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论文范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乡土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乡土不仅是一个区域，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乡土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式，也是人们对生存方式的思考，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是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培育乡土情感，重建乡土精神，对涵养核心价值观、凝聚民族精神、消解乡愁有重要意义。

第一篇：乡土文化论文范文

发挥乡土文化功能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可以说，城镇化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它与城市化的本质相同，都强调经济社会的活动中心应从农村转出。只不过前者强调转向城市，后者强调转向城镇，在地理上的侧重点不同。在中国改革初期，城镇化带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重外延、轻内涵，其核心任务是调集一切资源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促进人口的就地转移。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虽然仍沿袭城镇化的提法，但它不是对20世纪80年代城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一种扬弃，是城镇化的升华版。新型城镇化既然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自然包含了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核心问题，人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就蕴含在城镇化过程中。在交往全球化、社会进程城市化的背景下，乡土文化如何既能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又能融入到城市化行列中去，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土文化的现状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提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工作，使生长于乡土间、与其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民俗民艺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农村承载的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农民业余文化生活匮乏。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乡土社会文化不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迅速消退，相反，它要经历复杂的断裂、再造、延续和创新的过程。应从村落的实际情况出发，自下而上地观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落地”形势，直面乡土传统与城镇化建设相遇引发的种种困难，而乡土社会中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

1城市建设的设计者和决策者因没有对农村社会的地方传统文化形成一种“文化自觉”而导致“破坏性建设的文化灾难”。在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农村社会的地方传统文化失去了合法性。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和支配，社会科学界把“传统”看作是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现代化理论假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现代社会经济必须建立在传统社会的社会格局被打破、旧的文化意识形态消失以及新的社会格局与理念形成的基础上，传统力量的存在会导致现代化的失败。在实践中，在一些地方把文化遗产当作“摇钱树”，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化政绩观”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过度依赖旅游收益，过度进行商业运作，超负荷开发利用，从而使当地的传统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性的开发。一些老街古镇只是保存了原貌，村民离开了原来的村落，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原有的文化形态已不复存在，所承载的传统文化信息也完全消失。某些城市化建设缺乏前瞻性理念的宏观指导，乡情特色工艺失传，民俗风情不再，邻里乡情淡薄，缺乏传承民俗文化、吐纳心声、交流情感的文化平台。

2当前的乡土文化处于伦理本位和利益本位相互交融的状态之中。乡土文化将农民塑造成伦理本位的个体，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权利义务关系，也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严格地限定着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然而，市场经济原则的渗透和冲击使得传统乡土文化的伦理意识日益衰退，原先具有血亲关系的“自己人”关系不断外化，村庄层面的熟人社会日益陌生化。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正在丧失，乡村生活的伦理色彩越来越淡化，村庄的交往规则逐渐摆脱了“血亲友谊”和“人情面子”的束缚，转向以利益计算为旨归的共识规则体系。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的变化表明农民行为动机重心发生了转移，由过去的主要考虑道德伦理，到现在更多地考虑经济因素。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率被严重高估，据目前统计，在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利。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现象。许多进城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还有一些农民坐地被城市化，成了“扛锄头的市民”。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千方百计把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一些农民“被上楼”，一些村庄成建制地变为城镇，违法拆迁、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农村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农村社会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农村组织形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行为方式也由利益驱动。

3农民乡土意识弱化，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在乡土文化中，传统的乡村比较封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孤立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封闭逐渐被打破，部分人开始进城务工。许多农业人口虽然在城市中工作多年，但是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但是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并在心理上获得认同。他们既不能扎根于城市，又不可能回归农村。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难以打破城乡对立格局，使空间受到限制。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257%，城镇户籍人口仅占约3533%，这意味着有近23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部分“灰色人口”既有违社会公平，又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农村社会的城市化尽管使得大量人口变成非农户籍，但他们却享受不到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依然游离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可是他们自身既渴望发展，也渴望过上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城市生活。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很强烈。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难以获得同等权益，他们在社会行动上与城市社会有明显的隔离，成为被边缘化、被“城市化”的居民。城乡分割体制使农民和市民形成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利益群体，失地农民生活在城市却得不到原有城市居民的认可，使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容易出现错位，好比是城市的“农村人”。农民陷入认同焦虑和认同困惑的身份认同危机中，孕育着许多社会隐忧，极易引发相对剥夺感、过客心理、游民化等后果。

4从乡土文化传承角度看，遗产后继乏人、传承断裂与城市化的速度相伴。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皆离不开具体的传人来进行薪火相传。长期以来各族人民主要以自然村落为共同生活群体，农村承载起了孕育、传承和发展文化的重要责任。乡土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界域概念，蕴含了两个基本特性：一是在乡土这个区域范围内，存在一个自治的、自给自足的群体共享同一个文化类型：二是乡土文化是一种区别于现代(城市)社区的文化，有一种所谓“传统”的东西在里面。在《乡土本色》中“乡土”主要指“乡村”之义。费孝通先生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无非就是农村社会，其根在“土”上。在过去，中国被描述成“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其本意是指中国社会大多数人依靠土地而生存。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逐年减少，2012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52.57%，传统农村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与最早提出“乡土文化”时的含义大不相同，但农村文化的传承却是一贯的，乡土文化的发展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许多乡村因此消失，农村的文化传承功能变得不堪一击。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最终大多数农村人将来到城市生活，许多乡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优秀传统文化都会面临着谁来传承的问题。新型城镇化过程是将文化自觉和文脉传承融入城市并改变城乡生活方式的过程，特别是要在新城新区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与原有城市的自然人文特征相协调，从而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因此，培养文化传人，承接与传递乡土文化，把那些式微的乡土知识找回来刻不容缓。

