立在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模式的苛刻假定上，这包括边际产出或效用递减的假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假定。正是这些假定，有效地保证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决策的契合，保证了均衡的存在性。可以说，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假定其存在的首要价值，就是为了满足价格理论的需要，至于它与现实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度，这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反过来讲，即便有人构造出了一个更符合现实的消费者决策模型，如果它不能适应于目前的经济学构架，它也不会取代目前这个仅具有形式意义的消费者决策模型。毕竟，在主流的经济学范式仍占主导的情况下，人们不会为了这一个方面的真实性而抛弃掉整个经济学大厦的脚手架。
既然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假定只有形式上的意义，那么调整一下目前经济学中关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决策模式而代之以其他的决策模式，只要它同样能够达到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相契合的目的，西方经济学的“核”即竞争均衡仍然存在，西方经济学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经常有人指责经济学中关于消费者行为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因为现实中的消费者并不具有完全理性，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也不完备，还需要考虑除金钱以外包括时间、精力等的约束。这些指责之所以最终都不能构成拒绝经济学中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假定的理由，也是因为即便把这些更现实的约束条件加进去，经济学中的消费者仍然是配合价格理论存在的消费者，表面上好像与现实离得更近，但本质上无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构架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反倒是使假定不必要的复杂了。
虽然就主流经济学而言其关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并不具有太多的实质意义，在该理论框架内试图对它进行证实或证伪都是不切题的(它对此就根本就不关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放弃对主流经济学中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假定的进一步审视。正如生产者理性有资格作为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因为生产者理性在物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一样，消费者理性要能够作为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也需要类似的支撑。但实际上，这样的支撑恰好是不存在的，因为消费者理性与否并不能使他失去作为消费者的资格，也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消费者行为与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转之间缺乏类似于生产者行为与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转之间那样必然关联性。不过，巧合的是，正是因为消费者行为与整个社会经济运作之间缺乏直接的关联性，所以关于消费者行为的假设也就相对地无关紧要。目前主流经济学关于消费者行为的假设从这个角度讲也无所谓对错。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消费者理性与生产者理性相比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并不重要，关于消费者理性的假定也不是立足于客观的统计数据或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上(就像生产者理性那样)，但在一个商品化、货币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中，消费者确实也存在被货币化算计所牵引的趋势，虽然这种货币化算计比较主观、也比较无常。这就使消费者理性的假定在现实中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不至于完全离谱。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生产者理性向消费者理性的渗透，表现为物的逻辑逐渐主宰人的意识，也是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模式下人的适应性生存选择的结果。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合理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经济的诸事实的数理化，……，这甚至使人们的人生观、哲学、抱负趋于服从，趋于合理。人们一旦接受资本主义思想，无论医疗还是教育，以及其他一切事物，都会陷入费用——收益模式，只有符合这一模式的事物才是正确的，才给予继续存在的资格。”
四、“理性人”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理性
理性人作为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当然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释，而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被理解为理性的学科也是值得深思的。大家都知道，理性精神是自然科学产生的基础，它需要把研究对象视为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支配的事物。这种精神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它对于近代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科学的三大方法论巨匠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所开创的方法中都可以找到古希腊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子，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古希腊科学因素融合创新、批判扬弃而生成的新质。同样，自亚当，斯密以来，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科学理性也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经济学中对经济生活的对象化思考、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视、对自然秩序的崇尚以及数学化等学术传统，所有这些都是科学理性植入经济学的反映。虽然科学理性对于经济学来说是必须的，但科学理性在自然科学中的运用，同它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并不完全相同。在自然科学中，理性就意味着客观性，意味着没有主观价值判断的位置，但在社会科学中，理性是否同样意味着排除主观价值判断，这并不是不存在疑问的。