二、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提升乡土文化的功能

面对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遇引发的种种纠结和冲突，最难的是如何在继承与创新中为乡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要通过传递和创新的结合，才能日新月异，自强不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建设，既包括承接农村乡土民间文化，保存城市历史文化，也包括现代化进程中，在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孕育发展先进文化，塑造具有特色的城市现代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坚持“文化传承，彰显特色”的基本原则，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因此，新型城镇化是一种基于传承的城市化发展理念，是将文化自觉融入城市并改变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过程，是一种基于传承的城市化发展理念。乡土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与信仰表达的文化母体。

在城市化进程中只有保护文化血脉，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增强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到今天，已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保持地方文化特色至关重要。如今，许多城市正在经济优先的前提下，一味追求城市建设速度。道路的开通拓宽、楼房建筑的崛起、城市面积的扩大、人口的不断增加等硬实力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自觉想到文化软实力的传承、再造和提升的很少。而没有文化软实力的城市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物质躯壳，像一个人缺少了底气和灵魂，显得松散气虚，没有生机动力。只有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地方城市的发展才能具有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文化传统，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增强本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的传统和特点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制定出符合自身文化发展实际的规划，走出自己的道路，避免盲目追求城市化、现代化。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特别重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把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改造文化作为三个基本的使命，不仅要让许多乡村民族文化被传承下来，更多的要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借助文化保护传承建设彰显特色的城市。地方通过吸纳具有当地和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盘活地方特色传统文化资源，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软硬实力发达、充分体现地域和当地文化特色的城市。

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乡土文化的主导，通过它来实现多元文化的整合，增强转型期乡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淳朴的乡土文化，塑造了独特的乡土人格。乡土是养育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寄托乡情乡恋的精神家园。乡村村民虽从体制上融入了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但从心理上还未完全认同城市，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当传统的乡土文化遇上现代的城市文化，就会使许多农民身处农工两界左右为难，游走于城乡之间进退失据。农民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深受认同感下降、价值观扭曲、“无根”感增强等问题的困扰。事实上，因城市扩张成为“城市居民”的村民仍然希望过乡村生活。城市化的本质是寻求城乡文化认同，实现消弭心灵差距的“人的城镇化”。在这方面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文化工作者勇于创新、大胆探索，促进乡土多元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和谐统一，形成文化合力。

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系，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单单依靠政府推行的城镇化是难以完成农村社会转型的。只有将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与自下而上的农村社会自身发展需求相结合，农村转型才可能成功。而自下而上的需求，则与乡土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片面强调“现代性”对传统取代的有效性，忽视了乡土传统的持续性。“人的城市化”的基础是人的社区化，包括岁时节日、人生礼仪、信仰、家族等民俗传统，理应成为城市化建设“社区落地”的重要构建因素。在中国，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地方性的、亲近自然的和建立在传统的礼治基础之上的，这种生活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在快速城市化的强力推动下，具有悠久历史的乡村社会“空心化”情形十分普遍，乡村正处于重大变局的过渡期。“半城市化”地区正处于城乡社会转型阶段，失地农民日趋增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原有的乡土型社区已经被瓦解，而新型的城市社会尚未形成，农民的心灵归宿感缺失，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很容易引发失地农民的社会失控问题，亟需探索社区整合的途径与模式。在撤村并区、村落区划发生较大变化的地方，人们追溯乡土历史传统、寻找乡土文化认同的愿望非常强烈。乡土文化是一种很具体的文化，它贴近人民的生活，民众对它的感受真实而深刻，对民俗文化的运用通常是“常用而不觉”。因此，要正视村落危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设计中，通过培养农民对乡土社区的文化认同，激发其对本乡本土的热爱，使乡土社区焕发活力。利用好乡土文化这个软实力和助推器，对于促进城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作者：乔贵平

第二篇：乡土的文化意蕴和乡土教育的时代价值

摘 要：乡土不仅是一个区域，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乡土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式，也是人们对生存方式的思考，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是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培育乡土情感，重建乡土精神，对涵养核心价值观、凝聚民族精神、消解乡愁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乡土;文化意蕴;乡土教育;时代价值

乡土是一个有区域性特征的概念，但是乡土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区域。乡土总有许多生活的氤氲、有许多人生的意味在其中。而建立在乡土体认和觉解基础之上的乡土教育，也从来不是偏居一隅的教育，家国天下的历史传统，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乡土教育往往承载着宏大的叙事，其意义并不局限于教育本身。因此，在新的社会境遇下重新解读乡土，重估乡土教育的时代价值，有利于乡土教育在更广阔的空间得到发展。

一、乡土的文化意蕴

“乡土”是一个悠长而温暖的词汇，在先秦文献《列子·天瑞》中就有“去乡土、离六亲”这样的句子，可见乡土一词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乡土一词在教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广泛使用，从而形成乡土教育、乡土社会、乡土文学等学科范畴。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乡土的涵义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乡土是“一定的区域”，更是人“安身立命”之所

乡土不只是一个区域，乡土结构应该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乡土区域、区域中的人、区域环境和人的关系。因此，乡土不是一个独立的客体存在，乡土所体现的是主体人和客体世界形成的一种亲密关系，具体可以表达为乡土认知、乡土爱、乡土情怀、乡土建设、乡土改造等等丰富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乡土的主体，乡土是主体的对象化存在。乡土是人的栖居之地，人们在这片土地生存、生活;乡土是人的生息之地，借土地之利，人们创造财富，满足自身的经济需要。因此，乡土区域即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生活空间，从而赋予乡土丰富的含义。台湾学者陈宪明有一句话非常经典：“乡土不同于地区就好像家不同于房子”[1]，另一位学者李素梅在界定乡土的含义时也认为，乡土不应只是外在空间的名词，而是内在生活的表征[2]，都表明了乡土作为区域的文化意义。

(二)乡土是“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是文化的载体

乡土是附着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事、自然和社会，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中衍生的文化。乡土文化所体现的本乡本土的地域特色、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地名沿革、历史变迁、社会发展及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名人轶事，语言文化等，都在以一种“无声”的文化形式影响和熏陶着乡土生活中的人们。古语“以乡三物教万民”“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中的“乡三物”“俗”就是乡土器物、习俗、习惯，行为规范、乡规民约。以乡土体现文化，以乡俗施以教化，是乡土文化的重要功能。

(三)乡土是“家国同构”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和国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扩大的家，这一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在乡土志书中这种思想表达也是比比皆是，比如：“宗旨教人，爱国为要。爱国之道，始自一乡”[3]，“不知爱家，何以爱乡?不知爱乡，何以爱国”[4]，体现出爱国爱乡、家国一体的情怀。由此可以看出，乡土教育不是偏居一隅的教育，乡土教育总与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一定意义上说，乡土教育是地域文化传承和国家意识建构的统一，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层递进相一致。与“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理念相符合。

(四)乡土是“精神家园”的归属

乡土不仅是实体的家乡和故乡，也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归属，正所谓“心安之处是吾乡”。在中国文化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思、“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忐忑，都表达了对乡土的精神依托。在西方文化哲学中，“还乡”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命题。卢梭就曾指出，轰隆隆的机器声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使人们失去了许多柔情与韵味、人们的精神必须回到故乡中去，海德格尔更是把“诗意的栖居”作为返归故乡的路径。西方文化哲学的“回乡”虽然只是一种精神的构建，但却透视出人们在对现代化的反思中把乡土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象，作为一种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成为人生的关照和反思。因此，“现代性的乡愁”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特别是社会转型期，这种情绪愈加强烈。卢梭对现代化的批判，海德格尔诗意化的追求，本质上都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都是对生命之根的寻踪。可以说，乡土承载着祖先的印记，文明的符号，也许我们离开了土地、离开了故乡，甚至走出了地球，但是，这片土地的灵魂却永远渗透在我们的思想和血液中，乡土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二、乡土教育的时代价值

通过对乡土的文化解读，我们看到：乡土不仅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乡土也体现一种文化和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乡土是一个文化综合体，是一个文化符号。乡土意义的不断丰富要求我们在乡土教育上应有两个突破：其一，应突破乡土教育局限于学校教育的范围。一直以来，乡土教育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校教育的范式而存在的，但乡土意蕴的不断丰富和延伸，学校教育已无法容纳乡土教育的全部意义，乡土教育的社会化是必然趋势。其二，要突破比较单一的乡土教育价值取向，满足乡土价值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在学校教育的局限下，乡土教育以往的价值目标主要是两个：一是通过乡土知识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二是通过乡土情感激发实现爱国爱乡的思想教育目的。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和转型发展，乡土教育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人生意义日益凸现出来，乡土教育的价值体系需要重构。在新的社会境遇下，乡土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要突出以下几点：

(一)乡土教育要在涵养民族精神上继续发挥作用

一方面，乡土教育从传入到民国、从新中国到现在，始终如一贯穿着爱国爱乡、家国同构的主题，显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利用乡土资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乡土教育的思想传统。同时，民族精神是一种有着历史积累和沉淀的思想体系，又是一个随时代进步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而乡土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即承载着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承载着在社会变革中所形成的时代精神，所以以乡土为载体的乡土教育是联系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桥梁，既是民族精神的传统表达，也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呈现。另一方面，乡土教育作为涵养民族精神的重要形式，其突出的特点是乡土性强，乡土资源丰富多彩，它贴近人民的生活，接地气，易产生共鸣，人们对它的感受真实而深刻。“远行必始于近步，真爱必发于切身”，涵养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并引领时代风尚、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激励人民前进和社会进步的力量，乡土教育是重要的载体。

(二)乡土教育要对人生给予引导和关怀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既有宏大叙事又尊重个人生命和存在价值的时代。作为乡土教育，既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又要有对个体生命的引导。潘光旦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位育”，所谓“位育”就是要安其所遂其生。认为“民族有它固有的土地、气候、物产，是物质的环境;有它固有的文物、典章、制度，是文化的环境。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要安所遂生，自然第一得先和固有的各种环境发生相成而不相害的关系”[5]，乡土与人生的关系要求乡土教育必须引导和关怀人生。特别是在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现代性乡愁在广泛弥漫，人们试图在乡土寻根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在乡土文化中寻找精神的居所，在返璞归真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在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中重建精神的家园。因此，乡土教育必须直面人生，为消解现代性乡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乡土教育的价值体现。

(三)乡土教育要传承和重构乡土文化

乡土教育不是固守传统文化或要让人们沉浸在对已逝乡土社会和回忆中，而是让人们在脱离乡土社会后重建乡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重塑乡土精神。我们今天的乡土教育是建立在“现代生活”的新乡土之上的，乡土基础发生了变化，乡土教育必须适应这一变化，重构乡土价值。美国人类学家格里库里·贝特森认为“每一代人对他们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结构自己的文化。”[6]今天我们的乡土文化在继承和重建中也如是。一方面要吸收乡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要吸收现代生活的先进观念，展现既有文化传统又有时代精神的乡土文化。乡土教育不是使人与现代生活对立，而是让脱离乡土生活的人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归依。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再论文字下乡》中所言：“如果中国社会中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7]换言之，文字下乡是现代生活的需要，是社会生活的变化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乡土教育，是因为乡土社会发生了变化，乡土教育就是帮助失去乡土的人们找到连接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支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体系，乡土教育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可以找到这个支点。

(四)乡土教育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

乡土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也应该是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教育。早在1935年，民国教育家王镶在《乡土教育研究》中就指出：乡土教育是充实国民生活的教育;乡土教育是全民所需要的教育[8]。民国时期的国民改造热潮、乡村建设运动、生活教育运动曾经和乡土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乡土教育也曾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相呼应，也曾为开门办学、半工半读的教育改革推波助澜。这说明，即使在学校教育的范围内，乡土教育也总是体现出时代的脉动、与社会变革同行。但囿于中小学框架内的乡土教育，限制了乡土教育发展的空间，这也是乡土教育近20年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社会转型的加速，现代化乡愁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弥漫，乡土变迁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问题的凸显，为乡土教育的社会化发展提供了契机。乡土教育的含义更加丰富，乡土教育的价值更加多元，乡土教育要从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在社会生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综上所述，乡土不仅是一个区域，更是文化的载体;乡土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式，也是人们对生存方式的思考，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是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乡土教育既要发挥传统的作用，又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在重建乡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涵养核心价值观等方面体现时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2〕李素梅.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30.