今天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被认为是理性的科学，是因为它试图做到把一切事物都转换为可以实证的、精确的、可计量的统一单位，此时一切主观的东西都似乎被“客观化”了，科学的要旨似乎也正在于此。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经济学中看似出于方法上的考虑而使用的形式化理性人概念，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濟基础。没有以物质资本的积累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没有物质资本在社会经济中的支配性地位，物的逻辑、数字的逻辑也就不可能主导我们的生活以及意识。这意味着，经济学中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正是这样，它才能对现实社会有一定的解释力)，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单纯地在方法上模仿自然科学的结果。我们不能想象，如果经济学的一整套研究方法总体上起不到有效地解释或预测经济现象的目的，单凭其方法上的形似“科学”它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就。考虑到社会经济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演进的，以物质资本增殖和扩张为中心和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逐渐由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人力资本的性质与物质资本有很大的不同，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形式化理性人概念——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继续适用，这很值得深思。
一旦认识到经济学今天的“理性”实质上是由特定的社会生产结构所决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揭开经济学貌似科学的面纱，就可以大胆地质问：经济学的“理性”到底是谁的理性?这种理性又有何种合理性?对于前者，答案很简单，我们说经济学的“理性”代表了生产者的理性，物的理性，工具理性，而不是真正的人的理性。而对于后者，我们应该看到，当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成为主导人类生活的首要逻辑时，人类的幸福是受到威胁的。有人深刻地指出：“只要价值理性在知识论和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得不到正确的安置，它就一定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展现力量，在更多的时候，它表现为思想家作品中的怀旧症及整个社会生活领域里的乡愁，这是一种没有进入实践领域的潜伏状态，因此并无妨于日常生活的理性运转;但当它与日常生活领域里的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摆脱潜伏状态，进入实践领域，这个时候，它将一改人们印象中的“软性”特征，以惊人的力量挑战甚至损毁工具理性塑造的世界。”作为经世济用之学的经济学，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致力于指引人们通向幸福的道路，而不是相反。虽然经济学研究必须首先以客观性为前提，不能违背经济规律而以乌托邦的形式对人类的幸福加以简单地承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完全放弃价值判断、拒绝人的主观能动性。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奉实证主义为唯一正确的方法论，无非是工具理性在经济学领域中登峰造极的一种表现。当理论沦为一种纯粹描述事实的工具时，理论应有的批判性就没有了，转而变成了屈从于现实、为现存制度辩护的工具，其社会作用也主要是消极的。
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到了工具理性统治的危险，而今天的主流经济学中存在的这种危险却似乎并末被人觉察。韦伯曾把工具理性驱除价值理性的现象称为“理性化的吊诡”(Paradox of rationality)，即工具理性越发达越占主导，整个人类社会实际上越是远离幸福状态，其结果反而是一种十足的“非理性”。我想，这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经济学研究。不幸的是，主流经济学不仅对自身面临的这种危险毫不察觉，而且它还在使这种危险向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扩散。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这种危险扩散的结果。当以芝加哥学派为主的经济学家们试图把理性人最大化决策模式的触角，毫不忌讳地延伸到家庭、婚姻、法律乃至把文化、历史、制度等领域中时，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理性的僭妄。
最后，我们以福柯的一段话来作为结尾：“我认为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Reason)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对于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来说，仍然有必要思考目前理性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注释
①这里讲的资本的逐利本性其实也是指资本的增殖性，即资本天生具有增殖的倾向。所谓“资本天生具有增殖的倾向”。并不是单纯地指资本家主观上具有使资本增殖的动机，而是指在市场竞争中个别资本只有获取超越于社会平均或基本利润水平时它才能在竞争申生存下来，而这本身就要求它不断地增殖。
②单纯从技术的角度讲，可以构筑无数个满足这样条件的消费者决策模式，它们都可以保证需求曲线的囱下倾斜。
③这里只是针对经济学的整体构架而言。我们并不否认，通过添加更现实妁约束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价格理论 进行有效的拓展井得出更具有现实关联性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罗杰，巴克豪斯，张大宝等译，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26，
[2]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77。
[3]金指基，熊彼特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38，
[4]莫志宏，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ML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127，
[5]卢晖临，无处藏身的价值理性[EB/OL]，开放时代网，http：//www，opentimes，cn/to/200303/2003-03-58，html[2010一lo
-28]，
[6]陈振明，工具理性批判——从韦伯、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EB/OL]，文化研究网，h~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 displaynews，asp?id=3315[2010—10-20]，
[7]福柯，什么是启蒙?[G]//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47，
责任编辑：黎贵才
作者：莫志宏 刘业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