〔3〕〔4〕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教育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96.

〔5〕潘光旦.潘光旦选集(第4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425.

〔6〕辛格尔顿.应用人类学[M].长江：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8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2.

〔8〕王镶.乡土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新亚书店，1935.5.

(责任编辑 姜黎梅)

作者：崔英杰

第三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复兴

内容提要　在进化论支配下的现代化发展观念追求的是资源的不断开发和财富的持续增长，而乡土文化是以边际效益递减和精细化为特征的内卷化文化，因而被进化论者视为即将消亡的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证明不断扩张的进化式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片面的城市化正在导致农村文化的衰败，也使整个社会的认同危机日趋严重。因此必须转向进化与内卷统一的发展观，必须认识传统乡土文化对于农村文化复兴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传统的乡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在于重建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和归属感，从而实现传统乡土文化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的复兴。

关键词　进化　内卷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乡土文化复兴

一、发展：进化还是内卷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之一，因为这个话题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一系列宣言和公约，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20世纪末以来各国应对全球文化发展问题的一种战略。实施这个战略的基本目的是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生态，因而这里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就这几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四级名录申报的情况来看也的确是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

如果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内容没有任何限制，那么这也就基本上不成其保护了。形形色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的文化共性，也就是具有保护价值的特质是什么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对此给出了定义。然而有一个没有被定义的特征其实更为重要，就是“乡土”(费孝通用语)文化或“乡民”(peas-ant，雷德菲尔德用语)文化特征，即与传统的农民和村落社会相关的文化特征。

从现在已进入保护名录的种种非遗项目来看，似乎有许多并非“农民的”或“村落的”文化活动。比如昆曲、古琴当然是士大夫们的高雅艺术，名瓷、名雕、名绣之类也基本上属于富人贵族享用之物，南京云锦干脆就是皇上专用的贡品，这些显然不能算“乡民文化”。至于端午节、中秋节等民俗节庆，恐怕也不是农村专享的活动，许多还是由官府主持进行的官方祭祀和庆典活动。

但从非遗保护的本义来看，保护的出发点是“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从这个观念出发，再考虑到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可明白，非遗保护的是文化多样性，包括不同社区，尤其是原住民、群体乃至个人的文化创造和传承。根据这种精神，应当注意到传统文化的不同类型，即具有大一统色彩的主流文化与具有多样性的社区、民类、群落文化之间的差异。按照雷德菲尔德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后者属于“小传统”，即乡民文化传统，这正是非遗保护理念的重点。尽管上面提到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例看起来不是直接存在于农村和农民生活中，但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在于精英化或普遍化特征，而在于由环境、历史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形成的文化独特性。这种文化独特性正是乡土社会“小传统”的重要特征。因此可以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乡土文化的传承。

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城市化，这使得以乡土文化为中心的非遗保护像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堂吉诃德式奋争。比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例子：“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邱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阿基里斯能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著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这段反诘等于宣告了传统文化遗产在当代的死刑。事实上，许多学者的确相信，那些诞生于狩猎、游牧和农耕社会的乡土文化如山歌、祭祀、史诗、民间故事等等，在当代科技和生活方式构成的都市文化环境中注定是要灭亡的。所谓保护，说自了不过是对正在消逝中的过去给予临终关怀罢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都市化文明进程中正在破碎、消逝着的传统乡土文化，这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在于：这种保护有可能、有意义吗?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改革开放初期刚刚开始进入“现代化”梦想的中国，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似乎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不再需要传统，也不再需要农民和乡土了。然而在经过了30年改革之后，问题已经开始倒卷了回来：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促进城市化、现代化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农村却日渐破败而成为留守老人和儿童株守的荒凉山庄;进城的农民工则始终是“外来务工人员”，既无法融入都市，又失去了乡土根基……在城市化进程中破碎、瓦解着的农村和乡土文化，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新问题，“新农村建设”因此而成为新的文化建设课题。但如果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50年代式的又一次破旧立新大改造和大跃进，进行所谓“有钱就盖房，没钱就刷墙”式的建设，简单地把乡村改造成低水平的小城市，那可能将导致新一轮更具毁灭性的“发展式破坏”。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建设，尤其需要重新唤起农民对自己家园的记忆、归属和认同。没有集体记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就没有了生活的尊严，这样的新农村只不过是个废弃的空壳。修复自然环境、保护乡土文化生态是唤起记忆、归属和认同感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非遗保护是一项对新农村建设乃至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复兴工程。

然而问题的发现还远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当代环境中，乡土文化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在现代化冲击下传统乡土文化的整体生态已经破碎，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在全球发生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在破碎状态中继续存在于新的文化空间的乡土文化，则在发生着种种转型和畸变。对于这种状况，进化论者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许多学者看来，传统乡土文化不是“进化”(Evolution)中的文化，而是“内卷化”(Involution)的文化，即只进行维持生存的劳作而没有扩张发展的文化。进化论相信只有进化发展才是人类、生物乃至宇宙存在的根本规律，逆之者必然灭亡。传统乡土文化既然只“内卷”而不向外扩张发展，当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破碎、消亡和转型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更是合理的。进化论的影响延续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的发展，即对自然的开发和占有带

来的物质财富的增长。按照这个理论，“内卷”的乡土文化当然还是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在这样的理论思潮背景下，保护乡土文化的观念的确像是在与风车战斗。

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逐渐开始发现进化论以来的发展观隐含的危险。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了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不可能。当然，这本书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还只能想象资源的有限性对发展的遏制。而时至今日人们所知道的威胁已远远超出了资源问题。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地球变暖、恐怖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难题层出不穷，即使像交通拥堵之类相比而言小而又小的难题，也没有一个可以看到解决的前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进化、发展的推动下发生的，罗马俱乐部因此而提出停止增长的“全球均衡状态”作为解决发展危机的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该用内卷化替代进化发展的观念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了。

如果按照社会学学者黄宗智的定义，“内卷化”只是用于描述封闭的小农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随劳动集约化提高而边际报酬递减的这样一个衰退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似乎只具有消极的经济学意义。然而从整个文化发展趋势的宏观视野来看可能就不同了。根据最早使用“内卷化”这个概念的学者戈登威泽的观念，这是“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这里所说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当代文化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因而内卷化可能也是当代人不得不考虑的另一种文化发展方式。近几个世纪中，以进化论为特征的“现代化”歇斯底里的发展不仅吞噬着地球资源和人类生存空间，而且无节制的物质欲望扩张造成了集体记忆的消失、群体认同的瓦解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崩溃，造成了人类积累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稀释和离散。当海德格尔引用赫尔德尔的诗句谈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可以说就是在寻求人类文明的“内卷”之路——人是否可以重新回到大地上?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进化论发展危机的一种典型表现就是在城市化尤其是城市乌托邦化的奢华发展过程中丢弃了农村和乡土文化，因而导致了农村的破碎和衰败。面对着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化发展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对于国家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公平和谐健康发展仍然是基础。然而与此同时也需要认真考虑的是，那种片面的进化式发展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自从现代化之梦产生以来关于未来的乌托邦想象，而代之以更现实也更严峻的未来期待。在农民进城、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农村的自然和文化生态重建这样一种内卷化发展也已经成为必须的选择。中国已经进入了“进化”与“内卷化”二元对立的生态文明发展阶段，乡土文化的复兴就是文化内卷化的重要内容。

让一种已经衰落的文化形态复活似乎是不现实的，也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冲突舶。所谓文化复兴并非简单的复活，而是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文化空间获得新的生命活力，是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态更新的过程。从文化复兴的角度讲，新农村建设意味着乡土文化生态的建设性恢复，包括传统记忆、群体认同和文化空间的重建。这种乡土文化生态建设是中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二、乡土：沉重的记忆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小岗村的大包干、大邱庄的工业化、华西村的共同富裕，都曾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典范和骄傲。这个时期农村的改革，面对的不是乡土文化传统，而是公社化以来形成的当代农村发展问题。如果以小岗村为范例，那么18位农民秘密托孤立“生死状”这一戏剧性事件可以说是传统乡土文化的再现。但此后的社会发展中农村走上了一条更为困难的道路。小岗村的辉煌很快就黯淡了，大邱庄变成了是非之地，华西村虽然一直以“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自豪，却是个无法复制的孤案。农村的发展越来越远离传统;越来越多的农民则成为在城市和乡土之间漂泊的候鸟。乡土文化传统似乎成为农村发展的障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郑义的小说《老井》发表并随后改编成电影。在这部作品中，乡土记忆成为一种焦虑。故事发生在一个几百年来打不出一口水井的干旱山村。故事中的主人公旺泉为了摆脱这种宿命而逃离山庄，但还是被爷爷抓了回来。他身上有一个具有传统象征意味的龙形胎记，似乎注定了他无法摆脱传统。电影一开始就是他背着一块大石板的镜头，隐喻传统对他的束缚和压力。他的情人巧英则由一只出没无常的火狐象征为机灵、外向而孤独的人格。故事的结尾终于打成了水井，似乎还算圆满。但这个结局多多少少令人感到无奈：沉重的记忆是否仅仅因为有了一口水井就可化解?巧英在故事结尾还是走了——尽管带着惆怅，她还是无法继续生活在这种沉重中。

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乡土文学，大都带着《老井》似的沉重和彷徨。有的作家努力为乡土记忆抹上一些亮色，但却很难获得认同。比如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突出了传统乡土文化色彩——荒僻、贫穷的社会和粗鲁的性格。这部电影放映后受到了大量的批评。批评的主要原因在于电影表现了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中一直被叙述所遮蔽的一面，因而被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乃至“辱华”的影片。严格地讲，“丑化、糟蹋、侮辱”这样的词语，应该是指捏造、歪曲事实的情况，而《红高梁》中那些粗鄙的乡民形象尽管不登大雅之堂，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生活的捏造歪曲。可以想见，在这种激愤的情感深处埋藏着一种对粗鄙的传统乡土文化的憎恶。

对乡土文化憎恶的另一面是对“现代化”生活的想象。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表现的就是这种想象。北方某山村赵家坳的一群青年男女到广东打工，姑娘们进了工厂，而“青年突击手”志强和金贵却被挡在门外。这些“外来妹”们在磨难中逐渐成熟起来，各自选择了自己的路。这部电视剧虽然讲到了打工仔的艰辛，但坚信这是一条有前途的道路。有的人回到了山里，却发现自己已不属于这里了，结果又带了一帮小姐妹出来继续打工。故事想让观众相信，外来妹们最终会真正进入城市变成白领，乡土文化将被忘却。从那时至今20年过去了，当时的外来妹如今有的已成了祖母;然而农民工还是农民工，这个文化群落基本上没有融入都市。尽管如此，农民们仍然一批批背井离乡到都市去打工。一位社会学学者调查了这些农民工后写道：

打工有点像朝圣，没有到过长城不单不是好汉，甚至还会遭到别人歧视。“没去过广东的人，我们叫做‘山龟’，即是养大后没有下过大海”……

都市成为农民关于自己未来生活前景的想象，而自己的乡土家园则在一点点被忘却。

陕西乡土作家贾平凹从80年代开始写了一系列以自己所熟悉的陕南农村为背景的乡土小说如《商州》、《小月前本》等等。这些描写陕南商州风情

的作品是对正在消逝中的乡土所做的田园诗似的方志：

当日这个世界还比较平和，虽然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祸乱，但河南的水灾已消，邢台的地震也归于安静;即使外边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之灾，这商州却风气坦然。此地去陕西省城三百六十多里，居四山中，众妙悉备，庄严，清静;地低温和，有杂草奇木，土产林果;引水灌田，又丰稻麦，盛菽豆;毛驴数头驮粪负筐山上，无人控驭，自知往来。山地有山地之趣，乡人有乡人之乐。

作者描画的乡土平和、恬静如桃花源，也可以说是中国版的阿卡迪亚。这里看不到郑义那种回忆的沉重，但却蕴含消逝的惆怅。

早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作家如鲁迅、沈从文等，就已经关注到中国乡土社会的衰落。他们一方面对过去乡土社会有着田园诗般的记忆，同时也因为受到进化论思潮影响而期待着尚未可知的未来。

问题是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之后，这些被改造的乡土中国变成什么样了呢?

……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办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过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因抢劫坐牢的三个，因赌博被拘留过十八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事公安局来了一车人。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这是贾平凹2005年发表的小说《秦腔》的后记中写下的一段话。

应当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小说，而是小说的后记。其中讲到的农村破败的景象尽管不能被完全证实，但绝非小说家言式的虚构，而是作者切身之痛的表达。如果拿这些文字以及小说中的描写与他前20年的商州系列小说相比，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者乡土记忆中痛彻心骨的破碎和幻灭感。

乡土中国的消逝曾经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历史淘汰似乎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新的、光明未来的开始。因此在过去，人们关于乡土社会的田园诗想象固然带着伤感与无奈，同时又未尝没有一种对新生活的期待。50年代的人们想象过像电影中的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农村乌托邦：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中奔驰着“康拜因”(联合收割机)，驾驶室里飞飏出少男少女们欢快的歌声……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人们对未来农村的想象则来自关于美国大型农场的传说：农场主和少得不能再少的几名农业工人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方法管理着大片的农田、牧场和森林，农场主要做的事只是戴着牛仔帽，骑着骏马或开着皮卡在草地和乡间道路上驰骋……

然而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农村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发展。中国近年来整个社会改革发展的大趋势是在走向现代化和城市化。近几十年来社会的发展似乎是在不断地抛弃过去的记忆，城市建设就像甩掉包袱一样不停地拆迁和翻建，拆除的旧建筑从几百年的旧城墙到才盖好不过一二十年的楼房。抹去一切旧的痕迹就为了建设一种具有更纯粹“现代化”特质的乌托邦世界。

20世纪的后半期，中国终于摆脱了农业文明的烙印，迅速地从工业文明一跃而进入后工业文明的时代——影像化生存、数字化生存和网络化生存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形态。在这个消除记忆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陷入了尴尬。传统的乡土文化的确在衰微，农村却并没有从此转型而形成无论是想象中的苏联抑或是美国那样的田园乌托邦。传统乡土社会的劳作方式在改变，生活内容在改变，社区结构也在改变，最重要的是，大批农民离开了乡土，离开了农耕生活，进入城市谋生。然而他们仍然是“农民工”，他们的身份仍然归属于农村，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就是他们身份归属的证明。乡土社会的确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但它能够随着农耕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吗?脱离了传统乡土文化后的农村会变成什么样子?大都市已经用沥青、水泥、地砖和人造草坪抹去了土地的痕迹，难道农村也要抹掉土地和依附于土地的生活方式?“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贾平凹的疑问正是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面临的困境。

进化论相信历史是“先进”不断地战胜和取代“落后”的弃旧图新过程，相信一切已经存在的东西都必然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取代和消灭。关于传统乡土文化必然消亡的观念根据就是这种文化的经济基础农耕社会已被工业文明乃至更“先进”的后工业文明所取代而走向消亡。从人类社会的物质形态发展来看，这种进化论历史主义的观念是可以被证明的。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类社会并非只是物质组织，人类历史并非只是物质形态的演变。历史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不断的积累，包括经验、思维、想象、情感与社会关系等种种精神活动记忆的积累。追求“现代化”的革命激情一次次引导着人们努力“破四旧”，扫除一切旧东西的痕迹。然而每次激情的破坏结束之后，怀旧、复古的思潮总会卷土重来。这种周而复始的思想斗争使得进化论的历史逻辑变得可疑起来：消除记忆、消除历史的进化论企图或许根本上就是不现实的?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农村改革思路就是使农业摆脱内卷化发展，通过机械化、规模化和商品化使农业生产转向边际收益递增的发展模式，让大多数农民离开土地，让农村城镇化，最后走向美国农场式的农村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想象的前提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会吸收掉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特点。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大压缩了这种发展趋势的期待空间。指望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的二、三产业继续大幅度增加就业岗位，再吸收几亿农民进入城市已不再现实;更重要的是，30年来已进入城市就业的数亿农民迄今仍然是“农民工”而不是工人和市民。几十年来虽然可能有许多农民工终于在都市里扎下了根，但这并没有改变城乡之间根本的身份差异。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农民从整体上不可能转移到都市当市民，也不可能变成发达国家那样的农场主和农业工人。

传统乡土文化原有的生存空间已经被破坏，但

中国式的乡村仍然存在。尽管已经有半数以上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他们的家园仍然在农村;尽管中国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商品化，农业生产越来越机械化，大多数中国人的食品需要仍然要靠最基本的耕地面积和农业人口来保证。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传统乡土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矛盾处境。

就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发展热情高涨的上世纪80年代，缅怀、追寻乡土记忆的文化思潮就以“寻根”文学的形态显现了出来。当然，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思潮基本上是从“现代化”意识出发对传统进行的文化反思，有的关于传统的想象又受到魔幻现实主义之类异域想象的影响而带上了传统文化所没有的怪异、鬼魅色彩。总的看来，当时的“寻根”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查根”和“审根”，希望通过对传统的重新审视来确认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途径，而非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情。所以当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以欣赏的态度表现乡土文化时，热心寻根的人们却无法接受了。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以批判的态度面对传统的乡土文化。1984年春天，青年画家陈逸飞来到一处保存完好的江南水乡小镇周庄写生。这次写生的收获之一是后来被联合国选作1985年首日封邮票的作品《桥》。

陈逸飞的周庄图像开启了上世纪90年代的怀旧之梦。1995年张艺谋拍摄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虽然不算成功，作为实景拍摄地的周庄却因此而更加为人所知。在这个时期，乡土文化作为怀旧图像和旅游景观回到了人们的兴趣视野中。从周庄开始，越来越多的古镇、乡村和传统民俗事象被开发出来成为热门旅游景观。乡土文化不再意味着愚昧鄙陋，而是一种比豪华、现代的时尚更有档次的趣味。

然而当怀旧变成了时尚趣味时也就意味着传统变成了新的商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乡土文化变成了消费符号和商品包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丽江古城。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纳西古镇，尽管仍然保留着精致古雅的古城风貌外观，内容却全变成了供游客消费的酒吧餐馆和旅店。这样的怀旧虽然向往的是传统文化，得到的却是古董的赝品。传统在怀旧中又一次遭到破坏，似乎证明了历史的不可逆转。

三、“原生态”：乡土文化复兴的期待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逐渐改善——免农业税，新农合，小额贷款扶持，家电、汽车下乡，再加上为了体现新农村建设成果而盖房的盖房、刷墙的刷墙，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确有了改观。但中国农村的现实和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收入和社会保障等物质生活条件方面。一位农民工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回想在上海打工的那段时间，真像梦一样遥远了。说起来谁都不信，在上海那么_长时间，繁华的南京路、五光十色的上海外滩，我压根儿就没去过。对上海的印象，就是一个大码头，全是集装箱和货物，以及轮船刺耳的汽笛声。我得感谢上海，在上海打工的收入，去掉吃穿等用度，净算起来近3万块钱。这些钱，变成了我现在住的4间砖瓦房和结婚的全部家具。我们这些打工的农民，大多数或早或晚还是要回到农村的，城市再好，但那里没有我们的家……农民工在城市，只有干活的份，你不能生病，不能有任何奢求。城市不是我们的，即使打工几十年，还是要回家，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农民工尽管身在大都市，他的记忆、情感和身份所归属的家园却仍然在农村。从整体而言农民不可能真正离开乡土，这是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新农村建设也不可能把农村变成城市，只能是在改善环境、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重建农民对自己乡土家园的认同。然而，对于越来越远离传统家园和乡土文化的当代人来说，重建对传统的认同是可能的吗?

2006年7月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个人赛中增加“原生态”唱法比赛，这件事似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原生态”这个概念引起的歧义和争论。以前涉及乡土文化时用的是“民俗”、“民间”或“民族”之类比较专业的概念——民俗文化、民间文学、民族唱法等等。在民间艺术之外另起炉灶讲“原生态”艺术，不但与民俗文化概念相混，而且关于什么是“原生态”，什么不是“原生态”也很难明确区分。因此使用这个概念似有故弄玄虚炒作概念之嫌。其实有专家已指出，“原生态”这个概念是被“挤出来的”：

近年来全球化、现代化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作用于我们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文化生活，在时尚、快餐文化流行的社会背景的挤压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艺术从概念到生产过程。从流通到大众文化消费都发生了质的变异。个性、独创性、地方性越来越多的被标榜着规范、统一的科学体系和无所不在的市场所异化或整肃，传统处于不断的边缘化的过程之中(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的文化母体(从歌而论的“原生态”民歌)，因为不适应所谓的科学体系和评价标准，已经难以进行良性的文化传承，无法进入主流文化的评价、传播体系。更令人难堪的是，面对众多的“晚辈”，我们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连用以标明身份的名称也无以为继了。于是，产生了带有强烈文化诉求的“原生态”概念。归纳起来，这一概念的文化诉求主要是：1、原生性的各种民族民间艺术表现形式是文化记忆、更是文化基因，是需要保护的文化种质资源，最理想的保护方法是活态传承。2、强调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从技术层面上讲，民歌主要表现在唱法上)，批判艺术表现上的同质化现象，强调民族声乐发展在演唱方法上的百花齐放。3、表达出对主流文化、时尚文化以及文化市场中传统因素或自我意识严重缺失状况的担忧。

这段话以近乎激愤的口吻抨击了当代主流、时尚文化对传统乡野文化的排斥。而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原生态”是一种面对主流文化趣味的抗争，而事实上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在央视青歌赛上，许多专家和电视观众对侗族大歌、羌族兄弟组合等表演的韵味独特的多声部唱法赞赏不已。几乎可以认为大多数人对那些乡土气十足的民间歌手以及他们的演唱表现出高度的兴趣甚至惊讶。

青歌赛上许多电视观众乃至一些专家评委对“原生态”表演的反应可能多少有些误读的意味。比如用“美”或“美妙”之类形容词表达对“原生态”演唱风格的赞美，对许多民歌的特征而言就未必是个准确的表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描述自己听到民歌的感受时说“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可否理解为他对民间艺术的偏见呢?其实他的感受可能是很正常的。那些因未经文人或主流艺术家修饰雅化而被称为“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并非以艺术风格的精致完美为特色。在许多情况下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艺术的原始、稚拙、粗野或者毋宁说“土得掉渣”，才使得它们受到古典和现代艺术的排斥和挤压。当这些几乎在普通人的艺术经验中完全不存在的东西突然出现在国家级的

演出舞台和荧屏上时，可能人们更多地感到的是惊讶甚至震惊。

震惊过后又有人会质疑：这些从乡野走进舞台的演唱还能算是“原生态”吗?当杨丽萍的“云南映像”受到类似质疑时她曾辩解说，那些演员都是真正的乡民，他们的表演完全和生活中一样。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消除这种疑问。的确，离开了乡土文化的生态环境，“原生态”这个概念还能否成立，真的是个问题。如果再寻根究底地问下去：如今能够见到的任何一种民间艺术难道不都已经过了无数演变吗?“原生态”文化究竟应该追溯到哪里才算真正的“原”?

这些质疑看起来的确难以回答。但这些其实并非真正的问题。这个“被挤出来的”概念真正的意义不在民俗学或人类学方面，而在于文化发展观。它的提出是对当代人的审美趣味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挑战。

如果人们的赞赏只是因为得到了一种不同于习惯经验的新鲜感受，那么这些乡土文化遗产可能如同新的考古发现一样，意义无非是唤起人们对逝去世界的想象回忆，制造另一种怀旧癖，却不能因此证明传统文化具有了新的活力和传承条件。其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初起时，许多人就相信所有保护的努力可能无非都是临终关怀——让那些过去时代遗留的文化如回光返照般呈现，而后便逐渐消亡，最终以某种数字化记录保存的方式入殓。

但实际情况有时并不那么悲观。这些歌手被称为“原生态”，并非因为他们是最原始的歌手，而是因为他们的独特唱法并非经过专业培训，而是他们生活的环境中传承至今的乡土生活情趣的一部分。第一次原生态唱法大赛中有一对获得铜奖的歌手特别引人注目，就是由四川电视台选送的四川阿坝州羌族歌手仁青、格洛兄弟组合。他们演唱的二声部复调酒歌不仅声腔奇妙，更因质朴率真而诙谐的表演神情令人忍俊不禁。他们与其说是在唱歌，不如说是在展演自己家乡的生活方式。大赛结束后，立刻有多家文化公司争抢这两兄弟;台湾、香港电视台邀两人去演出;北京一家文艺团体也看上了兄弟俩;他们还应邀参加了央视《艺术人生》录制。人们在他们的表演中看到了乡土生活中不为外人所知的魅力。

格洛和仁青家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攀县，从公路翻过山，穿过原始森林才能来到他们家所在的村庄。这个小山村交通不便，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信号，要徒步四个小时才能到有邮局的地方。20年来这里只在80年代放映过两场电影——《平原游击队》和《地雷战》。在这里只有一半的人家有电视机，而其中绝大多数只能收看到三个电视台的节目。歌唱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仁青对记者讲：“一般说，像我们这的话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像城市里面，我今天累了大家出去撮一顿，然后唱一唱卡拉OK啦，或者进一下舞厅去跳跳舞，这样的条件根本就达不上，然而我们这儿，像白天，特别是秋时和农忙季节比较忙，大家都比较辛苦晚上就聚在一块喝喝酒啊，聊聊天，然后就开始唱歌，这样的话一天的劳累全部在歌声当中带去。第二天，去做的话肯定觉得心情有点舒畅。”

他们的歌声属于远离当代生活的乡土，生活在那种封闭空间的人们也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希望走出大山看到外面的世界。这似乎证明了乡土文化的必然消亡。然而当歌手们在外面取得成功后却出现了一些变化。推荐仁青、格洛的音乐人汪静泉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我们刚才看着我们的后边，那老乡在唱，那种喜悦他是非常自豪地在唱，他们为他们寨子出了两个全国出名的明星，这个影响非常重要，那么年轻人他就会唱，哎呀，他越唱他越会听，他就想你看我们在唱，哪一天可能汪老师又把我们也带出去了。”记者发现仁青和格洛成了村里人的榜样，这里的年轻人又开始爱上自己祖先的歌了，晚上，村民会来到记者住的地方，放声歌唱。

这里好像出现了一个悖论：乡土文化变成表演活动似乎意味着传统文化生态的破坏，而恰恰又是这种表演唤起了乡民对自己文化的自豪。仁青和格洛看到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后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也带出去生活，羌族人的家园也会在外面世界的影响下改变。但他们的成功影响了世界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认知和评价，也影响了他们对传统文化认同的再造。羌族多声部演唱在音乐专家看来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歌唱技巧和美学风格，而对他们来说这种评价意味着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

原生态演唱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类个案，但它对社会以及对相关文化群体所发生的影响表明，在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背后是由相关文化群体的生活历史、观念和情感认同构成的完整文化生态。尽管这种乡民文化生态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冲击下正在衰微和转型，但改革30年来的历史已证明，那种消灭乡土文化的城市化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农村还有几亿人在坚守，进入都市的农民工他们的归属感还在乡村，这个现实决定了农村文化生态仍然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现代化的危机中开始反思和回顾，传统乡土文化的原生态活力所具有的情感魅力在这种思潮背景下逐渐呈现。所谓“被挤出来的”原生态概念，就是乡土文化的一种近乎挑战性的呈现方式。乡民的传统民间艺术和民俗活动被当代都市人重新发现和欣赏，乡民们固然是变成了被凝视的对象，但同时也是他们从镜像中重新发现乡土自我、重新寻求身份认同的契机。

新农村建设虽然常常被理解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运动，其实是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活动。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对农村自然生态的修复，也是对农村文化生态的复兴。当代村民们的生活方式连同他们的生活空间都在变化，而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习，却可能使乡土文化传统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经过涵化、调适而获得重生。

责任编辑：杨立民

作者：高小康